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富全：从街头运动到暴力革命？——法国运动升级的可能性分析

2026年10月17日，法国多个城市同时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抗议运动。官方情报部门此前预计全国参与人数约十万人，实际数字却至少达到八十万，且行动方式高度机动、完全游离于工会主导的游行框架之外。商店橱窗被砸、市政厅被纵火、高速公路被封锁、媒体总部成为目标——这一切令统治阶级深感不安。然而这场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法国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后的又一次周期性爆发，还是某种更为深刻的结构性转折的开端?更具体地说，法国是否正在从街头革命滑向以推翻国家政权为目标的暴力革命?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须澄清概念。街头革命或大规模运动，与经典意义上的暴力革命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前者通常是去中心化的、战术性的、周期性的，其暴力行为多指向象征性目标或趁乱劫掠，目标是施压、表达愤怒、暴露国家暴力，但并不以夺取政权为直接指向。后者则截然不同：它需要一个有纪律、有纲领、有战略目标的政治主体，以推翻现存国家机器并建立新政权为明确指向，以国家暴力垄断的断裂与统治精英的分裂作为结构性前提。将两者混为一谈，既会高估运动的政治意义，也会低估革命的结构性门槛。

从法国当前运动的实际形态来看，它更接近前者而非后者。10月17日的参与规模确实宏大，但暴力行为集中在极少数人身上。绝大多数示威者并未参与暴力，破坏主要来自松散的激进团体与趁乱抢劫者。法国安全部门估计，可动员的“超左翼”暴力人员约为五千人。在一个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国家，这个数字足以制造严重的城市混乱，却远不足以构成革命武装的基础。其暴力的组织形态是“黑块”式的松散网络，其协同基于战术——分散行动、快速集结、避免与警方正面消耗——而非统一的政治纲领或指挥结构。这种战术提高了警方应对的难度，但它本身不是战略。它能够制造瘫痪的瞬间，却无法维持替代性的秩序。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结构、革命纲领和任何组织在事实上指挥着暴力行为的方向。被当局指认为“罪魁祸首”的“不屈法国”实际上并未组织这场运动;恰恰相反，运动的爆发恰恰因为官僚机构、工会或政治力量完全缺位，未能发挥任何引导或监督作用。主流左翼仍在选举框架内运作，工会的动员逻辑依然是经济主义与谈判施压，而非以推翻政权为目标。因此当前运动更像是治理危机与代表性危机的剧烈症状，而非革命形势的完成态。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提出，革命形势的客观特征是“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层不愿照旧生活”。用这一框架来衡量法国，可以更清晰地定位其当前所处的位置。“下层不愿照旧生活”的条件在法国已高度成熟。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达到119%，创1946年以来新高;失业率升至8.3%，为近六年最高;2026年经济增长预测仅为0.4%;家庭购买力在第二季度实际下降0.6%。生活成本高涨、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恶化直接触发了10月17日运动，工会随后号召的10月31日游行和11月5日全国罢工表明，“不愿照旧生活”的集体意愿仍在持续积聚。运动将“黄马甲”、学生、工薪阶层、气候活动人士的诉求汇聚在一起，显示不满已跨越单一群体，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然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的条件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图景。法国“上层”的治理危机是真实的：执政联盟在议会不占多数，左、中、极右“三足鼎立”的格局使预算案屡屡受阻，近两年已更换五位总理;马克龙已进入“跛脚鸭”阶段，支持率跌至15%的历史低点，82%的民众对其持负面看法。与2018至2019年“黄马甲”危机时不同，政府如今已无财政空间通过撒钱来平息不满，这无疑放大了治理困境。但列宁所说的“上层危机”，指向的并非一般的治理困难，而是统治精英的分裂与瘫痪，以至于无法形成任何连贯的统治意志。法国目前的情况是治理僵局与行政乏力，但总统、总理、警察系统、军队的指挥链条依然完整，尚未出现精英公开倒戈或国家暴力机器内部的分裂。政府依然能够部署七万名警宪维持秩序，逮捕数以千计的人，并誓言严惩肇事者。镇压能力本身，恰恰是“照旧统治”仍在延续的证明。因此法国处于“上层危机深重但未到断裂点”的状态，而非“上层不能照旧统治”的临界状态。

列宁在后续中还强调，仅有客观危机不够，还需要“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法国当前的群众积极性很高，但其性质与这一主观条件存在本质区别。10月17日运动虽有数十万人参与并伴生严重暴力，但其组织形态是去中心化、无统一领导的。工会的动员逻辑依然是要求涨工资、降物价，而非以推翻政权为目标。暴力是战术性的，主要来自混入人群的“黑块”与投机抢掠者，其行为是精准袭击象征目标或趁乱劫掠，而非有组织地挑战国家暴力垄断。这种暴力制造了治理危机，却没有被一个革命政治主体吸收并转化为夺取政权的战略。因此法国有群众行动的积极性，却缺乏群众行动的革命性。

如果进一步追问：要把法国当前的街头运动推进为经典意义上的暴力革命，究竟需要哪些条件?答案指向一组必要而非充分的结构性前提。

首先需要一个能够领导革命的政治主体即一个秘密的有纪律性组织或紧密地下网络，能够设定政治目标、协调行动、维持纪律、与群众运动建立联系，并拥有关于政权替代、所有制改造、国家机构重组的明确纲领。法国目前恰恰缺少这个主体：让-吕克·梅朗雄领导的“不屈法国”是抗议者最接近的政治代言人，但该党的实际路线仍然以选举和议会为中心。它在街头与选票之间走钢丝：一方面拒绝与抗议者切割，另一方面明确谴责劫掠和破坏，因为后者会侵蚀它在更广泛选民中的可治理性形象。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同样在谴责暴力与批评警方过度执法之间保持平衡，其政治逻辑是让诉求通过选举渠道“浮现”，而非将暴力合法化为革命手段。法国总工会的罢工号召则以工资、养老金和社会支出为核心，罢工是施压工具，不是夺权工具。在这些组织与街头暴力之间，不存在一个列宁式革命政党所扮演的“战略大脑”角色。没有这个角色，暴力就只能是自发的、战术性的、消耗性的;它可以周期性地震撼政权，却无法有方向地推翻它。主体缺位是最硬的结构性约束。

其次需要跨阶层联盟与群众基础的扩大。革命不能只靠边缘青年和激进分子，而需要以工人阶级为主，和中产下层、学生、公共服务部门形成广泛联盟，并把“生活成本愤怒”转化为系统性的危机叙事——住房、医疗、教育、退休、警察暴力、民主代表性危机被整合为“制度失败”的总体判断。法国当前运动有广泛同情，但暴力参与基础狭窄，多数示威者不参与暴力，中间阶层尚未革命化，同情不等于革命动员。

第三也是关键的枢纽条件，是国家机器出现分裂与忠诚转移。这包括警察与军队指挥链的断裂——部分单位拒绝执行镇压命令、倒戈或消极怠工;政治精英、行政官僚、司法系统、媒体精英出现公开对立，部分精英转向运动;持续大规模镇压导致财政、合法性以及国际形象不可承受。没有国家机器的分裂，街头暴力再激烈也只是运动。法国目前警方工会抱怨资源紧张，但这属于治安资源紧张，而非国家暴力垄断的崩溃;军队未出现政治化分裂;精英内部有政策分歧，但无政权级分裂。国家暴力垄断尚未断裂，这是暴力革命概率较低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需要经济与社会危机深化到“不可治理”的程度——持续性经济崩溃或严重短缺、大规模失业、通胀失控、财政危机、基本公共服务瘫痪，使中间阶层也感到制度无法维持。法国危机深刻但仍在资本主义国家可管理范围内，福利国家虽受侵蚀，尚未到崩溃点。

第五需要选举与制度化渠道被广泛认为关闭，多数民众相信投票无法改变权力结构，主流左翼被排除或自我耗尽，使街头成为“唯一出口”。法国对代议制的不满强烈，但选举仍是主要政治场域，这种“选举失效感”存在，却未转化为革命共识，且可能导向极右而非革命。

第六需要去中心化运动从象征性破坏转向持续瘫痪关键基础设施，且暴力被政治组织吸收，出现保护性结构与替代性秩序萌芽。法国当前的“如水般流动”战术提高了警方应对难度，但目标仍是制造压力，不是夺取政权。战术机动不等于战略革命。

第七需要运动形成替代性合法性叙事，并得到有利国际环境的配合。法国国际关注存在，但无外部力量支持革命;媒体碎片化但政权叙事仍占主导。

综合来看，暴力革命需要“政治主体、跨阶层联盟、国家机器分裂、经济不可治理、合法性断裂”同时或近乎同时出现。其中国家机器分裂是枢纽条件，革命组织是另一个枢纽。没有前者，街头暴力再激烈也只是运动;没有后者，暴力无法转化为政权目标，只能被消耗在象征性破坏中。将法国现状与这些条件逐项对照，差距是系统性的：缺乏革命组织，主流左翼选举化，工会合法主义;同情广但暴力参与窄，中间阶层未革命化;镇压机器完整，精英无政权级分裂;经济危机深但可管理，福利国家未崩溃;代议制不满强但选举仍是主渠道;去中心化运动常态化但未政治化、未瘫痪关键系统;国际环境不构成推动力，等等。它处于列宁所描述的革命形势的早期阶段，卡在从“治理危机”向“统治瘫痪”质变、从“愤怒”向“有组织的革命政治”质变的那道门槛之前。

因此法国从街头革命转向暴力革命的可能性较低，这不是“还差几步”的问题，而是缺少多个结构性前提的问题。梅朗雄所称法国具备“革命性局势”的条件、哲学家翁弗雷所谓“使法国大革命成为可能的一切都在发生”、前总理德维尔潘警告的“内战风险”、马克龙指责的“极左翼试图推翻共和国”，这些话语需要被理解为政治修辞与宏观诊断，而非对革命即将到来的实证预测。将“革命性不满”等同于“革命行动”，在逻辑上是一种跳跃;“治理困难”等同于“统治瘫痪”，在经验上缺乏依据;“运动暴力”等同于“革命暴力”，在概念上混淆了战术与战略。

更现实的图景是：低烈度城市暴力将成为法国政治生活的周期性常态。去中心化的“如水”战术、针对奢侈品店、市政厅、媒体的象征性破坏，使得这种暴力难以被彻底预防，但也难以汇聚成颠覆性力量。它的主要政治后果，可能不是革命，而是进一步侵蚀中间派政府的权威，并为极右翼提供“秩序崩溃”的叙事素材，从而重塑选举政治的格局。法国面临的是一场深刻的治理危机与代表性危机，街头暴力是其症状之一，但症状本身不会自动转化为革命。

对于左翼而言，更现实的问题或许不是“如何推进暴力革命”，而是在运动常态化与极右上升之间，如何重建政治主体性与跨阶层联盟。如果愤怒不能被组织为替代性的政治方案，它就可能被极右翼捕获，转化为“秩序崩溃”叙事下的威权动员，或者法西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