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本义旨要 》序言

序言

《道德经》是我国古代春秋末期生于楚国世称老子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社会理论家李耳留给后世的一部伟大的社会改造理论专著，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一份光辉的文化遗产。

《道德经》一书充满爱民思想，洋溢着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它向往社会平等，总是站在被剥削、被压迫者一边说话，维护他们的利益，肯定他们的力量，坚信“柔弱胜刚强”哲学理念。

《道德经》崇尚“无为”，在哲学观念上认为天道是无为的，社会的人也应该顺应天道实行无为。它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但是，老子是生活在有为社会，他只能反复告诫统治者，只有做到了“无为”，才不致于失败;只有“无事”才足以取天下。

《道德经》深刻地触及了社会热点，为此，2500多年来，历代学者都热心于《道德经》的研究。尽管中国一直是儒学当道，甚至有韩愈这样的大学者带头“觗排异端，攘斥佛老”(韩愈：《进学解》)，他在《原道》中直斥“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韩愈：《原道》，《古文观止》岳麓出版社 1988年8月第3版，第483页），抨击不可谓不力;但终究未能动摇《道德经》的地位及社会研究《道德经》的热情。

《道德经》的思想深邃，语言古朴，它的哲学思想不像《中庸》那样单一浅显，语言不像《论语》那样平实。他和孔子大约生活在同一时期，但两人对社会的认知和主张完全不同。孔子是匍匐在社会之中 ，维护着社会已有的礼乐制度，力倡仁义，为文、武之道的延续服务 ;老子是驾凌于社会之上，挥斥圣知，贬损仁义，摒弃一切法律制度，道法自然。《道德经》小仁义而儒家不能反抗 ，“绝圣弃知”而圣知者对他无法拒绝。《道德经》真不愧是一部伟大的著作。

古人研究《道德经》，在字词析解方面可能比现代人占优势。《道德经》中传达的深刻思想，他们也有所研究，但有些话则不便说得太明白(他们也说不明白)。现代社会文化发达，研究《道德经》的人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古人，学识见解也远远超过古人，因此，现代对《道德经》的注释本都优于古本。

虽然如此，近二十多年来，我还是抱有一种期待。不管读哪一种注释本，我都要看一看注释《道德经》 的学者们对以下几处文字是怎样解释的?我以为，这几个地方不能正确解释，就是没有把握《道德经》的精髓——不管他是有多大名气的学者!

这些问题主要有：

1、开篇“道可道，非常道”究竟应该怎样解释?道的本质是什么 ?

2、什么是“无为”?什么是“无事”?

3、为什么说“绝圣弃知，民利百倍”?

4、“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是什么意思?

5、“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至于无为”这话怎么讲?

6、“反者，道之动”怎样解释?

还有其他一些，主要是这几处。许多注释本都不能给我“解渴”。欣闻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有《老子通释》和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有《老子的帮助》两书问世，我让孩子们从国内给我购来这两本书拜读，以释渴求。

正如我在上面讲到的，现代学者研究《道德经》，水平远远高于古人。一方面，现代学者大多接受过完整的教育体系，学识渊博，文化功底深厚;古人只有极少数人接受过系统教育 ，而且大多局限于文史方面，知识面比较狭窄。另一方面，现代学者有条件认识2500多年来社会发展的实际及一切研究《道德经》的学术成果，汲取其养分融入自己的著作，这是古人享受不到的条件。就拿马王堆汉墓帛书《道德经》的持有者来说，他的学识肯定不及我们现代的《道德经》研究者，更不要说余秋雨和王蒙这样的学者。

同时我们也要承认，现代学者不够“古”也是一大缺陷。《道德经》是古人写古事，表达古人的简单愿望，我们把他们看得太复杂了，将他们的一些简单的道理越说越复杂 ，越说越脱离古代生活实际，甚至超过我们现代人的思想水平，因此越说越难懂，这恐怕也是一个累赘吧。

其实老子没有那么复杂 ，他的想法很简单(因简单而更伟大)。这是可以肯定的：一个古代知识分子，周王室一个文吏，一个史官，处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时刻，面对着大国兼并小国的急速发展，劳动者被迫承受着越来越沉重的经济负担，官方法令滋彰，人民生活日益窘困，他掌握一些文史资料 ，了解社会矛盾，了解当时各国情况 ，对现实不满 ，通过《道德经》表达一种诉求，跃然纸上，这没有什么复杂性可言。

之所以说不复杂是老子的鲜明立场决定 的。只有立场不鲜明的人，闪烁其词，绕来绕去，才把一个问题弄得玄秘莫测。老子不是这样，他单刀直入地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这是2500多年前的话，现代人都看得懂，而且现代社会一切不公平问题的根源还在于此，因而《道德经》至今还有生命力。他还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希(稀)有不伤其手矣!”老子说的“司杀者”是专管执刑的机构，“大匠”是木匠师傅。老子时代，奴隶主(或封建主)们为了达到镇压的目的，根本不通过执法机构而直接杀人，老子说，你们代大匠斫，一定会砍到你们自己的手。这简直就是向统治者们发出严厉警告了!

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谈论社会问题，为了使人信服，就会搬出天道作证。儒家和道家都采取这个作法。《道德经》要求侯王们做到无为，减少他们对百姓的压迫、剥削，就说天道也是无为的，越是无为，越是能够“无不为”。这是老子《道德经》一书中道的本质，是老子《道德经》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德经》全书思维结构的逻辑。

这个爱民逻辑一点都不复杂，因简单而伟大!

老子很伟大的地方还在于，他试图从客观上解释宇宙 ，解释天地和万物的形成，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这就是《道德经》中的道。

这个道有什么特点呢?最主要的他说道是“物”，我们现在叫物质，不是儒家说的“天命”，也不是我们想像的“规律”。老子说它虽然“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第14章)，它是一种恍惚的存在，但是它却是有状、有象、有物、有精、有信的(第14、21章)，总之还是“物”。它还无处不在，就围绕在我们身边，“大道泛兮，其可左右”(第34章)，这样写是很有意义的，如果离我们很远，对我们就难以产生影响。老子说道就在我们身边(其可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就生活在道的包围中，我们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道。

然而，他说道的时候，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道的品质是“无为而无不为”。所谓道的无为，就是道对万物的“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道德经》第2章)。这种表达，《道德经》全书出现多次，态度十分明确。笔者将这“四弗”译成现代文是“不辞生、不占有、不自恃、不居功”，简称“四不”。老子要求统治者实行的无为，就是这个内容。它在社会层面是一个政治概念，不是那种“闭关养真、清静自化、无所作为”的意思，而是“对百姓无任何干扰行为或措施”——包括赋税。不懂这一点，就是不懂《道德经》。老子是爱民的，他告诫统治者不要与民争利。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无不为”，即什么目的都可以达到——“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主张“不争”，他说，“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也是道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品质。

这就是老子哲学思想揭示的道和人、人和人的关系，就是《道德经》一书的写作目的。

这些描述，没有一点神灵和宗教的影子。《道德经》出现过几个“神”字，甚至有“神得一以灵”的句子，但对于老子的非宗教态度没有任何影响，对于生活在神灵和宗教包围中的老子来说，他是那样冷静、清醒、宽广而安详，完全达到了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那种高度：“伫中区以玄览”，“浮天渊以安流”，“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读《道德经》时，完全被它的内容吸引，能感受到“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层云之峻”，真是太伟大了。

怎样读《道德经》是摆在读者面前的一个艰难抉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取向。《道德经》这本书有两个切入口：第一个切入口，从前往后读，最先接触的是道，侧重于哲学，就是第一章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它会引导人们侧重于探幽寻妙，将《道德经》搞成玄学。在“玄之又玄”思想指导下，注释《道德经》的人普遍将第一句话就翻译错了。《道德经》开宗明义第一句说：“道可道，非常道”，余秋雨的翻译很有代表性，他说：“道，说得明白的，就不是真正的道”（余秋雨：《老子通释》，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年3 月第1版 第5页）。这是不合逻辑的!道说不明白 ，他写《道德经》干什么 ?事实上《道德经》已将道说得很明白了。

第二个切入口，从后面往前读，就会最先接触到尖锐的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矛盾侧重于德，就是无为。这个切入口呈现在书的末尾：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75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74章)

这些语言2500多年后读来还是震撼人心的，它们都是社会矛盾的真实反映。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必然引人深思，深思的结果不会将人们引向玄学，而是使人认识到《道德经》是社会改革理论专著;所谓道 ，只是社会改革理论的哲学依据。可以这样说，全书的“道”和“无为”论述都是为解决“民之饥”服务的。

以上说的两个切入口不是并列的，第二个切入口是全书的总切入口。从这里进入《道德经》，就会看到它是高度现实主义的著作，那些看起来玄秘莫测的段落不是玄学，都是社会存在。《道德经》主张建立无为社会，但是老子生活在“法令滋章”的有为社会，所以《道德经》一书完全是写给当时的统治者看的，劝诫他们做到无为，是一部抑制剥削阶级欲望的教科书。正因为如此，《道德经》形成了改造社会的理论著作。

我们感谢他留给我们这样先进的思想和优秀的文化遗产!

当然，我们同时还可以从《道德经》中看到，老子的认识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他没有看到秦汉以后大一统的历史，没有看到生产力的重大发展，于是就根据春秋各国的发展水平提出了“小国寡民”的想法，以此来解决社会矛盾。而历史证明小国寡民不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甚至我们还可从根本上说，老子对道的认识也不很清晰——不可能清晰，这是时代赋予的局限性，他不可能摆脱。因此《道德经》一书是进步与落后并存的，我们对此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本人读了从国内寄来的几本关于《道德经》的著作，感到我在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于是产生了自己动手来回答的念头。写一篇论文是不够的，只好写成这本小册子。

研究《道德经》，会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如版本问题，《道德经》内容的考证问题，不同版本的字、词、句和断句的差异问题等。这些问题，由于原版的缺失，有的将永远存在下去，不可能解决，追究起来不会有什么 结果，所以我在这些方面，除了对个别词语和断句有所辨证外，一般都不去研究。

因为谁也没有见过《道德经》原稿，现在出土的也不可能证明就是原稿。历代学者对《道德经》进行了许多加 工，形成了现在流行的大体相同的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共八十一章的版本。这个版本完整地保存了老子的无为和崇尚自然的思想，对我们整个民族来说应该是很幸运了。我就是以这种版本为基础认识《道德经》的。

笔者认为，目前研究《道德经》存在的普遍问题，不在版本问题的纠缠上，而在对《道德经》主旨的把握上。

这是我在阅读手头几个诠释本时感受到的，诸位专家对老子的学说体系不够尊重，对主旨把握不牢固，差不多每位专家都有这个问题。我们熟读《道德经》会看到这样一个现象：《道德经》和儒家学说是划然有别的两个不同学派。对于它们的不同，学者们是普遍承认的，但是对于这种不同的“划然”性则是不明确的，有一种恍恍惚惚的态度。道和德这两个概念在老子之前已使用了千年，拿“道”来说，在儒家学派整理的典籍中，它的本质就是“无违”。《中庸 》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就是说，道和天命是一致的。儒家普遍认为，无论人道还是天道都是天命，都是不可违背的。老子赋予了道一种全新的本质就是“无为”， 这在《道德经》里十分明确。对于德，儒家赋予的意义是一种好的品质，尧舜时期就有德政的说法。在社会生活 中，这与“与人为善”、“仁义”紧密相联，直到现在我们所说的德，还是儒家的德。但是，《道德经》中的德与儒家的德截然不同。《道德经》的德是完全服从于道的，它说过“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它明确说过它的“玄德”就是自然无为之德。基于这一点，我们在解《道德经》时只能运用老子规定的含义，即处处不要脱离“无为”“自然”精神。但是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比较多。动辄以儒家的道和德来解释《道德经》，什么“规律”呀、“仁义”呀时时跳出来。我们知道 ，老子是态度鲜明地批判 仁义的，虽然《道德经》中出现过“与善仁”“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等句子，但都不属于赞扬仁义的范围。我们应该“以老解老”，不要“以儒解老”。他们是两个距离很大的学派，政治态度完全不同。以儒解老是当前《道德经》中某些难点解不开的原因。比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没有一个解释是正确的(就我手头的几本著作而言)。再如，对于“建德若偷”，用儒家的德讲不通，学者们就修改原文 ，将“建”改为“健”，结果还是讲不通，而且很可笑。用老子的“德”去讲，则非常通顺，而学者们没有这样去做。

此问题提出来供学者们参考。

这个小册子所写的只是自己在阅读《道德经》时有些感触，与老子在有些方面有些共鸣而己。同时，对学者们的几个注释有些看法，谈了一点自己的管豹之见。本人水平不高，没有能力对《道德经》进行系统深入广博的研究，所以对《道德经》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或者可以说，研究《道德经》的学者们笔耕有遗穗，自己只是跟在他们后面起了一点拾遗的作用而已 ，非敢以补苴罅漏自诩。

还有一点必须特别交代一下。我在前面说到当今有的学者态度不够“古”，意思是说他们解说《道德经》时，增加了太多的现代意识，将问题说得太现代化，影响了我们对《道德经》的准确理解。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但从另一方面说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我们研究古代文 献，必然使用现代学术概念，清理古人的思想。比如，说到孔子，我们会说到“维护”“封建”“制度”等等，孔子哪里会有这些概念。但我们当今离不开这些概念，对于《道德经》研究也是这样，我们在行文中离不开“剥削”“奴隶主”“统治阶级”“原始共产主义” 等等，不这样就不能说明问题。老子他们在2500年前是没有这些认识的，那时语言没有现在精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认识也没有达到现在的水平 ，他们的表述笼统性居多。我们在研究中，运用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便从根本上揭示《道德经》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这是必要的。千百年后的学者研究《道德经》，还会根据千百年后人们的社会体验去写，这也是必然的。

《道德经》有明显的复古意识。但它不是“反动”。老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时代，他不可能意识到有更先进的社会形态，为了实现社会平等，他只能将目光转向已知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我们说《道德经》追求社会平等、反对剥削和压迫的精神永远是正确的。再者，“小国寡民”社会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小国寡民”的社会生活方式是幸福的，已被当今世界某些地区所证明。这是对立的统一。老子主张无为，反对一切法令和规章制度，但是发展生产力，又离不开规章制度。社会生产力发展了，物质资料丰富了，反过来又消灭了很多规章制度，这就是老子追求的无为。在这些方面，《道德经》在250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非凡的世界意义 !

《道德经》已是祖国的公共文化遗产，理应也是世界的文化遗产，无论贤不肖、智与愚，均可享受这份遗产。本人出于对《道德经》的喜爱，尤其出于对老子爱民思想的崇敬，不怕献丑，在享受之余贡献一点管豹之见，希望与其他喜欢《道德经》的朋友一起徜徉于《道德经》的廊庑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