在延安工作九年的洋医生

马海德(右)及夫人周苏菲与苏联医生阿洛夫在延安窑洞前合影(资料图片)

我的父亲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的医疗事业、卫生事业、外交事业和新闻宣传事业奋斗着。他在中国生活了55年，但是他总跟我说，“在延安抗战的那些年，是我这一生最出彩最幸福的时期”，他的遗嘱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将骨灰撒在延河里。

　　延安有了一位“洋红军”

父亲是穷苦孩子出身——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一个炼钢工人家庭，祖父当年从黎巴嫩一个小镇因招工而移民美国。1933年秋，在日内瓦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当时23岁的父亲和两个美国同学从地中海乘船来到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

一年后，另外两位同学离开，只有父亲坚持留下来继续在上海九江路开诊所。在霞飞路(今淮海路)上一家德国人的书店里，父亲遇到了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后来又通过其结识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一个和他肝胆相照的终生朋友，也是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人物。不久，他又认识了宋庆龄，父亲经常与她见面，听她谈关于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和看法。

1936年5月底，为了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全国人民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上海地下组织找到宋庆龄，请她帮助邀请“一位可以信赖的外国记者”和一位外国医生来访问，以帮助改善根据地的医疗条件。

在征得中共中央同意后，宋庆龄将人选定为后来写出了震撼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称《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和我的父亲，两人几经辗转于1937年7月到达延安。

从7月16日晚开始，斯诺和父亲就开始正式在毛泽东的住处进行访问，“毛主席当时住的是里外套间的窑洞。窑洞内布置得非常简单，除了墙上挂着一些地图外，窑洞中间只摆放了一张木制方桌和几个没有靠背的木凳子”。毛主席连着和他们谈了几个晚上的话，向他们介绍了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抗日主张。这期间，作为医生的父亲还给毛主席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结果显示身体非常健康，回应了白区各种报纸上“毛泽东是个肺病鬼”“得了不治之症”等诸如此类的谣言。

除了访问毛泽东，父亲和斯诺还在黄华的陪同下在陕北走访3个多月，访问了红军连队、地方政府、干部学校和剧社等，参加了连队讨论会，出席群众大会，观看文艺演出等。与此同时，他们还到宁夏、甘肃前线采访包括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徐海东等在内的红军将领。

而在访问的过程中，父亲不忘自己的职责，仔细考察了位于红军前线或后方大大小小为数众多的医疗卫生单位。通过与医生、护士和伤病员的交谈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用英文写出了一份《苏区医疗卫生工作考察报告》。报告不仅叙述了医疗机构的现状，而且分析了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后来，这一实事求是的报告获得了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

通过对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认识和了解，父亲加深了“只有这些人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能够使中国将来有更好的社会”的认识。此外，与这些革命人士的接触也促使父亲更想加入革命。

所以，当访问结束斯诺离开时，父亲却坚决地留了下来。党中央、毛泽东任命他为“中共红军卫生总顾问”，这道命令标志着他正式成为红军队伍的一员。不仅如此，父亲后来在八路军、解放军中也担任过职务，他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建设，这在西方人里是绝无仅有的。

后来有一次，在周恩来的建议下，父亲将名字改为马海德，既保留了美国的姓“海德”，又在其前头加上中国西北地区回族同胞姓氏中常见的“马”字，名字的改变也意味着他决心为中国革命奋斗终生。

　　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

1937年底，从山西前线重返延安后，在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的同时，组织上又决定让父亲兼任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医生。他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看过病，这些病历现在还在我家中。像彭德怀、陈毅、贺龙、刘伯承等这些高级将领，只要回到延安，不管是开会还是汇报工作，父亲都要亲自找他们给他们检查身体。出于对父亲人品和能力的尊重，他们都很配合。对父亲来说，最难对付的保健对象要数毛主席。

毛主席养成了夜里办公上午睡觉、昼夜颠倒的生活习惯，而且有一点风湿，肩抬不起来。父亲就想尽各种办法来调节他紧张的神经。为此，父亲还专门请木匠打造了整个边区内第一张乒乓球台子，很简陋，球网也是临时凑的，一有时间就拉着毛主席打乒乓球。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他就拉着毛主席去跳舞，让他锻炼身体。为了保证毛主席有更多的休息机会，他还常常陪他打麻将。父亲和母亲结婚后，我们家离主席住处很近。为了让毛主席活动关节，父亲就拉着母亲和我每天陪毛主席散步。

后来父亲回忆起那段时光时说：“我对中央领导同志是身体保健，他们对我却是思想保健，我比他们得到的更多、更幸运。可以说我是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父亲还担任鲁迅艺术学院的校医，正是在校医这个工作岗位，邂逅了他的终身伴侣——我的母亲周苏菲。两人在舞会上相识、相恋，之后于1940年结为夫妻。

父亲与延安军民同患难，共奋斗。他乐观和善，乐于助人，时常有人找他帮忙修理手表、手电、打火机，甚至应急当接生婆，他都有求必应，因而被大家称为“我们的万能博士”。

　　边区医疗事业的领头人

在延安，父亲的职责不仅仅是治病救人，还要发展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

1937年底，他接到建立陕甘宁边区医院的命令。当时整个红色根据地的医疗条件可以用“一无所有”来形容，不但没有一所像样的医院，也没有一间像样的诊所，甚至连一些比较像样的医疗设备都没有，而真正受过正规训练的医生还不满十个。

除此之外，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长期对红色根据地采取坚壁清野严格封锁的政策，也使得红色根据地缺少开展医疗工作所需的医药供给。

在中央的支持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之下，依照父亲的关于改善八路军和边区医疗卫生条件、健全军队医疗网络的全盘构想，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采取“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勤俭办医疗事业”的方针，先后在延安办起了卫生部直属医疗所和陕甘宁边区医院。这两家医疗机构的成功建立，为今后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面对缺医少药的极端困境，父亲按照宋庆龄的嘱托经常将自己的工作情况、当地急需的药品、物资情况写成报告，通过周恩来设法转给宋庆龄，以便为根据地广泛争取海外援助。根据这些材料，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进行对外宣传，争取国际社会的了解与支持。

在宋庆龄及保卫中国同盟的大力支持下，父亲先后接待了前来支援抗战的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的爱德华大夫、柯棣华大夫和巴苏大夫以及德国的汉斯·米勒大夫。

那是1938年3月，作为向导和翻译，父亲负责全程接待刚刚从西班牙反法西斯前线来到延安的白求恩一行——“美加援华医疗队”，并带他们参观设在窑洞里的后方医院和安置在农家的伤员病室，以及军医学校等。父亲和白求恩一见如故，两人曾多次在彼此窑洞里畅谈包括国际形势、中国抗战、哲学和医学等专业知识。

白求恩奔赴前线后，父亲是他与中央以及外界联系的唯一联络人。1939年白求恩以身殉职后，父亲在延安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我认识的诺尔曼·白求恩》，后来发表在香港《新闻通讯》上。当时，为了纪念白求恩，八路军医院改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由于中外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得以迅速开展。以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为总院，先后发展了8所中心医院，24所分院，形成了总计拥有11800张病床的医疗网。根据病案可查的记录，仅在1944年到1947年3年间，父亲在延安诊治的伤病员就达到了4万多人次。

宋庆龄对父亲的医疗工作十分满意，曾去信称赞，并赠给一张她的10英寸半身照片。正面有她的亲笔签名，背面写有这样一句话：“感谢你对国际和平医院所作的努力和献身精神。”

　　延安对外宣传的播音员

在延安时期，父亲为中国的外事工作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新华社最早的外国专家，在红军时期、八路军时期接待所有外国来访者，为当时外国人了解真实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在我看来，延安时期的外宣对中国抗战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父亲是其中做这个工作做得最好的人之一。

为了让全世界人民了解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党中央决定让新华社开辟一个英语对外广播节目，来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的决心和主张，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负责筹备节目的廖承志一下子就想到让父亲来主持节目，父亲痛快地答应了。自此，每天吃完晚饭后，他都会骑着马到当时位于清凉山山麓的新华社驻地去加班播音。

除此之外，廖承志还分配给父亲一项任务——收听国外新闻，翻译出来给中央领导人看。那时候用收音机收听电台比较困难，偶尔可以听到法国台或者英国BBC的新闻，父亲就负责把新闻听了以后记下来，再翻译成中文并整理成资料。从1937年后半年到1938年，毛泽东桌上都有一份参考资料，也就是《参考消息》的前身。

当时，很多外国记者都来到延安报道红色中国的情况。由于父亲的外国人身份，又一直在延安，他几乎成了当地的“景点讲解员”，外国人一到延安，都先到他这里报到。

父亲对人都很热心，人家也很喜欢他。特别是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以后，为了与美军观察组更好地接触，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央军委外事组——现在外交部的前身，父亲被任命为外事组顾问。父亲用自己的语言和智力，以及一个美国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向美军观察组的成员讲述八路军、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抗战的理念。

从1937年到达延安，到1946年跟随大部队撤离延安，父亲是在延安待过时间最长的外国人。他还参加了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10月1日，父亲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后来，周总理还兑现了他在延安时许给父亲的承诺，亲自在父亲的中国国籍证明上签了字，父亲成为第一个正式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作为一名美国人，父亲真心地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什么地方需要他，他都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就像去世前他告诉我的那样：“我没有什么觉得悲伤的事情，我尽自己的努力做到了一切为中国人民所能做的事情。”

　　【人物小传】

马海德(1910—1988)，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1910年9月出生于美国。1933年取得日内瓦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为了考察中国正在流行的东方热带病，于1933年来到上海。抗战时期奔赴延安，帮助发展边区医疗卫生事业。1950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国籍，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并取得世界范围内的成果。1988年10月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马海德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2009年被授予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作者简介】周幼马，马海德与周苏菲之子。1943年出生于延安，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在《中国建设》杂志工作，曾有10年时间担任宋庆龄的私人摄影师。199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今日中国》杂志社高级记者、马海德基金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