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亿分红下的繁荣盛宴与沉默的劳动者

近期越南北国资本市场上演了一幕令人瞩目的“盛景”。截至愚人节，该国某重要证券交易所即三户市已有577家上市公司交出了2025年度的业绩答卷。在这批公司中，高达 460家同步抛出了分红预案，向投资者派发的期末分红总额已势不可挡地突破了8000亿元大关。媒体纷纷以“豪掷”“新高度”来形容这一数字，似乎这标志着企业盈利能力的强劲、资本市场的成熟以及投资回报理念的胜利。然而，在这片锣鼓喧天的财富分配狂欢背后，一个被刻意掩盖的问题却如幽灵般浮现：那八千亿真金白银，究竟是谁创造的?又是谁有资格将其收入囊中?那些长年累月在流水线上弯腰、在工地上挥汗、在写字楼里熬夜的广大劳动者，他们分得了什么?

在任何现代工业社会中，财富都不会凭空产生。八千亿分红的物质基础，无一例外地来自千百万劳动者日复一日的超长工作。这种“超长“早已不是个别行业的特例，而是弥漫于整个劳动阶层的普遍现实。从制造业工厂的“两班倒”到互联网大厂的“996”，从物流配送员的风雨无阻到外卖骑手的争分夺秒，劳动者们被迫将生命中绝大部分清醒时间出售给企业，用以换取勉强维持生存的工资。他们的劳动凝结为产品的价值、服务的效率、企业的利润。每一件商品被卖出、每一笔订单被完成、每一项技术被应用，其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即那些有家庭、有健康、有梦想的人，将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转化为资本的增值。而年终财报上的那串天文数字，正是对他们一年乃至数年汗水与生命最冰冷的计量。

但是当利润以分红的形式被分配时，劳动者却发现自己被排斥在门外。根据该国的公司法和股权结构，分红的权利只与一种东西挂钩：资本的所有权也就是股票。谁持有股份，谁就有权按照持股比例从利润中切走一块。而现实中这些股份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极少数人即大股东、机构投资者、高净值个人手中。他们从未在车间拧过一颗螺丝，从未在深夜加过一次班，从未为某个技术难题熬白头发，却仅仅因为拥有资金并在合适时机买入了股票，就能够坐享分红。而那些真正让机器运转、让服务落地、让财报数字变为现实的劳动者，哪怕在同一家企业辛苦了一辈子，只要不持有股权，就分文不得。这就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但资本无偿占有这些价值。

于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两极分化图景清晰呈现。一极是财富的惊人积累，这八千亿分红还仅仅是该大国一个证券交易所的部分公司数据，如果放眼全国所有上市公司、所有私营企业乃至所有资本形态，每年通过股息、利息、利润等形式从劳动者身上抽走的财富规模，简直难以想象。这些资金流向了少数投资者，他们用分红继续购买更多的资产、更大的股权，进而控制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下一年获得更多的分红。财富在这种循环中如滚雪球般膨胀，奢侈消费、海外豪宅或资产、金融衍生品成为这一极的日常风景。

而在另一极则是贫困、堕落与犯罪的积累。这里的“贫困”不仅仅是绝对收入的低下，更是相对剥夺感的加剧。当劳动者看到自己亲手创造的八千亿被他人轻松取走，而自己却要为下个月的房租、孩子的学费、父母的医药费焦头烂额时，那种被羞辱、被欺骗、被抛弃的感觉，会慢慢腐蚀掉所有对社会的信任与对生活的希望。超长工作已经夺走了他们的健康与家庭时间：腰椎病、胃溃疡、抑郁症成为工友间默不作声的流行病;孩子们在家长缺席的环境中长大;夫妻之间因长期疲惫而失去温情。当这些疲惫的身躯再也支撑不住时，失业、疾病、事故便接踵而至，将他们推向更深的贫困，在经济持续下行时期更甚。有些人开始酗酒、赌博、沉迷于短视频或网络游戏，试图在虚幻中麻痹自己，这便是“堕落”的雏形。更有甚者在走投无路之下，偷窃、诈骗、甚至暴力犯罪成了他们认为“唯一的选择”。每一桩刑事案件背后，往往都有一条被资本挤压到变形的生存轨迹。与此同时犯罪率的上升又反过来加重整个社会的治理成本与

不安定感，而这些成本最终仍会以税收或保险的形式，再次摊派到劳动者头上。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这种矛盾并非偶然的治理失当，而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结构性对立。其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根本冲突。一方面现代工业早已是高度协作、高度社会化的体系：一辆汽车需要成百上千家供应商、数万名工人的协同;一款软件需要跨时区的团队联合开发;一杯奶茶也需要种植、加工、物流、销售等多个环节的配合。财富是全社会劳动者共同创造的，它的分配本应基于每个人对生产的实际贡献。但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即工厂、设备、土地、专利、平台等却被牢牢掌握在私人资本手中。资本所有者凭借这种垄断性的所有权，强迫劳动者接受一种不平等的契约：劳动者交出大部分劳动成果，换回仅能维持其作为“劳动力商品“再生产的工资。剩余价值也就是那八千亿分红的源头被无偿占有了。只要这个私有制基础不变，无论分红数字涨到多高，无论有多少“回报投资者”的口号，都无法改变劳动者被拨削的命运。

或许有人会辩解说：投资者当初提供了资金，承担了风险，理应获得回报。这种说法在表面上似乎有理，却经不起深入追问。首先，大量原始资本并非来自什么“节俭储蓄”，而是通过殖民掠夺、资源垄断、权力寻租、甚至奴隶贸易等血腥手段积累起来的。即便在现代，许多大股东的初始资金也往往与灰色地带甚至犯罪行为比如私吞国企和集体企业资产脱不了干系。其次所谓的“承担风险”更是扭曲的修辞。当企业破产时，普通劳动者是第一批被拖欠工资、第一批被裁员扫地出门的人，他们损失的不仅仅是工资，还有无法挽回的健康与青春;而股东则可以通过有限责任制度、资产转移、破产重组等手段将损失降到最低，甚至利用“大到不能倒”的逻辑迫使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市。真正承担最大风险的，从来都是劳动者。最后，即使承认资本在历史上曾对生产力发展有过积极作用，但生产力发展到今天的高度，劳动者完全有能力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不再需要资本家的“施舍”。自动化与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劳动者可以通过合作所有制、职工持股、平台合作等方式直接支配生产资料。之所以没有走向这一步，正是因为现有资本权力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其寄生特权。

因此该国那豪掷八千亿的分红盛典，绝非什么值得歌颂的成就，而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拨削制度的一次盛大献祭。它清晰地表明，在私有制框架下，广大劳动者长年累月超长工作所创造的巨量财富，注定会被少数不劳而获的投资者以分红的名义攫取。结果就是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包括别墅、游艇、信托基金、金融帝国等;另一极是贫困、堕落和犯罪的积累比如过劳死、破碎的家庭、抑郁的灵魂、监狱的囚徒等。只要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只要利润仍然是企业运转的唯一目的，这种两极分化就永远不会自动消解。要打破这个诅咒，唯一的出路在于从根本上变革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让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使劳动成果能够公平地回馈给每一位创造者。否则，无论分红数字后面再添多少个零，那也不过是写在无数劳动者伤口上的华丽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