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共（毛）：我们党对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政治纲领（草案）第九章

(仅供中央委员参阅)

我们党对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

——政治纲领

（草案）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中央委员会

2024年12月

九、 印度统治阶级的扩张主义野心，反映了帝国主义者以及由婆罗门教印度教特性压迫种姓势力主导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掠夺我国的过程中，英国殖民主义将我国当作战略据点，以确立其在印度洋的霸权。当时，印度买办资产阶级不仅在印度，而且还在许多处于英国统治之下的非洲和亚洲国家充当英国殖民主义的买办。政权移交后，印度买办统治阶级开始利用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及政治影响力，对南亚各国施加霸权。印度统治阶级致力于建立“大印度”，将整个南亚地区的领土纳入其中，包括我国境内受压迫的各民族。为了满足其扩张野心，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印度将自身变成了一座反动堡垒，因而成为南亚和平的一大威胁。印度统治阶级的扩张野心，归根结底体现的是帝国主义、婆罗门教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及具有霸权地位的压迫种姓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

总的来看，在过去三十年间，国际金融资本通过全球化发起的有计划的全球性攻势达到了顶峰。由于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依附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其利益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利益相互交织，双方的勾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国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在推行维护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本家和地主利益的政策。我国的大部分财政预算都被拨给了跨国公司和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旗下的企业集团。莫迪政府推行这些政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此前历届政府。印度在石油、核燃料、武器和战争物资方面主要依赖进口。印度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合资生产的产品及其出口产品质量低劣。“印度制造”和“自力更生的印度”这两句口号自相矛盾。所有愚弄人民的宣传，都是为了制造幻想、转移人民的注意力。建筑业、基础设施建设、采矿业、软件业、组装帝国主义国家制造的商品零部件以及服务业，是印度主要的经济活动。印度已经沦为一个出口原材料、少数重要的农业相关劳动力和服务的经济体。大量知识型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和半熟练劳动力不断向海外迁移。印度则从帝国主义国家进口资本货物、各类制成品和技术。

我国成立了多家依赖外国投资和新技术的初创企业，以追逐超额利润。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新的势力也成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为了实施这些企业的项目，大规模强迫部落和非部落农民群众以及城市贫民迁离家园，这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发展模式的典型做法。这导致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对经济的霸权大幅增强，加剧了对我国自然资源的掠夺、对受压迫人民劳动者的剥削与压迫和镇压，并造成了环境破坏。我国经济深陷外债泥潭，这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对外依附程度不断加深。由于我国是一个具有新殖民主义性质的半殖民地国家，工业部门无法得到充分发展。我国经济发生的变化，都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者和买办统治阶级在投资、原材料和市场方面的需求，但其反动本质并未发生改变。

因此，各类跨国公司、企业以及与其合作的国内买办企业集团，积累了数十万亿卢比的财富。例如，莫迪政府执政的前五年，印度共吸引了20.30 万亿卢比的外国直接投资。在此期间，帝国主义跨国公司每年从印度转移的财富价值接近47.09 万亿卢比。由此可见，我国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是甘愿受帝国主义奴役的工具。它反对我国以自力更生为基础实现工业化，使我国背负沉重债务，并将我国变成帝国主义者肆意剥削的场所。在全球化阶段，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充当了帝国主义最为可靠的买办，并借此大幅增强了自身力量。

从本质上说，由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与种姓制封建主义之间存在牢固的政治文化纽带，由于封建主义是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也由于其自身的阶级本性，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反对社会民主化。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怀有扩张野心，企图建立“大印度”和“印度教国家”。帝国主义为了自身利益，扶持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扩张野心。印度统治者为了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派遣印度陆军和准军事部队参与所谓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行动。他们同样怀有扩张主义野心。莫迪政府废除第370条宪法条款、出台《公民身份修正法》(CAA)以及采取其他类似措施，都是这一政策的延伸。因此，买办统治者将“印度民族”这一口号付诸实践，并将其作为一项政策。一方面，他们镇压受压迫民族和各邦的诉求;另一方面，他们歪曲历史，将印度人民禁锢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中。在帝国主义的指导下，他们将形式上的议会民主发展成一门统治艺术。然而，这种“民主”实质上不过是官僚统治。当前，在国民志愿服务团和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的带领下，婆罗门教印度教民族主义法西斯势力在议会和大多数邦议会中取得了“人力优势”;他们正在推动国家机器和宪法机构法西斯化，并贯彻其法西斯议程。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大党政府一方面为了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将银行、保险、煤炭和石油等部门国有化，并废除了土邦王公的特权津贴;另一方面，公共部门企业也得到了发展。由此，地主阶级势力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削弱，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则不断发展壮大。土地改革在少数地区没收了地主的地产，加之依赖地主的私人磨坊逐渐衰落，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主阶级。在这一过程中，与地主阶级相比，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霸权地位，并在统治阶级联盟中增强了领导地位。这一时期，公共部门重工业企业的股份被出售给跨国公司、跨国企业以及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旗下的企业集团，从而使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势力扩大了投资规模，同时也带动了外国投资的增长。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结成联盟，并通过政府制定和实施各种计划，以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延续半封建关系。由此，地主阶级的剥削方式发生了变化。这进一步帮助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跨国公司渗透到农村社会秩序之中，半封建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新的地主阶级霸权形式逐渐出现。这种新形式表现为政府与非政府力量广泛而系统的协同，通过“政党—合作组织—村社自治机构(潘查亚特)—警察”这一体系展开。金融资本在新地主阶级势力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合同农业和企业化农业不断扩张。

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始终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按照自身利益调整自身形态。买办政府实施了多项表面上具有进步意义的重大变革，而这些变革尤其服务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政府利用了美国与苏联(现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也利用了美国、苏联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我国的买办政府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甚至与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势力保持着密切关系。

帝国主义资本主导着印度的工业部门、出口、进口、商业交易和保险业。印度买办统治者所推行的各种工业发展模式，都严重依赖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技术、机械设备、贷款、资金和援助。这些发展模式的制定，都是为了便利帝国主义掠夺印度。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起家于商业和银行业，对生产领域并不感兴趣。在政权移交之前，其发展始终建立在与地主统治者结盟、与英帝国主义资本合作的基础之上，服务于自身利益，同时受制于英国殖民主义施加的种种限制。因此，即使在政权移交之后，他们仍然奉行依赖帝国主义资本积累资本的政策。跨国公司在印度设立分支机构和配套企业，与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达成合作协议，并开始建立合资工业企业。帝国主义资本由此与印度大资本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跨国公司掌握着技术知识和资本货物，因此，无论其在合资企业中的资本投资占比如何，都能够控制这些企业。由此，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丧失了推行大规模民族工业发展计划的基础。它转而推行符合帝国主义利益的改革，奉行依赖外国投资和技术的政策。依赖外国援助、国内贷款和赤字融资，也逐渐成为常态。

印度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国家是大量引进帝国主义国家投资的工具。它们与金融资本的合作，使帝国主义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投资得以流入我国。帝国主义资本由此渗透到各个领域，并将我国推入债务泥潭，使我国日益陷入依附地位。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凭借自身有限的实力，或许能够通过与帝国主义势力讨价还价，获取一定的利益，但它始终是帝国主义的囚徒。这是因为它在根本上依赖于帝国主义。这种依附关系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印度政府根据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为了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扩张主义利益，于1973年吞并了锡金。印度与巴基斯坦发动了两次战争，并促使孟加拉国脱离巴基斯坦。在解决泰米尔伊拉姆问题的名义下，印度还向斯里兰卡派遣了军队。因此，印度不断干涉南亚各国内政，并在这些国家从事阴谋活动。除了争夺南亚市场之外，印度还通过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试图扩大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投资。印度还不断谋求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