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论文】歪曲商品本质的“消费者理论”的反动性

(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论文)

博士 副教授 郑光洙

1. 绪论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曾指出：

“如果说过去反动思想文化是侵略的向导，那么今天则扮演着侵略的主角。”

在当今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存在着从两个截然相反的立场处理经济问题的宏观经济学派和微观经济学派。正如所有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一样，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也都是为垄断资本家们的利益代言、为其效劳，并赞扬和合理化资产阶级国家反人民经济政策的反动理论。

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个别企业经营及家庭理财提供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手段和方法的经济理论。

从微观经济学的构成体系来看其内容，在“消费者行为需求理论”中，以个别消费者利用给定的货币收入获得最大满足而行动这一假设为前提，论述个别需求量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化，以及最终市场需求如何形成。

在“生产及成本理论”中，论述企业家在给定的条件下，为了以经济上最“有效率”的方法生产一定的产品，如何结合各种经济要素。

在“企业及市场组织理论”中，论述个别企业家生产的产品价格与产量决定同市场结构有何关联。

在“分配理论”中，论述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如何决定。

在“一般均衡及经济福利理论”中，论述经济中一般均衡如何形成，以及经济福利如何实现等问题。

归根结底，微观经济学以个别家庭理财和企业经营活动、市场动态分析等为中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分析的基础。

在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理论”被当作最基础且核心的部分。这是因为“消费者理论”中操作的基础范畴和规律、经济分析模型，在分析和发展微观经济学的全部内容时被利用得最多。

分析“消费者理论”的历史根源，其根源在于19世纪后半期存在的边际效用学派的“效用说”。此后，“消费者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到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都基于主观唯心主义的“效用价值说”，通过展开、补充、改造内容的过程，在20世纪中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一个流派出现。

“消费者理论”是根据消费者的收入和商品价格来计算消费者需求的理论，也被称为“消费者选择理论”。

根据“消费者理论”，商品生产、产品价格、销售市场等由消费者的需求决定，因此这一理论被用作资本主义企业为了获取利润而进行活动的主要理论。

然而，“消费者理论”以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收入和商品价格来决定自己的消费欲望这一主观假设为前提，因此不可能成为科学。

本文试图对构成微观经济学第一个体系的“消费者理论”的基本部分——“效用与偏好理论”，以及关于“消费者理论”应用的相关说教内容和反动性进行分析和批判。

2. 本论

2.1.“效用与偏好理论”的反动性

商品的“效用说”是19世纪中叶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为了反对劳动价值说而炮制出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商品的价值范畴——“效用”拉入人的心理领域，从而编造出所谓“偏好体系”，炮制出荒诞的“效用与偏好理论”。

“效用与偏好理论”是为了将一切都商品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说成是自然的、永恒的存在而炮制的非科学的反动理论。

“效用与偏好理论”的代表人物有19世纪后半期存在的、被称为边际效用学派的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瓦尔拉斯和门格尔，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的马歇尔，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英国的希克斯和艾伦、霍特林等。

“效用与偏好理论”以效用理论和偏好理论为主要内容，对消费者以有限的货币收入使自己的经济福利最大化这一“效用最大化”原理进行解释。这是因为“消费者理论”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市场需求形成的过程来找出市场需求的基本决定因素，而在这里“效用价值说”是出发点，并且与在市场经济下决定消费者行为和需求的正是由对商品的效用及以此为基础的偏好关系这一论点相关。

换句话说，每个个人或家庭在一定的计划期间(例如1年)内，对自己将有多少货币收入有相当准确的了解，对打算用这些收入购买的商品或服务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为了以有限的货币收入使自己的“经济福利”最大化，必然会对效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偏好(商品选择)产生关注。

在“效用与偏好理论”中，第一，歪曲了商品的本质，炮制了基于主观的“效用价值说”的“效用理论”。

首先歪曲了商品的本质。

“效用与偏好理论”中说：“被家庭消费的物品或服务一般称为商品。”也就是说，将商品看作是在单位时间内提供的消费、服务的流量是比较方便的。因此，选择的对象不是商品本身，而是通过商品提供的服务。

由此，汽车、电视、住宅等耐用品就可以与食品、理发、电影票等非耐用品及服务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来分析。

例如，说某个人拥有半辆汽车是不成立的，也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认为在单位时间内使用了半辆汽车的服务则是非常自然的，同时还可以利用汽车租赁或其他某种使用方式来控制单位时间内的服务流量。

而且该理论认为，由于对被称为商品的范围不存在任何严格的限制因素，因此可以利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居民的择居、劳动与闲暇之间的时间分配、对慈善机构的捐赠，以及其他消费者行为的各个方面。

像这样，“效用与偏好理论”从歪曲捏造商品概念本身开始，将其扩大到服务领域，炮制出将包括非生产性服务在内的服务一般统统规定为商品的反科学理论。

关于商品本质的说教，首先通过将商品扩大到服务领域来歪曲商品本质，是欺骗性的、非科学的。

商品是为卖而造的物品，是满足人的一定欲望、投入了人的劳动、有用且有价值的外部对象。因此，商品是以使用价值和价值为其固有属性的物质财富，是反映买卖者之间社会关系的一个历史范畴。

另一方面，商品是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人们的经济活动，即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领域的产物。

服务是满足人的一定欲望的人们的活动。因此，根据满足人的何种欲望，服务分为生产性服务和非生产性服务，这固然是事实。

然而，微观经济学将包括非生产性服务在内的服务一般规定为商品，从而扩大并歪曲了商品的本质。

一般服务不能成为商品。服务是满足人的欲望、需求的活动，绝不是为了卖而造的物品，它表现为满足人们一定欲望的人的活动，而不是表现为一定的物品。对于商品，被赋予作为价值表现的价格，而对于服务，作为一定服务活动的代价支付的是费用，理由正是因为服务不是商品。

关于商品本质的说教，还是为了将歪曲商品价值的“效用说”正当化，并基于此掩盖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反动理论。

“效用价值说”是将商品的价值不是描述为投入其中的劳动，而是描述为对商品有用性的个别人的主观心理评价即效用的代表性资产阶级价值学说。因此，它一开始就作为与工人阶级的价值学说相对立，掩盖和否认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反动辩护论而存在。

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辩护论的微观经济学，要想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须以“效用说”为基础，为此，将商品的本质扩大到服务并歪曲是必不可少的。

按照微观经济学所宣扬的，商品是单位时间内提供的消费、服务的流量，因此选择的对象不是商品本身，而是通过商品提供的服务，这无非是为了从对商品本质的歪曲诡辩中直接引出“效用价值说”。

“通过商品提供的服务”的程度本身，就是表现个人需求满足程度、满足程度的效用。最终，服务成了商品，而该服务的程度就成了此后微观经济学的效用。

如果说剩余价值学说是基于劳动价值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唯物且客观的科学学说，那么将一般服务纳入商品范围的“服务说”则是引出唯心且主观的“效用价值说”，追求否认资本主义剥削目的的反动理论。

根据劳动价值说，资本家占有的利润是工人创造的剩余劳动部分被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是剥削的产物，但根据“效用价值说”，利润是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资本的服务应得的成果，而不是剥削的产物。

其次，从对商品本质的歪曲观点出发，将商品的价值歪曲为效用，炮制了“效用价值说”。

微观经济学说：“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一个消费单位从在一定期间内消费的商品所提供的服务中获得满足或效用。”这里所说的从商品提供的服务中获得的满足或效用，正是关于商品价值的问题。最终，基于将商品描述为服务，将其价值归结为效用。

“效用价值说”是基于炮制对商品价值的歪曲诡辩，企图为反人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合理化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反动且欺骗性的。

“效用价值说”首先是因为它否认劳动价值说，从而掩盖和合理化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说教。

资本主义剥削是人类历史上践踏人民群众对自主性的向往和要求的最残酷的剥削，在经济生活中，它以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剩余价值剥削为特征。因此，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通过阐明剩余价值来揭示，而这只有依靠劳动价值说才能实现。这说明，归根结底，承认还是否认劳动价值说的问题，就是承认还是否认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本问题。

微观经济学将商品的价值归结为效用，正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否定能够揭示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劳动价值说。

微观经济学所宣扬的效用，是从被消费的商品所提供的服务中获得的满足。换句话说，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满足程度、满足程度就是该商品的效用，而该商品的价值由这一效用主观地规定。这归根结底是根本否定商品的价值由投入其中的社会劳动客观地规定的劳动价值说。通过这样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商品的价值只由消费者的主观评价、需求满足程度来规定，因此合理化“不存在任何剥削”的谬论。

“效用价值说”也不过是非科学理论上的不正当的伪诡辩罢了。

效用要想成为代表商品价值的独立经济范畴，就必须同时赋予其科学理论上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

如果说微观经济学所宣扬的效用在本质上是关于商品有用性的主观评价，那么它同时在量上也必须是能够测量其大小的。

效用是商品的价值，因此商品的价值就是它向消费者提供的需求满足、满足程度，但这种效用在量上也是根本无法测量的。

需求满足程度，即满足和效用，不是物质性的、客观的东西。这无法用任何单位来给予量的规定。

当然，微观经济学中宣称这种效用是“可测量的”，并为此导入了所谓的“效用函数”，作为序数关系(次序、顺序)来对比其大小。例如，假设某人从消费x商品和y商品中获得的效用函数为u=xy，那么效用就表示为x商品和y商品数量的乘积。也就是说，某人从由10单位x商品和10单位y商品组成的商品组合中获得100(10x10)单位的效用。

这里的问题在于以序数关系表示的10单位x商品、10单位y商品的效用测量单位。对于作为量的测量单位的效用大小，未能赋予任何物理单位，仅仅表示了序数关系。

“效用价值说”还将判断价值的主体看作不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人，而只是计算自身利害关系的个人，从而成为没有任何社会妥当性的虚妄且非科学的东西。

当然，对价值的评价是由人作出的，而价值问题只有在与人的关系中才能被准确阐明。

但是，这里所说的人，不是只计算自身利害关系的主观个人。

价值由一定的社会集团根据社会必要劳动的大小，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客观地加以调节。

如果把个人看作价值判断的主体，价值的大小就会因人而异。也就是说，评价价值的尺度由每个人所处的具体生活条件和主观要求来决定，这样一来，每个人对同一商品就会作出不同的价值评价。

在“效用与偏好理论”中，其次，基于对商品本质的诡辩性见解，将“效用说”与人的心理领域结合起来，主张消费者的“偏好体系”这一非科学见解。

这里所说的消费者的“偏好体系”，是指消费者针对多个商品，根据自己的主观评价来确定其满足程度、效用大小的顺序，而这种说教正是基于“效用最大化原理”、“效用的可比较性”等虚妄的“效用理论”。

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价值范畴的效用理论，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开始到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为止的整个期间，都曾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关于“效用理论”的争论的基本焦点在于效用是否可测量的问题。

关于效用的可测量性，存在两种流派的观点，一种是主张物品效用可以在数量上测量的“效用的基数性”，另一种是无论数量如何，只强调效用顺序的“序数效用”。

在“效用与偏好理论”中，只强调效用的序数方面，将人对物品的满足程度数量化，炮制了表示这种满足程度与效用之间关系的函数。

效用函数不是对商品提供的服务流量大小进行技术性表达，而只是表现为偏好上的排名，即实数的序数关系。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序数的效用函数来确定消费者对物品的满足程度的顺序。

利用这种虚妄的效用函数，通过几何三维曲面炮制出了综合反映消费者“偏好体系”的“无差异曲线”。并且，以主观的“效用说”为根基的“无差异曲线”这一经济分析模型，不仅被用于“消费者理论”，还被用于“经济指数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社会福利计划”等许多经济问题的分析。

“效用与偏好理论”中所宣扬的消费者的“偏好体系”，是基于主观的“效用价值说”的非科学、反动的理论。

首先，作为非科学价值范畴的效用的大小，是无论用何种量化的单位，还是用序数，都无法测量的。

在“效用与偏好理论”中主张效用的可测量性，其目的在于掩盖效用作为价值范畴的非科学性，并反对劳动价值说。

否认商品价值的源泉是劳动，主张构成商品价值的是人对商品有用性的主观评价即效用，这就需要证明其大小在客观上可测量的可能性。

由此才提出了效用的可测量性，但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作为价值范畴的效用概念，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主观评价，在质上是不同的，在量上是无法比较的。测量它的大小是虚妄的。

归根结底，“效用与偏好理论”中所主张的效用的可测量性，不过是反对劳动价值说、掩盖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的反动诡辩。

此外，消费者的“偏好体系”的炮制，是为了从关于虚妄的效用可测量性的诡辩中引出能够综合反映消费者效用水平的无差异曲线，而人为制造的非科学产物。

关于任意商品，将个别消费者的主观满足感定为商品之间的比较尺度，并将基于此确定的顺序关系的整体称为“偏好体系”，这是基于主观唯心主义的欺骗性、虚无的论调。

由个别的人们的满足程度或对商品个人的主观评价所规定的效用，绝不能成为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尺度。所有有用的商品在质上是不同的，因此绝不能用某种相同的量化指标来换算和对比。

如果说食品还可以用营养价值来对比的话，那么衣服、房子、汽车等的有用性是无法用数字来表达和对比的。

商品之间按一定的数量比例被对比和交换。从使用价值的观点来看，质上不同的商品之所以能被对比并相互交换，其基础是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归根结底，商品的共同性不在于效用，而在于其中耗费的人类劳动。

因此，消费者的“偏好体系”以及基于此炮制的“无差异曲线”，意味着商品不具有内在价值，只具有主观价值，但实际上商品的价值是客观的，并且作为社会范畴绝不依赖于主观评价。

“效用与偏好理论”，再其次，还基于对商品本质的歪曲和虚妄的消费者“偏好体系”，炮制了“效用最大化原理”和非科学的需求法则。

首先，“效用最大化原理”是指消费者在主观的“偏好体系”和客观的收入水平下，以有限的支出最大限度地满足需求。

根据“效用最大化原理”，消费者在给定的价格和收入条件下，必须购买商品，使得每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都相等，才能实现最大的经济效果即最大化。这里所说的“边际效用”，是指消费一定商品时，在心理上感到满足的最后1个单位的消费。

“效用最大化原理”是基于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这是掩盖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骗人伎俩。

“效用最大化原理”无视贫富差距极其严重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具有绝对差距的收入差异，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阶级、阶层都描绘成似乎是以一定收入为基础的消费者参与消费。

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在最低生活费水平以下的普通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与靠疯狂的享乐和变态的兴趣度日的资产阶级的收入及消费，限定在同一个经济范畴内，让所有人都作为超阶级的消费者进行合理的消费行为的“效用最大化原理”，不过是歪曲现实的骗局。

此外，从计算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出发，炮制了不符合经济现象和过程的“需求法则”。

“需求法则”是指货币收入和商品价格一定时，需求量与价格成反比变化。

该理论中所说的“需求法则”，是只处理经济现象一面的非科学“法则”。因为从价格与需求量的相互关系来看，在价格动态而需求量静态的时间点上，“需求法则”成立，但在相反的情况下，价格与需求量之间则呈正比关系。

例如，分析市场上苹果的售卖时，首先如果苹果价格上升，其需求量会比以前下降;如果价格下降，需求量则会上升。反过来，如果苹果的需求量上升，随之其价格也会逐渐升高;如果需求量减少，价格也会降低。

如此，价格与需求量之间的关系，在两者相互关联中有时成正比，有时成反比。

一般来说，社会现象要成为法则，就必须具有普遍且必然的联系。因此，微观经济学所涉及的“需求法则”，作为经济法则不具有普遍性，而是片面的、名不副实的“法则”。

由此可见，“效用与偏好理论”立足于主观心理的“效用价值说”，在经济现象和过程的分析中引入人的心理领域，以主张其理论的合理性。但在弱肉强食的自由竞争支配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根本不存在合理的消费，对此的研究不过是徒托空言，是掩盖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性和寄生性的骗局。

2.2. 关于“消费者理论”应用的说教的反动性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大肆鼓吹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缓和”其社会经济矛盾，实现经济“增长”和“稳定”，并为此炮制了各种诡辩。特别是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消费者理论”，歪曲现实，使人误以为在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增长”导致工人与资本家贫富差距拉大的条件下，两者都作为相同的“消费者”参与经济生活。

关于“消费者理论”应用的诡辩，不过是企图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按照垄断资本家们的要求，为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阶级关系中出现的经济现象进行辩护。

在“消费者理论”中，广泛适用了从人的心理中寻找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运动动机的主观心理方法。

基于主观心理方法的“消费者理论”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在现实中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基于主观心理方法的“消费者理论”已无法圆满地为现实辩护。

于是，炮制出了所谓“消费者理论”的应用，将基于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的“效用最大化原理”应用于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分析，以掩盖和合理化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反动性。

这种标榜将“消费者理论”应用于现实的“消费者理论”应用，以前提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行为，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歪曲现实应用。

在“消费者理论”应用中，基于非科学的“消费者理论”，宣扬歪曲资本主义经济就业问题的“关于劳动供给的决定”。

关于“劳动供给的决定”的观点，归结起来就是：如果提高工人的工资率，就不会带来“劳动供给”的经常性增加。这种见解被宣扬为是由作为价格效应的一种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作用而产生的。

这里所说的替代效应，是指在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不变的状态下，两种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比例发生变化而产生的效应;而收入效应则是指在相对价格没有变化、只有实际收入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产生的效应。

首先，工资率的上升意味着工人可以比以前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决定把更多的时间“供给劳动”。这是因为替代效应比收入效应更强。

另外，当收入效应高于替代效应时，据说工资率的上升会提高消费，并导致劳动时间减少。

收入效应高于替代效应，意味着随着工资率的上升，工人们在劳动与闲暇之间的选择中减少了劳动时间，只提高了闲暇率。这是因为工人通过上升的工资率，与其拼命多干活来增加收入，不如用和以前相同的劳动时间就能提高收入，所以比起劳动，更多地选择闲暇，从而增加效用。

关于“劳动供给的决定”的观点，首先是为了歪曲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状况、掩盖其矛盾的反动理论。

“劳动供给的决定”的反动性在于，首先将经济生活中的工资上涨描绘成似乎会降低劳动者的勤奋程度、助长他们的游手好闲，并阻碍经济发展，从而为资产阶级国家反人民的工资政策合理化。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工资率上升导致劳动供给减少”这种情况;在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三大弊端之一的失业问题至今仍未解决的现状下，“工资上涨导致劳动时间缩短”纯粹是欺骗。

“劳动供给的决定”的反动性还在于，它大肆宣扬提高工资率的斗争毫无意义，并歪曲本质，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说成是因为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还叫嚣降低工资率才能带来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

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是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一方面使通过资本积累形成的追加资本雇佣相对较少数量的雇佣工人，另一方面为了用更少的工人榨取更多的利润，追求“节约”可变资本，并强制推行残酷的劳动强度，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工人沦为失业者。

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工资上涨导致劳动供给减少”，更不用说“就业下降”的原因不在于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而在于资本家阶级企图用更少的劳动力榨取更多利润的贪婪需求。

关于“劳动供给的决定”的观点，其次是利用现实中不存在的经济范畴和虚妄的经济分析工具炮制的非科学理论。

这典型地表现在将工资率上升导致的劳动与闲暇之间的选择，用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错误见解来解释。

所谓“因工资上升而选择闲暇”，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确凿事实的粗暴歪曲和无根据的解释。

因为工资率上升可以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收入，所以比起劳动时间，更多地消费闲暇，这是因为收入效应压倒了替代效应——这种说教在本质上是非科学的。这是因为作为价格效应一种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虽然被视为普遍现象，但在现实中很难找到两者差异明显到足以相互压倒的实例。而且，那种能减少劳动、大幅增加闲暇的工资率，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获得超过生活费的工资，这在以剩余劳动为目的、必要劳动为手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当然，为了使复杂的经济现象和过程系统化，并从复杂的现实中揭示分析对象的本质、说明它们之间的关联，引入经济模型和假设前提是必要的。

但是，这些经济模型和假设在对照现实时也必须是合适的，并且具有明确的现实可能性。

然而，“消费者理论”中所涉及的所有经济分析工具，都是缺乏现实性和科学性的非科学产物。

3. 结论

在当今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微观经济学以所谓促进个人及企业经济活动的名义，与宏观经济学一起被当作代表性的经济学“教科书”通行。

以“消费者理论”为理论基础和出发点的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是彻底基于自由主义原理，为达到个别企业家利润最大化这一一贯目的而提供“合理行为假设”的反动理论，它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评价资源分配的功能和“经济效率”，并以此评价该社会制度的性质。

归根结底，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是为获取利润服务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理论工具”，被用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辩护论。

当今世界，我们朝鲜式的社会主义作为能够压倒资本主义、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生命力的尊严而强大的实体，这一点变得更加明确;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正日益深化。

我们必须彻底看穿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排斥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丝毫幻想，坚持我们朝鲜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并充分发挥其优越性。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消费者理论”，“效用与偏好理论”

(翻译自金日成综合大学2026年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