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西译文系列II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革命骑士”及其理想-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纪念碑不应只矗立在卢比扬卡

“革命骑士”及其理想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纪念碑不应只矗立在卢比扬卡

作者：亚历山大·卡尔加诺夫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2026年，有两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日子，与苏维埃俄国国家安全机关的创建者和首任领导人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百年前，即1926年7月20日，他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讨论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全会上发言后，感到身体不适，回到家中便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三十五年前，即1991年8月22日，一群情绪激动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者，拆除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前的著名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纪念碑。

乍看之下，这两件事——一位在国家历史上留下鲜明而重要印记的人物逝世，以及为他建立的纪念碑被拆除——完全不可相提并论。然而，后一事件实际上成为苏联覆亡的象征，同时也是20世纪80年代末掀起的诋毁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信息宣传运动的顶点。

这场运动的组织者必须设法将1954年才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同1937—1938年的镇压联系起来，以便将民众的全部愤怒转移到它身上。于是，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便被拿来派上了“用场”;而他同在其去世八年后才成立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毫无关系，更不用说同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什么关系了。

在苏维埃国家历史人物的殿堂和苏联公民的记忆中，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在七十年间始终占据着“革命骑士”的光荣位置;他作为全俄非常委员会主席，无私地服务于革命理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开始不再把他称为从事情报、反间谍、保护国家秘密及许多其他工作的苏联情报安全机关的组织者，而是称他为苏联惩罚机关体系——从契卡到克格勃——的创建者。大众的社会意识中被塑造出一个阴森的秘密组织的形象：这个组织虽然不断改变名称，却始终不改其本质，迫害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真理、自由和人权斗士”。这样一来，国家安全机关的全部活动便被归结为唯一的职能——惩罚。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革命者，也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诋毁沙皇俄国的安全机关;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那些不知究竟该称为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的新人物，则把已被苏联宣传贬损的“沙皇秘密警察”“宪兵”“政治侦缉”等词语，当作辱骂克格勃机关的用语。

无论在字面意义上还是在比喻意义上，将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从基座上推下来的想法，乍看之下都颇为悖谬。

第一，他的一半人生都同参加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而按照那些摧毁苏联的人——他们向苏联社会灌输自己的、对外国情报安全机关极为有利的反国家抗议意识形态，以取代原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同俄罗斯国家作斗争，本来就是无可争辩的功绩。

第二，尽管敌人竭尽全力，却未能在捷尔任斯基的生平中找出任何一件恶行或任何一桩残酷行径。他的一生，完全献给了无私地履行职责。不仅如此，全俄非常委员会主席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还曾三次倡议废除死刑。

第三，如前所述，1926年便已逝世的捷尔任斯基，同20世纪30年代末的大规模政治镇压毫无关系。镇压的受害者中，有不少人正是国内战争时期“红色恐怖”的直接组织者和参与者;他们未经审判和调查便消灭反革命力量，其规模甚至是契卡难以想象的。然而，这不仅没有妨碍后来为他们恢复名誉，甚至也没有妨碍将他们描绘成苏维埃政权下的某种殉难者。

第四，捷尔任斯基要求部属具备“冷静的头脑、炽热的心和清白的双手”，这一形象本身具有完全积极、为社会所理解的意义，说明了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具备怎样的品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这样一个依照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的遗训建立起来的组织。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矛盾，那些参与为苏联解体准备信息基础的“颜色革命”政治策划者，仍然认为必须集中力量诋毁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因为他象征着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荣誉、无私精神和忠于职守;摧毁他的威望，也就意味着诋毁克格勃。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在四十岁时着手创建苏维埃第一个情报安全机关;正如他在履历表中所写的，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曾有十一年是在监禁场所中度过的(用当时的说法，就是“在沙皇的监狱里”)。

他出身于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却自觉地将自己的一生同为公正理想而进行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反对沙皇俄国对毫无权利的工人和农民的压迫。

在最艰苦的监禁条件下，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仍然表现出坚韧、勇敢、冷静以及其他最优秀的人的品质。尤其有一件广为人知的事：他曾亲自背着一位无力独自行走的同牢同志出去放风。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留存下来的狱中书信，反映了他极高的道德品质，以及他对自己所献身事业的信念。

1917年二月革命到来时，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正关押在布特尔卡监狱;3月1日(公历14日)，即尼古拉二世退位前夕，他被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一支队伍从狱中解放出来。

尽管罹患肺结核已使他的健康受到损害，佩戴过脚镣又使他行走时跛足，他仍然立即积极投身革命事件，不久便成为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1917年10月临时政府被推翻后，他在该委员会内领导了反反革命委员会。

1917年12月7日(公历20日)，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设于人民委员会之下的全俄肃清反革命、怠工及投机非常委员会主席;反革命、怠工和投机，正是年轻苏维埃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

1918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描述自己作为全俄非常委员会领导人的生活：“这是一个士兵的生活，没有休息，因为必须拯救一座正在燃烧的房屋。没有时间想自己的亲人，也没有时间想自己。工作和斗争如同地狱。然而，在这场斗争中，我的心仍然活着，仍然和从前一样。我的全部时间，就是持续不断地行动，以便在岗位上坚持到底……”

正如苏维埃国家领导人之一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回忆的那样：“革命的严格要求、纪律、警惕、对敌人的不妥协，以及对劳动者利益的体贴关怀，使捷尔任斯基成为我们革命和我们党的杰出组织者;哪里需要紧急堵住缺口，哪里需要采取非常措施，人们就总是把他派往哪里。

“正因为如此，捷尔任斯基在国内战争时期领导了最艰难的工作领域——同反革命作斗争的全俄非常委员会。”

在解决苏维埃国家面临的最复杂问题时，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展现出高效领导者的非凡才干;他在执掌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同时，还能在其他高级国家职务上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同一位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还写道，人们总是把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派到“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地方，需要以充沛的精力、组织才能和动员群众的本领，去堵住缺口、克服经济破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地方，需要以英雄般的勇气同困难作斗争的地方”。

1921年4月14日，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在继续担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同时，被任命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交通人民委员。当时，运输系统的状况极其严重：物质技术基础几乎完全被毁，运输动脉运行不稳定——列车不能按时到达，货物积压数月无人运送。这还算是最好的情形，因为各地普遍发生货物、尤其是粮食遭到盗窃的情况，而且铁路工作人员往往也参与其中。然而，没有正常运转的交通运输，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便不可想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一领域毫无工作经验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竟以惊人的速度使工作走上了正轨。在全俄非常委员会的参与下，盗窃和腐败被消除，铁路运输安全得到保障，列车开始准时到达，所需数量的车厢得到配备，车站面貌焕然一新，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得以建立。公正地说，仅凭解决了这一对国家至关重要的任务，就应当在莫斯科另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建立一座纪念碑。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在由他倡议启动的国家消除儿童流浪现象的计划中所作出的贡献，同样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早在1902年流放期间，他就在给姐姐阿尔多娜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对儿童感人至深的情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爱孩子，胜过爱任何其他人……我想，即使是自己的孩子，我也不可能爱他们超过爱别人的孩子。”

捷尔任斯基赞叹儿童的真诚与纯洁，在儿童身上看到了人类的未来。因此，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造成的大规模儿童流浪现象，他不仅将其视为国家的悲剧，也视为自身的痛苦。

1921年1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其成员包括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以及教育工作者季诺维·索洛维约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副人民委员——和安东·谢苗诺维奇·马卡连柯。

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参与下，全国各地的流浪儿童被从街头收容起来，往往是从犯罪世界的魔掌中解救出来，并被安置到专门建立的儿童之家、公社和“儿童城”中;在那里，除了获得充足的营养和医疗救助，他们还学习识字和各种职业技能。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在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德米特里·库尔斯基交谈时，这样谈到自己同劳动公社中流浪儿童的交往：“您不会相信，这些满脸污垢的小家伙，是我最好的朋友。在他们中间，我得到了休憩。如果我们没有把他们收留下来，会有多少人才夭折!什么都要教他们：洗净小脸，不从别人口袋里偷东西，爱上书本;可是，在集体组织性、勇气、自制力方面，他们却能做我们的老师。他们有多么顽强，多么团结——从来不会互相出卖。”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苏维埃俄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坚持将使流浪儿童回归正常生活作为国家的优先任务，从而拯救了国家的未来;仅为这一点，他也值得拥有一座单独的纪念碑。

这位非凡人物的特点，在于他拥有超越日常问题和事件的宏大思维：就连“迪纳摩”体育协会，也是在他的倡议下于1923年4月18日成立的。

1924年2月，身兼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和政治保卫总局主席的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又开始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苏维埃俄国管理工业的中央机关。

摆在他面前的又是一项宏伟目标：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工业，首先是重工业。如果不建立现代工业生产，国家就不可能在敌对包围中生存。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积极投入工作，确定了主要任务：把苏维埃国家建设成为冶金工业国家。而他实际上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不仅使工业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还为苏联首批工业巨型企业奠定了基础。

1920年，全国重工业产品总量按货币计算为16.10亿卢布。1924年，即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已经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时，这一数额为44.60亿卢布;到1926年，则增至118亿卢布。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将全部力量献给苏维埃国家，也同样要求其他人如此，不论其职务和身份。在1926年7月20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讨论国家经济发展的全会上，他发表了最后一次、实际上也是临终前的讲话，严厉批评格奥尔基·皮达可夫伪造统计数据，称其为“工业生产秩序的最大破坏者”，并指责列夫·加米涅夫不去工作，反而玩弄政治手腕。

旧官僚制度随着沙皇俄国一同被摧毁，仅仅几年之后，苏维埃国家内部自身的官僚体系却又繁茂滋长，阻碍了国家最重要问题的解决。对此，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直言：“……如果你们看看我们的整个机关，看看我们的整个管理体系，看看我们闻所未闻的官僚主义，看看我们在各种协调审批上所作的闻所未闻的纠缠，那么，这一切简直使我惊骇。我不止一次去找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对他说：请准许我辞职吧……不能这样工作!”

他向全会代表们说道：“你们很清楚，我的力量究竟在哪里?我从来不顾惜自己。所以，你们在座的所有人都爱戴我，因为你们信任我。

“我从来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如果看到你们那里存在混乱，我就会竭尽全力予以抨击。

“我一个人很难应付。因此，我请求你们帮助。”

发言时，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感到身体不适。人们搀扶他走下讲台，给他服药，并将他送回家中;在那里，他失去了知觉，随后逝世。心脏再也承受不住了。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这样一位国家领导人。“革命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在长诗《好!》中，将以下诗句献给了他：

“对于思索人生的青年，

正在决定以谁为榜样度过一生，

我将毫不犹豫地说：就以

捷尔任斯基同志为榜样……”

我们在当代欧洲也一再看到的那种针对纪念碑的斗争，就是同人类记忆的斗争;当那些不符合新意识形态框架的昔日英雄被从基座上推倒时，其实质就是直接篡改历史。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为我国所作出的贡献不可估量，而企图抹去对他的光辉记忆，则是公然的不公。俄罗斯国家的敌人憎恨他，因为他创建了苏联国家安全机关，而这些机关后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安全机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纪念碑至今仍未回到其历史原址——莫斯科的卢比扬卡广场，这是整个俄罗斯社会的耻辱;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国的敌人已经摘下面具，宣称要以消灭俄罗斯——他们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为目标。对他们来说，我国实行怎样的社会制度，无论是沙皇制度、苏维埃制度，还是现代民主制度，都无关紧要。在他们眼中，俄罗斯是阻挡其称霸世界之路的、生存意义上的敌人。

如今，是时候在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恢复名誉的同时，也为那些契卡工作人员恢复名誉了;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国家才得以在外国军队干涉和国内战争的极端艰难条件下保存下来，而在这场国内战争中，反苏维埃势力获得了外国资助者的经费和武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