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森：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谈“稳定”，可到底稳定了谁？

【编者按：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罗伯特·霍尔与迈克尔·伍德福德因“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获奖。“宏观稳定”似乎随之成了理解这届奖项的一条线索：当经济下行时，政府减税、央行降息，为什么未必能立刻带动消费和投资?一个普通人如何理解明天，又怎样因此安排今天?

可“稳定”从不是一个没有对象的词。赫德森教授关心的正是另外一面：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人们如何形成预期时，会不会漏掉另一件同样具体的事——他们已经背负了多少债务?当我们说经济恢复了稳定的时候，究竟是谁的生活安稳下来，又是谁的财富得到了保护?

赫德森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质疑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对他来说，债务从来不只是经济模型中的一个数字，它连接着具体的人：有人偿债，就有人收取利息;有人不得不削减开支，就有人因此增加资产。因此，比“经济是否稳定”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这种“稳定”如何分配。以下为赫德森教授关于本届诺奖的观点。】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 图源：诺奖基金会

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不再把自己称作经济学家了。原因很简单：我长期讨论的是债务、国际收支、货币帝国主义和历史，但这些并不是当时主流学院经济学真正关心的问题[1]。

保罗·萨缪尔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时，他坚持认为，自由贸易会让所有国家受益，并使各国的劳动与资本比例(labor/capital ratios)逐步趋同[3]。我认为这种说法脱离现实，于是专门在天主教刊物《共同福益》(Commonweal)上写了一篇文章，呼吁停止颁发这一奖项。在我看来，评奖者显然是右翼人士。当时，瑞典的财富也已经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上层人群手中，就财富集中程度而言，正走向欧洲最不平等的经济体之一。

我选择在《共同福益》(Commonweal)发表文章，也和自己当时参与解放神学运动有关。那场运动曾得到两位我认可的教皇支持，后来两位反动保守的教皇上台，开始着手瓦解这场运动。那几年，天主教圈子是唯一愿意支持并发表我这些观点的群体，包括我的第一本书《援助的神话》(The Myth of Aid)。这本书试图说明，所谓“援助”实际上是美国帝国主义进行剥削的一种杠杆。

《援助的神话：发展报告背后的议程》(The Myth of Aid: The Hidden Agenda of the Development Reports)，1971年出版。赫德森在书中质疑“援助”这个词本身：表面上是富国帮助穷国，实际上却可能把受援国进一步纳入美国主导的经济与战略秩序。图源：Open Library。

到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又颁给了两位正统派经济学家。我早已不再阅读主流经济学期刊，也有半个多世纪没有参加过经济学会议。因此，我对这两位新晋诺奖得主的了解，只来自《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报道。

其中最令我难以认同的，是斯坦福大学和胡佛研究所的罗伯特·霍尔。1985年，他与阿尔文·拉布什卡合著《单一税率》(The Flat Tax)[4]。他们主张，富人不应比劳动者缴纳更高的税率。这里所说的富人，主要是金融部门的资金管理者、不在场地主和垄断者，他们的财富主要来自食利收入。这正是当时里根经济学的一项重要主张。据《华尔街日报》的回顾，霍尔和拉布什卡认为，这种税制的“扭曲更小”。

霍尔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了30年。按照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思路，经济衰退会通过“市场调整”自行修复，这些调整被视为经济运行中的“自动稳定器”。霍尔和另一位共同获奖者迈克尔·伍德福德都研究过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中的“消费函数”，也就是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但他们都没有触及那个被排除在外的话题：债务。二战以来，每一轮经济复苏都伴随着债务偿付负担持续上升，而债务通缩[5]也会相应地压低消费。

伍德福德赞同米尔顿·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批评，认为消费与收入之比(C/Y)并不是一个稳定函数，而是取决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但这种预期里并没有考虑债务。这种批评要说明的是，经济衰退时减税未必有用，因为如果受益者不认为这笔额外收入会改变自己的长期消费水平，他们就未必会增加支出。

伍德福德1978年的那篇论文距今已近50年。那个年代，几乎没人讨论债务会怎样影响这一问题。我在自己的文章谈过，但在主流经济学圈并不受欢迎。2026年新冠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向美国人发放2000美元支票，大多数人拿到钱后先还信用卡和其他债务，而不是增加消费。因此，如果把这笔支票算作收入，统计上的C/Y反而会下降。

但今天的经济环境已经和当年很不一样。伍德福德曾对《纽约时报》说，奥巴马政府的零利率政策(ZIRP)[6]，也就是在垃圾抵押贷款崩盘和衍生品投机失败之后救助银行业，“确实带来了更好的稳定效果”。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当天的纽约总部。图源：Robert Scoble / Wikimedia Commons。

但我们都知道，这项政策实际上带来了什么。2008年以来，几乎全部新增财富都流向了最富有的10%，尤其是最富的1%，更不用说最顶端的0.1%。这背后，是对FIRE部门[7]持续不断的减税和税收豁免。如今，这些受益者已经凌驾于整个经济之上。他们的财富，很大一部分来自持续收取别人支付的钱：债务人要向他们还本付息，租户要交房租，其他食利性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因此，诺贝尔委员会所谓的“稳定”[8]，其实完全可以与持续的去工业化和紧缩政策并行不悖。

所以，我只能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停止颁发这个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它的作用，是推广一套遮蔽现实的观念，让公众看不见这样一个事实：今天这个债台高筑的经济体系，根本不存在NBER式的“自动稳定器”。相反，随着西方经济用金融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和两极分化逻辑，取代古典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由债务通缩引发的失稳正在持续累积并不断加剧。

(全文完)

内容来源：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Michael Hudson on the Swedish Central Bank’s Wannabe Nobel Prize 2026》，Naked Capitalism，2026年10月14日。本文根据英文原文翻译、整理并加注。

[1]这里的“学院派经济学”，主要指二战后英美大学中的主流经济学。它越来越关注个体如何消费、投资、形成预期，以及政策如何稳定经济。但在赫德森看来，这类分析往往没有把债务关系置于中心，因此容易忽略债务背后的分配关系(谁在偿债?谁在得利?)。也因此，他始终把债务、金融、所有权和历史权力关系放在分析中心。

[2]通常所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名称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由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设立，并非诺贝尔遗嘱中最初列出的奖项。

[3]“劳动与资本比例”指一国劳动力与资本存量之间的相对关系。不同国家有的劳动力较为充裕、资本相对不足，有的则相反。萨缪尔森所代表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会推动不同国家的要素条件和要素收益逐渐趋近，意味着市场交换具有让各国共同受益、逐步缩小差异的作用。赫德森对此提出质疑：在他的分析中，国际贸易并不会自动带来趋同，反而是债务、国际收支和金融权力可能使一些国家长期处于债务和依附关系之中。

[4]“单一税率”是指无论收入高低，都适用同一个税率;累进税制则要求收入越高者适用更高的税率。霍尔等人认为，对富人的新增收入征收更高比例的税，会削弱其继续工作、投资或经营的意愿，因此主张统一税率。他们所说的“减少扭曲”，就是尽量不让税收改变人们赚钱、投资和消费的选择;这也意味着取消或削弱“富人收入越高、适用税率也越高”的累进机制。

[5]“债务通缩”是赫德森经常使用的概念。简单来说，当家庭和企业负债越来越重时，收入中会有越来越大一部分先用于偿还房贷、信用卡、企业贷款及利息，真正能够用于消费和投资的钱也就相应减少。如果越来越多家庭和企业都处于这种状态，整个社会的消费和投资就会受到压缩，经济活动也会随之放缓。

[6]“零利率政策”(ZIRP)是指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把联邦基金利率长期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以压低整个金融体系的融资成本，希望借此恢复信贷、投资和消费，稳定经济。赫德森关注的是，这种政策虽然稳定了金融体系，却也推动资产价格上涨，使本来就拥有大量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的人获得更多财富增值。

[7]FIRE 是 Finance、Insurance 和 Real Estate 的首字母缩写，即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

[8]此处所谓的“稳定”，主要指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恢复正常运转。也即，一个经济可以在银行没有大规模倒闭、股市和资产价格回升、金融市场恢复的意义上被称为“稳定”，同时制造业继续衰退、公共支出继续收缩，普通人的生活压力也未必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