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发】“东北僵尸国企”的生产与再生产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剧照

编者按

本文首次发表于2019年9月18日，后于2021年11月修订。彼次修订除了追逐当时“曲婉婷为母喊冤”的新闻热点之外，另补充论述了“清理三种人运动”对“一长制改革”的影响。近日，若干重要历史人物的动向，使人们有兴趣再次回眸东北国企改革的历史现场。通过再次刊发，希望帮助读者更好体验这场潮汐曾经掀起的巨浪，及其漫流到今日的回澜。

“东北僵尸国企”的生产与再生产

总论|历史唯物论

在空前撕裂的当代社会，“东北衰落”似乎成为所剩无多的“共识”之一。以至于每当唱衰东北的文章出现时，人们都能自觉统一战线，用或忧心、或嘲讽的言语，去保卫那场早已被历史化了的“改革”，这不啻构成着今天意识形态的基岩。只是在2018年以来，这条基岩发育出了裂隙。随着发达地区经济表现欠佳，外地投资者在东北屡屡引发福利、薪酬、环境等纠纷，许多东北人开始对“投资不过山海关”、“东北改革迟缓”的话语产生疑窦。一些网络平台上，慢慢出现了指责发达地区“人口虹吸”、“内卷严重”、“城强我弱”、“低壬权红利”等反击话语，甚至有人揣测，在舆论上贬损东北，是为了方便外地资本低价收割优质生产资料。

笔者认为，这些反击话语对于破除地域歧视具有积极作用，但科学性欠佳：一方面，存在陷入“地域身份”的皮相之谈，因为“比烂互喷”而消解了对进步实践的追求；另一方面是更隐蔽的危险——看似对抗的两方事实上共享了某些错误前提（比如“唯生产力论”、“增长主义”、“改革必然获利”等等），没有一方能够反思这些前提，进而不能从根本上超越眼前的矛盾。

在如此基调之下，人们不禁急切地问：“东北咋整？”

若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回答“东北，是咋整成现在这样的？”

对于后面这个问题，常见的阐释大致可分为三个学说：（1）要素禀赋学说（2）路径依赖学说（3）人种“本质主义”学说。学说(1)强调东北经济活动在原材料、劳力、市场三个方面均具备劣势——气候苦寒造成物产匮乏、人口稀疏造成劳力价高、地理偏远而无法企及市场。学说(2)强调东北没能积极向市场经济转型，依赖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体制，不合时宜、积重难返。学说(3)通常不会得到学术界的支持，但却在近年的网络舆情中逐步成形，这种立场强调：东北人在长期负面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影响下，人性已然普遍发生“变异”，不能适应现代世界，成为了可悲的“弃民”与“祸水”。

学说(1)运用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最庸俗的套路，即截取特定时空截面的指标，用今日的标准去判断好坏，进而对纵向的时空历时过程做出评判。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经济活动，在他们这里都是那几个固定变量的调节游戏，这种立场可谓“经济学界的辉格史观”。学说(2)对经济活动的历史性有较好把握，意识到在不同生产关系之下，对生产力要素的评判需要采取不同标准。本文将把论述重点，放在与这一学派的论战之上。此处可以预告：我们的起点虽与他们相同，但发现却截然相反：历史中的东北，恰恰是因为率先改革，而加速了衰落。最荒谬的学说(3)与其说是探索成因，不如说是“因刑定罪”：穷生奸计是东北人，小富即安也是东北人;粗暴鲁直是东北人，关系复杂也是东北人;抱守秦制是东北人，满遗怀逆还是东北人......在这一团自相矛盾的指涉背后，包含着严肃的物质-精神再生产过程。

今天，“公平与效率不兼得”、“管理与劳务相分离”或者“企业家精神”等许多被视为“自然之理”的东西，其实只是近40年来特有的历史现象。可惜，许多庸俗学者一定要逼迫这些现象去扮演贯穿历史的“神笔马良”，去勾画前人的脑瓜，哪怕彼时尚不存在支撑这些现象的“现代企业制度”或“统一的自由市场”。更进一步地，本来是由人所逐步推动的市场化改革，被他们神化为某种一夜落成的“命数”。那些今天掌握了优势的人群和地域，乃是由于某种天赋，提前获悉了关于市场拜物教的“天启”，从而不由分说地收获了的胜利。不同于上述种种神话故事，本文主要借鉴了“历史唯物论”方法。笔者认为，这一方法的秘辛不在于老生常谈的“物质基础-上层建筑”构型(更不是“生产力决定一切”的粗暴篡改)，而在于走出形而上学“超越历史”的冲动，坦诚面对各种“观念”的演化背景和历史限度。很多看似恒久不变的话题仅仅是在分类学意义上 “恒久不变”的，它们的实际所指早已被多次改写。而改写事物的力量，通常来源于那个时代差别于其它时代的内容，而非各时代所共有的表象。但因为这些要素往往随着新秩序的确立便和旧内容一起消隐（或者被收编到新秩序内部而看似“恒久不变”了），从而被表象直观所无视。

今天，我们打算将那些“深藏功名”的幽灵一个个再请出来，表演一场“巫术赶尸”。

前史|更加现代的“前现代”

许多读者会经常被下列概念搅得头晕：公有制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国营全民所有制企业、国营国有企业……噢还有一个更万能的“单位”。今天的人辨清这些概念，将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君不见整日将“明确产权”挂在嘴边的学者，反而极少提及以前的企业究竟是怎样的产权归属。方便起见，我们不妨结合1954、1975两版本的宪法，初步归纳上述概念：

这张表格是纯粹的经济产权整理。但事实上，公有制绝不仅仅是办企业的问题，它要构建的是“生产决定生活”的新范式，因此会出现一个比“企业”更加宽泛的概念——单位。

“单位”制度至少有两大来源：一是国民政府的国有企业，作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经济垄断部门(国有企业早已有之，“国有”不必然导向社会公有)，就已经出现了“企业办福利”的现象[1]。二是中共根据地从30年代“合作社+供给制”向40年代“典型单位制”的转型，特别是在工人阶'级政权开始治理大型工业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的时候[2]。

这次变革更深的意义在于，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垂直统治”，加强了横向社会组织的作用。在这一体制下，政府面对的不再是涣散无力的“老百姓”，而是由单位社区扭结起来的“产业公民（Industrial Citizen）”。即使是失业贫民，也不再被含混地称为“穷人”，而是被纳入到单位制下“生产-福利”一体化的进程中，转而以“劳动者”的身份成为国家主人。后来，城市虽然恢复了“街居制”，但以企事业机构为核心的“单位”却始终居于城市的“中心地位”，而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则属于“剩余体制”。例如，在很多大型工业城市的集体记忆中，治安案件几乎完全集中在厂属公安局，而市属公安局往往只负责户政和救济。直至世纪之交，横向的社会组织随着单位制解体而逐步没落，面向基层的垂直治理再次落回街道居委，仅剩的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也被逐步纳回垂直管理系统。

当代基层高成本的垂直管理

根据马列主义的“国家消亡论”，社会将逐步摆脱对国家的依赖，国家机器需要保持“谦抑性”。这样的原则并非空中楼阁：在资产的权属方面，“国家所有”和“国家经营的全民所有”反映了完全不同的情况——后者产权属于全民，国家只是受托经营。说得好轻巧，难点却不小：究竟怎样的制度可以落实“全民所有”而避免“国家操纵”呢?全体人民将如何支配属于自己的财产呢?答案当然是民主——就在作为社会细胞的“单位”里!

现在的人们似乎对一个民主制度的诞生过程没有任何实感，甚至连想象能力都濒临枯竭，人们宁愿相信那是某些“精英贤达”或“社会良心”在头脑中构建出来的“蓝图”。可惜历史的真貌是：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是工人群众 “摸着石头”搞出来的。早先，根据地学习苏联的“三人团”(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制度，构成了某种“三权分立”——厂长负责方案计划和运营管理，党委书记负责贯彻上级对生产的要求和政治工作，工会主席负责职工权益。1943年后，为了解决“各自为政”的弊病，陕甘宁边区的企业率先借鉴了人民军队的“三大民主”，将“三人团”扩大为“工厂管理委员会”进行集体决议，委员会纳入了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一线工人，并要一线工人占有50%的席位。[3]在此期间，我们看到了一轮从“三分立”到“三结合”的辩证运动：权力分立是民主开展的必要起点，但民'主的兑现意味着完成“同一”的事业。

工人群众在“摸着石头过河”之后，很快又使出一招“顺坡下驴”，提升了自己对企业的掌控。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政权提出“恢复国民经济”和“生产竞赛”。国家机器的政策动因，主要是“改进生产力”以恢复经济秩序，毕竟民国末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不会凭空消失。然而，工人利用运动的机会和组织机器，完成了更多内容。首先清理了盘踞在企业中的旧社会“把头”、“拿摩温”、“包工头”这些落后于时代的生产关系要素，其次是颠覆了经理人、工程师对工人的轻视。以生产竞赛为契机，工会和管理委员会频繁组织跨工种、跨身份的联谊、学习、交流，特别是围绕具体的工艺革新、核算定量、管理流程改进，不同工种每每碰撞出火花。办公室里的职工被整合到流水线上的一个个“班组”，群策群力，涌现出一系列全国知名的模范班组——赵国有、马恒昌、郝建秀……

本节故事最高潮的部分，当然是“鞍钢宪法”的问世。1960年3月，毛泽东在《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认为其做到了以苏联经济为鉴，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了前述制度，并确立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的组织架构（相比90年代改制后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被称为“老三会”）。其中，“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比之前的“管理委员会”更加扩大——可以提名、选举厂长，参与到生产计划的制定等重大决策。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

关于声名远播的“鞍钢宪法”，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

(1)这套制度并非凭空出现，一个直接原因是鞍山钢铁公司(全国援建的第一大钢铁联合企业)在1959年初出现了产量的意外下降，随后鞍钢综合运用建国十年以来的各类民主管理经验扭转了局面，引起了中央调查小组的兴趣，从而形成了同年7月毛泽东看到的报告。当然，在更大的背景上，中苏分歧导致的自力更生，也迫使了这一进程的加速。

(2）“群众”主要是相对于“干部”的概念，并不是缺乏专业知识的“外行人”，而是长期在一线班组中改良工艺、研讨学习的工人、技术员。今天很多影视作品喜欢塑造某种“群氓”景观，这其实是精英主义的反智。此外，群众技术革命也绝不是脱离科学的异想天开。当时主要的技术革命在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切实的成效：改善劳动条件、改良工具效率、对国外设备从简单检修转向学习制造[3]。

(3)提出“政治挂帅”的目的，除了是为反对“技术挂帅”或“唯生产力论”，还有一项是“反对行政化”。对今天的人来说，“政治挂帅”和“行政化”完全就是同义词——政治工作难道不是行政系统的主责主业么?这又是一则用当代现象裹挟历史的明证。彼时大部分的政治学习，是由各车间、班组牵头，事实上形成了绕开行政系统的职工团体，使得意识形态的阐释权更加扁平化。“政治挂帅”这个概念，恰恰是由基层职工，而非上级倡导的。一个旁证是，鞍钢及大部分企业的党委会，是直到1959年群众技术革命的高潮阶段，才得到组建。在此前“一长制”的条件下，管理系统直接下达生产指令，不需要经过伦理审查，这种表面的“无政治”事实上造成了工厂权力中心化的“极权政治”。而当全体职工都掌握“用政治标准（而非上级指令）评价技术”的准则时，工厂权力的分散才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鞍钢实践确实具备了某种“宪政”色彩。

总结本节内容，我们不难发现：与今人对那个年代“吃苦蛮干”的刻板印象不同，真实历史中，工人阶级能够自发地从“加大劳动投入”转向“革新生产技术和管理组织”。这背后的行为学机制也很简单——工人自己决定劳动方式，当然就不会选择用“蛮干”来伤害自己。一个旁证是，在沈阳市历年劳动模范的记录中，1980年代及以前的劳动模范多为“技术革新能手”，因公殉职致伤者被追认劳模的情况，反而是后来形成的惯例。

沈阳市市府大路411号劳动模范纪念馆

更重要的，生产空间每一次深化的民主管理，往往能够伴随着矛盾化解、增产提效和福祉改善。这为今天可能陷入纯分配环节民主构想的人，扩宽了历史的想象力。

变异|一江春水向低流

1980年代，改革春风吹满地，国企是改革的重心。历史的辩证性在于，它总是将畸形的繁荣作为覆灭的起点。这可不是什么神秘魔法，它背后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公有制单位积累的物质-制度存量，在私有化浪潮初起的时候，它们当然具备某种“比较优势”，不过也必然会在存量殆尽之后惨淡退场，为前来收割的新阶级织好嫁衣。

进入改革主线之前，我们先看一个在今天被渲染成玫瑰色的话题：被一些人论证“工人贵族”素材的单位福利。令很多老职工怀念的，可能不是上文提到的企业民主制度，而是直接作用在身体上的“高福利”。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80年代以前关于企业的讨论中，福利待遇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问题——职工治厂下，企业保证福利是题中早有之义;但另一方面，因为积累再生产基金的需求，职工代表大会往往自觉约束“滥发福利”。

一切在1980年代发生了变化，单位的福利普遍大幅提高：(1)物质供应方面，节假日津贴、补助物资频次增多。(2)人事安排方面，原本仅适用于伤残职工的“子女顶班”制度开始推广，后因造成舞弊牟利、生产队伍人员素质下降而在1983年被叫停[4][5]。

这种从天而降的“馅饼”背面，事实上是另一项更触及本质的改革——返回“一长制”。从权力组织形式上看，仿佛是回到1960年代之前的一长制，但这种形式所对应的决定性内容，事实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动机——从对本厂生产指标负责，到对市场经济营利的负责。政策表述为“放权让利”，主语是国家，宾语是厂长。“国退”是做到了，“民进”上来的是什么“民”呢?

1984年5月15日，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宣布，要逐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当年5月1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搞好国营工业企业领导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及附件《国营工业企业法(草案)》发出，要求在企业整顿中验收合格、领导班子得力、生产情况正常的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中进行厂长负责制改革试点工作。

55位厂长联名致信省委书记：请给我们松绑

(图片来源：人民网)

1984年宣扬“厂长负责制”、“专家治厂”的文艺作品

经济体制的改革，其动力往往来自于经济领域之外。要实现从“职工代表大会制”向“一长制”的倒退，自然需要对潜在的阻力进行清理。换一个视角来看，与其说是“清理阻力”，不如说是在上一场决战中取胜的赢家们，扩大并固化了“战果”。1982-1987年，从中央到地方，“清理三种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每一家单位都致力于铲除过去10年间“露头”的职工行动网络——“两派都错了”是最精准的定调。尽管在建立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时，我们要格外警惕“目的论”揣测，但《哈尔滨铁路局志 1896-1994 》中太过巧合的章节编排，依然喻明了某种当时人们潜意识中的逻辑顺序——率全国之先的“企业改制”，离不开犁庭扫穴的“人员清理”。

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变革中的群体选择，与其采信“阴谋论”，不如采信“共谋论”。乔厂长们在上任后，未必真怀有报复心态去对付“老三会”——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尽快拉着企业进入世界市场，在新的游戏规则中形成收益。作为“独断”的合法性来源，职工待遇的无原则提高是必不可少的。数年前那场寻求社会扁平化的大战已经幻灭，职工们还有更好的选择么?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一长制确立后不久的1986年，“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被正式的法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所框定，，职代会被永久地妥当安放了。乔厂长们上任后的政绩，自然是在几个方面“勇开风气”：(1)面向市场供需自主制定生产计划(2)用于研发、折旧、再生产的基金大幅缩减，产品更多流向生活消费领域。很多工厂将原本用于劳保福利的防护具、盐汽水等边缘物资打造成“拳头产品”，在许多工业城市，构成了80后们的童年记忆。(3)根据市场供需进行投资。直到今天，武汉钢铁公司的老职工还对厂长贸然投资澳洲矿山而“扭盈为亏”的惨烈事迹记忆犹新。

民主监督的废弛，也进一步为物资倒卖、任人唯亲提供了温床。反映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内地(东北最典型)工矿企业的无偿调拨物资，抵达沿海地区之后被按照市场价抛售，收益尽入“倒爷”囊中。在哈尔滨铁路局职工的记忆里，只有一曲“二十节车皮的钢铁木材，从浙江换回三车厢牙刷鞋垫。

一般舆论认定，东北改开以来衰落的原因是“改革迟缓”。实际上出人意料的是，东北恰恰是“全国改革先锋”，大批改革都是全国最先。“共和国长子”辽宁省最有代表性：

来源：《辽宁省志·大事记》

今天，当我们查阅这些通过改革而绩效大幅改善的企业时，盼望论证“改革必然带来红利”的时候，却失望地看到一连串“破产重组”或“查无此厂”。这是一则神奇的悖论：拖延改革死路一条，积极改革死得更快。何也?因为这里恰恰最适合作为超额利润积累的来源——宰牲场里的猪会因为主动出栏而逃离餐桌么?

让我们再一次梳理本节的逻辑，在20世纪末，一个国家想从其它所有制转向冷战胜利者的所有制，需具备几项必要条件：（1）建立起全国统一、连接世界的市场；（2）劳动力商品化（可标价），可流动；（3）生产资料私有化。否则无法完成劳动力大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力进而无法被商品化流通；（4）对既有的非商品物资（公有制企业的工农业产品）进行商品化，这个过程成为了企业家原始积累的主要途径。

在上述背景中，以下选择是必然的——只要踏出一步，后面的路径就会连带赠送：（1）企业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为最终“改制”垄断生产资料提供条件；（2）每家企业都将产品更多投入流通，更少投入再生产基金，生产力升级几乎停滞；（3）地方市场开启初期，流通领域经济繁荣，消费品类空前增长；（4）地方市场饱和后，本地企业（包括繁荣一时的苏南乡镇企业）无力通过产品升级而扩大市场，进而陷入亏损；（5）上一轮市场繁荣造成预期失真、投资过热，击穿了行业、地域间的经济防火墙，计划体制的价格信号失灵，倒逼价格闯关引起社会动乱；（6）欲收拾局面，此时唯有仰仗具备更强生产能力的国内外垄断资本入场，收购、改组或者清理旧企业，通过全新的产品再造市场

通过物资变现完成“原始积累”的本土小资本，和通过吞食并购完成“产业链整合”的国内外垄断性资本，在地理空间上不会“均匀落地”。相反，会前往成本洼地——所谓“投资营商环境良好”。除了海运便利之外，劳动力也是重要的成本之一。高度组织化、被福利充分覆盖的重工业城市，竞争力自然是远不如刚刚打开农村人口流入(甚至是跨省流入)阀门的东南沿海地区。进而产生了特定地区发生特定的繁荣或衰落。此中的获益者，便有权力进一步追溯某种“地域文化差异”、“自然环境差异”，在意识形态中巩固获利的天然正当性。

解体|水到渠成的洗牌

简单而言，本节即是前文(6)的展开。

还是先从细节入手，笔者访谈过的老工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回忆起这样一个现象：今人普遍认为是建国以来的宣传信条“奉献精神”，其实是在改制之后才频繁出现的。到了90年代改制前夕，“奉献”几乎成了宣传中头等重要的优秀品质，它可以被进一步表述为“分享艰难”、“共克时艰”、“我不下岗谁下岗”等等。来自包头钢铁公司(王小帅电影《地久天长》原型)的老职工曾回忆道：

六七十年代没有必要谈奉献啊，劳动成果归自己，大家生产积极性本来就很高……特别是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工人们都憋着一股气，我们在车间里经常主动加班，领导劝我们下班休息，我们都不听……工作日加班，是为了提前、超额完成国家的生产指标。到了周末，大家还要求加班，不过是为了搞本厂的福利设施，学校、医院、礼堂，建成了我们就可以免费享有。给全厂搞建设是一种荣誉，大家都抢着去，不是党员、积极分子都没资格加周末班……今天哪里会主动抢着加班?这个感觉你们体会不了。

继90年代依次登场的“三角债”、产能过剩等危机之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国际需求的削弱，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98-2001的“三年攻坚”毫不意外地登场……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章——2001年之后的国企改革，往往被舆论忽视。这个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进程，竟成为了“灯下黑”。笔者认为故事应当串连起来：

· 第一阶段是“放小”（1998-2001三年攻坚、入世谈判及下岗潮）；

· 第二阶段是“抓大”（2001-2016混合所有制改革）；

· 第三阶段是“做大做强”（2016至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三去一降一补、国资平台化）。

第一阶段，“三年攻坚”阶段的主要操作对象是国有中小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波及各行各业数千万人口，所以有关故事最为人所熟知：

(1)“减员增效”乃至全体下岗。马克思、考茨基、斯威齐乃至凯恩斯等学者已经反复论证，资本-市场经济的永恒困局，就是生产部类长期大于消费部类。周期性地破坏生产力而形成“待业蓄水池”，是为市场续命的必须手段。当然，下图所示的模型所没能讲出的，是在90年代的中国市场中，国企职工只有C、E路径，而D路径是准备给农村流入城镇劳动力的(当然他们有着另一首并不愉快的史诗)——在超半数劳动力失业的城市中，“做点小生意过渡一下”、“去新兴发达地区打工”只不过是今人“何不食肉糜”的馊主意。相反，今天有一些“你们真没种，怎么不抗争”的风凉话，还真的不乏现实(参考：https://mp.weixin.qq.com/s/XT5bpdk5BZ8xrkLiVdw4kA)。

图片来源见[6]

(2)股份制改革。职工们也曾尝试用积蓄重新购买一遍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企业，然而微薄的工资(职工主要生活来源是物质福利，货币储备极少)根本无法与积累了近20年的厂长、经理、收购方相提并论。顺便提一句，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确定了“国有”和“全民所有”为同义概念，“国营”概念退出人们的生活用语。是啊，今时今刻，区分这些概念还有什么必要呢?

第二阶段（2002-2016）的改革对象是大型国有企业，主要操作是“混和所有制改革”。2002年十六大提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继续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现代企业制度提出更明确的要求，即“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最经典的要数落马“老虎”王珉在吉林省推行的“苏南模式”，故事的高潮发生在2009年。故事的主角——慈祥敦厚的吴敬堂老人，在2019年初离开了他深爱的世界(参考: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332718275083075)。

第三阶段（2016至今）的改革是围绕超大型国有企业，这一次是强化其作为垄断性资本的国际竞争力，核心操作是“三去一降一补”。进一步甩干净包袱，成为吸纳民间资本的平台。特别是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比较优势”——高精尖工程项目，如今在“军民融合”的政策背景下，成为了拉动东北制造业发展的新引擎。如果了解19世纪末以来的世界历史大事，就会察觉其中没有任何新鲜的内容。就连一些人幻想这是向计划经济时代 “回归”的蠢萌言论，也在历史上数见不鲜。结语最末的章节，笔者将再次补充阐明我们的方法和结论。既然要“历史地”分析问题，就必须面对“如何为历史分期”的问题。经济学领域常见的分期方法主要是两类：(1)从市场视角出发，根据经济指标的数量进行分段(例如依据增速分段)。(2)从政府视角出发，根据不同政策调节的周期进行分段。方法(1)的困境在于，不能很好地进行同类要素的质性差异，譬如将公有制企业职工和劳务派遣工统统识别为“劳动力”，将承担综合功能的“单位”和只包含经济诉求的“企业”混为一谈。这种围绕生产要素“仨瓜俩枣”的计算，在质性的层面往往只能得到一些“永远正确的废话”。方法(2)的问题在于，将政府视为在市场中永久中立、动机连贯的单体。把政策干预外部化，甚至神秘化。

对于历史唯物论方法来说，首先要破除“政府-市场”二元模型的迷思——这两只“手”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手”在真切的生产领域，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生产者彼此之间所构成的系统。直白而言，就是生产资料、生产成果和搞生产的人员，究竟由谁来做主？在此基础上，市场中交换/分配的规则，庙堂内各方角逐的政策，才会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

我们综合经济表现和政策干预，将建国后东北经济发展粗略划分为三个阶段(下表没有标定具体时间，是因为对于不同生产主体，变革的启动时间不尽相同)：

本文在开头揶揄了将改革历史神化为“命数”的观点。此处将改革历史划分为“萌芽”和“成熟”两个阶段，尤其详细刻画了极易被忽视的“萌芽期”，正是为了揭示改革过程中不同人群的博弈和助推。唯此，我们方能理性地考察当代的“史前史”，避免 “智者发动改革，往后的日子就好了”等含混不清的叙事嫁接。

结语|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本文主要结论包括以下方面——

·前提方面：东北改革的起点处，并非生产力低下的“前资本主义处女地”，相反，这里有着可供快速积累超额利润的优质生产要素。

·形态方面：东北企业在改开中并非“一路走低”，而是在市场化萌芽期，依靠原有基础和率先改革而一度迎来“空前繁荣”。而这场繁荣是导致后续衰亡的必要环节。

·解释框架方面：东北经济发展绝非本地孤立的资本发展过程，相反，必须纳入到全国改革的框架内。例如，看似不变的对外调拨制度，在改革前后却对东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起到了截然相反的作用：从生产力、企业制度示范前沿，变成原料、劳力，甚至直接产品的来源地。

·动力方面：东北改革的历程中，政府与市场是深度合作而非拮抗——事实上，“市场”本身就是政治变革的成果。政治变革包括且不限于：“一长制”回归、“不换思想就换人”、市场化指标纳入考评，等等。从逻辑上说，“市场” 本身的从无到有，就只能依赖市场之外的力量披荆斩棘。就像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官体系的扩张，保障着“放任主义”经济的繁荣，在20世纪第三世界普遍展开的“通往哈耶克之路”，要么带着枪，要么拿着印，没有一例是遵照“自发”或“常识”。被新自由主义指责为“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官僚主义”，恰恰是市场规律的接生婆、清道夫和入局者。被他们表述为“政府-市场之争”的过程，其实不过是原始股东之间，围绕市场垄断权的竞争。

本文仍有许多需要完善的环节。例如：国有资产的分批次市场化，及货币发行的“坎蒂隆效应”如何塑造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层次构型?国资平台化改革后，股东和董事之间如何互动博弈?在薪酬、环保、纳税等方面都不具备竞争力的企业，为何始终得不到市场的出清?疫情以后的国有资本改革形成了哪些新的不可逆趋势?既然我国公有制时期不遵循交换价值规律，那么究竟采用了何种流通法则?许多国民经济的特殊时期，是否可以填装在同一个体制内加以解释?这些都有待读者朋友的探究。

参考文献/相关链接

1.卞历南.制度变迁的逻辑: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285.

2.田毅鹏.“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04):56-62.

3.周勇. “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

4.胡水. 单位福利的转型与变异[D].吉林大学,2015.

5.田毅鹏,李珮瑶.计划时期国企“父爱主义”的再认识——以单位子女就业政策为中心[J].中共党史研究,2014(09):128.

6.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