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削有理，资本无罪

（半个月了，我又复活啦！哎？我为啥说个又？）

星宇车灯的老板周晓萍，从武进卫校教师进化到“车灯女王”，用三十年的时间积累了足以让其登上全球白手起家女企业家榜的财富。她名下的企业年利润达到十六亿元，账面现金超过了二十亿元，然而，富贵如此，我们的这位优秀企业家却还要在107名应届生身上抠出补偿金来，这是为什么?有人愤怒于她的贪婪，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资本不是道德主体，它没有良心，也不该被期待有良心，所以这根本不是贪婪与否的问题，而是资本逻辑下的必然选择——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剩余价值，就是剥削。星宇的选择，与资本家个人的道德水准无关，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性产物。

于是有人质问：如果老板们都成了亿万富翁了却还是要拼命压榨劳动者，那我们的发展到底为了什么?工人阶级还是领导阶级吗?这个问题，其实早已有了回答。

利润从哪里来？

企业的利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资本家们会告诉你，他们能赚钱，能发家致富，是因为他们投入了资本、承担了风险、抓住了市场机会，所以利润是来源于他们的“企业家才能”。这套说辞在今天被包装成各种管理学理论，但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它回避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机器不会自动产生利润，原材料不会自己变成商品，资本本身不能创造价值。

利润的本质来源是什么?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资本家支付工资给劳动者。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是远远超过工资的价值的。这中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就是利润的根源。星宇的生产线上，一个工人一天工作十二小时，这十二小时里他创造的价值被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以工资的形式返还给他，勉强维持他和家人的生存，而另一部分则以利润的形式，流入了周晓萍家族的账户，变成了十六亿的年利润，变成了可以拿去资本市场上讲故事的漂亮财报。

高工资、垄断与超额剩余价值

有人会反驳说，在那些头部高科技企业和垄断企业中，员工年薪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某些外卖平台的核心员工也有股票期权，他们的工资并不低啊，这不说明资本可以与劳动者分享利润吗?

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表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超额剩余价值。头部高科技企业和垄断平台之所以能给部分员工开出高工资，不是因为资本变仁慈了，而是因为这些企业攫取了远超一般企业的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从哪来呢?从垄断地位中、技术壁垒以及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方位挤压中来。

假设在一个头部互联网平台中，它的核心程序员能拿到五万月薪，这样的薪资水平看似确实十分体面。但他开发的算法系统，将数百万外卖骑手每单的配送时间被压缩到极限，使交通事故率攀升，而相应的骑手却面临着社保缺失、工伤无门的困境。这个程序员的高工资，本质上是从数百万骑手被算法所榨取的血汗中所转移而来的一小部分。平台总利润的大头，被资本家和早期投资者给拿走了。而剩下来的一小撮利润，被拿出来安抚核心技术人员，是为了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充当资本剥削链条上的技术执行者。这不是分享，这是收买。

再看垄断型企业。它们的高工资，往往来自于垄断地位造成的超额利润——靠市场准入壁垒、靠资源独占、靠价格管制。这些利润的来源最终还是全体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不过是通过垄断价格机制，从全社会消费者和下游企业的价值创造中转移过来的。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人的高工资的代价是全社会其他劳动者承担了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更低的实际收入。例如，假设一个电网公司的中层年薪五十万，一个制造业流水线工人月薪四千——这中间的差距，并不是劳动价值间的差距实际是真的如此悬殊，这中间的差距，实际是垄断租金分配的差距。

所以，高工资企业的存在，不仅不能证明资本不进行剥削，反而恰恰证明了剥削的广度和深度：资本在攫取了巨大剩余价值之后，分出极小部分来维持一支所谓“工人贵族”队伍，让他们安于现状、放弃反抗，甚至为资本的压迫体系进行自发的辩护。列宁在一百多年前就分析过这种现象，称其为工人贵族阶层的形成。而今天的高薪程序员、高福利垄断企业员工，正在扮演同样的角色。

亏损企业的剩余价值去哪了？

还有人会问：那亏损企业呢?星宇是赚钱的，可很多企业年年亏损，老板也在喊亏，工人也没少干，那剩余价值又去哪了?

这个问题问得好。剩余价值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但它创造出来之后，要经过“惊险的一跃”，并不一定能留在本企业，更不会自动回到工人手里。在资本主义的竞争体系中，剩余价值在企业之间、行业之间、资本集团之间持续进行着再分配。因此，一部分企业亏损了，不等于它的工人没有创造剩余价值——只是这些剩余价值被转移到了别处。

转移到哪里去了?

第一，转移到技术更先进、生产率更高的竞争对手那里。小企业的技术落后，工人辛辛苦苦地干活，其创造的价值在市场上却卖不出好价钱，这是因为同行的机器更先进，单位商品的成本更低。于是，小企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市场竞争中的价格机制，被更高效的资本所攫取。

第二，转移到金融资本手里。许多亏损企业背负着沉重的银行贷款，每年支付的利息就是一笔巨款。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利息的形式流入了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腰包。企业亏损，工人降薪，但银行的利息一分不少。

第三，转移到商业资本手里。大型零售平台、物流渠道商凭借渠道垄断压低制造业的出厂价格，制造企业的工人创造的价值，被流通环节层层盘剥。

第四，转移到土地资本手里。厂房租金、园区物业费，让工人的剩余劳动以地租的形式流入了土地所有者的口袋。

除此之外，更荒谬的是，有些企业明明账面上亏损，资本家的个人财富却在增长(比如许皮带)。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无非是通过关联交易、资产转移、管理层高薪、财务造假——劳动者流血流汗创造的剩余价值，被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从企业账户转入了私人腰包，留下一个亏损的空壳和一群被欠薪的打工人，这就是所谓的“穷庙富方丈”——企业越亏损，打工人越遭殃，但资本家的别墅、豪车、子女的海外教育可是一样都不会少的。

资本扩张的悖论

星宇的规模是越做越大的，其从校办工厂做到了上市公司，员工从几百人涨到七千多人，业务从国内做到了海外，不可谓不成功。但其企业规模的增长，并不是为了让劳动者过得更好的，恰恰相反，资本的扩张逻辑与劳动者的利益在根本上是冲突的。

为什么?因为资本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利润的来源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多少取决于对工人剥削的程度。在劳动力成本既定的条件下，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压低工资和福利、规避社保和补偿，这些都是增加剩余价值的直接手段。星宇在生产过程中所采取的十二小时两班倒、层层罚款、大幅增加外包员工工时、动辄大幅度裁员、一边欠缴社保一边却大额分红——这些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其实都是资本逻辑的“理性”选择。

正因如此，规模越大、利润越高的企业，往往也是剥削越精致、压迫越系统的企业。它们有更强大的法务团队来规避劳动法律，有更充足的公关预算来包装所谓的家文化，有更专业的HR队伍来设计劝退机制。因此，资本越强大，打工人就越弱势。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悖论：生产力越发展，劳动者在分配中的份额反而越被压缩，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同步进行。

马克思把这叫做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端是财富的积累，另一端是贫困、劳动折磨、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星宇的故事，不过是这一规律的当代再现罢了。周晓萍的海量财富与应届生的绝望挣扎，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发展为了谁？

回到那个最尖锐的问题：发展经济到底是为了谁?

资产阶级经济学有一个经典的答案：发展是为了所有人。他们说，企业做大做强，创造就业、缴纳税收、带动产业，社会整体就会因此受益。这套理论被称为涓滴理论。确实，涓滴理论听起来很美好，但看看星宇的数据——2024年利润十六亿，大股东分红分到爽，而员工呢?员工的薪资却在行业里处于中下等，何等荒唐。所以，发展的果实被谁摘走了?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工人阶级是不是领导阶级?从党章和宪法的表述看，是的。但从星宇的现实来看，从那些被HR约谈的应届生的遭遇来看，从那些日复一日十二小时倒班的工人的日常来看，工人阶级不仅不像是领导阶级，反倒像是资本的附庸。他们用劳动创造了企业的全部价值，却在利益的分配中被排除在外;他们用青春和健康支撑了资本的扩张，却连基本的劳保和尊严都得不到保障。

这难道不是“发展为了资本”吗?

社会主义的初心何在？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保护劳动者权益不应当是被动的、偶然的、靠外部压力倒逼的，而应当是制度性的日常，是必要条件。社保欠缴、强制顶岗、层层罚款、逼迫“主动离职”——这些行为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应该有其生存空间。

但现实是，这些行为不仅存在，而且非常普遍。其根源在于，在“发展生产力”的旗号下，资本逻辑被不设防地引入，利润导向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最高准则。于是，以人为本似乎就变成了以利润为本，家文化变成了规训工具，主人翁变成了牛马。当劳动者被迫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合规体系求助时，社会主义劳动保护机制的失效已经昭然若揭。

发展的目的，不应该是让一个卫校教师在私有化浪潮里变成车灯女王(从恶劣到抽象)，而应该是让每一个产线上的劳动者都能够有尊严地劳动，有品质地生活，让每一个应届生都能够公平地进入职场，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发展偏离了这个方向，那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初心，背离了党章中的第一句话。

资本无罪，因为它本就没有良心。有罪的，是让资本凌驾于劳动者之上。剥削有理，因为那就是资本的“理性”。可耻的，是让这种“理性”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地上畅通无阻。

年轻人们用告洋状的悲壮方式给所有人上了一课，而这节课的讨论的课题目很简单：社会主义为谁发展?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由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