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劳动者向境外“告洋状”——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剖析

2026年夏天，一起劳资纠纷引发了远超预期的连锁反应。

440名满怀憧憬的应届硕士毕业生，在入职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仅一个多月后，就遭遇了HR的“二选一”约谈：要么以“个人原因”主动离职，拿约半个月薪资补偿;要么拒绝离职，被单方面强制调往一线流水线从事操作工岗位，薪资按普工标准重新核定。最终，107人被解除劳动合同，解约率达24.32%。

当国内劳动仲裁的漫长流程摆在面前时，这些年轻人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他们将约谈录音、劳动合同等证据整理成英文材料，同时投向港交所ESG申诉通道、奔驰和大众等海外客户的供应商合规部门。

结果令很多人意外：8月25日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报，确认星宇股份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人力资源总监被停职。8月27日，星宇股份公开致歉，承诺提供3个月求职生活补贴和免费住宿，若3个月内未就业再给予6个月工资补偿。8月31日，梅赛德斯-奔驰通过企业和人员保护办公室正式回函举报人，认定举报描述的行为“不符合梅赛德斯-奔驰的企业原则”。9月1日，大众中国新闻发言人表示“高度重视并第一时间启动了专项调查”。与此同时，港交所将投诉材料移交上市科审核。

有人将这种现象斥为“告洋状”，认为劳动者绕过本国监管、向境外机构投诉，是在“消解本土司法权威”“纵容境外势力长臂管辖”。但如果我们放下情绪化的标签，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来审视，会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一、劳动力成为商品：一切劳资矛盾的起点

要理解这场风波，首先要回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分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他写道：“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应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一个根本条件：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

马克思这样描述这种场景：“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前者是资本家，后者是无产者。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垄断占有，而大多数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建立的基石。

当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之后，就进入了一个看似平等实则不平等的领域。马克思指出，在流通领域，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确实是“等价交换”：资本家支付工资，工人付出劳动。但一旦进入生产领域，资本家购买的就不只是劳动力本身，而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能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超出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就是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就是剥削的实质。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更加直白地揭示了资本对劳动的态度：“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他们能够把你们劳动的产品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旦他们无法靠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赚钱了，就任凭你们饿死也不管。”

星宇股份的案例，正是这一理论的鲜活注脚。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星宇股份全年减员2894人，降幅达27.76%;同期劳务外包工时从2022年的238.4万小时增至2025年的1087.42万小时，增长3.5倍;外包总报酬也从6572.73万元涨到3.02亿元。精简正式用工、加码外包模式，是企业压缩人力成本的典型操作。在资本的逻辑中，劳动者不过是成本表上的一个数字——当“优化”这个数字可以美化财报时，裁人便成了最直接的选项。

二、劳动异化：当人不再是目的，而是工具

星宇股份的HR在约谈中暗示，若不配合签字，将影响后续背景调查。应届生入职仅一个多月就被迫“二选一”，要么“主动”走人，要么去流水线做普工——这让人想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劳动异化”概念。

所谓“异化”，简单说就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反过来支配了人自己。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活动，但在资本逻辑下，劳动变成了被强迫的、折磨人的苦役。

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这些应届生按照企业校招的承诺而来，满怀期待地准备开始职业生涯。然而入职仅一个多月，招聘承诺与用工现实之间就出现了巨大落差。他们被当作可以随时调节的“财务变量”——招进来是为了满足某种报表需求，裁掉则是为了满足另一种报表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不再是具有尊严和权利的人，而成了可以被任意处置的生产要素。

三、资本的全球流动与劳动者的跨国博弈

为什么向境外投诉会如此有效?这需要从全球化的资本运动规律来理解。

马克思很早就洞察到资本不受国界限制的本质。后世学者将这种特性概括为“资本无祖国”：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去寻找劳动力成本更低、管制更宽松的地方——这正是全球化时代资本对劳动的优势所在。

但辩证法告诉我们，资本的全球化也创造了新的矛盾。当企业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谋求境外上市时，它就不再仅仅是“国内的”企业了——它必须遵守目标市场的规则，接受境外监管机构的审视。

星宇股份正是如此。这家公司2025年秋招440名应届生，2026年7月2日正式入职。而恰恰在此时，它正处在二次冲刺港股上市的关键窗口期——2026年7月29日，星宇股份第二次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港交所对IPO企业的ESG审查日益严格，尤其关注劳工合规问题。与此同时，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CSDDD)于2024年7月25日正式生效，要求链主企业对供应链的人权与环境风险进行尽职调查——供应商在ESG上出现问题，甲方跟着担责。作为奔驰、宝马、大众的核心车灯供应商，星宇一旦被认定用工违规，就可能面临订单调整甚至供应商退出的风险。

劳动者正是抓住了资本的这个“命门”。他们不诉诸情绪化的抗议，而是冷静地研读企业招股书中ESG板块的承诺，将企业“白纸黑字写明的”劳工权益保障承诺与实际用工行为之间的反差，整理成规范的英文材料，精准投递给那些能真正影响企业商业利益的机构。

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描述的，19世纪的英国工人“成立了工会，它们公开宣称要竭力保护各个工人不受资产阶级的横行霸道和冷酷待遇之害”。恩格斯在1892年英国版序言中还指出：“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而“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整个英国工人阶级……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弟兄处于同一水平上”。今天的中国年轻劳动者，在全球化条件下，找到了一种新的博弈方式——利用资本自身创造的全球规则来约束资本。

四、现象背后的深层矛盾

那么，这种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

首先需要明确：劳动者向境外机构如实反映用工问题，本身不等于违法;只有捏造虚假信息、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才触碰法律红线。将一切跨境维权简单定性为“告洋状”并予以道德否定，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事实上，这些应届生并非“绕过”国内渠道——他们同时向常州市劳动监察部门、港交所、欧盟供应链合规渠道以及海外车企供应商举报系统递交了材料。

但这种现象确实暴露了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当劳动者发现“向劳动仲裁投诉”不如“向境外客户发一封英文邮件”更有效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这反映了至少三对矛盾：

第一，资本的“国内守法”与“国际合规”之间的选择性。星宇股份在国内可以无视劳动法规的实质精神——虽然常州市人社局认定其“方法简单生硬”，但责令公开致歉、停职人力总监的处置，与境外客户启动供应链调查所带来的商业压力相比，制度威慑力存在明显差距。同样是劳工权益，为什么在国内可以“灵活处理”，在国际上就必须“严格遵守”?

第二，劳动权益保护的“国内机制”与“国际压力”之间的效率差距。国内劳动仲裁流程漫长，企业耗得起，但错过招聘窗口的应届生耗不起。而一封指向企业IPO和海外订单的投诉，可以在数日内产生实质性压力。当制度设计的效率跟不上维权的紧迫性时，劳动者自然会寻找更快捷的路径。

第三，民族国家框架与资本全球流动之间的张力。马克思分析过，资本的运动天然是跨国界的。当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选择监管环境时，单纯依靠民族国家框架内的劳动保护制度，就面临着“监管套利”的困境——资本总是流向管制最宽松的地方。而劳动者跨境维权，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监管套利”的反向利用：你用全球化的规则来逃避国内监管，我就用全球化的规则来约束你。

五、结语：回到马克思的启示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劳动关系理论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劳动关系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星宇股份事件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只要劳动力还是商品，只要资本还在追求剩余价值，劳资矛盾就不会消失;只要资本还可以在全球流动，劳资博弈就必然具有跨国维度。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中预判，随着英国工业垄断的破产，“整个英国工人阶级……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弟兄处于同一水平上”。今天，全球化的深化使得各国劳动者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一个国家的劳动者利用境外的规则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时，这既是对资本全球化的回应，也是对全球劳动治理体系提出的新课题。

当然，马克思主义也告诉我们，仅仅依靠向境外投诉、利用资本的商业弱点来维权，终究只是权宜之计。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这一次能够奏效，“是刚好撞上企业上市，又高度依赖海外客户。并不是每一位打工人，都能遇到这样的客观条件”。真正的出路，在于不断完善国内的劳动权益保障制度，让劳动者在自己的国家就能获得公正的对待——而不是被迫把希望寄托在远方的邮件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他写道：“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劳动者用自己的方式争取权益——无论这种方式是否合乎某些人的期待——都值得被认真倾听和理解，而不是被简单地扣上“告洋状”的帽子一棍子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