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風SELECT｜火灾何以成为“事故”？——1911年纽约衬衫厂火灾与工业伤害的因果政治

摘要：

本文是关于美国工业安全法史的一项较大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尤其关注：在技术、政治经济与文化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们如何围绕工业伤害的原因形成彼此竞争的归因方式。1911年的三角女式衬衫厂火灾长期以来都被视为进步时代工厂改革的催化剂；这场火灾改变了法律文化中关于工业伤害为何发生、如何发生的“常识”。一些因果理论早已流通，却始终未能成功进入法律；三角火灾将这些理论聚焦并具体化，从而摧毁了长期阻碍工厂立法的意识形态壁垒。因此，它在奠定现代规制国家的认识论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1年三角女式衬衫厂火灾：

社会变迁、工业事故与常识因果性的演化

The Triangle Shirtwaist Factory Fire of 1911:

Social Change, Industrial Accident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mmon-Sense Causality

作者：阿瑟·F. 麦克沃伊(Arthur F. McEvoy)

来源：法律与社会调查期刊(Law & Social Inquiry), Volume 20, Issue 2, Spring 1995, pp. 621-651.

DOI：10.1111/j.1747-4469.1995.tb01072.x.

FIG. / 1911年3月25日，纽约市的三角女式衬衫厂发生火灾，导致146名工人丧生。在90年的时间里，这起事件一直是纽约市最致命的工作场所灾难。

FIG. / 2026年7月9日，福建晋江陈埭镇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图源：联合早报

原编译者按

2026年7月9日，福建晋江陈埭镇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截至7月10日上午，事故已造成28人死亡，现场搜救基本结束。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员已被控制，事故调查仍在进行之中。¹在正式调查结果公布以前，我们尚不能判断火灾为何发生，也不应把其他事故的原因直接套用到此次火灾之上。

但是，在等待起火点、燃烧物和责任人的同时，仍有一些问题可以先被提出：死者在怎样的空间中劳动？火势为何能够造成如此严重的伤亡？厂房的布局、生产组织、劳动时间和安全管理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工人是否知道自己面对的危险，又是否拥有拒绝危险劳动、要求停工整改和及时撤离的现实能力？这些问题，正是阿瑟·麦克沃伊研究1911年纽约三角女式衬衫厂火灾时所关心的问题。重读这篇文章，并不是因为一百多年前的纽约与今天的晋江可以被简单类比，而是因为麦克沃伊提醒我们：一场工业灾难不仅暴露既有的危险，也会迫使社会重新决定，什么可以被称为事故的“原因”。

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共接报火灾90.8万起，其中建构筑物火灾39.1万起，厂房、仓库火灾约2.3万起。²这个数字包含大量没有造成人员死亡的火情，也不能直接等同于晋江这样的重大伤亡事故。但它至少表明，工厂火灾并不是极少出现的异常事件，而是工业生产中持续存在的一类风险。

近年来几起造成重大伤亡的厂房火灾，已经显示出某些反复出现的结构。2019年宁波锐奇日用品有限公司火灾造成19人死亡，事故调查指出，企业违规使用和储存危险化学品，生产工艺未经正规设计，厂房存在违法建设和安全管理混乱等问题。2022年安阳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火灾造成42人死亡，直接起因是违法电焊引燃可燃物；消防设施缺失或被人为关闭、企业未及时组织员工疏散，则使火灾迅速转化为大规模伤亡。2023年浙江武义伟嘉利工贸有限公司火灾造成11人死亡，调查报告同样涉及违法电焊、易燃物违规存放、厂房违法搭建和改变用途、消防设施不符合规范以及未开展应急演练等问题。³

在这些调查报告中，“违规动火”“违法搭建”“改变厂房用途”“消防设施失效”“未组织疏散”等词语经常出现。它们当然指向具体的违法行为，但从劳工研究的视角看，它们不能只被当作一张等待逐项整改的消防检查表。这些词语共同描述的，也是一套组织生产和分配风险的方式：厂房可以被分隔、改建和层层出租，订单可以被转包，危险作业可以被交给缺乏培训的人员，消防设施和安全投入可以在成本压力下被压缩，而由此产生的风险最终集中在一线工人的身体上。

生产收益沿着企业、房东、承租人、分包商和供应链向上流动，生产风险却沿着同一条链条向下转移。火灾发生以后，公众看到的是某个操作人员、某次电焊或某处最初燃烧的物品；而在火灾以前，生产空间如何安排、哪些材料可以堆放、机器以什么速度运转、工人何时能够休息、谁有权下令停工，则往往被视为企业内部的日常管理。

麦克沃伊所说的“常识因果性”，正发生在这种区分之中：哪些事物被视为事故的真正原因，哪些事物则被降格为不必追问的“背景条件”。

三角女式衬衫厂火灾发生前，纽约工厂里的拥挤布局、废料堆积、失效的消防设备和被锁住的出口，并非无人知晓。但是，在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法律观念中，工厂被看作雇主的私人领域，雇主如何组织劳动、安排空间和维持纪律，原则上不应受到公共权力干预。工人进入工厂，也被假定为自愿接受了与这份工作相伴的风险。在这种因果叙事中，一场事故要么源于某名工人的粗心和恐慌，要么源于无法预料的偶然。雇主长期作出的管理决定——锁门以防盗窃、压缩通道以增加工位、任由碎布堆积、忽略消防设备——即使为死亡准备了全部条件，也仍然可能不被法律视为死亡的直接原因。

三角火灾之所以构成历史转折，并不只是因为146名工人在半小时内死亡，而是因为这些死亡发生在公众面前。工人从高楼坠落，尸体堆积在锁住的出口附近。平时被工厂围墙分隔、被分散到不同工人身上的工业伤害，突然集中为一场无法被私人化的公共灾难。雇主对工作场所的控制由此不再只是中性的经营权，而成为理解工人死亡的一部分。⁴ 但三角火灾带来的改革也不是社会在目睹灾难后自发觉醒的结果。火灾发生前，三角工厂的工人已经参加过纽约成衣工人的大罢工，消防安全与工资、工时和工会承认一道，构成工人的诉求。火灾发生后，工会、女工组织和社会改革者继续组织集会、游行、调查与立法运动，使死者没有在短暂的震惊后从公共视野中消失。⁵

一场灾难能否改变制度，不只取决于伤亡有多惨重，也取决于工人及其盟友能否把死亡转化为持续的政治压力。没有组织化的力量，事故很容易以追究少数个人、开展一次专项整治和增加几条检查要求而告终；生产秩序则在舆论散去后恢复原状。

然而，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火灾、爆炸、坍塌等群死群伤事件上，我们仍然可能低估工业生产对工人身体造成的损害。

纪录片《美国工厂》记录了福耀玻璃在美国俄亥俄州设厂的过程，也拍摄了福耀在中国的生产场景。影片中的工人在高温炉区、狭窄的生产线、重型玻璃和破碎玻璃之间工作。美国工人提出高温和空间安全问题，中国工人则被呈现为能够忍耐长工时、高温与更严厉的劳动纪律。影片很容易被观看为一场中美“文化冲突”，但劳工研究者安妮塔·陈指出，真正重要的差异并不是哪一国工人天生更勤劳，而是不同劳动关系制度下，管理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工人忍受危险、提高速度，并服从企业对生产过程的单方面支配。⁶

与影片所呈现的问题相呼应，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曾在福耀美国工厂发现机器防护、危险能源控制、听力保护、个人防护装备、坠落保护和受限空间培训等多类安全隐患。2018年，一名工人在拆除一托玻璃板的捆扎带时，被发生移动的玻璃板挤压在玻璃与叉车之间死亡。⁷ 但是，影片最值得注意的，并不只是这种可能立即造成死亡的危险。它还呈现了另一类更日常的身体损耗：长时间站立、反复搬运和操作，高温、噪声和劳动提速，连续工作带来的疲劳，以及工人在疼痛和受伤后仍不得不继续劳动。

这些伤害与火灾不同。火灾有明确的时间、地点和伤亡数字；慢性损伤却分散在几个月、几年乃至整个职业生涯中。一次割伤也许只经过简单包扎，肩颈和腰背疼痛可能被当作年龄增长，听力下降可能直到多年后才被察觉，长期重复动作导致的手腕损伤则很难指向某一个唯一的“事故时刻”。

2024年，全国报告各类法定职业病新病例11289例，其中职业性尘肺病7251例，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2227例，职业性化学中毒436例，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606例。⁸这些是经过报告和诊断的新发法定职业病病例，并不等同于全部工作相关健康损害。许多疼痛、疲劳、心理压力和慢性疾病未必符合严格的法定诊断条件，也可能因为劳动关系不稳定、职业接触记录缺失或者工人没有接受检查，而无法进入职业病统计。 2025年8月起实施的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首次将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列为独立类别，并把长期腕部重复作业或用力作业的制造业工人所患腕管综合征纳入其中。⁹这种变化本身说明，那些过去容易被看作个人体质、自然衰老或普通疾病的身体损伤，也正在被重新认识为劳动过程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火灾与慢性职业损伤不是两个彼此分离的问题。它们是同一套生产关系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表现。 火灾把危险压缩到几十分钟内，使生产空间中的权力关系突然变得可见；职业病和重复性劳损则把伤害延长到数年，使它们更容易从公共视野中消失。前者制造新闻中的死者，后者制造下班后疼痛、提前衰老、失去劳动能力却很少进入新闻的工人。

因此，不能把职业安全简单理解为“企业制定规章，工人提高安全意识”。在工厂中，管理者决定厂房如何使用、设备如何布置、订单何时交付、每班安排多少人、机器以什么速度运行以及何时停产检修；普通工人则通常缺少同等的决策权。所谓“工人违规操作”，也不应自动终止对原因的追问。谁制定了操作流程？谁安排了这项工作？工人是否接受过真正有效的培训？劳动定额和交货期限是否鼓励了冒险操作？发现隐患的工人能否要求停工，而不必担心失去工资、岗位或下一份合同？一项违规究竟是孤立的个人失误，还是车间长期默许甚至奖励的生产惯例？

同样，防护用品也不能替代对劳动过程的改造。让工人佩戴手套、耳塞和口罩固然必要，但如果生产速度不断加快、人员长期不足、设备没有及时维修、休息时间被压缩，那么防护用品只是在工人与危险之间增加了最后一道脆弱屏障。真正的预防，应当首先消除和控制危险，而不是要求工人拥有更强的忍耐力。

中国《安全生产法》已经规定，从业人员有权了解岗位危险，提出建议、批评、检举和控告，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在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停止作业或撤离。法律同时规定，工会应当组织职工参与安全生产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¹⁰

但劳工研究关心的不只是纸面上有没有这些权利，而是工人能否实际行使它们。一个工人是否敢于对班组长说“不”？报告危险以后能否得到处理？临时工、派遣工和外包工是否能够获得同样的培训与保护？工人能否共同讨论安全问题，选出真正代表他们的安全代表，并对生产速度、轮班制度和设备改造提出具有约束力的意见？安全监管人员不可能每天守在每一台机器旁，工人却每天都在车间里。他们最早知道哪台设备正在失灵，哪条通道经常被货物占用，哪种操作会导致疼痛，哪项制度只在检查时才得到执行。工人的身体感受和日常经验，本应是发现风险最重要的知识来源。可是，工人知道危险，并不意味着这种知识会自动进入企业决策。只有当工人拥有稳定的劳动关系、不受报复的申诉渠道、拒绝危险劳动的实际保障，以及某种能够进行集体交涉和监督的组织形式，他们的经验才可能从私人抱怨变成改变生产条件的力量。

因此，对晋江火灾的调查，不应只告诉公众火从哪里烧起，还应当尽可能还原火灾发生以前的劳动过程：遇难者是谁，处于怎样的雇佣关系，当时正在从事什么工作；厂房内部如何划分和使用，是否存在出租、转包和混合经营；企业如何安排班次、工时和生产任务；工人接受过怎样的安全培训，是否参加过真实有效的疏散演练；此前是否有人发现或报告隐患；当危险出现时，谁有权决定停止生产。这些问题并不是技术调查之外可有可无的社会学补充。它们本身就是事故因果链条的一部分。

麦克沃伊研究三角火灾，是为了说明社会如何把一种原本被视为偶然的伤害，重新理解为由人类决定、企业权力和制度安排共同造成的后果。今天，我们还需要把这种因果视野继续向前推进：不仅看见重大火灾中的死者，也看见那些没有被列入事故名单，却在高温、噪声、粉尘、化学品、重复动作、夜班和劳动提速中逐渐失去健康的工人。

工厂火灾不是突然闯入“正常生产”的外部例外。它只是以最猛烈的方式，短暂照亮了正常生产内部早已存在的危险。火焰熄灭以后，这些危险可能继续以更安静的形式留在车间里，分散在工人的肺部、耳朵、手腕、脊柱和疲惫的身体之中。对死者真正的纪念，不能止于事故之后的追责与整治。它应当包括对生产秩序本身的追问，也应当包括使仍在劳动的人获得保护自己的实际能力。

因为工人的生命与健康，不能只有在一场大火之后，才成为公共问题。

原编译者按注释

正文

本文讨论的是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工业事故之一，更具体地说，讨论同时代人如何理解这场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这种理解具有何种意义。三角女式衬衫厂火灾发生在1911年一个星期六下午，地点是纽约市一家成衣工厂。火灾夺走了146名工人的生命，其中大多数是年轻的移民女性。它是20世纪早期劳工政治中的一个奠基性事件，并最终影响了现代规制国家的建立。这场火灾象征着工业工人在危险面前的无助：这些危险几乎不受他们控制，而法律此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把他们弃置其中。它以一种新的、有力的方式表明，工业事故有其原因；这些原因扎根于雇主对工作场所环境近乎全面的支配，而政府既有能力也有责任加以处理。J. 威拉德·赫斯特(J. Willard Hurst)早已指出，法律的“社会环境”不仅包括一个国家的资源及人们对资源的生产性使用，也包括他所谓“人们如何思考”：

[人们]如何估量宇宙以及自身在其中的位置；他们珍视什么，以及珍视到何种程度；他们相信因果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些观念又如何影响他们对获取所珍视之物的方式的理解。¹

赫斯特后来指出，公众对当代社会问题背后因果关系的认识日益增强，对进步时代的改革至关重要。²因果性因此是把法律同其周遭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连接起来的人类经验之一。因果性约束着我们的法律秩序，因为它把立法和裁判锚定在某些被认为客观、现实的解释之上：社会问题如何产生，法律又应如何应对。法律要把某人关进监狱，或剥夺其财富以赔偿他人的人身伤害，就必须向普通人证明，被告确实造成了争议中的损害。在立法和规制领域，宪法上的正当程序要求政府首先主张某个社会问题具有特定原因，其次主张有某种理性基础可以相信拟议中的补救措施会产生改变。因此，在法律运作中，因果性是限制任意政府的重要机制，也是个人自由与个人责任的堡垒。³

然而，因果性并不只是对法律之外世界状态的科学考察。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都指出，人们对因果关系的感知与描述会随着时代、地点、文化和利益而变化。⁴无论人们多么热切地相信自己习惯性的因果归因模式是“客观的”“自然的”，这些模式都不可避免地是历史产物。⁵而且，这些模式的变化与社会秩序随时间发生的变化相距极近。正如黛博拉·斯通(Deborah Stone)所说，“围绕问题的因果定义而展开的斗争”，就是“围绕社会组织基本结构的竞赛”，并可能产生巨大的政治和分配后果。⁶历史由此同意识交织，知识同政治交织。⁷

不过，二者之间的关系复杂而晦暗；当它作为一个历史问题出现时，尤其如此：习惯性的因果归因模式如何同社会与政治变化互动？同时代人和历史学家都曾指出，三角火灾对于催化进步时代工厂改革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戏剧性地象征了世纪之交工厂工人所面对的困苦，并最终使改革者长期争取的那类劳动条件规制成为可能。⁸更具体地说，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改变了支撑公众思考工业安全的因果归因模式，而工业安全正是当时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法律人通常区分两类因果性：“事实原因”和“近因”。后者追问因果关系必须接近到何种程度，才允许对某人采取法律行动。尽管世纪之交的学者和法官强烈声称它并非如此，但这不可避免地是一种主观的、充满政策判断的探询。⁹相比之下，“事实原因”表面上仍然是对法律之外世界进行的纯科学、客观考察。¹⁰例如，保守派批评者彼得·休伯(Peter Huber)把现代侵权制度中所谓的危机，归咎于法院愿意用他所谓的“垃圾科学”取代对因果关系的客观判定。¹¹实际上，这项工作并不如此干净利落，尤其在技术边缘地带更是如此，因为事件往往复杂、概率化或具有其他不确定性；即便在较普通的案件中，情形也未必简单。¹²涉及风险分配和举证责任的政策问题，必然渗入那些声称属于“科学”的因果问题之中。无论何种因果归因，总会包含一个事件叙事；而人们如何把事件串联起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谁、他们试图解释什么。¹³

在关于法律因果关系的经典论著中，H. L. A. 哈特(H. L. A. Hart)和托尼·奥诺雷(Tony Honoré)在所有涉及因果性的法律领域中，从刑法到侵权法再到合同损害赔偿，都发现了一种近似涂尔干式的核心观念，他们称之为“常识原因”。¹⁴这是一种在直觉上很有吸引力的方式，试图为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寻找基础；但就其本身而言，哈特和奥诺雷的处理不过是在回避问题：它几乎不能帮助我们弄清常识因果性从何而来，由什么构成、如何构成，又如何随时间变化。¹⁵尽管如此，“常识”因果性的概念仍然有用。它指的是一种把事件彼此关联起来的习惯性模式；个人也许会以或多或少一致的方式表达它，但它支撑着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与制度。¹⁶

许多不同的社会过程都会塑造这种常识，而法律在其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在许多方面，法律规则吸纳了共同体的“常识”：不只是关于因果性，也包括关于人性、时间、死亡，以及生活中其他成问题的方面。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把这种常识立法化，因为它们促使人们以同这种常识一致的方式行动，并最终以这种方式思考。¹⁷法律既是社会思想的指标，也是改变社会思想的行动者。常识因果性既反映、也构成一个共同体的社会秩序及支撑它的世界观。正如托马斯·哈斯克尔(Thomas Haskell)等人所显示的，它也会在同技术发展和社会发展互动的过程中随时间变化。哈斯克尔尤其讨论过因果性的思想史：在一本书中，他把因果性同19世纪晚期社会思想联系起来；在较近的研究中，他则把它同18世纪晚期反奴隶制人道主义的出现联系起来。¹⁸

劳伦斯·M. 弗里德曼(Lawrence M. Friedman)指出，技术和经济发展在20世纪增强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感。这种因果效能的增加，或者用弗里德曼的话说，“不确定性的降低”，抬高了人们对政府能够并且将会保障其安全的期待；与此相伴的期待则是，法律会补偿人们遭遇的不幸。弗里德曼总结说，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自世纪之交以来“法律文化以及社会秩序中的一场重大革命”。¹⁹最近，兰道夫·伯格斯特罗姆(Randolph Bergstrom)把哈斯克尔关于因果性的洞见应用于对世纪之交纽约人身伤害诉讼的纵贯研究。伯格斯特罗姆有力地把世纪之交侵权索赔的激增，追溯到公众关于事故原因的思维变化，尽管他并未充分说明这种新意识出现的历史过程。²⁰

三角火灾在改变法律文化为工业事故归因的方式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工业事故正是当时政治辩论的核心焦点之一。用政治学家约翰·金登(John Kingdon)的话说，这场火灾是一个“聚焦事件”：它使改革者提出已久的新因果理论变得可感，从而使政治改革看起来不仅可行，而且必要。²¹灾难之后的民事和刑事审判使三角公司的业主安然无恙，因为法律上可识别的因果归因模式无法把他们对工作场所的控制同工人的死亡连接起来。然而，随着它在公众关于工业事故的思考中造成的变化通过立法改革显现出来，三角火灾显著参与塑造了20世纪公共生活和法律制度背后的世界观。

一、三角火灾

三角女式衬衫公司火灾发生于1911年3月25日的纽约市，此后一直承载着沉重的象征意义。这场火灾集中体现了世纪之交移民生活的艰难、工人剥削的残酷，以及法律对这种残酷的冷漠。由于它如此戏剧化，又发生在工作场所事故正成为激烈政治争论焦点的时刻，三角火灾触发了公众对这类伤害原因的根本性认知变化，并由此引发了对政府处理这一问题方式的相应变革要求。²²它之所以产生影响，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三角灾难极具公共性；三角的死亡使美国劳资关系中此前一直隐藏的基本面向显现出来。

FIG. / 1911年3月25日，三角衬衫工厂发生火灾，146名移民制衣工人被困在阿什大楼的高层不幸遇难。工厂老板将出口门链锁住，多数为年轻女性的工人葬身火海，或从十层高楼跳下身亡。消防员在人行道上搜寻那些撞破天窗和地下室入口的遇难者遗体。Bettmann—Getty Images

三角公司是纽约市最大的女式衬衫制造商。这种衬衫是为女性制作的轻薄上衣，布料是一种称为“细麻布”的精细棉布或亚麻布。它们虽然便宜，却在当时十分时髦：那个时代时尚画中的“吉布森女郎”通常就穿着这种衣服。三角工厂占据了阿施大楼的顶上三层；这是一栋十层的阁楼式建筑，位于格林尼治村格林街和华盛顿广场交叉口，毗邻纽约大学法学院。火灾在1911年3月25日星期六下午约4点半爆发，正值下班前。工厂内当时约有600名工人，其中大多数是意大利裔和犹太裔年轻成年移民女性。²³

纽约市消防专员约在三个月前就认定阿施大楼是一个火灾陷阱。²⁴市政条例要求如此高度的建筑从街面到屋顶必须有三道楼梯。但在一项豁免下，建筑商只建了一道完整楼梯。另一道不完整的楼梯从街面通到十楼，但不到屋顶。所谓第三道楼梯，是一部停在二楼的外部防火梯。纽约劳动法还规定，每名工人至少应有250立方英尺空气。阿施大楼是阁楼式结构，天花板很高，这意味着制造商可以在每一层把工人安置得更密集。三角公司把车间楼面布置得像迷宫一样，长长的缝纫台几乎从一面墙延伸到另一面墙，中间只隔着供工人就座的狭窄通道。

劳动法要求像三角这样的工厂门必须向外开启，并且白天保持不上锁。阿施大楼每层的楼梯门都向内开启。此外，在九楼，三角公司据称为了防止偷窃，一直锁着通往华盛顿广场楼梯的门；这扇门成为火灾后法律程序的焦点。²⁵工人要离开这一层，必须沿着桌子之间狭窄的通道排队，从格林街一侧出去，好让经理检查他们的包，看是否夹带了偷来的货物。火灾前几周，市消防专员已经注意到大楼高层的防火梯危险地松动。²⁶通往防火梯的门向外开启，正好挡住连接各段梯子的通道，这在3月25日造成了致命后果。

FIG. / 三角衬衫厂火灾后的一扇门。这扇门通常是锁着的，直到门卫搜查女工身上是否有偷窃的物品时才会打开。Bettmann—Getty Images

火灾从八楼开始，起因显然是有人把火柴或香烟丢进了三角缝纫台下惯常堆积两个月之久的一堆碎布中。²⁷火势很快席卷八楼，并通过窗户蔓延到九楼和十楼。一名八楼的发货员报告说，消防水带已经腐烂，他试图把水带从架子上拉下来时水带就断了。他还是想打开竖管阀门，却发现阀门锈死。八楼工人用水槽接水装桶灭火，徒劳无功。²⁸大楼电梯又小又慢，在故障前只把少数人运到了安全地带。许多八楼和十楼工人勉强挤进那条陡峭且不到三英尺宽的楼梯，或上到屋顶，或下楼逃生。九楼的人却被火势打了个措手不及，困在里面。

FIG. / 阿什大楼中被烧焦的电梯残骸。来自1911年3月25日的三角衬衫厂火灾。Bettmann—Getty Images

FIG. / 1911年3月25日，纽约市三角衬衫厂火灾后，华盛顿街和格林街上的阿施大楼屋顶景象，工人们曾试图在此处逃离火场。FPG—Getty Images

火焰烧穿整座工厂只用了不到20分钟，半小时内几乎熄灭。阿施大楼是一座“防火”结构，这意味着建筑本身几乎没有受损，但内部的一切都以可怕的效率燃烧殆尽。消防员一分钟内就抵达现场，却几乎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的梯子只能到达大楼六层。火灾总共造成146人死亡，其中约62人跳落到下方人行道上死亡，有时甚至砸穿路面。十来个人挤上防火梯；惊慌的工人无法绕过向外开启的窗板，防火梯随即坍塌。消防员在电梯井中发现30具尸体。其余的人则在工厂内被烧死。约40到50具尸体堆在九楼门口。²⁹

FIG. / 1911年3月15日，三角衬衫厂火灾中的逃生梯倒塌。146人死亡，或因火灾，或因跳楼，或因坠落至人行道。Courtesy Everett Collection

FIG. / 1911年，纽约市阿什大楼内的三角衬衫厂被大火吞噬后，其烧焦的工作室照片。AP Photo

这些死亡格外暴烈，而且其中如此之多发生在街上、发生在公众面前，这一点意义重大。随着美国经济在世纪之交达到工业成熟，工业事故造成的损失巨大且仍在增加；然而，它们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仍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因为事故零星、随机地发生。更重要的是，它们通常发生在工厂大门后面，发生在雇主的财产之内。正如克里斯托弗·汤姆林斯(Christopher Tomlins)所显示的，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美国劳工法就把工作场所伤害变成一种私人事务，交由调整雇主与工人关系的普通法规则处理。³⁰因此，无论这些工作场所事故的总体社会成本多么巨大，雇主的财产权和契约权都给它们蒙上了一层厚重的帷幕。³¹事故的成本被遮蔽，事故的原因同样被遮蔽，因为伤害与劳动组织之间的系统性关系并不清楚。³²

FIG. / 1911年3月25日，纽约三角内衣公司火灾后，人们排队辨认遇难者遗体。图片来自赫尔顿档案(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在矿井、铁路站场和工厂之外的人看来，多数事故即使有原因，也多半是因为工人粗心。像三角公司业主那样安排车间楼面、处理废料、强迫工人保持工作速度、采取防窃措施，以及遵守安全法律的程度，所有这些作为潜在伤害原因都不可见。部分原因在于，公共权力通常并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干预劳动组织：这是雇主的特权，不受公共操作，于是退入那些被给定的、不可避免的或“自然的”条件背景之中，事故正是在这些背景下发生。³³加速生产、违规或雇主为伤害铺设条件的其他做法，究竟表现为原因，还是表现为“背景条件”，取决于一个复杂函数：观察者对工厂劳动了解多少，他们认为工作条件有哪些可能被改变，以及法律在多大程度上赋予雇主任意剥削工人的权利。

因此，劳动事故通常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方式，要么是工人自己的过错，要么就是《纽约时报》所谓“神意的神秘裁决”。事故扎根于工作场所政治这一事实，以及事故可以被预防这一可能性，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技术上，都被遮蔽在公众视野之外。³⁴三角火灾以一种象征性极强的方式，把雇主从工人身上榨取财富的权力公开书写在受害者身体之上。近些年来，文化史家和文学批评家一直在讨论人们对人体的文化感知如何随时间变化。例如，伊莱恩·斯卡里(Elaine Scarry)的《痛苦的身体：世界的制造与毁灭》说明，战争与酷刑如何把一个政权的权力显现在受害者身体之上，同时又使受害者本人消失。斯卡里解释说，这些高度仪式化的暴力形式，使一种原本“失去通常证成形式”的权威或正当性变得真实，同时遮蔽了受害者伤害和疼痛的现实。³⁵

FIG. / 一名警察站在街上，注视着三角衬衫厂火灾后留下的烧焦废墟和工人尸体，纽约市，1911年3月25日。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关于技术、工业组织乃至劳工的研究，很少讨论生产的身体性及其对工人身体的影响。原因或许在于，人们习惯把工人想象为一种抽象存在：劳动能力的缔约者，或者机器的附属物，而不是一个由生物性和文化性共同构成的复杂物质存在。法律当然会认证并强化这种对工人的感知，因为它把工资交易宣布为私人事务，从而把它遮蔽在公共审查之外。³⁶

工业事故同样在神圣化工业生产；与此同时，法律不审查事故原因，不援助事故受害者，由此认可雇主控制工业生产的权威。19世纪劳工法使工作场所伤害成为汤姆林斯所谓“社会景观的一部分：一种例行的、虽令人遗憾但仍属常规的事件，是社会为拥有并行使某些权利与自由所支付的代价，例如契约自由，而这些权利与自由正是自由平等公民的属性”。³⁷只要劳动事故被视为工业进步的“自然”副产品，它们就没有法律上有意义的原因，也没有政治上有意义的效果。作为“事故”，它们在总体上或许可被预测，却无法在具体个案中预测。³⁸然而，三角火灾中的死亡如此具象，其系统性原因又如此清楚，法律已经无法再把它们容纳在“事故”这一类别中。雇主调节劳动速度与劳动条件的许可，从汤姆林斯所谓“社会景观”中浮现出来，成为可辨识的伤害原因，也因此变得可以受到法律干预。³⁹如同弗朗茨·卡夫卡笔下流放地中的那台地狱机器，三角火灾把世纪之交劳资关系的法律刻写在受害者身体之上，使其意义终于变得清晰。⁴⁰

FIG. / 三角内衣厂火灾过后，第十层楼只剩下被烧毁的空壳，唯有地板和墙壁幸存。1911年3月25日。Bettmann—Corbis

二、审判

公众对火灾的反应迅速而强烈。仅仅18个月前，三角工厂还是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ILGWU)一次壮观的13周罢工的焦点；在那次罢工中，消防安全同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等更传统的诉求并列出现。ILGWU在与300多家成衣企业签订合同后结束了罢工，但在三角厂，女式衬衫工人回到岗位时并没有获得工会承认，改善工作条件的保障也寥寥无几。⁴¹

火灾之后，公众的愤怒集中在市政建筑规范执行松弛、消防安全规制无效以及火灾保险业腐败等问题上。然而，愤怒首先并且最主要地指向三角公司的雇主，州政府也首先对他们采取行动。在当时法律状态下，州政府无法使他们为所谓罪行负责，这成为工厂改革的最后推动力。纽约地区检察官对三角公司的业主艾萨克·哈里斯(Isaac Harris)和马克斯·布兰克(Max Blanck)提出了七项起诉书；每项起诉书对应七名受害者中的一人，每项均包含三个一级非预谋杀人罪项和三个二级非预谋杀人罪项。⁴²被告提出中间上诉后，除其中一个罪项外，其余均得以维持。⁴³

其中一个一级罪项指称，哈里斯和布兰克“以火及火烟故意且重罪性地闷塞、窒息并勒毙死者，并由此致其死亡”。第二项指称，被告在违反劳动法关于工厂门不得上锁的规定过程中，“故意且重罪性地”杀害受害者；根据刑法，任何在实施轻罪过程中发生的杀人，即使“并无致死意图”，也构成一级非预谋杀人。⁴⁴法院允许这两个罪项继续审理。二级罪项中有一项因含糊和过于笼统而未能成立，其余则仅指称哈里斯和布兰克在造成工人死亡时具有刑事过失。⁴⁵

第三项指称，锁住的门以及工厂内危险堆积的垃圾构成轻罪性的公共妨害，因此使这些杀人成为一级非预谋杀人。其特别之处在于，它把工厂内部描述为一个公共场所：当时的法律通常把工业工作场所视为业主的私人支配领域。不过，普通刑事法院的奥沙利文(O’Sullivan)法官背离先例，允许该罪项成立。他说，仅就堆积垃圾本身而言，不足以支持轻罪公共妨害的起诉。该罪项并未表明垃圾导致火灾；法官指出，“事实上，从起诉书所显示的一切来看，火灾起源不明”。⁴⁶然而，锁门可以被证明为死亡原因。但它是否构成公共妨害？

奥沙利文找不到任何权威，可以因为工厂业主“在造成妨害的源头、在工厂范围内给劳动者和雇员造成的伤害”而认定其应对公共妨害负责。⁴⁷在这种观点下，哈里斯和布兰克如何管理厂内秩序纯属私人事务。“但是，”奥沙利文继续说，“普通法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新情况出现而被适用于新情况。它并不是一种僵硬的工具，不会因为缺少先例就拒绝弯曲以纠正错误。”⁴⁸他指出，现代工厂容纳的人数往往超过那些在普通法“公共妨害”理论适用之处的整个村庄人口。⁴⁹据称哈里斯和布兰克锁门，本身违反了成文法。如果他们这样做“使相当数量的人生命不安全”，奥沙利文推理说，那么他们就在刑法意义上维持了一项公共妨害，并可因非预谋杀人而承担责任。⁵⁰

奥沙利文在第三项罪名的裁定中把工厂内部描述为公共空间，这同普通法关于妨害以及雇主/雇员关系的理解相抵触。一般而言，只有某种妨害对场外人员与财产构成威胁，才可诉。比如，伊利诺伊州一家法院在1915年认定，如果工厂排放的烟雾在厂外并未被察觉，就不存在妨害。⁵¹密歇根最高法院1910年裁定，两名工人从脚手架坠落死亡，其继承人不能以妨害为根据提起诉讼。法院认为，妨害法只保护那些“并未进入该场所的人”，也就是在行使公民权利过程中可能因财产的某种使用而受伤的人。⁵²法院说，工人的权利“应由过失案件的一般规则衡量，并源于其雇佣合同；至于这座塔对其他人是否构成私人妨害，则另当别论”。⁵³对这家法院而言，也对当时多数法院而言，工作场所是私人场所，只受雇佣合同以及普通法从合同中默示出的注意义务约束。要把工作场所安全变成公共事务，就需要具有足够政治力量的立法，来克服这一普通法预设；这种预设由《法韦尔诉波士顿与伍斯特铁路公司》确立，并在数十年削弱它的努力中大体维持下来。

奥沙利文在《人民诉哈里斯》案中前所未有地模糊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区分。即使这确实捕捉到工业生产的变化现实，它对工作场所法律影响也不大。哈里斯案后来在两个涉及雇员伤害的案件中被作为权威引用。1915年，布鲁克林一家工厂失火，多名工人死亡；业主被控在实施公共妨害过程中造成非预谋杀人。法院注意到锁门和其他安全规制违反，并援引哈里斯案，维持了起诉书。⁵⁴多年以后，在1983年的《人民诉戴奇》案中，纽约一家法院恢复了对某仓库业主的起诉，该仓库发生火灾并造成多名雇员死亡。安全违规随处可见。不过，起诉书中并未涉及妨害；州政府指控业主犯有过失杀人和鲁莽危害罪。在这里，一家具有历史意识的法院利用哈里斯案认定：对一个维持事实上火灾陷阱的人而言，若火灾造成死亡，“无论起火原因为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不存在障碍。⁵⁵

在现代工业事故案件中，杀人罪起诉几乎同世纪之交一样罕见，尽管其原因可能与历史同样相关，而不只是源于问题本身的固有性质。⁵⁶在世纪之交美国阶级政治高度分裂的语境中，参与斗争的人固然经常把工作场所死亡等同于杀人；但在当时，劳工修辞与法律实践之间存在一道宽阔鸿沟。⁵⁷刑事杀人要求被告实施某种造成死亡的行为；而在多数工作场所中，死亡发生在一种长期形成的危险环境之中，由雇主不计其数的决定共同塑造，要证明这一点可能非常困难。如果所谓杀人者是公司，证明就更困难，尽管三角工厂属于一个由真实个人组成的合伙企业。19世纪刑法偶尔介入时，它更可能起诉工人，而不是雇主。⁵⁸

1970年以来，对工业伤害中的雇主提出刑事起诉略微常见了一些，也许是因为事故如今发生在更加密集的工作场所安全规制背景之中。纽约州曾起诉四名男子犯二级非预谋杀人罪，原因是1976年华纳-兰伯特公司口香糖工厂爆炸造成六名工人死亡。⁵⁹此案中的工作条件同三角女式衬衫公司并非全然不同。华纳-兰伯特的保险人曾警告公司，空气中某种干润滑剂浓度高得危险，可能在无预警情况下爆炸。公司无视警告，继续运营。爆炸最终发生，尽管调查人员和搜索三角工厂废墟的人一样，从未找到引发火花的确切来源。1980年，纽约上诉法院撤销起诉书。法院认为，即使这一风险“重大且不正当”，也没有证据表明被告“预见或本应预见爆炸的物理原因”。⁶⁰与哈里斯和布兰克一样，华纳-兰伯特案被告为火灾设置了舞台，却并未亲手点燃它。在刑事起诉中，法院坚持，州政府必须以一种极其狭窄、机械的意义证明因果关系；这种意义比侵权诉讼中足以证明因果关系的标准严格得多。⁶¹最后，法院顺带指出，它找不到把杀人法规适用于制造业死亡的判例法或立法依据，尽管它推定这种适用是可能的。⁶²

伊利诺伊州曾在1983年发生的一起工作场所死亡案件中，以谋杀罪定罪三名男子。回收企业 Film Recovery Systems, Inc. 的高管故意没有警告工人，厂内使用的氰化氢可能致命。烟雾使工人斯特凡·戈拉布(Stefan Golab)昏迷，他在抵达当地医院前死亡。Film Recovery 工厂的条件恶劣到足以说服陪审团认定，被告“明知地制造了戈拉布死亡的高度可能性”。在伊利诺伊州，这构成谋杀。《芝加哥法律日报》认为，这是公司高管因与工作有关的死亡被定罪谋杀的首例。⁶³不过，被告上诉后获得发回重审，最终承认较轻的非自愿过失杀人罪。⁶⁴

在三角案中，检方以杀人罪追诉哈里斯和布兰克，是为了使他们入狱；而劳动法下初犯最多只能罚款50美元。⁶⁵然而，要证明任何类型的杀人罪，地区检察官必须证明被告实施了某种造成受害者死亡的行为。把工厂楼面维持为一个火绒箱并不算一种“行为”，因为三角工厂的条件大体符合当时成衣业惯例：供火焰吞噬的布料堆，由此成为哈特和奥诺雷所谓火灾周边“人为的正常条件”，而不是火灾的原因。⁶⁶州政府因而必须证明，哈里斯和布兰克通过锁住阻止工人逃生的门，造成了受害者死亡。案件正是在这里崩塌。第一项起诉的审判于12月开始，所涉死者是22岁的玛格丽特·施瓦茨(Margaret Schwartz)，她在试图穿过通往华盛顿广场的门时死亡。哈里斯和布兰克聘请著名律师马克斯·D. 施托伊尔(Max D. Steuer)为其辩护；这场审判至今仍因其严酷结果以及辩方的高明而臭名昭著。⁶⁷在审判法官看来，要把锁门描述为被告的“行为”，就必须证明他们在火灾发生时知道门是锁着的。因此，他指示陪审团：要定罪，必须排除合理怀疑地认定门确实上锁，锁门确实造成了施瓦茨死亡，且哈里斯和布兰克知道门是锁着的。陪审团审议1小时45分钟，在第三轮投票中决定无罪。⁶⁸尽管该判决引发愤怒，但按照法官指示，它无疑是正确的。⁶⁹

一名陪审员认为，州政府本应起诉工厂检查员，而不是哈里斯和布兰克。他告诉记者，前两轮投票时他一直坚持不同意见，但最终无法在法院给出的指示下投票定罪。⁷⁰这里的问题在于证明哈里斯和布兰克明知地造成了死亡：没有办法证明知情，而个人知情又是建立业主与玛格丽特·施瓦茨之死之间机械因果链条所必需的。《纽约时报》评论说，虽然“业主显然应受责备”，因为“工厂条件糟糕到了绝望的程度”，但检方在案件性质上不可能证明知情；检察官“试图做得超过法律视角下情境所能许可的范围，结果什么都没做到，造成了彻底的司法不公”。⁷¹

如同今天常见的情形，当时也有人把悲剧归咎于受害者自身。一名陪审员断定，工人造成了自己的死亡：

我看不出有谁应当负责……这一定是上帝的作为。我认为这家工厂管理良好，和许多其他工厂一样好，甚至更好。我认为那些女孩无疑不像其他生活领域中的人那样有那么高的智力，她们倾向于陷入恐慌。⁷²

支撑这种叙述的因果判断具有鲜明的19世纪特征。它以刻板性别印象重构火灾；这种故事更可能被讲述在“女孩”身上，而不是讲述在类似情形中的男人身上。这里的“女孩”一词按照当时用法指“未婚女性”，但也凸显三角受害者的年轻。关于工人智力的说法，则调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关于南欧和东欧移民的一整套深层想象，而这些移民构成了成衣业劳动力的大多数。最根本的是，这名陪审员关于三角死亡为何发生的解释，嵌在一种以个人责任和纯粹契约性社会关系为前提的世界观之中。⁷³

在这种世界观中，现代社会中的人照顾自己，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且通常得到他们所议定的东西。三角死难者是移民和/或女性，这暗示了她们在工业秩序中缺乏生存能力；无论人们认为她们或许可以适应美国生活，还是认为她们的遗传注定她们陷入贫困与伤害，都是如此。这种世界观只是模糊地预见到：在某些条件下经营一家工厂，使致命火灾迟早不可避免，或许会在因果上把管理者牵连进随后的伤害之中。⁷⁴完全缺席的，是贯穿现代工业社会的那些延展的、非人格化的社会互动与因果网络；哈斯克尔正是在这些网络中定位进步时代社会理论。⁷⁵在这里，三角火灾甚至不算一场“事故”：它无异于146人被闪电击中，同样都是上帝的作为。

三角火灾引发的民事诉讼又花了两年才解决。第一起民事诉讼在火灾后三周出现，索赔5万美元，主张工厂大门上锁，防火梯不安全。⁷⁶到10月，受伤工人和死者家属已经提出约50万美元索赔。⁷⁷与刑事案件中一样，哈里斯和布兰克聘请马克斯·施托伊尔为他们辩护。10月4日，施托伊尔提交了他对这些诉状的第一批答辩，其中列举了普通法雇主抗辩的标准套话：受害者“承担了其就业中的全部风险和危险”，这些风险都“显而易见”，而他们所遭受的任何伤害，都是由“‘同僚雇员’的过失和粗心”造成的，并非雇主过失所致。⁷⁸

显然，唯一进入审判的民事案件是幸存者安娜·古拉(Anna Gulla)的案件。两年后，她因火灾造成的“神经疾病”索赔2000美元。审判只持续了两天，最后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法院显然驳回了此案。⁷⁹几周后，阿施大楼业主以每件75美元和解了23起非法死亡索赔。至此，火灾引发的民事诉讼似乎宣告结束。⁸⁰

三角火灾发生时，纽约尚未建立无过失工伤赔偿制度。因此，民事原告仍处于《法韦尔诉波士顿与伍斯特铁路公司》确立的制度之下；这是1842年马萨诸塞州的一起案件，也是19世纪工业事故法的源头。⁸¹在该案中，一名铁路工程师因火车脱轨失去一只手，向其公司雇主索赔失败。法院裁定，工程师法韦尔以议定工资同意工作，因此承担了其职业的通常危险，包括同事可能过失行事的风险。法韦尔案成为美国的一项主要权威，确立了这样一条规则：除非工人能够通过通常关于义务、违反义务、因果关系和损害的证明，把伤害同雇主个人联系起来，否则不能要求雇主对工作场所伤害负责。19世纪晚期，许多州议会，包括纽约州议会，都曾做出一些努力，试图对雇主施加额外的监督和注意义务；乔纳森·西蒙(Jonathan Simon)已经说明，这些额外义务如何在许多行业中导致工作场所纪律的强化。⁸²尽管如此，在三角火灾发生时，法韦尔案仍然是纽约以及其他地方雇主责任法的基石。⁸³

如同多年后的华纳-兰伯特案一样，因果关系问题对三角案的刑事和民事追诉都构成致命打击。有充分证据表明，哈里斯和布兰克为火灾提供了引火物，并且在此过程中违反了众多劳动和安全法律。可是，无论州政府还是民事原告都无法证明，是雇主未遵守安全法律造成了死亡，而不是施托伊尔所说的受害者自身恐慌或其他因素。尽管刑法典把任何发生于轻罪违法过程中的杀人提升为一级非预谋杀人，违法本身并不证明被告实际造成了死亡。这正是1898年田纳西州《威克斯诉麦克纳尔蒂》案中的规则；理查德·波斯纳在其侵权法案例书中正是用该案开启对因果关系的讨论。该案中，一家旅馆未按地方法令要求安装防火梯。旅馆失火时一名客人死亡，田纳西最高法院推翻了其继承人胜诉的裁决，理由是“未能显示法令违反与原告所受伤害之间存在因果联系”。⁸⁴

至于那名陪审员和许多报纸都归咎于三角死亡的纽约市消防检查员，即便在今天，要把政府官员哪怕是鲁莽的不执法同伤害联系起来，也很困难。在《德沙尼诉威尼贝戈县社会服务部》案中，一名威斯康星儿童福利工作人员鲁莽地把一个小男孩交还给其父亲，而其父随后严重殴打他，使其永久残疾。波斯纳法官代表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撰写意见，推翻了地方法院对德沙尼案的定罪。该意见大部分讨论工作人员对其服务对象的义务范围，但波斯纳还认为，他所谓“侵权因果关系的传统原则”具有决定性意义，并援引《威克斯诉麦克纳尔蒂》案，却未作展开。⁸⁵在波斯纳看来，该工作人员的行为与儿童伤害之间不存在直接、清楚、个人化的联系。

三角诉讼发生在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劳工政治背景下。就像我们时代的民权或堕胎一样，工厂立法是当日的核心政治议题，而雇主对工业事故的责任则处在这个议题的中心附近。⁸⁶作为全国领先的工业州，纽约是改革的关键试验场。州议会在1909年成立委员会研究责任问题。⁸⁷1910年，它把一项“推定知情”条款写入劳动法，规定雇主应对由缺陷造成的伤害负责，只要这些缺陷“本可由该雇主通过合理且适当的注意、测试或检查发现”。⁸⁸即便按照这些指示，玛格丽特·施瓦茨的继承人也不会胜诉，因为他们仍然必须证明造成她死亡的是锁门，而不是其同事的恐慌。

最后，1910年州议会制定了一部工伤赔偿法，废止了普通法上的雇主责任，并以无过失制度取而代之，使工人获得赔偿无需证明因果关系；不过，这一制度只适用于若干指定的“危险职业”。⁸⁹这些大概都是男性从事的工作，而缝纫并不在其中。该法确实规定，“未遵守任何影响此类就业的法律”可以构成责任基础，但受伤工人仍必须证明违法是伤害原因。⁹⁰因此，到三角火灾时，立法机关仅仅稍稍侵入了普通法雇主责任领域。无论如何，法律条文同工作场所权利义务的现实世界并不相似。正如伯格斯特罗姆所显示，纽约审判法官经常直接指示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决，或以其他方式解释绕开成文法，使旧普通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维持，至少直到三角火灾之后纽约重塑劳动法为止。⁹¹例如，法官指示陪审团的权力，正是哈里斯和布兰克在刑事审判中获释的关键。最后，1910年的工伤赔偿制度触犯了纽约上诉法院，后者认为该制度构成对雇主财产的违宪征收。⁹²该裁决于1911年3月23日作出，正好在三角火灾前两天。

三角女式衬衫公司在火灾后一周就在另一地点重新开业；市建筑检查员立即传唤该公司，理由是它在一栋非防火建筑中运营，并把成排缝纫机安排得阻断了通往防火梯的通道。⁹³1913年，消防检查员发现三角工厂地面覆盖着碎布，业主还在试验用于锁住防火门的新装置。⁹⁴这并不是三角公司的第一次火灾，尽管它无疑是最严重的一次。像许多纽约成衣制造商一样，该公司同市内保险商有长期关系；只要保险商能够让保费上涨速度快于赔付增长，他们就会无视成衣业普遍存在的严重消防安全问题。就三角公司而言，火灾发生时它投保金额略低于20万美元。最终，哈里斯和布兰克在所有可证明损失之外，又收回64,925美元，其中包括支付给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和解款。因此，在保险上，哈里斯和布兰克每有一名工人死亡，就净赚445美元。⁹⁵

三、立法改革

像多数世纪之交的工人一样，三角火灾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从法律那里几乎得不到帮助；无论是在保障其安全方面，还是在补偿其伤害方面都是如此。阻碍赔偿的主要障碍，也是雇主道德风险的主要来源，在于法律要求显示雇主与受伤工人之间存在直接的、个人化的、机械性的因果联系。做到这一点从来不容易；随着三角工厂这类血汗工厂扩散，随着非人格化公司等级制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剥削性、泰勒制化的工作场所被精细组织起来，使事故变得不可避免，这一点变得愈发困难。⁹⁶与此同时，法律在工作场所组织与公共审查之间维持着一道近乎不可穿透的屏障。

不过，这里涉及两种因果性：一种是事后的因果性，检察官和原告必须建立它，才能构成刑事案件或损害赔偿诉讼；另一种是事前的因果性，它建立了我们今天称为补救性立法“合理基础”的东西。⁹⁷合理基础审查相当于一项宪法许可，允许立法机关和行政机构行使其警察权力，以规制经济活动、促进公共健康、安全和福利。这是一项宽松的审查；在许多方面，它是现代政府的基石。一个有意规制者所需要做的，不过是讲出一个连贯的故事，说明拟议规则将如何产生某种合法结果。这样的故事必然包括对因果关系的描述：既包括待补救之弊害的原因，也包括拟议规制可能产生的效果。⁹⁸合理基础审查是数十年宪法斗争的遗产，其中很大一部分围绕工厂立法展开。直到新政时期，它才在宪法法中稳固下来。⁹⁹

工业事故是世纪之交一个严重社会问题，也是当时改革者和社会科学家偏爱的主题。然而，在进步派能够制定安全改革和赔偿改革之前，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重构工业事故的常识因果性。正如黛博拉·斯通所说，“催化公共议题的研究，在其论证上具有共同结构。它们主张，某种此前被解释为偶然的状况，其实是人类意志的结果；或者它们显示，某种此前被描述为机械性或无意的状况，其实是纯粹的意图。”¹⁰⁰三角火灾正是在工业安全法中完成了这种重构，因为它使改革者几十年来一直在提出、却成效有限的关于工作场所事故原因的理论变得具体可感。

当时关于工业事故的代表性研究，是克里斯特尔·伊士曼(Crystal Eastman)1910年在塞奇基金会支持下出版的《工业事故与法律》。伊士曼是纽约州雇主责任委员会的秘书，该委员会由州议会于前一年设立。凭借高明的修辞和海量数据，伊士曼表明，许多过去归因于工人粗心的伤害，其实是雇主控制劳动组织的结果。注意力不集中，甚至鲁莽，与其说是受伤工人的过错，不如说是工作速度、安全不足或其他结构性工作要素的结果，而这些都超出单个雇员的控制。¹⁰¹伊士曼清楚表明，这些更深层、非人格化的事故原因，又并非源于习惯或必要性，而是源于雇主对工作场所的主动控制。伊士曼对劳动事故原因的新描述，为此前无从成立的立法提供了基础。她写道：

如果调查显示，大多数劳动事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工人是傻瓜……那么社会就没有理由直接干预，以期预防这些事故。相反，如果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事故是由于雇主对工人安全关切不足造成的，那么某种形式的社会干预就是正当的。¹⁰²

托马斯·哈斯克尔曾讨论19世纪末出现的因果解释新风格。新的社会科学不再把现象描述为自然法则或个人意志行为二者之一的结果，而是把它们解释为大规模、非人格化力量的表现。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支撑着现代福利国家的政治理论，正如后一种描述支撑着19世纪普通法国家的自由主义理论一样。¹⁰³不过，社会科学和揭丑报道本身还不够。到1911年，人们已经讨论工业安全一段时间，却几乎没有激发出公众愤怒或政治改革。也许工业伤害太过常见，以至于在政治上不可见。比如，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就对公众不关心工作场所伤害感到沮丧。事实上，他写《屠场》的动机原本是工人安全，而不是不洁食品。然而，激起公众愤怒并引发改革的却是后者。辛克莱后来写道：“我瞄准公众的心脏，却意外击中了他们的胃。”¹⁰⁴

正如《纽约世界报》在三角火灾后所观察的，壮观火灾或许会引发官方调查，以及对市政建筑规范的零碎修补，却从不会引发持续改革。¹⁰⁵劳动事故并不会以社会问题的面貌呈现在公众面前，因为它们被隐藏在普通法教义之下；《法韦尔诉波士顿与伍斯特铁路公司》及其后续判例正是把它们遮蔽在这些教义中。然而，三角火灾不同。在这里，60多名女性燃着火焰坠落到人行道上，惊恐的旁观者亲眼目睹。另有约80人无助地被烧死，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星期六下午的半小时之内。纽约报纸刊登了可怕报道：尸体堆在华盛顿广场门口，骨架弯伏在缝纫机上。报纸上刊登的死者绘图本身也很有意思：它们把受害者描绘成当日时尚画中常见的那种浅色皮肤、带有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特征的形象。在艺术家笔下，三角工人成了刻板的年轻女性，而不是在关于劳工行动的报道中她们可能会被塑造成的那种刻板南欧和东欧移民。她们看起来像吉布森女郎。¹⁰⁶

FIG. / 1911年3月25日，三角衬衫厂发生火灾，146名移民服装工人被困在阿什大楼的高层，不幸丧生。工厂老板将出口大门用链条锁住，这些工人大多是年轻女性，她们要么在大火中遇难，要么从十层高楼跳下身亡。工人坠落的尸体砸碎了人行道地下室的采光天窗。Bettmann—Corbis

此时，关于血汗工厂条件和漠然执法的零散警告，都获得了高度具体而公开的意义。公众反应势不可挡。工会活动家和其他社会改革者在纽约市库珀联盟举行群众集会，时间是火灾后第七天的星期五。¹⁰⁷4月2日星期日晚间，都会歌剧院召开群众大会，呼吁成立一个永久委员会以推动工厂立法。¹⁰⁸三天后，约30万人冒着“飘落的雨”聚集在第五大道沿线，观看另有12万名游行者护送仍未确认身份的受害者遗体前往布鲁克林赛普拉斯山公墓安葬。¹⁰⁹除了帮助工会组织群众集会，社会名流女性还募集了8万多美元，用于援助受害者及其家属。¹¹⁰

同时代观察者注意到，公众对三角火灾的反应强度前所未有。《Survey》的一位作者把安全和赔偿两个议题明确连接起来，称工厂火灾是一把“双刃剑”。一边造成“身体伤害，也就是死亡和受伤，而这些伤害源于工人无法控制的原因”；“因此，公众要求他们受到保护，免受这种伤害。此时，全城都在疾呼；问题在于凝聚公众情绪，使这种保护成为持久之物，而不是一阵痉挛式的昙花一现。”另一边则是“经济伤害，也就是失能，或者养家者被杀，而这同样源于工人无法控制的原因”。这位作者认为，三角火灾之后的群众大会，使公众在这两个方面要求持续改革的情绪“变得明白”。¹¹¹

三角火灾与伊士曼的书，对于进步时代社会立法的作用，就像圣塔芭芭拉漏油事件和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对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环境改革的作用：前者使一个日益增长的社会问题变得具体可感，后者则以新的方式解释它，使旨在处理该问题的新法律既可想象，也在政治上可行。¹¹²经过十年甚至更久的挫折之后，纽约进步派在三角火灾后三年内，围绕工厂安全问题建立起一个现代规制装置。4月2日歌剧院成衣工人会议向州长迪克斯(Dix)请愿，要求成立委员会调查工厂安全。设立纽约州工厂调查委员会的法案在州议会无异议通过，并于1911年6月30日成为法律。¹¹³

委员会工作人员包括美国福利国家的一些主要建筑师：罗伯特·F. 瓦格纳(Robert F. Wagner)成为工厂委员会主席，阿尔弗雷德·E. 史密斯(Alfred E. Smith)任副主席；其他成员包括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和妇女工会联盟的玛丽·德赖尔(Mary Dreier)；亲眼目睹三角灾难的弗朗西丝·珀金斯(Frances Perkins)则担任检查员。¹¹⁴在第一天听证会上，委员会首席法律顾问作证说：

所谓不可避免或无法预防的事故，过去据说曾被认为是神意不可测的裁决结果，如今在许多情况下被视为无良贪婪或人类轻率的结果。国家的职责在于保护工人，不仅防范那些非同寻常的事故，也防范工业生活中通常发生的事件。¹¹⁵

工厂委员会的正式报告立场较为温和，声称“不能说这种浪费是故意错误行为的结果。它只是一直不属于任何人的事务，因此被忽视、被置之不理”。¹¹⁶然而，委员会的免责声明明显同新闻媒体、委员会记录的证词，以及最终它实施的改革结构中体现出来的公众意见相矛盾。

到1915年，工厂委员会已经推动通过36项关于安全规制、工时限制、童工等问题的新法律。其中没有一项未能通过合宪性审查。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构成了“对美国新工业秩序的精湛分析”。¹¹⁷1912年，纽约修改州宪法，以允许执行工伤赔偿法，并于翌年建立新制度。¹¹⁸后来在新政时期担任劳工部长的弗朗西丝·珀金斯回忆说，“1911至1914年间纽约立法在何种程度上标志着美国政治态度和政策朝向社会责任的变化，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我确信，那是一个转折点。”¹¹⁹工厂委员会改变了许多参与者的政治生命，包括阿尔·史密斯、罗伯特·F. 瓦格纳，以及珀金斯本人。¹²⁰在公众愤怒推动下，全国领先的工业州在三年之内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经济。

因此，三角火灾标志着一个颇有意义的历史断裂。它突然使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变得可感；人们对这一秩序的意识已经积累了数十年。更密集的新社会互动网络，也就是赫斯特所说支撑当代社会问题的因果关系网络，贯穿这一秩序，并相应召唤出处理这些问题的新技术。¹²¹正是在这种对工业事故常识因果性的转化中，三角火灾显著改变了社会思想。¹²²三角火灾催化了一种“社会学习”过程：围绕工业安全长期存在、顽固而持久的争议，此前数十年相对不能通过诉诸事实而解决，如今却突然消解。¹²³问题的框架和背景发生了变化：公众和立法者都根据新近可见的因果链条重构了他们对问题的理解；这些链条把死去女性的身体同哈里斯、布兰克这类制造商的商业决策，以及政府对他们的传统顺从连接起来。

一旦人们能够以这种新方式为工业事故归因，新的社会安排就成为道德上的迫切命令，并几乎立刻出现以应对这些事故。进步时代工厂立法并没有消除三角火灾如此戏剧性揭露的社会弊病。作为劳工改革基石的工伤赔偿，在保护雇主免于不可预测且可能毁灭性的责任判决方面，至少同在更公平地补偿受伤工人方面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事实上，工伤赔偿的主要赞助者来自大企业本身，而不是工会；许多工会更愿意把这个问题留在一个清除了雇主抗辩的侵权法领域中。¹²⁴它最切实的结果也许只是吸纳了围绕该议题的政治鼓动，同时关闭了受伤工人的司法救济。¹²⁵有些研究表明，社会保险使某些行业变得更危险，而不是更安全。¹²⁶对女性而言，工厂改革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健康和安全规制常常导致女性被排除在特定工作或特定时段的工作之外。¹²⁷尽管如此，进步时代仍见证了现代规制国家在纽约出现，而安全规制和事故赔偿改革正是这个新装置的基石。三角火灾为这一转型提供了关键动力，因为它显示，当日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具有某些原因，而只有一种新型国家能够处理这些原因。

结论：1991年 Imperial Food Products 火灾

1991年9月，在三角女式衬衫公司灾难80年之后，北卡罗来纳州哈姆雷特发生了一起非常相似的事件。约200人在 Imperial Food Products 公司的一家工厂工作，为供应快餐店的鸡肉块裹粉并油炸。烹饪与缝纫有一个共同点：在文化的“常识”中，它们通常不被视为危险工作，因为它们是家务劳动，而且刻板地由女性完成。¹²⁸像三角工人一样，Imperial Food Products 的工人通常是贫穷女性，没有工会，容易被随意雇用和解雇。对许多人来说，鸡肉工厂比田间劳动更进了一步；因此，同其他工人相比，她们不太可能向主管抱怨安全条件。¹²⁹

这里同样是一个火灾陷阱。Imperial 工厂没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没有火灾报警器，没有标示清楚的消防出口，也没有定期消防演习。工厂运营11年间，消防检查员一次都没有到访。管理层为了防止偷窃而锁住了几扇门；火灾发生时，一个垃圾箱和一辆停放的卡车又堵住了另外两扇门。火灾始于一条液压管破裂，雾化液体接触到油炸锅下方明火。它同样在不到一小时内被扑灭，却造成25人死亡，另有56人受伤。消防员发现，许多死者堆在上锁的门前。¹³⁰这一次，工厂及其业主受到了制裁。北卡罗来纳州劳工部对 Imperial Food Products 公司处以略高于80万美元的罚款，理由是安全违规对火灾有所促成。州政府总共发现83项违反州和联邦安全规制的行为，其中54项属于故意违反。¹³¹

州政府以25项非自愿过失杀人罪起诉三名公司管理人员：业主埃米特·罗(Emmet Roe)、担任运营总监的其子，以及一名工厂经理。尽管州劳工专员曾要求以谋杀罪起诉，检察官仍选择过失杀人罪，因为至少在1991年，大量安全违规使证明过失或鲁莽变得非常容易；而要证明谋杀定罪所需的更高程度知情，可能显得风险过大。最终，业主罗承认25项非自愿过失杀人罪，以换取撤销对其儿子和经理的起诉。法院判处他接近20年监禁。¹³²公司本身进入破产程序。Imperial 的保险商以总计1600万美元和解了火灾引发的101项民事索赔。¹³³

北卡罗来纳火灾的法律结果同三角灾难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法律如何推定被告的心理状态，尤其在于“故意”违反安全法律同维持过失杀人定罪所需的过失或鲁莽认定之间的关系。实质上，现代法律简单地假定，业主在某种程度上知道其工厂并不安全，也知道任何拒绝使工厂安全达到规制和普遍惯例要求的行为，或多或少都是故意的。与80年前相比，法律推定业主具有更大的因果效能范围。参议院委员会在批准后来成为1970年《职业安全与健康法》的法案时说，“雇主主要控制工作环境，应确保其安全并有益健康”。¹³⁴这种被推定的控制，使得从安全法律违反中推定知识和意图成为可能。¹³⁵企业如今处在比世纪之交密集得多的规制背景下运营，这进一步支持了一个推定：雇主知道规则是什么，也知道其工厂是否符合规则。如今，违法与伤害之间的因果联系对法律而言是可见的；其主要原因正是三角火灾之后建立起来的规制装置。

火灾后，联邦政府接管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安全执法。¹³⁶该州此前依据1970年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法》的“州选择”条款，自行规制本州职业安全。不过，联邦对州执法的监督并不稳定，因为自1980年以来，一系列联邦政府尤其敌视职业安全与健康署，并削弱了它检查和执行规制的能力。¹³⁷北卡罗来纳自身也有预算问题，对于15万个工作场所，它只能维持12到16名安全检查员。¹³⁸火灾后，该州立即采取行动重振工作场所检查装置；后来的报告显示，在强烈公共审视下，北卡罗来纳把本州工作场所安全执法从全国最薄弱之一，建设成最严格之一。

那么，这两场工作场所火灾的对比，最终显示了什么？不同于三角火灾的受害者，也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三角受害者的牺牲，Imperial Food Products 火灾的受害者获得了伤害赔偿。不同于哈里斯和布兰克，Imperial 的业主入狱服刑。两案之后，安全执法都得到改善，尽管早期案件带来的量级提升远大于后来的案件。事实上，尽管州政府对三角工厂的监督并不有效，但它似乎仍显著好于北卡罗来纳案中的监督。正如基普·维斯库西(Kip Viscusi)所显示的，受害者赔偿和违法后的刑事制裁只是工作场所安全问题的一部分；它们必须同严肃检查和日常执法相平衡。¹³⁹就我们今天所知，整个20世纪80年代联邦政府对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的敌意，或许同 Imperial Food Products 管理者的冷酷和贪婪一样，应对死者负责。不过，由于这条特定因果链穿过联邦行政和预算的迷宫，它更难被描述，也就更难被操控。¹⁴⁰

两场火灾最重要的教训，或许在于那些缺乏强大而诚实工会保护的工人，其无权状态会结出什么果实。¹⁴¹三角火灾导致改革，但这只是因为 ILGWU 及其盟友把火灾教训长时间保持在公众面前，使其具有政治效力。北卡罗来纳受害者或许在法院获胜，但像1911至1914年那样规模的规制改革更不可能发生，因为受害者缺乏组织化且能在政治上表达的倡导者来推动改革。还有一点或许也很重要：公众能够通过大幅改进的照片和电视看到 Imperial Food Products 的受害者及其家属；现代媒体更清晰的焦点，可能使 Imperial 的贫困工人更难被纳入公众的浪漫刻板想象，而三角火灾中死去的女性则更容易被这样纳入。

在3月31日库珀联盟抗议会议上，一条悬挂在舞台上方的横幅宣告：“我们要求所有女性拥有保护自己的权利。”¹⁴²对召集会议的妇女参政权主义者来说，自我保护意味着投票权。对她们的工会盟友来说，自我保护意味着通过立法保障一个没有隐蔽陷阱的工作环境，在其中工人能够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自卫。工业安全对于创造和维持这样的环境至关重要。工人自我保护曾是1842年《法韦尔诉波士顿与伍斯特铁路公司》案的关键支点，但意义完全不同：肖法官(Justice Shaw)的推理是，工程师法韦尔是在睁眼明知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份工作，并且有能力通过监督同事的粗心并向管理层报告来保护自己。¹⁴³工业发展不仅创造了威胁工人安全的新危险；它也召唤出为工作场所事故归因的新方式。而这些归因方式又提示了处理劳动伤害的新策略，尽管 Imperial Food Products 火灾表明，许多工人在车间里并不比那些死于三角女式衬衫公司雇佣关系中的工人少多少脆弱性。归根结底，也许可以说：今天，“被赋权的工人”同150年前相比，并没有少多少致命的虚构性。

注释

1. J. Willard Hurst,The Growth of American Law: The Lawmakers11 (Boston: Little, Brown, 1950).

2. J. Willard Hurst,Law and Social Order in the United States196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3. See Robert A. Baruch Bush, "Between Two Worlds: The Shift from Individual to Group Responsibility in the Law of Causation of Injury," 33UCLA L. Rev.1524 (1986); Paul J. Zwier, "'Cause in Fact' in Tort Law-A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Examination," 31DePaul L. Rev.777 (1982); Wex Malone, "Ruminations on Cause-in-Fact," 9Stan. L. Rev.60, 66 (1956).

4. Bush, 33U.C.L.A. L. Rev.at 1474. 关于因果归因心理学，参见 Fritz Heider, "Social Perception and Phenomenal Causality," 51Psychol. Rev.358, 372 (1941); Kelly G. Shaver,The Attribution of Blame: Causality, Responsibility, and Blameworthiness30-33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5); Sally Lloyd-Bostock, "The Ordinary Man and the Psychology of Attributing Causes and Responsibility," 42Mod. L. Rev.143 (1979). See also Douglas Gasking, "Causation and Recipes," 64Mind479 (1955).

5. Thomas Haskell,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umanitarian Sensibility, Part I," 90Am. Hist. Rev.339 (1985); Roberto Mangabeira Unger,Knowledge and Politics13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Unger,Knowledge and Politics").

6. Deborah Stone,Policy Paradox and Political Reason162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8) ("Stone,Policy Paradox").

7. Unger,Knowledge and Politics146-47.

8. See, e.g., Robert F. Wesser,A Response to Progressivism: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New York Politics71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6) ("Wesser,Response to Progressivism"). 颇为奇怪的是，据作者所知，三角火灾从未得到历史学家的持续专门研究，尽管许多历史学家都指出其作为改革催化剂的重要性。标准叙事为 Leon Stein,The Triangle Fire(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 1962) ("Stein,Triangle Fire"). Stein 主要依据同时代报纸和一长串个人访谈;由于报纸对火灾及其后果报道极多，Stein 阅读又极为彻底，尤其还结合幸存者访谈，后来的二手研究通常高度依赖其著作。See, e.g., Eric Foner,Women in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358-61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Barbara Wertheimer,We Were Therech. 16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7). Other treatments include Hadley Davis, "Reform and the Triangle Shirtwaist Company Fire,"Concord Rev., Fall 1988, at 18-27; Bonnie Mitelman, "Rose Schneiderman and the Triangle Fire," 16Am. Hist. Illustrated38-47 (1981); Stuart M. Speiser,Lawsuit134-38 (New York: Horizon Press, 1980); Speiser, "The Triangle Shirtwaist Fire--A Lesson in Unequal Protection,"Trial, Nov. 1980, 100-102. Eric G. Behrens, "The Triangle Shirtwaist Fire of 1911: A Lesson in Legislative Manipulation," 62Tex. L. Rev.361 (1983), argues that Progressive reformers seized upon the fire as a rallying point; he acknowledges the fire's importance in Progressive Era politics but treats it only as a symbol reformers skillfully manipulated. 作者认为，火灾改变了公众关于工业事故原因的思维，并由此催化了长期争论却此前未能实现的改革立法，这一说法是本文的新意。

9. Morton J. Horwitz 指出，客观因果性位于19世纪晚期把普通法从政治、再分配和腐败中"解放"出来的运动的"概念中心"。Morton J. Horwitz, "The Doctrine of Objective Causation," in David Kairys, ed.,The Politics of Law: A Progressive Critique360 (New York: Pantheon, rev. ed. 1990). See also Mark Kelman, "The Necessary Myth of Objective Causation Judgments in Liberal Political Theory," 63Chi.-Kent L. Rev.579 (1987). An especially passionate defense may be found in Francis Wharton, "Liability of Railroad Companies for Remote Fires," 1Southern L. Rev.(n.s.) 729 (1875).

10. Stephen W. Pincus, "Progress on the Causal Chain Gang: Some Approaches to Causation in Tort Law and Steps toward a Linguistic Approach," 24Osgoode Hall L.J.963-64.

11. Peter Huber,Galileo's Revenge: Junk Science in the Courtroom(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SeeDaubert v. Merri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1993 U.S. LEXIS 4408 (1993). Huber prefers the older, narrower standard inFrye v. United States, 293 F. 1013 (D.C. Cir. 1923). See "Daubert: What's Next?" 6BNA Toxics L. Rep.no. 9, pt. II (1993). For a thorough critique, see Kenneth J. Chesebro, "Galileo's Retort: Peter Huber's Junk Scholarship," 42Am. U.L. Rev.1637 (1993).

12. 关于因果关系的法律评论文献极多。对事实因果关系怀疑论的源头是 Wex Malone, 9Stan. L. Rev.60. 近期处理因果不确定性的作品包括 Pincus, 24Osgoode Hall L.J., passim; Nancy Firak, "The Developing Policy Characteristics of Cause-in-Fact: Alternative Forms of Liability, Epidemiological Proof and Trans-Scientific Issues," 63Temp. L.Q.311 (1990); Bush, 33UCLA L. Rev., passim; Jean Macchiaroli Eggen, "Toxic Reproductive and Genetic Hazards in the Workplace: Challenging the Myths of the Tort and Workers' Compensation Systems," 60Fordham L. Rev.843 (1992); Ronald B. Lansing, "The Motherless Calf, Aborted Cow Theory of Cause," 15Envtl. L.1 (1984). 关于20世纪认识论及其与法律关系的优秀导引，见 Joan C. Williams, "Critical Legal Studies: The Death of Transcendence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Langdells," 62N.Y.U. L. Rev.429 (1987).

13. Thomas Haskell,The Emergence of Professional Social Science: The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d the 19th Century Crisis of Authority249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7); Stone,Policy Paradox148.

14. H. L. A. Hart & Tony Honoré,Causation in the Law26-59 (2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Hart & Honoré,Causation"). Useful reviews are Jane Stapleton, "Law, Causation, and Common Sense," 8Oxford J. Legal Stud.111 (1988); Glanville Williams, "Causation in the Law," 1961Cambridge L.J.62.

15. Stapleton, 8Oxford J. Legal Stud.at 123; Kelman 称 Hart-Honoré 的表述"显然是在回避问题"。Kelman, 63Chi.-Kent L. Rev.at 584.

16. Anthony Giddens 将这种"常识"描述为"牵涉日常活动实践的命题性信念"。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337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Giddens,Constitution of Society").

17. Unger,Knowledge and Politics147-49 (cited in note 5). 这种表述方式把常识理解为一种默认采取特定因果方法的默契，而不是一种实体化抽象;它更多受维特根斯坦而非涂尔干影响。See Ludwig Wittgenstein,On Certainty§§ 46-48, eds. G. E. M. Anscombe & G. H. von Wright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2); cf. Emile Durkheim,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111-12 (1893; New York: Macmillan Free Press, 1933); Durkheim,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138-40, ed. S. Lukes (1901; New York: Macmillan Free Press, 1982). See also Anthony Giddens,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89-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Giddens,Constitution of Society345-47.

18. Haskell,Emergence of Social Science; Haskell, 90Am. Hist. Rev.at 339-61, 547-66 (cited in note 5). 后一研究有力论证了待履行合同增强了英美商人在更远时间和空间距离上影响事件的能力。这种增强的因果效能，又提高了他们对奴隶制所造成苦难的责任感，以及他们通过抵制奴隶贸易加以对抗的能力感。Haskell 在法律史方面高度依赖 Horwitz。虽然一种法律工具(待履行合同)在该研究中成为历史变化的主要引擎，但它自身却像机械降神一样出现：待履行合同本身并未作为历史产物出现，没有扎根于那个时代的思想、经济和政治发展。

19. Lawrence M. Friedman,Total Justice51, 70-71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5); Friedman, "Civil Wrongs: Personal Injury Law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1987A.B.F. Res. J.351; Friedman & Thomas D. Russell, "More Civil Wrongs: Personal Injury Litigation, 1901-1910," 34Am. J. Legal Hist.295 (1990).

20. Randolph E. Bergstrom,Courting Danger: Injury and Law in New York City, 1870-1910(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Bergstrom,Courting Danger"). Roberto Unger mentions the difficulty of relating historical changes in consciousness to changes in social life inKnowledge and Politics128 (cited in note 5).

21. John W. Kingdon,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99-105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22. Calvin Woodard analyzed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ceptions of causes and demands for government action in "Reality and Social Reform: The Transition from Laissez-Faire to the Welfare State," 72Yale L.J.287-88 (1962).

23. 关于火灾及其后果的丰富同时代描述，可见New York Times及其他报纸，以及 New York Factory Investigating Commission,Preliminary Report, 21 New York Senate Docs., no. 30, pt. 1 (135th sess., 1912) ("N.Y. Factory Investigating Commission,Preliminary Report"). See also Arthur E. McFarlane, "Fire and the Skyscraper: The Problem of Protecting the Workers in New York's Tower Factories," 37McClure's Mag., Sept. 1911, at 467; Miriam Finn Scott, "The Factory Girl's Danger," 97Outlook15 April 1911, at 817. 以下叙事主要依据N.Y. Times, 26 March 1911, at 1-3, 5-6; id., 27 March 1911, at 1-4; id., 28 March 1911, at 1-3; id., 29 March 1911, at 3; andN.Y. World, 26 March 1911, at 3-5; id., 27 March 1911, at 1-2.

24. Id., 26 March 1911, at 2; Stein,Triangle Fire113 (cited in note 8).

25. 有大量来自工人与访客的证词表明门是锁着的。N.Y. Times, 27 March 1911, at 1, 3, 4; id., 29 March 1911, at 3; id., 13 April 1911, at 5. 一名1909年访问工厂的保险检查员报告说："我甚至发现通往主楼梯的门通常被锁着。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很难看管这么多女孩。" Id., 26 March 1911, at 5. 火灾当年2月27日，消防检查员曾访问阿施大楼，并在其他楼层发现锁门，但未提及三角工厂，id., 29 March 1911, at 3. 火灾当天，有人听到业主 Blanck "一遍又一遍"说通往走廊的门一直没锁，id., 26 March 1911, at 4.

26. Id., 26 March 1911, at 2.

27. N.Y. Factory Investigating Commission,Preliminary Report, vol. 1, at 38.

28. N.Y. Times, 30 March 1911, at 3; id., 26 March 1911, at 2. 消防队营长后来作证说，如果竖管水带能够使用，火势本来可能得到控制。Id., 29 March 1911, at 3.

29. Id., 27 March 1911, at 1-4; id., 28 March 1911, at 1-2; id., 30 March 1911, at 3.

30. Christopher L. Tomlins, "A Mysterious Power: Industrial Accidents and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Massachusetts, 1800-1850," 6Law & Hist. Rev.419-20 (1988); Tomlins,Law, Labor, and Ideology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231, 38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Tomlins,Law, Labor, and Ideology").

31. Tomlins,Law, Labor, and Ideology384-85. 因此，工业事故构成经典的"社会成本"问题。工作场所安全不足意味着雇主显著节约成本，同时给社会造成相应重大成本。无论在市场还是法律中，这些成本都未被计入，因为它们分散给大量随机受害者，没有任何单个交易者有足够激励迫使雇主将其计入。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3J. Law & Econ.1 (1960); J. Willard Hurst,Law and Markets in U.S. History: Different Modes of Bargaining among Interestsesp. ch. 3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32. Tomlins, 6Law & Hist. Rev.at 387; id.,Law, Labor, and Ideology321; Eric Tucker,Administering Danger in the Workplace: The Law and Politics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in Ontario, 1850-1914at 24-29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Tucker,Administering Danger").

33. Tucker,Administering Danger160; Karl Figlio, "What Is an Accident?" ("Figlio, 'Accident'") in Paul Weindling, ed.,The Social History of Occupational Health181 (London: Croom Helm, 1985) ("Weindling,Social History"); Lloyd-Bostock, 42Mod. L. Rev.at 153-56 (cited in note 4); Hart & Honoré,Causation33-41 (cited in note 14).

34. N.Y. Times, 29 Dec. 1911, at 10.

35. Elaine Scarry,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1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36. Arthur F. McEvoy, "Working Environments: Prospectus for an Ecological Study of Workplace Safety," American Bar Foundation Working Paper #9114 (1991). 近期强调伤害与疾病在工人生活中核心性的研究包括 David Rosner & Gerald Markowitz, eds.,Dying for Work: Workers' Safety and Health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Rosner & Markowitz,Dying for Work"); Weindling,Social History. 关于身体和自然环境"机械化"的关键文本是 Carolyn Merchant,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0). 关于工人身体与机器的等同，见 Anson Rabinbach,The Human Motor: Energy, Fatigu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Mark Seltzer,Bodies and Machines(New York: Routledge, 1992).

37. Tomlins, 6Law & Hist. Rev.at 421 (cited in note 30).

38. Figlio, "Accident" 180-81 (cited in note 33).

39. Tomlins, 6Law & Hist. Rev.at 421; Haskell, 90Am. Hist. Rev.at 342 (cited in note 5).

40. Thomas W. Laqueur, "Bodies, Details, and the Humanitarian Narrative," inThe New Cultural History190-195, ed. Lynn Hu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期一本关于美国钢铁业的书以一场致命事故为焦点;死亡神圣化了作为该书主题的新钢厂，证明了建设者的英雄主义，并为该书提供叙事焦点。Richard Preston,American Steel: Hot Metal Men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Rust Belt(New York: Prentice Hall Press, 1991).

41. Alice Henry,The Trade Union Woman89-97 (New York: D. Appleton & Co., 1915). Stein,Triangle Fire162-68 (cited in note 8).

42. N.Y. Times, 12 April 1911, at 1.

43. People v. Harris, 74 Misc. 353 (N.Y., 1911).

44. 1910 N.Y. Laws 895 (doors to open outward and not to be locked during working hours); N.Y. Penal Law § 1275 (Consol. 1909) (violation of labor law a misdemeanor); N.Y. Penal Law § 1050 (Consol. 1909) (first-degree manslaughter).

45. People v. Harris, 74 Misc. at 363; N.Y. Penal Law § 1052 (Consol. 1909) (second-degree manslaughter).

46. People v. Harris, 74 Misc. at 361.

47. Id. at 361-62.

48. Id.

49. Id.

50. Id.

51. City of Chicago v. Barrett Mfg. Co., 192 Ill. App. 460 (1915).

52. Kilts v. Board of Supervisors of Kent County, 127 N.W. 821, 822, 162 Mich. 646 (1910).

53. Id. at 823.

54. People v. Diamond, 160 N.Y.S. 603, 95 Misc. 114 (N.Y. 1916).

55. People v. Deitsch, 470 N.Y.S.2d 158, 165, 97 A.D.2d 327 (1983).

56. Tucker,Administering Danger67-75 (cited in note 32); see Harry J. Glasbeek & Susan Rowland, "Are Injuring and Killing at Work Crimes?" 17Osgoode Hall L.J.506 (1979).

57. Anthony Bale, "America's First Compensation Crisis: Conflict over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Workplace Injuries under the Employers' Liability System" ("Bale, 'America's First Compensation Crisis'"), in Rosner & Markowitz,Dying for Work34-52, 43 (cited in note 36); a contemporary example is William Hard, "Making Steel and Killing Men,"Everybody's Mag., Nov. 1907; repr. in Hard,Injured in the Course of Duty1 (New York: Ridgway Co., 1910).

58. Tucker,Administering Danger68-69. Tucker did find one case in which a British Columbia corporation was convicted for homicide in the deaths of railroad workers killed due to a poorly maintained bridge.Union Colliery Co. v. Queen, 31 SCR 81 (1900), cited in id. at 70.

59. People v. Warner-Lambert Co., 51 N.Y.2d 295, 414 N.E.2d 660 (1980), cert. denied, 450 U.S. 1031 (1981).

60. Id. at 664, 665.

61. Id. at 665.

62. Id. at 664 n.1.

63. John Flynn Rooney, "Film Recovery Verdicts Reversed by Appellate Court,"Chicago Daily L. Bull., 19 Jan. 1990, at 1, 14. On the Film Recovery prosecu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see Jay C. Magnuson & Gareth C. Leviton, "Policy Considerations in Corporate Criminal Prosecutions after People v. Film Recovery Systems, Inc.," 62Notre Dame L. Rev.913 (1987); Peter T. Edelman,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for Homicide: The Need to Punish Both the Corporate Entity and Its Officers," 92Dickinson L. Rev.193 (1987).

64. 上诉法院撤销判决，是因为审判法院以两种要求不相容心理状态的不同罪名定罪：谋杀要求深思熟虑，而鲁莽行为则意味着"有意识地无视严重风险"。People v. O'Neil, 194 Ill. App. 3d 79, 550 N.E.2d 1090 (1990). Charles Nicodemus, "Ex-Boss Gets Two Years in Worker Death,"Chicago Sun-Times, 10 Sept. 1993, at 18.

65. N.Y. Penal Law § 1275 (Consol. 1909) (violating certain sections of the Labor Code a misdemeanor).

66. Hart & Honoré,Causation37 (cited in note 14).

67. 辩护本身也存在争议。Compare Speiser,Lawsuit134-41 (cited in note 8); Herbert J. Stern,2 Trying Cases to Win391-444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1). See also Aron Steuer,Max D. Steuer, Trial Lawyer83-11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0).

68. N.Y. Times, 28 Dec. 1911, at 1.

69. "Acquittal in the Triangle Case," 100Outlook, 6 Jan. 1912, at 8; "147 Dead, Nobody Guilty," 44Literary Dig., 6 Jan. 1912, at 6-7. Bergstrom shows how by 1910 many New York trial court judges made extensive use of jury instructions and directed verdicts to preserve traditional common law employers' defenses against a rising tide of work-accident claims. Bergstrom,Courting Danger120-21, 127-28, 130-31 (cited in note 20).

70. N.Y. Times, 29 Dec. 1911, at 8. 这名陪审员认为应起诉政府检查员，这呼应了火灾之后反复出现的意见。See, e.g., id., 26 March 1911, at 2; id., 2 Nov. 1911, at 10; Stein,Triangle Fire136 (cited in note 8). 调查火灾的验尸陪审团报告说："州法律和地方法令混杂在一起，导致权力完全分散，因此若挑出任何单一州或市官员建议起诉，都是不公正的。"N.Y. Times, 18 April 1911, at 20. Other juror comments may be found in "147 Dead, Nobody Guilty," 44Literary Dig., 6 Jan. 1912, at 6-7.

71. Id., 29 Dec. 1911, at 10. 妇女参政权运动和妇女工会运动的代表曾敦促地区检察官就剩余起诉继续审判 Harris 和 Blanck，但法院以继续审理将构成双重危险为由撤销了这些起诉。Id., 2 Feb. 1912, at 18; id., 6 Feb. 1912, at 10; id., 2 March 1912, at 22; id., 8 March 1912, at 8; id., 22 March 1912, at 3; id., 28 March 1912, at 1.

72. Id., 29 Dec. 1911, at 8.

73. Bush, 33UCLA L. Rev.at 1519-24 (cited in note 3); John Borgo, "Causal Paradigms in Tort Law," 8J. Legal Stud.424-25 (1979).

74. Hart & Honoré,Causation200-203 (cited in note 14).

75. Haskell,Emergence of Social Science17 (cited in note 13).

76. N.Y. World, 13 April 1911, at 2;N.Y. Times, 15 April 1911, at 20.

77. Id., 5 Oct. 1911, at 6.

78. Id.

79. Id., 27 Feb. 1913, at 7; id., 28 Feb. 1913, at 2; Speiser,Lawsuit136 (cited in note 8).

80. N.Y. Times, 12 March 1914, at 1; "Lives at $75," 48Literary Dig., 28 March 1914, at 685; Stein,Triangle Fire207 (cited in note 8); Speiser,Lawsuit137.

81. Farwell v. Boston & Worcester RR., 45 Mass. (4 Met.) 49 (1842). See Tomlins,Law, Labor, and Ideology331-84 (cited in note 30).

82. Jonathan Simon, "For the Government of Its Servants: Law and Disciplinary Power in the Work Place, 1870-1906," 13Stud. L. Pol. & Soc.105 (1993). On the decline of the fellow-servant rule, see also Lawrence M. Friedman & Jack Ladinsky, "Social Change and the Law of Industrial Accidents," 67Colum. L. Rev.50-82, 59-65 (1967).

83. See, e.g.,Conyes v. Oceanic Amusement Co., 202 N.Y. 408 (1911).

84. 在 Weeks 案中，被告旅馆没有按法令要求安装防火梯。田纳西最高法院推翻了死于火灾的住客继承人获得赔偿的裁决，理由是未能显示"法令违反与原告所受伤害之间存在因果联系"。Weeks v. McNulty, 101 Tenn. 495, 48 S.W. 809, 812 (1898); Richard Posner,Tort Law: Cases and Economic Analysis543 (Boston: Little, Brown, 1982). For a critique of Posner's handling of the Weeks case, see Richard W. Wright, "Actual Causation vs. Probabilistic Linkage: The Bane of Economic Analysis," 14J. Legal Stud.453-54 (1985); Wright, "The Efficiency Theory of Caus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Unscientific Formalism and False Semantics," 63Chi.-Kent L. Rev.569-70 (1987).

85. DeShaney v. Winnebago County Dep't of Social Serv., 812 F.2d 298, 302 (7th Cir. 1987), affirmed, 489 U.S. 189 (1988). On the DeShaney case, see Aviam Soifer, "Moral Ambition, Formalism, and the 'Free World' of DeShaney," 57Geo. Wash. L. Rev.1513 (1989); Jack M. Beerman, "Administrative Failure and Local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DeShaney," 1990Duke L.J.1078.

86. Bale, "America's First Compensation Crisis" at 46-47 (cited in note 57).

87. 1909 N.Y. Laws 1310.

88. 1910 N.Y. Laws 628.

89. Id. at 1945.

90. Id., § 217(b).

91. Bergstrom,Courting Danger130-36 (cited in note 20). Tucker similarly concluded that statutory reform in late 19th-century Ontario did little to improve safety on the shop floor. Tucker,Administering Danger122-29, 209 (cited in note 32).

92. Ives v. South Buffalo Ry. Co., 201 N.Y. 271, 94 N.E. 431 (1911).

93. N.Y. Times, 1 April 1911, at 3.

94. Id., 24 Dec. 1913, at 5. The company was fined the same month for overworking an employee, id., 2 Dec. 1913, at 6.

95. Id., 18 Oct. 1911, at 5; Arthur E. McFarlane, "The Triangle Fire: The Story of a 'Rotten Risk,'"Collier's, 17 May 1913, at 7; "The Common Welfare: Prevention of Factory Fires," 26Survey, 8 April 1911, at 81. See also Stein,Triangle Fire169-76, and Behrens, 62Tex. L. Rev.at 364 (both cited in note 8).

96. Harry Braverman,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84-93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97. 关于 Hart-Honoré 研究语境中两种归因的讨论，见 W. H. Dray, "Causal Judgment in Attributive and Explanatory Contexts," 49Law & Contemp. Probs.13 (1986); Jerome M. Culp, "Causation, Economists, and the Dinosaur: A Reply to Professor Dray," 49Law & Contemp. Probs.23 (1986).

98. Compare, e.g.,Industrial Union Dep't, AFL-CIO v.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448 U.S. 607 (1980), in which OSHA's proposed standard for workplace exposure to benzene fell because the agency failed to provide such a causal narrative, andAmerican Textile Mfrs' Institute v. Donovan, 452 U.S. 490 (1980), in which OSHA's standard for cotton dust passed muster because the agency concocted a relatively flimsy story connecting the proposed rule to its intended effect.

99. Harlan 大法官曾在臭名昭著的Lochner v. New York, 198 U.S. 45, 65-74 (1905) 案中，为工作场所安全措施提出过类似合理基础审查的标准，但未能成功。该审查标准的一个清楚表述见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 304 U.S. 144, 152 (1938).

100. Stone,Policy Paradox154 (cited in note 6).

101. Crystal Eastman,Work-Accidents and the Law95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10).

102. Id. at 5.

103. Haskell,Emergence of Social Science15-17 (cited in note 13); Bush, 33UCLA L. Rev.1519-24 (cited in note 3); Zwier, 31DePaul L. Rev.at 784 (cited in note 3).

104. Quoted in Gabriel 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1900-1916at 103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105. N.Y. World, 2 April 1911, § N, at 3.

106. Stein,Triangle Fire(cited in note 8) 收录了这些绘图。报纸当然也刊登受害者照片，不过这些照片往往较为克制。

107. N.Y. Times, 1 April 1911, at 3.

108. Id., 3 April 1911, at 3; id., 4 April 1911, at 10.

109. Id., 4 April 1911, at 1; id., 6 April 1911, at 1.

110. Id., 6 April 1911, at 1.

111. Paul U. Kellogg, "A Two-Edged Sword," 26Survey, 8 April 1911, at 89. See also Miles M. Dawson, "The Next Step in Workmen's Compensation," 26Survey, 8 April 1911, at 91.

112. Stone,Policy Paradox155 (cited in note 6) (attributing reform to Eastman); Stephen Bokat & Horace A. Thompson III, eds.,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Law20 (Washington: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1988) (points to importance of Triangle Fire).

113. N.Y. Times, 3 April 1911, at 3; 1911 N.Y. Laws 1269. An excellent discussion of this period is in Wesser,Response to Progressivism71-72 (cited in note 8).

114. Stein,Triangle Fire208-11, and Behrens, 62Tex. L. Rev.363-72 (both cited in note 8); Joseph Huthmacher,Senator Robert F. Wagner and the Rise of Urban Liberalism9 (New York: Atheneum, 1968) ("Huthmacher,Sen. Wagner").

115. N.Y. Factory Investigating Commission,Preliminary Report, vol. 2, at 6 (cited in note 23).

116. Id., vol. 1, at 19.

117. Huthmacher,Sen. Wagner5.

118. Id. at 9-10; 1912 N.Y. Laws 1382; 1913 N.Y. Laws 2277.

119. Frances Perkins,The Roosevelt I Knew23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46).

120. Huthmacher,Sen. Wagner7, 10-11; Perkins,The Roosevelt I Knew17; Bill Severn,Frances Perkins: A Member of the Cabinet43-44 (New York: Hawthorn Books, 1976).

121. See notes 1 & 2 and accompanying text.

122. Thomas 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2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Haskell discusses Kuhn's theory of scientific change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ogressive Era inThe Emergence of Professional Social Science18-23 (cited in note 13).

123. On "social learning," see E. R. Alexander, "After Rationality, What? A Review of Responses to Paradigm Breakdown," 50Am. Plan. A.J.62 (1984); Norman Dale, "Getting to Co-Management: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Redesign of Fisheries Management," in Evelyn Pinkerton, ed.,Cooperative Management of Local Fisheries: New Directions for Improved Management & Community Development49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9).

124. Weinstein,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43-44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Weinstein,Corporate Ideal").

125. Bale, "America's First Compensation Crisis" at 48-49 (cited in note 57); Friedman & Ladinsky, 67Colum. L. Rev.at 69-72 (cited in note 82); James Weinstein, "Big Business and the Origins of Workmen's Compensation," 8Lab. Hist.156 (1967); Weinstein,Corporate Ideal40-61.

126. Price V. Fishback, "Liability Rules and Accident Prevention in the Workpla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16J. Legal Stud.322 (1987); Fishback,Soft Coal, Hard Choices: The Economic Welfare of Bituminous Coal Miners, 1890-1930at 1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加拿大似乎也是同样情形;see Tucker,Administering Danger209 (cited in note 32).

127. Alice Kessler-Harris,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180-2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Elizabeth Faulkner Baker,Protective Labor Legi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Women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116(2)Colum. U. Stud. in Hist., Econ., & Public L.261-67 (1925).

128. 烘焙也同样如此。SeeLochner v. New York, 198 U.S. 45, 59 (1905).

129. Mary B. Tabor, "Poultry Plant Fire Churns Emotions over Job Both Hated and Appreciated,"N.Y. Times, 6 Sept. 1991, § A, at 12; Peter T. Kilborn, "In Aftermath of Deadly Fire, a Poor Town Struggles Back," id., 25 Nov. 1991, § A, at 1, 12. 关于该火灾的大量证词可见 House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Subcommittee on Dep't Operations, Research, & Foreign Agriculture, "Review of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s Food Safety and Inspection Service Workplace Safety Regulations," H.R. Serial No. 102-45, 102d Cong., 1st sess. (12 Nov. 1991). 学术界与大众媒体都反复比较这两场火灾。See, e.g., David Harvey, "Class Relations, Social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delivered to Wissenschaftliche Jahrestagung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Amerikastudien, Berlin, 12 June 1992; MS. on file with author).

130. Ronald Smothers, "25 Die, Many Reported Trapped, as Blaze Engulfs North Carolina Plant,"N.Y. Times, 4 Sept. 1991, § A, at 1, 16; B. Drummond Ayres, "Factory Fire Leaves Pall on 'All-American' City," id. at 15; Smothers, "Official Points to Inspection Lapses after N. Carolina Fire That Killed 25," id. at 16; "U.S. Tells Poultry Processor Its Georgia Plant Poses Risks," id., 6 Sept. 1991, § A, at 12; "Fire Victims Died Trying Shut Exits," id., 7 Sept. 1991, § A, at 9.

131. Ronald Smothers, "North Carolina Plant Is Fined $808,150 in Fatal Fire," id., 31 Dec. 1991, § A, at 12; "Owner of Plant Where 25 Died in Fire Fined $808,150,"Wall St. J., 31 Dec. 1991, § A, at 2.

132. "Factory Owner Is Given Prison for Fatal Blaze,"N.Y. Times, 15 Sept. 1992, § A, at 8. 认罪当然截断了审判和可能围绕因果关系问题提出的上诉;这一因果问题类似于People v. Warner-Lambert中检方失败之处。不过，在这里存在锁门，正如三角火灾中一样，而 Warner-Lambert 案中并不存在。

133. "Victims of Poultry-Plant Fire To Get $16 Million Settlement,"N.Y. Times, 8 Nov. 1992, at 19.

134. Senate Comm. on Labor & Public Welfare,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Act of 1970, S. Rep. No. 91-1282, 91st Cong., 2d sess., reprinted in 1970U.S. Code Cong. & Admin. News5186.

135. Gasking, 64Mindat 483 (cited in note 4).

136. Ronald Smothers, "U.S. Agents to Join North Carolina Safety Inspectors,"N.Y. Times, 24 Oct. 1991, § A, at 22; "U.S. Set to Enforce North Carolina Laws on Workplace Safety,"Wall St. J., 24 Oct. 1991, § C, at 12; "North Carolina Told To Improve Safety Role,"N.Y. Times, 9 Jan. 1992, § A, at 17.

137. Thomas O. McGarity & Sidney A. Shapiro,Workers at Risk: The Failed Promise of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61-63, 92-93, 133n35, 177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3). See also Andrew Szasz, "Industrial Resistance to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Legislation, 1971-1981," 32Soc. Probs.103-16 (1984).

138. Ronald Smothers, "Chicken Processors Tighten Fire Safety,"N.Y. Times, 9 Sept. 1991, § A, at 7; Smothers, "U.S. Agents to Join Carolina Safety Inspectors," id., 24 Oct. 1991, § A, at 22; "Of Foam and Fried Chicken,"Economist, 2 May 1992, at 31.

139. W. Kip Viscusi, "Toward a Diminished Role for Tort Liability: Social Insurance,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Contemporary Risks to Health and Safety," 6Yale J. Reg.65 (1989).

140. 在 DeShaney 案中，异议意见主张，州通过扩张其对儿童福利问题的权力，承担了照料该儿童的义务;这等于控制了该领域，并把其他可能的救助者排除出去。异议意见认为，这就是州的积极行为;该行为同后来面对儿童安全警告而不作为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其伤害。DeShaney v. Winnebago County Dep't of Social Serv., 489 U.S. at 205, 208-10 (Brennan, J., dissenting) (cited in note 85). Laurence Tribe commented on this argument in "The Curvature of Constitutional Space: What Lawyers can Learn from Modern Physics," 103Harv. L. Rev.8-14 (1989).

141. Thomas Geoghegan,Which Side Are You On? Trying To Be for Labor When It's Flat on Its Back(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91), 是对工会的一篇有力辩护。

142. N.Y. Times, 1 April 1911, at 3.

143. Farwell v. Boston & Worcester RR., 45 Mass. at 59 (cited in note 81).

关于作者

Arthur F. McEvoy

阿瑟·F.麦克沃伊(Arthur F. McEvoy)是美国法律史与环境史学者，获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历史学博士。早年任教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并曾任芝加哥美国律师基金会研究员；1994年进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法学院，同时在该校历史系与盖洛德·纳尔逊环境研究所任职，现为法学院荣休教授。其研究横跨美国法律史、环境法与环境史、劳动史、侵权法、职业安全和自然资源治理，尤其关注法律制度、生产方式、生态变化与社会权力之间的相互塑造。

麦克沃伊的代表作《渔民的问题：加利福尼亚渔业中的生态与法律，1850—1980》(The Fisherman’s Problem: Ecology and Law in the California Fisheries, 1850–1980)综合法律史、经济史、生态学与人类学，考察加州渔业资源危机及其治理制度，曾获法律与社会协会、美国历史协会、美国环境史学会等机构的奖项。其重要论文还包括《走向自然与文化的互动理论：加利福尼亚渔业中的生态、生产与认知》(Toward an Interactive Theory of Nature and Culture: Ecology, Production, and Cognition in the California Fishing Industry)、《法律研究的新现实主义》(A New Realism for Legal Studies)和《环境法与新政宪政主义的崩解》(Environmental Law and the Collapse of New Deal Constitutionalism)。他的研究将环境、劳动与法律置于同一历史过程之中，强调所谓事故、资源危机和社会损害并非自然发生，而是由具体的生产关系、制度选择和权力结构共同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