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左翼党，已经正式支持“民主计划经济”了

编者按：

德国左翼党议会党团希望通过对“工业和能源体系”进行转型，重新建立一种具有社会包容性、受到民主控制的经济运行方式，以建设一个更加团结的社会共同体。而为此，该党议员向联邦议会提交了一份议案([21/7908号议案]“Anders Wirtschaften” ，即“另一种经济”，2026年9月7日)。

文件指出，这种转型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德国“旧有的经济模式”并不是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这种模式“同世界其他地区缺乏团结，也让我们作为一个社会自身陷入分裂”。

除了引入“民主经济计划”(demokratische Wirtschaftsplanung)之外——其中包括赋予企业职工委员会在经济事务上具有强制性的共同决策权(zwingendes Mitbestimmungsrecht)——还应设立经济委员会和转型委员会，以“建立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生态化和民主化的经济”为目标开展工作。

虽然，相比较于创造一个民主计划的世界经济这一目标而言，《另一种经济》只是跬步之于千里——德国的一个最近选举胜利，但是只有不到两成支持度的政党开始模糊的支持民主计划经济。但事情已然在其变化。首先，左翼党最近的胜利说明：激进的左翼议程胜过了温吞的妥协与改良;而“另一种经济”这一个提案，则说明了激进左翼开始将“民主经济计划”当作政策纲领。

对民主经济计划与它的支持者而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作者：Die Linke（Heidi Reichinnek, Sören Pellmann)

译者：公民伯里克利

原文：https://www.bundestag.de/presse/hib/kurzmeldungen-1211114

另一种经济

“一份全新的经济政策指南， 旨在促进更多优质就业机会、实现可持续气候保护及推动社会公平。 ”

(德国联邦议院 提案 )

I. 德国联邦议院认定：

德国这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进入第四年了，这绝不只一次长期的经济衰退，而是德国经济模式面临的根本性危机。其经济模式数十年来一直依赖于高出口水平、向他国转嫁成本、压低工资以及更廉价的能源。一方面，一方面，由于美国的惩罚性关税、全球范围内日益加剧的保护主义趋势、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竞争格局的急剧加剧;另一方面则源于廉价俄罗斯天然气的供应中断，2022年不仅个别企业陷入困境，相反，现有的经济模式的两个核心支柱已不复存在了。数万个工业就业岗位已然流失、工业领域内数十万就业岗位已面临风险。美国自二月以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了明显的价格上涨和随之而来的全球供应链危机。但伊朗战争——除了导致上文所述的不公平贸易和廉价天然气的消失——不是德国这一特定经济危机的原因。因为伊朗战争同等冲击了我们的贸易伙伴和竞争者，甚至它们承受着更加严重的冲击。

德国经济模式所面临的这一根本性危机，要求我们实现一次范式转变，而与此同时，这场危机又恰逢整个经济运行方式本身正面临着迫在眉睫且十分严峻的改革需求。因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活动的方式：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使用，不再不断耗尽有限的自然资源，而这需要——以社会公平为导向——终结对人和自然的剥削。

许多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代表一直对此发出警告：德国的出口顺差，就是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若德国的出口远远超过进口，必然会有一些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而这必然会导致德国贸易伙伴的对外债务不断增加。而为此提供资金的，则是德国和国际上的银行。2010年开始的欧元危机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希腊以及欧洲货币联盟中的其他国家已经无法再承担这一债务负担。随后，外国债权人失去了信心，且开始针对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行投机活动。而为了恢复所谓的“稳定”以及“拯救欧元”，德国联邦政府借助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这些受影响国家实施严厉的削减开支计划，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养老金、教育等方面的开支。为了满足紧缩要求，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也被私有化，并出售给外国资本。例如，希腊的一些机场由于旅游业而具有较高的盈利能力，就被交给德国机场运营商弗拉波特(Fraport)运营，特许经营期限长达40年。

德国这种旧有的经济模式并不是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 它既不利于我们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团结，也不利于我们自身社会内部的团结。因为，德国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如此高的出口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实际工资的停滞以及在“2010议程”(Agenda 2010)推动下不断扩大的低工资部门——德国的低工资部门规模在欧盟国家中属于最大的之一。虽然出口产业中的正式核心员工(Stammbelegschaften)本身并不领取低工资，但企业却从低工资部门中——比如劳务派遣(Leiharbeit)、承包合同用工(Werkverträge)、物流业以及外包(Outsourcing)——大量获益。同样，出口产业员工的工资增长之所以能够被压低到低于平均水平，也与食品折扣超市、美发行业、快递配送服务、餐饮业等领域的低工资密切相关。

尽管2015年引入的法定最低工资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成就，且至今依然如此，但它不能阻止如今每六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在从事低工资工作。

若一个国家长期生产的商品多于自身所消费的商品，且将剩余部分作为贸易顺差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那么按照通常的经济学解释，它并不是“入不敷出”，而恰恰是没有充分利用自身的经济能力：德国的雇员本来可以消费更多，国家也可以增加投资，而不是把商品剩余出口到国外——或者，我们也有能力重新分配劳动，让人们今后工作更少、获得更高的报酬。无论如何，加班时间的增加，以及病假天数和心理疾病的不断增加，都表明德国的问题并不是工作得太少，而更可能是工作过多，而且承受着过高的工作压力。

由于俄罗斯廉价天然气的供应中断，再加上伊朗战争所造成的进一步影响，德国的能源价格大幅上涨。长期以来，德国过度依赖化石能源——不只是俄罗斯的资源——而没有及时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也没有启动工业转型。因此，要建立一种更加具有韧性、更加能够抵御危机的新型德国经济模式，必须建立在新的、可再生的能源来源之上。相应地，公共和私人投资也必须重新确定优先顺序，并进行重新调整。

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和能源体系的转型，不仅是出于气候和环境保护的需要，也是因为：重新建立一种具有社会包容性、受到民主控制的经济运行方式，以及建设一个更加团结互助的社会共同体，这一转型不可或缺。几十年来，德国的民主从未像今天这样承受来自右翼的压力。因此，一场面向未来的经济转型也必须坚定地捍卫民主空间——尤其要在经济领域本身进一步扩大这些空间。共同决策(Mitbestimmung)、企业内部自我组织、合作社以及公共企业已经提供了明确的经济民主实践范例的地方。不仅要坚决捍卫这些制度，使其免受右翼势力的侵蚀，更要坚定地推动其进一步发展。煤钢业共同决策制度(Montan-Mitbestimmung)是德国从法西斯主义历史中吸取的一项重要教训。我们有责任进一步发展经济领域更加广泛的民主参与形式，且以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为目标，从而从根本上剥夺任何新的德国法西斯主义重新发展的基础。这一过程中，对能源、交通、基本公共服务、教育和住房等关键经济部门的控制权和支配权进行民主化，应当处于最优先的位置。今天，一种面向未来的经济政策，也必须始终是一种反法西斯的经济政策、一种反右翼的经济政策;它必须确保人们不会缺乏基本的物质保障和社会保障。

目前我们的起点是一项规模极其庞大的任务：几十年来，德国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各个领域积累了巨大的维护和更新欠账(Sanierungsstau)。一切都被不断使用到接近损耗极限的程度，而由于公共部门缺乏足够的人力，公共规划和项目实施往往耗时长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正是新自由主义长期以来所倡导的所谓“精简国家(schlanker Staat)”。正是如此，债务刹车(Schuldenbremse)摧毁了我们的铁路、道路和桥梁，也损害了我们的中小学和高等院校，以及我们的社会共同体和繁荣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II. 德国联邦议院要求联邦政府：

一. 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战略：确保工业向气候中和的生产方式转型，有针对性地促进生产社会—生态转型所必需的产品(例如热泵、有轨电车)，要求企业生产更加有利于气候保护的产品，包括：

a)通过与工业企业签订“转型义务合同”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作为交换，国家提供相应的扶持措施，帮助企业承担转向气候中和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的过渡性额外成本。此类扶持可以采取补贴、长期贷款，或者以国家取得企业股权的方式提供;同时，这些扶持措施应当与赋予企业职工和工会共同决策权(Mitbestimmungsrechte)挂钩

b)针对存在所谓“工艺过程排放”(prozessbedingte Emissionen)的经济部门——譬如钢铁、冶金、水泥以及某些化工产品的生产——制定雄心勃勃的氢能经济(Wasserstoffwirtschaf)发展路线图。

c)明确支持道路交通电气化，并优先发展公共汽车和铁路运输，同时停止对所谓“燃油车淘汰”(Verbrenner-Aus)政策的干扰。

二. 采取措施减轻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负担，以实现“让生活负担得起(das Leben bezahlbar machen)”，显著扩大内需，例如：

a)提出一项所得税改革法案，对月收入7,000欧元以下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给予明显的税收减免，同时对极高收入者显著提高税负。

b)将法定最低工资的下限确定为全职雇员税前工资中位数的至少60%，并立即将最低工资提高到至少这一水平。

c)提出一项关于发放“气候金”(Klimageld)的法律草案，以社会分层的方式，将国家通过碳定价(CO₂-Bepreisung)获得的收入全部返还给公民。

d)提出一项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租金上限(Mietendeckel)、限制能源价格并同时实行能源配额制度(Energiekontingents-Regelung)，以及参照“9欧元车票(9-Euro-Ticket)”模式降低公共交通成本的法律草案，以便让大多数居民能够将更多的购买力留在自己的钱包中。

三. 不应再继续声称今天的福利国家已经无法负担，而应通过持续扩大国家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险制度，增强国家和私人家庭的有效需求，而不是通过先行计划中的医疗、养老金、长期护理以及社会融入援助等方面的削减，让社会进一步分裂。为此，我们还要求联邦政府参照维也纳模式(Wiener Modell)，提出改革非营利住房制度(Wohngemeinnützigkeit)的法律草案，并制定相应的投资计划，以建设由公共部门和非营利机构提供的、长期保持可负担价格的住房。

四. 提出一项重新征收财产税(Vermögensteuer)的法律草案，将其设计为针对百万富翁的税种：个人资产达到100万欧元起适用1%的累进税率，资产达到5,000万欧元时提高到5%。其税收收入尤其应当长期增强德国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

五. 提出修改《德国基本法》的法律草案，删除作为投资限制因素的“债务刹车”，而不是通过不断设立新的特别基金来损害公共财政管理的透明度，并削弱议会的预算决定权。

六. 明确且具有约束力地支持扩大可再生能源，并最终放弃将天然气长期作为能源来源的政策。

七. 提出一项全面的行动计划，以加强集体协议覆盖(Tarifbindung)。

八. 结束持续无视《德国基本法》第一百零九条和《稳定与增长法》中所规定的、以对外经济的进出口平衡为国家目标的做法，且最终实行一种不再追求出口顺差的经济政策。这一意义上，联邦政府尤其应当推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重新定位：欧盟成员国应相互承诺维持经常账户基本平衡，且通过调整各国的竞争条件，特别是对长期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采取措施，来解决长期的贸易收支失衡——例如，提高顺差国家的社会保障标准、工资水平和公共投资。是所谓的“欧洲平衡联盟(Europäische Ausgleichsunion)”。

九. 同样应当在欧洲层面推动重新调整并进一步发展欧盟产业战略，使其转向一种团结互助的产业政策，以生产和维持欧洲所需要的关键产业能力，包括钢铁工业、交通运输产业、机械制造业、化工产业、制药业和基础材料工业、电子及半导体产业等。

十.推动采取措施，让“民主经济计划”成为可能并更加容易实施。为此，应赋予企业职工委员会(Betriebsräte)在经济事务上的强制性共同决策权。同时，应设立经济委员会和转型委员会，使我们进一步走向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生态化和民主化的经济。

十一. 提交一份评估报告，分析在乌克兰战争引发能源价格冲击之后，德国及其他国家运用政府价格监督和价格管制工具的经验;同时建立相应的行政和技术能力，使政府未来能够通过对能源、食品、住房和医疗等关键部门进行公共价格监测(öffentliche Preisbeobachtung)，更早地识别价格冲击以及其他形式的市场失灵，且根据需要通过价格管制工具和其他适当的调控措施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