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共（毛）：我们党对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政治纲领（草案）第三章 印度资产阶级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种姓制度的作用

编者按

第二章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视角梳理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历史进程，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寄生性与腐朽性，以及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三个阶段。文章指出，帝国主义通过战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维持世界霸权，并借助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和全球化政策加深对劳动人民与受压迫民族的剥削。2008年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持续深化，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与人民反抗日益加剧。尽管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暂时处于战略退却阶段，文章仍认为帝国主义时代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并未结束，反帝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发展，将推动世界革命走向新的高潮。

(仅供中央委员参阅)

我们党对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

——政治纲领

（草案）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中央委员会

2024年12月

三、印度资产阶级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种姓制度的作用

印度资产阶级诞生于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之中，具有悠久的历史。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影响，与印度社会的发展过程密不可分。因此，在印度，手工业者向商人的转化过程几乎没有发生。相反，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压迫种姓中的买办商人、封建地主和大高利贷者逐渐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资产阶级”。因此，印度资产阶级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更多反动的封建特征，而非资本主义特征，同时还具有依附于帝国主义、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性质。

压迫种姓的霸权，即封建霸权，体现在商业资本积累、对劳动的控制、剥削方式、管理形式乃至现代经济部门中所存在的各种封建因素之中。这些因素也始终反映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然而，这些并不是旧式种姓封建主义或旧婆罗门主义的原有形态，而是经过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改造、发展和交织后形成的。自殖民时期以来，压迫种姓中的封建地主就拥有工业和商业利益。买办大资本家阶级同样具有与土地相关的利益。近年来，这些利益日益交织在一起。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现今的统治阶级——买办官僚资本家、压迫种姓中的新旧地主——才能表达和实现自身的需要。印度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民都受到这种经过改造的婆罗门主义的影响，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买办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这一统治阶级既包括压迫种姓中的地主，也包括买办官僚资本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会成为一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因此，在印度，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中世纪末期，古吉拉特邦的巴尼亚商人/耆那教徒、拉贾斯坦邦的马尔瓦里商人、信德人(洛哈纳人)、巴蒂亚人，以及来自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拉贾斯坦邦、旁遮普邦和孟加拉地区的帕西人，从事地方贸易和放贷活动。他们曾担任各拉杰普特邦的莫迪(即军需供应商)和银行家，后来又为英国人提供类似服务。他们并非从生产活动中发展起来，而是脱胎于商人阶级，因此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各种背叛活动。贾加特·塞特家族[1]便是其中臭名昭著的代表。他们曾担任孟加拉国王的银行家和国库主管。1757年普拉西战役中，孟加拉国王西拉杰·乌德·道拉的失败以及英国对孟加拉的占领，主要归因于贾加特·塞特家族的背叛。从巴尼亚人、马尔瓦里人、卡特里人等传统商人群体中发展起来的买办资产阶级，其势力在英国统治时期开始加速向印度各地扩张。尤其是巴尼亚人和马尔瓦里人，逐渐将商业活动扩展到孟加拉、阿萨姆邦、中央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其他地区。在印度东部，他们主要充当英国人的买办。与此类似，起源于古吉拉特邦南部、逐渐发展为商人阶级的帕西人，也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迁往孟买，随后将商业活动扩展至印度各地。孟买的发展与帕西人贸易的发展密不可分。卡特里人离开旁遮普邦，迁居德里、阿格拉、勒克瑙和巴特那之后，其商业活动逐渐发展起来，并与马尔瓦里人的商业活动形成互补。印度的整个经济事务，包括工业和贸易，主要掌握在巴尼亚人、马尔瓦里人或卡特里人手中。

马尔瓦里人主要从事印度国内贸易。巴尼亚人则从事对外贸易，贸易范围涉及波斯湾和红海沿岸的港口;帕西人则与中国开展贸易。帕西人还与英国人共同经营股份制银行。塔塔家族、皮蒂家族和瓦迪亚家族中的帕西商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继帕西人之后，洛哈纳人和巴蒂亚人在孟买的势力也逐渐增强。来自古吉拉特邦库奇地区的巴蒂亚人，与中亚国家开展对外贸易，并将商业活动扩展至印度南部和缅甸。洛哈纳人将贸易扩展到中亚;信德商人则将贸易网络延伸至北美、拉丁美洲、欧洲、东亚和东南亚。泰米尔纳德邦的纳图科泰·切蒂亚尔人主要在印度国内投资银行业，同时也在斯里兰卡、缅甸、东南亚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多个行业进行大量投资。由此可见，这些传统商人种姓群体都曾为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公司的经营活动服务，充当地方买办、职员、佣金代理人、银行家和经销商，并逐渐从贸易领域转向制造业领域，即从传统市场贸易转向工厂生产。

帕西人(塔塔家族、皮蒂家族、瓦迪亚家族)是最早从贸易领域转向制造业领域的群体。随后，巴蒂亚人、古吉拉特巴尼亚人、耆那教商人(萨拉巴伊家族、拉尔巴伊家族、曼加尔达斯·吉里达尔达斯家族)以及纳图科泰·切蒂亚尔人也相继进入制造业领域。马尔瓦里人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进入制造业领域。政权移交后，斯瓦拉杰帕尔、拉克希米·米塔尔和阿尼尔·阿加瓦尔等人作为非居民印度人[2]买办企业集团的代表人物崭露头角。此后，来自各个压迫种姓的买办工业家相继崛起，包括比尔拉家族、米塔尔家族、阿加瓦尔家族、戈恩卡家族、辛加尼亚家族、拉尔巴伊家族、萨拉巴伊家族、巴乔里亚家族、苏拉杰穆尔·纳加尔穆尔家族、DCM集团(拉拉·斯里拉姆集团旗下公司)、班古尔家族、达尔米亚家族、巴贾杰家族、莫迪家族、斯里拉姆家族、塔帕尔家族，随后还有金达尔家族、马恒达家族、曼贾尔家族和戈德瑞家族。此外，纳雷什·戈亚尔、基肖尔·比亚尼以及戈万兄弟等人也相继出现。

麦考莱[3]推行的殖民地现代教育，为英国殖民统治培养了所需的管理和行政人员。这种教育重新界定了传统上由不同等级构成的社会秩序，并使这些等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交织。因此，卡特里人、婆罗门(包括泰米尔婆罗门、戈瓦达萨拉斯瓦特婆罗门，即 GSB)、卡亚斯塔人、孟加拉巴德拉洛克阶层(包括压迫种姓中的婆罗门、卡亚斯塔人和医疗从业者群体)以及其他压迫种姓，开始寻找能够促进自身发展的其他行业。在政权移交之前，英帝国主义者以及此后的其他帝国主义势力，都将以婆罗门主义为基础的种姓封建制度作为其社会基础。因此，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印度，从这些非传统商人出身的压迫种姓中培植可靠的买办，就相对容易。这些压迫种姓中攫取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机会的人，逐渐认识到自身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与帝国主义势力相互关联，因而开始依赖帝国主义者。其中一部分人从这些种姓中晋升为高级官员，即官僚，并在现代教育的影响下形成了买办性质。他们凭借专业知识，以及自身在地区和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与政治霸权，获得了讨价还价的能力，并成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主要发展成为地区性工业家，其中相当一部分则转变为大型买办商业/工业资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塔帕尔兄弟和纳朗家族是最早出现的卡特里买办资本家。两个卡特里买办资本家集团——塔帕尔兄弟集团和马恒达集团——获得了重要地位。少数卡特里锡克人也在各个行业崭露头角。在婆罗门群体中，T.V.孙达拉姆·艾扬格和基尔洛斯卡家族率先崭露头角;此后，还有印度第二大软件出口企业印孚瑟斯(Infosys)的创始人纳拉亚纳·穆尔蒂等人。除贾亚普拉卡什·高达(JP集团)和纳伦德拉纳特·莫汉(酿酒企业)之外，北印度婆罗门中并没有出现多少具有相当规模的代表人物。将西印度和南印度的婆罗门与北印度婆罗门进行比较时，北印度婆罗门未能在工业领域形成相应的专业能力。其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受到现代教育和世俗思想的影响，未能摆脱以祭司为职业的传统，而封建习俗又有利于维持这种职业地位。喀拉拉邦的南布迪里婆罗门也存在类似情况。

受英国占领后接受教育，并受到卡尔·马克思、泰戈尔和萨蒂亚吉特·雷[4]等人的革命性、进步思想影响的孟加拉巴德拉洛克阶层，逐渐成为西孟加拉邦一支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力量。政权移交前，比伦德拉·穆克吉等人作为当地孟加拉工业资产阶级的一员，在多个行业中成为知名的买办工业资本家。由于无法与英国及美国跨国公司的配套企业竞争，例如20世纪初设立的联合利华、通用电气、飞利浦以及其他外国公司的企业，大多数当地孟加拉工业企业逐渐衰落。这些企业要么被跨国公司收购，要么被英国人夺走。由于马尔瓦里人的支配地位，孟加拉巴德拉洛克阶层未能发展出一个强大的买办资本家阶级。政权移交后，加尔各答失去了昔日的繁盛。加尔各答证券交易所和巴拉巴扎尔市场仍处于马尔瓦里人的支配之下，这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衰落。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普拉纳伊·罗伊、阿马尔·戈帕尔·博斯、比基·查克拉瓦蒂和普尔嫩杜·查特吉等旅居海外的孟加拉裔印度人的活动，西孟加拉邦才开始出现一个强大的买办官僚资本家阶级。如今，苏布拉托·拉伊(萨哈拉集团)、伯曼家族(达巴尔集团)以及其他孟加拉裔资本家，都是突出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代表。

在1947年8月15日政权移交前后，少数出身于印度西部和南部农村地区占支配地位的农业种姓的买办资本家逐渐发展起来，并以此打破了传统商人种姓的支配秩序。在南印度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尽管存在从事放贷和贸易的吠舍(Vysyas)，但私人工业和贸易仍相对更多地从农业种姓中发展起来，例如马尔瓦里人所代表的情况，以及坎马(Kamma)、拉朱(Raju)、雷迪(Reddy)、韦拉马(Velama)、高德(Gowd)、纳达尔(Nadar)等种姓。与印度西部和北部不同，这些地区并不存在巴尼亚人(Banias)这样的传统商人种姓。此外，叙利亚基督徒和穆斯林群体中也发展出私人工业和贸易力量。随着政权移交后政府连续实施五年计划，并不断增加对灌溉、电力、交通、采矿及其他重要领域的投资，来自不同种姓背景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发展成为承包商和企业家。与此相反，在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马拉塔(Maratha)和帕蒂达尔(Patidar)种姓则成功利用政府计划建立了制糖合作社和乳业合作社。这推动了他们进入政治领域。由此可见，在印度，坎马、雷迪、拉朱、高德、纳达尔、贾特(Jat)、帕蒂达尔和马拉塔等拥有土地的农民种姓，逐渐实现了从“农业到工厂”的转变。

20世纪40年代，在当时的安得拉地区(后来成为统一的大安得拉邦)崭露头角的早期坎马种姓买办工业资本家中，大多数出身于地主阶级。坎马种姓的买办工业资本家最初在三角洲地区发展起来，随后逐渐扩展至内洛尔、卡姆曼和拉雅拉西马等地区。查拉帕利王公亚拉加达·希瓦拉姆·普拉萨德(Yarlagadda Sivaramaprasad)是最早崛起的买办官僚工业资本家之一。坎马种姓中较为突出的买办工业资本家还包括：拉亚帕蒂·桑巴西瓦·拉奥(烟草、纺织业)、德维内尼·苏巴·拉奥(合金、制糖、消费税管制下的酒类产业)，以及拉莫吉·拉奥(互助储蓄基金、酒店、印刷媒体与电子媒体、电影产业)。在电影行业中，坎马种姓与卡普种姓之间存在尖锐矛盾。新一代坎马种姓工业资本家，如尼马拉加达·普拉萨德和穆拉普迪·哈里尚德拉·普拉萨德，则在制药及其他行业崭露头角。雷迪种姓中较为突出的买办官僚工业资本家包括博米雷迪·纳吉雷迪(电影、《月亮童话》杂志及医院)、L. 贾伊帕尔·雷迪等人。在拉朱种姓中，也出现了普萨帕蒂·拉马斯瓦米(建材中的水泥与石棉、软件、纺织业)等买办官僚工业资本家。然而，韦拉马、卡普及其他占支配地位的农民种姓，并未像坎马、雷迪和拉朱种姓那样，在工业领域取得同等程度的发展。韦拉马种姓中的文卡塔拉马亚·阿帕拉奥等少数人，成为买办官僚工业资本家。卡普种姓中，B. 瓦苏德瓦·拉奥(家禽养殖业)等少数人，也发展成为重要的买办官僚工业资本家。

关于安得拉邦的坎马、雷迪及其他农业种姓，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在进入工业领域的各个行业的过程中，这些农民种姓排挤了传统商人种姓科马蒂人(Komatis)以及迁入当地的马尔瓦里人。政治权力在这一过程中为他们提供了很大帮助。在科马蒂种姓的买办官僚工业资本家中，较为突出的只有格兰迪·马利卡朱纳·拉奥(涉及黄麻、合金、制糖、电厂和建筑业)，以及烟草出口商博米达拉、波利塞蒂和马迪·拉克什马亚等人。第二，重要的坎马和拉朱种姓工业资本家都来自沿海安得拉地区。戈达瓦里河上的大坝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伦甘纳及其他农业灌溉用水短缺的地区则相对落后。纳马·纳格什瓦尔·拉奥是其中唯一来自特伦甘纳地区的人。大量来自沿海安得拉地区的投资转移到了海得拉巴。这些投资旨在开发特伦甘纳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巩固沿海安得拉资本在首府城市的支配地位，由此造成了安得拉与特伦甘纳之间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引发了当地民众对来自沿海地区的买办官僚资本家和地主的不满，并重新点燃了争取特伦甘纳独立建邦的运动。此后，争取特伦甘纳独立建邦运动进入最后阶段，其斗争焦点集中在水资源、资金和就业机会等问题上，矛头指向沿海安得拉买办官僚资本家和地主对当地资源的无节制攫取。

泰米尔纳德邦西部的哥印拜陀(Coimbatore)以重要制造业中心、印度南部的“曼彻斯特”以及印度轻型工程机械制造重镇而闻名。然而，这一地区的工业发展并非由纳图科泰·切蒂亚尔人(Nattukottai Chettiyars)及其他传统商人推动的，而是得益于坎马人(Kamma，又称坎马·奈杜人，Kamma Naidus)和贡古·韦拉拉人(Kongu Vellalas，又称高德人，Gowds)的贡献。他们原本主要从事农业，并从安得拉邦迁入这一地区。奈杜人的工业资本自1905年起逐渐发展。PSG集团、库普斯瓦米·奈杜集团、V. 兰加斯瓦米·奈杜集团等，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代表。LG集团则在著名工业资本家L. R. 戈文达拉朱卢的带领下，发展成为大型轻型工程制造业集团。自1906年起，高德人逐渐从地主阶级转变为买办工业资本家。V. C. 韦林吉里·高德、A. V. 拉马纳·高德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们发展起来后，开始与奈杜人展开竞争。随着棉质针织服装产业的发展，高德人的投资大幅增加。该地区的蒂鲁普尔镇(Tiruppur)因此以印度“背心之都”而闻名。当地针织服装产业超过了孟买、卢迪亚纳和德里等传统针织服装出口中心，跃居全国首位。高德种姓的买办官僚工业资本家S. 拉马斯瓦米(Best International集团)等人，也在这一产业中发展成为重要人物。全球化时期，该产业首先发展了基础款T恤的生产，随后又逐渐扩大到运动服、夹克、卫衣、百慕大短裤、童装、裙装以及款式更加现代的女性内衣等产品。这些商品被大规模供应给C&A、沃尔玛、J. C. 彭尼、莎拉·李、马克斯与斯宾塞、汤米·希尔费格、JAP等全球采购商。

尽管泰米尔纳德邦南部的纳达尔人(Nadars)和喀拉拉邦的埃日哈瓦人(Ezhavas)并非“不可接触种姓”，但他们仍遭受着严重的贱民歧视，并以割取棕榈树汁、酿制棕榈酒为生。到20世纪初，他们开始皈依基督教，并借助欧洲资本在咖啡和茶叶种植园的投资所带来的教育与就业机会，获得了接受教育和就业的途径。他们逐渐放弃割取棕榈树汁的生计，转而种植辣椒、洋葱、槟榔等经济作物，并在英国殖民统治者和基督教传教士的支持下投资种植园。他们先进入贸易领域，随后进入工业领域，逐步发展成为买办资本家。种植园主P. D. 德瓦萨哈亚姆和阿尔弗雷德·维达姆·托马斯，是纳达尔人中较为突出的买办资本家。迁居至西瓦卡西(Sivakasi)后，多个纳达尔买办家族逐渐发展起来。这些家族从事棕榈糖贸易，并种植棉花、花生、烟草等经济作物。他们充当农民与欧洲出口企业之间的中间商，与霍尔韦斯(Horways)、沃尔卡特斯(Volcarts)和拉利斯(Rallis)等企业开展业务，并逐渐垄断棉花供应。拉姆纳德地区的纳达尔人也以类似方式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买办贸易阶级。由于传统商人种姓切蒂亚尔人(Chettiars)在当地缺位，纳达尔人从中获益。在纳达尔大人民会(Nadar Mahajana Sangam)的领导下，他们建立了纳达尔银行。P. 阿亚·纳达尔和A. 尚穆加·纳达尔在西瓦卡西地区创办火柴盒工业，成为一个转折点。当地的自然条件与资源、廉价劳动力，以及中央政府于1973年将火柴制造业认定为小规模工业并将其列入保留发展范围等因素，共同推动该产业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火柴制造中心。这使在西瓦卡西—萨图尔—科维尔帕蒂地区占据支配地位的20个纳达尔买办官僚资本家家族及其他相关家族从中获益。先锋亚洲集团(Pioneer Asia Group)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火柴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大型烟花爆竹工业和烟火化学工业的发展。全国90%的烟花爆竹贸易商都是纳达尔买办官僚资本家。此后，SFA集团发展成为买办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佼佼者，在文具产品领域规模最大，同时成为最大的纸张贸易企业，以及胶印行业最大的油墨与颜料经销商。在纳达尔人中，芝麻油产业也发展成为规模最大的买办官僚资本主义产业之一。后来，许多新的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媒体公司相继出现。多名著名的纳达尔买办官僚工业资本家还成为印度议会政治的领导人物。

在喀拉拉邦，埃日哈瓦人(Ezhavas)和叙利亚基督徒在统一的印度共产党领导下，由邦政府推行的土地改革中获得了土地。他们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尤其是椰子种植园，并向阿勒皮镇(Alleppey)的欧洲商人经营的纤维工业供应椰子纤维。有利的社会环境和地理条件，使少数埃日哈瓦农民(如K. C. 卡鲁纳卡兰)得以发展成为椰子纤维买办贸易商和纤维制造业买办工业资本家。卡兰集团(Karan Group)这一买办资本家集团逐渐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椰子纤维出口商。V. R. 普拉萨德和C. R. 德瓦拉杰则成为埃日哈瓦人中重要的买办资本家。政权移交后，维拉帕利·纳特桑等埃日哈瓦买办官僚资本家在喀拉拉邦的酒类贸易和椰子棕榈酒贸易中占据了牢固的地位。此后，还有多名埃日哈瓦人成为各个行业的买办官僚资本家。

在卡纳塔克邦讲泰卢固语的伊迪加种姓(Idiga)群体中，纳拉亚纳·斯瓦米、达萨帕、巴萨瓦拉杰、拉穆卢等人从传统的割取棕榈树汁、酿制棕榈酒的职业出身，逐渐发展成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员。邦加拉帕、贾纳尔丹·普贾里、贾拉帕等著名的议会政治领导人也出身于伊迪加种姓。然而，伊迪加人并未像喀拉拉邦的埃日哈瓦人那样，发展出同等规模的经济力量。

印度西部农业种姓中的马拉塔人(Marathas)和帕蒂达尔人(Patidars)，要克服自身的经济落后状况、打破巴尼亚人(Bania)、马尔瓦里人(Marwari)和帕西人(Parsi)等传统种姓的支配地位，并进入工业和贸易领域，唯一可行的替代途径就是建立制糖合作社。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这一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亚什万特拉奥·巴尔万特拉奥·查万率先推动建立合作社，随后瓦桑塔达·帕蒂尔和沙拉德·帕瓦尔也相继推进了这一进程。这三人都曾担任邦首席部长，并被归入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范畴。这些合作社产业之所以能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取得成功，是因为国大党政府给予了全力支持，通过大规模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获取贷款，将合作社与新殖民主义剥削体系联系起来。帝国主义资本则以此类援助为名，获取了超额利润。1961年，作为土地改革的一部分，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征收了当地的甘蔗种植园，这对地主及其私人制糖厂造成了沉重打击。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印度政府通过政策限制进口，并规定制糖厂和乳品厂的经营许可证优先发放给合作社部门，同时根据申请划定甘蔗种植区和牛奶收购区域。这些政策使大地主遭受损失，却有利于买办官僚资本家阶级的发展。

在政权移交之前，古吉拉特邦传统的库奇·巴蒂亚商人(Kutch Bhatia traders)曾强烈反对建立制糖合作社。然而，帕蒂达尔人并未退缩。政权移交后，古吉拉特邦逐渐发展出规模最大的乳业联合企业——古吉拉特邦合作乳品营销联合会有限公司(Gujarat Cooperative Milk Marketing Federation Limited，GCMMF)，其成员涉及250万农民。乳业合作社为帕蒂达尔农民带来了利润，并不断扩大规模。五家重要乳业合作社的创办者均为帕蒂达尔人。他们利用合作社实现经济实力的增长，并逐渐成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尽管这些合作社表面上是在所有参与者共同参与的基础上运作的，但实际上，它们不过是由私人家族经营的贸易企业。

我们还可以看到，奈尔人(Nayars)、印度北部的卡亚斯塔人(Kayasthas)、拉杰普特人(Rajputs)以及其他非商人出身的压迫种姓群体中，也发展出了一些买办资本家。在奈尔人中，涌现出以下人物：TPG·南比亚尔(BPL集团)、C. P. 克里希南·奈尔(Leela酒店集团)、拉詹·帕拉尼(饼干和腰果产业)、K. 拉文德拉纳坦·奈尔(最大的腰果出口商)、苏巴什·梅农(电信软件)、P. N. C. 梅农(房地产)以及拉姆·梅农(汽车产业)。

在卡亚斯塔人中，除J. P. 斯里瓦斯塔瓦(纺织厂)、S. P. 辛哈(Johnson & Nicholson公司)、贾格迪什·萨克塞纳(制药业)等人之外，买办资本家的数量很少。在拉杰普特人中，只有乔汉兄弟(比斯莱里瓶装水、Frooti果汁饮料和饼干)。

由于传统买办资产阶级的这种支配地位，印度北部的贾特人(Jhats)、亚达夫人(Yadavas)、古贾尔人(Gujjars)及其他类似的中间种姓群体中，并未涌现出商人和工业家。这些群体大量生产甘蔗、水稻、小麦、棉花、油料作物和牛奶。然而，我们很少看到这些种姓群体中的人拥有制糖厂、品牌大米加工厂，或从事稻米出口，也很少看到他们成为富有的纺织工业家或贸易商、大型矿业主以及乳制品加工企业的所有者。截至2008年，在规模最大的十家制糖厂中，只有一家西姆巴沃利制糖厂(Simbhavoli Sugar Mills)由贾特锡克人拥有。古贾尔人则拥有一家乳制品企业，即VRS食品公司(Paras)。这些种姓群体(印度北部的落后种姓)不具备建立强大媒体的能力。因此，在这一方面，印度北部的种姓与阶级几乎融为一体。

印度传统穆斯林商人阶层包括梅蒙人(Memons)、科贾人(Khojas)、达乌迪·博赫拉人(Daoodi Bohras)、奇诺蒂·谢赫人(Chinoti Sheks)，以及从洛哈纳人(Lohanas)等印度教商人种姓改宗伊斯兰教的康坎穆斯林。安萨里人(Ansaris)和库雷希人(Khureshis)等穆斯林商人群体，也从古吉拉特—信德地区传统贸易群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18世纪初，康坎穆斯林中的著名人物穆拉·阿卜杜勒·加法尔(Mulla Abdul Gafar)发展成为一名大型买办贸易商。19世纪初，这些穆斯林群体在多个方面与传统的帕西商人群体和印度教吠舍商人群体相似。19世纪上半叶，这些穆斯林群体在整个印度次大陆建立了远距离贸易关系。他们在孟买(Mumbai)和加尔各答(Kolkata)的内陆地区拥有商铺，并在孟买管辖区、中印度、东印度以及缅甸开展贸易。他们在整个东印度地区的稻米贸易中取得了支配地位，贸易范围从奥里萨邦延伸至孟加拉、缅甸和阿拉干海岸。到19世纪末，梅蒙人和科贾人将贸易从印度扩展至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红海沿岸、波斯湾港口、东非和南非、斯里兰卡、中国，以及远东地区的遥远港口。20世纪30年代，随着海得拉巴土邦尼扎姆政权的合资企业发展，现代穆斯林工业资本家开始涌现。因此，尽管穆斯林工业资本家在政权移交之前就已发展起来，但在印巴分治期间，出于对马尔瓦里人、古吉拉特印度教徒和耆那教巴尼亚资本吞并其产业的担忧，以及对自身贸易安全的考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倾向于支持巴基斯坦。政权移交后，穆斯林科贾人阿齐姆·哈沙姆·普雷姆吉(Azim Hasham Premji)、博赫拉人哈比卜·法克鲁丁·霍拉基瓦拉(Habil Fakruddin Khorakivala)、博赫拉商人西拉杰·洛坎德瓦拉(Siraj Lokhandwala)、梅蒙人阿卜杜勒·拉扎克·阿拉纳(Abdul Razak Allana)以及其他类似人物，逐渐发展成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安萨里人和库雷希人群体的商业活动在肉类和皮革工业中取得了支配地位，并发展成为买办官僚资本主义产业。传统上从事织布业的安萨里人，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比万迪(Bhiwandi)、马莱冈(Malegaon)及其他城镇发展起分散式动力织机产业，并以穆斯林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身份掌控了该行业的大部分贸易。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们在瓦拉纳西—毛地区的织布产业带中逐渐发展成为买办和垄断贸易商。

北卡纳达县巴特卡尔(Bhaktakal)的纳瓦亚特人(Navayats)在印度南部各邦和孟买的小规模贸易中取得了支配地位。他们还经营学校和学院，并逐渐发展成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20世纪70年代，随着石油价格上涨，喀拉拉邦的马拉巴尔穆斯林(Malabar Muslims)，即莫普拉穆斯林群体(Mopla Muslims)，迁往海湾地区。他们积累了大量财富，并作为新一代非居民印度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NRI CBB)穆斯林崭露头角。政府的支持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帮助。与莫普拉穆斯林的情况相反，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海得拉巴等传统中心的穆斯林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大幅衰落。少数穆斯林通过议会政党和少数高级官僚职位进入买办官僚资产阶级。

在旁遮普邦，非传统商人种姓拉姆加里亚人(Ramgarhias)与占据支配地位的巴尼亚人(Banias)展开竞争。巴尼亚人在整个贸易链条中占据主导地位，业务涵盖放贷、初级产品贸易、零售贸易、票据贴现，以及从村庄层面开始的最终产品制造与营销。拉姆加里亚人则稳步发展自身的贸易业务，并逐渐进入自行车、汽车零部件、机床、纺织设备以及农业机械制造等行业。然而，他们未能进一步发展到更高阶段，未能进入纺织厂、品牌自行车和拖拉机制造等领域，因而无法挑战巴尼亚人的支配地位。

在印度全国范围内，达利特人中只有极少数人发展成为大型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这一群体主要由利用政府计划中的保留名额政策，在教育和就业方面获得机会并接受高等教育、进而进入印度行政服务(IAS)、印度警察服务(IPS)和印度外交服务(IFS)等部门的人转变而来。尽管达利特人中也存在一些小型和中型商人及资本家，但他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建立联系，并在经济和意识形态层面支持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进入买办官僚资本家阶级。

同样，部落民群体中也只有极少数人进入买办官僚资产阶级。

为了理解印度买办官僚资本家阶级的产生、成长与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明确的阶段：

1. 殖民时期到1947年8月15日;

2. 1947年8月15日到1991年;

3. 1991年到2024年。

注释：

[1] 贾加特·塞特家族(Jagat Seths，意为“世界银行家”)：18世纪孟加拉地区的著名金融家族，曾为当地统治者提供银行、放贷及财政服务。1757年普拉西战役前，该家族参与反对纳瓦布西拉杰·乌德·道拉的政治密谋，并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合作，成为殖民势力扩张过程中传统金融资本与殖民权力相结合的典型例证。

[2] 非居民印度人(Non-Resident Indian，NRI)：通常指居住在印度境外的印度公民，包括长期在海外工作、经商和投资者。这里特指移居海外、积累国际资本并参与印度及跨国企业经营的印度商人和企业家。

[3] 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曾参与英国殖民时期印度的教育政策制定。1835年，他主张以英语传播欧洲知识，培养服务于殖民统治的印度行政人才，其教育主张对英国殖民时期印度英语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4] 萨蒂亚吉特·雷(Satyajit Ray，1921—1992)：印度孟加拉语电影导演、编剧和作家，印度现实主义电影的重要代表。其作品关注种姓压迫、社会不平等、女性处境、宗教迷信与官僚腐败，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和人文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