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革命：为什么法国工人阶级亲手终结了 “革命”？

前言

Chainmunity | 链合体

本章为《想象的革命》第五章“秩序的奇观”的下篇，文章承接上篇对国家秩序运作的分析，将视角从政权转向社会，针对 “五月风暴因暴力镇压而失败” 的单一归因叙事展开进一步辨析。

文章依旧像前面章节那样试图破除“工人阶级是革命运动的坚定主体” 的流行想象，指出尽管罢工浪潮规模空前，但基层普通工人对占领行动的实际参与度相当有限，运动的核心驱动力来自少数工会积极分子，占主体的蓝领工人始终以薪资、工时、福利等物质诉求为核心，对工人自治、社会革命等激进话语缺乏普遍认同。

针对 “运动失败完全源于外部镇压” 的观点，本章提出秩序重建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内生基础：1960 年代法国消费社会的成型、家庭债务的压力、性别分工下的生计负担，不断从内部消解罢工的持续动力;汽油供应恢复后的生活常态回归，比警棍更有力地瓦解了运动的社会根基。

在政治层面，本章进一步厘清了左翼阵营的内部分裂：法国共产党与总工会始终规避革命风险，甚至默许政权对极左翼组织的取缔，学生激进分子与工人运动之间始终存在难以逾越的隔阂，各派系无法形成取代现政权的统一政治力量。

最终的选举结果则表明，五月风暴始终不具备走向彻底社会革命的条件，秩序的胜利既是国家权力的胜利，也是日常生活逻辑对革命叙事的压倒。

正文

第五章 秩序的奇观(下)

激进分子们则试图竭力抵消戴高乐讲话的影响。6月1日星期六，仍梦想着联合工人与学生的法国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有四万人参加，他们高喊“选举＝背叛”（élections = trahison）。【99】这一口号进一步分裂了左翼，因为它疏远了其议会派别。对恢复常态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国家在使汽油更广泛可得方面取得了成功。交通管理者总结道：“燃料的重新出现，在最后一刻挽救了圣灵降临节的假期。”【100】阿兰·热斯马尔得出结论：“汽油扼杀了革命。”他或许还可以加上好天气与现金的可得性。在这个长周末驾车出游，远比占领工厂更受欢迎，并导致了巴黎至外省公路网的过度饱和。现实如同让-吕克·戈达尔那部狂想曲式的《周末》中的景象。6月4日星期二，六月份最大规模的人流(及交通堵塞)发生在南方高速公路上，长周末结束后，每小时有五千辆车涌向首都。在那个周末，有六十八人死于车祸，而五月期间所有政治暴力事件中仅有数人死亡。【101】一则激进的涂鸦总结道：“一个非革命的周末，比一个月的永久革命要血腥得多。”【102】正常休闲活动的恢复鼓励了消费。周六早晨，巴黎地区101家不二价连锁商店中，有85家重新开业。【103】事实上，重启消费仍是优先事项。几天后，警方驱散了莎玛丽丹百货公司的55名罢工纠察队员。【104】接下来的周末同样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员离城与广泛的购物活动。【105】

将军讲话后，反罢工者的势头增强了。在“众多”邮政电讯中心，警方介入以终结占领并驱散那些把守纠察线的人。【106】五百名来自沃日拉尔街支票邮政中心的邮政工人游行至邮政电讯部，要求复工，随后挥舞着三色旗走回工作岗位。【107】据治安部队称，另有数百乃至数千名来自沃日拉尔街分局的邮政雇员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08】在对面，五百名学生举行反示威，反对邮政工人复工。包括约十二名三月二十二日运动成员在内的一些学生，在巴黎-布吕讷的主要分拣中心组建了一个反警察委员会，但据当局称——“罢工者们拒绝与该委员会进行任何接触。”【109】

然而，尽管戴高乐与盖纳施加了压力与威胁，复工并非总是即刻实现的。政治年表与社会年表并非总是一致，相当多的罢工者无视国家元首，坚持要求继续停工，直至他们的诉求得到满足。6月5日，新任内政部长雷蒙·马塞兰感到有必要重复其前任向省长们下达的同类指示。马塞兰命令他们对雇主及其他方面保护工作权利的请求做出积极回应。【110】当局披露，直到6月4日至5日，邮政电讯部门与国民教育部门才投票决定结束罢工。【111】到6月6日，在两大工会联合会的支持下，巴黎地区的邮政电讯部门已普遍复工。【112】警方在没有发生显著暴力事件的情况下终结了对某些分局的占领。6月7日至8日，邮政电讯部门的流动人员中爆发了围绕工作安排的零星罢工，但当管理层恢复其雇佣私营职业介绍所提供的临时工作为罢工破坏者的做法时，这些罢工迅速终止了。

政府的罢工破坏行动强化了雇主的谈判立场。常被视为法国重工业代表的冶金与采矿工业联合会，要求撤除纠察线并恢复工作，然后才重启谈判。【113】6月7日，法国总工会谴责“冶金、建筑和化工行业大老板代表们的毫不妥协”。【114】不仅温和的工人力量总工会，甚至警方分析人士基本上也同意这一评估，并认为冶金行业雇主们的立场是“僵硬的”。【115】在冶金行业，首批复工的罢工者主要是小型企业(雇佣20至300名工人)的工人，其工会代表已签署了与格勒内勒解决方案非常接近的协议。这些协议是在六月的第一周达成的，通常是在4日星期二至7日星期五之间。【116】冶金行业及其他行业，尤其是私营部门中的小企业复工相对迅速，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它们参与罢工的程度远低于大型企业。【117】在大型冶金企业(超过2000名工人)中，78%的工人受到罢工影响;在中型企业(300至2000名工人)中，这一比例为76%;而在小型企业(少于200名工人)中，仅33%受到影响。此外，随着企业规模的缩小，罢工的强度也随之减弱。在大企业中，每位罢工者平均损失175个工时(约4个工作周);在中型企业中，每位罢工者平均损失117个工时(超过2.5周);而在小型企业中，仅损失27个工时。巴黎东郊的一个雇主组织——其成员主要是中小型企业的老板——报告称，其成员企业中仅有17%参与了罢工。【118】一位左翼天主教活动家总结道：“恐惧尤其影响着小型企业，因为它们组织涣散、工资低廉，且雇用了大量女性。”【119】一家小型冶金厂(50名工人)的一名激进分子注意到，尽管大多数工人年龄在35岁以下，但组织其工友相当困难。他的工友们不愿缴纳工会会费，并对工会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120】当小企业真的罢工时，往往是由周边大型工厂的激进分子推动的。【121】

6月4日星期二，公共交通工人在是否继续罢工的问题上分歧严重。【122】那天，公共交通(包括出租车)的停运，以及长周末返回的大量私家车，“使巴黎地区的活动陷入瘫痪”，并引发了巴黎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交通堵塞。【123】警方断言，“在巴黎的某些火车站，罢工者的纠察线阻止了想要复工的铁路工人进入。”【124】在圣拉扎尔火车站，手持棍棒和强力水枪的罢工者震慑了潜在的工贼;然而，在勒布尔热机场，复工已经开始。【125】到6月7日星期五，公共服务与交通工人的谈判基本结束，法国总工会正向其在地铁和国家铁路公司的成员施压要求复工。大多数火车与巴黎大众运输公司的线路开始运行。【126】巴士与地铁开始正常运营，尽管警方认为发生了若干侵犯工作权利的事件。【127】警员驱散并逮捕了据称正阻塞蒙日地铁站入口的学生，而在6月7日的圣拉扎尔火车站，法国总工会成员抵制了左翼激进分子要求继续罢工的诉求。【128】报纸——日常生活的另一要素——也开始重返报亭。【129】发行商与报贩的罢工同样接近尾声，尽管警方声称他们在六月中旬会以暴力方式重新发起停工。【130】当时，发行商与报亭商要求20%至25%的折扣，但大多数出版物拒绝了。【131】警方指控发行商侵犯工作权利、恐吓罢工破坏者，并袭击和摧毁运载日报的卡车。【132】与法国广播电视局及巴黎内河航运一样，发行商的罢工直到月底才结束。【133】复工在若干重要部门进展缓慢，这表明戴高乐的训诫并未吓倒所有罢工者。

托儿所、大多数小学以及部分中学于6月7日国民教育联合会解除罢工令后重新开放。【134】相比之下，公立高级中学(lycées)仍被占领。在伊西莱穆利诺的米什莱高级中学，家长们抗议占领行为，该校校长找到了一个所罗门式的解决方案。【135】他将校舍一分为二，一部分给罢工者，另一部分用于上课。其他校长在平息抗议方面同样机智，但未必总能避免罢课学生与非罢课学生之间的混战。【136】到6月13日，大多数巴黎的高级中学已恢复授课，即便它们仍面临高缺勤率。【137】在六月的第二周，官员们估计仅有50%的学生在高级中学上课。【138】家长们继续向子女和当局施压，要求所有高级中学重新开放。【139】可能失去一学年学分的风险令许多家长感到恐慌。到6月21日，许多高级中学已开始举行考试，尽管据警方称，高中行动委员会(CAL)仍在“相当多的高级中学里扰乱日常生活”。【140】高中行动委员会通常由毛主义者或托洛茨基主义者控制，这些政治小团体普遍是在1968年1月发起该委员会的。高中行动委员会主张抵制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并终止选拔制度，从而赢得了一些进步的天主教神父的支持。【141】6月14日，图尔戈高级中学的2000名学生中有500人占领了学校;到6月19日，又有五所学校陷入瘫痪。【142】警方声称，携带枪支和催泪瓦斯的极右翼分子冲击了郊区被占领的高级中学。【143】亨利四世中学的学生则建立了夜间纠察线，以防右翼袭击。【144】在第十区的科尔贝高级中学被占领期间，据报发生了两起火灾——其中一起造成了严重破坏。当局断定，这两起火灾“不幸均为蓄意行为”，是纵火者为阻止考试而采取的激烈手段。【145】尽管大多数占领者仍停留在传统社会规范之内，但五月的事件确实容许一些心怀不满者展现出对体制与日常惯例的憎恶。高级中学的罢工是最后结束的罢工之一。警方声明，6月26日，高中行动委员会成员“自发地”撤离了亨利四世中学。【146】五月抗议给高级中学带来的变化或许是最为实质性的，而那种认为五月事件放松了高中学生道德风尚的看法至今仍很普遍。大学生的自由渗透进了高中乃至更低年级。六月中旬，近五十名十二至十四岁的初中男生，抗议他们学校内部严格的纪律。【147】

6月10日星期一，中等规模企业的问题继续得到解决，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工作周(6月10日星期一至6月15日星期五)，在此期间，巴黎主要百货公司及十余家雇佣超过一千名工人的巴黎冶金企业的罢工者纷纷复工。【148】这些解决方案对仍在罢工的工人，尤其是参与占领行动的激进分子构成了压力。尽管激进分子占领了许多工厂——例如，在伊西莱穆利诺的39家罢工企业中占了31家，在布洛涅-比扬古的40家罢工企业中占了20家——但这些占领行动揭示出，基层工人参与其中的意愿微乎其微。与法国学生联合会激进分子的断言相反，许多形式的工人斗争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彻底变革”。【149】即使是立场坚定的工人，对运动夺取政权的能力也持怀疑态度。【150】总体而言，实际参与占领行动的工人数量在劳动力总数中占比极小。在作为占领浪潮先驱的南方飞机公司，绝大多数工人不愿参与静坐罢工，而是希望独处或与家人共度时光。8000名工人中仅有3195人投了票，其中只有1699人希望占领工厂。【151】在克莱翁的雷诺工厂，5000名工人中仅有数百人是占领者。【152】在弗兰，10000名工人中大约有250人是占领者。在布洛涅-比扬古旗舰工厂的30000名工人中，仅有数百人留在厂内。在雪铁龙公司，罢工会议与占领行动都揭示了基层工人的消极被动，他们乐于让那些发起罢工的工会激进分子待在厂区里。【153】在第十五区的雪铁龙分厂，20000多名工人中在场者通常不超过100名占领者。左翼人士指责雪铁龙罢工委员会更关心组织乒乓球比赛和牌局，而非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在汽油变得容易获取的圣灵降临节长周末(6月1日至3日)期间，厂内仅剩十二人。这些占领行动是自1936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浪潮，但占领者人数之少表明，参与其中的激进分子比例极低。与1936年大批工人留在厂内以防失业的工贼进入不同，在1968年，对破坏罢工行为的恐惧相对较弱，工人感到参与静坐罢工的必要性也较小。

通常情况下，是发起罢工的同一批人——即亲近法国总工会的、年长的法国男性工人——主导了占领行动。在某些白领公司，他们强行排斥了非工会工人。【154】在巴黎郊区一家重要的电子企业热蒙-施耐德，法国总工会的激进分子主导了占领行动，并将反法国总工会及态度漠然的工人拒之门外。在弗兰，通常是资深的工人负责把守纠察线。【155】有时——尤其是在一家被占领的大型白领公司——年长的激进分子身边会有年轻的左翼激进分子(gauchistes)加入。左翼分子的存在并未改变罢工委员会只关注本团体利益的关切，这些委员会不愿与学生甚至其他被占领企业建立联系。警方解释说，法国共产党确信局势并非革命性的，因此坚持要求罢工者在工厂大门处不仅要悬挂红旗，也要悬挂三色旗。【156】外国人在其中通常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这或许是因为法国工薪阶层在许多情况下将他们视为罢工破坏者或对工会事务漠不关心。【157】然而，某些国籍的工人更愿意参与其中。例如，在雪铁龙-勒瓦卢瓦工厂，西班牙工人在停工期间表现活跃;而北非工人则基本消极。【158】

起初，出于“道德原因”，女性被排除在某些静坐罢工之外，但在其他情况下，她们扮演了重要角色。【159】占领行动揭示了性别分工。克雷马口香糖工厂的400名女工人数超过200名男工，但男性对罢工的主导引发了女性的不满。【160】在蒙鲁日的计量器公司一家分厂，女性确实参与了占领行动，但仅限于其传统角色：清洁工与厨师。男性不愿让她们在工厂过夜，“以免老板们在道德问题上做文章”。【161】女性驳斥了这一论点，到占领行动的第三晚，她们的人数已几乎与男性持平。通常，绝大多数工人——无论男女、不分国籍——都宁愿远离厂区。

大量工人对工作场所的选举程序缺乏投入，罢工投票的参与率从40%到75%不等。【162】六月上旬，一些最重要的巴黎企业——奥的斯电梯、南方飞机公司、北方飞机公司、汤姆逊-休斯顿、罗讷-普朗克——的工会与非工会罢工者在一本小册子中对罢工者的消极被动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为了赢得胜利，必须有更多的工人参与进来。尽管罢工迫使每个人都做出物质牺牲，但许多同志依赖于少数人，并未积极参与。这使得政府能够利用部分人的疲惫和另一些人的信息闭塞来分裂工人……对于这些分裂手段，唯一的回应是：所有远离被占领工厂的工人，都应大规模地参与进来。”【163】为了鼓励那些不投入或态度冷漠的工人加入运动，小册子的作者们建议采用罗讷-普朗克(维特里)工厂的罢工组织模式，该厂由基层罢工者选举产生、且易于罢免的罢工委员会。激进分子认为该厂的占领行动尤为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在3500名工人中，有1500人(占43%)积极投身其中。【164】

即便在这个参与度相对较高的例子里，仍有约57%的人员回避了积极行动。一个跨工会委员会、若干行动委员会以及楠泰尔的学生们曾提出更具创新性与参与性的罢工形式，但这些建议未能引起工薪阶层的兴趣。这些委员会建议工人进行“免费罢工”，以争取舆论支持，并将公众的怒火引向政府。例如，垃圾清运工应收运堆积的垃圾，公共交通工人应允许免费乘车，邮政电讯部门员工应允许免费邮寄与通话。【165】然而，环卫、交通与邮政工人令激进分子失望，他们仅提出了传统的、关乎切身利益的诉求。三月二十二日运动认为，占领行动表达了“工人阶级无意识中想要接管生产资料的渴望”，这纯属一厢情愿。【166】三月二十二日运动关于在警方突袭时破坏生产资料的诉求，通常无人理会。【167】罢工工人极少损坏财产，即使他们有所行动，其目标——电话线、车辆等——也是精确且有限的。

观察某罢工工厂集会的学者们注意到，主导讨论的几乎总是管理人员与监督人员，而非工人。【168】尽管在某些大型工厂，干部群体参与工会与罢工事务的程度显著上升，但积极投身其中的干部在其职业类别中从未接近形成多数。工会激进分子之所以选择占领策略，或许是因为这能让他们中和掉大部分基层工人的敌意，或者更常见的是，漠不关心。大多数工薪者是个人主义的，依照自身需求与愿望行事，而非依照某个集体的需求。【169】劳工史学家及其他分析者通常过分强调工人集体投入与社交性的程度，却牺牲了对他们个人主义与原子化倾向的考察。【170】

对许多左翼激进分子而言，位于布雷斯特的无线电报总公司工厂，成了一个神话般的“积极罢工”典范，罢工期间，工人们生产了诸如步话机之类对事业有用的物品。【171】然而，绝大多数置身事外的罢工者却走上了另一条路。他们并未服务公众，而是利用罢工带来的空闲时间去追求个人或家庭兴趣。丈夫们有时会逃离工厂与家庭那令人压抑的社交性，躲进他们车间的庇护所，或是他们花园的宁静中。【172】其他工薪者则从事兼职工作。在大多数被占领工厂中，参与度的低下预示了罢工后的氛围：绝大多数工人更关心如何在消费社会中生存或出人头地，而非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国家或雇主。三月二十二日运动不得不承认，它缺乏足够数量愿意在其工人管控计划中合作的工人。【173】倡导革命性的工人-学生行动委员会的人们承认，法国总工会对罢工的控制，是“工人中普遍存在的资本主义意识”所致。【174】为工厂占领者表演的艺人们，是少数进行了“积极罢工”的群体之一。一位葡萄牙艺人告诫他的观众，在一个潜在革命性的局势中，不应仅局限于争取面包与黄油式的诉求。【175】蓝领占领者们完全乐于充当被动的观众，而在其位于圣克卢的工厂，航空先驱马塞尔·达索甚至允许静坐罢工者收看电视。【176】

一些工薪者变得积极参与，是出于即时的实用原因，而非工会或政治承诺。在许多工厂，罢工委员会负责分发工资。在另一些工厂，激进分子则负责定量配给汽油——在五月下半月，这是种稀缺商品。汽油供应不足在不少工厂引发了“一阵抢购潮，需求极大”。【177】一位活动分子评论道：“我们从未占领工厂，而是利用它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需要什么，就拿来用，不管管理层同不同意……汽油变得稀缺……为了搞到油，你必须跟法国总工会有关系。汽油滋生了嫉妒，也要求有纪律。”【178】在达索圣克卢工厂，这种珍贵液体的短缺引发了“嫉妒，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滥用”。【179】在同一家航空工厂，燃料仅预留给占领工厂者的规定，使得寻找志愿者变得更容易了。有些占领者仅在厂里待了一晚，就利用这短暂的出现为周末出游加满了油箱。作为回应，严格的规则与配额被建立起来。在雷诺工厂——这个据称是法国总工会的堡垒，有20%的工人加入了工会——一名法国总工会成员因无法给他提供汽油而退出了联合会。【180】罢工者们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了三月二十二日运动那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建议，即建立工人与农民生产者之间的直接联系。【181】激进分子们认识到，当他们提议与农民建立直接的食物分配网络时，罢工委员会之所以被吸引，仅仅是因为食物的低成本，而非将其视作迈向社会主义工人自治的一步。

鉴于消费的欲望与需求，要求复工的压力持续增加，许多工薪者在五月之前已负债累累。他们的大众消费，是促成1960年代信贷购物增长四倍的推手。【182】例如，在巴黎郊区一座大型公寓楼群中，44%的居民以信贷方式添置了家具。【183】他们那些小资产阶级邻居们，对工人这种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颇有微词。农村出身的工薪者似乎尤其易受信贷诱惑。他们那种“只顾眼前享受”的做派，往往是滑向财务深渊的第一步。【184】到1968年，分期付款计划已覆盖了几乎所有耐用品的购买。在雷诺工厂，年轻工人常常拖欠债务，而许多年长工人则背负着房贷与车贷。事实上，大型汽车企业通过提供可观的折扣，鼓励其员工以信贷方式购车。汽车工人们有机会通过向亲友转售折扣车，成为半个创业者。其他工薪者仅需支付15%的首付即可购得一辆车。这些宽松的政策终结了二十世纪早期的“强制性禁欲主义”，为劳动阶级开启了商品的新世界。【185】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萧条期被隐藏、在斯巴达式的战后时期被延迟的获取性个人主义，到1960年代已显露无遗。1954年仅有五分之一的工人拥有自己的住房，而到1968年，这一比例升至三分之一。美国住宅开发商威廉·莱维特的妙语——“没有哪个拥有房子和地产的人会去当共产党。他要做的事太多了。”——在法国语境下同样适用，尤其是当“共产党”一词的“共”字被小写时。【186】1959年，熟练工人家庭中拥有汽车的比例为23%，1963年为40%，到1972年则达到75%。非熟练工人的汽车拥有率也经历了类似、尽管幅度稍小的增长。对于这个在第五共和国之前主要个人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的阶级而言，私家车的普及是一项重大变化。【187】难怪许多工薪者会对学生在拉丁区毁坏汽车的行为产生敌意。

除了机动车，到1968年，工人阶级家庭中普遍拥有各式各样的其他商品。与德国、意大利及其他西欧国家的工薪者一样，法国工薪者也已成为耐用消费品的关键市场。【188】1959年，仅有22%的熟练工人家庭拥有冰箱;1963年，这一比例为50%;到1972年，则达到91%。【189】非熟练工人家庭的冰箱拥有率，从1959年的11%跃升至1972年的83%。洗衣机的拥有率增长情况类似——到1972年，74%的熟练工人家庭与66%的非熟练工人家庭拥有洗衣机，较1959年增长逾三倍。然而，电视机无疑是第五共和国时期增长最为迅猛的商品。1959年，熟练工人家庭中拥有电视机的比例为12%;1963年为35%;1972年为85%。非熟练工人家庭的电视机拥有率增幅更为惊人，从1959年的7%增至1972年的77%。1968年，2500万常规电视观众超过了2200万常规读者。例如，在雷诺-克莱翁工厂，5000名工薪者中仅有350人经常使用企业委员会的图书馆。【190】收入越低，看电视的时间就越长。

这些数字表明了1955年后的重要变化。在那一年，40%的非熟练工人与28%的熟练工人宣称他们“不想”购买洗衣机;45%的非熟练工人与35%的熟练工人“不想要”冰箱;34%的非熟练工人与24%的熟练工人不想要汽车;44%的非熟练工人与37%的熟练工人对购买电视机不感兴趣。【191】因此，消费行为需要被教导，工人必须学会欣赏新商品的好处。到1968年，在广告的助力下，大多数工人已接受了良好的教导。第五共和国之所以特殊，在于它促进了繁荣与财富的急剧增长。然而必须牢记，这并未构成二十世纪法国历史的断裂。第三共和国(1870–1940)与第四共和国(1945–1958)时期，法国同样创造了日益丰富的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众消费与宽松信贷的迅速崛起，无疑促成了“传统”工人阶级社区的衰落。【192】消费的增长并未促进社群意识，反而助长了利己主义。【193】经济增长鼓励了一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即已存在的个人主义。

随着消费者债务的累积，达成解决方案的压力随之增大。学生们了解到，债务令工人们忧心忡忡。罢工者感激桑西耶学生的帮助，但却告诉他们，“罢工结束了。我们回去工作，为了钱，跟别处一样。”【194】停工使得消费欲望无法满足，从而加剧了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罢工五周，给皮埃尔和妮可这对夫妻造成了情感压力。他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他是工会代表，一个总是活跃在工作场所的、忠诚的激进分子。她则困在住宅区里，应对着个人问题、未付的房租以及需要喂养的孩子。她感到被遗弃了。突然间，他们的关系恶化了。”【195】一些工会成员变得厌恶女性。【196】据一位参与东北工业区罢工的人士称：“我们男人没受多少苦。我们占领工厂，打牌。日子并不难过。麻烦是从我们回到家，妻子告诉我们钱花光了、孩子们饿了的时候开始的。”【197】

在罢工浪潮期间，妻子们发现自己背负着更多的社会与家庭责任。【198】当观察者讨论“公众舆论”对罢工的态度转变时，他们通常指的是女性的意见。学校停课加重了她们的育儿负担。【199】预料之外的停工、燃料短缺、现金无法取出以及物资抢购，都使购物变得复杂。许多工人之所以未停止工作，是因为“家里的女人对罢工持反对态度”。【200】激进分子们报告了离婚案例。众多妻子反对停工，因为罢工破坏了家庭预算，或者，在收入较高的家庭中，毁掉了度假计划。弗兰工厂一名有激进倾向的工人向一位罢工同情者解释说，他的妻子不愿看到他卷入这场运动。随着罢工持续，或许比男性更甚的是，女性担忧运动的政治化，即运动的物质诉求会屈从于左翼政党与工会的政治目标。然而，在停工期间，她们务实的一面使其欢迎左翼市政当局提供的餐食。她们也感激工人阶级郊区神父们的帮助，这些神父“每天都去一些（罢工者）家庭探访”。【201】

罢工的电力工人通过间歇性断电来彰显其谈判筹码，这扰乱了民众的日常生活。【202】邮政电讯部门的罢工则中断了惯常的通讯手段。常规的电视与广播节目被取消。工人及其家庭并非总是以阶级团结来回应他们喜爱的节目被中断，有时反倒流露出个人主义式的不满。在立法选举竞选期间，候选人们意识到，那些坚决的法国广播电视局罢工者正与公众产生疏远。在六月上半月，对仍在罢工的工薪者，舆论的同情普遍大不如前。根据一份每日警方公告，“法国总工会深知这一点，其态度已有所缓和。”【203】

法国广播电视局及其他行业罢工的持续，不仅考验了男女之间的团结，也考验了青年与年长工人之间的团结。养家糊口的年长者似乎比年轻工薪者更急于结束罢工。【204】正是在罢工的尾声——而非如许多人所假定的在罢工之初——工作场所的代际差距才变得具有相关性。到六月中旬，法国共产党已认识到法国广播电视局罢工不得人心，并向其人员施压以尽快结束罢工。【205】诸如《费加罗报》等曾批评政府管理官方新闻媒体方式的报纸，如今也敦促法国广播电视局的罢工者复工。有人声称，一个玩弄权术的政府并不希望罢工结束，以便提醒选民记住这场运动的混乱无序。【206】与之相对，警方则认为，是罢工者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少数派”阻碍了成功的谈判。【207】

所有谈判方都清楚工人情绪的分化与变化。或许是忆及1947年总罢工的惨淡结局，法国总工会避免了组建全国性罢工委员会。联合会建议按行业与职业分支进行谈判，但在冶金业，当全国性与区域性谈判均破裂后，讨论迅速回落至单个企业层面。工会试图争取更多让步，而雇主们则希望尽可能严格遵循格勒内勒协议。【208】在那些工人拒绝最初协议的企业，每个企业的工会代表团直接与管理层谈判，并通过争取扩展格勒内勒协议的成果来吸引负债者与养家糊口者。最大型企业中罢工持续时间的延长，或许可以归因于工会——尤其是法国总工会——的力量。该联合会虽反对革命的“冒险主义”，却设立了纠察线，从而阻止了罢工破坏者复工。【209】在不少案例中，工会激进分子侵犯了进入工作场所的工贼的工作权利。雇主们在六月上旬引述了四起此类侵权事件，保守派报纸也报道了其他案例。

这些违法行为包括发生在弗兰的雷诺工厂的事件，该厂雇有10000名工人。【210】弗兰因管理骨干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而声名狼藉，工人认为其监督人员过分专横。【211】就管理骨干而言，某些企业的干部抱怨罢工者采用强制手段迫使工薪者停止工作。【212】法国总工会及其他工会通常倾向于举办公开投票(举手或放下手)来决定罢工行动。雇主们认为，公开举手表决会恐吓投票者，因而主张采用能促进复工的无记名投票。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与工业家们立场一致。内政部在罢工之初便主张，“众多工人对未被征询意见就停工感到遗憾”，并鼓励省长们采用无记名投票。【213】蓬皮杜的一位发言人宣称，“每当举行无记名投票，工人几乎总是决定复工。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必须保护工作权利，以履行其对工人的职责。”【214】事实上，政府的亲雇主立场如此鲜明，以至于其在巴黎地区的劳动监察员提出了异议。【215】他们担心，如果协助管理层组织旨在结束停工的投票，自己作为工会与雇主之间调解人的角色将受到损害。因此，他们拒绝监督或认证选举。监察员认为，他们的职责是鼓励劳资对话，而非推动当局所倡导的复工运动。除小型企业外，无记名投票颇为罕见。【216】据警方称，“激进少数派”在雷诺、雪铁龙、SKF及塞纳河畔伊夫里的肖万公司等主要企业中反对无记名投票。【217】“在巴黎地区，为确保罢工者尊重工作权利，警方数次介入。”例如，在蒙特勒伊的格朗丹工厂——其劳动力中有大量年轻女性——警方应管理层请求，制止了厂门外一场支持罢工的示威活动。【218】他们拘留了三名“年轻女孩”与一名年轻男子。

政府无视其劳动监察部门的抗议，派遣警方在弗兰进行了引人注目且血腥的干预。【219】如同1947年社会党人朱尔·莫克出动新重组的共和国保安队一样，国家意在展示其有能力驯服工人的抵抗。【220】弗兰被选中采取特殊措施，其中有若干原因。其管理层渴望复工;它地处塞纳河平原，地理位置便于警方机动且易于包围;而厂内众多外籍工人因担心失去工作许可而更易被控制。弗兰工厂是汽车行业的关键部分，也是雷诺集团——法国最大、最现代化的国有化企业之一——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此处的镇压，将促使雷诺其他分支的罢工者重新考量其战斗性。警方担心，若警方袭击位于布洛涅-比扬古的工厂，雷诺的占领者可能会炸毁塞甘岛上的桥梁。【221】

6月4日，弗兰雷诺工厂的管理层试图组织一次关于复工的投票。【222】劳动监察部门认为，鉴于厂内高度紧张的氛围以及成功前景的不确定性，此举尤为不明智。【223】监察员批评伊夫林省省长向他们施压，要求组织投票并强制执行工作权利。随后，罢工纠察队“破坏”了选举，他们声称选举遭到了管理层的操纵。管理层反驳了这一指控，并指出80%的人员出席了投票。【224】6月6日凌晨，1000名共和国保安队队员(据三月二十二日运动称，有4000人)抵达，以保护工作权利并强行终结占领。警方声称，他们在凌晨三点“未遇抵抗”地清空了工厂。【225】当天上午晚些时候，仅有750人复工——其中400人是监督管理人员。罢工者则通过设立纠察线阻止工人进入厂区，以报复警方的增援。三月二十二日运动认为，数千名共和国保安队的到场旨在粉碎“最具阶级觉悟的工人”。【226】法国总工会要求“警队立即撤离弗兰”。【227】

受困的弗兰立刻得到了投身于阶级斗争的学生们的援助。据作者尼古拉·杜博斯特称，“弗兰成了反威权造反的堡垒……他们(左翼激进分子)奔赴弗兰，如同他人前往卢尔德，为的是见证奇迹。”【228】前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成了“为争取人民权力而斗争委员会”与“常设动员委员会”的集会地，这两个委员会与行动委员会及三月二十二日运动联系密切。【229】常设动员委员会鼓励活动分子投身弗兰的战斗，并敦促学生们扮演革命者的角色，其目标是捍卫“群众运动”。【230】对许多年轻激进分子而言，弗兰代表了与工人联合的斗争的顶峰。艺术系学生们在街头展示两个嘲弄共和国总统与共和国保安队员的木偶，并从欣赏表演的行人那里为弗兰罢工者募捐。【231】五百名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的工人——刚从他们工会在冶金与采矿工业联合会总部(瓦格拉姆大街)的抗议活动中归来——加入了年轻的革命者行列。据警方称，他们试图从圣拉扎尔火车站乘火车前往弗兰，但站内的铁路工人——或许受了法国总工会与法国共产党反对“煽动者”宣传的影响——拒绝合作。巴黎大众运输公司的雇员拒绝了法国学生联合会领袖的请求，后者希望交通工人用巴士将他们送往罢工的大型工厂。【232】沮丧却机智的学生们在圣拉扎尔站附近强行征用了两辆巴黎大众运输公司的巴士。【233】警方在几个街区外拦截了其中一辆，但另一辆抵达了位于布洛涅-比扬古的雷诺工厂。此时，数百名抗议者试图换乘其他巴士前往弗兰，但被警方拦下。警方线人记下了在美术学院聚集的车辆牌照，以便在其驶往工厂途中实施逮捕。【234】在6月6日至7日夜间，前往弗兰途中的圣克卢桥上，治安部队逮捕了310人。【235】其中233人为男性，77人(占25%)为女性，这是历次重大事件中女性参与比例最高的之一，通常这一比例约为10%。【236】仅有20人(占6%)是外国人。大多数被捕者，即167人(占54%)，是学生。在接受讯问者中，极少有人(26人，占8%)此前曾与警方有过冲突;被捕时持有任何武器——包括棍棒或木棍——者则更少(15人)。次日，芒特拉若利专区区长建议警方对所有从巴黎地区运送年轻人前往弗兰的车辆进行检查。【237】治安部队担心青年突击队可能会袭击弗兰发电站。【238】与此同时，一些身份不明的团体——被怀疑是公民行动委员会成员、退伍军人、法西斯分子或反动势力的“神圣同盟”——在巴黎街头袭击了左翼分子。【239】

6月7日星期五，官方估计有四千至五千人——包括阿兰·热斯马尔及众多三月二十二日运动成员——参加了在弗兰的示威活动。【240】一千名示威者试图阻止非罢工者进入工厂。数百名年轻的罢工者——在社会党与共产党市镇的支持下——开始骚扰并攻击警方。【241】正如拉丁区居民对警方入侵其街区所作出的反应，大量治安部队在弗兰的出现激起了许多当地人的敌意。【242】街头混战随之爆发，如今在该地区大规模巡逻的警方拘留了三百多名示威者与围观者。当《快报》知名记者兼默朗市市长、著名政治人物布丽吉特·格罗试图调解时，她被扔进警车，关押了近一个小时。一位共和国保安队上尉向其手下训诫道：“当暴力恰如其分时，它是极有效的。它能震慑，也能解除武装。”【243】对抗在周末持续。罢工者及其数百名学生支持者的战术激怒了共和国保安队，后者逮捕了数十人。郊区游击队员们躲在火车车厢后，投掷从轨道上捡来的石块，并点燃干草“用烟熏跑警察”。【244】警方若发现挂有巴黎牌照且无人看管的空车，便会刺破其轮胎。直升飞机与轻型飞机对示威者进行侦察，示威者有时藏身于奥贝让维尔与伊丽莎白维尔附近的树林中。【245】周日晚间的记者招待会上，蓬皮杜为这项逐渐被称为“弗兰行动”的举措辩护，称其对于保障工作权利是必要的。【246】总理补充道，“此刻，‘去工作’必须成为法国的口号。”

6月10日星期一，官员们报告称，在一班次1300人中仅有500人遵循了蓬皮杜的指令返回工作岗位。【247】随着警方在弗兰街头与工人及学生交战，小规模冲突仍在持续。一位三月二十二日运动成员描述了当时的局势：“我们见识到了什么叫军队。有一万人……一条铁路线和数条公路都受到军事保护。每隔十米就有一个持机关枪的家伙，吉普车到处都是。那就像一个设防的营地。我从没去过奠边府，但这让我有点想起那里。”【248】治安部队对学生展开了密集搜捕，街上所有年轻人都面临被殴打或逮捕的危险。【249】他们拘留了457人，其中72%是学生。【250】近13%的人此前曾与警方有过冲突。弗兰的暴力事件中学生的参与度高于以往的重大行动日。因此，当本该吸引工人前来展现与弗兰同志团结一致的时刻，运动却回归了其学生根基。相反，发生了反向渗透：郊区的年轻工人被吸引到拉丁区，而学生则被吸引到工业郊区。年轻人成为打击目标，这表明在罢工浪潮的尾声，青年抵抗的杠杆作用日益增强。对抗在6月10日以十七岁的吉勒·托坦的溺亡达到顶峰，他是一名毛主义组织成员。值得注意的是，托坦是一名高中学生。由于担心引起负面公众反应，警方在五月期间曾奉命对高中学生谨慎处理，但六月似乎带来了新的氛围，高中学生开始遭到与大学生和工人同样无情的对待。或许，线人关于行动委员会与索邦占领者已经或将获得步枪和机关枪的报告，使得治安部队变得不那么宽仁了。【251】

托坦之死对工厂本身影响甚微。绝大多数监督管理人员无视了这位年轻毛主义者的死亡，照常上班。蓝领工人则继续罢工，并于上午晚些时候占领了工厂。【252】随后，管理层与工会达成的一项协议使工厂得以清空，该协议完全无视了毛主义者要求进行新一轮占领的诉求。【253】警方断言，罢工以平静而常规的方式继续进行。【254】6月17日，举行了一次无记名投票，结果4811票赞成复工，3456票反对。【255】到6月20日，弗兰工厂似乎在外国罢工破坏者的帮助下已恢复运转。【256】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试图发起一场新的运动，“以抗议两名在罢工期间因其行为被管理层厌恶的工人遭到解雇”，但警方断言，其新设立的纠察线并未能阻止复工。【257】

在托坦溺亡的同一天，共和国保安队在索肖的标致大型工厂射杀了一名二十四岁的罢工者，并致另一名工人重伤。据警方称，六月初，多数工人曾投票决定复工，但“少数派将自己封锁在工厂内，并用焊接封死了入口大门。他们辩称，鉴于大量罢工者未参与投票，该投票结果不具代表性。”【258】当局再次表现出对强制执行劳动“自由”的特别焦虑。【259】治安部队对第一起索肖死亡事件提供了几份简洁的陈述：

“警员们清除了封锁入口大门的罢工纠察队。今晨，一些抗拒分子引发了小规模冲突与对抗，期间一名工人身亡。”【260】

“凌晨2点45分至6点之间，警方驱散了守卫入口的纠察线。此次行动的特点是罢工者与警方之间的战斗。一名警员受轻伤。今晨，厂内仍有两座街垒。三千名技术员、行政人员与监督人员已复工，但工人尚未复工。上午9点50分，局势恶化为街垒战，导致多人受伤。一名工人死亡。”【261】

死亡事件激怒了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他们用石块砸毁了充当警方总部的豪华标致酒店，并将其洗劫一空。【262】6月12日，共有136人受伤，其中示威者101人，警员35人。十八名抗议者住院，两名警员伤势严重。“此外，我们(国家警察)对又一桩(一名工人的)意外死亡表示遗憾。”【263】工会试图——显然成功地——重新控制其队伍，但索肖的罢工甚至在除弗兰以外的雷诺工厂都已复工后，仍在持续。【264】工人与学生死亡事件发生在罢工的汽车工厂，这再次凸显了汽车在整个事件中现实与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毁坏汽车标志着巴黎学生造反的开端，并象征着对消费社会的攻击;汽车生产的停摆引发了巴黎地区的罢工;而五月底六月初汽油供应的恢复，则开启了回归常态的进程。最后，汽车工人及其最热忱的学生支持者之死，表明了政府让工薪者复工的决心。国家希望展示其已控制了街道并驯服了工厂，而其激进对手则为维持汽车行业的罢工浪潮做出了最后一搏。

声称代表工人阶级的组织对死亡事件的反应相对平静。法国总工会担心在竞选期间大规模示威会对公众舆论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仅号召进行短暂且基本是象征性的停工。【265】弗兰与索肖死亡事件后，法国总工会的温和态度给当局留下了良好印象。【266】警方注意到，即使是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如今也愿意“扮演一个缓和角色”，且不再试图比其更大的对手表现得更为激进。【267】工人力量总工会与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则一如往常，相当温和。为抗议共和国保安队的镇压以及政府“企图强加军事独裁”，两大工会(法国总工会与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决定于6月12日星期三举行一小时罢工。警方对联合会的回应表示赞赏，认为其“平静且意在约束基层的反应”。或许基层工人感受到了领导层的冷淡。无论如何，罢工号召似乎并未得到广泛响应。【268】几乎所有人，包括一些左翼激进分子，如今都认识到暴力已与公众舆论深深疏远了。法国总工会未做任何努力去重建那个在5月13日后曾推动罢工浪潮的反镇压联盟。工会所表现出的克制程度，与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末期夏罗讷惨案后它所组织的大规模抗议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1968年的死亡与镇压事件仍引发了工人与学生的愤怒及暴力行为。法国学生联合会、高中行动委员会、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三月二十二日运动以及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于6月11日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警方证实，“学生组织，尤其是法国学生联合会，大肆利用吉勒·托坦之死来重新煽动暴力示威。”【269】

警方估计，6月10日晚，有数千人在圣米歇尔大道上抗议托坦之死。【270】当夜及次夜(6月11日至12日)，警方与年轻示威者发生冲突，这些示威者似乎主要是工人，而非学生。【271】托坦与索肖工人(亨利·布朗谢与皮埃尔·贝洛)之死，标志着警方战术的改变。六月中旬以前，治安部队会确保部署足够人力以控制经批准的示威并驱散未经批准的游行。如今，他们力图通过大规模占领街道来阻止任何形式的集会。【272】为试图避免“镇压-抗议的恶性循环”，他们采取了等待策略，然后猛烈介入，以攻击并驱散最坚定的示威者。【273】

拉丁区最后一个街垒之夜始于6月11日。与1848年的前辈们不同，1968年的巴黎起义者从未能在右岸建立起稳固的存在。【274】郊区也未能如1990年代那样燃起火焰。好斗的青年——其人数或许有3500人——并不满足于高喊诸如“不要葬礼，要革命”和“打倒警察国家”之类的口号。警方承认，抗议者投掷了大量莫洛托夫鸡尾酒及其他各类投掷物，同时至少构筑了九座街垒。【275】当局指出，其中一座潜在危险性最大的街垒建立在曼恩-沃日拉尔十字路口。【276】那里的抗议者由携带步话机的头目指挥，等待宪兵的到来，并通过点燃数百升汽油与燃料油，使警方的推土机失去效力。【277】“燃料(carburant)漫流整条街道，并在流入下水道时持续燃烧。”【278】街头斗士们用弹弓骚扰警方，而警员们——仍受命不得使用火器——则以投掷石块作为报复。【279】警员们叙述道，斗士们试图阻止消防车灭火，并担心附近一座加油站会爆炸。这一场景令第十四区的居民深感不安，他们转而协助治安部队。警方报告称，“有史以来第一次”，拉丁区的旁观者批评学生并支持警方。【280】一名警官写道，在相邻的第十五区，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总部遭到洗劫并被焚烧：“一场由文件、家具等物助燃的大火在路中央熊熊燃烧。”【281】纵火者险些酿成一场可燃物灾难，但消防员有效干预。最后一个街垒之夜的纵火行为，既是对公共安全的挑战，也是对财产权的藐视。【282】

抗议者损坏了75辆汽车，洗劫了10辆警车，并袭击了5个警察分局，其中2个被付之一炬。与往常一样，主要目标似乎是位于战略要地的第五区警察分局，数百人冲击该分局，砸碎其窗户，打伤五名警员，并烧毁了停放在门前的近十二辆公务车辆。【283】警方发现，要清除索邦大学附近圣雅克街上的一座街垒“极其困难”。消防员警告治安部队不要投掷催泪瓦斯弹，以免在大学内引发火灾。一辆推土机迎着示威者投来的无数莫洛托夫鸡尾酒大胆前进，最终于6月11日早晨7点将街垒夷平。令人联想起公社末日的纵火女(或纵火男)，迫使消防员十五次紧急出动。【284】警方注意到，一些公寓楼内惊惶失措的居民充当了反革命的狙击手，开枪打伤了两名示威者。抗议者砍倒了“25棵古老而壮美的树木”，【285】这表明生态问题从未成为这些街垒建造者的优先考量。警方报告称，有72名警员受伤(其中47人住院)，并拘留了近1500名示威者。【286】非学生(729人)人数略多于学生(718人)。年轻而富有战斗性的工薪者再次被吸引到学生的地盘。尽管一名警官断言许多示威者是“来自贫困街区与远郊的匪徒”，但被捕者中极少数(36人)有警方记录。【287】外国人占被捕者的11%。索邦大学避难所内的急救站收治了部分伤者，受伤的示威者近200人。【288】

政府加强了其对媒体的严格控制。它禁止了连续直播报道，并鼓励主要广播电台在大部分暴力事件爆发前就停止广播。【289】当市民获悉冲突情况时，当局得出结论认为，许多人对他们眼中的无端暴力与革命乱象反应消极。【290】警方自利地表示，舆论将暴力归咎于“捣乱分子”，并准确指出，《人道报》将达索工厂的复工置于头版，而将弗兰事件放在了第八版。【291】左翼激进分子感觉到“巴黎在反对我们”。【292】驾车者——包括许多工薪者——再次对车辆的毁坏感到震惊。一位工会活动家认为，焚烧汽车“对我们的人冲击最大……每辆被焚的汽车都意味着投给将军的一万张选票。”【293】许多人开始将抗议者与一种原始而具有破坏性的自然力量画上等号。警方收到了一封来自匿名线人的、文笔拙劣的信件，此人认为“三月二十二日，这场运动会入侵植物园，并打开那些关着动物的笼子。”【294】

当然，这种感觉并非一致。当博戎医院的医生们检查十名在弗兰被捕时受伤的示威者时，他们辱骂警员，称其为“党卫军”。【295】随后，他们偷偷释放了其中两名伤者。然而，警员们也实施了报复，偷走了其中一名患者的850法郎。警方无视佩戴经注册记者臂章应享有的保护，对记者施以暴行。【296】高级警官承认，对一名欧洲第一台记者的袭击“完全是无端的”，且违背命令。然而，他们为其手下开脱，声称他们当时正遭受从拉丁区中心地带(埃德蒙·罗斯唐广场)屋顶投下的“自制炸弹和莫洛托夫鸡尾酒”的猛烈攻击。【297】曾支持示威者的诺贝尔奖得主莫诺教授与雅各布教授，批评了学生们的“街垒心态”。【298】数周的罢工与动荡已侵蚀了五月中旬形成的反镇压共识，先前持自由主义立场的部分公众舆论，如今愿意接受镇压对于恢复秩序的必要性。舆论的这一转向，无疑将促成右翼在月底选举中的胜利。在最后一个街垒之夜的前几天，警方报告称，有五枚莫洛托夫鸡尾酒投向第十四区警察分局;一枚塑性炸药在香榭丽舍大街示威活动的一名组织者办公室爆炸;而左翼戴高乐主义者卡皮唐在拉丁区的总部遭到洗劫。治安部队断言，入侵者毁坏了标识牌，扯断了电话线，砸碎了一台打字机，并损坏了大门。【299】

警方官员难以置信地将五月至六月的事件归咎于国际政治小团体的阴谋，尤其是青年共产主义革命者联盟与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300】警方情报部门始终在搜寻颠覆性团体，其发现与捕获证实了该部门官僚存在的合理性。此外，聚焦于阴谋论转移了公众对警方行为的关注，并倾向于将对“职业”或外国革命者的暴行合理化。官员们强调托洛茨基派“激进少数派”在示威活动中的领导作用。【301】青年共产主义革命者联盟与革命学生联合会“扮演了核心角色，并提供了紧凑、武装化的小队，他们构筑街垒并蓄意挑衅警方。”唯有巴黎——而非外省——经历了“暴力的顶峰”，因为只有首都的这些政治小团体才拥有足够数量的激进分子。5月14日，四名携带用于制造爆炸物与燃烧装置的危险化学品的德国国民被捕。5月21日，在科多尔省的索略，索邦大学纠察队的六名成员被拦下，其机关枪与手枪被缴获。警方怀疑一名与青年共产主义革命者联盟关系密切的德国记者制造了炸弹与莫洛托夫鸡尾酒。【302】

6月11日，此前对学生运动持同情态度的《世界报》，谴责了游行者的“毁灭性盲目”、索邦大学的“醉舟”，以及加丹加卫队的存在。【303】后者人数或许有数十人，在索邦大学扮演着纠察队的角色。他们常常身处造反的前线，但其暴力行为与意识形态的缺乏疏远了许多学生。【304】加丹加卫队得名于他们先前在非洲作为雇佣军的身份，尽管警方声称这是一个“毫无根据的传说”。【305】当局将他们描述为“流氓”，并确认其头目之一，克里斯蒂安·马里库尔，是外籍军团的逃兵。【306】加丹加卫队同样玩弄火。五月底前，线人报告称，他们已向大学内运入超过350升汽油，并威胁若警方或戴高乐派发动攻击，就将点燃汽油以作抵抗。【307】这种防御策略令法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办公室感到担忧。6月14日早晨，警方查明，在校内占领者的配合下，最后50名加丹加卫队成员(他们曾多达150人)被驱逐，起因是他们威胁了医务室主任、弗朗西斯·卡恩教授。【308】卡恩博士是运动的一位知名支持者，曾公开指责警方使用了剧毒且危险的气体。【309】在加丹加卫队被驱逐之前，他们与反对他们的学生之间爆发了斗殴：“这些混战演变成一场混乱的追逐，在走廊里追逐，互相投掷手榴弹与莫洛托夫鸡尾酒，打碎了窗户。消防员不得不扑灭了几处火情。最终，最后的加丹加卫队成员被强行驱逐。”

奥德翁剧院也动用了一支大致相当于索邦大学加丹加卫队的力量。当局断言，“约三十名男子，其中多数为前科犯，组成了一支快速干预突击队。他们离群索居，……仅在夜间行动，利用运送假装受伤者及其假扮护士的‘救护车’出行。”【310】奥德翁剧院于6月14日早晨被清空。鉴于其火灾历史，警方建议消防员参与此次清场行动。【311】事实上，对火灾的恐惧如此之深，以至于警方在六月中旬又进行了一次新版的“之字形行动”。当时，官方下令对所有结伴而行的两三人年轻人进行盘问，以核实是否有人携带莫洛托夫鸡尾酒。【312】早晨7点30分，奉命拦截快速干预突击队或加丹加卫队的警方包围了剧院。在随后的谈判中，巴黎警察总局局长向占领者保证，只有携带武器者才会被逮捕。9点30分，疏散开始，行动持续至10点15分，未发生意外。警方对占领者进行了搜身，其中大多数人“像披头族”。共有209人被带离;132人被释放;76人(68男8女)被带走问话，随后获释。【313】75名接受讯问者中，60人为法国学生，15人为外国人——这一相对较高的比例，或许是警方歧视的迹象，或是非法国人融入运动程度加深的表现。治安部队发现主观众席“状况良好”。“与我们的预期相反，屋顶上并没有武器储备，只有一枚莫洛托夫鸡尾酒。”【314】然而，在建筑内部，发现了若干轻武器(刀具、棍棒、铁链、莫洛托夫鸡尾酒、手榴弹等)、两支气步枪、猎枪以及大量药品。一名警官补充道：“入口大厅的收银台被洗劫，走廊被弄脏，演员休息室与化妆间被捣毁。”【315】

警方认为，奥德翁剧院的疏散行动向公众展示了政府如今已稳固掌控局势，而官员们断言，针对奥德翁剧院清场行动并未发生重大的街头抗议。【316】第五区某警察局发生的一起炸弹爆炸是唯一的抗议迹象。6月16日星期日下午，治安部队感到有足够信心清空索邦大学。【317】当局在一楼发现了若干莫洛托夫鸡尾酒，在地下室发现了三枚催泪瓦斯弹与三枚进攻性手榴弹。【318】占领者离开时，大学的外门完好无损，但他们将钥匙作为纪念品装进了口袋。【319】内政部官员指控他们肆意使用国家财产，并大量使用电话，以至于大学当局与邮政电讯部门决定切断电话服务。【320】索邦大学的建筑内鼠患成灾，并散发着陈腐尿液的恶臭。【321】索邦大学的占领行为造成了高达一千万法郎的损失。建筑内的202人中，有190人自愿离开。七人因非法持有武器被捕，五人因身份核查被拘。与奥德翁剧院的情况不同，警方估计，几乎立即就有2500人聚集起来，抗议警方的行动。【322】尽管法国学生联合会拒绝支持街头行动，且官方禁止示威，但在索邦大学疏散后的几夜里，拉丁区仍发生了七起涉及数百人的小规模冲突。【323】在236名被捕者中，87%(205人)为男性，13%(31人)为女性。【324】87%的人年龄在21岁及以上。60%(148人)并非学生，这一比例与几个主要街垒之夜的情况几乎相同。相当一部分——14%(33人)——是外国人。【325】然而，这些外国人中仅有2人(占6%)为女性。在非法国人中，战斗性通常体现在男性身上。

索邦大学的前占领者，包括几十名残余的加丹加卫队成员，设法逃脱了警方追捕，并在桑西耶找到了避难所。内政部消息来源断言，许多避难者，尤其是奥德翁剧院快速干预委员会的十名成员，被桑西耶的学生们判定为“不受欢迎者”，学生们为此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决定他们的准入问题。【326】警方注意到，在这个仅存的战斗堡垒，“一个由年轻女性严格管理的检查站在运作……然而，学生们并未重新组织该建筑以阻止警方的驱逐。”【327】“相比之下，在美术学院，‘众多学生(白天有1500人)持续维持着占领状态。入口处实行严格管控，只有美术学院的学生可以进入，那些在政治上敌视法国学生联合会者除外。’”【328】在其余被占领机构中，关于警方即将发动袭击的流言不断流传，这巩固了学生们对左翼分子的支持。占领者们准备好抵御催泪瓦斯，并规划了屋顶的逃生路线。在阿萨斯街的法学院，选举结果使左翼激进罢工委员会获得了压倒性多数。【329】这并非孤例。在理学院(哈勒奥樊)，左翼罢工委员会赢得了超过6000张选票中的65%。治安部队确认，温和派与右翼倾向获得的票数不足33%。【330】警方计划了一次午夜行动(代号“奥贝利克斯”)以清空该学院。【331】

美术学院于6月26日被清空。当天清晨，警方在建筑内逮捕了96人，在建筑外逮捕了40人。【332】女性比例(31%)异常之高，这或许反映了该校女学生人数相对较多。非学生人数与学生人数相当。被讯问者中，13%为外国人。治安部队显然对那些以视觉方式传播朗朗上口的口号“共和国保安队=党卫军”的人实施了特别报复。内政部官员引述了美术学院罢工委员会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警方的愤怒谴责。治安部队发动了“夜间突袭”，“将委员会赶出其办公室”，向“庭院与花园投掷手榴弹”，实施了大量的“棍棒殴打”，并“洗劫了工作室”。【333】该学生委员会暗示，警方的破坏行径比任何超出法国学生联合会控制的抗议者都更为恶劣。委员会威胁要起诉那些在博戎拘留中心“滥权”拘留学生的当局。

获悉美术学院陷落的消息后，桑西耶与医学院加强了守卫，并将其武装突击队置于警戒状态。警方注意到，屋顶上的瞭望哨配备了装满铺路石的垃圾桶。【334】一名南斯拉夫裔侍者告知治安部队，武器正被运往这两所院校。【335】政治学院于6月29日被清空，其悬挂的黑旗与红旗被降下。【336】阿萨斯街的法学院——该处无政府主义影响明显(它是少数黑旗数量超过红旗的机构之一)——于7月1日被清空。【337】警方线人(其中两人是医学院的教授)报告称，该学院的一些占领者及其后勤物资——包括轻武器、莫洛托夫鸡尾酒、铺路石与自制爆炸物——已流入医学院。【338】该学院收容了至少三十名非学生，他们已控制了实验室及其潜在的危险化学品。【339】恰如其分地，桑西耶也成了占领运动最后的堡垒之一。两百人留在里面，其中包括若干妓女，以及数量与学生相当的乞丐。【340】警方评论道，他们继续挑衅地悬挂着四面红旗，并袭击胆敢进入其地盘的右翼分子。【341】官员们暗示，桑西耶的占领者——其中一些人持有现场制造的莫洛托夫鸡尾酒——应对夜间袭击警车事件负责。【342】在消防员赶到现场前，他们试图点燃停在该学院附近的几辆汽车，该学院最终于7月6日陷落。

最具破坏性的大学占领或许发生在楠泰尔。当局声明，在其于7月2日结束之前，“自助餐厅遭到洗劫(门被砸烂，咖啡渗滤壶被毁)……B讲堂遭受严重损坏及大量涂鸦。图书馆大量藏书被盗，数间教室被劫掠。”【343】令警方感到愤慨的是，在楠泰尔被占领期间，“邻近贫民窟的北非人可以自由进入大学，而欧洲人则必须向一群戴着头盔、手持铁棍的高中生与大学生表明身份。”【344】甚至在占领结束前，教育部长就已决定关闭楠泰尔除一栋外的所有宿舍楼。【345】然而，宿舍主管警告他，关闭宿舍将导致“灾难”：“建筑物的系统性破坏及其家具的损毁，或许会伴随学生的撤离而发生……一千名住户不应因一两百个夸夸其谈的狂热分子的行为而受罚，我们应当在他们申请重新入住(宿舍)时，至少将部分人清除出去。”五月中旬，管理部门认识到，楠泰尔宿舍的建造是一个“错误”，但由于担心引发骚乱且缺乏安置其住户的空间，他们深感无力，无法将其关闭：“巴黎住房办公室仅能提供约七千个房间。突然减少一千个房间很可能会引发动荡。”【346】

警方任由楠泰尔听凭其激进命运的摆布，但在其他地方，他们有效地展示出国家维持秩序的坚定决心。五月的动荡强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主张。据一位高级行政官员称，“五月的事件已证明，不应质疑省长在维持秩序方面集中统一的权威与不可分割的责任。”【347】警方竭力控制首都的墙壁，并试图执行一项禁止涂鸦的禁令。在第六区的七个地点，冒犯国家的海报被撕下。“共和国保安队=党卫军”(图8)与“警察每晚八点讲话”(晚间新闻播报时间;见图14)被迅速从公众视野中清除。【348】海报的地理分布并不出人意料：54张海报中有21张出现在第五区与第六区，但在第二十区与第十八区的工人阶级街区也发现了6张。另有4张张贴在工业郊区阿涅尔。【349】由此可见，分发者并未仅仅向信徒布道。两名激进分子将一张希特勒头像与戴高乐派洛林十字标志拼贴在一起的海报，张贴到第十二区警察分局的墙上，因而被捕。【350】数十名兜售左翼报纸《行动报》的报贩被拘留讯问。【351】两名来自极右翼团体法兰西行动的海报张贴者也被逮捕。【352】

从6月11日至13日，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法律措施。它禁止了选举前数周内的一切街头示威活动，并重新启用了一项1936年的法规——当年人民阵线政府曾用此法取缔极右翼组织。然而这一次，政府解散的是左翼团体，包括三月二十二日运动、青年共产主义革命者联盟、革命学生联合会、革命学生联络委员会，以及吉勒·托坦曾所属的那个毛主义组织。【353】它同时驱逐了所有在抗议活动中被警方拘留的外国人。从5月24日至6月6日，警方驱逐了183名“因积极参与法国示威活动而闻名”的人员。【354】其中包括32名阿尔及利亚人、22名德国人(包括12名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20名葡萄牙人、17名西班牙人、15名意大利人、8名英国人、5名美国人与5名荷兰人，以及8名来自“法语黑非洲”的人。【355】北非人在街头抗议中比在罢工中更为显眼，尽管尚不明确这是融入还是疏离的结果。知名艺术家——卡松、拉贡、巴赞、苏拉热、埃利翁——在内政部抗议对外国艺术家的驱逐。【356】外国学生，甚至是非政治性的学生，尤其成为“事件”的受害者，因为罢工延误了他们奖学金津贴的发放，使许多人暂时陷入贫困。

“警察在每晚8点发言”

三月二十二日运动批评了议会左派对“法西斯国家”所实施的禁令的消极反应。【357】法国总工会与法国共产党拒绝谴责对左翼激进组织的取缔，而警方消息来源称，《人道报》对此议题避而不谈。【358】或许是为了换取共产党的中立，政府并未取缔其青年团体——共产主义学生联盟。阿兰·克里文指出，只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关的组织被宣布为非法，而像法国学生联合会那样的学生团体则无事。【359】线人披露，法国共产党拒绝抗议这些禁令，激怒了作为三月二十二日运动成员的楠泰尔学生。【360】他们以火回应，焚烧了共产党的海报。警方报告称，“火焰之大令(楠泰尔)行政人员印象深刻，他们介入干预，最终学生们自己扑灭了火焰。”科恩-本迪特非法返回后，察觉到了新的气氛，遂谨慎地离开法国前往德国。同情激进分子的神父与牧师，是为数不多对取缔左翼运动提出抗议的人。【361】盖伊·摩勒——作为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前社会党总理，他对镇压并不陌生——认为政府的决定不明智，尽管他也批评了政治小团体的暴力行为，认为这只会增强对政府的支持。

六月中旬，当局报告称，若干左翼激进团体——三月二十二日运动、支持人民斗争(毛主义)以及数个行动委员会——已取消了原定在共和国广场举行的一场示威集会。【362】然而，这些政治小团体未能广泛传播取消的消息，仍有364人前来抗议。警方逮捕了所有人，并将其送往万塞讷拘留中心“核实身份”。从6月14日至16日，内政部官员下令对左翼激进组织总部或其领导人住所进行了至少五十次不同的搜查。【363】“大量文件被查抄。四十人被拘留讯问，其中一人被捕。”【364】被拘留的数十人中，包括散发号召士兵造反传单者、三名试图重振三月二十二日运动的美术学院学生，以及五名武装的加丹加卫队成员——其中三人因盗窃与袭击被监禁。6月16日，阿兰·克里文及其配偶被捕。她获释，而他则因“试图重建一个被取缔的组织”而被监禁。【365】从5月24日至6月12日，当局就各种违法行为——持有与运输武器、纵火、使用爆炸物、盗窃、抢劫、破坏及袭警——启动了55项司法调查。基于这些指控，检察官将41人送上法庭。内政部长希望追查所有线索，并指示省长们向他提供无政府主义者、毛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卡斯特罗主义者的名单。【366】出人意料的是，警方看到了抗议活动的积极一面，并承认“在革命行动与示威活动最为显著的五月，犯罪数量显著下降。”在巴黎、里昂、波尔多与鲁昂，犯罪数量下降了10%，警方将这一下降归因于“反社会分子参与了示威活动”。【367】

与此相反，政权容忍了极右翼政治小团体——如“西方”——的活动，以巩固秩序阵营。6月7日，马絮将军会晤蓬皮杜，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参与颠覆共和国活动的军官们争取广泛大赦。这位驻德法军司令以危言耸听的修饰口吻辩称，这些人或许在“法国本土爆发新的内战时”能派上用场。【368】6月8日星期六，乔治·皮杜尔——抵抗运动战士、前外交部长、曾与秘密军组织有染的基督教民主领袖——被允许返回巴黎。6月15日，政府释放了十一名前秘密军组织军官，其中一些人曾参与针对戴高乐本人的暗杀企图。前秘密军组织头目萨朗将军离开了其服终身监禁的监狱。《鸭鸣报》戏称他给丹尼发了如下电报：“感谢科恩-本迪特，萨朗敬上。”【369】民族主义右翼对这些赦免心存感激，因为“释放萨朗”曾是他们在几乎无人注意的5月13日反示威中的口号之一。

左翼期刊为之愤慨。【370】警方官员引述了《人道报》的一个标题：“戴高乐主义与秘密军组织的大和解”。《战斗报》夸张地写道，“释放秘密军组织头目，是总统为维持军队对其掌权的支持而付出的代价。”据一份每日警方公告称，释放诸如皮埃尔·费诺格里奥等不那么知名的恐怖分子——他曾负责暗杀埃维昂的社会党市长——引发了整个左翼的强烈抗议。【371】政府暂时弥合了右翼自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继承的分裂。对某些人而言，1968年6月让人回想起1957至1958年的戴高乐主义，当时该运动对“法属阿尔及利亚”满怀热忱。【372】然而，戴高乐派与极右翼的联盟，恰恰暴露了其最宏伟目标之一——超越法国政治中传统的左右分裂——的失败。左翼戴高乐主义将继续处于守势。

激进分子对政治格局的变化感到恐惧。他们抱怨政府释放了“法西斯分子萨朗与皮杜尔”，并为右翼恐怖活动开了绿灯。【373】万塞讷行动委员会特别指责国家在万塞讷建立了一个“集中营”，有1500名学生被关押并接受讯问后才获释。【374】阿兰·热斯马尔谴责“向法西斯分子求助……这是某种新事物的开端。法西斯主义如今已成为国家机器与第五共和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75】6月21日凌晨两点，有人向桑西耶的一个罢工纠察队投掷了一枚手榴弹，这一事件(至少在学生们看来)印证了上述解读。【376】此次袭击导致巴黎其余被占领机构加强了纠察队。学生们确信“西方”是肇事者，但这或许是对十名武装左翼激进分子殴打戴高乐派《民族报》报贩的报复。【377】

复工示威的势头不断增强。6月11日，“数千名雪铁龙工人与雇员”——其中许多人或许在停工之初曾签署反罢工请愿书——在巴黎街头游行，高喊“工作权利”、“解放我们的工厂”等口号，并针对占领者喊道，“把垃圾扔出去”，据右翼的《费加罗报》报道。【378】警方估计，其中五千人在社会事务部前结束了示威。【379】三千五百名雷诺工人与雇员从巴黎徒步前往弗兰，以表达他们复工的意愿。两千名西姆卡公司雇员在普瓦西示威，要求结束其罢工，普瓦西是“独立”的法国劳工联合会的据点。【380】据警方消息，到6月12日，西姆卡公司17000名员工中已有15000人复工。【381】6月12日，一个自称“工作权利”的雪铁龙团体声称有17000人示威反对“混乱与无政府状态”。警方认为该团体仅有8000名支持者，但其活力足以发动每日示威。【382】在一家以反工会闻名的公司里，“工作权利”吸引了几乎所有监督管理人员，以及大量加入了右翼工会与公司工会的法国与外籍工人。【383】在法国广播电视局，一个反罢工公民行动委员会要求解雇那些已成为罢工组织者的知名记者，如塞杜伊、哈里斯与拉布罗。【384】无论干部群体在五月是否支持罢工，他们在六月都成为了推动结束罢工的压力集团。

在此情况下，6月10日至15日这一工作周见证了巴黎地区大多数剩余大型冶金企业停工的结束。关于结束罢工的投票，其参与度远高于占领行动本身。【385】在圣克卢的达索工厂，6月10日的会议有2800名工人中的2000人出席，会议决定终止停工。当局声明，库尔贝瓦、南特与波尔多的南方飞机公司工厂至6月14日已复工。【386】在克莱翁的雷诺工厂，6月16日至少有65%的工人投票决定复工。6月18日，雷诺重新启动，仅有极少数人坚持继续罢工。社会事务部认为，雷诺的协议——扩展了格勒内勒协议的部分成果——是其他大型企业(如雪铁龙)的一个合适范本。然而，雪铁龙的管理层拒绝在薪酬与工会权利问题上让步，工人因此继续停工。【387】据警方称，雪铁龙与汤姆逊-休斯顿将于下周复工。【388】在法国综合保险公司，各联合会预计其支持复工的立场将遭遇显著反对。它们通过迅速组织投票，并确保干部群体、高薪工人及非罢工者参与投票，成功地克服了反对声音。6月18日，巴黎冶金工业联合会主席报告称，“几乎所有”罢工都已结束，最多有75000名工人(占总数750000人)仍在参与停工。【389】这些罢工中的大多数在6月24日星期一之前得到解决。在全国范围内，有四十八个省份已完全复工。

几乎所有资料都表明，那些持续罢工的是年轻人，而复工的延迟可归因于他们的战斗性与人口权重的结合。然而，青年倾向于参与延长罢工并非1968年所独有，它在其他罢工浪潮中——如1936年春季——也曾出现过。【390】如同在1930年代，1960年代的年轻人相对较晚进入工薪劳动领域，且无家庭负担，因而比年长者更难以适应工厂日常的单调乏味。1960年代造反运动中涌现出的对工作的批判以及对累积劳动的抨击，至少部分源于人口结构因素。青年在劳动力中的高比重，起到了延长1968年罢工浪潮的作用。年龄在15至24岁之间的工人，约占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391】心怀不满的年轻人，与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的活动分子及其他认为工薪者本可取得更大进展的工会成员站到了一起。在一家大型国有化保险公司，工人们对公司能够“弥补”罢工损失的工作日感到失望。

在六月下半月，那些发起罢工的最先进工业部门——航空、电气制造与汽车——的工薪者们所获收益最为可观。【392】他们坚持罢工的意愿使其劳动力价值倍增。大多数大型冶金企业的工薪者赢得了比格勒内勒协议更短的工作周，且薪资不减。在雷诺工厂，从事最脏乱差工种的工人的工作条件得到了一定改善。圣克卢达索工厂的航空工人不再需要在周六工作，由此恢复了三十年前人民阵线首次确立的无需劳动的周末。加班费率得到提高，工会激进分子用于工会职责的有限工时也将获得补偿。国有铁路的模式与此类似。工人赢得了11%的加薪，工作周从46小时降至年底的44.5小时，带薪年假天数从26天增至28天。【393】

此次罢工浪潮是最终恢复四十小时工作周的最重要一步，而这正是有组织的劳工在整个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主要目标。1968年五六月间工人的诉求，开启了工时逐步减少的进程。在1968年12月13日的全国性协议中，雇主与工会原则上同意在不降低购买力的情况下逐步回归四十小时工作周。【394】自1969年1月1日起，大多数医院雇员的工作时间将仅为四十小时。罢工浪潮过后，国家铁路公司、若干冶金企业及某些大型百货公司承诺最终恢复四十小时工作周。银行与社会保障管理部门也承诺在不久的将来将工时减至四十小时。邮局缩短了营业时间，使得客户须在傍晚七点前(而非七点半)、周六中午前(而非下午一点)前来办理业务。

从罢工浪潮伊始便明确提出的工人诉求，迫使冶金企业将最低工资员工的薪酬提高至超出格勒内勒协议所要求的水平。据法国总工会称，此次罢工促成了自1950年引入最低工资以来最大幅度的增长。【395】巴黎地区高薪工人与外省同行的工资差距缩小，青年与年长工人之间的薪酬差异也收窄了。青年、女性(据法国总工会称，占罢工工人的三分之一)以及外国人尤其受益于薪酬压缩。法国总工会赞扬了移民对罢工的参与及其获得的大幅加薪。【396】联合会还声称，在某些情况下，女性——其平均薪酬比男性低36%——与青年工人的工资几乎翻了一番。统一社会党也对格勒内勒协议的“社会胜利”表示赞赏。【397】主要百货公司——春天百货、老佛爷百货与乐蓬马歇——中，以女性为主的劳动力薪酬涨幅在13%至35%之间。【398】在个别企业，女性赢得了特殊待遇。在多家公司，孕妇获得每日一小时带薪休息及更长的产假，这些都是工会多年来的奋斗目标。在银行，女性在怀孕六个月后获得了更短的工作时间安排。在少数公司，母亲们获得了照顾生病子女的带薪假以及有限的日托补贴。女性也为无需劳动的周末的重建做出了贡献，因为部分女性不再被要求在周六工作。巴黎的护士报告其工作周从45小时降至42小时。【399】青年与外国人也获得了有限的收益。某些企业将工会选举的投票年龄从18岁降至16岁。在若干企业，未满十八岁者获得了额外两天的带薪假。一些雇主准许移民享有更多时间回国探亲。

与工薪者不愿补回罢工时间的偏好相一致，工会为罢工损失的天数争取到了部分补偿。换言之，许多行业的工人希望将停工视同带薪休假。【400】这是一个在大型工厂中延长了罢工的症结点。【401】内政部消息来源披露，6月24日，在雷诺(布洛涅-比扬古)的炮兵部门，四百名工人“决定无限期罢工。他们发现干部群体已就罢工日获得了全额补偿。他们也想要同等待遇。”【402】6月27日上午，三百名雪铁龙工人以一种——警方称之为——“无政府主义的方式”停止工作，以抗议工时弥补方案。【403】全国性谈判使工人对罢工日补偿的要求合法化。法国总工会冶金联合会声称，“在法国历史上，罢工者首次不是由他们的罢工基金，而是由他们的老板来提供补偿。”【404】在圣克卢的达索工厂，管理层被迫为占领期间分发的汽油支付账单。铁路工人反对与国家铁路公司达成的官方协议，该协议要求弥补一半的罢工损失时间，但令他们大为满意的是，罢工日的弥补从未真正发生。【405】在其他部门——巴黎机场、邮政电讯部门，或许还有雪铁龙——新罢工的威胁终结了管理层弥补损失工时的企图。【406】尽管存在一些例外，公共部门的罢工时间普遍未被弥补。期间过去的两个节假日(5月23日耶稣升天节与6月3日圣灵降临节)均按计划支付了薪酬。五月事件后，带薪法定节假日的数量有所增加。事件发生后的数月内，能够享受提前退休计划的工薪者总数从五万人增至十五万人，增长了两倍。有资历的工人获得了额外的带薪假期。对休假时间的需求几乎是贪得无厌的，尽管85%的工人已享有四周带薪假。在若干行业与企业，青年工人赢得了第五周假期。

学生及其他革命者未能理解这些收益的显著性与多样性，并不断警告说通货膨胀将吞噬它们。【407】在庞大的国有化部门——国家铁路公司、法国电力与燃气公司、巴黎大众运输公司、煤矿公司——政府被迫放弃了五年来一直抑制工资增长的政策。据法国总工会称，1968年下半年，普通工人家庭的生活成本上涨了3%至4%。通货膨胀或许吞噬了相当一部分工资涨幅，但国际竞争(法国毕竟是欧洲共同市场的关键成员)抑制了物价的进一步上涨，并促成了购买力的提升。在多家大型企业(雷诺、肖松、汤姆逊-休斯顿等)，蓝领工人赢得了按月而非按小时计酬的权利。按月计酬改善了福利与工作条件，保障了孕妇的全薪与病假工资，取消了打卡制度，并提供了额外的带薪休假天数。

工会在与雇主及政府的斗争中得以壮大。在巴黎冶金业，法国总工会领导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浪潮。【408】各联合会实现了其长期目标，即在车间与办公室层面确保工会权利。1968年12月27日的立法——其构思源于五月事件期间——保护了工作权利，但将在雇佣超过五十名工人的企业中合法化工会权利的行使。工会代表被授权组建支部、每月开会、收取会费并分发信息。这些权利在许多企业中早已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国民议会最终正式确认了它们。六月的谈判协议使得失业率下降，从五月至十二月下降了18%。在邮政与电话部门，工会的压力与诉求迫使至少新增了6500个工作岗位。【409】这些新增岗位随之增加了工会会员人数。

许多工人得出结论，集体斗争是有效的，工会达到了其影响力的顶峰。在大多数部门，工会会员的涌入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结束后，法国总工会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吸纳三十万至四十万新会员，并新建了近六千个支部。【410】警方断言，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声称拥有二十八万新成员，而工人力量总工会则有十万。【411】巴黎地区新近加入者的入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年轻，塞居伊声称他们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四岁。他们可能来自大型企业中薪酬较低的群体。【412】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也从中获益，招募了一些认为解决方案不足、本可发生“真正变革”的人。【413】然而，不应夸大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的激进性。出席其1968年4月底全国代表大会的冶金行业激进分子，绝非激烈的革命者。【414】据内政部称，400名代表中有350人对一项民意调查作出了回应，调查显示，其中16%(56人)活跃于某个政治组织。43人属于统一社会党，13人属于民主与社会主义左翼联盟。56%的人阅读地方报纸;32%阅读《世界报》;22.5%阅读《基督教见证》;5.4%阅读《人道报》。两大联合会尤其善于在大型冶金企业——即工会能够扩展格勒内勒协议成果的企业——中招募成员，包括外籍成员。例如，在弗兰，工会(法国总工会与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成员人数增加了约10%;而在雪铁龙，法国总工会吸引了四千名新成员。在维特里的化工企业罗讷-普朗克，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支部声称其成员翻了一番。

但工会的力量有其明确的局限性。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承认，与1936至1937年及1945至1947年类似的增长期相比，五月事件引发的入会热潮相对平平。【415】尽管有所收获，女性对于更积极地参与由男性主导的工会仍持抵触态度。在1969年及随后几年，两大主要联合会的会员增长均陷入停滞。更具进取心的工会——法国总工会与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的会员人数趋于稳定，而攻击性较弱的工人力量总工会则增长更为迅速。工会的影响力在五月达到了顶峰，当时与学生们的对抗短暂削弱了国家;而在五月的余波中，工会为工人争取到了可观的闲暇与物质收益。回顾起来，五月至六月或许可被视为有组织劳工影响力的一个巅峰，而非如许多人所言，是工会遭到其更激进的基层成员否定的时刻。到六月，活动分子及其同情者不得不面对一个大多态度冷漠、有时甚至抱有敌意的基层群体，而这一群体正承受着日益增长的社会与家庭压力，要求复工。

毫无疑问，消费社会的诱惑在促使许多工人重返工薪劳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第五共和国时期新消费可能性的普及，蓝领工人已进入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对商品的渴求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任何残留的革命向往，甚至被证明远比工人管控或工人自治更受欢迎。【416】消费有助于社会凝聚，并鼓励工人使其劳动变得更加昂贵。然而，要补充消费主义吸引力的不足，强制手段仍是必需的。一个坚决要让工薪者重返工厂的镇压性国家，也是终结法国一些最重要企业罢工的关键因素。

一些分析者忽视了国家的这种强制功能，转而聚焦于国家在劳资关系中充当有组织的劳工与雇主之间调解者的角色。另一些人，如赫伯特·马尔库塞，则完全摒弃了劳工，因为他们认为消费资本主义已然整合了工人阶级。然而，在当代消费社会中，国家的规训角色或许已变得更为重要。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早期，个体企业与工作伦理文化曾部分地驯化了劳工，但到了二十世纪晚期，消费主义对即时满足的强调已削弱了工作伦理。劳动清教主义的衰落，使得基于工人与生产资料相认同的工人管控或工人自治计划变得过时。【417】与此同时，它使得国家的规训使命更加不可或缺。例如，在1968年，内化的工作纪律已不足以保障秩序，必须由国家的外部镇压加以补充。晚期资本主义依然需要利维坦的武装力量来约束工人。警察被证明比神父更为必要。

一些社会科学家批评戴高乐政权未能整合有组织的劳工。他们认为，倘若政权整合了工会，本可避免“自发”的罢工浪潮。【418】然而，如果说造成大规模停工的是有组织的劳工而非工人的自发性，那么这一论点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政权限制工会权力与影响力以完成其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或许是明智之举。五月事件后，政府仍不愿对工会的诉求让步。格勒内勒协议曾计划于1969年3月举行政府、工会与雇主之间的会议。当时，各联合会要求增加工资以补偿通货膨胀，但在政府与雇主联合反对下，它们一无所获。【419】与1936年的马提尼翁协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8年的雇主们并未将格勒内勒协议视为一场重大失败。【420】在国家的协助下，他们经受住了考验，甚至从这场磨难中重获力量。

法国广播电视局提供了管理层重掌主权的最公开例证。其人员未能赢得他们所寻求的相对于政府的自主权与独立性。六月底，其记者们被告知，他们将以个人身份被重新聘用。7月12日，总理将信息部长的职位降格为简单的国务秘书，以便其办公室能直接掌控该部门。当月底，法国广播电视局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清洗”，其间许多年轻记者被解雇。八月，共有54名记者被解职或受到处分。【421】这些解雇事件臭名昭著，并可能起到了恐吓经济中其他不那么受关注的部门的工薪者的效果。

六月底的选举展示了右翼的实力。到那个月，政治斗争已转向有利于秩序政党。【422】尽管议会左派尽了最大努力，许多选民仍将其与示威者那种他们眼中无端的破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据官方统计，最激进者掀起了6400平方米的街道，损坏了130棵树，移除了540个树篦子，毁坏了63盏路灯，捣毁了450个路牌，破坏了35个紧急警报器，烧毁了125辆私家车，损毁了80多辆，焚毁了6辆警车并损坏了另外137辆。【423】巴黎警察总局局长计算，在五月与六月的抗议活动中，有五人死亡，1910名警员与1439名年轻人受伤。【424】

正如美国公民最终摒弃了未能保护财产免受暴徒侵害的美国自由主义，法国公众也同样抛弃了左翼。法国共产党意识到了自身的政治困境，试图将自己塑造成秩序党，但鉴于它对学生与工人罢工的双重支持，这一任务颇为艰巨。它试图反将戴高乐一军，称其为“混乱与极权主义政党”的领袖，但未能令人信服。【425】内政部官员得出结论，五月的事件暂时破坏了法国共产党自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努力与中产阶级各阶层建立的良好关系。【426】右翼团结一致的能力，与法国共产党、民主与社会主义左翼联盟及统一社会党之间的分裂，以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无法胜任治理任务的可预见性，形成了鲜明对比。遵循着梯也尔在1871年公社后立即创立的模式，戴高乐与蓬皮杜将他们的共和国塑造成一个团结与纪律的共和国。为此，他们将其政党更名为“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在五月事件之后，戴高乐主义继承了那种注重法律与秩序的议会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曾体现于1919年“国民联盟”获胜之后，以及1938年11月终结人民阵线的总罢工被粉碎之后的第三共和国。因此，戴高乐主义并非一种旨在终结“革命的工人阶级与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之间僵局”的反议会的波拿巴主义复辟。【427】相反，它重复了第三共和国新雅各宾派——如克列孟梭与达拉第——的破坏罢工活动。戴高乐已证明自己并非如马克思主义分析所认定的“法西斯主义者”或独裁者，而是一个强硬的共和派，他在提高劳动力价格的同时，捍卫了财产与生产。【428】

对罢工影响与后果的怨恨助长了右翼。车主与驾车者——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之一——对车辆被毁、汽油短缺以及巴黎地区历史上最严重的交通堵塞感到愤怒。电视观众因错过心爱的节目而心生不满。许多母亲(与父亲)则反对学校停课。这些反应使得戴高乐派能够将其选民中相互冲突的两个部分——小雇主(农民与店主)与大企业(高级与初级管理人员)——团结在一起。此外，戴高乐派得以接触到此前因放弃阿尔及利亚而被疏远的舆论群体。极右翼对赦免秘密军组织成员及其同路人表示赞赏。共和联盟——萨朗的律师蒂克西埃-维尼扬古的政党——放弃了提出自己的立法候选人。公民行动委员会则相对不受惩罚地采用了因“法属阿尔及利亚”支持者而声名狼藉的威吓模式。

五月底，警方对公民行动委员会活动的容忍，与五月初及五月中旬形成了显著变化，当时治安部队会例行逮捕那些散发传单、在墙上涂写标语，或乘坐装有扩音器播放宣传内容的汽车四处活动的公民行动委员会与保卫共和国委员会激进分子。【429】到了六月，一些警员似乎对戴高乐派右翼抱有同情，甚至积极参与其中，尽管他们的局长曾试图推行政治中立的政策。【430】年轻的保卫共和国委员会激进分子，手持棍棒与莫洛托夫鸡尾酒，嚣张地驾车穿行于城市。【431】警方注意到，武装的“戴高乐主义者”竟胆敢在克利希袭击国家铁路公司工人，导致三人入院治疗。【432】作为回应，法国总工会号召举行下午罢工，瘫痪了圣拉扎尔火车站的所有交通。一些保卫共和国委员会的激进分子甚至鲁莽到在楠泰尔散发小册子，不出所料，他们遭到了左翼分子的袭击。【433】另一些人则更为明智与安全，他们在第十六区的建筑物墙壁上涂写标语，或是在第十八区组织车队巡游。警方断言，“西方”组织试图在竞选期间将其影响力扩展至整个首都，并威胁要扰乱选举集会。【434】在奥尔良、鲁昂与拉罗谢尔，均报告了涉及枪击的事件。6月29日，在阿拉斯，即选举最后一轮投票的前夜，一名十八岁的共产党选举工作人员被政府支持者开枪打死。【435】

在6月23日的第一轮投票中，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赢得近44%的选票，较戴高乐派在以往选举中的得票率上升了6%。【436】密特朗的联盟得票率从19%降至16.5%，而共产党则从22.5%下滑至20%。统一社会党推出了比以往更多的候选人，目睹他们全部落败，但其得票率从2%增至4%。中间派相较于上一次立法选举也失掉了阵地。在巴黎，除统一社会党外，左翼的损失比全国结果更为惨重：法国共产党得票率从1967年的22.3%降至18.8%，民主与社会主义左翼联盟从11.4%降至7.6%。统一社会党得票率从4.7%升至7.4%，但这一增长不足以弥补左翼整体的下滑。6月30日的第二轮投票，尽管共产党与联盟成员围绕左翼最佳候选人展现了选举纪律，戴高乐派仍赢得了更为明确的胜利。戴高乐派在巴黎地区的斩获——除一席外囊括了首都所有席位——比全国其他地区更为可观。五月的动荡主要是一种城市现象，而对其强有力的反弹同样是城市性的。

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一个政党首次在国民议会中赢得绝对多数。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在一个由485名议员组成的议会中拥有294个席位。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共失去100个席位，这或许是议会左派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选举结果印证了法国共产党的分析——这对除极左翼以外的所有人而言都相当显而易见——即革命时机尚未成熟。第二轮投票后，据报道，乔治·马歇抱怨道：“这都是科恩-本迪特的错。”【437】即便是孟戴斯-弗朗斯，这位前一个月看似如此接近权力的人，也输掉了他在格勒诺布尔的竞选，据称，原因在于他参加了那场“革命性的”沙莱蒂集会。【438】《现代》杂志编委会于6月6日写道，“现有多数派的连任将证明法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合理性。”【439】然而，该刊物在五月后仍持续着批评法国共产党的路线，并且，如同其他对左翼激进主义持友善态度的出版物一样，它将继续高估这场动荡的革命潜力，同时低估国家与消费社会的稳固性。

注释与参考文献

【99】施纳普与维达尔-纳凯，《日志》，第499页。警方估计人数为此数的一半。见1968年6月1日，Fa 269，APP。

【100】交通总局，1968年6月3日，Fa 269，APP。

【101】菲利普·拉布罗编，《这仅仅是个开始》(巴黎，1968)，第142页。关于死亡人数的数字从一两人到十九人不等。见基思·里德，《1968年法国五月事件：再现与诠释》(伦敦，1993)，第171页。

【102】丹塞特，《五月》，第149页。

【103】安德罗，《五月》，第213页。

【104】1968年6月6日，Fa 270，APP。

【105】1968年6月15日，Fa 274，APP。

【106】1968年5月31日，Fa 262，APP。

【107】1968年5月31日，Fa 262，APP。

【108】1968年5月31日，AN 820599/40。

【109】1968年6月1日，Fa 269，APP。

【110】1968年6月5日，AN 800273/61。

【111】邮政罢工，流动服务处，1968年7月23日，AN 810484;巴黎罢工，1968年8月2日，AN 810484;1968年6月5日，Fa 269，APP。

【112】1968年6月6日，AN 820599/41。

【113】博沙尔与布吕泽克，《工会主义》，第124页。

【114】引自同上，第125页。

【115】1968年6月6日，AN 820599/41。

【116】以下内容基于《社会状况》报告，6月6日–7日，GIM。对比丹尼尔·辛格，《革命前奏：1968年5月的法国》(纽约，1970)，第211页：“各行各业的许多小工厂曾一度坚持抵抗。”

【117】1968年5月28日，AN 820599/40;1968年6月5日，AN 820599/41。

【118】《巴黎东区工业跨行业信息评论》，第304期(1969年7–8月)。

【119】让-马里·勒韦尔，《一个民族站起来了：1968年5月工人斗争》(巴黎，1969)，第149页。

【120】《工人通讯》，1968年5月，第18–19页。

【121】罗南·卡皮泰纳，《1968年5–6月的达索圣克卢》(硕士论文，巴黎第一大学，1990)，第131–132页。

【122】博沙尔与布吕泽克，《工会主义》，第123页;巴尼亚克，《五月》，第227页;普罗斯特，载于“圆桌会议”，《我们时代的历史资料》，第20期(1990年7–9月)，第5页。

【123】1968年6月5日，Fa 269，APP。

【124】1968年6月4日，AN 820599/41。

【125】1968年6月5日，Fa 269，APP。

【126】1968年6月6日，Fa 270，APP。

【127】1968年6月6日，AN 820599/41。

【128】1968年6月6日，Fa 270，APP;1968年6月7日，Fa 270，APP。

【129】1968年6月4日，AN 820599/41。

【130】国家警察总局，情报总局，每日公告，1968年6月19日，AN 820599/41。

【131】1968年6月18日，Fa 274，APP。

【132】1968年6月20日，Fa 275，APP。

【133】1968年6月24日，AN 820599/41。

【134】巴黎警察总局局长致国民教育部长，1968年6月14日，AN 790793;1968年6月6日，AN 820599/41;D.普扎什，载于“证词”，《我们时代的历史资料》，第20期(1990年7–9月)，第72页。

【135】1968年6月2日，Fa 269，APP。

【136】1968年6月4日，Fa 269，APP;1968年6月20日，Fa 274，APP。

【137】1968年6月13日与14日，AN 820599/41。

【138】1968年6月11日，Fa 271，APP。

【139】1968年6月13日，Fa 273，APP。

【140】1968年6月21日，AN 820599/41。

【141】1968年6月17日，AN 820599/41;月度公告，1968年8月，AN 820599/89。

【142】1968年6月19日，AN 820599/41。

【143】1968年6月11日，Fa 271，APP。

【144】1968年6月20日，Fa 275，APP。

【145】1968年6月19日，Fa 275，APP;1968年6月22日，Fa 275，APP。

【146】1968年6月26日，AN 820599/41。

【147】1968年6月14日，Fa 273，APP。

【148】截至6月18日的社会状况，GIM;1968年6月11日，AN 820599/41;1968年6月13日，AN 820599/41。

【149】法国学生联合会激进分子，引自施纳普与维达尔-纳凯，《日志》，第302页。这一亲左翼激进主义正统观念在其他许多分析中被重复。

【150】朱丽叶特·曼塞斯，《一位工人的讲述：调查》(巴黎，1969)，第78页;“一次罢工的历史与教训”，《精神》，第373期(1968年8–9月)：第114页。对比乔治·卡茨亚菲卡斯，《新左派的想象》(波士顿，1987)，第102页。

【151】亚尼克·甘，《南特公社》(巴黎，1969)，第17页;克洛德·波普朗，《雷诺：内部观察》(巴黎，1983)，第167页：“要‘占领’工厂，并非总是争先恐后的。”

【152】《世界报》，1968年5月17日;拉布罗，《开始》，第71页。对比克里斯廷·罗斯，《1968年5月及其后世》(芝加哥，2002)，第68页：“工人们，大部分情况下，都被围困在被占领的工厂里。”

【153】帕特里克·阿桑特费尔，《1968年5–6月的巴黎雪铁龙：罢工的双重性》(硕士论文，巴黎第一大学，1987)，第49–101页。关于不同视角，见皮埃尔·杜布瓦，“动员与反对的实践”，载于皮埃尔·杜布瓦、勒诺·迪隆、克洛德·迪朗、萨比娜·埃尔贝斯-塞甘与达尼埃尔·维达尔，《诉求性罢工还是政治性罢工?》(巴黎，1971)，第361页。

【154】亨利·西蒙口述史项目，1994年。

【155】让-克洛德·凯尔布克，《五月的行人》(巴黎，1968)，第46页。

【156】1968年5月27日，AN 820599/40。

【157】《社会主义斗争》，1968年10月20日;阿桑特费尔，《雪铁龙》，第36页;《面对机器》，第93页。对比法国总工会，《33天》，第31、181页;《工人生活》，1968年5月29日;《反神话》，1968年8月21日;弗雷蒙捷，《雷诺》，第344页;尼古拉·哈茨费尔德，“汽车工人：从社会橱窗到专业工人的处境，目光的转变”，载于德雷福斯-阿尔芒等编，《六八年年代》，第355页。对比丹尼尔·A.戈登，“法国的移民与新左派，1968–1971”(博士论文，萨塞克斯大学，2001)，第107页，该文主张——与其自身部分研究相悖——“移民大规模地、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加入了罢工运动”。

【158】勒韦尔，《民族》，第185页。戈登，“移民”，第160页，指责勒韦尔带有反阿拉伯与亲天主教的偏见，以此反驳该观点。

【159】《新观察家》，1968年5月30日;“法国总工会致女性”，《1968年5月传单》，法国国家图书馆。

【160】《新观察家》，1968年5月30日。

【161】同上。

【162】社会状况，6月6日，GIM。1969年接受调查的法国产业工人中，有55%声称从未参加过工会会议。见热拉尔·亚当、弗雷德里克·邦、雅克·卡普德维耶尔与勒内·穆里奥，《1970年的法国工人》(巴黎，1970)，第21页。

【163】“捍卫我们的罢工”，《1968年5月传单》，法国国家图书馆。

【164】《社会主义斗争》，1968年12月;吉勒·马蒂内，《夺取权力》(巴黎，1968)，第69页，该书将维特里的罗讷-普朗克视为“管理倾向”的典范。另见“一次罢工的历史与教训”，第101页，该文声称有1500至1600名工人占领了工厂。警方报告称，6月12日，3700名工人中仅有300人赞成复工。见1968年6月12日，AN 820599/41。桑西耶的激进分子希望推广罗讷-普朗克的范例。见巴尼亚克，《五月》，第226页。《工人之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声称对该厂罢工委员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见1968年7月18日，AN 820599/41。

【165】工薪者跨工会团体，《1968年5月传单》，法国国家图书馆;帕特里克·拉维尼昂，《奥德翁剧院开放了》(巴黎，1968)，第217页;施纳普与维达尔-纳凯，《日志》，第311页;巴尼亚克，《五月》，第176页;丹塞特，《五月》，第275页。

【166】三月二十二日运动，《这不仅仅是个开始，继续战斗》(巴黎，1968)，第99页。另见卢乔·马格里，“对五月事件的反思”，《现代》，第277–278期(1969年8–9月)：第32页：“由于其自发的起源以及随之而来的占领策略，工人斗争深刻地扰乱了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传统关系。”类似观点见阿兰·热斯马尔、塞尔日·朱利与埃尔利娜·莫拉内，《走向内战》(巴黎，1969)，第258页。

【167】科恩-本迪特，1968年6月1日记者招待会，载于贝托利诺，《捣乱分子》，第38页。

【168】维尔纳等，《运动中的干部群体》，第87、95页。

【169】关于冷漠、消极与认命的工人，见安德蕾·安德里厄与让·利尼翁，《今日工人》(巴黎，1966)。

【170】关于一种有趣的批判，见奥利维耶·施瓦茨，“工人文化中的不稳定区域”，载于居伊-帕特里克·阿泽马尔编，《工人，女工：一个碎片化而沉默的大陆》(巴黎，1992)，第124–125页。

【171】见本书第4章，第176页。

【172】施瓦茨，“不稳定区域”，第127页。

【173】三月二十二日运动，《开始》，第87–89页。

【174】R.格雷瓜尔与F.珀尔曼，《工人-学生行动委员会：法国1968年5月》(底特律，1991)，第83页。

【175】亨利·西蒙口述史项目，1994年;马克·贝热尔，“法国的罢工：曼恩-卢瓦尔省案例”，载于德雷福斯-阿尔芒等编，《六八年年代》，第323页，描述了该省占领期间为娱乐工人并对其进行政治教育的认真努力。

【176】卡皮泰纳，《达索》，第141页。

【177】《工会主义》，1968年7月6日。

【178】勒韦尔，《民族》，[无页码]。在雷诺-克莱翁工厂，罢工委员会控制着汽油分配。见《我们的武器是罢工》(巴黎，1968)，第35页。在南特的革命“公社”中，罢工委员会因驾车者不满而终止了汽油配给。见帕特里克·西尔与莫琳·麦康维尔，《红旗黑旗：1968年法国革命》(纽约，1968)，第169页;1968年5月29日，AN 820599/40。在奥德翁剧院，同情运动的医生帮助激进分子获取燃料。见拉维尼昂，《奥德翁》，第149页。

【179】卡皮泰纳，《达索》，第105页。

【180】弗雷蒙捷，《雷诺》，第225页;施纳普与维达尔-纳凯，《日志》，第777页。

【181】三月二十二日运动，《开始》，第106页。

【182】布吕诺·莫舍托与安德烈·普拉尼奥尔，《消费信贷》(巴黎，1973);维克托·斯卡迪格利，“法国经济中的罢工”，《消费》，第3期(1974年7–9月)：第99页;弗雷蒙捷，《雷诺》，第115–133页。1969年，四分之三的工人对信贷持正面看法。见亚当等，《法国工人》，第95页。关于汽车及其他耐用品的拥有情况，见费尔南·帕斯科，“1959至1972年的家庭消费”，《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文集》(1974年6月)：第27页。

【183】让-克洛德·尚博勒东与马德莱娜·勒迈尔，“空间邻近与社会距离：大型住宅区及其居民构成”，《法国社会学杂志》，第11卷(1970)：第22页。

【184】热拉尔·努瓦里埃尔，《法国社会中的工人》(巴黎，1986)，第232页。

【185】关于禁欲主义及其终结，见施瓦茨，“不稳定区域”，第133–134页;马尔泰利，《五月》，第55页。

【186】莱维特，引自莫里斯·伊瑟曼与迈克尔·卡津，《分裂的美国：1960年代的内战》(纽约，2000)，第12页。

【187】类似的转变也发生在德国。见阿克塞尔·希尔特，“物质繁荣——务实政治——文化断裂：联邦德国的六十年代”，载于希尔特等编，《动荡时代》，第26–27页。

【188】保罗·金斯伯格，《当代意大利史：1943至1988年的社会与政治》(伦敦，1990)，第342页。

【189】以下信息来自帕斯科，“消费”，第27页。类似模式也出现在德国。见希尔特，“物质繁荣”，第29页。

【190】《我们的武器是罢工》，第46页。

【191】理查德·汉密尔顿，《富裕与第四共和国的法国工人》(普林斯顿，1967)，第84页：“由于工人可能只是现实地适应较低的收入与较不稳定的工作，我们比较了收入状况相近的人……我们发现，在每一项物品上，白领工人的拥有率几乎是工人的两倍。”

【192】努瓦里埃尔，《工人》，第6章。

【193】对比丹尼尔·布尔斯廷的启发性分析，《激进主义的衰落：对今日美国的反思》(纽约，1969)，第22页。

【194】巴尼亚克，《五月》，第204页。

【195】《新观察家》，1968年7月15–21日;另见《工人生活》，1968年7月10日。关于法国北部的家庭紧张关系，见皮埃尔·比雷尔，《1968年5月事件中的经济危机》(科德里，1970)，第130页。

【196】《新观察家》，1968年5月30日。

【197】比雷尔，《经济危机》，第130页。

【198】施瓦茨，“不稳定区域”，第126–127页。

【199】勒韦尔，《民族》，第319页。

【200】同上，第64页;《反神话》，1968年6月9–10日;《五月手册》，1968年8–9月;乔治·勒弗朗，《从解放到1968年5–6月事件的工会运动》(巴黎，1969)，第252页，该书认为工人的妻子们对罢工浪潮反应消极，在六月底的选举中投票支持右翼。对比贝托利诺，《捣乱分子》，第288页：“工人们一度被愤激派的狂怒、被如此令人忆起公社的街垒所陶醉，他们为一个政权的倒台而斗争，而非为了推翻那个保障他们工作与生活的社会。”另见《1968年5月自述：花月176年的运动》(巴黎，1989)，第20页。

【201】1968年6月14日，AN 820599/41。

【202】里乌与巴克曼，《爆发》，第328页。

【203】1968年6月4日，AN 820599/41。

【204】《面对机器》，第198页。

【205】让-皮埃尔·菲柳，“跨工会组织”，第60页。

【206】1968年6月19日，AN 820599/41。

【207】1968年6月24日，AN 820599/41。

【208】社会状况，1968年6月11–18日，AN 760122。

【209】社会状况，6月6日，GIM。

【210】见社会状况，6月6–7日，GIM;《费加罗报》，1968年6月5日。

【211】“一次罢工的历史与教训”，第99–100页。另见格扎维埃·维尼亚，“弗兰的工人形象(1968–1973)”，载于德雷福斯-阿尔芒等编，《六八年年代》，第329–343页。

【212】维尔纳等，《运动中的干部群体》，第72页。

【213】1968年5月21日，AN 820599/40;[无日期?1968年6月]，AN 800237/61。

【214】引自《震旦报》，1968年6月6日。

【215】负责社会事务的国务部长，1968年6月5日，AN 760122。

【216】1968年5月29日，AN 820599/40。

【217】1968年6月5日，AN 820599/41。

【218】1968年6月13日，Fa 273，APP。

【219】负责社会事务的国务部长，1968年6月5日，AN 760122。

【220】热斯马尔，载于拉布罗，《开始》，第198页;另见《我们的武器是罢工》，第60页。

【221】1968年6月8日，Fa 274，APP。

【222】社会状况，1968年6月6日，GIM。对比阿兰·德拉勒与吉勒·拉加什，《1968年的法国》(巴黎，1978)，第147页，该书称投票发生于6月5日。另见“一次罢工的历史与教训”，第108页。

【223】负责社会事务的国务部长，1968年6月5日，AN 760122。

【224】每日社会状况，6月6日，GIM。工会激进分子后来辩称，他们侵犯工作权利是正当的，因为罢工破坏者未书面承诺拒绝接受罢工带来的任何薪酬与福利增长。见《战斗报》，1968年6月12日。

【225】1968年6月6日，AN 820599/41。

【226】6月7日传单，引自施纳普与维达尔-纳凯，《日志》，第516页。

【227】法国总工会，引自马尔泰利，《五月》，第173页。

【228】尼古拉·杜博斯特，《无尽的弗兰》(巴黎，1979)，第23页。

【229】1968年6月5日，Fa 269，APP。

【230】热斯马尔等，《走向》，第296、352页;1968年6月6日，Fa 270，APP;1968年6月8日，Fa 270，APP。

【231】1968年6月8日，Fa 271，APP。

【232】1968年6月6日，AN 820599/41。

【233】1968年6月7日，Fa 270，APP。

【234】1968年6月7日，AN 820599/41。

【235】1968年6月7日，Fa 270，APP。另有数据称350名学生被拘留;见1968年6月6日，AN 820599/41。

【236】对比库尔希德·瓦迪亚，“女性与1968年事件”，载于里德，《1968年五月事件》，第150页，该文称女性在五月事件中的参与是“大规模的”且“史无前例的”。

【237】1968年6月8日，Fa 274，APP。

【238】1968年6月8日，Fa 271，APP。

【239】珀什莫尔，《有活力》，第147页。

【240】1968年6月7日，AN 820599/41。

【241】《世界报》，1968年6月8日;德拉勒与拉加什，《法国》，第147页。

【242】凯尔布克，《行人》，第147页。

【243】沙里埃，《春天》，第374–375页。

【244】三月二十二日运动，《开始》，第121页。关于艺术系学生的参与，见“装饰艺术工作室：与弗朗索瓦·米耶和热拉尔·帕里-克拉韦尔的访谈”，载于德雷福斯-阿尔芒与热尔弗罗，《1968年5月》，第193页。

【245】1968年6月8日，Fa 271，APP。

【246】《震旦报》，1968年6月10日。

【247】1968年6月10日，AN 820599/41。

【248】“一位三月二十二日运动成员的叙述”，载于拉布罗，《开始》，第73页。

【249】施纳普与维达尔-纳凯，《日志》，第521页;罗贝尔·达韦齐编，《1968年5月：教堂里的街道》(巴黎，1968)，第131页。

【250】1968年6月10日，Fa 271，APP。警方逮捕了“80名外地青年”。1968年6月10日，AN 820599/41。

【251】1968年6月10日与11日，Fa 271，APP。

【252】1968年6月11日，AN 820599/41。

【253】1968年6月12日，AN 820599/41。

【254】1968年6月13日，AN 820599/41。

【255】1968年6月17日，AN 820599/41。

【256】戈登，“移民”，第100页。

【257】1968年6月20日，AN 820599/41。

【258】1968年6月5日，AN 820599/41。

【259】里乌与巴克曼，《爆发》，第575页。

【260】1968年6月11日，AN 820599/41。

【261】同上。

【262】1968年6月12日，AN 820599/41。

【263】同上。

【264】1968年6月18日，AN 820599/41。

【265】米歇尔·若昂，“法国总工会与五月运动”，《现代》，第266–267期(1968年8–9月)：第348页;巴尼亚克，《五月》，第243页。

【266】1968年6月24日，AN 800273/61。

【267】1968年6月11日，AN 820599/41。

【268】《世界报》，1968年6月11日，1968年6月13日;法国总工会，1968年6月11日，《五月传单》，法国国家图书馆。

【269】1968年6月11日，AN 820599/41。

【270】1968年6月10日，Fa 271，APP。

【271】《世界报》，1968年6月13日;德拉勒与拉加什，《法国》，第153页。

【272】丹塞特，《五月》，第335页;珀什莫尔，《有活力》，第151页;1968年6月24日，AN 800273/61。

【273】1968年6月24日，AN 800273/61。

【274】关于1848年，见罗杰·普赖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一部社会史》(伊萨卡，1972)，第170页。

【275】1968年6月11日，AN 820599/41。

【276】1968年6月20日，Fa 274，APP。

【277】1968年6月18日，Fa 263，APP;第二十二区警察分局局长，1968年6月20日，Fa 274，APP。

【278】1968年6月20日，Fa 274，APP。

【279】1968年6月18日，Fa 263，APP;1968年6月11日，Fa 271，APP。

【280】1968年6月11日，Fa 271，APP。

【281】第二十二区警察分局局长，1968年6月20日，Fa 274，APP。

【282】斯蒂芬·J.派恩，《世界之火：地球上火的文化》(纽约，1995)，第230页。

【283】1968年6月19日，Fa 271，APP;1968年6月10日，Fa 271，APP。

【284】1968年6月12日，AN 820599/41。

【285】西尔与麦康维尔，《红旗》，第222页。

【286】1968年6月11–12日，Fa 272，APP。

【287】1968年6月18日，Fa 274，APP。

【288】1968年6月13日，AN 820599/41。

【289】拉布罗，《开始》，第136页。

【290】1968年6月24日，AN 800273/61。关于农村选民的负面反应，见乔治·沙法尔，《五月风暴：一次选举的典范历史》(巴黎，1968)，第93页。

【291】1968年6月11日，AN 820599/41;《人道报》，1968年6月11日。

【292】珀什莫尔，《有活力》，第155页。

【293】引自里乌与巴克曼，《爆发》，第580页。外籍工人中也有这种反对焚烧汽车的反应。见戈登，“移民”，第154页。

【294】1968年6月15日，Fa 274，APP。

【295】警察分局局长，1968年6月11日，Fa 271，APP。

【296】1968年6月19日，Fa 271，APP。

【297】同上及1968年6月13日，Fa 273，APP。

【298】苏希耶，《1968年5月》，第39页。

【299】1968年6月5日，Fa 269，APP;1968年6月5日与6日，AN 820599/41。

【300】1968年6月24日，AN 800273/61。莫里斯·格里莫不同意这一观点，而雷蒙·马塞兰则会提倡此观点。

【301】1968年5月10日，AN 820599/40。对比图雷纳，《五月运动》，第182页。

【302】月度公告，1968年5–7月，AN 820599/89。

【303】施纳普与维达尔-纳凯，《日志》，第523页。

【304】巴尼亚克，《五月》，第243页;1968年6月13日，Fa 273，APP。

【305】月度公告，1968年9月，AN 820599/89。

【306】1968年5月30日，Fa 261，APP。

【307】同上。

【308】1968年6月14日，AN 820599/41。

【309】关于他的指控，见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与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五月黑色日记》(巴黎，1968)，第86–91页。

【310】1968年6月13日，Fa 273，APP。

【311】1968年6月14日，Fa 273，APP。

【312】1968年6月14日，Fa 273，APP。

【313】同上。对比1968年6月14日，AN 820599/41：“根据事先协议，113名占领者未遭逮捕即离开。建筑外的30名年轻人被带走讯问。”

【314】1968年6月14日，Fa 273，APP。

【315】同上。

【316】同上。

【317】1968年6月17日，AN 820599/41。

【318】1968年6月20日，Fa 274，APP;1968年6月19日，Fa 275，APP。

【319】1968年7月2日，Fa 265，APP。

【320】1968年6月12日，AN 820599/41。

【321】雅克·佩雷，《忧虑的索邦》(巴黎，1968)，第43–44页;西尔与麦康维尔，《红旗》，第109页。

【322】1968年6月17日，AN 820599/41。

【323】1968年6月18日，AN 820599/41;1968年6月25日，AN 820599/41。

【324】数据来自月度公告，1968年9月，AN 820599/89。

【325】警方记录显示，在外省的示威活动中，有若干阿尔及利亚人因“可疑动机”而卷入。

【326】国家警察总局，情报总局，每日公告，1968年6月18日，AN 820599/41;1968年6月18日，Fa 275，APP。据警方称，在夏季，一个包括克里斯蒂安·马里库尔在内的团伙，处决了在桑西耶获得庇护的逃亡者之一“加丹加人吉米”。见月度公告，1968年9月，AN 820599/89。

【327】1968年6月18日，AN 820599/41。

【328】同上。

【329】1968年6月19日，AN 820599/41。

【330】1968年7月1日，AN 820599/41。

【331】1968年7月4–5日，Fa 275，APP。

【332】1968年6月27日，AN 820599/41。其他数据称，68名男性与30名女性被警方讯问。见1968年6月27日，Fa 276，APP。

【333】1968年7月1日，AN 820599/41。

【334】1968年6月13日，Fa 273，APP。

【335】1968年6月22日，Fa 275，APP。

【336】1968年7月1日，AN 820599/41;1968年6月20日，Fa 275，APP。

【337】1968年7月2日，AN 820599/41;1968年6月20日，Fa 275，APP。

【338】1968年7月2日，AN 820599/41。

【339】1968年7月2日，AN 800273/61。

【340】1968年6月26日，AN 820599/41。

【341】1968年6月20日，Fa 275，APP;1968年6月21日，Fa 275，APP。

【342】1968年6月19日，AN 820599/41;1968年5月29日，Fa 266，APP。

【343】1968年7月3日，AN 820599/41。

【344】1968年6月4日，Fa 269，APP。

【345】宿舍，1968年5月7日，1208W，art. 115–117，ADHS。

【346】大区大学与学校事务中心，1968年5月16日，1208W，art. 115–117，ADHS。

【347】对巴黎警察总局局长说明的观察，[无日期，?1968年6月]，AN 800273/61。

【348】1968年6月20日，Fa 275，APP。

【349】1968年6月5日，Fa 269，APP。

【350】1968年6月18[?]日，Fa 274，APP。

【351】1968年6月26日，Fa 263，APP。

【352】1968年6月5日，Fa 269，APP。

【353】被禁团体名单见苏希耶，《1968年5月》，第39页。共有十一个组织被取缔。

【354】月度公告，1968年5–7月，AN 820599/89。

【355】1968年6月25日，AN 820599/41。

【356】1968年6月20日，Fa 275，APP。

【357】三月二十二日运动，《开始》，第133–135页;沙里埃，《春天》，第389页。

【358】1968年6月13日，AN 820599/41。

【359】克里文，引自贝托利诺，《捣乱分子》，第386页;丹塞特，《五月》，第336页。

【360】1968年6月14日，Fa 273，APP。

【361】格雷戈里·巴罗，《1968年5月的天主教徒》(巴黎，1998)，第75页。

【362】1968年6月13日，AN 820599/41。

【363】月度公告，1968年5–7月，AN 820599/89。

【364】同上。

【365】月度公告，1968年8月，AN 820599/89。

【366】1968年6月26日，AN 800273/61。

【367】月度公告，1968年8月，AN 820599/89。

【368】马絮，《巴登》，第131页。

【369】引自丹塞特，《五月》，第341页;马克·克拉韦茨编，《学生暴动》(巴黎，1968)，第413页。

【370】1968年6月14日，AN 820599/41。

【371】1968年6月26日，AN 820599/41。

【372】图沙尔，《戴高乐主义》，第145页。

【373】施纳普与维达尔-纳凯，《日志》，第537–538页。

【374】1968年6月14日，Fa 273，APP。

【375】引自拉布罗，《开始》，第201页。

【376】1968年6月21日，AN 820599/41。

【377】1968年6月10日，AN 820599/41。

【378】《费加罗报》，1968年6月12日。人群估计数因来源而异。

【379】1968年6月11日，AN 820599/41。

【380】同上。

【381】1968年6月12日，AN 820599/41。

【382】同上。

【383】关于干部群体，见维尔纳等，《运动中的干部群体》，第129页。

【384】西尔万·鲁梅特，“备忘录”，《现代》，第265期(1968年7月)：第155页。

【385】卡皮泰纳，《达索》，第167页。另见《我们的武器是罢工》，第99页;亨利·西蒙口述史项目，1994年。

【386】1968年6月14日，AN 820599/41。

【387】社会状况，1968年6月11–18日，AN 760122。

【388】1968年6月25日，AN 820599/41。

【389】会议记录，董事会，1968年6月18日，GIM;罢工中的大型企业，1968年6月24日，GIM;国务部，1968年6月26日–7月2日，AN 760122。

【390】朱尔·韦尔热，一位反对人民阵线的小企业主领袖及维希政权的支持者，曾使用同样的亲家庭策略(即雇佣养家糊口的年长者)，以使其企业在1936年与1968年的两次大罢工浪潮中免受冲击。关于韦尔热，见《工人通讯》，1968年4月、5月及11月;《反神话》，1968年7月26日。

【391】马尔泰利，《五月》，第54页;卡皮泰纳，《达索》，第182页;亨利·西蒙口述史项目，1994年。

【392】巴黎地区冶金工业的社会状况，1968年5月27日至6月30日期间，GIM;社会状况，1969年1月30日，GIM;亨利·西蒙口述史项目，1994年;卡皮泰纳，《达索》，第178–201页。

【393】“1968年的铁路工人罢工：与达尼埃尔·莫罗的访谈”，载于德雷福斯-阿尔芒与热尔弗罗，《1968年5月》，第220页。

【394】以下信息来自莫里斯·科恩编，《1968年社会总结》(巴黎，1969)，第105–122、387、414页。另见1968年12月13日协议，AN 860561。对比克里斯·豪厄尔，《规范劳动：战后法国国家与劳资关系改革》(普林斯顿，1992)，第27页：“1968年的罢工浪潮甚至未能转化为工人可持续的物质收益。”

【395】科恩，《社会总结》，第12、128、179、310页;对比施纳普与维达尔-纳凯，《日志》，第796页，该处指责法国总工会与法国干部总工会合作以维持薪酬等级制。

【396】戈登，“移民”，第64、226页。

【397】比亚尔，《词典》，第294页。

【398】科恩，《社会总结》，第97页。

【399】《1968年5月自述》，第20页。

【400】亨利·西蒙口述史项目，1994年;卡皮泰纳，《达索》，第178页;科恩，《社会总结》，第185页;1968年5月30日，AN 820599/40。

【401】1968年6月18日，AN 820599/41。

【402】1968年6月25日，AN 820599/41;1968年6月26日，AN 820599/41。

【403】1968年6月28日，AN 820599/41。

【404】法国总工会，引自《我们的武器是罢工》，第67页;卡皮泰纳，《达索》，第105页。

【405】“与达尼埃尔·莫罗的访谈”，载于德雷福斯-阿尔芒与热尔弗罗，《1968年5月》，第220页。

【406】以下内容来自科恩，《社会总结》;1968年6月26日，AN 820599/41。

【407】例如，见索邦大学学生-工人行动委员会的声明，1968年6月，载于《什么样的大学?什么样的社会?》(巴黎，1968)，第129页。

【408】在1950年至1969年期间，1950年是罢工最多的一年，损失了240万个工作日;而在1968年，损失了642万个工作日。见社会状况，1969年1月30日，GIM。

【409】1969年邮政电讯部门预算草案，无日期，AN 810484。

【410】米歇尔·德雷福斯，《法国总工会史：法国工会主义百年》(巴黎，1995)，第274页;米歇尔·若昂，“法国总工会与五月运动”，第368页;科恩，《社会总结》，第363页;博沙尔与布吕泽克，《工会主义》，第307页。

【411】月度公告，1968年8月，AN 820599/89。

【412】《人民报》，1968年10月1–15日;《五月手册》，1968年8–9月。关于女性与移民在罢工后加入工会的趋势，见蒂埃里·博杜安、米谢勒·科兰与达尼埃尔·吉耶尔姆，“女性与移民：边缘工人?”，载于科林·克劳奇与亚历山德罗·皮佐尔诺编，《1968年以来西欧阶级冲突的复燃》(纽约，1978)，第2卷，第89页。对比皮埃尔·杜布瓦、克洛德·迪朗与萨比娜·埃尔贝斯-塞甘，“法国工会主义的矛盾”，载于克劳奇与皮佐尔诺，《复燃》，第2卷，第88–89页。亚当等人1969年的调查，《法国工人》，第111页，对比了大型企业中工人对工会的同情与小型企业中工人对工会的敌意。博沙尔与布吕泽克，《工会主义》，认为1968年的罢工表明，工会在企业内部的影响力大于其在国家层面的影响力。另见科恩，《社会总结》，第100页;“一次罢工的历史与教训”，第106页。

【413】1968年5月31日，AN 820599/40。

【414】1968年6月25日，AN 820599/41。

【415】豪厄尔，《规范劳动》，第99页;“工会主义，续篇或终结”，载于阿泽马尔，《工人，女工》，第180页。

【416】以下著作强调工人自治的冲动：安德鲁·芬伯格与吉姆·弗里德曼，《当诗歌统治街头：1968年法国五月事件》(奥尔巴尼，2001)，第58页：“具体的诉求对法国总工会而言已被证明是一种负担。如今为工人所采纳的民主化这一无形概念，催生了一种新社会的观念。”戴维·考特，《街垒之年：穿越1968年的旅程》(纽约，1988)，第235页：“各地的工人都热衷于展示他们管理生产资料的能力。”图雷纳，《五月运动》，第5章;洛朗·若弗兰，《1968年5月：事件史》(巴黎，1988)，强调五月期间对“个人参与”的渴望。维尔纳等，《运动中的干部群体》，第23页：“罢工期间工人诉求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便是要求掌控企业。”里乌与巴克曼，《爆发》，第615页：“这种参与决策的意愿，以及能够质疑决策的愿望……将不会被遗忘。”贝托利诺，《捣乱分子》，第290页：“工人权力、工人自治，这些正是直抵工人心坎的词语。”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五月精神》，罗纳德·斯蒂尔译(纽约，1969)，第29–33页：“1968年5月在巴黎爆发的学生与工人运动，主要并非一场旨在赢得物质利益运动……这场起初简单、时而暴烈的争执，迅速转变为一种对责任的天然诉求。”斯蒂芬·斯彭德，《青年叛逆者之年》(纽约，1969)，第149–150页，将法国工人的占领行动等同于据称是俄国革命特征的工人管控欲望。罗伯特·V.丹尼尔斯，《英雄游击战之年：1968年的世界革命与反革命》(纽约，1989)，第157页：“因此，法国的工人造反与1960年代所有其他运动一样，共享着在面对面社会关系中实现平等与人性的基本驱动力。”

【417】见齐格蒙特·鲍曼，“作为现代性反文化的左派”，载于桑福德·M.莱曼编，《社会运动：批判、概念、案例研究》(纽约，1995)，第356–370页。

【418】对比豪厄尔，《规范劳动》，第67页;另见“劳动社会学小组”的工业社会学家，他们将工会的软弱视为工业动荡的一个原因。

【419】科恩，《社会总结》，第184页。

【420】米凯莱·萨尔瓦蒂，“1968年5月与1969年热秋：两个统治阶级的回应”，载于苏珊·伯杰编，《组织西欧的利益集团》(剑桥，1981)，第348页。

【421】菲柳，“跨工会组织”，第52–66页;安德烈-让·蒂代斯克，“广播、示威与权力”，载于《1968年5月在法国广播电视局》，第156页;1968年7月19日，AN 820599/41。

【422】于贝尔·贝隆，“6月23日与30日的选举”，《政治与议会评论》，第790期(1968年6–7月)：第122页;西尔与麦康维尔，《红旗》，第219页;让-雅克·贝克尔，《1945年以来的法国政治史》(巴黎，1988)，第126页。

【423】结论，市政警察局局长，1968年7月9日，Fa 274，APP。

【424】格里莫，引自《法兰西晚报》，1968年7月10日，载于Fa 263，APP。

【425】达妮埃尔·塔尔塔科夫斯基，“1968年5–6月的法国共产党”，论文提交至“1968年5月社会运动的行动者与场域”研讨会，巴黎，1988年11月24–25日。

【426】1968年7月3日，AN 820599/41。

【427】对比辛格，《前奏》，第98页。

【428】对比安杰洛·夸特罗基与汤姆·奈恩，《终结的开始：法国，1968年5月》(伦敦与纽约，1998)，第122页：“[戴高乐]看到了在其个人统治周围竖起共和门面的必要性。这将是一个‘宪政独裁’。”

【429】1968年5月16日，Fa 257，APP;1968年5月18日，Fa 258，APP;1968年5月19日，Fa 257，APP。

【430】1968年6月2日，Fa 269，APP;格里莫，《五月》，第54页。

【431】1968年6月14日，Fa 273，APP。

【432】1968年6月25日，AN 820599/41。

【433】1968年5月19日，Fa 257，APP。

【434】1968年6月19日，Fa 275，APP。

【435】西尔与麦康维尔，《红旗》，第223页。

【436】贝克尔，《政治史》，第120–126页;贝隆，“选举”，第126页;“一张法国地图的注解”，《精神》，第373期(1968年8–9月)：第193页。

【437】西尔与麦康维尔，《红旗》，第224页。

【438】他当时在场，但未发言。见丹塞特，《五月》，第285页;让·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乔治·霍洛克译(纽约，1984)，第416–421页。

【439】《现代》，第264期(1968年5–6月)：第vii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