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义的黑人组织（下）：革命为何走向衰弱

在前两篇的文章中，笔者分别介绍了美国黑豹党的诞生，以及这个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黑人革命组织，是如何尝试将革命理论转化为现实中的群众工作，从1966年奥克兰街头的武装巡逻，到1969年开始推广的儿童免费早餐计划，再到免费医疗诊所、政治教育以及其他社区服务，黑豹党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地方性的黑人自卫组织，发展成了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激进左翼政治力量之一。

介绍到当前位置，黑豹党属于是走在一条不断发展的革命道路之上，仿佛离那个终极目标将会越来越近，通过群众工作建立社区基础，再把这些社会力量转化为改变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力量，不过历史的发展并非如此一帆风顺，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黑豹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组织分裂，大量成员被逮捕、监禁或者流亡，原本遍布在美国各地的地方分部也逐渐瓦解，虽然黑豹党在此后仍然开展过社区服务和地方政治活动，但它作为全国性革命组织影响力已经明显衰弱，并最终在1982年前后走向终结。

一个曾经拥有广泛社会影响，并且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的革命组织，怎么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走向衰弱?虽然说美国当局的镇压和FBI对于黑豹党的监视与破坏可以作为理由，但外部的打击也大概率不会让一个广泛分部的组织，在极短时间内分崩离析，当我们从外部转移到黑豹党内部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衰弱和内部问题也存在非常大的联系，黑豹党自身的组织建设、政治路线和革命战略方面都存在着一系列矛盾。

我们先说黑豹党的外部压力，在1960年代的美国，虽然民权运动已经推动了重要的法律改革，但黑人激进主义的兴起仍然让美国政治当局感到不安，特别是当黑人解放运动不再满足于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开始进一步的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警察权力以及美国的对外战争时，它所面对的政治阻力就不再只是地方上的种族主义势力了。

黑豹党在政治宣言上公开主张黑人自卫权，还将黑人社区的贫困、失业、公共暴力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联系起来，并且积极声援越南革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那么在美国政府看来，这样一个拥有武装自卫传统、社会主义政治语言和跨国革命联系的组织，已经不是普通的民权团体了。

而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著名”的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这个由FBI主导的项目最初开始于1956年，后来被用于针对美国共产党、民权运动组织、黑人激进主义团体以及其他政治活动，黑豹党自然也逃不过被监视的命运，而到了1960年代末，黑豹党已经成为了这一计划重点针对的组织之一，根据后来公开的FBI档案，这种行动并不只是对组织成员进行监视，相关部门曾经利用线人渗透、匿名信件、散布虚假信息、挑拨组织关系等方式，试图破坏黑豹党与其他政治组织之间的联系，并加剧内部的不信任，这种政治干预所造成的影响远远大于单纯逮捕或者迫害某个成员，组织内部的裂缝就由此产生......

20世纪60年代，FBI对黑豹党进行监视、渗透和破坏行动

美国当局的镇压也不仅只是停留在秘密行动之中，1969年12月4日凌晨，芝加哥警方突袭了黑豹党伊利诺伊州分部领导人弗雷德汉普顿的住所，21岁的汉普顿与另一名黑豹党成员马克克拉克在行动中死亡，汉普顿是当时黑豹党内相当值得关注的一位年轻领导人，他不仅组织儿童免费早餐计划，还试图建立跨越不同种族与社会群体的政治联盟，将黑人、波多黎各裔和贫困白人社区中的激进组织联系起来，建立一种基于共同阶级处境的广泛社会联合，他的实践随着他的生命被一同终结了，此后公开的调查材料显示，FBI的线人威廉奥尼尔曾经渗透了芝加哥黑豹党，并向执法部门提供有关汉普顿住处的情报。

芝加哥黑豹党领导人弗雷德汉普顿遭警方突袭遇害

然而除了持续加压的外部暴力，黑豹党内部的路线分歧也日渐严重。休伊牛顿与埃尔德里奇克利弗，两位黑豹党历史中的重要人物，牛顿作为黑豹党的创始人之一，在组织早期的武装自卫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黑豹党的发展，他越来越强调群众组织和政治力量的长期积累，而克利弗是黑豹党早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宣传者之一，曾经担任组织的新闻部长，他的政治主张更加强调激进的革命对抗，并对通过现有制度开展政治活动抱有深刻的怀疑。

对于克利弗及其支持者而言，黑豹党不能因为开展社区服务就逐渐失去革命组织应有的对抗性，既然美国国家机器本身就是压迫黑人群众的重要力量，那么革命就不应该停留在制度允许的范围之内，但在牛顿看来，这样过早的将革命理解为少数人的武装对抗，不仅可能使组织陷入孤立，还有可能让普通群众无法真正参与政治斗争。

左为牛顿，黑豹党创始人之一;右为克利弗，黑豹党新闻部长

克利弗在1968年因与警方交火所引发的刑事案件逃离美国，以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阿尔都塞老家)作为主要活动基地，而在1971年克利弗和牛顿的矛盾公开化，组织分裂之后，克利弗继续领导黑豹党的海外派系，并且与妻子凯瑟琳及支持者建立了革命人民通讯网络(Revolutionary People's Communications Network,RPCN)，试图连接阿尔及利亚的流亡者、美国国内的支持者和欧洲左翼组织，并继续倡导革命斗争。

组织内部的排斥、威胁以及暴力冲突使得原本已经承受巨大外部压力的黑豹党进一步陷入危机，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牛顿领导下的黑豹党开始将更多资源集中到奥克兰，并尝试通过地方选举、社区服务和其他合法的政治活动扩大影响力。

1973年，黑豹党创始人之一鲍比西尔参加奥克兰市长选举，另一位重要成员伊莱恩布朗则竞选市议会议员，这对于一个最初以武装监督警察闻名的革命组织而言，无疑是一次相当明显的战略调整，虽然看上去有种放弃革命的意味，但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革命组织参与议会选举也不是什么罕见之事，无论是欧洲社会主义政党还是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组织，都曾经围绕着议会斗争与革命斗争之间的关系展开长期争论。

不过这种变化还是需要引起警惕，参加选举是好的，但选举活动是为了什么需要深入思考，如果参与选举能够扩大群众组织，推动社会改革，并为更深刻的社会变革积累力量，那么它未必与革命政治完全之矛盾，但如果组织将全部政治希望寄托于选举结果，并逐渐失去独立的群众动员能力，那么原本的革命目标就大概率会被既有政治制度所吸收，而黑豹党的奥克兰选举实践就卡在了这个尴尬位置。

西尔虽然成功进入市长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但最终未能当选，布朗的市议员竞选也同样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黑豹党为了集中资源参与奥克兰的政治活动，收缩了原本遍布全国的组织网络，虽然此等行为能在短期内有利于集中力量干大事，但也进一步削弱了它作为全国性革命组织的基础。

鲍比西尔(右一)与伊莱恩布朗(右二)在奥克兰接触当地居民

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黑豹党仍然继续经营社区教育与其他服务项目，伊莱恩布朗也曾在牛顿流亡古巴期间组织领导，推动地区政治活动和社区建设，但随着成员流失、内部权力冲突、财政困难等组织领导层的持续危机，黑豹党已经越来越难恢复早年的全国性影响力，到了1982年，随着奥克兰社区学校关闭，从1966年成立到1982年前后，这个存在了十余年时间，曾经震动美国政治社会的黑人革命组织便走到了历史终点。

而克利弗所领导的黑豹党海外派系，因为1972年前后，克利弗与阿尔及利亚当局的关系恶化，组织也陷入了资金困难、纪律问题与内部矛盾，到了1973年他选择离开阿尔及利亚，转往法国生活，此时的克利弗已经难以控制原来的革命派系，黑豹党的国际分部也逐渐失去了组织凝聚力，1975年克利弗返回美国，直面早年留下的刑事指控，此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惊天转变，公开表示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过去的黑豹党革命立场，1976年他宣布自己成为重生基督徒，随后参与宗教布道活动，在八零年代进入了保守派政治圈，并于1986年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参与加利福尼亚的参议院选举的党内初选，但未能获得提名。

杂志封面的克利弗，左边黑色文字“我已经远离了仇恨”

那牛顿呢?他在1974年面临两起严重刑事指控，牛顿否认了相关指控后离开美国流亡古巴，黑豹党由伊莱恩布朗承担主要领导工作，到了1977年，牛顿返回美国接受审判，相关案件并未能形成谋杀罪的有罪判决，但他的回归未能使黑豹党重新团结，反而引起了更为严重的领导权冲突，伊莱恩布朗后来离开了组织，并在回忆录里详细描述了党内存在的性别歧视、暴力以及领导层之间的权力关系，八零年代黑豹党基本结束后，牛顿逐渐退出政治中心，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科鲁兹分校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为《针对黑豹党的战争：美国镇压研究》，1989年，47岁的牛顿在奥克兰西部街头遭枪击身亡。

1989年牛顿在奥克兰街头遇害

至此《毛主义的黑人组织》三篇文章也就告一段落了，从民权运动到黑豹党的成立，从美国城市中的群众路线，再到革命组织的分裂与衰弱，我们看到了一群美国革命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试图寻找社会解放道路的复杂过程，他们从中国革命中获得启发，却最终不得不面对美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条件，试图将革命带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但又无法完全解决群众工作与革命战略之间的矛盾，最终在国家镇压与内部权力斗争中逐渐失去了组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