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革命的道路：目前的形势》之七 再论生产关系

编者按

本文围绕印度纳萨尔巴里路线关于印度“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争论展开。近年部分前运动领导层提出印度已进入资本主义，应放弃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引发重大理论与政治危机。文章批评该观点片面依靠量化经济指标，忽略种姓等社会关系与上层建筑。尽管印度农业、工业、服务业出现诸多资本渗透的表象，但旧的前资本主义、种姓封建关系仍大量存续，资本依附帝国主义，没有形成独立的国内资本主义发展。作者主张判断社会性质需综合多维度考察，认为印度依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未完成，而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方长期缺乏对应的革命实践。

本文是《印度革命的道路：目前的形势》的最后一篇。

再论生产关系

N．维努戈帕尔

近年来，关于印度的生产关系是否应被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有观点再次提出异议，认为印度的生产方式已成为资本主义。一些长期质疑并提出放弃五十多年纳萨尔巴里革命路线的人再次提出这一论点。纳萨尔巴里路线将印度社会定义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主张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几十年来这一论点屡遭质疑。近年来，部分长期坚持该路线的高级毛派领导开始批评它，使得讨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加。

早在纳萨尔巴里起义之前，这场争论就已在社会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尤其是共产党内部)中以理论和学术形式存在;纳萨尔巴里之后，它扩展到实践层面，并成为政治问题。几乎在纳萨尔巴里运动内部就出现了旨在批评和重写其社会性质的力量，尤其是自查鲁·马宗达去世和运动瓦解之后。一些由此产生的政党、团体和个人开始主张应改变社会性质的定义，因为他们认为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随之而来的政治辩论声称，由于社会性质已发生变化，这里所需的斗争路线也应不同，一些政党在修改纳萨尔巴里路线的基础上继续实践。虽然承认纳萨尔巴里路线中的一些表述和口号需要修订和审视，但一些政党仍在保持基本路线的同时推进实践。

在继续执行纳萨尔巴里基本路线的革命运动结构中，在自我批评、审视旧方法并进行多项修改和补充的过程中，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成为主要力量。现今，一些高层领导表示，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进行内部路线讨论;如今，由于条件不利于武装斗争，他们公开宣布暂时中止武装斗争，并宣称路线是在人民中开展和平、合法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指出，国家的生产关系已发生许多变化，需要相应地调整路线。在辩论过程中，有些人公开明确地放弃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表述，称资本主义模式已到来。即便没有明确说出，也已有人提出这一建议。在这一背景下，关于生产关系的讨论显得更加必要。

然而，这不仅是生产关系的争论，它也是一场政治辩论。必须同时考虑毛主义运动或其组织结构中出现的实际危机。在过去五十年里，印度的纳萨尔派运动经历了许多危机，分化成多条支流。一些支流克服了危机并保持坚强;另一些则变得衰弱或消失。

当前的危机涉及一个名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组织结构，因此必须将其与该组织历史上的早期危机进行比较。在其五十六年的整体历史中(虽然名称不同——印共(马列)(1969-1974)、印共(马列)中央组织委员会[1](1974-1977)、印共(马列)安得拉邦委员会(1977-1980)、印共(马列)(人民战争)(1980-2004)、印共(毛)(2004-至今))，经历过大约七到八次大小不同的危机和损失。该组织经历过理论辩论、争议、严重镇压、许多群众战士和高级领导被假想遭遇杀害、领导干部流失、从中央委员会到基层干部的大规模叛逃、背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国家和媒体多次发布死亡证明，宣称运动已被彻底消灭。运动本身有时也因镇压或其他考虑而从某些战斗区域撤出。尽管困难重重，运动及其组织结构仍通过克服这些困难不断前进。因此，即便只看这一组织结构，印度革命运动也经历了高潮与低谷、成就与失败、误解与纠正。像世界上许多革命运动一样，印度革命运动也经历过多次危机。

然而，当前的危机与过去的危机不同，也不能简单地与之比较。必须认识到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与过去一样，一些领导和干部离开了运动，回到普通生活。但这里存在差异：过去人们离开是出于健康、家庭、心理或理论分歧;后来，考虑到可能产生的问题，有些人向国家表示和解，并在警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时在压力下，有时自愿)发表反对运动的言论。是否携带武器或交出武器并非主要问题。离开后，有些人加入政党，有些人在职业、商业或工作中安定下来。许多人仍然坚持他们在运动中学到的价值观。少数人成为反革命分子、国家代理人或反对集体斗争的力量。

如今，离开运动和组织结构的人所经历的情况不同于以往历史，这值得特别关注。他们打击了自己几十年来建立的人格，对自己建设的革命表达了反对、内疚和憎恨的情绪。他们试图摧毁革命组织并否认其必要性。作为个人，他们有权消除或抹去人们长期给予他们的信任。但试图终结人们对他们所追求路线的信任、背叛信任，并开始做出前所未有的表述和宣言，例如“我们已经远离群众”，“现在我们放弃路线，将和平地在群众中工作”——这不仅是对自身历史的自我毁灭，也是对社会历史、阶级斗争历史以及长期积累的群众斗争辉煌历史的信任的破坏。任何人都可以离开一个组织并进行批评，但贬低历史理解和基本科学—理论理念、制造不信任、轻视革命必要性、嘲弄革命历史及其肯定革命传统的人，这是不正确的。

尽管当前领导人没有使用完全相同的措辞，他们的精神与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尼基塔·赫鲁晓夫提出“阶级斗争不再必要”的言论，以及苏联和东欧解体后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类似。他们说“人民还没有准备好斗争”，“斗争条件尚未成熟”，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在暗示人民应顺应现状，相信宿命论，否认人在社会变革中的能动性与集体行动。即便出现这样的现象，分析其本质是进步人士、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的责任。如果不这样做，而完全违背这一责任，在政治术语中就被称为反革命。提出这些反革命思想的人迄今的依据是，认为革命运动所遵循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将辩论拉回到生产关系和社会性质界定的基本问题上，声称生产关系已经改变，如果不了解这一点，用旧方法斗争是徒劳的。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审视当前关于生产关系辩论的主要论点。

2

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社会变革是通过阶级斗争这一过程发生的。认识到社会变革不是随机、偶然或不可预测地发生，而是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社会科学家的伟大成就。共产主义者作为领导者，必须认识这些运动规律，并开展阶级斗争以实现社会变革。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清晰、精确、具体地回答诸如“当前社会处于何种状态?”、“社会可以从这里发展到哪里?”以及“应该如何改变现存关系及其背后的生产关系?”等问题。如果这些关系被改变，从而妥善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那么社会的必然变革就会成为可能。

这种认识不仅是理论性的，同时也是实践性的。事实上，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互相推动和完善的。如果印度社会当前的生产关系是封建性质的，那么该社会正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如果这些关系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那么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在二十世纪，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出的从封建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出现了许多变化。

最初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表现出进步性，因为资本主义投资本身需要解放劳动力，为此它必须与封建制度作斗争。因此它反对封建主义，废除了君主制和地主制。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进步性、反封建的性质逐渐消失。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再到殖民主义、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自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当资本发展到殖民阶段时，它不再攻击或推翻落后的封建关系，而是利用这些关系为自身谋利，在这些国家中建立社会基础，与买办阶层勾结。为了遏制殖民地中可能与帝国资本竞争的本土资本的成长，帝国资本压制了其发展。原有的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殖民地的资本发展被引导走向买办道路。因此，到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关系在殖民地完全建立、封建关系被彻底推翻的机会已经消失。资本进入了殖民地，但其性质和方向已经不同。在资产阶级领导下推翻封建主义的任务未能完成。

这些社会和国家在从封建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过程中，被历史进程——殖民主义、金融资本、帝国主义——半途阻挡。资本进入了这里，也进入了那里，因此这些社会既没有停留在旧的封建制度中，也没有发展为完全的资本主义关系。这个中间阶段被称为半封建阶段。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都是某个欧洲国家、美国或日本的殖民地。二战后，特别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及国际金融和货币机构设立以维持经济主导地位之后，帝国主义国家认为它们不再需要在殖民地保持直接的军事政治存在，开始进行去殖民化;然而，这些旧殖民地仍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为帝国主义国家提供原材料、工业产品和投资市场。因此，它们被称为半殖民地。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主要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语境中)称这种状态为“新殖民主义”。

如果像“封建主义就是一百英亩，半封建主义就是五十英亩”这样的通俗问题进入理论辩论，那就不太妥当。撇开这种肤浅的争论，对于真正提出问题的人来说，有几个严肃的问题值得讨论：我国的生产关系真的没有变化吗?可见的变化应如何理解?

列宁早在二十世纪初就认识到，当资产阶级放弃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时，这些任务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并得到农民支持来完成。这种思想的萌芽最早出现在他1905年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到1920年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成熟。列宁认为，在殖民地，当地资产阶级已经与帝国主义妥协，成为买办，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那里是错误的称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完成的任务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力量、并得到农民支持来完成。列宁将帝国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并指出金融资本使资本主义变成一种退化、濒死的形式，会与前资本主义形式妥协，从而失去其进步性，他认为资产阶级历史上所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被金融资本的兴起终结。在这种背景下，反封建主义的任务依然存在。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不再足够，而需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等人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并加以发展;到1942年，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系统阐述。

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但简单称其为“中国道路”只是半真理。没有两个社会是完全相同的。孕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的前革命社会与当今印度在许多方面不同，也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主要的相似点在于民主革命任务未完成。由于印度没有发生民主革命，这些民主任务甚至没有在最低限度上实现，因此存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3

一提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应假定毛泽东在近九十年前中国定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在需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另一个社会中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存在。也不应假定六十年前纳萨尔巴里所定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今天仍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存在。没有任何社会会保持那种静态状态;社会处于持续运动之中，各种变化和调整不断发生。

然而，如何看待生产关系及其内部变化，并对其进行研究，是一个基于历史、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运动的科学与政治辩论。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需要一个关键澄清。我们必须注意，大多数在泰卢固语及其他语言中讨论生产方式的知识分子，都犯了一个错误。通常大家只是简单说“生产关系”。但马克思从未单独使用“生产关系”，他总是说“社会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观中，生产必然占据社会的基础地位，因此必须出现“生产”一词。但生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指标，它指向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嵌入的关系理解。

参与生产方式讨论的人去掉了“社会”这个限定词，只剩下“生产关系”，并将其转化为看似纯粹的经济概念。他们不仅如此，还进一步将“生产关系”狭隘化为仅指生产资料和数值指标，几乎完全放弃了社会关系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反而验证了批评者关于经济决定论的指控。在像印度这样存在基于种姓的封建制度的社会中，将生产与社会维度分离、孤立地看待，是不可能也是不理性的。

一些知识分子曾经认为并仍然认为，生产关系仅与“生产”相关，仅限于经济领域，而且只能指可量化的部分。例如，拥有多少土地才能称为地主;在农业投入和农产品销售上对市场依赖程度;使用多少种子、化肥、农药、拖拉机、水泵、电力连接、联合收割机、打谷机;获得多少银行贷款;收获的作物有多少出售到市场，又有多少自用;购买了多少商品、购买了哪些商品——这些都是数字。人类在其中缺席，人际关系缺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解—“商品不仅是物质对象，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在某处迷失了。

当然，这些方面都必须考虑，它们都是生产资料，对生产及其社会关系有贡献。然而，仅仅生产资料的扩展和增多，并不自动构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一个指标;仅因为看到商品就宣称某物是资本主义，这是肤浅的判断。举例来说，一个充满商品的工厂或仓库，可能根本没有任何人存在，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它就是资本主义。

只有通过考察生产这些商品的人、这些人之间的关系、用于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些所有者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整体，以及这些关系内部的变化与动态，才能判断这些是资本主义关系还是前资本主义关系。

4

难道印度的生产关系没有发生变化吗?如果我们眼前能看到无数变化，就没人能否认变化确实发生了。确实，变化已经出现。但若在未分析这些变化的性质、特征和方向的情况下，就把每一种变化都称为资本主义关系的表现，这是错误的。生产关系的主要变化本质上是质的变化。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衡量质的变化的标准，只有衡量数量的指标。因此，研究者在描述生产关系变化时，只能报告可用统计衡量的生产资料变化。一些研究尝试考察生产力的变化，但要全面衡量生产力的组成，包括生产手段、技术、工人及其意识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与尝试识别和衡量某些基本基础性变化相比，几乎没有人尝试解释上层建筑的变化是否真正发生。此外，在生产关系的讨论中，在印度尤为重要的种姓这一社会关系，受到的关注很少。

生产资料方面的极端变化正在发生，这是无人否认的。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部分，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但必须研究的关键问题是，工人阶级发生了哪些变化，工人的劳动条件、工人的意识、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几乎没有进行。同样，要研究上层建筑的变化，我们也缺乏方法，除了重复经验、轶事(Anecdotes)和例子，即将过去的某一点与现在的某一点比较之外，我们缺乏更严格的研究和分析方法。

即使变化看起来非常巨大，即使已经有现成的变化清单，分析这些变化的本质、方向和后果的尝试仍然非常有限。大多数讨论仅停留在描述变化的形式和举例说明这些变化上，而没有深入分析其本质。如果进行这样的分析，肯定会显示，正在发生的变化不一定推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反而可能强化了旧的传统、封建和等级关系。

5

关于生产关系变化的讨论，必须全面考虑发生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这三个基本经济领域的变化，以及上层建筑因素的变化，只有在这些变化的性质基础上，才能判断社会性质本身是否发生了变化。

然而，很大一部分讨论仍局限于展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进入并扩展到农业领域。工业和服务部门的发展，若没有独立的讨论，往往被简单地假定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因素根本未被纳入讨论。将某个部门从整体社会中剥离出来并孤立讨论，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即便为了详细理解和分析而进行分离，马克思主义方法也强调，这些部分必须重新整合，以整体的、综合的方式进行考察。

自1960年代至今，许多社会科学家撰文讨论资本如何进入印度农业，以及为什么不再可能将其描述为封建或半封建。他们认为，由于地主土地规模缩小——部分原因是土地上限法或其他原因——以及工资劳动、商业作物、机械使用和市场生产增加，封建制度已经消失，农业已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然而，如前所述，这些观察者大多只是将社会生产关系简化为生产关系，进一步又仅仅将其缩减为生产工具和数字资料。由于早期封建社会中地主占有数百甚至数千英亩土地、束缚劳工、各种佃农形式以及额外经济强制措施在今天已不再明显，他们就断定封建制度已经被废除。他们依赖土地持有量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多是政府公布的统计资料，而这些资料几乎不可靠。即便土地上限法未得到适当执行，土地持有量在纸面上也无法显示超过法定上限，因此政府统计中不会出现大面积土地。现存的大面积土地通过利用法律豁免得以保留，许多土地以他人名义(“benami”)持有。即便土地在纸面上显示用于非农业用途，它仍然在地主控制之下。在佃农制度和额外经济剥削方面发生的变化不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证据。忽视这些实际情况，仅仅看纸面上的土地持有规模，将其作为证据，并不断写道封建主义已经消失，这是错误的。

事实上，在这些论断最早出现时撰写的文章之一中，查鲁·马宗达在“八篇文献”的第四篇[2]中警告说：“在确定农民的阶级地位时，极易犯一个常见错误。人们完全依赖土地所有权文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错误。”土地作为生产工具的程度固然必须考虑，但仅凭数字数据，而不考虑收入、生活方式、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位置、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及其他多个因素，就判断个人或家庭所处的社会关系，是不正确的。

类似地，关于拖拉机、水泵、电力使用、市场干预、联合收割机、收割机等数字——这些数字反映的真的是农业生产中实际使用的设备吗?还是制造公司为了增加销量，通过银行贷款将这些机器推向市场?只有深入到村庄、观察现实，才能知道。所谓大规模进入村庄的农业机械中，有相当一部分闲置、未充分利用，或者由非耕种者拥有，他们通过银行贷款购买机械，然后出租出去。如果计算一个村庄中有多少可耕地以及实际和最优利用所需的机械数量，就会清楚地知道，声称正在使用的农业机械中，即使只有一半或四分之一被真正使用。仅凭这些不可靠的数字来判断社会状况是毫无意义且不科学的。

判断社会关系的另一个关键标准是，看剩余产品是被再投资用于生产、不断创造剩余价值，还是被转向炫耀性消费、浪费支出或囤积。在资本主义关系中，再生产和持续投资是核心。在印度农业中，进入再生产的剩余部分非常小。由于种姓、家庭、仪式和传统价值体系，以及模仿文化[3]，大部分剩余被转化为炫耀性、家庭性和浪费性支出。

民主革命的任务之一，是解放被困在农村、农业和传统束缚中的剩余劳动力，并将其转化为工业工人，从而在社会中实现剩余价值的更大生产，并确保资本机制对其不间断使用。但在我们的农村社会，虽然可以看到大量农村人口外流(推力)，但工业方面并没有相应地吸纳劳动力(拉力)。也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迁往城镇，只是为了继续成为剩余劳动力。他们加入了失业者的预备军，最终成为临时工、非生产性服务部门从业者或低工资雇员。换句话说，只有农业对劳动力的排出，但却没有工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这不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的一条规律是生产力的最大化利用。

当工人离开农业和农村部门，成为自由工资劳动者时，这在资本主义关系中被视为一种规律。马克思解释说，“自由”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从前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二是有自由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售给任何人以换取工资。在我们的社会中，被迫离开村庄的人并未真正获得从村庄——更准确地说，从种姓、家庭以及家中剩余的半英亩或四分之一英亩土地——中解放的自由。他们在城市中也无法获得自由地将劳动力出售给任何人的权利。他们处于等待和绝望的状态，不知道是否有人会购买他们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他们陷入了更深的束缚。这与资本主义关系下的自由工资劳动完全不同。

另一个关键点是，资本主义关系将前资本主义关系中的具体、特定劳动转化为抽象、同质化劳动，将其限定为“社会必要劳动”的量。在印度社会整体上，即使只是工业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从具体、特定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转变也尚未完成。即便在今天，基于种姓的特定和专业化劳动体系仍然存在。例如，清洁工的劳动，包括极其不人道的手工清扫，对社会来说是极其必要的，但仍然是局限于单一种姓的特定劳动，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雇佣的抽象劳动。

即使我们暂且撇开农业，仅看工业，也不存在一种国内资本家阶级会说：“这个国内市场属于我们”，并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竞争，或者认真尝试这样做。既没有反封建的立场以释放国内生产力，也没有反帝国主义的立场以掌控国内市场。至多，只是在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合谋、服务和中介来争取市场份额并积累财富。一些大型资本家可能从跨国公司代理人的位置晋升为小型合伙人，但他们不会通过说“这个国家是我们的，这个市场是我们的，你们凭什么进入?”来质疑帝国主义。诚然，一些国际富裕个人出现并在海外投资，但这些都是作为国际金融资本的从属合伙人进行的活动，而非在本社会内部建立资本主义关系的努力。

在商品市场情况如此的情况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国内资本公司，都不会反对将矿产资源和原材料交给跨国公司用于资本主义产业。与通过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不同，通过掠夺进行积累仍在继续，而积累的财富被引入国际循环。

有人主张资本主义已经到来，他们在农业和工业之后(甚至比这两者更突出)强调服务业的扩张。确实，在我们的城市、城镇，甚至村庄，服务业的扩张和服务业资本的进入非常明显。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服务业扩张非常普遍，一些人认为仅凭服务业扩张就足以判定一个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但当我们考察我国服务业扩张的性质、其大部分持续崩溃的事实、其特性以及剩余价值流向的去向时，很明显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服务业。相反，这是一种收益流向金融资本，根植于半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的服务业。

6

主张“资本主义已经在我国到来，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建立，因此现在需要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毫无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团体和政党，自纳萨尔巴里起的过去六十年，甚至在此之前，从1948年成立的印度社会主义统一中心时期起就一直存在。纳萨尔巴里之后，也有许多政党和大量个人宣扬这一理论立场。即便是最近脱离毛主义党的部分人，也表达了相同观点。

然而，在七十年的历史中，那些主张资本主义已经到来、只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在实践中并未开展任何朝这个方向推进的工作。他们的主要理解是：社会主义革命将以总罢工的形式出现，突然推翻现有制度，夺取国家政权;必须在人民中尤其是工人阶级中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并据此进行组织。在后来的时期，这一观点还加入了“议会选举可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意识或甚至获得国家政权的途径”的看法。然而，即便到今天，提出这些论点的人，在这方面仍毫无实质性的行动可展示。他们的理论与社会现实毫无关联，他们的实践甚至与自己的理论也没有关系。

7

确定一个社会的性质并不是一件简单或直接的事情。无论其他社会如何，在像印度这样广阔、复杂、多元、多样且存在显著差异的异质社会中，任何人几乎都可能得出关于社会性质的各种结论。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中，总能找到支持某种结论的证据。尤其是由于资本具有较高的可见性和可量化性，人们更容易感知资本，并能借助数字和表格构建有说服力的论据。

相比之下，在社会关系中，尤其是在上层建筑中广泛存在的封建关系、种姓制封建关系、反动关系以及前资本主义关系，其本质主要是定性的(qualitative in nature)。它们可以通过实例描述，但无法简化为数字或表格。

结合从列宁时代至今发展起来的研究生产关系的方法，为了理解印度的社会生产关系及社会性质，有必要深入考察多种因素：

1. 生产资料所有权、土地集中程度及政治权力;

2. 农村中的阶级分化;

3. 社会中存在的额外经济剩余剥削形式;

4. 市场关系及市场外的劳动再生产;

5. 工资劳动的规模和性质;

6. 租佃形式及程度;

7. 放贷及商人资本;

8. 尚未经过革命性变革的农业关系;

9. 工业与制造业单位的发展、规模、运作模式、劳动关系及剩余价值生产;

10. 服务业资本及剩余生产;

11. 人口迁移、金融资本及帝国主义历史趋势;

12. 资本积累过程及扩大再生产的性质和规模;

13. 上层建筑因素的影响;

14. 国家的作用。

必须相对地理解：在这个广阔国家某一区域找到的支持某种结论的证据，可能在另一地区被证据所反驳，从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正如D.D.科桑比[4]所观察到的，“印度是一个长期延续旧制度和旧传统的国家”。在这里，从采集业、牧业、农业、手工业、制造业，到基于纳米技术的最先进工业，各种生产方式同时并存。即便在区域层面上不同结论似乎合理，关键问题仍是全国统治阶级的整体性质、其政治经济政策，以及这些统治阶级正在将社会引向的方向。

从这个角度看，自纳萨尔巴里将印度社会定义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以来，已过去六十年，社会发生了诸多变化，并引发了广泛讨论。资本进入的领域的数量增加了。但当我们考察这些资本的性质：它们是否完成，甚至是否打算完成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或者是否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呢?现状比纳萨尔巴里时期更为清晰：国家和资本联合推动前资本主义关系、种姓制封建、传统宗教价值及印度教婆罗门法西斯主义，其背后是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印度社会定义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今天更具意义和适用性。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12月7日于海得拉巴举办的研讨会上，由前革命学生论坛主办的讲座中讨论。对此感兴趣的人还可阅读作为本文补充的文章：《运动中的主体——纳萨尔巴里运动中的主体》(发表于 2011 年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与牛津大学印度农业转型会议)、《社会性质、转型与斗争策略》(发表于2013年3-4月期《Veekshanam》杂志)，两篇文章后被收录于2022年出版的合集《Samaja Chalanapu Savvadi》中。)

(以上为2026年1月发表于《Veekshanam》月刊的泰卢固语原文翻译)

译注：

[1]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组织委员会(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Leninist) Central Organizing Committee)，是印度纳萨尔巴里运动早期的一个重要组织阶段，成立于1974年到1977年，其主要任务是统一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和革命力量，为后来的“人民战争”路线奠定基础。COC阶段强调中央集权的组织结构和军事化的革命实践，并尝试将各地方派系统一起来，以加强全国范围的革命活动。

[2] 查鲁·马宗达在1965年至1967年间撰写了被称为 “历史性八篇文献”(Historic Eight Documents)的一套文章，这八篇文章是纳萨尔派运动的思想基础文献。其中第四篇名为《同现代修正主义继续斗争》。

[3] 模仿文化(imitative culture)，指人们按旧的模式行动，追随他人或传统，而不是创新或生产性地使用资源。

[4] 达莫达尔·达尔马南达·科桑比(Damodar Dharmananda Kosambi)是一位印度左翼学者，也是一位研究古代印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在研究中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他对尼赫鲁持极度批判的态度，同时非常推崇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及其理想。此外，他也是世界和平运动中的杰出活动家。他被认为是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