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的规定性》之再论

本文基于《理论月刊》(1985)第九期陈一壮(中南大学哲学教授、博盗)的《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的规定性》进行相关看法。这篇文章是1984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统论的典型理论表述，其全部论证的方向，是市场、商品、价值规律、个体物质利益这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论证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环节，并使其合法化、永恒化、扩大化。它使用了大量辩证法词汇(对立统一、必然与偶然等等)，但辩证法在这里不是革命批判的武器，而是为退却辩护的修辞术，凡是要引入的东西，都说成是“对立统一”的另一半，于是任何向资本逻辑的让步都被宣布为“辩证的”，这是黑格尔式头足倒置的辩证法，是披着辩证法外衣向资产阶级经济学投降的东西，不是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是利用市场、商品、物质刺激作为策略手段，而这些个家伙是把这一策略论证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结构和什么科学社会主义的光辉成果，他的每一处“辩证法”发挥都在为资本主义服务，使资本的经济范畴在公有制名义下获得常住权、把计划降为市场的自觉形式、把全民财产降为企业利润竞争的物质、把工人拉回与效益挂钩的雇佣劳动者，其导向的不是消灭雇佣劳动，而是使雇佣劳动获得了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名目，从而在公有制的外壳下再生产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并还无耻地把这一切说成什么对立统一的和谐。过渡时期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利用，只有在工人阶级对生产和国家的实际支配不断加强、向商品生产的消亡不断前进的条件下才是社会主义的，一旦“承认和利用”变成了凝固的“阶段”、变成了理论上的永恒化，利用者就被利用了，手段就篡夺了目的，这便沦为“妖雾重来”肆虐，就需“欢呼孙大圣”之铁流奋起金箍棒以“澄清万里埃”。

陈一壮

方法论批判

辩证法的折衷主义化。在他那里“对立统一”被用作形式框架，任何两样东西(计划与市场、整体与局部、集中与分散)都被塞进去宣布为辩证结合，从而使每一种现实的对抗(经理与工人、积累与消费、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目的)都被溶解为“非对抗性的差别”，即用矛盾一词取消矛盾。同时范畴的历史性被抹杀，商品、价值、货币、利润这些资本主义范畴被当作可以随意取用的中性(资产阶级性)工具，取消了马克思对它们作为社会关系的历史形式的批判。其用唯心主义的原因论，认为弊病归因于认识失误而非社会集团利益，用经验主义的论证，以短期增产、一地经验代替对生产关系运动方向的科学分析。他的全部基调是“动力、灵活性、效益”，而不见消灭阶级、消灭商品生产、自由人联合体。一个连商品消亡都不再作为方向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在概念上放弃社会主义。

把商品生产的存在归因于“局部物质利益”，颠倒了因果，掩盖所有制问题

他说“整体利益是计划经济的根据，局部利益是商品经济的根据”，这是从分配关系和主观利益出发解释生产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恰恰相反，“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89页)，即是商品生产的存在根源在于生产资料占有和劳动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在于存在彼此分离的、独立的(哪怕是集体的、局部的)所有者或经营主体，其产品必须经过交换才能实现其劳动的社会性。他把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偷换成“物质利益原则”这个分配—心理问题，从而回避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即是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是什么经济条件还在再生产着商品交换，这种条件是过渡时期的现象，还是被宣布为社会主义的永恒本质。显然他是后者，这就是把过渡状态凝固化、把向资本主义的退却宣布为前进的资产阶级理论操作。

对列宁的引用是断章取义：新经济政策是战略退却，解读为建设纲领的诡计

他引列宁的“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336页);可是其推论是“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但必须经过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这里存在三重歪曲，一、列宁讲新经济政策时明确说这是退却，是向资产阶级专家、向国家资本主义、向小农经济的学习和暂时妥协，其目的恰恰是积蓄力量以便重新进攻，二、列宁强调退却要有限度、要有人监督、要随时准备停止退却，他却把退却说成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经发展阶段，把历史上的战术性妥协升格为规律性的“商品经济阶段论”，这是典型的以过渡时期理论取代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分析，三、列宁说的“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包含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内容(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从列宁在1921年10月17日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下午的会议作的报告可以看出来：“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必须清醒地看待这些事情：谁战胜谁?”他却把这一切洗刷干净，只剩下一个中性(资产阶级性)的“发展阶段”。这种“必须经过商品经济阶段”这一命题一旦确立，就逻辑地取消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交换关系领域的原则界限，剩下的区别只剩下一个完全无用的空壳形容词，沦为挂在嘴边的“有计划”了。

引用马克思《大纲》关于普遍异化与全面性的段落，恰恰是引火烧身

他引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8页)。这里他不理解马克思这段话的全部要点是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产生的是异化，共产主义是对这种生产形式的扬弃，而不是对它的保留。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前提，说的是它发展的矛盾顶点将炸毁这个形式，“《手稿》指出，向未来社会的过渡是以现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为前提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的‘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是未来社会产生的现实基础。”(见顾海良《马克思经济学手稿读解的新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摘选评价》)，就是说不是什么要由社会主义社会自觉地把“个体物质利益原则”当作组织生产的长久原则延续下去，他自作聪明地引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肯定，来论证社会主义对商品经济的现实肯定，这是取消了否定之否定(马克思的辩证法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因为他的“辩证法”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安放在社会主义内部并使之良性化。如果异化生产的“普遍性、全面性”由社会主义继续生产，那么怎么扬弃它，他对这个问题显然是回答不上来的，因为它的逻辑里根本没有这个否定环节。

“联产承包一两年改变农业面貌”是典型的经验主义论证

用一两年的增产证明一种生产关系的优越，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任何生产关系的变更在初期都可能释放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要求分析的是它向何处发展、它内部生产什么阶级分化。历史给出的答案是承包制瓦解了集体经济的物质基础(水利、机械、积累)，重新制造了小块土地上的原子化生产者，产生了雇工、雇工企业、农村贫富分化，产生了“先富”阶层。比如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原始年鉴数据记载的1985年农村基尼系数为0.23，1990年上升至0.31，短短五年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幅超过50%。事实是土地承包之后，经营能力、资本条件不同的农户收入差距逐步拉开，形成经营大户与普通小农的阶层分化。把现象的短期改善当作本质的证明，赤裸裸的是资产阶级实证主义辩护术，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资本职能与资本所有权分离的立场之诡计

他最得意的制度设计，即全民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把实际的资本职能(占有剩余产品、积累、指挥劳动)交给企业代理人，这正是马克思分析的资本所有权与资本职能的分离(在股份资本中已见雏形)，他宣称这带来“活力”，但从工人立场看，这意味着企业作为“自负盈亏”的主体，其积累与利润挂钩，必然内生地产生对工人的利润压力——加班、减员、压低工资、追逐“经济效益”;全民财产实际上落入企业经理层的支配，名义全民所有制被实则掏空为官僚—资本家集团的实际支配制;“等价交换”从企业之间必然扩展到企业内部劳动力与“报酬”之间。1986年7月12号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的第二条这样写道：“企业在国家劳动工资计划指标内招用常年性工作岗位上的工人，除国家另有特别规定者外，统一实行劳动合同制。用工形式，由企业根据生产、工作的特点和需要确定，可以招用五年以上的长期工、一年至五年的短期工和定期轮换工。不论采取哪一种用工形式，都应当按照本规定签订劳动合同。企业招用一年以内的临时工、季节工，也应当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力商品化的机制就这样一步步地建立起来。他说社会主义的局部利益“与资本主义的完全对抗不同”，那么当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工人以出卖劳动换取与“效益”挂钩的工资时，这个“不同”由什么保证，他的回答是“教育商品生产者服从整体利益”，也就是靠道德说教来约束经济关系的内在逻辑，这是哪门子马克思主义，这分明是空想主义(而且是掩饰性的空想主义)。

计划与市场“结合”论：计划降格为市场的引导器

他接着论证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貌似全面(分工、借助、驾驭三种方式)，但细看其逻辑结构，全部关系是倒置的。计划“无力调节的领域交给市场”，市场是第一性的领域，计划退守“重大产品”;计划“在市场价格引导下”掌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格(市场的产物)成为计划的认识论前提，即计划要向市场学习;计划“通过调整计划价格使自发调节合于计划方向”，即计划作用于市场的手段本身就是价格(价值的范畴)，计划的实现形式被市场范畴吞没。这种什么“自觉利用自发，自发寓于自觉”，翻译成政治经济学语言就是自觉地经营自发性，而无产阶级要指出的是市场自发性绝不是能被“驾驭”的中性工具，它是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形式，一旦价值规律成为生产调节的现实机制，剩余价值的逻辑——积累的强制、竞争的强制、对劳动的节约使用到不惜损害劳动者的程度，就会作为必然性贯彻自身。比如关于竞争方面，“马克思指出：‘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见顾海良《马克思“资本章”对资本理论的开创性探索——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理论问题》)。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会作为“一种自然规律”“自行发生作用”，这种规律的作用是“强制”性的，生产者只能服从它，而无法“驾驭”它，因为一旦产品成为商品，生产背后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者就被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力量所支配。最终只能是剩下对自发性的事后追认和对社会矛盾激化的后果打补丁苟延残喘。这算是预言，算是后来复辟历史进程的理论响应。

对“僵化模式”的批判：批判官僚主义却绝口不提官僚集团

他批评“少数人员组成的专门管理机构包揽一切”，这是对的，也是当时社会矛盾的真实表现，但其批判有一个很严重的空缺，不说这些人是谁、他们的利益是什么、他们为何要把决策权集中到自己手里。在他那里只有“认识的失误”“生搬硬套”“历史认识的原因”——即弊病纯粹来自头脑的误用。这是彻底的唯心史观。社会有一个凌驾于生产者之上、垄断决策与分配的物质利益集团，问题的实质不是“集中多了还是少了”，而是生产者阶级被排除在对生产的支配之外。他对此开出药方是把决策权下放给企业、让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主体，这就把这个权力从中央官僚转交给企业经理层，而不是交给工人。这种可鄙的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形式之间的转移，还被无耻地说成什么“千百万劳动者聪明才智的解放”，工人在这里得到的是什么呢?是“与经营成果挂钩”的工资被纳入利润的强制之下，通俗点说就是“利润挂帅”，这恰恰是恶贯满盈的用“工人的利润刺激”来组织生产的资产阶级逻辑的东西。

“经济效益原则”作为最高原则：以生产力的量的标准取代生产关系的质的批判

他反复把一切归结为“降低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力全面提高”，并说这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标志”，但马克思主义从不抽象地赞美生产力发展，而是问生产力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中、由什么阶级支配、为谁的目的而发展，这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可以看出来。如果这种“经济效益”完全是在既定价值尺度内的效率(少的消耗、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不问“社会需要”本身如何被交换价值的生产所塑造，不问“节约劳动”节约的是谁的劳动、节省下来又流向何处，这种以价值规律的运行效率来评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倒退。在这里价值规律已经不是社会劳动的“自然”调节器，而是资本积累规律的现实运动形式，因为这种社会主义放弃了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马克思揭示资本如何从外部控制劳动，进化为从内部重塑整个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这一视角去审视市场机制，就等于用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封死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解放逻辑，就等于把市场当成永恒自然物，从而在理论上消解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依据。

怎么办?

无产阶级的使命绝不是坐等“辩证机制”自动带来共产主义，而是必须在理论上戳穿一切把手段永恒化为目的、把退却美化为规律的折衷主义辩护术，无产阶级在实践上重新组织起来，力图恢复和重建工人阶级对企业、对社会生产、对国家政权的实际的而非名义的支配，把每一个工厂里围绕工资、工时、积累、监督权的日常经济斗争，自觉地联结为反对官僚—资本化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把被分裂为“企业职工”“个体劳动者”“合同工”的阶级重新锻造成一个有独立组织、独立纲领、独立力量的自为的阶级。历史已经证明也将继续证明，向商品生产消亡前进的每一步，都是工人组织力量对自发资本逻辑的胜利，而在这一斗争中，谁放弃组织、放弃阶级斗争，谁就必然被对方的“规律”所统治。共产主义的道路从不自动展开，它只能是从工人阶级有组织的自觉斗争中开辟出来。山雨欲来风满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