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为什么越来越累？从唯物史观透视当代打工人的“二茬苦”

当代劳动者的精神面貌正在被解构。

在高度发达的算法系统、严密的KPI考核以及无孔不入的绩效话语包裹下，“打工人”这一带有自嘲性质的词汇，已经从一种网络亚文化话语演变为全社会的阶层共识。

伴随这一过程的，是日益普遍的“职场内耗”、“心理焦虑”以及普遍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疲惫。

人们反复在问：为什么物质财富在不断累积，生产工具在日新月异，而掌握生产工具并直接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反而陷入了“越劳作越贫瘠、越奋斗越困顿”的怪圈?

这个问题的根源，毛主席在数十年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批注与谈话中，就已经给出了极其准确、鲜明且切中要害的回答。

毛主席明确指出：劳动者必须能够享有管理国家、管理武装、管理各种产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

实际上，这是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这是一个具有石破天惊意义的论断。

在资产阶级法权和庸俗经济学的视野里，劳动者的权益通常被量化为“工资待遇”、“福利水平”、“劳动时间”等技术性指标。

他们认为，只要给予劳动者一定份额的物质补偿，或者在法律条文上规定每日工作八小时，劳动者的权益就得到了“保护”。

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改良主义迷思。

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撕碎了这种温情脉脉的面纱，将问题的核心直接指向了生产关系的最深处——控制权与管理权。

当代打工人一切现实困境、生存焦虑以及心理疾病的根源，绝非因为技术不够先进、产业不够高端或自身奋斗不够努力，而恰恰在于劳动者在生产关系中丧失了最根本的、对生产资料和劳动过程的“管理权”，从而由企业的“主人翁”退化为“被雇佣者”。

这种地位的丧失，使得工作权沦为被赏赐的饭碗，休息权沦为可随时被剥夺的奢求，劳动者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全面的异化。

要理解为什么管理权是劳动者“最大、最根本的权利”，就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去解剖权利的内在结构。

在通常的法律和政治话术中，我们常听说“生存权”、“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这些权利固然重要，但它们不是自给自足的，也不是悬浮在半空中的道德教条。

它们是派生性权利，而不是源泉性权利。也就是说，这些权利能不能兑现、能兑现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于更深层次的权力结构。

我们可以具体看一看今天的职场生态。法律白纸黑字地写着劳动者享有“八小时工作制”和“法定节假日休息权”。

然而，在实际的生产现场，面对“996是福报”的堂皇宣称，面对“自愿放弃年假”的签字协议，面对大数据算法精心计算出的、将每一秒钟都压榨到极致的配送路线，法律的静态条文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劳动者为了保住“工作权”，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让渡“休息权”与“健康权”。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谁掌握了管理权，谁就掌握了对劳动规则的制定权、对劳动成果的分配权、以及对劳动者去留的决定权。

如果劳动者没有管理国家、管理武装、管理产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那么所谓的“工作权”，就变成了求着资本家购买自己劳动力商品、乞求不被解雇的权利;所谓的“休息权”，就变成了资本为了让机器和肉体明天能继续运转，而不得不给予的“给电池充电”的时间;所谓的“受教育权”，则异化为劳动者为了不被市场淘汰，而自费进行技能升级、主动卷入更残酷竞争的工具。

毛主席的逻辑是极其严密的，没有管理权，一切派生性权利皆是流沙上的建筑。

发展红利的分享，绝不可能指望占有生产资料者的恩赐和开明。

在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对确定的情况下，如果管理权完全向资方倾斜，形成一种科层制、官僚化的绝对统治，那么利润必然优先转化为资本的增殖、高管的豪车别墅以及疯狂的未来透支。

而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反过来压在自己头上的资本锁链就越沉重。

因此，管理权不是一项普通的、并列于其他权利之内的权利，它是所有权利的“母权”，是保护劳动者不受残酷压榨的唯一护盾。

既然管理权是根本，那么在微观的产业实践中，这种管理权如何落地?劳动者如何才能不沦为“打工人”和“被雇佣者”?

毛主席在总结我国现代化工业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比了苏联“一长制”(即厂长拥有绝对权力、工人唯命是从的官僚化管理)的弊端后，高度评价并提炼出了著名的“鞍钢宪法”，其核心即是“两参一改三结合”。

干部参加劳动(一参)：打破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千年剥削传统。当管理层、干部必须定期脱下西装、穿上工服，走到第一线和工人一起流汗、一起操作机器时，官僚主义的臭架子就会被击碎。管理层无法再高高在上地制定脱离实际的、折磨人的规章制度，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这些制度的承受者。

工人参加管理(二参)：这是核心。工人不是单纯接收指令的“肉体机器”或“数字资产”，而是参与到生产计划、技术改进、福利分配等重大决策中。工人有权对管理层提出质询，有权对不合理的生产安排说“不”。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的身份——他们从“被雇佣的客体”变成了“管理的主体”。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一改)：任何企业的规章制度都有其阶级属性。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本质上是统治工人、驯化工人、榨取工人的锁链(如某些企业精细到“上厕所限时”、“离座监控”的奇葩规定)。“一改”要求根据工人的实际需要和生产的民主化要求，不断废除那些折磨人、惩罚人、把人异化为工具的条文。

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三结合)，建立起一种扁平化、互助式的合作网络。在技术革新和日常生产中，打破身份壁垒。技术人员不盲目崇拜西方教条，管理干部不瞎指挥，工人群众贡献实践智慧。三者结合，形成合力。

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铁三角制度保护下，工人在工厂里挺得起腰杆，说话有分量。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工厂不是某个地主恶霸或资本巨头的私产，而是属于全体人民、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是在为国家建设、为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劳动，而不是在为人上人的自私贪婪卖命。

此时，劳动不仅创造物质财富，更激发了劳动者的尊严感与正气。这种“正气”是一切社会活力与创造力的源泉。一旦丧失了这种制度路径，工人就会被重新剥离出管理层，降格为只能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奴隶”，重新品尝那份因无权而带来的屈辱与无助。

当我们将历史的镜子照向当下，就会发现，那种曾经充盈于工厂、车间和社会的“主人翁正气”正在被极其严重地损毁。在许多地方，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丛林法则正在悄然占据上风。

这种法则的特点是，对上摇尾怜悯、奴颜婢膝，对下敲骨吸髓、唯利图是;将劳动者的权益视为无物，将违反《劳动法》的超强度剥削堂而皇之地包装成社会共识与奋斗文化。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在一百多年前就被马克思、恩格斯痛斥过的机会主义幽灵——拉萨尔主义，在互联网和某些主流话语中借尸还魂。

拉萨尔当年宣称“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胡说只要“埋头劳动”，就能获得一切。

某些豢养的喉舌和无良专家，近年来翻来覆去贩卖的也是这一套陈腐的药方。

他们鼓吹：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潜台词：你过得不幸福，只是因为你奋斗得还不够);

“只有产业升级、提高福利，我们才能过好日子”(潜台词：现在的低福利和高强度劳动是必然的代价);

“没有大国崛起哪有小民尊严”(潜台词：个体应当无条件为了宏大叙事让渡当下的合法权益)。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只有在具备了客观的生产资料和工具的前提下，才能创造财富。

拉萨尔谬论的致命要害，正在于对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社会分配机制有利于谁等根本条件避而不谈。

今天这些拉萨尔的学徒们，同样在极力宣扬一种虚伪的“劳资一体、命运共同体”叙事。他们用劳动的不足、产业的低端、国家的弱小来掩盖日益尖锐的阶层矛盾。

他们绝口不提为什么打工人拼命奋斗了几十年，却只能留下一身疾病和几十年的烂尾楼房贷;他们也绝口不提为什么那一小撮不需要流汗的“人上人”，却能通过利润无偿占有大批财富，坐拥数不尽的豪车别墅，疯狂透支着年轻一代的未来。

这种话语体系的本质，就是强迫劳动者去注意生产资料和管理权被人上人垄断这一残酷事实，而一头扎进西西弗斯式的无休止劳作中。

当“产业升级”、“提高福利”变成了一张挂在毛驴眼前的、永远吃不到的胡萝卜，强迫劳动、肆意压榨就成了真正的目的。

广大民众劳动、劳动、再劳动，其最终结果，不过是让一小撮人获得福利、福利、又福利。

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强盗法则成为决定性法则后，劳动者重新沦为无依无靠的雇佣工人。他们无法参与管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工具化，被开企业的地主恶霸们肆意揉捏。

这种在生产关系中被彻底边缘化的处境，不可避免地在劳动者的精神世界中投下巨大的阴影。

近年来，抑郁、焦虑、精神内耗、无意义感等心理问题呈爆发式增长。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而是深重的社会疾病在个体心灵上的应激反应。

心理问题，本质上是劳动者受二茬苦、遭二茬罪在精神层面的具象化体现。我们可以剖析这一异化逻辑链条：

生产资料与管理权丧失→沦为纯粹的“雇佣劳动者”→劳动过程被彻底非人化(工具化、算法化)→丧失当家做主地位→无法主宰自身命运(面临无解的生存压迫)→产生全面异化与习得性无助

管理权丧失导致劳动过程的异化，在健康有尊严的生产关系中，劳动是人类证实自身力量、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但在当下的雇佣法则下，劳动过程与劳动者彻底对立。工人在流水线上，或者大厂员工在格子里，只是系统中的一个临时代码。你不能决定怎么干，不能决定何时休息，甚至不能决定自己的情绪。劳动成了纯粹的折磨，变成了维持肉体生存而不得不接受的惩罚。

地位丧失导致习得性无助，心理学上的“焦虑”和“抑郁”，往往来源于个体对自身所处环境的“不可控感”。当广大工农劳动人民丧失了当家做主的地位，他们就失去了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面对房贷的重压、子女教育的军备竞赛、职场随时可能落下的中年裁员大棒，劳动者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奋斗”，都无法改变作为被剥削客体的底层逻辑。这种对未来的深度不确定性和无力感，是滋生心理疾病的肥沃土壤。

社会正气的损毁引发精神虚无，当整个社会都在唯利图是，当资本可以公开将违反劳动法的行为称为“福报”，而维权者却步履维艰时，社会的正义天平就发生了倾斜。劳动者在现实中找不到尊严，在理论上被灌输虚伪的奋斗毒鸡汤，导致其内在的价值体系彻底崩塌。消极躺平、不婚不育、失业与流动，这些被主流叙事痛心疾首的“经济损失”，其实是劳动者在丧失管理权和反抗手段后，身体本能做出的、无声而决绝的阶级抗争。

因此，治愈当代人心理疾病的药方，绝不在于多开几家心理诊所，也不在于劝人“看开点”、“与自己和解”的唯心主义心灵鸡汤。

心理问题的根源在社会，在生产关系，在于广大工农劳动人民丧失了当家做主的地位。

天下苦拉萨尔式的奋斗谎言久矣。

毛主席所留下的伟大洞见，犹如一柄解剖刀，划破了层层包装的资本话语，露出了血淋淋的雇佣剥削本质。当代打工人越来越累、越来越焦虑的病灶，已经看得清清楚楚：那是因为打工人丢失了“最大、最根本的权利”——管理权;那是因为打工人从共同建设家国的“主人翁”，变成了资本增殖清单上的“成本项”。

要彻底解决包括心理问题在内的一切当代打工人困境，没有任何改良主义的缓和余地，翻身解放、当家做主是唯一且根本的途径。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

那一小撮自私贪婪、疯狂透支未来的“人上人”，尽管在今天可以依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丛林法则横行一时，可以继续用利润和社保形式无偿占有打工人创造的巨额财富。

但他们面对劳动者日益增强的消极抵抗、面对由于压榨而导致的经济困境和生育崩塌，内心深处早已充满了虚弱与不安。他们大肆进行的欺骗宣传越是歇斯底里，越是证明其理论的贫瘠与黔驴技穷。

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已经越来越清醒。两手空空的打工人，与背负着几十年烂尾贷的躯壳，正在冰冷的现实中惊醒。

凡是看不懂、看不清的迷雾终将被吹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