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之名与国有制之实——评陈明《何谓“公有”?》对两种所有制的混淆

作者:理论指导实践gq 来源:理论指导实践gq公众号 2026-11-19
陈明把前者直接叫作“国家所有制”然后衔接后者,用后者的产权语法冒充前者的所有制语法,最终只会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核”换掉,只留下“公有”之名和国有制之实。名实之间,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被消解的地方。

在微信群看到王导转发陈明《何谓“公有”?——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逻辑再认识》一文。该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民法共同所有权法理中,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寻找理论依据。

要正确纠正和肯定这篇文章,必须首先确立一个分析前提:社会主义初期是全民所有制,不是国家所有制。国家只是以“国有”身份行使劳权——组织生产、管理经济、调拨资源——而不是所有权主体。今天的国有制,则是国家作为实际所有权主体,政府法人行使产权职能,产权可分割、可交易、可退出,按市场经济逻辑运行。二者法权表述上可能都有“国家所有”字样,但所有制性质根本不同。如果把社会主义初期也叫“国家所有制”,就与今天的国有制混同了,两者就没法分辨了。

用这个前提来审视陈明的文章,可以做出如下区分:

陈明引用马克思原理来分析社会主义初期,是正确的。他承认公有制本质上是社会所有制,承认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只是具体形态、过渡形态,这些判断在社会主义初期的语境中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社会主义初期的全民所有制,正是这个过渡时期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资料归全民共同占有,国家行使劳权而非产权。

陈明论述现代国有制内部的产权改革,本身也是正确的。他借用民法上的总有、合有、共有三分法,指出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以总有制为制度范本,而总有制具有成员权封闭、财产不可分割等特征,难以适应现代经济条件下产权流动、要素重组的要求。这一法理分析,如果针对的是现代国有制框架内的集体产权安排,是完全成立的。他对改革开放以来“集体”构造之变的描述,作为对现代国有制内部集体产权制度变迁的法理分析,是准确的。他的政策分类,作为现代国有制内部的改革建议,也有现实针对性。

陈明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把社会主义初期的全民所有制直接叫作“国家所有制”,然后与今天的国有制无缝衔接,把两种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形式当作同一个东西。

具体来说:

第一,开篇引用马克思原理,相对社会主义初期是正确的,相对国有制时期就错误了。 陈明说“公有制本质上是社会所有制,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只是具体形态、过渡形态”,这个判断在社会主义初期语境中符合马克思原意。但问题在于,他紧接着把社会主义初期的全民所有制叫作“国家所有制”,说“国家所有制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过渡性安排”。这句话表面上是说国家所有是过渡形式,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初期的全民所有制定性成了国家所有制。然后他把这个“国家所有制”直接衔接到今天的国有制上,于是社会主义初期的全民所有制和今天的国有制,在他那里就成了同一个“国家所有制”的不同阶段,二者之间的所有制性质差异被抹掉了。

第二,正因为把社会主义初期定性成了“国家所有制”,他才能用国有制的产权逻辑去解释社会主义初期全民所有制的性质。 他说“国家所有本质上是各级政府法人所有”,这句话描述今天的国有制法权实质可以成立,但陈明由此把社会主义初期的全民所有也等同于各级政府法人所有,就把全民所有制降格为政府法人所有权。社会主义初期,国家以“国有”身份行使的是劳权,不是产权;国家是劳动阶级在生产中的共同一员,不是所有权主体。把社会主义初期的全民所有等同于各级政府法人所有,就是把国家行使劳权的法律形式,误当成了所有制性质本身。

第三,把社会主义初期的集体所有制等同于现代国有制框架内的集体所有制。 陈明说“集体所有制更是国家所有制的一种例外性安排”,这把社会主义初期包含于全民所有制大前提下的集体所有制,直接纳入了国家所有制框架。社会主义初期的集体所有制,是在全民所有制大前提下作为其实现形式而存在的,生产资料归根结底归全社会劳动者共同所有。现代国有制框架内的集体所有制,国家是实际所有权主体,集体只是国家管理经济的一个行政单元。陈明把二者等同,然后用现代国有制内集体产权的逻辑去解释社会主义初期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就发生了所有制形式的混淆。

第四,“变集体所有为国家所有也是一种改革思路”“这一改革思路不影响公有制的实现”,作为现代国有制内部的产权调整是正确的,但被说成“不影响公有制”就错了。 在现代国有制框架内,集体转国有是产权配置方式的调整,有其逻辑。但陈明说“这一改革思路不影响公有制的实现”,这个判断是他错误地将现代国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按本文的分析,现代国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更不能用现代国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形态。把集体转国有说成“不影响公有制”,恰恰暴露了陈明对公有制本质的误解:他说的“公有制”,实际上是国有制;他说的“不影响”,实际上是不影响国有制的产权安排。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是全民所有制,不是国家所有制。

第五,“适应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国有制内部产权安排的评判标准是正确的,但被上升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评判标准就错了。 陈明把“总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作为集体所有制转向合有、共有的理由,这个逻辑如果限定在现代国有制内部,是成立的。但他把这个逻辑直接衔接到社会主义初期全民所有制上,用现代国有制内部市场经济的逻辑去解释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生产关系,就错了。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经济关系,是劳动者联合体的生产组织关系,不是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不能用现代国有制内部市场经济逻辑,等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经济运行逻辑。

第六,引用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述,在社会主义初期语境中有其合理处,但被用来解释现代国有制内的个人产权就错了。 陈明把现代国有制内的“个人既能同时占有劳动和资本,又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自由组合的生产方式”,等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劳动个人所有制来论述。这实际上是把现代国有制自由市场经济的个人产权理想,等同于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劳动个人所有制思想。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在消灭资本雇佣劳动的前提下,劳动者重新支配自己的劳动条件,个人消费品归个人所有,而不是个人占有资本、自由组合生产要素。陈明在这里把两种不同所有制语境下的“个人”概念混为一谈了。

陈明把前者直接叫作“国家所有制”然后衔接后者,用后者的产权语法冒充前者的所有制语法,最终只会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核”换掉,只留下“公有”之名和国有制之实。名实之间,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被消解的地方。

总结来说:

陈明《何谓“公有”?》一文,引用马克思原理来分析社会主义初期,是正确的;论述现代国有制内部的产权改革,本身也是正确的。 他揭示了总有制的封闭性、集体构造之变和法律形态谱系,对现代国有制内部的产权安排具有参考价值;其政策分类也反映了不同区域土地问题的现实差异。

但该文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把社会主义初期的全民所有制直接叫作“国家所有制”,然后与今天的国有制无缝衔接,把两种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形式当作同一个东西。 他用现代国有制的产权逻辑去解释社会主义初期全民所有制的性质,用现代国有制框架内的集体所有制去套社会主义初期的集体所有制,用国有制的“适应市场经济”标准去评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这在客观上混淆了全民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初期与国有制时期的区别,用国有制的产权语法冒充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制语法。

正确的做法是:把社会主义初期与国有制时期分开论述。 社会主义初期是全民所有制,国家行使劳权而非产权,集体所有制包含于全民所有制大前提下;今天的国有制是国家所有制,国家行使产权而非劳权,集体所有制是国家产权公有制下的行政附属。陈明可以研究现代国有制内部的产权安排,这是学术自由;但他不应把社会主义初期的全民所有制直接叫作“国家所有制”然后与今天的国有制衔接,不应把两种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形式混为一谈,更不应打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马克思原理的旗号完成概念偷换。

社会主义初期是全民所有制,不是国家所有制;今天的国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陈明把前者直接叫作“国家所有制”然后衔接后者,用后者的产权语法冒充前者的所有制语法,最终只会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核”换掉,只留下“公有”之名和国有制之实。名实之间,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被消解的地方。

陈明把前者直接叫作“国家所有制”然后衔接后者,用后者的产权语法冒充前者的所有制语法,最终只会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核”换掉,只留下“公有”之名和国有制之实。名实之间,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被消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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