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亿灵活就业者背后，马克思讲的“相对过剩人口”是什么？

清晨六点，城中村的路口已经站满了等活的人，有人举着写有“水电”“瓦工”的牌子，有人蹲在路边刷着手机上的零工信息。与此同时，写字楼里有人一边上班一边接设计私单，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在被裁员后开起了网约车，刚毕业的大学生在直播间里当起了助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灵活就业者。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两亿人左右;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有八千多万人。

两亿人，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中有人是主动选择，享受时间自由;也有人是被动接受，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只能先干着。灵活就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规模?它对经济和劳动者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提出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是一个很有启发的视角。

所谓相对过剩人口，并不是说人口绝对地多了，而是相对于资本增殖的需要来说多了。马克思的分析是这样展开的：随着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资本中用于购买机器、厂房、原料的部分越来越大，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部分相对越来越小。也就是说，资本总量在增长，但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得没有那么快，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行业还会绝对减少。这样一来，就会有一部分劳动者相对于资本的需要而言变得“多余”。

马克思接着指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道理：“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为什么过剩人口反而成了资本积累的条件?因为资本的扩张是一阵一阵的，景气时需要迅速招到大量工人，萧条时又要迅速裁掉。一支随时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大军，对资本来说再方便不过了。马克思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产业后备军。

这支后备军还有另一个作用。马克思说：“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说白了，就是“你不干，有的是人干”。门外排着长队等工作的人越多，门里在岗的工人就越不敢提要求，工资和劳动条件也就越难改善。

这个机制在今天的一些平台上也能找到影子。很多平台的接单门槛很低，下载一个应用、完成注册就能上岗，愿意来干的人源源不断。从就业的角度看，这为许多人提供了一份收入;但从议价的角度看，人越多，单个劳动者的话语权就越弱，平台调低单价、提高考核标准时，也就越少顾忌。这正是为什么不能把灵活就业完全交给市场自发调节，而需要制度来托底的原因。

马克思还把相对过剩人口分成三种形式：“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流动的过剩人口，是那些随着行业兴衰时而被吸纳、时而被排斥的工人，今天进厂、明天离厂。潜在的过剩人口，主要存在于农村，当农业生产率提高、土地容纳不了那么多劳动力时，一部分农民随时准备流向城市。停滞的过剩人口，则是那些就业极不规则的人，他们的劳动时间最长、工资最低，生活水平降到了劳动者的平均水平以下。

用这个理论框架来观察今天的灵活就业，能看到一些值得深思的现象。一些行业订单多时大量招人，订单少时迅速减员，工人在不同工厂之间流动;农村仍有一部分劳动力随时准备外出务工;一些零工劳动者收入不稳定、劳动时间长、保障不健全。这说明，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马克思揭示的规律性现象确实会以某种形式出现，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灵活就业与马克思笔下的产业后备军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社会制度不同，国家对待劳动者的态度和做法也根本不同。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后备军的存在被视为资本积累的条件，失业和半失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常态。而在我国，就业被看作最基本的民生，国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把稳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对于灵活就业，我们的基本态度是支持和规范并重：一方面，承认灵活就业是就业的重要渠道，是吸纳就业的“蓄水池”，鼓励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多种就业方式;另一方面，着力补齐灵活就业者在劳动保障方面的短板，防止这个群体沦为被随意压价的“后备军”。

近年来的政策举措可以说是有的放矢。各地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让异地打工的人也能在工作的城市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从7个省市起步并逐步扩大，越来越多骑手、快递员有了工伤方面的保障;各地加快建设零工市场，为打零工的劳动者提供免费的岗位信息和对接服务，让城中村路口的“站桥”变成更有秩序、更有保障的服务平台;工会组织积极推动货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入会，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娘家人”。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提出，要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针对潜在的过剩人口，我国的做法也与当年的英国截然不同。马克思描写的英国农民，是被圈地运动强行赶出土地的，他们涌入城市后只能听天由命。而我国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同时，在老家仍有承包地和宅基地。同时，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县域经济，让一部分劳动力可以在家门口就业，不必背井离乡。城乡之间的流动不是单向的驱赶，而是双向的选择。

对于那些就业最不稳定、收入最低的困难群体，国家还织密了社会保障的兜底网。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公益性岗位、就业援助，这些制度确保了每个人在遭遇困难时都不至于陷入绝境。马克思所说的停滞的过剩人口那种悲惨境况，正是社会主义制度要努力消除的。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灵活就业领域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人收入不稳定、劳动强度大，一些平台规则不透明，社会保险的参保率还不够高，职业发展通道还不够畅通。这些问题需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马克思的理论提醒我们，市场本身不会自动保护劳动者，必须通过制度设计，让灵活就业在“灵活”的同时也有“保障”，让劳动者在自由选择的同时也有安全感。

还应当看到灵活就业积极的一面。不少年轻人主动选择灵活就业，是因为它能让自己安排时间、尝试不同的职业、发展多方面的兴趣和技能。马克思曾经设想，在未来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摆脱固定分工的束缚，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人。今天的灵活就业当然还远不是那个理想，但如果有了完善的保障和公平的规则，它确实可以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灵活不应当意味着不稳定，自由也不应当意味着没有依靠，这正是政策努力的方向。

说到底，灵活就业者是我们身边一个个具体的人：可能是为你送来午饭的骑手，可能是帮你修好水管的师傅，也可能是你自己。他们不是任何人的“后备军”，而是用劳动创造价值、用双手支撑家庭的劳动者，理应得到尊重和保障。

马克思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分析，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更大的规律，即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财富在一端积累，贫困在另一端积累。我们为什么要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下一篇，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