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迈斯纳、老田：文革中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控制权的争夺

作者：老田来源：主人公网 2006-09-16

日期: 2006-08-09 02:23

中国文革研究网(www.wengewang.org)整理

“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和最热烈的崇拜者是中国的年轻人。他们把毛看作是以往浪漫的革命历史的纯洁代表，是能够清除当时的腐败并创造一个更好的崭新的未来的圣人。被毛封为“勇敢大胆的开拓者”的红卫兵，在破“四旧”运动中走遍了全国。他们携带“小红书”(在他们看来，小红书有近乎魔法的性质)，到处发表宣言，宣称要从“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中吸取“精神力量”。1966年8月18日，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重要的时刻，红卫兵令人半信半疑的举动被赋予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这一天，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的出现。日出时分，毛象上帝般出现在城楼上，带着红袖章，成了红卫兵的“最高司令”。

“文化大革命”早期阶段年轻人的崛起，表明了以对毛的个人崇拜为象征和推动力的革命信仰主题的复兴。在个人崇拜庇护下的这场运动，若只是一个青年人的十字军运动，那么对社会学研究来说，它或许最终会表明只不过是一场异乎寻常的插曲而已。但是，这场运动迅速扩大，把其他社会阶层也卷了进来，并且很快就清楚地表明，毛的崇拜者已遍布整个中国社会。到1966年的后几个月，城市无产阶级——中国最为先进而且大概也是老资格的社会阶层——开始响应毛的号召，造起共产党及其组织的反来了。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新阶段中，工人阶级的组织大批而迅速地出现了。虽然这些组织反映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不满情绪，代表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但它们都宣称自己完全忠于毛，信奉毛的教导，都搞崇拜毛的各种仪式。在“文化大革命”的战斗中，尽管农民卷入不深，但对毛的崇拜也在农村传播开来。村子里建立了敬奉毛思想的公共“忠字室”，农民家庭则通常有自己的“忠字牌”，家庭成员清早和晚上聚在这里，对毛表示崇敬，饭前背诵“小红书”中的语录已成习惯。个人崇拜是如此的广泛和深入，以至于毛的劲敌也不得不打起毛的旗帜和口号(如果他们想在政治上做点什么的话)。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斗争是争夺对崇拜的控制，是‘由谁’以及首先是‘为了谁’来利用这种崇拜。”

下面简单说一下个人崇拜为谁所利用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最显著的特点是注入了传统的宗教象征主义。正如旧时中国皇帝称为‘天子”(“天子”把宇宙秩序与社会秩序联系起来)一样，“天”成了毛的象征，人们把毛和宇宙的力量等同起来了。在中国传统的宗教象征主义和现代革命的宗教象征主义不自然的混合中，“太阳毛主席”被称为“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他的光芒照亮了一切革命者的心。根据道教神秘主义的玄想，“毛思想”被说成是能够战牲一切敌人的“法宝”，而敌人则被(用佛教中说魔鬼的术语)斥为凶恶的“妖魔鬼怪”、“牛鬼蛇神”。在全国各地修起了纪念毛的革命业绩的展览馆。这些展览馆面东朝阳，地面用印有向日葵的小磁砖铺成，官方报刊把这些展览馆称为“圣地”。农民在“忠字牌”前表示对毛效忠的方式，与在祖先牌位前的传统作法一样。

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的强烈的传统形式和奇怪的宗教形式，与它为之服务的这场运动的目的根本不协调。“文化大革命”是从猛烈攻击中国的旧传统开始的(当然也攻击西方资产阶级传统)。“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基于这样的假定，即打破旧的价值观，是对人民的思想进行现代革命改造的前提条件，而这一步又是保障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行动的基本前提。个人崇拜的各种传统形式和象征，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为埋葬旧传统、传播现代革命精神而召唤出来的。看来，这种传统形式比毛和毛主义者所希望传播的新的革命价值观对大众意识有更大的影响。

革命的、攻击旧传统的人反而提倡传统式的偶像崇拜，这种情形当然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卡尔．马克思曾指出；“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1968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热情的减退，随着毛逐渐把突如其来的群众运动缓和下来，对这位主席的崇拜反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无节制了。毛著作的印刷量和发行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实际上挤掉了其他一切著作。毛的肖像、塑像和石膏像的尺寸和数量都增大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毛的崇拜还被等同于一种真正的、大部分是自发的群众革命运动，而现在这种崇拜则非常象正统教堂里所履行的常规仪式了。1968年夏天，在北京的观察家们注意到，“人民的脸上呈现出冷漠无情的神态，他们仍打着红旗和这位主席的画像行进，但这只是出于习惯而已。”据报道，“解放军工作队在北京各处搞起了派性调解机构，在这里，对立派系的成员坐在一起绣这位主席的画像。”学校的孩子们早晨相见不是说“早上好”，而是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当时曾夸耀说，这是聋哑儿童学校教的第一句话。越来越多的人搞起了有组织的朝圣，来到纪念毛泽东生平的“圣地”表示效忠。检验对毛是否忠诚的标准，主要不是看遵照毛的“思想”所进行的革命行动，而是看背诵毛的格言和语录的能力以及街上和家中悬挂的毛的肖像的尺寸。“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对毛的崇拜曾激励群众采取破除旧传统的革命行动，但在这场动乱的后期，它所产生的只是要群众崇拜偶像。

“文化大革命”不寻常的和与初衷不符的结束方式，或许是由具政治根源所决定的。从这场运动一开始，就要求人民服从于一个人的无所不包的智慧，这表明个人崇拜已经违背了“文化大革命”的既定原则，即唯一的方法是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然而，群众正是在个人崇拜的合法权威下，以“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方式起来造反的。在已经如此异化了的政治权威和把一切政治智慧和思想智慧都归于毛一个人的迷信的影响下，政治上无情、幻想破灭了的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在体力上和精神上均已筋疲力尽。他们曾以毛的名义战斗，现在则应该拜倒在毛这个人造偶像面前了。这可能有些做作，但绝不是不合逻辑的。

最后，“文化大革命”并未产生有活力的政治组织来取代中国共产党，毛又不得不以列宁主义的和“文化大革命”前的形式来重建党的权威，不过这时毛是名副其实的主席了。在70年代前期重建党的过程中，对毛的崇拜——或更确切地说，是这种崇拜中那些极端的、不合理的方面——被相应地废弃了。

斯图尔特．施拉姆指出，个人崇拜降温的决定，部分地是由于毛后来认识到，对他的“天才”的盲目崇拜和死记硬背从他的“思想”中抽出的一些格言，并不能解放中国人民，也不能使人民的觉悟革命化。这可能是一种过于宽厚的解释。实际上，个人崇拜当时只是部分地降温，而且是在达到了毛主义者的政治目的之后才这样做的。在1970年工2月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毛本人也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毛当时说，这种崇拜是作为武器用来反对他已不能控制的党内官僚阶层的，既然他已重新获得了党的最高权力，并清除了“修正主义”分子，那么这种崇拜就该“降温”了。在以后的年代中，奉承毛的那些过分的形式确实“冷”下来了，不过，个人崇拜依然存在(尽管形式上减弱了)。

(选自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六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日期:1991。

在二月逆流时期，“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声被造反派唱彻神州大地。造反派和最高领袖之间的相互现实需要、由此激发的感情联系，在当权派的攻势面前得到强化，但这一联系在文革期间，始终未能理性化或者制度化。文革后期当权派为了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实施把“毛泽东思想仪式化”的个人崇拜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造反派的“感情”接轨的：从感情出发的造反派无法有效反对抬高毛泽东个人的各种仪式化安排，哪怕是荒谬的忠字舞。

原来的造反派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起来造反的，依据是毛泽东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去把握运动方向的，这也是造反派的一个唯一的优势：具有舆论上的支持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代表身份。毛泽东思想按照造反派的理解去掌握的方式，必然要为当权派所领导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所反对，这些人现在具有事实上的优越政治地位，但是他们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却并不怎么样，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和把握方式，现在要按照现实的政治地位重新界定，按照“文化水平低”的群体竞争需要，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便利方式需要重新确立，结果是仪式化的“三忠于”“四无限”和“忠字舞”等代替了原来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研究。

毛泽东把芒果转送给工宣队，却被大肆发挥为一种政治象征：各地都组织规模浩大的游行活动去“迎接”芒果模型，当权派把一个偶然的事件强行赋予政治内涵，并以此去逐步割断造反派和毛泽东的政治联系。这本身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个人崇拜”，而是十分精明的政治竞争手法，是当权派政治经验的结晶，体现的是“打着B52的旗号去打击B52的力量”的精明。竞争现在变成争夺“毛泽东旗帜”，而造反派却完全疏于应对。

“忠字舞”的发明也许具有偶然性，但是推广和普及到那个程度，就不是偶然性能够解释的了，这只能是强势群体在背后推动的结果。工宣队和军宣队本身，也许只是为了获得与自身优越政治地位相称的文化地位，所以热衷于仪式化毛泽东符号，而当权派则乐意看到造反派的文化地位被剥夺。

这对于造反派而言，被割断与毛泽东的政治联系和夺走毛泽东旗帜，是一个最严重的“权力”被剥夺过程。因为当权派实际上掌握着党政军人财物，造反派本来就不掌握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唯一的凭借是“毛泽东思想正确代表”的文化权力，勉强算是有一个文化上的优越地位，这使得他们免于当反革命和右派的政治风险，也是他们降低自身造反成本的政治凭借。在“忠字舞”兴起之后，造反派这个文化地位也丧失了，就只剩下被“秋后算帐”的份了，在这样一个悠关造反派生死存亡的“毛泽东旗帜争夺战”中间一败涂地。从1968年末开始，各级各类的“五不准学习班”，开始把大批造反派作为专案审查对象，这些学习班还往往被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当权派一方面把毛泽东思想仪式化，以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同时还发起所谓的“捅马蜂窝”运动，以夺取造反派在基层革委会中间所获得的政治地位。造反派最拿手的还是群众运动方式去显示自身的意志和力量，一九六九年九大前后，武汉等地的造反派发起有一定声势的“反复旧”运动，以表示对当权派的不满。这是文革的第五个回合。

（摘自老田：《作为文革标志的群众大民主运动：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奕的七个回合》，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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