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学习」《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第二章-原始共产社会
第二章原始共产社会
一原始社会的生产技术
(一)劳动创造人类
人类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他和现在的猿猴同一祖先。不管教会的僧侣和一些遗老遗少怎样在咀咒达尔文,但是他所发现的生物进化的原理正不断地被事实所证实着,不断地被地质学和考古学所提供的丰富的材料所证明着。从一八九〇年起,原始人类的遗骨就陆陆续续在各地被发见。在其中发掘了由猿到人的转变型——半猿半人型的遗骸。这种遗骸有力地证明人类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其在中国,一九二六年有一位澳洲考古学家在河北周口店的化石中发现两个人的牙齿,这就是"北京人"。一九二九年北平地贡调查所又在周口店掘得猿人头骨、牙齿及下颚的化石,由北平和大学解剖教授步达生定名为"中国猿人","中国猿人"的化石与现代人不同,只在性质上表示向现代人演变的趋势,这证明原始人类在中国亦同样存在过的。
热带是人类的祖国,在几十万年前最原始的人类——猿人,就在热带的地方繁殖着。他们成巢住在树上,树上的生活使他们的手和足做着不相同的工作,因而在地上移动时渐渐养成直立的习惯。这么一来,猿人的前肢便从步行中间解放出来去做更复杂的工作了。但是人类祖先要把前肢变成精巧的手并不是一下子便成功的,它需要几十万年的时间,迁慢地从无数动作中磨练出来的。故恩格斯说:"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并且是劳动的产物。"不过人类真正的劳动只有在制造工具的时候才开始,因为很多动物是知道用前肢攫取食物的,猿猴更知道抛掷石头及棍棒,但是"任何一个猿猴的手决不会制造任何东西,即令是最粗糙的石刀"。(恩格斯)故用手学会制造石刀及同样最简单的工具这一件事,使人类从猿猴区别出来。
手在劳动上的专门化及直立的行走在我们祖先的器官中又引起了许多变化。劳动的范围扩大了,一致的共同动作成为必要,为了这一共同动作有音节的劳动呼声亦就产生了。这种劳动呼声发展下去就成为语言。在劳动的影响之下并在发音清晰的语言的影响之下,头脑亦就发展起来,和头脑发展的同时感觉器官的发展也在进行着。一般动物仅仅知道被动地去适应自然,当猴子把他们所住的森林蹂躏了的时候,他们必须迁移到别个森林去;如果他们已经达到海边或遇着大河,如果他们跑到寒冷的地方,那末他们就会陷于困难之中而衰亡了。人类的长处就在於运用劳动来积极影响自然,就在於使用工具把本身的自然器官延长起来。这么一来,人类劳动活动的发展就揭开了由热带移居到温带又由温带移居到寒带的可能了。在热带植物繁多不需要很多劳动就可得食,而在寒带要防御风寒要有衣服及住所,没有劳动的发展当然是没法解决的。反之这些新的需要又推动劳动技术之提高。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创造了人类"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劳动创造了人类"谈到劳动,自然离不开人类所制造出来所依以劳动的生产工具及其生产技术。人类社会的进化是可以从劳动生产工具之进化去划分的。摩尔根把阶级社会以前的原始时代划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蒙昧时代亦可称为原始时代的前期,野蛮时代亦可称为原始时代的后期。而这二个时代又各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兹将其概说之於下:
(二)蒙昧时代
蒙昧时代的前期是人类的幼年时代。此时人类还居住在原始居住的地方——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为了避免猛兽的袭击,他们至少有一部分是住在树上的。他们的食物是果实、坚实和根茎等。在中国的传说中亦可想先民的生活了,礼记礼运上写着:
"昔者未有宫室则居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
像这种内容相同的记载,在中国的古籍中俯拾即得。这些古籍虽不能断定其正确性,但从历史进化的观念来说这种记载并不是无稽的。
蒙昧时代的中期以用火为重大的标志,火的最初的发明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上,在擦磨木器的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辉煌果实。因为木经磨擦生热,热度达到燃烧点,擦下的木屑便生出火来。照中国的传说叫做"钻木取火"。用火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作用是十分重大的。火不仅给予他们以取暖的知识,充任了他们对於野兽的防御物,而且自从给予他们以熟食之后,食物的种类和范围扩大(从果实到鱼虾等等),人类的生理上急激地起了变化了。在工具上未加琢磨的粗石器是在这个时期发明使用的(即所谓旧石器时代)。在中国河北周口店所发掘的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据考古家说他们就是知道用火和制造粗糙石器及骨器的人。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发现大约五万年前的旧石器,其中似乎还有剥皮用的石刀。中国传说中的"神农之时以石为兵"或许就属于这个时期吧?蒙昧时代的中期是由发明用火及知道捕鱼充作食物为始,而以知道旧石器之使用为终。
蒙昧时代的晚期是从弓矢的发明开始的。猎物因为有了弓矢便成了日常的食物,打猎便成为正常的劳动部门之一了。男子从事打猎,女子则管理家内事务兼采集果实。除了弓矢之外在工具上当时的人类已从旧石器进化到新石器了,但新石器之大量使用大体上还有待於下一个时期——野蛮时代。
(三)野蛮时代
野蛮时代亦可分为三个时期。它的前期是由制陶术的应用而开始的。这在中国约等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
史记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於寿丘"之说;韩非子有"尧饭於土簋,饮於土刑"及"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画其内"之说。从这些传说可以推想尧舜时代是发明了制陶术的。在河南仰韶村出土的古物中亦发现"黑染其外,朱画其内"的陶器,在形式上有瓦罐、瓦缶、瓦壘、瓦鬲、瓦尊及瓦鼎等等。考古家认仰韶村出土之物为唐虞及夏传说时代的遗物。
野蛮时代的中期据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研究,在东大陆是从家畜底驯养开始的;在西大陆是从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及建筑上使用干砖(即用日光晒干的生砖)与石头开始的。在中国淮南子曾有"拘兽以为畜"之说。虞书的传说式的记载中更有"厥民析,鸟兽孳尾"的话。所谓"厥民析鸟兽孳尾"就是先民对于畜类繁殖的管理照顾。中国的牧畜业到夏初就繁盛起来,每一氏族几乎都有管理畜牧事务的普通会长的设置。这是畜牧事业兴盛的明证。在仰韶各期的发现中有甚多的家畜骨骼更可作证。但当时的中国并不像其他东半球的国家一样,只有家畜之驯养,除了牧畜之外农耕事业亦有了端倪。在传说中早在神农氏的时候就知道耕植了;其后又有"舜耕於历山"(史记)和"禹稷躬耕"(论语)等传说。单单根据这些传说还不可遽下判断,但照仰韶出土物去研究,有印有布纹的陶器,有用作种植的石锄和石耨,又发现有谷粒。仰韶时期正属於新石器时代,因而无论仰韶和这传说中的尧舜禹的时代有无关系,但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已知道种植那大概是确实的。
野蛮时代的后期从东半球各国一般状况而言是从铁矿底镕炼开始的,并经文字底发明与它的应用於记录而转入文明时代。恩格斯在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中指出:
"野蛮最高阶段底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伊里亚特(Iliad)中可以见到完备的铁器,风箱手捣臼、陶器用辘轳及酒的制造已经发达的金属工场(青铜为手工工场)、货车及战车用梁及板的造船术当作艺术的延生开始,有前形成城墙和门榇的城市,荷马的叙事诗及全部神话——这些都是希腊人由野蛮引渡给文明的遗产。"
在铁器发明以前,青铜早就被人用去制造工具及武器;但它不能排挤石器,只有铁器才可作到这一点。在中国亦是如此。在铁器使用以前有一个金石并用的时期,这里的金指的是青铜。吴越春秋中曾有"神农之时以石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后世作铁为兵。"在直接史料中,夏殷没有铁器出土传说中所谓"禹铸九鼎"这"九鼎"是用铜铸的,因而想像夏代就开始知道铜器这当然不甚可靠,但从出土史料来看,夏代开始知道用铜并不是不可能的。渑池正在传说中的"夏代"散布的主要区域内,在辛店、沙井、寺洼的出土物中已发现铜器;而辛店、沙井、寺洼与仰韶为同一系统之文化已得到了多数研究者的证明。其次在沙井所发掘的器物中有带莹的铜镞,为精工之作,这证明精工的铜器在殷前就已存在,到殷代便普遍使用铜器。至於中国之使用铁器,那是要等到周初才开始的。郭沫若氏认诗经公刘篇"取厉取锻"中那个"锻"字为有铁器的证明,从各方面看来这种看法是可能成立的。所以郑初民氏说:"假若周初还不知道用铁,试问经过了一个短时期,周末铁器的普遍使用为甚么突然能实现?"
从上面的叙述看来,人类在蒙昧时代的前期还是浑浑噩噩的,当时的人类可以说是刚从动物界区别出来的,这就是说当时人类是处在人和动物间的过渡阶段,所以恩格斯说:"我们既承认人类是起源於动物界的,那末我们就应承认有这种过渡状态了。"到了蒙昧时代的中期才有粗石器之使用,经过无数年代的经验与改进,才逐渐由粗石器过渡到细石器,由粗石器过渡到弓和箭,又由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跟着工具的发展生产方式亦就不断改进了。"由粗笨的石器过渡到弓箭,并与此相适应而由狩猎生活过渡到驯养动物和原始畜牧,由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铁斧、铁口锄等等)并与此相适应而过渡到种植植物,过渡到农业。"(斯大林)
(四)原始的社会分工
人类的生活资料是跟着生产性质而变化的。在蒙昧时代,人类还只能采取现成的自然生产物来做食料。最初采集野生植物的果实和块根来充饥,有时吃些小的动物,自人们开始用火和石器以后才把食物扩展到鱼类、贝壳及兽肉去。但在此时人类的生活资料还无保障,因为打猎所得的东西是极其靠不住的。由於食物来源长期没有保证,故此时候的人类似乎有食人之风。到了野蛮时代人类才开始知道豢养动物和植物。大概是在狩猎时候偶而捕得活的幼兽把它豢养起来,久而久之,某几种野兽便变成家畜农业呢,那是由於采集牧草或某些可吃的野生植物的时候,种子偶然落入土中生长起来,久而久之就缓缓知道用人工培植可以得到更多的收获了,"起初谷物的获权是为家畜用的,但是很快地便成为人类食物了。"畜牧和农业的发明使人类的食物得到保证,同时并发生了最原始的社会分工。但在这里我们应指出的是在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分工之前已经有"暂时的分业"——武器及工具的制造就是这种暂时分业的根据。而这所谓大规模的原始的社会分工并不指畜牧与农业的关系而言,毋宁是指畜牧与狩猎的关系而言的。恩格斯说:
"有些最进步的部落——雅利安人、塞姆人,也乃至杜兰人(Turanians)——起初是以饲养家畜,而以后又以繁殖家畜与照料为他们的主要的劳动部门,从其余的野蛮人分化出来了牧人部落。最初的大规模的社会分工,牧人部落生产的不特比其余的野蛮人生产物为多,而且他们又生产了别的生活资料与其余的野蛮人比较他们不仅有为数颇多的牛乳、乳制品及肉颊等并且有兽皮、羊毛、山羊毛及原料底增多而日益增长的纺绩物。"
至於农业,那是由牧畜业发展而来的。为了保证牲畜的食料,牧草的栽培与谷物的种植就成为必要的条件,起初的谷物是牲口吃的,后来才成为人类的食品。到了农业成立以后社会分工就规则化了,因为农业发展的结果,农产品的加工制造就日益发明。恩格斯说道:"农业现在除了谷物、豆颊植物及蔬菜以外并且供给油及葡萄酒,这些东西都已会制造了。这样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执行了,於是发生了第二种的劳动大分工——手工业与农业分离了。"
在以前"暂时分业"的时候,氏族内有某些人专门致力於制造武器和工具,在此时氏族内部可能发生一种交换,但这是例外的,因为氏族内各个成员之生活品是从分配得来的。可是到了牧人部落分化出来以后,各部落人员间的交换就渐渐发展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了。随着生产的分为农业与手工业二大部门就发生了直接为交换的生产即商品生产,商品的交换不但在部落和部落之间而且在氏族内部的成员与成员之间了。
二原始公社制度
(一)从"原始群"到氏族制度
我们人类的祖先不是孤独地生活,而是成草地生活着的。只有在共同生活之下,人类才能由动物的世界中分离出来;只有在共同生活之下,人类才能以当时那种不利的条件去对抗毒蛇猛兽去和强暴的大自然作斗争;只有在共同生活之下,人类的劳动和语言才能发展起来。所以马克思很明确地指出:
"我们向历史中追源愈深,则个人因而也就是非孤立的生活着的个人,愈见是附属於一个更大的总体;最初是自然地属於家族,於是发展成了种族的家族,後是属於由种族之抗争与融合所生出的种种形态之集团。"
人类最原始的社会集团是几十个人组合而成的"原始群"。这种"原始群"尚谈不到分工,仅存在着劳动单纯合作的萌芽,即几个人在抵御猛兽或采集食物的时候的共同动作。低下的生产力使他们不能不在寻获生活资料时集体行动,因而亦决定了适应於这种生产方法的分配方式,在性关系上是无秩序的,"每一个女人属於任一个男人,而每一个男人则属於任一个女人",就是说当时的性交既没有年龄的区别,亦没有尊卑的区别。这种杂交的状况自然形成"知母不知父"的母系制度。在中国的古书中多有"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的记载。经过长期的发展之后才排除这种无伦次的性交,走上摩尔根的所谓血缘家族(The Consanguive Family)的形式。在这种家族的范围内,结婚集团是按班辈而区分的。所有祖父祖母的一辈都是互为夫妻的;子女即父母那一辈亦是互为夫妻的,同样後者的子女构成夫妻的第三个范围,而这一辈的子女即第一辈的曾孙们又构成第四个范围。用现代的文字来说,只有祖先与子孙、父母与子女之间才排除相互的夫妇的权利与义务。这种血缘家族发展下去就进入"普那路亚"家族(Punaluan Family)。血缘家族之出现是在於除去亲子间相互的性关系,那末普那路亚家族之出现则是在於除去姊妹和兄弟间的性关系。这一进步比前一个进步重要得多,但也困难得多。这是经过悠长的期间逐渐实现的。其所以叫做普那路亚家族呢?按照夏威夷的习惯若干数目的姊妹——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从姊妹、再从姊妹等)——为她们共同丈夫的共同之妻,而这些共同丈夫之中她们的兄弟是除外的。她们的兄弟——同胞的或远房的——则跟若干数目的女性(只要不是自己的姊妹)构成共同的结婚。参加结婚的男性互称为"普那路亚",同时参加结婚的女性亦同样互称为"普那路亚"。据恩格斯的研究,"氏族制度在大多数场合之下,似乎是从'普那路亚'家族中发生的。"氏族怎样从普那路亚家族发展起来呢?恩格斯清晰地指出:
"如果我们现在从'普那路亚'家族中取其两大集团之一,即姊妹(同胞的及族缘关系较近的亦即同胞姊妹所派生的第一第二或更远的後代)集团,连她们的子女以及她们的兄弟(即母方同胞的及族缘关系较远的照我们的推测他们並不是她们的夫)在一起作为标本,那摆在我们面前的正是后来构成原始形态的氏族的一群人,她们全体共有一个共同的始祖母,因其同出於一始祖母故每一後代底女性子孙都是姊妹,但此等姊妹的夫已经不能是她们的兄弟,因而也不能是由这个始祖母所生出,因而也不属於这个血缘集团——挽近的氏族了。然而她们的子女却属於这个集团内,因为唯有一确实的母系方面的血统才演有决定的作用,唯有对一切兄弟与姊妹间甚至母方底最远的旁系亲族间的性的关系底禁止一经确定,上述的集团才转化为氏族了。"
普那路亚家族发展下去就成为对偶家族(Pairing Family)。对偶婚底若干类似在多少长久的一个时期,在群婚上或者还在它以前即已经有了。一个男性在许多妻中间有一个正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於她也是在许多夫中间的一个主夫。这一基於习惯的对偶结合因氏族底愈发发达及因不许互相通婚的"兄弟"阶级及"姊妹"阶级人数底愈益加多了,一定要逐渐巩固起来的。至於一夫一妻制的家族(The Monogamous Family)那是在野蛮中期与上期的交界上由对偶家族发生的。一夫一妻制的最后胜利就是原始共产社会崩溃的标誌之一,我们将在後面详加论及。
在氏族社会中不论"普那路亚"家族也好,不论对偶家族也好,大部分或全体女性是属於同一氏族,而男性则属於各种不同的氏族,故当时的氏族经济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是母权制的。
在中国传说式的记载中关於母系制度的史料虽然不充分但还够说明。春秋公羊传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感天而生"的神话如果不用母权的氏族制度去解释那是没法得到答案的。史记索隐皇甫谧说:"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从母所居而姓。""舜母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吴越春秋谓:"后稷母有骀氏,稷亦封於骀。"这就是在说明尧以其母之姓为姓,舜以其母之姓(姚)为姓,稷亦以其母的姓(骀)为姓了。此外所谓禹、益、契等亦都有同样的传说,同以母氏之姓为姓。其次男子出嫁的形迹亦是可从一些记载中看出的。春秋元命苞——御览引谓:"舜象兄弟,舜属有虞象属有库氏。"世经谓:"舜之子孙分为十二姓,胡公、陈袁氏、咸氏、曹氏、祝氏、夏氏、宗氏、来氏、仪氏、司徒氏、皆妫姓也。"又谓:"祝融之子分为八姓,己、秃、彭、姜、妘、曹、斯、芊。"国语晋语谓:"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这些传说证明当时的母系社会男子是要出嫁的,兄弟之所以不同姓是因为他出嫁的氏族不同,他们嫁到那一族去他们所生的子女便以其所嫁的氏族的姓氏为姓氏了。舜象各属於一个氏族就是兄弟各出嫁给一个氏族的说明,"同姓者二人"就是因为兄弟中有二人同嫁给一个氏族,以此看来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可能进入对偶婚家族,因为普那路亚家族是兄弟集团出嫁而对偶婚家族则兄弟可以各自嫁给一个氏族的。
(二)原始家族形式与经济制度
在母权社会中血统照母系计算,财产的继承法亦是以母系为依归的。恩格斯说:
"依照最初的继承法,氏族底一成员死掉以後是由他的同族人继承的,财产必须留在氏族以内,因为构成财产的物品数量不多,所以在实线上它大概总是葬在最亲近的同族人的手里了,因之亦即落在母方的血统者的手里了。但是死亡者的子女并不属於他的氏族而是属於他们的母亲的氏族,他们最初是跟母亲的,其馀的血统者同继承母亲,到後来可能是最先继承母亲的了,不过他们是不能继承自己的父亲的,因为他们不属於父亲的氏族,所有父亲的财产仍须留在他自己的氏族以内,这样在畜羣底所有者死亡以後,他的畜羣首先应归於他的兄弟姊妹及他的姊妹的子女或者他的母亲底姊妹底子孙所有,他自己的子女是没有继承权的了。"
原始家族与当时原始共产的共同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人们如果离开那时的氏族而要孤独生活,是不堪设想的。在这里我们应当提到家族形式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关系,恩格斯在他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的序言中曾经提到:"生活於一定的历史时代及一定地域内的人们底社会制度是由两种生产形式所规定的,即一方是劳动底发展阶段,他方是家族的发展阶段。当劳动愈不发展,其生产品底数量,从而以及社会财富愈有限制的时候,则血统关系对於社会制度底支配影响表现得愈强烈。"这就是说在文明之前的时期中社会制度既由物质生活品的生产条件所决定,同时又由人类本身的生产的条件即是由家族的形式来决定的。但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法则则认为人的生产关系是由人们在社会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所支配的各种生产力的特质来决定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法则不仅在原始时期发生作用,就是在社会发展的此後所有各阶段上也同样地和不可分地发生着作用。故恩格斯的家族形式决定文明前期的社会制度的说法是错误的,这和马克思以及恩格斯本人许多非常明显的指示是矛盾的。这个错误的意见丝毫没有为恩格斯在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中所包含的关於原始社会发展的具体分析加以证实过,因此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放弃马恩二人所提出的史的一元论的观点,即使在原始公社制度的问题上我们亦是没有理由拿二元论的观点来代替一元论的观点。
(三)原始公社的共产制度
原始公社的共产制度是由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在当时由於劳动工具的极端落後,由於获得生活必需品的极端原始的方法就使得当时的人们不能不作集体的劳动,只有人们在一起才能和大自然斗争;只有用共同的劳动方法人们才能保障自己的生存。在生产中人们作社会集体的劳动就产生出原始社会对於土地及其他生产工具以及对於生产品的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但个人所制造的及使用的工具则属於个人所有。恩格斯曾经把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共产经济的概况提要如下:
"人口是极其稀薄的,仅在部落底居住地上比较稠密些;在该居住地的周围首先是广大的一圈猎地,次为中立的防猎森林作为和其他部落的分界线。劳动分业是很自然的发生的,它仅存在於两性之间,男子外出作战、打猎、捕鱼、取食料,并制做为此事所必要的工具,妇女在家中工作,预备衣服及食物——烹调、纺织、缝纫,皆为自己活动领域内的主人。男子在森林中,妇女在家内,两性各是各制造及使用的工具底所有人,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底所有者;妇女是家庭器具底所有者。家庭经济是由数个家族往往好多家族以共产主义的基础来经营的。凡共同制作及使用的东西都是公共财产:家屋、庭园、木舟。"
在中国我们虽没法找到原始共产经济的详细记载,但从一些传说式的古籍中还可窥见原始共产经济的痕迹来。如:
"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国语鲁语)
"闢南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国语郑语三)
"当尧舜而天下无家。"(庄子秋水篇)
"古者土无肥硗,人无勤惰,天下为一家而无私织私耕,共寒其寒,共饥其饥。"(尉缭子)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职业)女有归(生活可靠),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生活品共有)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各尽其所能)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没有私产不用闩大门)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这种"无私织私耕","共饥其饥,共寒其寒"的社会,就是"人民共财"的原始公社的缩写的断片。反过来说就是行着共产经济,所以"尧舜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了。
原始的人们在一起劳动,他们共同拥有生产工具和他们自己的劳动生产品,他们一齐消费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因而就不需要甚么军队、宪兵、警察法庭和监狱了。恩格斯又描写氏族社会的情形道:
"这种氏族制度在它们一切朴素的简单性上是如何奇妙的一种组织啊!没有军队、宪兵及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知事及审判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但是万事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的纷争和误会都由血族团体的全体——氏族或部落,或各个氏族相互之间来解决了,血的复仇仅当作极端的罕少应用的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态,而带有文明一切利益与弊害。虽然有着今日更多的共同事务,但是好多家族的家庭经济都是共同地和共产主义式地经营的,土地乃是全部族底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交给个別住戶暂时使用——可是他们並不有如今日那样麻烦的管理机关底形迹。有事件发生有關係者就解决了,他们在大多数场合之下,数百年的习惯就把万事调整好了。人和鳏光都是不会有的,因为共产主义的经济与氏族都知道他们对於老人、病夫与战争残废者的赡养。一切的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不分男女。"
在阶级社会以前,军警和刑法是没有存在的。在中国的传说中亦有"伏羲女娲不设法庭""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淮南子)等语。相传尧舜的时候人民犯了罪止罚面上涂黑带着草制帽带子,带着苍白色穿着草鞋或穿着无领的土黄色布衣这叫做象刑;实际上人民是很少人犯象刑的(但这些象刑到后来就严重起来了,面上涂黑变成黥刑,带草制帽带子变成劓刑,带苍白色转变宫刑,穿草鞋变成刖刑,穿无领衣变成杀头!)
(四)对原始公社错误看法的批评
原始共产社会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刑罚的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因为这样所以有不少人就把这个制度加以理想化和粉饰了。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来,这种把原始公社加以理想化和粉饰的办法是错误的。这虽错误使人破坏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观念,从原始社会被视为不是社会进步路途上的一个必要的阶段而被视为是陷入罪恶和被放逐出天堂的乐园了。列宁曾经指出过在我们已往的日子里从来未曾有过甚么黄金时代,原始时代的人类是特别遭受到穷困的压迫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全盛时期的氏族制度如我们在美洲所见的是以极不发展的生产从而广大地域上居民的极度稀薄再从而人类之差不多完全受支配於与他无缘的、对立的、所不了解的外部自然(这反映於极素的宗教观念中)为前提,无论对於别一部落的异族人或对於自身部落都是人底一种限界部落民族和它们的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一种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其感情思想与行动上都依然无条件地服从这种权力的。"这就是说在原始公社里边个人的存在是为全社会——氏族所吞没了的。生产工具是那样的不完备,劳动生产力是那样的低下,因此只有在集体的劳动之下人们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故马克思指出在原始社会里集体的生产形式是"个人力量薄弱的结果而不是生产工具社会化了的结果。"劳动生产力既然那么贫弱,劳动所提供的成果既然那么贫乏,因此就有平均消费的必要,假如谁从公共的产品中稍微多取了一分,那末这种产品就不能满足公社中其他成员的饥饿其结果这些人只有死亡了。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粉碎了资产阶级关於私有财产、阶级及剥削制度的永久性的传说,它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在好几千年的悠长的岁月中人们是曾经过着原始公社制度的生活而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阶级社会的"文明""幸福"的;但同时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又指出原始公社制度的历史性,是和劳动生产力的极度低下的水准、劳动工具的原始状态和人民生活的极度贫困相适应的。在那种幼稚的生产工具和低下的生产力的水准之下,一个人只有和集体保持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才能免於死亡。因此原始公社制度和现代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是有着天壤之别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工具的社会化的基础之上,这些高度发展的生产工具保证了社会能有驾驭大自然的巨大力量,并保证了个人在集体制的条件下才能有着完全的发展与繁荣。所以,如果把原始公社制度与现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看成相同的东西,如果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要返回到人类在原始时代所生活过的那一种社会制度里去,这很明显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列主义学说的基础和整个精神的!
确如马克思所说原始共产制度"是在一切文明民族历史之开幕期我们所能看见的。"在这里他又详尽地加以注解道:
"近来有一种可笑的偏见传布以为自然生长的共产制是特别属於斯拉夫的,或竟完全是俄国人之制度,其实这是一种古制,我们在罗马人中、日耳曼人、克尔特人中都能证明,就是在印度人里面虽然有一部分的凋落但都还带着无数证据的很完整的标本现存着。"
原始共产制度是一切文明民族所必经的阶段,它是和当时的极度低下的生产水准相配合的。但劳动生产力不断地逐渐地在发展着,原始公社终於变成为生产力更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它必须让位给新的生产方法。在下一节我们将要看原始公社是如何崩溃下去的。
三原始公社的矛盾及其崩溃
(一)私有财产的发生
原始共产制度是适应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准而出现而存在的。自氏族制度成立以后那种原始的共产主义的家庭经济就定型化了。故在普那路亚家族制过渡到对偶家族的时候,亦"没有取消从最初一时期所传下来的共产主义的家庭经济。"可是劳动生产力是变动不居的,那怕那时的进展和改善非常迟缓,它还是不断地在前进着。由於劳动工具的不断改善,由於社会分业的不断进展,由於人类的知识及能力不断地在增大,由於人口不断在加增,在繁殖,原始公社的经济制度就缓缓地动摇起来了。
因为劳动生产力的低下,蒙昧时代的人类固不用说,就是到了野蛮时代的前期,人们使用着比较精细的石器,在那个时候生产品亦是很有限的。生产是为自身的消费而进行的,个别的交换行为十分稀罕,所交换的只有偶然留下的剩余物而已。在野蛮中期人类就进入到游牧氏族的牧畜经济,此种游牧经济在一定数量的畜羣之下已可经常地供给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剩余,这样游牧氏族便从没有畜羣的部落区别出来而构成最初的大规模的社会劳动分工,两个並立的不同的生产阶段以及正常交换的条件,到了野蛮时代的後期发生了农业与手工业的进一步的劳动分工随之而发生了直接为了交换的日益增加一部分劳动生产品底生产,各个生产者间的交换变为社会生活的必要了。
最初的主要交换品是牲畜,交换更频繁的发展下去,家畜遂成为用以评价其他一切商品及到处在交换中乐于接受的一种商品;就在这种情形之下家畜已经开始执行货币机能,而且在这个阶段上演演着货币作用。
劳动分工促成了交换而商品交换又促进了劳动分工,交换和分工的发展是产生私有财产的重大刺激。最初的交换是在氏族的部落与部落之间进行,而由氏族的首长经手措理的。那个时候由氏族的首长所经手交换的物品还算是氏族的共有财产,但久而久之会便渐次地把交换的东西看做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氏族内的家族或某些成员以其分得的剩余物与外人交换,亦造成了氏族内的家族或个人的私有财产了。商品交换越频繁,则它不仅行之於部落与部落之间,而且侵入氏族公社的内部来,商品交换好像一条蛀虫,它不断地在发挥其腐蚀的作用,它不断地在排除原始的自然分工。恩格斯在驳斥杜林的暴力论时说道:
"在一切文明人民之原始的自然兴发的公社中,私有财产虽然只普及於某几种物品上,但确是已经存在了。早在这个公社的范围以内,首先在与外人进行交换的过程中私有财产的对象开始探取商品的形式。公社的产品愈是探取商品的形式,就是说产品中为生产者自己消费的部份愈小,用来交换为目的之部份愈大,在公社内部交换关系愈多地排挤原始的自然形式的分工——那末公社内各个社员的财富情形也愈是不平等……。"
(二)生产力发展使剥削成为可能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剥削成为可能。在以前从部落与部落间战争所获得的俘虏,对於胜利的氏族是没有好处的。那其间把这些俘虏留下来顶多只能做到使他们"自食其力"而已,弄得不好且会成为公社的负担,故当时的氏族公社对於军事俘虏只有出於杀戮的一途。如果回溯得远一点,则俘虏一般是被胜利者作为食品而吃掉的!但是生产力发展之后,生活资料较易获得,食人的习惯渐渐停止,俘虏便被收録而编入为氏族的成员——主要在作为养子的名义之下被收録,只有当作牺牲的时候才被杀了。到了野蛮中期因生产力更进步,人们在一天中的劳动能够生产比较维持他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数量还有多。这么一来,"维持多数劳动者生活的资料已经具备了,运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具备了!"这么一来,"劳动力就得了价值!"而人剥削人的制度亦就成为可能。历史上最初的被剥削阶级就是奴隶。恩格斯在其名著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中写道:
"一切部门——牧畜、农业、家内工业——内生产品的增加已使人的劳动力可以生产比维持它所必需的更多的生产品,同时它增加了氏族家族公社或个别家族底每个成员所负担底每日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是有益的事情了。战争供给了他们把俘虏变为奴隶,最初的大规模的社会分工程随着劳动生产性的增加,从而随着财富的增加,以及随着生产活动领域的扩大,在一定的一切历史条件之下必然地要引起了奴隶制。从最初的大规模的社会分业中发生了社会底最初的大分裂——即主人与奴隶榨取者与被榨取者二大阶级。"
奴隶生产的出现破坏了氏族公社的统一性。在以前氏族公社中的成员是一齐劳动的,在公社里谁亦不剥削谁亦不奴役谁。现在呢?剥削奴役的事情发生了;同时部落的酋长最先成为奴隶的所有者,他们因为握有奴隶为其生产财富,比其他的人来得多。故奴隶之出现不但产生了人对人的剥削,不但加重了私有财产在公社中的比重而且进一步地加强了公社内贫富的差别!
在中国历史上,奴隶之出现似乎在大禹的时候,禹被选作大会长以後,征伐苗,追到长江流域"在伐苗的胜利中俘获苗黎作奴隶是可以想见的。民苗同声,没有文字以前民就是苗,周朝才有苗民的名称,金文民字象足上挂器械的形状,现时有些苗族对待汉人俘虏还保持这个习惯。从金文推想民字的本义是苗黎俘虏当奴隶。奴隶是财产,禹部落中增加了这种财产势必促成旧制度的破坏。"
(三)从共有共耕变为私有私耕
农业的发明并不意味着私有财产的开始。一直到野蛮时代的中期,耕地还依然是部落的共有的财产,交由全氏族共同使用。在那时候如果没有十幾个人共同劳动就没法进行耕种,所以由氏族共同使用土地是决定於当时的生产技术的,后来技术越进步,耕种一片土地的人数就越来越少,於是耕地就交给家族去使用了。因为进步的农业技术要求农业从粗放制转向集约制,要求着农场的精密管理,家族经营是比较氏族经营更适宜於农业的。这种新的发展阶段的於是原始共产制便从土地的公有公营过渡到公有私营了。这就是土地仍归氏族公有,到了春耕时期划为若干部份分给各家族去各自经营,所得收穫主要也归家族私有,除掉耕地以外林地草地(牧场)仍然共同私用而耕地呢每到秋收以後也仍变为全氏族的共同牧场,家族经营之後又进一步而改为个人经营。在起初各个家族或各个人对於其所使用的耕地只保有使用权而已,所有权还是全氏族的。但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却把这种"公有私营"的公有推翻了。
事情是这样的:农业技术越进步,集约耕作制就越加发展,为了加工施肥,人们就必需在耕地上投下许多成本,而这些为了加工施肥所化费的成本是不能够在一年中间全部收回的。在这里就发生了一个矛盾,要发展农业生产要增加农产的收穫就必须鼓励当时公社的成员致力於加工施肥,然而公社原来的公有制度——每年重新分配耕地的制度却成为集约耕种的障碍,这个矛盾是必须解决的。解决的办法是延长分配耕地的时期。起初耕地每年分配一次,後来改为三年一分、五年一分、十年十二年一分,终身占有最後就成为世袭的家族私有财产了。原始公社原来的"共有共耕"的制度到了此时就变成为"私有私耕"了,尽管名义上耕地还说是属於氏族的。
(四)母权制的废止
私有财产一出现,母权制的财产继承法就宣告崩溃了!
依据母权的继承法,氏族底一成员死掉以後是由他的同族人承继的,财产必须保留在氏族之内,即落在母方的最亲近的同族人的手裏,但是死亡者的男子的子女并不属於他的氏族,而是属於他们的母亲底氏族的。他们最初是跟母亲的其馀的血缘者同承继母亲,後来有可能是最先承继母亲的,不过他们并不能承继父亲,因为他们并不属於父亲的氏族,父亲的财产仍需保留在他自己的氏族以内,纵然当时构成财产的物品数量并不多,例如游牧氏族的成员只有一些牲畜而已,但他的这些牲畜并不归於他——死者自己的子女而是归於他的兄弟姊妹及他的姊妹的子女或者他的母亲底姊妹底子孫所有。生产力发展之後财富增加了,母权制的继承法便成为当时正在发展的生产力的障碍。在这里我们必须研究男子在家族中的地位之变化。恩格斯对於这一点曾作详细的叙述:
"随着畜羣及其他新的财富底出现,在家族裏面便发生革命了。谋生总是男子底事情,谋生用底手段是由男性所制造的,因而即是他的财产。畜羣会是新的谋生手段,牠们的最初的驯养与以後的照管都是男性底事情,因此家畜是属於他的;用家畜换来的商品与奴隶也是属於他所有的。如今生产所得的全部剩余都落在男子手中了;妇女参加它的消费,但是没有私产的份儿。'粗野'的战士与猎人,以在家内次於妇女而估第二位为满足,但'比较温和的'牧人恃有自己的财富已经踞居首位而把妇女排挤在第二位了。妇女是不能申诉不平的,家中的劳动分工作了夫妻间的财产分配的基础,这一分工曾保持下来没有改变,可是它所以把以前的家族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只因为家族以外的劳动分工已经成了别种分工吧了。那从前保证妇女在家内以支配权的同一原因——妇女劳动底限家内工作——现在却确立了男子在家中的支配权;妇女的家内工作现在跟男子谋生的工作比较起来已经失掉了自己的意义,男性的劳动是一切,而妇女的工作只是一不足取的附属品了。"
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随着财富底增加,丈夫在家族中比妻更有权势。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它就和母权制的继承法相矛盾了。属於男子的财富一天比一天增加,这种财富在氏族公社中所占的比重一天比一天增大,但依母权制的继承法,男子们是不能把这种财富遗传给自己的子女的。这就是说当时的母权继承法成为提高生产力的障碍物了。男子们为了自己的子女的利益,就利用其强固的地位去改变旧的继承法,於是乎母权制就被废止了。
母权制的废止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急进的革命之一,但据恩格斯所说这并不像我们今日所想像那样的困难,因为它不须侵害到氏族中的任何一个活的成员,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说从今以後氏族的男性成员的子女应留在本氏族以内,而妇女的子女应该除外而转属於他们的父亲的氏族以内就行了。在中国传说中的夏代是母权社会转到父权社会的转捩期,大禹不逊让而以天下传之於其子,打破了过去尧舜时代那种氏族社会的会议选举制度。有一位叫做益的会长起来反对启的承继父位,被启杀掉了。禹启的父子承袭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的结果,但这种新习惯之出现必然引起旧秩序之拥护者——如益等之反对,於是乎流血就无可避免了。此事与恩格斯所说的由母权到父权的转变可不经流血的斗争並没冲突之处,因为在同一血统的一个氏族内部母权转到父亲的转变可用一个决定去解决;但在联合氏族之内进步氏族与落後氏族因这种社会变革而引起战争也是很可能的。
由儿子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家族中财富的积蓄,加强了家族与氏族的对抗,而世袭制度及君主政体的出现使这些握有特权的人物逐渐估有社会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如估有比较多的分地和家畜而成为原始贵族了。
(五)货币经济的侵蚀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由於商品交换的发展就产生了货币。货币是一般商品,其馀一切商品都可和它交换。"但当人们发明货币时他们並未怀疑到他们同时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统一的有普遍意义的力量,全社会在它的面前都须屈膝,这个新的力量是未经它自身创造者底预知並违犯他的意志而忽然发生的。"货币出现之後商业便更加发达起来。由於商品交换的发展由於海外贸易的发展(如在雅典)由於陆上和海上的有组织的掠夺在原始贵族之外又产生了估有大量货币的新兴贵族——恩格斯把前者称为"部落贵族"後者称为"资产贵族"。同时日益发展的货币经济正如腐蚀剂的酸类一样浸入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古老的村社生活。氏族制度与货币经济是绝对不相容的。由於货币经济的发展高利贷和土地的典当亦跟着发生了。希腊的氏族社会崩溃的情形很可以作为例证:"贵族的日益繁荣的货币支配为了保护债权者以对付债务者为了认可货币所有者对小农底榨取又制定了一种新的习惯法,在亚蒂加底耕地上到处都竖满着抵当的牌子,上面写着这一块地抵押给某某人和值多少钱的字样,至於没有插这种牌子的田地大半都已因不能按期付还押款或利息而出售归为贵族高利贷者的财产了……不仅如此倘若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或者要是债务没有抵押保证那末债务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海外去做奴隶以偿还债权者的债务。父亲出卖子女——这就是父权制及一夫一妻制的第一个果实,要是在这种场合之下还不足以满足吸血鬼,那末他只有把债务者自己出卖做奴隶了!"
财产的兼併使各个家族首长与一般人的经济能力大大不同,而各个家族首长的财产的差别破坏了旧的共产主义的大家族公社形成了氏族内财产集中的现象,这么一来"除了自由人与奴隶底划分以外又出现了富者与贫者间的差别——随着劳动底新分工而来的社会分为阶级底新分裂"了。
(六)家族代替了氏族
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奴隶制度出现的时候,到了货币经济抬头的时候,到了耕地随着对偶婚变为一夫一妻制而变为完全私产的时候,到了各个家族首长握有大量财产的时候,原来包含在氏族中作为氏族的构成部份並且不能离开氏族而独立的家族它就代替氏族而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而同时由於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社会上不但有自由人与奴隶的划分而且有榨取的富者与被榨取的贫者的划分,阶级的划分破坏了原来的氏族的联系否定了这个适应於"从不知道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的氏族制度,於是那个保护私有财产和剥削阶级的国家就出来代替氏族而成为社会的统治机构了。
国家的出现就宣告原始共产社会的闭幕,氏族制度就成为人类历史的陈迹了!
在中国氏族社会的崩溃约在夏代初期,在大禹的时候就有奴隶之出现,父权制之代替母权制亦是在这个时期;至於夏启之承继大禹而做起皇帝就结束了氏族的联合会议的选举制度而成立了国家了。从此以后中国亦如希腊罗马一样走进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阶级剥削制度——奴隶经济!
四原始公社制度的残馀
在历史上氏族制度的崩溃已经有几千年的时光了,但这种制度的残馀还在近代见之於某些地方。
在印度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农村中还保留了这种制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详细地记述印度原始公社的残馀体:
"这种共同社会形态在印度是随地方不同的。在最简单的形态上土地是共同耕作的生产物则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同时每个家庭都纺绩织布以此等等为家庭副业。在这个从事同种工作的大衆之外我们还发现一个以一身兼任审判官警察收税官三种职务的'要人'一个记帐员他记录农业的一切收支並登记与此有关的各种事项;一个官吏他处罚犯人保护从他村来的旅客並引导他到邻村去;一个边界巡查他巡查边界防止邻村的侵入;一个巡水员他为灌溉的目的从公共贮水池把水分配到各处;一个司履门僧他司理宗教的一切仪式;一个教师他在砂地上教儿童读书写字;一个司履僧他以占星师的资格通告什么时候宜和什么时候不宜播种收穫以及其他各种农业工作;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他们制造并修理各种农具;一个陶土工他制造村民使用的各种容器;一个理发匠一个洗衣工人;一个银匠有些地方还有一个诗人在共同社会内他的地位是代替铁匠或代替教师,此十数人由共同社会全体出资维持,若人口增加则在未经佔有的土地上照样成立新的共同社会。"
其在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各地——特别是华南的农村亦还保持某些氏族制度的残馀。当时的生产关系无疑是封建的,是地主剥削农民的生产方式,然而"那聚族而居"的乡村组织有一个公共的祠堂有公共的田地池沼和林地等等都是氏族制度的残馀迹象。同时小农业和家内工业的结合使农村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天地,这种自足的小天地是东方社会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在叙述了印度的共同体之後接着就说道:
"这种自足的共同社会是不断以同一的形态再生产,如偶然被破坏也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现出来。但其单纯生产组织却给了我们解决一个秘密的鑰匙由此我们可以说明为甚么亚细亚诸国不瓦解不重建王朝亦不绝变更但亚细亚诸社会却毫无变化社会经济基本要素的结构不因政治风暴的袭来受丝毫影响。"
原始公社的残馀不但见之於东方亚细亚诸国而且见之於欧洲。在沙皇的俄国中叫做"米尔"的共同体的土地是被全体农民共同使用的。沙皇政府及地主贵族——农奴所有者尝长期维持这种共同体以便於榨取农民便於从他们徵收租税等等。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沙皇政府反过來破坏共同体其作用是在巩固富农阶层替它自己创造支柱这么一来俄国的农民共同体就被当时的资本主义所破坏了。德意志在上世纪的"马克"体制上是一种富有原始公社意味的乡村公社它亦是被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所淹没的。
从历史发展的相续性来说,原始氏族社会是被奴隶社会所代替的。原始共产社会的崩溃必然以奴隶制度的出现作它的结论,不过各个民族的发展在历史上並不是一致的整斉的。中国奴隶社会之出现早过於欧洲而美洲印第安人方在进行着氏族经济的时候欧洲早就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了。故十九世纪的欧美已开展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而地球上仍有不少民族还在过着原始人的生活这並不是奇怪的。不过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这些落後的民族没法按着老路走入奴隶社会而是一个个地淹没在资本主义的砲火之中了!
对於殖民地佔领的方法一个不列颠亚的政治家公然的乾脆的说:"最初是宣教师其次是商人末了就来了军舰"事实上正是如此甘言的僧侣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探险队先锋队在表面上儘管装出他们是为救济土人的灵魂而来但在他们的背後沿着他们的足迹就涌来了贪餵的商人。商人们运用不等价交换麻醉及公然掠夺的方法去夺取土人高价的生产品(象牙毛皮木棉咖啡和黄金)用非常不值钱的东西来作"交换"在这里"通商"以後经过若干时期就出现着武装力量用火和鎗砲使这些抵抗力薄弱的地方变成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和英吉利的属地宗主国的海军陆军监狱苛捐杂税疾病等等就以闪电般的速度传播起来了。经济的掠夺伴着疾病和死亡使殖民地的经济破产了使这些地方的原始公社的残骇变成这些宗主国的资本主义的养料了这些落後民族的原始公社的闭幕不是由於它的内在矛盾的展开而是被资本主义硬硬吞下去的!
但是社会主义对於原始公社的态度是和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苏联的十月革命在落後民族的面前开闢了一条新的大路。落後民族从愚昧和贫困中跨越了历史的好几个阶段迅速地进入快乐的豊富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国家工业化政策使北极圈内建立了新式的大工业又创造了大规模的国营狩猎场当地的居民——猎人驯鹿者都在集体农场中结合起来了。他们由於无产阶级政权的援助由原始社会的形态直接地转到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在半年继续都是黑夜的地方设立了定期的航空交通在以前没有文字的地方第一次创造了字母提高了文化无线电播送使北部最偏僻的地方和苏联最热闹的地方联成一个整体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把社会主义的光明放射到遥远的北部使这些地方的原始居民跨越历史的限制而进入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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