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本论】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危机与生产力

利润率趋于下降是趋势而不是机械的定律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利润率因生产力的发展而下降，同时利润量却会增加，这个规律也表现为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下降，同时商品所包含的并通过商品出售所实现的利润量却会相对增加。」而利润率趋于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

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较高的资本构成，会使数量越来越小的劳动推动数量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所以，总产品中任何一个部分，任何一个商品，或者说，充当所生产商品总量的计量单位的任何一定量商品，都只吸收较少的活劳动，而且也只包含较少的对象化劳动，即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损耗以及所消费的原料和辅助材料中所体现的对象化劳动。因此，任何一个商品都只包含一个较小的、对象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和生产中新追加的劳动的总和。这样，单个商品的价格就下降了。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资本有机构成趋于上升的规律。马克思同样指出，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并不是机械的、绝对的，而是一个趋势：

尽管如此，单个商品中包含的利润量，在绝对剩余价值率或相对剩余价值率提高时仍能增加。它包含较少的新追加劳动，但是这种劳动的无酬部分同有酬部分相比却增加了。不过，只有在一定限度内情况才是这样。当单个商品中包含的新追加的活劳动的总和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大大地绝对减少时，其中包含的无酬劳动的量也会绝对地减少，不管它同有酬部分相比相对地增加了多少。

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了可能使利润率上升乃至使得资本有机构成下降的几种可能的反作用：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工资的下降、不变资本的贬值、相对过剩人口以及对外贸易。

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论述中，与利润率趋于下降的危机具有同样的甚至更高的知名度的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关于生产过剩的危机理论和利润率趋于下降的危机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互相支撑的。

「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延续的是前中期马克思的思路，主要从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消费其所生产的商品出发理解生产过剩，因此他们实质上只承认一种生产过剩，那就是商品的过剩，等效于需求的绝对或者相对不足，因此他们的「生产过剩理论」不是立足于生产领域的，而是局限于流通的。这也导致以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著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大加赞誉，认为她事实上先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论。这导致「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够理解资本主义如何进行生产与再生产，只能从商业主义的角度出发，将生产过剩理解成某种需求不足，因此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延续都不是内生性的，而是必须依赖于和前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交换。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比例失调分析生产过剩的路径被截断了。脱离了生产与再生产的「生产过剩」也因此很难与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联系在一起，即使有人将两者联系起来，也可能只是对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作了一种商业主义的理解，即供过于求、价格下跌、盈利能力下降。

回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生产过剩的论述。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中，马克思描绘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比例失调是如何造成生产过剩的。

在简单再生产中：Ic+Iv+Im=Iw，IIc+IIv+IIm=IIw，此时维持再生产平衡的条件是 Iv+Im=IIc，也就是第一部类消耗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量要等于第二部类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量。而在扩大的再生产中，假设社会中的货币供应量充足，两个部类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不会全部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而是用于再生产的扩大：Im´=Ic´+Iv´，IIm´=IIc´+IIv´。

又由于第一部类需要从第二部类获得生活资料，第二部类需要从第一部类获得生产资料，因此有 Iv´=IIc´。而为了保证资本的盈利能力，扩大再生产环节中追加资本的有机构成必须小于等于原有的资本有机构成，或者剩余价值率大于等于原有的剩余价值率，以保证利润率不会下降。这就意味着一个稳定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平衡条件是极为苛刻的，不平衡才是常态。

假设既有的资本有机构成是一个适宜的比例，没有其他因素使得剩余价值率上升，生产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那么除非干扰平衡的是资产阶级将一部分剩余价值转移给个人消费(这会导致积累率下降)，否则必然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利润率下降。

我们假设两个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都是一比一，在平衡的情况下：

Im´=Ic´+Iv´　→　1000=500+500

IIm´=IIc´+IIv´　→　1000=500+500
Iv´=IIc´=500

而如果第一部类追加的不变资本投资增加为六百个价值单位：

Im´=Ic´+Iv´　→　1000=600+400

IIm´=IIc´+IIv´　→　1000>800=400+400

Iv´=IIc´=400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个部类顺利发生了交换，那么第一部类就被迫接受一个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由于原有的资本构成是合适的，剩余价值率不会对应地上升，第一部类的利润率会下降;而第二部类则会有二百个价值单位的商品仅能作为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或者是过剩的商品存在，这会降低积累率，或者导致商品的生产过剩。而如果第二部类追加的不变资本投资增加为六百个价值单位，仍然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Im´=Ic´+Iv´　→　1000=400+600

IIm´=IIc´+IIv´　→　1200=600+600>1000

Iv´=IIc´=600

此时整个再生产仍然会被严重破坏。第一部类不可能愿意无故多支付二百个价值单位的工资给工人，因为 c/v=1 的有机构成在既有的生产关系下是最优的，降低有机构成并不能使剩余价值率相应地提高，因此如果两个部类顺利发生交换，这二百个单位的价值会被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这会降低积累率。同时，由于第二部类承担不起以原有资本构成进行的再生产，那么它就只能在不变资本支出降低的情况下进行扩大再生产，也就是 IIc´+IIv´=600+400，那么资本有机构成就会上升;由于原有的资本有机构成是合适的，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并不能使剩余价值率和生产率相应地提高，利润率会下降，与第一种情况基本一致。

如果两个部类不愿意进行这两种交换，那么再生产将会回归平衡，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决定了这种情况是基本不可能的：资本家不可能看清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不平衡，他们只能看到本企业或者本部门的资本增殖，即使整个体系的有机构成在上升，他们也要争取本企业的利润增长，即使利润率会下降;更何况不平衡是部类中发生的，作为个别企业或许仍可以保持生产的等比例扩大。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可能发生的是两个部类都力图尽可能大地扩大本部类的再生产，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因而发生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基本只可能是一个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而利润率下降，而另一个部类的积累率和利润率下降。

资本的绝对过剩：产能过剩的两种形式

而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的生产过剩，从来仅仅是指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能够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即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

也就是说，后期马克思所指认的生产过剩更多的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及其后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比例失调，而不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及以前所强调的消费不足(如资本主义剥削导致的工人阶级支付能力不足)。马克思指出，不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还是利润率下降的危机本质上都是盈利危机，也就是资本剥削活劳动的能力下降的危机。而导致这一危机的核心就是资本积累的过剩：「因此，资本的生产过剩，不是个别商品的生产过剩，虽然资本的生产过剩总是包含着商品的生产过剩，仅仅是资本的积累过剩。」

而「只要资本同工人人口相比已经增加到既不能延长这些人口所提供的绝对劳动时间，也不能增加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后一点在对劳动的需求相当强烈从而工资有上涨趋势时，本来就是不可能的)，只要增加以后的资本同增加以前的资本相比，只生产一样多甚至更少的剩余价值量，那就会发生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也就是说，只要追加投资不能使得资本主义再生产等比例地扩大，而仅仅只是导致不变资本单方面的积累或者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再生产，资本就在绝对的意义上过剩了。

这种资本的积累过剩或者说生产过剩有两种表现形式：「一部分资本全部或部分地闲置下来(因为它要自行增殖就得先把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从原有地盘上排挤出去)，另一部分资本由于受到失业或半失业的资本的压迫以较低的利润率来增殖。」资本第一种过剩的形式就是生产资料的大规模闲置，第二种过剩的形式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两种情况有一个更为主流社会所熟知的名字，即产能过剩。当资本过度积累或者说过剩时，一家拥有四台机床的制造业工厂可能只有两台以理论上的比例和强度进行生产，一台闲置故而使得资本沉积在生产资料中渐渐自然损耗、无法完成周转，而另一台则不得不保持一个更低的生产强度，因此一次周转中所消耗的可变资本也随之减少了，资本的盈利能力随之下降。

盈利法则与长期萧条：衰退与萧条的区分

迈克尔·罗伯茨基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盈利危机的论述，进一步发展出了以马克思的过度积累、资本有机构成趋于上升、生产过剩而盈利能力下降的危机理论为核心的「盈利法则」和「长期萧条」理论，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所谓的「盈利法则」，就是指以资本有机构成趋于上升为基础，一般利润随之趋于下降、企业盈利能力也必然随之下降的发展规律。

基于「盈利法则」，罗伯茨区分了「萧条」与「衰退」的概念。「衰退」指的是一个短时间内的经济下行，表现为产出和就业萎缩、投资放缓;而「萧条」则是一个长期的概念，指的是在一个有着巨大跨度(往往持续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范围里，经济陷入了一个严峻的下行期，这种严峻的经济下行强调的不是经济下滑的巨大幅度和收缩持续的时间，而是一般利润率和与之紧密联系的企业盈利能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并且长期难以修复，经济增长率也随之持续低迷。

这正是萧条与大部分衰退的不同之处：萧条发生后企业的盈利能力长期难以恢复到萧条之前的水平，而是会在低位平衡，因此即使在萧条的顶点过去后，资本主义经济仍然会十分脆弱，一个过低的利润率和经济增长率会极大化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矛盾，削弱资本主义的治理能力。如果资本主义的治理能力削弱到了一定的程度，而社会矛盾又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甚至剩余价值率也可能会降低，这又意味着资本盈利能力的进一步受损。

罗伯茨认为，典型的衰退应该是 U 型或者 V 型的单底衰退，或者是 W 型的双底衰退，经济在快速触底后会很快出现上升趋势，并往往在数年之内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萧条则意味着长期的经济增长乏力和利润率低迷，并往往以战争等剧烈的社会动荡告终。

前两次长期萧条：从帝国主义瓜分到世界大战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长期萧条爆发时，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庞大资本积累已经到达了极限，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增长也已耗尽，进一步追加投资表现为利润率的下降和债务的积累。同时由于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已经到达极限，工人阶级的收入甚至经常难以完成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阶级斗争极为激烈，因此资产阶级无法通过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来修复利润率，最终导致盈利危机转化为长期萧条。这一次长期萧条持续了二十年，最后通过生产资料的大规模破坏和垄断资本主义的诞生，再加上进一步的帝国主义的诞生与瓜分世界的狂潮而得到一定解决，并最终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破坏，使资本主义得以再次进入上行时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长期萧条开始时，世界市场已经基本被瓜分殆尽，战后工业的快速复苏，福特制所推动的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生产率上升和透支的需求繁荣，加上凡尔赛体系下将德国这样的资本主义主要工业国作为经济上的「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已经丧失了几乎所有的相对和平的解决长期萧条的可能。个别国家通过赤字财政、控制生产率和有机构成以及重整军备等途径所取得的经济改善，对于解决资本主义在整体上和长期的萧条态势是无力的，再叠加凡尔赛体系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福特主义的法团社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苏联及其势力范围建立了起来，这些福特主义的社会服从以下几个要件：生产力不断进步是人类社会的福祉所在，故而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生产力不断进步建立在技术进步与大生产、经济计划化、劳动力控制和经济理性化之上;生产力进步将生产出大量廉价的工业产品，从而创造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为了保障人民得以具有消费庞大的工业制成品的能力，也就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所在，国家与企业将提高劳动待遇、保障劳动条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既然国家与企业为人民谋福祉，那么人民就应当放弃进行政治组织的权利;人民将被组织在官办的或者官方许可的去政治化的福利性群众组织中，政治化将受到暴力镇压。

在美国，这表现为这样的社会契约：资产阶级承认工人享有基本经济保障的权利，工会承认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和享有特权的权利，联邦政府承认并维护双方的法定权利，并打击违背社会契约的行为、特别是工人运动，劳资双方向联邦政府效忠、永不反对联邦，主动抵制危及秩序的行为和意识形态，比如工会领导人不得为社会主义者。而在诸如苏联这样的国家，则更特别地表现在拥有巨大自主权的企业法团的发达：「社会主义」企业特别是庞大的国有企业往往发展成了一个控制着员工住房、婚育、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几乎全部民生的基层治理体系，这些企业法团在社会关系上十分接近于十九至二十世纪美国的「公司镇」，并且这些企业法团同样建立了许多公司城。

福特主义建立在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的特殊环境之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大量过剩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制造了大量的战争难民和退伍军人甚至战俘以作为相对过剩人口，重新划分了各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并推动了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这使得世界资本主义得以拥有一个低的资本有机构成和高的剩余价值率;在这种情况下，技术革命成为了可能，因为即使广泛的技术进步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资本主义的盈利能力仍然能够得到保障。

欧洲化为了一片废墟，因此得以使资本有机构成大大下降，反而得以进入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苏联在战争中同样消耗颇多，斯大林时代的生产过剩得以被消耗，在战后也得以夺取了大量的势力范围，掠夺了大量的市场和财富;最大的赢家自然是美国，过剩的生产资料没有被战争直接摧毁而是被战争「消费」，大量的劳动力在失业高企时参军并在战后转变为工人，美国还夺得了世界市场的主导权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大量物质遗产，从此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宰者。

因此，资本主义取得了长足且相对稳定的增长，世界市场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高利润率也支撑了战后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国家。这是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最为和平和繁荣的年代，至少有足足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战争或者革命。不过这份虚假的繁荣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演化」出了能够保证「永久和平」的社会关系，而主要是由于战争的破坏提高了利润率，利润率的上升又使得资产阶级大大提高了其治理能力，即福利国家的诞生。一旦利润率随着资本过度投资而再次下行，利润率下降与生产过剩的危机必然再次爆发，危机导火索也会随着局势恶化而越来越容易出现，资本主义又将再一次陷入动荡和危机之中。

一九六〇年代末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进入一个下行区间，利润率开始快速下降，最终承载了资产阶级「千年帝国」美梦的战后法团社会在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崩溃了。

导致了福特主义崩溃的一九七〇年代经济危机同样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和利润率下降导致的，但是一九五〇至一九八〇年的利润率下降主要发生在七十年代危机发生之前，特别是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之间。依据罗伯茨的数据，战后美国的利润率在一九六〇年左右开始进入下行区间，一九六八年左右开始快速下行直至危机。危机爆发之后，资产阶级「进行反劳动改革、私有化、削减政府服务和养老金、降低企业部门税收以及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和经济的金融化，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修复了利润率和经济增长率，使其恢复到了危机发生前的水平，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反冲了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

七十年代经济危机并未转化为长期萧条，得益于对福特主义时代所积累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劳工权益的削减，以及七十年代末期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一方面在本土提高剩余价值率、压制资本有机构成，一方面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海外市场的高利润率来弥补本土市场的利润率下降;同时，全球化导致的制造业流失和服务业、金融业的发展也倾向于降低本土的资本有机构成。

时间来到二十一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越来越依赖世界市场中的价值链、虚拟经济和高债务以及利润率更高的服务业来维持本土的利润率和经济增长。此时，苏东剧变后的新兴市场业已被瓜分殆尽，价值链在世界市场中的延伸受到阻碍，具有足够体量和足够稳定的后发国家已经被开发殆尽，世界工厂地带的资本过度积累和劳动力价格上升使其越来越陷入相同的危机。技术革命被证明为一场骗局：互联网革命为主导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更多地催生了金融泡沫而不是一个高利润率的行业，并且缺乏提高传统产业利润率的能力，金融化和高债务严重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利润，并不断地以长期风险为代价牟取短期的利润，而资本主义已经不可能离开它们了。于是第三次长期萧条爆发了;时至今日，资本主义仍然处在长期萧条之中，并且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那样，资产阶级缺乏对冲长期萧条的能力。

二〇〇八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陷于长期萧条而难见复苏，在增长萎靡、投资乏力的同时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民众生活日益困顿。资产阶级寄复苏的希望于放松监管、打击工人、殖民主义和技术进步。但是通过放松监管和打击工人以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手段在福特主义崩溃时已经通过对福利国家的拆解和反劳工改革使用过了，以如今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生活之困顿，提高剩余价值率的空间不高。殖民主义体系运作至今，一方面依赖国际分工，一方面依赖后发地带内部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来为核心地带的资本提供超额利润，但是这些区域也越来越陷入长期萧条的漩涡。资产阶级历来对技术进步抱有某种迷信，认为技术进步能够挽救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技术进步只有在导致了普遍的资本有机构成降低或者是不明显上升，同时使得剩余价值率不下降或者是大大提高时，才可能为解决长期萧条提供基础，而这是当下的以人工智能革命等为核心的数字革命所不具备的。长期萧条重创了资本主义的盈利能力和增长能力，因此使得资本主义本就低效的治理体系进一步失能，进一步限制了其应对萧条的能力。

长期萧条允许经济增长和技术革命的存在，它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盈利能力的长期低迷，而盈利能力又取决于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之间的此消彼长，与技术进步并不成比例，与经济是否增长也并不一致。在第一次长期萧条期间，萧条就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并存，并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取得了长足的增长。

一方面：

美国有 2.1 万英里铁路因破产而瘫痪，德国的股票价格从繁荣顶峰的 1877 年下降了大约 60%。而且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世界主要产铁国中，几乎有半数的鼓风炉熄火停业。前往新大陆的移民洪流变成了小溪。在 1865—1873 年间，每年有 20 万人抵达纽约港口，然而 1877 年却仅有 6.3 万人。但是，与早期的大繁荣衰退不同，这次衰退似乎没有终止。1889 年，某位德国人写了一篇题为《针对政府与商界人士的经济研究导言》的研究文章，其中指出：「自从 1873 年股票市场倒闭以来……除了短暂例外，『危机』一词总是萦绕在每个人的脑海里。」而且这种情形还是出现在德国，德国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一直相当可观。历史学家曾怀疑所谓的 1873—1896 年的「大萧条」是否存在。当然，这次衰退不像 1929—1934 年那样明显，1929—1934 年的经济衰退曾几乎窒息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然而，对当代人而言，大繁荣已被大衰退取代的感觉是非常明确的。

另一方面，虽然第一次长期萧条中出现了典型的企业大规模倒闭、商品价格大幅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商业与金融市场低迷等诸多典型的萧条特征，主要工业国仍然取得了增长：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九六年间，英国工业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七，德国工业增长了百分之九十二，美国工业则翻了一倍。即使是在危机最严重的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九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整体上仍然在增长。「大繁荣」与「大萧条」的共存早已有过先例。

何为资本有机构成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中，马克思本人是这样定义资本有机构成的：

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凡是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始终应当理解为资本的有机构成。

马克思于此定义了三个彼此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概念：资本技术构成、资本价值构成和资本有机构成，并将资本的有机构成作为衡量资本构成的核心指标。一直以来，如何理解这三个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特别是如何区分资本有机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学术界主要有两个观点。

其一是认为马克思既然强调「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那么资本有机构成自然要同时与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在「数学上」区别开来。资本技术构成是一个难以被量化的生产关系，是诸如若干台某型号织布机由若干个织布工操纵、于一个工时内耗费若干单位棉花之类的具体构成;而价值构成则是一个抽象的构成，它仅仅反映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价值量的比，而不考虑是何种生产资料以何种方式奴役何种工人。因此这一种观点认为，为了体现资本有机构成的独特性，在计算资本有机构成时要锚定一个基准，以该基准年度的商品价格为标准，以不变价计算接下来数年的资本有机构成。

而对立的观点则认为，资本技术构成是一个具体的实物与人力的比，是不能被量化的，所以应该将资本有机构成理解成一种特殊的资本价值构成，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资本有机构成的值应该与资本价值构成相同。

显然这两种解释都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的定义是「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如果用比较老套的逻辑解释，第一种观点只体现了技术构成对有机构成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有机构成是一种价值构成，而价值不是一个不变的实体，它是与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挂钩的，不同的年份有着不同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也会随之变化，按照所谓的不变价格计算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除非做到仅仅是排除了通货膨胀的价格影响。而第二种观点则忽视了资本有机构成是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的，并且颠倒了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地位。

因此，想要理解完整的资本有机构成，就必须超出数学化的经济学教条，将资本有机构成理解成对一定条件下的资本构成的综合理解：它不仅仅应该是资本价值构成或者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而是一方面考查一定条件下的具体的生产关系(资本技术构成)，一方面又通过资本价值构成对具体的生产关系进行抽象化分析，最后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达成一个对资本主义的合理认知。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一方面在进行分析时从没有指出过要排除所谓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变化的影响，反而将生产资料的贬值作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的反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资本论》中具体提到的资本有机构成(实际上由资本价值构成代替)上升时：

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或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只是近似地表示出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构成上的变化。例如，目前投入纺纱业的资本价值中，不变资本占七分之八，可变资本占八分之一，而在十八世纪初不变资本占二分之一，可变资本占二分之一，但是，目前一定量纺纱劳动在生产中所消费的原料、劳动资料等等的量比十八世纪初要多几百倍。

生产力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堆技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晚年为了打击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内日益蔓延的经济唯物主义倾向，多次通过其与社会民主党人的通信和有关著述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或者生产力决定论。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中所提出的历史合力论：恩格斯在其中指出历史不仅仅是经济力量的结果，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具体的历史进展并不仅仅是经济决定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然后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和通信中强调的两种再生产理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这两个理论都被整合进正统体系中，并广为人知，因为这两种理论更容易被形而上学地理解。

相比之下，在诸如《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和《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中所强调的思想则更多地被正统体系所忽视，亦或者是庸俗化。在前一封信中，恩格斯指出：「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在后一封信中指出：「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

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将经济仅仅理解成一个独立王国，也不应该将上层建筑理解为经济之外的力量；不应该将生产力仅仅理解为技术，也不应该将技术仅仅理解为生产力。实际上，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

这也就是说，一定的生产力的总和本质上就是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的和，这个和又建立在人们所拥有的既往物质条件之上，这个物质条件既包括既往产生的人化自然和物质财富，还包括继承下来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所生产的人：「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生产力是一种「能力」，能力是一种关系，而关系与实体不同的地方在于，关系中的实体只有在相互作用中才能具有完全的意义，离开了关系，这些实体就不再在原来的意义上存在了。因此生产力只能作为「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被理解。

历史唯物主义从不将人类社会中各个层次的力量视为彼此隔离并发生外部联系的。它认为这些力量一方面是具有层次的，经济力量是其中最基本最具决定性的;一方面又是一体化的、互相构成的，经济力量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或者文化力量，反过来政治与文化也是一种经济力量。这种「互相构成」又受到层次性的制约，这种层次性使得我们的历史观免于折衷主义。

一定的生产关系是一种生产力，但是一定的生产力同时需要有一系列其他因素构成，而且这些因素并不是生产关系能够完全左右的，在一定意义上是不以生产关系的变动为转移的。一定的生产关系本身就包含在一定的生产力中;对于生产关系而言，生产力是完满的，对于生产力而言，生产关系则是不完满的，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的一部分，必须要在这一总体中才有意义，关系不能离开它的组分而存在。这就是辩证法的总体优于部分的规律，因此是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蒸汽磨的技术生产力对应着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的物质条件上的社会方方面面的生产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总的生产力，对应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

经济基础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常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就是在说政治的要素本质上也是经济的要素，因此政治事件只有建立在经济基础上才能成为现实，但是反过来经济的要素却不仅仅是政治所能够概括的。经济完全地构成政治，政治却不能完全地构成经济，经济优先于政治。因此政治不能决定经济，而只能对经济产生「反作用」，这种反作用的运作机制不是不可名状的外部联系，而是政治力作为经济力在起作用。

辩证法：

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的小买卖，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量到质的转化=「机械的」世界观，量的变化改变着质……「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性质，黑格尔自己已经表明了：「在本质中一切都是相对的」(例如，正和负，它们只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而每一个对自己说来是没有意义的)。例如，部分和整体已经是在有机界中愈来愈不够的范畴。种子的萌芽、胚胎和生出来的动物，不能看作从「整体」中分出来的「部分」，如果这样看，那便是错误的解释。只是在尸体中才有部分……无论骨、血、软骨、肌肉、纤维质等等的机械组合，或是各种元素的化学组合，都不能造成一个动物有机体。

而正统理论就像恩格斯所说的：「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

资产阶级国家，就像帕舒卡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不存在真正的法律那样，在治理能力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经济危机时，资产阶级国家往往会采取措施干预经济，以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即使在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就通过暴力（比如镇压工人罢工意味着直接的经济影响）和公共政策（比如有关教会问题的议案将影响到巨量的地产和被奴役的农民）广泛地干预经济，甚至狭义上的经济干预在那时就已经颇为常见，比如美国第一银行和美国第二银行的设立与消亡。此外，与资本主义诞生直接相关联的圈地运动达到高潮，正是在议会立法支持下的「议会圈地」时期。而且说到底，自由放任本身就是一种干预政策。资产阶级国家在第一次长期萧条发生后，亦同样广泛地采取经济干预政策，如大规模贸易保护政策、金融系统改革、劳动改革以及支持垄断组织发展，试图缓解危机。

一九二九年第二次长期萧条爆发后，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剧烈变化，无力独自维持统治的资产阶级或者是无力独自执政的资产阶级集团将政治权力分享给资产阶级的其他部分以及市民精英，意图重建良性运转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这一变化在美国表现为原本被排挤的、由东北部犹太裔、意大利裔和爱尔兰裔资产阶级以及天主教资产阶级、南方民主党和中西部与南部平民主义者(由工人阶级的上层、中下层南方士绅和北方知识分子以及社会活动家组成)所组成的新政联盟取得了统治，原有的以共和党人为主的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资产阶级与之分享权力。而在德国则表现为以政治上失意的精英知识分子、上升的下层中产阶级以及部分地位较高的熟练工人为核心的纳粹党，与原先统治德国的大资产阶级和容克贵族联合执政。

这些社会集团在执政后，一方面大规模发动国家机器的暴力，对革命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进行打击，将工人阶级强制整合进大规模的、去政治化的群众组织中;一方面限制私人资本家的经济权力，强调私人资本家对整体资本主义经济的责任，建立起一个「共同体式」的社会。在这一阶级政治基础上产生的法团主义政权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力量，足以通过推行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和创造就业计划，对利率和财政进行控制，并且有意识地限制经济项目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比如限制公共工程中使用机械。纳粹党在执政后冻结了德国的工资和物价，经济学家们也发现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德国经济的生产率基本处在停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