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外之物仍将置人于死地

作为一个自然人，“人”或者“我”即是本体，社会与世界在“本体”的反映或者作用，应该是“客体”。显然客体是会对主体产生一定的或多或少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的;这种作用力来自外界外物，故称之为“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在主体的映射、反响和作用，其程度之大小、其性质之优劣、其时间之长短、其情绪之爱恶、其性能之强弱，有时候取决于“本体”，而当“本体”失去了坚定立场和准确定位的时候，则它的一切后果取决于“客体”即身外之物，如此则本体迷失了自我而变成客体的附着物，因客体而生而死、而兴而灭、而荣而耻、而优渥而贫贱。主体在经历了客体构筑的一个短暂的旅程之后完成了自我存在的全过程，自然而流畅，似乎毫无分别与争执的意义。

所以作为一个自然人，应该冷漠地审视、辨别并清醒地对待“身外之物”;当“客体”作用于“本体”并产生一定影响的时候，人便失去了“自然人”的属性而变成一个“社会人”，便多了几分因循、多了几分无奈、多了几分妥协、多了几分愤慨、多了几分追求、多了几分梦想，多了几分煎熬和苦恼、忿争和憋屈、凄凉和隐忍。

唐·吴兢在《贞观政要·贪鄙》中的有一个典故：“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生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这里的“身外之物”原指珍珠之类(名牌手机、包包、金银首饰等等)不属于身体本身的物品，不应为了它们而牺牲生命。后来，“身外之物”被引申为指名誉、地位、财产等不属于个人身体的东西，强调这些物质追求在生命面前显得无足轻重。在现代汉语中，身外之物常用来劝诫人们不要过分追求物质财富，而应注重内在修养和精神追求。这里似乎教导人们将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隔绝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真实境况，言下之意便是“知足”“知止”“知至”。所以道家、释家便以此为基础，宣扬分别心、同异性，劝诫人们做出适合自己的坚守与选择，而儒家更多地是画地为牢、明示暗训，诱导他人遵守遵从和实践坚守它们预先构建好的核心思想体系(如同政治需要而制定若干有利于和谐、有利于统治的价值体系观念，让被剥削阶级听从、认同、遵守甚至自觉维护。)逼其就范，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由此想起被儒家奉为“圣人”的明朝心学家王阳明，他在静修顿悟之后，倾尽全力宣扬自己的“心外无物”论点，颇得人缘，被一众奉为经典圭臬。曾经将这里的“心”理解为正义之心、恒定之心、自我之心、洞明之心、澄澈之心，同上面的“知足知止知至”相呼应，简言为“自知之心”，若稍微延展一点，便是乐天知命、安之若素、甘之如饴，讲通俗一点，就是对合理的不合理的、应该的不应该的、正义的非正义的、普遍性的非普遍性的形形色色的际遇，于己都视为应该承担承受却没有一丝一毫抗争求证的心思和动作。一心念无，周遭的世界便空洞寂寞、于“本体”无挂无碍，“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样便可以达到超凡脱俗、入神入圣的不二境界。但是凡尘可以忽视生死，但不能逃避生活，尤其是一个“活”字，重任在肩，步履艰难，甚于生死!烦心事、烦恼人、烦闷心，密密麻麻地将个体的人包裹起来，想什么自由伸展、洒脱形骸、超脱世外，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绝对不能“独善其身”的，现实世界的“客体”迫使人们舍弃原始地简单地自欺欺人的“精神境界”而堕入肮脏的腐臭的毫无选择性的“地狱生活”去经历痛苦、经历煎熬，去尝试剥削去理解暴政去赞美强权去讴歌魔鬼去适应磨砺，要懂规矩守纪律听圣训卫皇权，此心非彼心(不是你自己能够掌握和左右的自我情绪的调整)乃是“客体”之心，也就是代表统治阶级提出的“心外无物”“核心思想”“必然遵循”“生死相许”“忠心维护”的规范楷式模板!如此以来，“无物”的概念就非常清晰了，没有一点属于“主体”的东西，“主体”便一无所有，若有所求，必将求之不得(不能得到、不能称心、不能遂愿)求之不能、求之无果。“主体”俨然已经成为了“客体”的附庸或者附属品了。孔子的“复礼”王阳明的“心学”就是封建的纲常礼教、伦理道德、规章制度、丛林法则。在这一点上，儒家传承的思想学说并无本质区别，均是“以理杀人”维护其系统统治秩序的铜墙铁壁、森严的等级制度、坚固的门阀种姓壁垒。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所以，在一个盛行剥削、高压统治、强权逻辑、暴虐手段、醉生梦死、桎梏亦深的国家，绝对有“域外之人(注意非域外高人)”更有“身外之物”的存在。身外之物并非强加于人的个体而是一种生存的必须，但绝对是强暴干预干涉干扰“主体”的客观的存在，那就是剥削，属于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尤其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官僚权力阶级，在这样的忒色社会主义，身外之物同样可以置“域外之人”于死地，受苦受罪受累受煎熬受剥削，一脉相承毫无二致。它的吃相太难看，绝不恭维奉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