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交换的驱动原理：私人所有与价值关系

商品交换的驱动原理

—— 私人所有与价值关系

本文旨在从原理上阐明商品交换的成立根据。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商品交换一直被理解为在市场这一空间中进行的有限活动，同时把那种将其关联于人的本性来理解的观点加以相对化(1)。据此，商品交换的成立根据不在于人，而在于空间本身。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宇野学派的原理论把进入这种抽象空间的个别主体设想为交换主体=欲望主体。在商品交换的展开过程中，个别主体作为交换(欲望)主体，被置于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这一对极性的立场。这里将其称为价值关系(2)。

那么，价值关系由什么形成?依据宇野弘藏的原理论，被视为价值关系之形成机制的，是个别主体的主观性(私人欲望以及交换要求)(3)。姑且设在价值表现“p量的商品X=q量的商品Y”中，商品Y是商品X所有者的欲望对象，而当p量的商品X能够实现价值时，便表明商品X也是商品Y所有者的欲望对象。也就是说，商品X所有者作为交换(欲望)主体进行价值表现，通过与商品Y所有者形成价值关系来展开商品交换。这样，在原理论中，价值关系就成了各个商品所有者的主观性的产物。

然而，对于这种关系的形成，会产生如下疑问。即，作为所有主体的各个商品所有者，能否先于价值关系而存在?因为，如果认为个别主体的主观性只能在价值关系内部发挥，那么作为商品所有者的自我规定/认识，就会由价值关系的成立反思地塑造。也就是说，个别主体并非原本就以所有主体身份形成价值关系，相反，唯有价值关系成立，其作为所有主体的自律性或独立性才得到承认。由此，它自身的主观性才能作为商品交换的展开动力(社会化的欲望)显现出来。

本文试图把以所有主体的先在性为前提的原理论思路加以相对化，通过接受私人所有作为商品交换的形成机制，重新思考关于商品交换成立根据的以往理解。预先说出结论：个别主体在与别的个别主体构成的垂直价值体系中，通过确立起作为体现私人所有的主体的身份认同，使自身的主观性社会化。于是，商品交换不再单纯表现为商品X所有者的欲望对象与商品Y所有者的欲望对象相互交换的过程，而是表现为买卖各商品的“排他的・包括的・直接的”权利的过程(4)。因此，“p量的商品X”或“q量的商品Y”的物理位置移动本身，就成了次要的、第二义的东西。所有商品的位置移动，唯有通过变更所有主体才得以进行，而非相反(5)。

尽管如此，在继承宇野弘藏的以往商品论・价值形式论中，对于使所有商品的位置移动成为可能的形式根据(私人所有权的买卖)，恐怕几乎漠不关心吧。其根本原因，直截了当地说，在于没有把商品流通中价值关系如何与私人所有相结合这一问题作为原理论的课题。把商品交换的成立根据求之于商品本身的位置移动，想来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详论留待正文，阐明两者的结合，不仅会更明确地呈现以“所谓在生产过程与生产过程之间发生的交换关系所特有的形式”(宇野[1964]:24-25页)显现的商品经济的存续根据，还将提示关于商品流通的新的观点。

本文基于以上问题关切，按如下方式展开考察。第1节从原理上检讨商品论关于所有主体与交换主体的概念规定，把握问题所在。第2节以马克思的交换过程论为考察对象，考察在商品交换的成立过程中私人所有如何发挥功能。第3节凸显贯通于价值关系的商品交换的非对称性，阐明其与私人所有的关系。第4节通过商品拜物教性质论，考察这些机制(私人所有/价值关系)在商品交换的展开过程中如何发挥功能，重新把握价值表现的意义内容。最后，基于以上检讨，重新思考关于信用买卖的以往理解。

01.所有主体与交换主体

在原理论中，一般认为“只要是作为私有物能够成为交易对象的东西，就没有不是商品的”(宇野[1965]:30页)。据此，“私有物”与“商品”都具有“私有”这一内在契机，同时由“交易”这一外在契机在概念上加以区划。此外，那里还给出了另一个原理论想定。

UNO 1973

“所谓商品，我们无法脱离其所有者来思考它。不过商品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无非是作为商品的人格化而存在。因此，在理论考察中，商品的交换、流通等各种运动与功能，只要理解为这种人格化了的商品所有者的行动即可。以下即便单纯给出关于商品的规定，这一点也总是被预设。”(宇野[1973]:27页，宇野[1974]:181页)

宇野这一叙述的论旨在于，“商品”概念与“商品所有者”处于表里关系。众所周知，“这一点”不仅构成对马克思开篇商品论批判的骨干，还通向价值形式论的刷新。也就是说，“人格化了的商品所有者”作为展开“商品的交换、流通等各种运动与功能”的某种“理论”装置，构成商品论的“前提”。这种想定可以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马克思试图从人本主义立场阐明并批判资本主义，而宇野弘藏的做法则完全相反，试图贯彻暂且把主语置于资本立场、彻底地把‘人’对象化并加以批判的方法论”(青木[2016]:268页)。

但与此同时，也可以说这种想定留下了负面。因为在那里，“商品”与“商品所有者”的关系及其成立，被排除在考察对象之外(6)。姑且设在“p量的商品X=q量的商品Y”这样的价值表现中，要点在于一方的“商品所有者”欲以自己的所有物(p量的商品X)与他者的所有物(q量的商品Y)相交换(7)。在这种情况下，两极的“商品所有者”被设想为在价值表现之前就已把“商品”作为“私有物”加以“所有”。也就是说，“商品所有者”从一开始就作为所有主体自存，并立足于这一“前提”被定位为交换(欲望)主体。因此，在这里，所有主体自身的规定之类不过是不必要的事情(8)。

宇野的这种想定，即所有主体的先在性，似乎源于其体系以“全面确立商品经济私有制的社会”(宇野[1975]:112页)为议论前提。在那里，“商品交换关系所预设的私人所有”不是根据于自己劳动的自己所有，而是根据于“土地所有的近代化”(114-117页)。并且在其过程中，意味着“以劳动力商品化为基轴，需要由本来作为流通形式的资本对生产过程进行实质性的把握，唯有在这里，买卖关系才作为确立所有关系的东西，设定自身所预设的东西”(石井[1964]:61页)(9)。这样，在原理论中，便设想使“商品所有者”以“设定自身(=交换与欲望主体)所预设的东西(=商品经济私有制)”的形式“确立买卖关系”。可以说这是某种循环论证。

另一方面，柴垣[1968]就“商品所有者”与“私人所有”的关系作了如下指摘。

SHIBAGAKI 1968

“‘财产(所有)权’在与经济学范畴的关联上，开端地・一般地首先被认为是与始于‘商品’的‘流通形式’(商品・货币・资本)直接相关的权利，权利概念的构成不需要‘产业资本’，亦即‘资本的生产过程’。在财富采取商品形式的那一瞬间，商品所有者就成为对该商品的、既非领有也非保有的、排他的・独占的私人所有权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有权是商品交换这一人的经济行为直接地・事实地创造出来的权利。只要作为流通形式的商品欲作为商品运动，就需要其卖者与买者，即商品交换主体的存在，而该商品交换的实现，除了通过交换主体相互的同意(契约)来进行之外别无他途，并且唯有通过这种交换主体相互的同意商品交换才得以实现，这是因为以交换主体相互把对方承认为私人所有权者为前提。”(323页)

柴垣的论旨与以往的原理论理解划清界限，是显而易见的(10)。因为在这里，他认为“财产(所有)权”的成立“不需要‘产业资本’，亦即‘资本的生产过程’”。各个“商品所有者”要转化为“交换主体”，首先必须“相互把对方承认为私人所有权者”。唯有如此，“商品交换的主体”才能作为“对该商品的排他的・独占的私人所有权者”登场。这样，柴垣的理解方式颠倒了关于“商品交换主体”的既存理解，在从原理上重新把握“所有权”概念这一点上富有启示(11)。但是，在那里恐怕难以说彻底追究了“人的经济行为”如何“创造”“所有权”概念，以及应如何把“商品交换”与“所有权”概念结合起来理解等问题。

与此相关，青木[2002a]提示了如下见解。

AOKI 2002a

“马克思在‘交换过程论’中所说的‘商品占有者相互承认为私人所有者’这一意志关系，实际上必须说唯有通过这种以货币购买商品的中介才首次现实化。实际上，商品的‘占有’被承认为‘所有’，唯有在通过支付一定代价而在流通中接受其转让为社会所认知之时。但是，这种交换中的社会关系，在人的意识中总是不得不被颠倒着观念。也就是说，被观念为仿佛先于现实的社会关系而商品的‘所有者’首先自存，然后此者通过契约进入交换关系。”(268-269页)

依青木之见，认为“交换关系”由作为“意识”主体而自存的“商品的‘所有者’”的主观性成立，不过是某种“观念”。因为它不过是由“社会关系”召唤出来的东西。因此，在价值形式论的阶段，不应存在“商品的‘所有者’”这种东西。也就是说，价值形式论中“商品”的担当者，不是“商品的‘所有者’”，而是“商品的占有者”。这里，后者被当作“作为人格地体现商品的同质性与差异性的人，恰恰在形式上是平等的，而在实质上是歧视主义者”(264页)。青木关于“私人所有・者”“唯有通过以货币购买商品的中介才首次现实化”的主张，可以说以两者的质的区分为前提。

对此，新田[2004]详论了“通过以货币购买而成立私人所有这一逻辑”(79页)的无根据性，作了如下叙述。

NITTA 2004

“交换・流通这一关系本身设定出私人所有者这一主体，这是难以理解的主张。因为，与马克思的理论构成和宇野的理论构成都不同，在青木氏的情况下，劳动主体也好交换主体也好，凡具有能动要素的主体都被消去之后，无主体的交换・流通关系悬浮于空中，由它不知如何创造出私人所有主体这种东西。”(同上)

正如新田所指摘的，青木的“通过以货币购买而成立私人所有这一逻辑”，由价值形式论中货币形式的生成・确立来根据。然而，在货币形式成立以前并不存在的“私人所有主体这种东西”，在成立以后通过买者“购买”卖者(商品占有者)的“商品”而“首次现实化”，这正如新田所言，终究是“难以理解的主张”。当然，正如青木[2005]所注记的——“拙说论述的是关系对主体的结构规定性，想强调它并非所有主体的发生论”(35页)——青木的价值形式论与其说是“所有主体的发生论”，不如说是召唤“所有主体”的“社会关系”的编成论更为恰当。实际上，青木[2002a]强调：“‘主体’的存续结构的阐明，才是价值形式论这一问题式。”(260页)

但另一方面，新田[2001]就“价值形式论”的“存续结构”提示了如下见解。

NITTA 2001

“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从把信息费用空间中有限理性的主体假定为出发点开始，论述了通过社会契约而生成法治状态=国家状态。以与此完全同型的逻辑结构，从信息费用空间中有限理性的主体之间的财・服务交换关系出发，阐明货币的生成机制与商品・货币形式的存续结构的，正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价值形式论。”(63页)

新田的主张是，“价值形式论”中的“私人所有者(青木：所有主体)”，以作为“有限理性的主体”相互“交换”“财・服务”而结成“关系”的形式，提供了“阐明货币的生成机制与商品・货币形式的存续结构”的端绪。据此，“价值形式论”恰恰就是“‘主体’的存续结构”。因此，应“阐明”的不是“‘主体’的存续结构”，而是“商品・货币形式的存续结构”。在后者的“阐明”中，“私人所有者”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因而，“私人所有者”必须与“商品・货币形式的存续结构”结合起来理解。

这里，我们有必要就“私人所有者”与其“存续结构”之间的关系，审视“马克思《资本论》”的一段文字。

MARX 1890

“现在这里必须做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甚至未曾尝试的事情，即展示这一货币形式的生成，因而追踪包含在诸商品的价值关系中的价值表现的发展，从其最单纯、最不显眼的形态直到耀眼的货币形式。”(Marx[1890]:S.62)

马克思这段文字，是对于从终点(货币形式)溯及(下向)到起点(单纯的最不显眼的形态)之后再重新走向终点(上向)这一进路的提议。这里“追踪”一词恰恰可以理解为表明：价值形式论是着眼于既定现实(商品对货币的对极关系)而虚构的初始条件(商品之间的关系)出发，再体验“价值表现”的“发展”的某种思想实验。就此而言，“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Marx[1890]:S.64)终究是为阐明“商品”对“货币”的“价值关系”的理论虚构。因此，其意义与其说在于追问最初的“价值关系”如何创造出“货币形式”，不如说在于：以溯及“商品”对“货币”的“价值关系”(终点)所得的东西为起点，从那里追踪“价值表现的发展”，从而消去“货币之谜”(同上)，进而消去“货币拜物教之谜”(Marx[1890]:S.108)。

依这种进路，“价值关系”中“所有主体”的先在性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主体”自身的身份认同，终究不过是从“商品”与“货币”的对极关系反照出来的虚构。在这个意义上，说“商品所有者=私人所有者”不过是“所谓被〈价值的狡计〉(List des Werts)操纵的人偶”(清水正徳[1994]:79页)，或许更为恰当。换言之，“商品/商品(私人)所有者”不是自我完结的物/人，而是由与货币(等价形式)的关系而被置于那里(相对价值形式)的东西(12)。“这样一来，即便虚构了两者间的关系，在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这一范畴背后被设想的主体，也不是能把自身行动还原于自身意志的自律主体或自我同一的主体，而是被‘资本’或‘价值’这一立于两者之外或之上的真正主体所推动的他律的‘主体’。”(大黒[2015]:94-95页)

这样看来，在价值形式论中设想“商品所有者=私人所有者”的存在，并不是要像青木所说的那样表明“先于现实的社会关系而商品的‘所有者’首先自存，然后此者通过契约进入交换关系”，这一点是清楚的。毋宁说，那里似乎有与柴垣的理解相通之处：“在财富采取商品形式的那一瞬间，商品所有者就成为对该商品的、既非领有也非保有的、排他的・独占的私人所有权者”。详论留待次节，因为卖者(相对价值形式)通过被编入与买者(等价形式)的“价值关系”，其“对该商品的排他的・独占的”性格才为社会所承认。这样，“私人所有”就不单是“领有・保有”“商品”的状态，而是发挥自身主观性的交换(欲望)主体的存续根据，因而“私人所有权者”的概念规定，离开“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之间的对极性“价值关系”是不可能的(13)。

从以上考察清楚可见，“价值关系”并不单是表象“私人所有权者”以自己的“私有物”“进入交换关系”。因为不能把“价值关系”成立以前的个别主体径直视为“私人所有权者”。体现“私人所有”的个别主体，在原理上是由“价值关系”反思地设定的东西，因此，所有主体从一开始就发挥自身主观性以形成“价值关系”这一原理论图式(所有主体→交换・欲望主体)应当被重新思考。在接下来的第2节与第3节中，基于本节的问题提起，将从原理上考察在商品交换的展开过程中私人所有与价值关系如何相结合。

02.作为反思规定的私人所有

本节以《资本论》的交换过程论为考察对象，在追索商品交换的成立/展开过程的同时，从卖者与买者之间被物象化的关系出发，辨明私人所有的自反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2章“交换过程”的开头，就商品交换的成立过程作了如下论述。

MARX 1890

“商品不能自己走到市场上去，也不能自己互相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商品的监护人、商品持有者。商品是物，因而对人来说是无抵抗的。如果商品不顺从，人就可以使用暴力。换言之，就可以把它抓住。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互相发生关系，商品的监护人必须作为把自己的意志寄寓于这些物之中的人而互相相对。因此，一方只有在得到另一方同意的条件下，即双方只有以两者共通的一个意志行为为媒介，才能通过出让自己的商品而把别人的商品据为己有。所以，他们必须互相把对方承认为私人所有者。以契约为其形式的这一法的关系，无论在法律上是否得到发展，都是反映着经济关系的一种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本身赋予的。在这里，人们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者而互相存在。一般说来，随着展开的推进，我们将会发现，人们的经济扮装不过是经济诸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经济关系的承担者而互相相对的”(Marx[1890]:S.99-100)。

为了使“商品”与其他“商品”“互相交换”，其“商品持有者”必须“寻找其他的商品持有者”，并且必须“互相把对方承认为私人所有者”。也就是说，马克思指出，商品交换要得以成立，就需要一个互相把“对方”承认为“私人所有者”的过程(14)。于是，“商品持有者”以“共通的一个意志行为”为前提，“被设定为‘私人所有者’，即被设定为法的=私人所有权者”(青木[1984]:49页)。这样，“商品持有者”是“为了设定‘商品交换’这一场面而被消极地、暂定地置放的一种黑箱”(青木[2002a]:233页)，而与此相对，“私人所有者”则被定位为由“商品持有者”彼此的“共通的一个意志行为”所构成的“法的关系・意志关系”的“代表者”(15)。

但应注意的是，正如已经检讨过的，作为“私人所有者”的自我规定/认识，不是由主体自身个别的意志，而是“由经济关系本身赋予的”(16)。因此，不是“私人所有者”这种东西先在，并由它们能动地联结起“经济关系”。相反，“私人所有者”无非是由“经济关系”的成立而反思地设定的东西(17)。在其过程中，堪称分岔点的，是“法的关系・意志关系”。在“商品持有者”的情况下，与“私人所有者”不同，并未形成“法的关系・意志关系”。因为即便不带着共通认识之类与“他人”“相对”，也能够“持有”某个对象(18)。因此，“商品持有者”把自己设定为“私人所有者”之类的事是不可能的。“商品持有者”要“互相把对方承认为私人所有者”，就必须把自己置于与其他“商品”“互相交换”的场所(经济关系)之中(19)。

在这一段落中，马克思所设想的交换模型，不是“私人所有者”彼此凭主观性“互相交换”“自己的东西”那样的“经济关系”，而是“反映”“经济关系”的“法的关系・意志关系”。这一点可以说与宇野在商品交换中的想定——商品所有者彼此的交换关系——似是而非。也就是说，如前一节所检讨的，宇野的主张并没有在理论上接纳“商品持有者”彼此结成“法的关系・意志关系”、或“互相把对方承认为私人所有者”这一系列过程。与此相对，马克思的主张中则找不到以所有主体的先在性为“经济关系”提供根据的思路。因为在这里，“私人所有”与其说是既定的前提，不如说是“法的关系・意志关系”的产物(20)。“两者”唯有以“共通的一个意志行为为媒介”才互相承认“对方为私人所有者”，因此，“经济关系”以前“商品”的存在样态，就不是“所有”，而是“持有”——即占有。

接着，马克思就“商品持有者”的私人欲望作了如下论述。

MARX 1890

“任何商品持有者，如果不是换回具有满足自己欲望的使用价值的另一个商品，就不肯出让自己的商品。就此而言，交换对他来说不过是个人的过程。另一方面，他力求把自己的商品实现为价值。也就是说，只要是合自己心意的、具有同等价值的其他商品，那么无论他自己的商品对该商品的持有者是否具有使用价值，他都力求与之交换实现。就此而言，交换对他来说是一般的社会过程。但是，同一个过程对所有商品持有者来说同时只是个人的、同时又只是普遍社会的，这是不可能的”(Marx[1890]:S.101)。

依马克思之见，“交换”对“任何商品持有者”来说，都作为“个人的过程”与“一般的社会过程”这两个“过程”而出现。前者所显示的，是使该“商品持有者”把是否“满足自己的欲望”当作问题的情况。如果“其他商品”不是“满足自己欲望的使用价值”，那么“商品持有者”就不会试图通过“交换”来“把自己的商品实现为价值”。然而，这同时也会使“商品持有者”不仅不断确认自己对“其他商品”的“自己的欲望”，而且不断确认自己对“自己的商品”的“自己的欲望”。因此，这一过程必然归结为对“自己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的肯定。

另一方面，在“一般的社会过程”中，对“自己的商品”的“自己的欲望”对“商品持有者”来说已不再有意义。因为“他”除了“把商品实现为价值”之外不抱任何关心。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自己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被“他”自身所否定。话虽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把对“自己的商品”的“自己的欲望”视为零。并非如此，而是“商品持有者”把“自己的欲望”暂且加上括号。在这里，“自己的商品”不论“是否具有使用价值”，都被彻底当作获得“其他商品”的手段。

然而，“商品”的“交换”在商品经济中表现为常态的，不是作为“个人的过程”，而是作为“一般的社会过程”。因为“一切商品对其持有者来说都是非使用价值，对其非持有者来说则是使用价值”(Marx[1890]:S.100)。为了获得“其他商品”，“商品持有者”不得拘泥于对“自己的商品”的“自己的欲望”，而必须彻底把它只当作通过交换获得“其他商品”的手段来对待。否则，“交换”就不会作为“一般的社会过程”展开。这种自我否定具有来自“合自己心意的、具有同等价值的其他商品”的反照性侧面(21)。

这样看来，“交换”被认为是只有通过自己否定“自己”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同一个过程对所有商品持有者来说同时只是个人的、同时又只是普遍社会的，这是不可能的”。“交换”若只被幽闭于“个人的过程”之中，那它不过是个别的、观念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从“商品”的“持有”向“商品”的“交换”的转化，必然介入着自我否定。如果“个人的过程”不被否定，“商品持有者”就无法推进向“一般的社会过程”的展开，结果“交换”便无法成立。因此，可以说“商品持有者”是否纯粹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一功利性行为，也唯有通过否定(加上括号)对“持有”的“商品”的“自己的欲望”才成为可能。

综合至此的议论，商品交换便以围绕“私人所有”的卖者与买者之间的相互承认，以及对持有商品的自我否定(私人欲望)为其契机。而这些契机将如下归结为“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

MARX 1890

“直接的产品交换，一方面具有简单价值表现的形式，另一方面还不具有这种形式。这种形式是x量商品A=y量商品B。直接的产品交换的形式是x量使用物品A=y量使用物品B。A与B这两个物在这种情况下在交换以前并不是商品，只有通过交换才成为商品。某个使用物品从可能性上看是交换价值，这一最初的存在方式，就是它作为非使用价值、作为超过其持有者的直接欲望的使用价值量而存在。诸物本身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因而可以让渡。要使这种让渡成为相互的，人们只需默示地作为被让渡诸物的私人所有者而互相相对，并且恰恰通过这样做而作为相互独立的人而互相相对即可”(Marx[1890]:S.102)。

在这里，马克思就“物”的商品化提示了两种相反的观点。其一，是像“使用物品A”或“使用物品B”这样的“物”要“成为商品”，就必须被“交换”，而此时“物”必须是“作为超过其持有者的直接欲望的使用价值量而存在”。也就是说，这是基于私人欲望的“物”的商品化(22)。其二，是商品交换与“其持有者的直接欲望”相别，由“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这一“物”自身的属性来进行。也就是说，这是基于“人”与“物”之关系的商品化。从这些观点来看，当“物”对“其持有者”成为“非使用价值”时，便可能成为交换对象=欲望对象，这是因为“物”自身生来就具有可转让的属性。

然而，“物”成为交换(欲望)对象与“物”具有可转让的属性之间，似乎存在着飞跃。因为“物”“成为商品”之际，是否具有可转让的属性并不成为问题。详论留待次节，但“物”的可转让性并非起因于其属性本身，而是起因于“价值关系”这一观念体系。反过来说，如果依据“物”固有的属性，那就没有必要“使让渡成为相互的”，“其持有者”单独就能“出让”“物”了。并非“物”先天地具有可转让的属性之类，而不过是由“法的关系・意志关系”所承认的“私人所有”赋予其可转让性。因此，其过程总是“相互的”。在“相互的”转让过程中，正如马克思本人在交换过程论开头所述，“默示地”贯穿着必须把对方承认为“私人所有者”或“独立的人”这一前提。“物”唯有在围绕“私人所有”的“法的关系・意志关系”之上，才能作为交换(欲望)对象而现象。

这样，为使把“y量商品B”当作交换(欲望)对象的“商品A”一方的“价值表现”成为可能，就必须先有“商品持有者”彼此“作为私人所有者=独立的人而相对”的相互承认过程。“通过这样做”，双方的“持有者”作为“私人所有者”结成“所谓物象性依赖关系(物象的依存関係，通译‘物的依赖关系’)”(青木[1992]:236页及大黒[2015]:94页)，从而“相互地”“出让”“商品”。这样的过程不是作为个别的、观念性的东西，而是作为社会的、实践性的东西出现。“私人所有”之所以是社会的・实践性的，是因为“商品A”一方与“商品B”一方作为商品交换的当事人共享着“共通的一个意志行为”。然而，很难说马克思本人论述了围绕“私人所有”的相互承认过程如何形成“物象性依赖关系”。在那里，仿佛仅凭“其持有者的直接欲望”就能成立“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样的“价值表现的形式”，而“作为私人所有者=独立的人而相对”的相互承认过程，只被看作转让/接受“商品”的“默示”程序，对其内容则全无考察(23)。

马克思在交换过程论中提出了“商品持有者”的私人欲求，在说明“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样的“价值表现的形式”的同时，在实际构成其理论基础的“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如所周知，只是基于“人类劳动这一同一的社会单位”(Marx[1890]:S.62)来抽象“经济诸关系”，并未阐明其与“私人所有”的结合。围绕“私人所有”的“法的关系・意志关系”之所以依据“人类劳动”的抽象性来理解，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24)。然而，只要不把“私人所有者=独立的人”彼此的“法的关系・意志关系”与“价值表现的形式”结合起来解读，就无法读出贯通于“x量商品A=y量商品B”的“物象性依赖关系”，终究恐怕无法从原理上把握商品交换的成立根据吧。

03.作为反思规定的价值关系

否定商品交换中“私人所有者=独立的人”的先在性，把握贯通于“法的关系・意志关系”的“私人所有”的自反性，是马克思的功绩。然而，由于“私人所有者”彼此之间“物象性依赖关系”如何形成尚未得到阐明，因此“私人所有”并未被立定为商品交换的成立根据。本节将考察聚焦于“价值关系”的成立过程，通过凸显贯通于其中的非对称性，阐明“私人所有”是“物象性依赖关系”的产物。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1章第3节“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的“三、等价形式”中作了如下论述。

MARX 1890

“某一个商品、例如亚麻布的相对价值形式，把亚麻布的价值存在表现为完全不同于亚麻布的身体及其诸属性的东西、例如表现为等于上衣的东西，所以这一表现本身暗示着它包藏着某种社会关系。等价形式则相反。等价形式之所以成立，恰恰在于某一个商品体、例如上衣这个如此这般姿态的物表现着价值，因而生来就具有价值形式。诚然，这一点只是在亚麻布商品作为等价物而与上衣商品发生关系的价值关系之中才得到承认。然而，某一物的诸属性并非产生于该物对其他诸物的关系，相反，在这种关系之中不过是得到实证而已，所以上衣也显得好像是生来就具有其等价形式、即直接交换可能性这一属性，如同具有有重量、能保暖之类的属性一样”(Marx[1890]:S.71-72)。

“作为等价物的上衣商品”的“价值形式”，“并非产生于对其他诸物的关系”，而只能在“亚麻布商品”的“价值关系之中”成立。因此，“上衣商品”的“直接交换可能性这一属性”，是与“离开商品体就不存在”(Marx[1890]:S.50)的有用性一样、“如同具有有重量、能保暖之类的属性一样”生来就有的。所以，这种外观反过来使“亚麻布商品”忘却与自己之间的“价值关系”。对此，马克思加了如下注释。

MARX 1890

“大凡这种反思规定都是奇妙的东西。例如，这个人之所以是王，不过是因为其他人对他作为臣下而行动。然而，他们却反过来认为，因为他是王，所以自己才是臣下”(Marx[1890]:S.72)。

“作为等价物的上衣商品”之所以显得仿佛“生来就具有”“直接交换可能性这一属性”，并非由于既定条件，而是由于某种“反思规定”。马克思在这里捕捉到的，恐怕是这一点：“直接交换可能性这一属性”被装配到“上衣”之中的过程本身，不过是产生于与“亚麻布”的“价值关系”(25)。也就是说，“王(上衣)”的权威・权能，不过是由“臣下(亚麻布)”的“行动”而来的，并不是“生来就具有”的。然而，“奇妙”的是，在“臣下”一方，“反过来”把这一点作为既定的现实来接受(26)。

对此，宇野[1969]指出：“然而，在‘简单的价值形式’的等价形式中，像货币那样的关系尚未完成。它只是相对于处在所谓相对价值形式中的商品亚麻布而言，而且不过是以1件上衣表现20码亚麻布的价值。马克思的这个注只能让人认为是稍微过早了”(113页，宇野[1974]:186页)。确实，在那里，“臣下”被描写为复数，而从“王”所拥有的绝对权威・权能来看，马克思的比喻让人联想到“货币”对“商品”的关系(27)。话虽如此，这一比喻的意义在于说明“王”的权威・权能、即“直接交换可能性这一属性”是如何被产生的。因此，这些究竟是不是“货币”对“商品”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说暂且是第二义的问题，即便不是如此，只要聚焦于这种限定且暂时的“关系”，也未必不能说“上衣”对“亚麻布”的“直接交换可能性”与“货币”的相同(28)。

但同时，这一比喻恐怕不是表象“货币”对“商品”的“关系”本身，而是表象在“像货币那样的关系完成”的阶段已难以捕捉的机制吧。乍一看来，“王”的权威・权能是由“臣下”的遗忘(虚假意识)所正当化，仿佛只要将其消解，那种“关系”也会立即烟消云散。“王”之所以为“王”的根据，被认为起因于“臣下”的行为本身(29)。然而，不能因此就把“臣下”视为仅仅被来自“王”的权威・权能的虚假意识所囚、或忘却了其无根据性的东西。因为作为“臣下”的自我规定/认识，是由他者(王)所赋予的。也就是说，“臣下”暂且通过“因为你是‘王’，所以我是‘臣下’”这样的“行动”，把“他”“生来”就是“王”所以自己是“臣下”加以观念化，并通过这一过程使作为“臣下”的身份认同正当化。这是“作为自我内回归，其本身在根基上具有自我指涉的、自我关联的不可决定性”(新田[2010b]:41页)。在这里，“‘国王’是他们试图把自身对象化、映照出来、聚集起来并加以普遍化之物的现实化”(清水正徳[1994]:103页)，被召唤而来。这样的过程可以说就是信仰告白式的(30)。

与此相关，宇野[1974]作了如下叙述。

UNO 1974

“20码亚麻布值1件上衣这一最简单的价值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其中蕴藏着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因此，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金作为货币直接构成一般价值物这一所谓货币之谜的钥匙也由此得到提供，同时它还必须表明自己也是适应商品经济的私的社会性的形式”(174页)。

“货币”是作为“适应商品经济的私的社会性的形式”而产生的，但在“最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只能作为某种可能性被读出，其中“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通过“货币”而显现身影。也就是说，由“亚麻布(引文中的日文写作‘亜麻布’)”一方展开的价值表现，是导出“适应商品经济的私的社会性的形式”的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货币并不是由社会的合议或政治权力创造出来的。它是在无政府的商品所有者各自交换要求所显示的、个别商品的价值表现交织而成的展开中产生的，可以说正是商品经济特有的私的社会性的结晶”(伊藤[1989]:34页)。“商品所有者各自的交换要求”是在“商品经济”这一“私的社会”内部“无政府地”进行的，并且作为其“结晶”把“货币”置于顶点(31)。由此可以认为，在“最简单的价值形式”中，“亚麻布”一方的价值表现已经受到向“适应商品经济的私的社会性的形式”上升的压力。

“因为你是‘王’，所以我是‘臣下’”这一“臣下”一方的宣言(独白)，创造出把对方(等价形式)推上“适应商品经济的私的社会性的形式”的动力。在那里被创造出来的，无非是“王”与“臣下”之间的垂直等级制。也就是说，“臣下”不是把“王”作为自然人，而是规定为体现社会・政治制度的上位存在，从而把自身定位为“臣下”这一下位存在。“上衣”的“直接交换可能性这一属性”之所以在“亚麻布”的“价值关系之中”作为绝对的权威・权能发挥作用，是因为“臣下”一方的单方面宣言(独白)使垂直等级制介在于两者之间。于是，马克思着眼于把自身规定/认识为“臣下”的相对价值形式的价值表现，暴露贯通于“王”对“臣下”之关系的非对称性。这样的关系，既不是“臣下”的遗忘(虚假意识)，也不是“王”的权威・权能，而是由“臣下”可以说自愿臣服(自発的隷属)才首次完成的(32)。

自愿臣服，是指“臣下”一方通过侍奉“他”为“王”，自发地选择自己受那种垂直等级制束缚的立场。反过来说，“臣下”是由于某人就任“王”的地位而被置于那里的东西。这一过程暗示商品交换是基于垂直等级制这一特有的“私的社会性”进行的。“王”与“臣下”各自作为承担垂直等级制所要求的角色者登场，被置于对极性的立场。当然，在这里两者并不是在演出以一方的损失为另一方所得的零和游戏。因为两者的立场绝不会相抗衡。“臣下”通过设定与“王”之间的垂直等级制，把自身规定为体现社会・政治身份的反思性主体。与此相对，“王”唯有通过“臣下”一方的自我规定/认识才被赋予“王”的权威・权能。这样，两者便形成把自我规定/认识一味假托于他者的“物象性依赖关系”(33)。

这样的“物象性依赖关系”暗示：商品交换不是自然人之间的水平契约，而是构成垂直等级制的反思性主体彼此的契约。例如，“20码亚麻布=1件上衣”这样的价值表现，可以认为首先是“亚麻布”一方自发地臣服于与“上衣”的对极性“价值关系”，结果使等价交换成为可能。

虽然悖论，但“亚麻布”唯有主动形成与“上衣”的对极性“价值关系”，才能谋求等价交换，而非相反。这一点如实地暴露了围绕商品(市场)经济的通行观念的无根据性。也就是说，市场的一切个别主体都在水平关系上自由交换相互的欲望对象这一通行观念，不过是意识形态(34)。马克思的“王”对“臣下”的比喻，恰恰可以说是揭露商品经济所酿出的意识形态、凸显其中运作着的等级制的东西(35)。

那么，“臣下”一方的自我规定/认识(=价值表现)实际指示的是什么?“王”对“臣下”的比喻(=价值关系)暗示两者自身的身份认同是垂直等级制的产物。于是，两者不是作为单纯的自然人(=黑箱)，而是作为反思性主体(=私人所有者/私人所有权者)而相对。也就是说，“王”的权威・权能是否具有实体性根据，事实上无关紧要。那里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实体性根据，而只是存在着这样的过程：对于仅仅被“价值关系”反思地视为“存在”的东西，反过来互相认知为仿佛实体性根据从一开始就存在。就此而言，“商品的价值是‘社会的’。然而，这非但不意味着所谓价值作为社会规范(符码)而存在，反而意味着交换这一盲目的飞跃及其无根据性”(柄谷[1986]:119页)。“王”与“臣下”的社会・政治身份的存续根据并非来自作为自然人的个别性・特殊性，同样，“私人所有”也不是与对象本身一体化的东西，而必须看作由“价值关系”反思地规定的东西。

从以上考察清楚可见，商品交换中的“私人所有”是“价值关系”的产物。“王”与“臣下”虽然在地位上被置于对极性的立场，但在体现社会・政治身份的反思性主体(=私人所有者/私人所有权者)这一点上，无非是同一层面的存在。因此，可以说其社会・政治身份(=私人所有/私人所有权)唯有在垂直等级制(=价值关系)内部才发挥作用。基于这一点，可以导出如下结论：“亚麻布”一方通过“20码亚麻布=1件上衣”这样的价值表现形成与“上衣”的“价值关系”，在那种垂直等级制之中被规定为所有主体，从而把自己的“亚麻布20码”作为能够“私人所有”的一个交换(欲望)对象而现出。并且，这必然展开处分(转让)私人所有权的过程(36)。

04.商品交换中的权利与义务

商品交换，如第2节的检讨所示，唯有在卖者与买者之间的“法的关系・意志关系”之上才能展开。并且，其过程以两者作为“私人所有者=独立的人”相互承认为前提。但不可忽视的是，如第3节所检讨的，那里介在着由垂直等级制构成的“价值关系”。也就是说，两者在“价值关系”之下结成“物象性依赖关系”，从而被反思地赋予作为“私人所有者=独立的人”的身份认同。

本节基于以上所述，审视显现于相对价值形式的物化现象，阐明围绕“私人所有”的“物象性依赖关系”的存续根据。为此，首先从商品拜物教性质论的检讨开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1章第4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作了如下论述。

MARX 1890

“商品只要是使用价值，那么无论从它的诸属性满足人的诸欲望这一观点来看，还是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生产物才获得这些属性这一观点来看，商品都没有丝毫神秘的地方。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把自然素材的形态以对人有用的方式加以改变，这是明明白白的事情。例如，用木材做成桌子，木材的形态就被改变了。尽管如此，桌子仍然是木材，是平常的感性的东西。然而，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它就变成一个既是感性的同时又是超感性的东西了。桌子不仅用自己的脚站在地板上，而且对其他一切商品用头倒立着，并且从它的木头脑袋里，展开出比桌子自行起舞时还要奇怪得多的妄想来”(Marx[1890]:S.85)。

“桌子”若从“其诸属性满足人的诸欲望”以及“作为人类劳动的生产物才获得这些属性”这一“观点”来看，“没有丝毫神秘的地方”。然而，“桌子作为商品出现”并不是作为这种“平常的感性的东西”。在这里，马克思暗示：在作为“欲望”对象以及“人类劳动的生产物”的“桌子”与作为“商品”的“桌子”之间，介在着无法用五官捕捉的“超感性的”某种东西。因此，在后者中，不仅呈现前者那样“用自己的脚站在地板上”的“感性的”现象，还现出“神秘的”“超感性的”姿态。

总之，可以知道：前一节所述“直接交换可能性这一属性”是被装配于等价形式的东西，而“幻影般的形态”则是显现于相对价值形式的东西。马克思在接下来的叙述中，虽然把这一现象的源泉求之于“生产上耗费的劳动时间”(同上)(37)，但同时又提出了如下见解。“商品形式以及这种形式出现于其中的诸劳动生产物的价值关系，与劳动生产物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在这里对人采取诸物的关系这一幻影般形态的东西，不过是人自身特定的社会关系。因此，为了发现这种类比，我们必须逃入宗教世界的梦幻境”(Marx[1890]:S.86)(38)。“这里的拜物教性质，应当限定地理解为纯粹由交换导致的商品形式的一般化对人的关系所施加的物化现象”(清水正徳[1994]:64页，旁点为原著者所加)。

那么，相对价值形式中的“幻影般的形态”=“拜物教性质・物化现象”是如何产生的?与此相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作了如下论述。

MARX 1858–61

“伦敦最繁华的街道上，商店鳞次栉比，它们的橱窗里，世界上的一切财富——印度的披肩、美国的手枪、中国的陶瓷器、巴黎的紧身胸衣、俄罗斯的毛皮制品、热带的香料——都在灿烂地闪耀。然而，所有这些现世的享乐品，额头上都被贴上宿命的白色纸片，上面用阿拉伯数字，连同£〔镑〕、s.〔先令〕、d.〔便士〕这些拉科尼亚式的文字一起写着。这正是显现于流通中的商品的姿态”(Marx[1858-1861]:S.158)。

“伦敦”是拥有“一切现世的享乐品”的“世界上一切财富”的集结地。市场对各个“享乐品”一律“贴上”写着货币额的“白色纸片”，将其时间性、空间性的特殊性加上括号，从而使它们的生产过程、生产关系、劳动时间等一切归于无(39)。也就是说，“商品”在与货币的“关系”中丧失了关乎自身质料的一切“属性”。“世界上一切财富”无论出处何在，只要位于市场，就都不得不附着“宿命的白色纸片”的价格标签。因此，在“生产物”的眼里，“显现于流通中的商品”恐怕会映现为完全不表出时空差异的“神秘的”“超感性的”东西(40)。

这样，“桌子=生产物”以“额头上被贴上宿命的白色纸片”、陈列于“商店”“橱窗”的形式，作为“桌子=商品”登场。此时的“桌子=商品”与自然状态的“桌子=生产物”不同，披着由与货币的“关系”而产生的“幻影般的形态”“显现于流通之中”(41)。也就是说，“桌子=商品”是通过被置于抹去“满足人的诸欲望”或“人类劳动的生产物”等个别“属性”的场所，才采取“幻影般的形态”的，而非相反。这一点暗示“桌子=生产物”与“桌子=商品”之间存在着难以填补的鸿沟。可以说，“幻影般的形态”正是表象由“价值关系”而来的两者的质的断绝、即“私人所有”的东西。进入市场的“桌子=生产物”，被赋予“私人所有”的对象这一商品经济的齐一性，从而成为“桌子=商品”。

不过，如前节所检讨的，“桌子=商品”中的“幻影般的形态”，可以认为来自“桌子=生产物”一方的宣言(独白)。“桌子=生产物”只要不处分(转让)自己，就不能成为“桌子=商品”，甚至连获得被置于等价形式的对象的机会都不会被给予。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桌子=商品”必须承担某种义务：处分(转让)自身的私人所有权(42)。当然，虽说是履行义务，“桌子=商品”一方并不是在获得(侵害)他者的某种权利之后才被迫履行义务的(43)。另外，这也不是在说自己拥有能够处分(转让)他者商品的权利。在这里，尽管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外压，却突然出现了主动宣言(独白)要处分(转让)自己的东西者(44)。“桌子=商品”一方向不特定的对方(等价形式)明示：处分(转让)“桌子=商品”的私人所有权。这样的明示行为称为价值表现。

价值表现通过如下方式成立“价值关系”：把一方(相对价值形式)暂且置于承担处分(转让)自己的“商品”的私人所有权这一义务、以试图获得权利(等价商品的私人所有权)的立场;把另一方(等价形式)置于随着行使被突然赋予的权利(直接交换可能性)而事后再承担处分(转让)自己的“商品”的私人所有权这一义务的立场。这样，价值表现可以看作商品交换展开过程中围绕“商品”私人所有权的处分(转让)的、可以说是权利义务关系的形成机制。权利义务关系作为为“法的关系・意志关系”提供根据的东西，使商品交换的展开成为可能(45)。因此，在展开商品交换之际，卖者必须具体设定自己将要处分(转让)的对象(亚麻布)及其数量(20码)。如果卖者不先明示这些，权利义务关系便不能成立，商品交换也不会进行。因为卖者的这种明示行为本身，就是设定与买者之间的垂直等级制的过程。

而且，从前节的内容来看，这种自我规定/认识——作为与1件上衣(等价形式)相对立的相对价值形式，即亚麻布20码——无非是由相互对极性的“价值关系”反思地赋予的东西。关于这一点，宇野[1964]作了如下叙述。

UNO 1964

“作为商品的价值形式的交换价值，正如屡屡被误解的那样，并不是单纯表示两个商品的交换比率。它不外是商品所特有的价值表示方式：一方商品的价值由其所有者用另一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现”(31页)。

“20码亚麻布=1件上衣”这样的价值表现，并不意味着如果是“20码亚麻布”就可以与“1件上衣”交换。因为这个“方式”本身“并不是单纯表示两个商品的交换比率”。相反，是“亚麻布”一方在说：如果是“1件上衣”，就可以与“20码亚麻布”交换。也就是说，如果不把“1件上衣”置于等价形式，“20码亚麻布”本身就不能作为交换(欲望)对象而拥有其存在根据。既然这一“方式”不是“单纯的两个商品交换比率”，“亚麻布”一方就必须预先具体设定自己所求的对象(上衣)及其数量(1件)。于是，“亚麻布”一方在“20码亚麻布”的“额头”上肆意贴上“1件上衣”的价格标签，等候处分(转让)“1件上衣”私人所有权的不特定买者。

卖者以这样的“方式”展开“20码亚麻布=1件上衣”这样的价值表现。另一方面，能够处分(转让)“1件上衣”私人所有权的买者，因卖者的价值表现而被置于可立即被处分(转让)“20码亚麻布”私人所有权的地位。这样，商品交换唯有在“上衣”一方(买者)承认由“亚麻布”一方(卖者)的自我规定/认识而获得现实性的“价值关系”时才成立。并且，这一过程归结为变更两个商品的所有主体。马克思把“人类劳动”的抽象性作为价值的实体而预设于交换过程论，并说“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本身赋予的”，而我们根据以上的考察，阐明了围绕“私人所有”的“法的关系・意志关系”必须在“价值关系”的框架内加以论证。也就是说，为满足个别主体的私人欲望而形成的“经济关系本身”，是以围绕权利的获得与义务的履行的、所有主体之间的“物象性依赖关系”为基础而成立的。

结语

最后，基于以上的检讨，想重新思考关于信用买卖的以往理解。

价值表现“20码亚麻布=1件上衣”，如前所检讨，不外是明示了如下内容：“亚麻布”一方向不特定的其他主体处分(转让)对“20码亚麻布”的私人所有权。基于此，“亚麻布”一方从“上衣”一方获得“1件上衣”的私人所有权。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权利的获得并不必然意味着获得“1件上衣”本身。因为在商品交换中成为买卖对象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的私人所有权。因此，在这里没有根据论定“亚麻布”的处分(转让)与“上衣”的处分(转让)是共时地进行的。

如果“亚麻布”一方通过“上衣”一方的承诺获得“1件上衣”的私人所有权，那么“上衣”一方就必须立即丧失对“1件上衣”的私人所有权，并把“1件上衣”转让给获得该权利的“亚麻布”一方。但如果不是这样，“上衣”一方就变成仿佛在替“亚麻布”一方保管并非自己之物的“1件上衣”。“亚麻布”一方已经拥有对“1件上衣”的私人所有权，因此在原则上可以随时要求处分(转让)，但如果“上衣”一方不响应这一要求，就等于放弃与权利的获得相应的义务履行，结果，恐怕“上衣”一方连从“亚麻布”一方获得的“20码亚麻布”私人所有权本身的根据也会丧失吧。

这样，“上衣”一方必须采取以下任一方式：或者把“1件上衣”转让给“亚麻布”一方，或者经“亚麻布”一方承诺，以经过一定期间后再转让“1件上衣”的形式履行义务。前一种情况下，权利的获得与义务的履行在时间上一致;而后一种情况下，则产生时间上的不一致，那里可以说介在着信用问题。也就是说，信用买卖以卖者一方的权利获得与买者一方的义务履行之间的时差为前提。乍一看来，这似乎与权利获得和义务履行之间没有时差的买卖方式不相容。但这不过是把商品交换视为商品本身的交换的皮相之见。商品交换是通过变更(移转)双方商品的所有的主体(私人所有权)而成立的，从这一点来看，商品本身的交换时点的(不)一致问题，在价值关系中不过是次要的、第二义的问题。

这样看来，必须说在商品论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原理性必然性：把双方共时地相互转让商品的方式视为商品流通的正则，而把并非如此的方式放逐到(货币论/信用论)的领域之外。采取哪种方式，对商品交换的成立毫无影响。尽管如此，以往的“原理论”只在货币论以及信用制度论中处理信用买卖。这是因为没有把由私人所有与价值关系之间的动态关系构成的物象性依赖关系、即权利义务关系作为商品交换的成立根据来接受。结果，商品交换仅凭基于自我完结的所有主体主观性的功利性进路就被说明了。这样一来，便难以捕捉如下一系列过程：个别主体形成与其他个别主体的价值关系，并在其中把作为所有主体的主观性社会化，从而使商品交换的展开/成立成为可能。这结果岂不是无法明示商品交换是在市场中进行的、空间上有限的营生吗?

注释

1) “商品交换并非人类社会必然的、自然的东西，它毋宁‘始于共同体的尽头，即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或其成员相接触之点’。马克思的这种认识，与例如把‘将一物与另一物交易、交换的倾向’视为‘人的本性中某种一定倾向’的斯密形成鲜明对照”(田中[2010]:223页)。“斯密那样的看法，不过是把近代市场经济投射于过去的‘透视法倒错’。例如，即便在今天，在共同体内部，或者在共同体消失后的家庭内部，商品交换(买卖)也很少进行。通常采取赠与或共同寄托的形式”(柄谷[2010]:128页)。“古典经济学从这种共同体、即封闭的单一均衡体系的模型出发。因此，它用物理学的模型来看经济现象。换言之，从单一均衡体系模型出发的思考，就是从‘共同体’出发，就是不去看那种‘社会性’，因而不去看盲目的飞跃”(柄谷[1986]:122页)。

2) “最单纯的价值关系，显然是一个商品对唯一一个异种商品(无论该异种商品是什么)的价值关系。因此，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为其中一个商品提供了最单纯的价值表现”(Marx[1890]:S.62)。贯通于这一“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的“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是互相隶属、互相制约的不可分割的契机，但同时又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排斥、或互相对立的两端，即两极”(Marx[1890]:S.63)。

3) “例如，特定的商品亚麻布，由其所有者用他希望与亚麻布交换而得到的其他商品使用价值的一定分量来表现其价值”(宇野[1964]:30页)。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其他商品”指涉“商品亚麻布”一方的欲望对象，另一方面“其价值”的“表现”指涉交换要求。

4) 本稿中，关于“所有・权”的概念规定依据如下定义。“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成为支配性的社会中，相互交换商品的人之间，必须存在这样的社会要求：对作为商品的财货，承认唯有该人固有的支配。为实现这一要求，人对物排他地・包括地・直接地行使支配权的状态称为所有，而这种支配的可能性的潜在状态称为所有权”(青木[1992]:236页)。这里“相互交换商品”，并不意味着“相互交换”“商品”本身。详论留待正文，因为“相互交换商品的人”可以通过放弃对“物”的“支配权”的契约，获得对其他“商品”的“支配权”。在这个意义上，“买卖中成为问题的是所有权的移转，而不是占有状态的变更”(小幡[2013]:67页)。

5) 德勒兹=加塔利就资本主义私人所有作了如下叙述。“私人所有已经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而成为表现构成唯一纽带的一个〈主体〉之独立的东西。这是私人所有进化中的一大变化。私人所有依据权利，不再以土地、物、人为对象，而是以权利本身为对象”(MP, pp. 565-566/下208页)。他们从并非“所有”物本身、而是“所有”对物的“权利本身”这一方式的“大变化”中，看穿了资本主义中“私人所有”的变容。也就是说，要“以权利本身为对象”，就必须从“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构成唯一纽带的一个〈主体〉”必须作为“私人所有”的承担者而自存。然而，可以说“私人所有”到了资本主义才以“不再以土地、物、人为对象，而以权利本身为对象”的形式变貌了吗?本稿并非考察“私人所有”的历史性变貌，但他们的见解认为“私人所有”本身“进化”了，这似乎稍有逻辑上的飞跃。

6) “宇野弘藏确实以商品所有者的主观价值论批判了李嘉图式的绝对价值论，但那是在好不容易从商品价值中删除作为‘劳动主体’的人的同时，又超越论地预设了作为‘所有主体’的人这种东西，从而使自己方法的划时代意义大为受损”(青木[2002a]:259页，同样的指摘亦见于大黒[2016]:113-117页)。

7) 宇野[1973]:180页。

8) 另一方面，大黑[2015]作了如下叙述。“价值形式论的内生解释采取这样的解释：作为无可替代的内在欲望的必需，派生出作为可有可无的外在欲望的奢侈，结果市场得以发生，这依然背书了‘内在的东西外化’的话型。但依替代性解释则如下。预先浮动的、不定形的欲望，随着价值形式的展开而欲望复数化，其无序将越发暴露。然而，通过模仿，作为奢侈品的金被从外部导入一般等价的位置，其无序暂且得以平息。此时，为了连同‘奢侈的外来性’的痕迹一起隐灭原初‘欲望的可塑性’的痕迹，预先定形的、有节度的欲望这种东西被回溯地捏造出来，本应是从外部导入的奢侈乃必需的内在派生物这一话型被伪装”(79-80页，旁点为原著者)。对这样“价值形式论的常识性解释”(77页)的异议，不仅限于货币生成论，也与“价值形式论”中的交换・欲望主体的身份认同问题有一面相通。详论留待正文，但可以认为，预设“预先定形的、有节度的”所有主体，会“隐灭”由“价值形式”反思地赋予的私人所有的“痕迹”，并“依然背书”所有主体的先在性。

9) 大内[1965]:28-41页，大内[1971]:234-255页。

10) 柴垣[2016]把“居住・移转・职业选择的自由”与“土地所有的近代化”相关联，视为“对资本主义的成立・存续不可或缺的权利”。也就是说，“后者〔居住・移转・职业选择的自由：引用者〕不言而喻，是资本包摄生产过程之际所需要的‘劳动力商品化’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具体说来，是带来从封建社会中领主对农民的身份性・人格性支配、作为其内容的土地束缚・耕作规制等中解放的权利。没有它资本主义不能成立・存续，但它不浮出于法表象的表面，是因为正如资本的本源积蓄过程所显示的，劳动力商品化是土地私有化的推论，因而指出土地所有权的成立所带来的私有财产权的普遍化就足够了吧”(4页)。

11) 本稿基于柴垣的把握方式——“在财富采取商品形式的那一瞬间，商品所有者成为对该商品的、既非领有也非保有的、排他的・独占的私人所有权者”，阐明所有主体并非价值关系的前提，而是其产物。

12) 藤田[1974]:187-189页，青木[1984]:48页。

13) 另一方面，小幡[2009]作了如下叙述。“意志与身体的关系构成所有概念的原点。这种主体对物的关涉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归属关系，称为个人所有或个体所有。……不应认为‘私的个人’先存在，其结果是‘私人所有’出现。相反，‘私人所有’这一物的存在方式也有产生‘私的个人’这一主体观念的一面。两者从一开始就作为配套而存在，应说是互补的关系。私人所有要成立，最低限度需要其对象的物与其他物被清楚地区别”(24页，强调为原著者)。并非要对“观念”决定“主体”这一小幡的论旨提出异议，但对“意志与身体的关系构成所有概念的原点”这一说法，并非没有疑问。因为这里所说的“私人所有”，与其说是法律上的拟制，不如说是作为商品流通/交换上的拟制来把握的〔在小幡的议论中，无论物还是商品，都介在所有〕。因此，“私人所有(以及所有主体)”的“成立”也同样是沿着商品交换的展开过程来理解。

14) 市原[2006]:325页列举了“西洋近代型法系统”中的“基本法观念”，如“例如，〈法=权利〉观念(把法与权利视为同一的观念)、〈遵法〉观念(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被造物都必须遵从一定规范的观念)、〈契约〉观念(契约必须遵守的观念)等”。

15) 青木[1999]把引文中的“商品持有者(Warenbesitzer)”与“私人所有者(Privateigentümer)”分别改读为“商品占有者”与“私人所有(权)者”。也就是说，他指出必须把前者的“占有”(Besitz)作为性格概念、把后者的“所有”作为形式概念严格区别开来〔青木[1984]:63页，廣西[2002]:72-88页〕。在那里，“商品持有者”是形成“‘市场’这一场所的前提”的概念，而“私人所有者”则是“被赋予共同主观的妥当性即法拜物教性质的观念，通常的法学的所有权定义已经颠倒地适用于它”(92-93页)。

16) “商品所有者与商品的关系，不是作为单纯主体的人与作为单纯客体的物之间的外在关系，而是已经被商品关系所规定、被商品的诸规定所渗透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正如马克思在这里所规定的，使商品发生关系的商品所有者的意志行为，表现为自主的自由私人人格相互的意志行为，其法律形式〔关于法与法律的概念性区别，参见注20〕，表现为私人所有者相互的契约。那已经是被特殊社会的商品经济所规定的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野[1958]:268-269页，旁点为原著者)。“因此，虽说人被回忆起，但在这里并没有获得作为人的学的具体性;相反，不能因为书中没有写人的事情，就说马克思忘记了人而埋没于物的学之中。可以说，人是作为应与体系整体对决的人、作为对决与克服的实践的可能态，隐藏在这部作为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之底”(清水正徳[1994]:80页，旁点为原著者)。

17) “‘交换过程’意味着获得社会等质价值对象性的商品=价值的自主运动性，在这里，由商品使用价值而来的质的人，完全转化为量的人的关系。换言之，这一过程中的人，不是凭各人的主体意思持有商品，而是被使去持有”(青木[1984]:48页〔旁点为原著者〕，同样的指摘亦见于藤田[1974]:187-189页)。

18) 青木[2008]:156-160页。

19) “唯有被他人承认，才真正是自己的所有”(古結[1979]:3页)。也就是说，被拿到市场上出售的“商品”，是作为已获得“他人”承认——作为价值关系之下者的承认——的东西，才“真正是自己的所有”。

20) 但马克思所说的“法的关系・意志关系”，并不是依法律形式的。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引用者〕第1—第2篇中使用‘法(Recht)’、‘法的(rechtlich)’一语。但第3篇以后，如下节将确证的那样，转而大量使用‘法律(Gesetz)’、‘法律的(gesetzlich)’一语。商品=劳动市场0中的‘法’与商品=劳动市场1以后的‘法律’，在这一区别与关联中，马克思尝试对黑格尔《法哲学》中‘法’的观念论体系进行唯物论改作”(大藪[1978]:102-103页)。据此，“法”与“法律”之间介在着“国家”(111页)。

21) 借用清水正德[1994]的话来说，这一过程是商品价值的“自我异化”(125页)。

22) 新田[2010b]:32页。

23) “马克思在商品交换这一场面中，并未阐明这种‘所有’这一规范性意识形态如何得以成立的存续根据本身。他没有回答各个分散的商品关系为何构成‘共通的一个意志关系’这一问题”(青木[2002a]:236页)。其根本原因，恐怕起因于马克思本人如下的理解：“商品形式把人的自身劳动的社会性格反映为劳动生产物本身的对象性性格，反映为这些物的社会自然属性，因而也把生产者对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为诸对象在他们之外存在的社会关系”(Marx[1890]:S.86)，即把“社会关系”与“人自身的劳动”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马克思在‘交换过程’中的叙述，与开篇商品论中以蒸馏法直接抽象出商品价值的实体这一点相配合，结果把法的私人所有权从‘劳动生产物向商品这一形式本身的转化’中直接导出了。把这种通过商品交换取得所有权的权原求之于人类劳动的结晶，恰恰不过是初期・中期马克思所见到的从‘劳动’向‘商品’上向的唯物史观意识形态的残滓吧。作为社会思想史的谱系来看，它是从约翰・洛克以人类劳动的混入获得自然的所有论，传承到亚当・斯密把劳动作为本源购买货币而使人所有自然的逻辑。也就是说，那是一种自然状态的想定，即把各人的劳动恰恰视为私人所有权的最终根据，随后自由私人所有权者通过平等契约建立社会——必须说它连系于自然法式小资产阶级法意识形态”(青木[2019]:55-56页)。

24) 大冢[1966]就《资本论》的方法论作了如下叙述。“最初出现的‘商品’，如刚才所说，本来不是自然，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但由于‘异化’的结果，对人来说像自然一样作为物而出现”(22页，旁点为原著者)。与此相对，在交换过程论中，“进入了对并非商品与商品、而是人与人、即商品持有者与商品持有者相对峙的现实‘交换过程’的理论追求”(24页)。确实，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与作为交换主体的“人”是同一个“人”，而且如已经指出的，那里贯穿着马克思的小生产者商品所有观。但是，“现实‘交换过程’”中的“商品持有者”，并不是转化为交换主体的劳动主体。在这个意义上，仅把开篇商品论的“人”径直等同于交换过程论的“人”，是读不出“商品持有者与商品持有者”之间形成的“法的关系・意志关系”之意义的。

25) “拜物教是指单纯的物获得神秘力量的现象。它恰恰用费尔巴哈的说法，就是人的力量作为天上神的力量而出现的自我异化本身的转述。与此相对，人、或人与人的关系作为单纯的物、或物与物的关系而出现，即物象化，其向量则正相反”(新田[2001]:87页)。

26) “物象化倒错视(物象化的倒錯視)之所以作为倒错视产生，不外是因为有不让人察觉其为倒错的‘合理化’机制另在起作用”(大黒[2016]:19页)。

27) 斎藤[1983]:41-43页。

28) “正因为如此，等价形式的不解之谜才被感觉到，而这种不解之谜，当这一形式完成而成为货币出现在经济学家面前时，才首次使他那资产阶级式粗杂的眼睛感到惊讶。那时，他为设法说明金银的神秘性格，拿出各种不如金银耀眼的商品来代替金银，并以反复涌上心头的满足，朗读曾经扮演过商品等价物角色的一切商品贱民的名录”(Marx[1890]:S.72)。

29) “这种对立双方的独立者互为区别项，A的力量规定为能动地诱发的东西(作用)，B的力量规定为被动地被诱发的东西(反作用)。但此时不能把两种力量视为外在分离的东西。双方承担着同一力量的存续。而这些能动性与被动性、诱发者与被诱发者的对立，构成双方独立者各自承当的力量在活动性内面中的相互媒介的两个契机。在先前的例子中，作用(诱发者)与反作用(被诱发者)的形式区别，对A与B双方以同等方式归属，正说明了这一点。其实，诱发他者的一个力量本身，就具有被动地被诱发的这一规定”(中野[1958]:293页，旁点为原著者)。

30) “教权恰恰是他们所对象化之物的现实存在形态，神学则是以神・教会为原因、把民众构成为从属于其下者的首尾一贯的观念体系。民众共通的意识性对象化(要求)，会使某人成为神父・大审问官，也会使某人成为领主・国王”(清水正徳[1994]:110页，Marx[1890]:S.93)。

31) “‘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宇野[1964]5页)发生的商品经济的这种外来性，不仅把只是传入各个共同体的诸习惯付诸废弃、‘破坏基本的社会关系’(宇野[1964]6页)，而且应当认为它纺出了一种恰恰适合于‘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这一中性、或抽象空间的新社会性”(清水真志[2007a]:11页)。

32) 据岩田[1972]，“商品与商品的交换关系，必定作为在全体社会范围内中介它的特殊社会产物而产生货币，并以这一货币为推进性承担者扩大发展，因此，这种自由私人个人对物与物交换关系的全面臣服，必然进一步表现为自由私人个人对作为商品买卖世界专制君主的货币的奴隶性臣服”(24页)。然而，“奴隶性”这个说法，第一，因为“自由私人个人”的“臣服”并非由“作为专制君主的货币”的暴压・暴政等所致;第二，因为“商品买卖世界”是由“自由私人个人”的自发性所支撑的，所以还是让人觉得过剩。

33) “上衣对亚麻布表现价值，这同时意味着对亚麻布来说，价值不采取上衣这一形式就不能表现。例如，个人A对个人B采取对王位的态度，这同时意味着对A来说，王位采取B的姿态，因而国王每次更替时都要更换面孔、头发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否则就不能做到”(Marx[1890]:S.66)。

34) “不介入货币的商品之间交换关系这一设想，不仅是古典派经济学，也是执拗地捕捉我们商品所有者的坚固‘意识形态’，就此而言应称为构成现实一部分的‘现实性虚构’。而且，这一意识形态同时还潜藏着把市场上‘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斗争’美化为对称而安定的市民社会空间的倾向”(大黒[2016]:19-20页，同样的指摘亦见于Wood[1999]:14-17页)。“交换关系”由“货币”与“商品”之间的非对称性联结。“市场”绝不是以任何意义由“商品之间”的“交换”所经营的“安定的市民社会空间”，而是“诸个人一味拜伏于货币这一权力的压迫性关系”(青木[2019]:61页)。

35) “若问开篇价值形式论所预设的交换关系是否完全不含‘上下’关系，则并非如此。因为批判‘启蒙化的经济学’那种平板市民社会观，发现在生产关系结成以前已有某种支配・被支配关系在起作用，正是马克思所追求的。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之间成立的‘非对称性’的指摘就是其典型例子”(大黒[2015]:94页)。而且，“马克思想说的是：货币不是价值尺度或流通手段，而是商品的等价形式，因此才产生拜物教崇拜。换言之，相对于把货币视为尺度或手段、从而把卖=买视为同一的古典经济学，他在商品的价值形式中发现了绝不能被拭去抹掉的对极性，或‘卖’的立场与‘买’的立场的差异”(柄谷[1986]:115页)。

36) “黑格尔把占有、使用以及放弃(转让)举为所有的契机。唯有占有、使用并放弃(转让)，所有才完全，同时这作为所有的否定，在他的体系中构成了从所有领域向契约领域的移行。其中关于放弃(转让)，我们从其意义内容考虑，决定使用处分一词”。“我们是否真正所有某物，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否占有并使用该物，而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处分该物。也就是说，唯有我们能够自由处分的物，才可以说是我们真正所有的”(古結[1979]:2页)。

37) 廣松[1969]:267-281页。

38) 沖[2019]:79-83页。

39) “各个物品以时间的堆积为前提，其背后还潜藏着空间的差异。物品只要排列于市场，那样的差异便从它们那里被消去。商品之中不显现时间与空间的差异。因为一切商品都同时性地存在于市场之中。商品全都作为共时性的东西而显现，由此在同一个空间中被区别，在同等空间中通过拥有差异而进入单一维度。也就是说，一切商品，从印度披肩到热带香料，都拥有价格，并与货币直接交换”(熊野[2013]:40页，旁点为原著者)。

40) “价值的世界虽然是人类社会的事情，却不受人的意识支配，反而以必然的法则性支配人。这就是商品生产社会中拜物教性质的秘密，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客观结构”(清水正徳[2005]:79页，同样的指摘亦见于新田[2004]:83页)。

41) 清水正徳[1994]:191-192页。

42) 柄谷[2010]:138-143页。

43) 西村[1977]就马克思所说的“法的关系・意志关系”作了如下叙述。“在这里，意思关系作为商品生产关系的媒介契机受到重视，同时这一意思关系被视为法的关系，这是明了的，这一法的关系并不指法规范本身，这无需任何说明”(268页)。确实，由“共通的一个意志行为”形成的“法的关系・意志关系”“并不指法规范本身”。但即便如此，把“法的关系・意志关系”=“商品生产关系的媒介契机”，岂不是把商品交换限定于所谓基于自己劳动的所有得以展开的小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了吗?这一点正如宇野[1975]所指出的，“把单纯交换关系所预设的私人所有原样视为‘基于自己劳动’的东西，与亚当・斯密一样，难免导致‘劳动是最初的价格，是对一切物支付的本源购买货币’(《国富论》日译本岩波文库版第1册68页)。商品经济的私人所有并不是从劳动=生产过程本身必然设定的”(114页)。另一方面，藤田[1974]把“诸阶级〔资本家/地主/劳动者：引用者〕在物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作为经济诸关系的具体现象形态来把握”，“把他们的意思关系、即可以说事实上的意思关系设想为经济关系存续的媒介性环节”(185页，旁点为原著者)。但是，商品交换不论“物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如何，都会“现象”出“法的关系・意志关系”，这在三大阶级形成以前也是同样。

44) “亚麻布商品所有者通过其价值表现，要求该商品与另一商品上衣交换，而自己却不能表现它;相反，上衣的所有者虽然并未要求与亚麻布交换，却直接被置于可以交换的地位”(宇野[1964]:33页)。

45) 对此，柄谷[2010]说：“在这里，马克思似乎强调法关系只是反映经济关系。但这毋宁意味着商品交换这一经济关系没有法关系就不能存在”(131页)。但应注意的是，“法的关系・意志关系”与一般意义上的“法关系”并不相容。因为承担义务(相对价值形式)的一方本来就不存在不得不承担义务的必然性。在一般的“法关系”中，权利的获得或侵害尚未具体确定的状态下，不能设想义务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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