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辛子陵的五大谎言与历史真相（上）——读辛氏的《“百年中国历史真相”丛书前言》

钱昌明：辛子陵的五大谎言与历史真相（上）　　

——读辛氏的《“百年中国历史真相”丛书前言》　　

前一阵子网上有贴子盛传：北京市纪委已找辛子陵“谈话”，说辛氏正在写检查，似乎已“老实”了不少，几多静默，辛子陵好像已被“和谐”了。可是，严酷的现实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作为一名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他是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作为一名为国际资本集团和国内复辟势力冲锋在前的马前卒，他是一刻也不会停止反共、反毛的恶毒攻击的。　　

日前，网上流传着一部“电子书”，“出版”的日期是2011年6月5日，书名曰：《百年中国历史真相丛书》，“丛书”主编就是辛子陵。要了解“丛书”想反映什么？人们只要看看辛子陵为这套“丛书”写的《“百年中国历史真相丛书”前言》（下简称《前言》）就清楚了。　　

辛子陵为什么要主编这部“丛书”？他在《前言》中以“救世主”口吻，开宗明义地提出：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功罪是非，已与国家兴衰、人民福祸连在一起。评说中共和毛泽东不是中共党内私事，而是举国公事”（以此为他公然无视党纪，敢于“违宪”、敢于踐踏《党章》，诽谤毛泽东提供借口）。他肆无忌惮地对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现今领导层喝令：　　

“中共必须与毛泽东切割，毛尸出堂，毛像下墙，脱胎换骨地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民主政党”！（这里辛子陵彻底扯下了自己的“党员”伪装，他公然要共产党把无产阶级政党“脱胎换骨地”“改造”成为“一个民主政党”！）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辛子陵公然向党组织叫板，这像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口气吗？不！这是一个十足的叛徒反水的嘴脸，这是十足的两军对阵在阵前挑战时一条恶狗的狂吠！　　

辛子陵对今年1月中央党史研究室推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表示不满，认为，在对历史、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是极大的倒退。”接下来，他又以散布政治谣言的惯用手法，硬说邓小平曾在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过：　　

“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一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据此，辛氏认为：必须推翻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评价毛泽东。　　

辛子陵的说法不值一驳：　　

且不说邓小平是否说过上述这段话；即使这段话是真的，邓的“作出全面评价”也不等于是全盘否定毛泽东呀；更何况，我们至今也未看到彭、谭、陆对毛的评价材料；即使彭、谭、陆确实要全盘否定毛泽东，那也不等于这三个人就掌握着真理？更不能得出全党要彻底否定毛泽东的结论。　　

归根结底，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的毛泽东，他的历史地位是由客观的全部中国革命史评定的，是由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评定的，决不是像辛子陵这样几个小丑所能撼动的！当前在全国自发兴起的、持续高涨的“毛泽东热”，其实就是对毛逝世35年后最客观的评价，也是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一直享有崇高评价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人们可以想象，像辛子陵这样靠制造政治谣言、靠搞政治投机和反毛起家的共产党叛徒，由他来主编所谓的“百年中国历史真相丛书”，能会有什么“历史真相”？有的只能是对历史的歪曲与诽谤，有的只是对历史的杜撰与捏造。谓予不信，下面我们不妨看看辛叛徒是怎样胡诌建国以来的历史的？　　

辛子陵说：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着“争论和斗争”，存在着两种“趋向”：　　

以刘少奇、周恩来为正确趋向的代表，以受迫害的八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22人为正确趋向的支持者；以毛泽东、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为错误趋向的代表，真实地写出他们之间的争论和斗争，那就是一部充满了历史教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　　

历史上真的存在过像辛氏所讲的那种“党内两种倾向斗争史”吗？如果有，那为什么不干脆称为“两条路线斗争史”呢？以刘少奇为首的“正确”一派，以毛泽东为首的“错误”一派，一直在斗，直斗到粉碎四人邦。哦！原来辛子陵怕讲“斗”字，他怕讲阶级斗争，当然更怕讲路线斗争。于是乎只能修正它，改用“倾向”这个词。　　

可惜，辛子陵如此杜撰历史，刘少奇会同意吗？周恩来会同意吗？他们愿意当这种“倾向斗争”的头吗？这122名“受迫害”的八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承认吗？（这可得有史实证明，总不能仅凭辛氏一个人杜撰吧！）至少，直到今天，没有一条史料可以证明。这显然是辛子陵幻想出来的21世纪的新天方夜潭！　　

接着，辛子陵在《前言》中重弹《红太阳的陨落》中的谎言滥调，继续搞“谎言千遍，便成真理”的下三烂手法，再一次强行给毛泽东罗织了五条所谓“主要错误和罪行”——辛氏炮制的五大谎言。现特摘录如下，并以客观历史真相加以批驳。　　

一、“一个人推翻了新民主主义的建国路线”　　

辛子陵炮制的第一大谎言，也就是他为毛泽东罗织的第一条罪状：　　

“一个人推翻了七届二中全会形成的实行15——20年新民主主义的建国路线，强行停止新民主主义建国进程，1953年开始了‘三大改造’，动摇和消灭私有制。”　　

真是奇哉怪也！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人为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搞“三大改造”，“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完成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过渡，这怎么成了毛泽东搞“独裁”的一种“罪状”？　　

人所共知，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是当时全党的一致共识，更不是毛东一个人的观点。当然，七届二中全会上也根本没有制订过辛氏杜撰的什么“15——20年新民主主义的建国路线”。　　

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为个阶段，或者说是两歩走。第一歩，推翻三座大山，完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歩，也就是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写道：　　

“这个革命的第一歩、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论》）　　

1949年3月，为了迎接胜利，为了给新中国的创建作准备，特别是为了帮助全党在思想上完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二中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并获得一致通过。其中提到建国以后的任务时，就明确指出：　　

“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这一报告表明：建国以后要搞社会主义工业化，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全会一致通过的。　　

胡乔木说得好，“中国共产党从来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纲。它认为，中国要确保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繁荣富强，使劳动人民免遭剥削和贫困，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出路。”（《胡乔朩文选》第2卷，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取得重大胜利，抗美援朝战争虽仍在进行但胜利在望，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提上日程，所有这些，都促使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得不考虑面临的新课题：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以及与之相配套适应的“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毛泽东鉴于1949年以来中国国情的迅速变化，这就是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例的不断扩大，相对地私营经济比例在不断缩小，感到这种变化对“三大改造”非常有利，于是最早考虑到了这个问题。1952年9月24日，他在听取周恩来报告同苏联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要与会同志一起考虑：　　

“工业，私营占32.7%，国营占优势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见《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　　

毛泽东的观点是清楚的，就是要大家一起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据薄一波回忆：“对于他的论点，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出异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第221页）　　

同年10月间，刘少奇在10月20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再次引用周恩来报告中关于公私经济力量对比的数字，并阐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他写道：　　

“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90%以上是国营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冊第5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版）　　

信中还谈到打算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设想，以及对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问题，并说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体方法。刘少奇的信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　　

此后，毛泽东又外出调查，并在一些会议上多次谈到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听取意见。经过9个多月的酝酿和准备，他才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系统的阐述。再经过两个月，才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宣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宣部制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引用毛泽东的话作为正式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00页）　　

这条总路线又被概括为“一化三改”或“一体两翼”，都是一个意思。即：“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一化”或“一体”；“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三改”或“两翼”。“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当时估计是10——15年。　　

事实上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是拥护这条总路线的，并积极推行、贯彻这条总路线。周恩来在1953年9月政协的一次会议上，就积极向政协委员们作宣传：　　

“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我们就认定新民主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为什么现在把这个问题明确化？因为过去几年忙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现在，朝鲜战争已经停止，各项社会改革已基本完成，国家已经转入建设，并且经过将近四年的摸索，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按：即公私合营方式）这样一种形式去完成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比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49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53年9月8日，转引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785——786页）　　

邓子恢也认为，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结束，已经成功；现在进入社会主义，已经开始走向社会主义，但又还没有到达，这就是过渡时期。”（《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93页）　　

过渡时期总路线推出后，在全党上下的一致努力下，在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下，很快在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高潮，通过对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运动，通过对私人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提前完成了三大改造，基本上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对这段历史，《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述是：　　

“到1956年，全国极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留下了一些问题。……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今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讲话》中也提到：　　

“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其中讲到的第二件大事就是：　　

“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在客观地回顾了50年代的这一段历史以后，人们就可清楚：三大改造，确实是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都积极参与设计、并经过党的会议多次讨论，完全符合组织程序郑重推出的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怎能说它是毛泽东“一个人推翻了七届二中全会形成的实行15——20年新民主主义的建国路线，强行停止新民主主义建国进程”呢？　　

就是这么一件伟大的历史事件与深刻的社会主义变革，却被辛子陵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独裁”的产物，并认定这是毛对国家、对人民犯下的一大“罪行”！这除了能证明辛子陵是个背叛革命立场，坚决对抗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叛徒，蓄意制造污毛大谎言以外，还能作怎样的解释呢？！　　

二、“一个人推翻了八大务实的经济建设路线”　　

辛子陵炮制的第二大谎言，也就是为毛泽东罗织的第二条罪状：　　

“一个人推翻了八大务实的经济建设路线，把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强加于全党，1958年强制推行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造成经济大破坏，饿死37，558，000人。”　　

又是毛泽东“一个人推翻了”党的路线！一个人“强制推行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饿死了3755万人”！看来辛子陵非要把把矢盆子覆在毛泽东一个人头上不可。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首先，被辛子陵奉为正确“倾向”的中共八大路线，其本身就是在毛泽东的直接主持下由党的领导集体共同制定的，它的主要理论基础就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　　

早在195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邓小平草拟的两个八大文件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陈伯达、陆定一等7人组成“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胡乔木、马明方、谭震林9人组成“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负责。　　

1956年7月初，刘少奇主持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写出了第一稿，此后毛泽东就开始直接主持对八大政治报告的讨论和修改。据史料反映，从7月6日到14日，毛泽东先后6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政治报告初稿；15日和19日他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7月23日以后，中央主要领导移往北戴河继续商讨修改政治报告。以后初稿经多次修改，但迟至8月22日，初稿篇幅仍长达9万字，毛泽东要求将其压缩到3万字以内；并对其中的建设部分、国际部分和党的部分，让周恩来、陈云、张闻天等再作修改。直到八大开幕的前一天，即9月14日凌晨6时，毛泽东还在审阅前一天刚刚修改排版出来的政治报告文稿，并且作了少量的文字修改。　　

9月15——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新的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等文件；选举了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他们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构成全党的领导核心。　　

八大政治报告构成党的八大路线，它的最大特点是：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即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主要表现在：　　

1、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评估：“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　　

2、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3、对今后任务的表述：“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刘少奇：《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见《人民日报》1956年9月22日）　　

以上三条，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归结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实质的表述：“这个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其次，八大路线的改变，是不是像辛子陵所讲的那样：是毛泽东心血来潮，一个人突然把它改变的呢？非也，这十足是辛氏的污蔑！　　

客观的史实是，八大路线历经了从1956年10月1日“毛刘天安门城楼对话”，对它提出质疑，直到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改变提法，前后有长达20个月的时间。在这近两年时间里，既是毛泽东认识的重大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共高层领导认识的转变与同一的过程，这里边根本不存在毛、刘两种“倾向”的对立问题。　　

造成八大路线变更的主要原因：除了理论表述本身的缺陷外；迅速变化的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才是促使毛泽东及其整个中央高层领导认识的转变的真正原因。　　

第一，理论上的缺陷问题。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原本就是个新鲜事。在5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人曾较多地借鉴苏联的做法与认识。不能否认，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但关于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苏联理论界对社会主义论述的影响。　　

苏联是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一年的11月，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其中明确宣布：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已将所有剥削阶级消灭了。苏联已成为一个“工农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是最完美的社会制度，他在理论上根本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放弃了阶级斗争学说，似乎“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已成了一个“和谐社会”，尽管他随后在实践中又搞了阶级斗争（肃反）扩大化。　　

后来，毛泽东在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批了斯大林这种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否定阶级斗争学说的观点：　　

“斯大林在一个很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呑呑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毛泽东选修》第五集，第356页）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只有适应与不适应的关系，从来就没有把两者割裂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的提法，这是八大理论表述上的缺陷。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曾引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写道：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页）　　

据八大档案记载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八大政治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原本并没有“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它是在八大闭幕式开始之前，也许是出于行文概括的需要，是陈伯达和康生协商后临时加上的。陈伯达和胡乔木还一起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可是，这时距离大会闭幕式开始只有一个小时了。这个情况表明，毛泽东在如何界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问题上，当时确实是心存疑虑的，尚未对此形成成熟的看法，加之时间不等人，所以毛泽东在“琢磨了半天以后”，还是同意将它印发大会进行表决，最后通过了。　　

据说第一个对八大决议提出疑问的人是列席会议的苏共客人米高扬（参见《王光美访谈录》），也许就是出于米高扬在一张“便笺”上的质疑，在八大闭幕后的第三天的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提到：“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　　

据《王光美访谈录》中说：“当时毛主席只是提了一下，没有说要改变或者采取什么措施，所以中央将八大《决议》等文件照常发出了，事实上也没办法改了，来不及了，而且刚刚通过就改也不合适。”　　

第二，形势比人强。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急剧变化，促使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在认识上发生转变。　　

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既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最为动荡的一年；同样又是国内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一年。　　

2月，苏共20大召开，大会闭幕前赫鲁晓夫以突然袭击方式作“秘密报告”，以“反个人崇拜”为借口，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也给西方提供了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口实。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高层对此感到忧虑，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为表达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决定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撰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并于4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文章立场鲜明地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认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6月、10月，国际上接着发生了波匈事件。波匈事件使两国政府很快垮台，更使匈牙利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从根本上发生变化。　　

在国内，这一年由于三大改造引起的社会关系急剧变动，加上各级领导在工作中出现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也引发了不少“乱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等事件。以后，特别是1957年5月中共开展整风运动后，确实又出现了一些右派分子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最终演变成为全党一致对外的扩大化了的“反右”斗争。　　

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演变，促使毛泽东和中共高层认识的转变。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在1956年11月10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讲道：“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　　

12月29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重要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是中共高层数度开会，反复讨论，八易其稿的产物，是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问题理论思考的结晶，它提醒人们绝不能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丧失必要的警惕。　　

在总结国际国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逐渐形成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同年10月，毛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中明确提出：　　

“关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问题。这是主要矛盾，毫无疑问。过去是反帝反封建，已经解决了，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锋芒，是消灭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在农村中是改造小资产阶级，中心问题是以合作化解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又说：“八大决议没有否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为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八大分析是指生产力讲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来是非常正确的”。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的观点，以及其对主要矛盾问题的论述，显然不仅是他个人的认识问题，它也反映了整个中共高层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过程。正因此，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才会有刘少奇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这一报告正式认定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并在会上获得通过，从而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的表述。　　

在庄重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以党的文献的方式，重新确认七届二中全会对主要矛盾的表述，这能说是毛泽东“一个人推翻了八大务实的经济建设路线”吗？不！这应该是毛泽东和当时整个中共领导层认识转变的客观反映。　　

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纪坡民研究表明，通过他对《王光美访谈录》一书中所披露的重要史实的分析，可以证明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这句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不是八大《政治报告》的正式内容，不是毛主席和刘少奇提出来的，而是陈伯达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自己加上去的；”　　

“第二，在八大期间，并不存在所谓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在‘路线’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问题。实际上，八大的《政治报告》，虽然是由刘少奇同志主持起草的，但在《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毛主席同刘少奇以及中央领导集体之间，曾经多次密切地交换意见，毛主席不仅多次审阅了《政治报告》的文稿，而且还给刘少奇同志写过许多亲笔信件。这些，都有档案中的手稿为证。”　　

“第三，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这个所谓‘主要矛盾’的提法后来被放弃，也不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有什么‘路线斗争’，而是因为苏方米高扬写的那个便笺，中央进行研究后觉得提法不妥，在几个月以后作了修改。从国庆节毛主席和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谈话内容看，这个显然是他们两个前两天夜间交谈的继续，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当时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产生矛盾。”（纪坡民：《关于“八大路线”问题的几点补识——读〈王光美访谈录〉》，见“京报网”2007年9月2日）　　

八大二次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从而掀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应该说，此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要负主要领导责任，但在第一线积极贯彻推行的刘少奇等人同样负有重大的责任，决不能像辛子陵那样，对毛泽东作恶意的诽谤。对此，人们不妨可以听一听1980年8月邓小平对这段历史的评价：　　

“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评述，它绝不会是邓小平的“伟大谦虚”和对故人毛泽东的刻意“奉承拍马”！　　

至于辛氏的所谓饿死3755万人的谎言，本人已在《且看叛徒辛子陵的丑恶嘴脸——读〈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文中作过驳斥（见“乌有网”《钱昌明文集》），故不想在这里再费笔墨。　　

（本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