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历史意义

释义：这段论述出自恩格斯1876至1878年间撰写的《反杜林论》，其写作背景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混乱的严峻局面。19世纪70年代，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杜林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抛出一套折衷主义哲学、庸俗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混合体系，在刚刚合并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造成了严重的思想分歧与派别分裂危机。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维护党的思想统一，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中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对杜林展开系统批判，并在论战过程中正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这段引文正是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关于未来社会臆想的基础上，正面阐发的关于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历史意义的核心论断。从涵义上看，恩格斯的论述包含三个递进的层面。首先，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将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个别工厂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对立，这种对立必然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危机期间生产力遭到大规模破坏、产品被大量销毁，形成“生产过剩”与劳动群众贫困并存的荒谬景象。恩格斯指出，唯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才能消除这种人为障碍，使生产力摆脱资本的桎梏。其次，社会占有将消除剥削阶级的奢侈性消费所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通过剩余价值的占有维持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这种非生产性消费是对社会财富的纯粹消耗。恩格斯认为，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意味着这部分被吞噬的资源可以重新投入社会生产或用于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从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生产资料和产品。最终，恩格斯的论述指向一个根本性的目标：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的有计划的社会生产，将首次为一切社会成员提供“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并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一论断的深刻之处在于，恩格斯并非仅仅描绘一幅物质丰裕的图景，而是将物质生产的社会化占有与人的全面发展内在地统一起来——生产劳动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为解放人的手段，人类由此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

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

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