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产与剩余：剩余的利用与阶级关系

上一篇从再生产出发，讨论了必要产品与剩余产品的划分，以及剩余产生的条件(再生产与剩余：必要与剩余的划分与剩余产生的条件)。生产力发展为剩余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能否转化为现实的剩余，还取决于劳动时间及其社会安排。进一步我们要问：剩余由谁生产、占有和控制，又如何被利用?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进一步考察剩余由谁生产、占有和控制，以及不同社会成员围绕剩余形成的阶级关系。本文先从现代经济中剩余的不同用途入手，再回到剩余的生产和占有，讨论阶级关系如何构成理解特定生产方式及其运行的重要线索。

一、剩余的利用及其经济后果

1. 基础设施投资与奢侈品消费：剩余的不同用途

先看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奢侈品消费。

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的《2025年美国基础设施报告卡》，2024—2033年间，美国道路、桥梁和公共交通三类基础设施的预计投资缺口分别为6840亿、3730亿和1520亿美元，合计约1.209万亿美元，折合年均1209亿美元。

与此同时，根据 Statista Market Insights 的预测，美国2026年的个人奢侈品市场销售额约为970亿美元，主要涵盖高端服装、皮具、钟表、珠宝等商品。

图1　美国道路、桥梁和公共交通投资缺口与个人奢侈品市场销售额。前者为ASCE对2024—2033年三类基础设施累计预测缺口的年均值，后者为Statista对2026年的销售额预测，均以美元计价。

可以看到，两者的数量相当接近，都是每年10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为什么把它们放在一起?

从剩余利用的角度来看，两者代表了社会资源的不同用途。一方面，在补偿必要消耗之外，社会可以将更多劳动和生产资料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另一方面，也可以用这些资源生产满足私人奢侈消费的商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近似地将它们理解为社会剩余资源的两种利用方向。

这一比较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社会有能力每年生产和消费近千亿美元的奢侈品，却仍然存在相近规模的道路、桥梁和公共交通投资缺口？为什么社会资源被用于满足某些需要，而另一些需要却没有得到充分满足？

2. 谁决定剩余的利用方式?

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考察剩余由谁占有和控制，以及控制者按照什么目标决定其用途。再看中美两国的基础设施投资。

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与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2017年发布的Global Infrastructure Outlook，对2016—2040年不同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趋势和投资需求进行了预测。下图根据其年度数据，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预测投资缺口占投资需求的比例。

这里的“预计投资”是根据既有投资趋势推算的未来投资水平，与预测投资需求之间的差额，就是投资缺口。例如，如果某一年预计需要100元投资，按照既有趋势只能投入90元，那么缺口比例就是10%。

图2　中美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占比(2016—2040年)。根据Global Infrastructure Outlook的年度预测数据计算并重绘。缺口比例=(当年投资需求-当年预计投资)/当年投资需求。涵盖能源、通信、机场、港口、铁路、道路和水务七类基础设施。数据为2017年发布的预测。资料来源：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 & Oxford Economics，2017。

从这组预测可以看到，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比例明显高于中国，而且预计在预测期内进一步扩大;中国的缺口比例则相对较低。为什么一个发达国家面临较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而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应比例反而较低?

从剩余占有和控制的角度看，中美两国一个重要的制度差异，就在于公共部门组织和调配社会资源的能力与方式不同。

美国经济以私人资本主义为主导，生产性资产和由此形成的大量剩余由私人资本占有和控制。如果从私人占有者的角度考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资源用于公共基础设施?为了满足个人消费，购买私人飞机可能比修建公共道路更符合自己的需要;如果把基础设施作为投资，则需要考虑能否盈利、多久回本，以及投资的风险。基础设施往往投资规模大、建设和回收周期长，一些项目虽然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却难以获得足够的直接财务回报。因此，社会需要某项基础设施，并不意味着私人资本就有动力进行相应投资。

相比之下，中国的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发挥着更直接的组织作用。政府不仅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安排公共投资，还可以通过国有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地方投融资体系，组织和调动相应的资金与生产资源。因此，公共部门在社会剩余及相关投资资源的控制和使用方面，具有更大的直接作用。

这种差异会影响投资决策的目标。例如，一条西部地区的道路，即使单个项目的财务回报较低，也可能因为改善区域交通、促进地区发展和提供公共服务而得到建设。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决策所考虑的就不仅是项目自身的利润，还包括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因此，中美两国基础设施投资安排的差异，与社会剩余的占有、控制和调配方式具有重要联系。在私人资本占有和控制社会剩余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的投资取决于盈利要求，而公共投资需要通过财政和政治机制另行组织。

这种差异的意义，还不仅在于当期满足了哪些社会需要。剩余的不同利用方式，也会进一步影响未来的生产和经济发展。

3. 剩余的利用与经济发展

如果将剩余用于追加生产设备、改善技术和其他生产条件，就可能提高未来的生产能力;如果用于上层群体的超额消费以及其他不直接扩大生产能力的用途，则不会产生同样的积累效果。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Paul Baran 在1957年出版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中，就将经济剩余的产生和利用作为理解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他特别关注一些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困难，指出这些国家虽然能够形成一定的经济剩余，但大量资源被用于上层群体的超额消费，以及维持庞大的非生产性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未能充分转化为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

Baran 指出：

落后国家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障碍在于他们对潜在经济剩余的利用方式。(巴兰，2016，第292页)

这一判断强调了剩余的利用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个社会能够生产多少剩余，取决于其生产力水平以及相应的劳动和社会安排;而已经形成的剩余有多少能够转化为资本积累，又受到剩余占有和控制方式的影响。

因此，剩余的占有和控制关系不仅影响当期社会资源的用途，还通过资本积累影响下一轮再生产和长期经济发展。

Victor Lippit 在1985年的论文《经济发展中的剩余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Surplu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中，也进一步讨论了如何将剩余的生产、占有和利用与阶级结构及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要解释不同社会中的剩余为什么由不同主体占有和控制，还需要进一步追问：这些占有和控制关系是如何形成和维持的?为什么一些社会成员承担剩余劳动，另一些社会成员却能够占有其成果、决定其用途?这就需要从剩余的生产和占有出发，进一步考察阶级关系。

二、剩余的生产和占有：阶级关系与生产方式

1. 从剩余的占有理解阶级关系

首先需要明确，剩余劳动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劳动者一定是在为别人劳动。生产者可以自行占有和使用剩余，也可能在必要劳动之外，继续为其他社会成员生产剩余。

当一部分人承担剩余劳动，另一部分人取得其成果并决定用途时，就形成了剩余生产者与占有者之间的特定社会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44：272)

马克思随后列举了古代贵族、奴隶主、封建领主、地主以及资本家等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剩余占有者。这些社会关系的具体形式虽然不同，但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剩余劳动由谁承担，其成果又由谁占有。

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把在剩余的生产和占有中处于相同经济地位的人群理解为一个阶级，从而通过剩余劳动的生产、占有和分配关系来分析阶级关系。

2. 基本阶级与附属阶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过程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Stephen Resnick 和 Richard Wolff 在1981年发表的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Classes in Marxian Theory)中，将阶级理解为围绕剩余劳动展开的社会过程，即阶级过程（class process）。

按照这种理解，阶级分析的重点不只是按照收入、职业或生产资料所有权划分社会群体，而是要具体考察：谁生产剩余劳动，谁直接占有其成果，以及已经被占有的剩余又如何分配给其他社会成员。Resnick 和 Wolff 由此区分了两类阶级过程。

基本阶级过程（fundamental class process）涉及剩余劳动的直接生产和占有。在生产者与占有者相分离的情况下，双方构成基本的阶级关系。

附属阶级过程（subsumed class process）则涉及已经被占有的剩余如何进一步分配。例如，剩余的直接占有者可以把其中一部分分配给其他社会成员，以维持基本阶级过程所需要的组织、监督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由此形成相应的附属阶级关系。

这一区分说明，阶级关系并不只是剩余生产者与占有者之间的二元关系，围绕剩余的进一步分配，还可能形成多种不同的经济关系。

从这一视角看，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过程，是理解其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重要方面。当然，现实社会往往并存多种经济关系，不能仅凭某一种阶级关系概括其全部性质。但通过考察剩余如何生产、由谁占有和控制，以及如何进一步分配，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特定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

3. 印加帝国：从剩余的生产和占有理解社会形态

经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地理解这一问题。印加帝国的劳役与国家仓储体系，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15世纪印加帝国扩张到今天秘鲁中部的上曼塔罗河谷以后，当地生产者与印加国家之间形成了一套以劳役和实物征集为基础的经济关系。地方居民不仅需要维持自身的生产和生活，还要按照国家的要求提供劳动，生产粮食和其他物资。Hastorf(1990)的考古研究发现，印加国家不仅组织地方居民为国家生产，还影响了普通家庭的农业生产和资源获取。因此，国家对剩余的占有，并不只是从地方居民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取得一部分，而是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直接影响劳动如何组织，以及生产什么。

图3 印加仓库及其管理。瓜曼·波马约1615年绘，见《新编年史与良好政府》第335页。图中可见仓库建筑及持结绳的管理者。原作藏丹麦皇家图书馆，图片来自Wikimedia Commons，公有领域。

这种关系也规定了劳动产品的占有和控制方式。考古学家 D'Altroy 和 Hastorf(1984)发现，绍沙(Xauxa)地区分布着52处仓储建筑群，共有2000余座仓库。这些仓库储存着粮食和其他物资，地方居民参与物资生产和仓储管理，而物资的集中和调拨则受到印加国家行政体系的协调。由此，一部分地方劳动产品进入了国家控制的资源体系，其用途不再由直接生产者自行决定。

剩余由谁占有和控制，又进一步影响它如何被利用。D'Altroy 和 Earle(1985)指出，印加国家通过动员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为军队、行政人员以及承担国家劳役的劳动者提供物质供给。他们将这种方式称为staple finance，即以基本生活资料为基础的实物财政。这些物资不仅用于统治集团的消费，也支持着帝国的统治和扩张。

这种利用方式又反过来影响了地方社会原有的权力关系。Costin 和 Earle(1989)通过比较印加征服前后的家庭遗存发现，征服以前，当地精英家庭在粮食储藏、宴饮活动以及某些消费品的使用方面，与普通家庭存在明显差异;而在印加统治时期，这些差异有所缩小，相关物品和活动也更多地受到帝国制度的影响。研究者认为，这反映了印加国家对地方精英原先掌握的部分经济和政治职能的接管与重组。

这一案例说明，剩余的生产、占有和利用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经济活动，而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过程。印加国家通过劳役制度组织生产，通过仓储体系集中和控制部分社会产品，又通过这些物资的调拨和使用，维持国家机构及劳役体系，并影响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

三、结语

本文从基础设施投资与奢侈品消费的对比出发，讨论了剩余的不同用途，以及剩余的占有和控制方式如何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这些占有和控制关系，与不同社会成员在剩余生产、占有和分配中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

从这一角度看，阶级关系不仅涉及剩余由谁生产、由谁取得，也涉及剩余由谁控制、如何分配和利用。印加帝国的案例表明，特定的阶级关系通过组织劳动、集中和调拨产品，维持社会组织的运转，并影响原有的权力结构。现代经济中不同主体对公共投资和私人消费的选择，同样受到剩余占有和控制方式的影响。

因此，从剩余的生产、占有和利用出发，既可以理解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阶级关系，也可以理解特定经济制度的运行方式及其再生产。剩余的利用不仅关系到当期社会资源如何分配，还会影响未来的生产能力，以及社会关系如何得到维持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