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印度革命的道路：目前的形势》之六 并非毛主义者的内部问题

编者按

印度当局通过 “卡加尔行动” 等一系列军事与心理作战，大量清剿革命者、恐吓阿迪瓦西原住民，试图夺取林区矿产，并计划 2026 年彻底消灭该运动。重压之下，部分核心领导人选择投降、主张放弃武装斗争，舆论场随之涌现大量嘲讽与攻击。作者认为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不会彻底消失，武装斗争可依形势调整，但制度变革难以完全脱离武力。文章批评部分知识分子片面将斗争等同于死亡，主张讨论应当立足底层民众诉求与阶级斗争规律，这场危机不仅是印共(毛)内部事务，更是印度被压迫群体与阶级斗争的历史问题。

并非毛主义者的内部问题

N．维努戈帕尔[1]

自纳萨尔巴里起义以来的五十余年里，革命运动在不同形式上不断创新和调整，但始终坚持那条道路：1980年至2004年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在泰卢固社会产生广泛影响，过去二十年又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名义存在。然而，仅仅一个月之内，这一革命运动的组织结构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十年前，国家总理曾将其称为最严重的内部安全威胁;它曾将组织网络扩展到二十多个邦，取得了诸多政治和军事成就，并在五十多年中对整个印度社会、尤其是泰卢固社会、政治与文化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如今，这场革命运动正面临其未来走向的复杂问题。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看，只要阶级社会存在，只要阶级斗争持续存在——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只要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仍面临问题，只要人民对美好生活有追求，这样的组织和斗争可能起伏波折，但不可能被彻底消灭。即便如此，当前现实中，革命运动却陷入了一种几乎无助和绝望的境地。

事实上，这种无助与绝望的局面并非突然出现。二十年前的“萨尔瓦·朱杜姆”和十五年前的“绿色狩猎行动”(曾试图实现这种结果，但未能如愿。此后，当服务团家族[2]政府上台后，一场更加系统化、协调化、甚至可能更具决定性的行动展开，这可能得到了以色列摩萨德[3]的更大支持。以“萨马丹行动”、“普拉哈尔行动”、“眼镜蛇行动”[4]等名义开展的袭击，起到了某种演习的作用。随后，“卡加尔行动”开始实施，在过去两年中，革命运动接连遭受打击。许多领导人被国家武装部队击毙;大量未参与武装组织的阿迪瓦西人也遭到安全部队杀害。阿迪瓦西人受到恐吓，深林中的营地被设立，成千上万的安全人员对森林进行了彻底搜查。阿迪瓦西村庄笼罩在恐惧之中，意在剥夺革命者的庇护。利用最先进的技术，采用前所未有的方法追踪革命者行踪。还试图将阿迪瓦西人，甚至部分革命者，转化为秘密线人。这一系列多重攻击构成了“卡加尔行动”。服务团家族宣称这是“最后的战争”，并宣布将在2026年3月31日前实现“无毛主义者的印度”。

随着革命者和阿迪瓦西的大规模被杀，人们逐渐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战略之一是将中印度森林的矿产资源交给企业，社会上对“卡加尔行动”的反对声音开始出现。要求停止行动、与革命运动展开谈判的呼声高涨。由于这种反对和诉求不仅来自革命运动的支持者，还来自所有反对派政党、通常不赞同革命者的民间社会活动家以及人民组织，统治阶级略微调整了策略。在适度减少对阿迪瓦西人的大屠杀的同时，他们开始对其进行恐吓和展示投降者，同时加大对武装革命分子的安全部队攻击。他们制定了结合军事与心理战的新战略，认识到对革命运动造成心理打击比单纯军事打击更为重要。一方面，持续进行大规模部队部署和连续攻击;另一方面，试图削弱公众对革命运动的信心，在群众中播下怀疑的种子，制造混乱、绝望与沮丧。也许，这些发展正是“深层政府”针对印度革命运动战略的一种体现。

随着革命运动在连续打击下显现疲态并处于弱势，媒体中出现了一股反向舆论：对其作用进行轻视、嘲讽、指责，并常伴随讽刺和毫无意义的评论。各种批评声称，革命领导层及其支持者不了解社会状况，或者即便有所了解也不够。一些批评可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认真讨论，但其出现的背景及廉价的表达方式尤其值得注意。这些批评者包括：此前因革命运动影响而保持沉默的人;受议会制共产党影响而信奉阶级合作理论或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理论的人;曾参与革命运动但后来放弃其实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人;对革命运动一无所知的人;虽然一无所知却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曾是革命活动家或领导者，后向国家投降、过着自己的生活、但一有机会便对革命运动大肆抨击的人;出于盲目仇视毛派而通过荒谬评论贬低自身智识的人;二三十年来对革命运动心怀毒意、如今找到机会倾泻的人;以及自诩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无用、唯有《摩奴法典》[5]才是印度根本的人——服务团家族的活动家。令人震惊的是，这么短时间内有如此之多的嘴巴同时向革命运动泼脏水。可以承认，大约百分之十的评论可能值得讨论，但百分之九十仅是毫无意义的喋喋不休和仇恨。此外，这百分之九十的人中，有九成从未发声谴责国家暴行或宪法侵犯。

在这种背景下，占据革命运动内部最关键位置的个别人宣称革命道路“是错误的”，认为因此运动无法前进、遭受损失，当前条件不利于武装斗争或持久人民战争道路，因此放下武器、在群众中开展合法斗争才是正确的途径。他们在马哈施特拉邦、恰蒂斯加尔邦和特伦甘纳邦的首席部长和警察官员面前宣布投降，并交出了武器。在此过程中，一些人也表示革命意识尚未离开他们，他们将进入公共生活，为民生问题而斗争。这些话语是否成真，将由未来决定。

这三类联合打击在一定程度上震惊了革命阵营。一方面，人民的日常问题不断增加，统治阶级的暴行加剧，人民的斗争和革命需求在增长;另一方面，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似乎没有任何形式的斗争可行，长期领导斗争的人自己向国家投降，说“现在不是斗争的时机”;又一方面，斗争本身以及马克思主义作为斗争科学的理念遭到抨击;同时，印度教婆罗门化国家的法西斯镇压也在加剧。人民被困于这一恶性循环中。

在这一切情形下，谁说了什么、谁投降了、谁打算继续斗争，并非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这一整体局面是有利于还是有害于社会、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斗争及未来。关键在于，这种局面是强化统治阶级的统治，还是被压迫阶级在持续的阶级斗争中获得力量。即使姑且接受“当前停止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结论”，那么明天如何重新开展斗争?用什么方法?今天被背叛的人民的信任，明天如何恢复?今天失去信仰的人民，将以何种信心重回斗争道路?或者，这种暂时的撤退会变为永久撤退，使人民被迫接受命运、继续过无法忍受的生活?或者人民不再集体组织，而是在小规模、零散的个人团体中尽力进行零散斗争?最终，阶级制度和阶级剥削是否仍然完整存在，社会继续保持不平等、剥削和压迫状态，仅靠零星改革、权宜之计维持?许多类似问题由此产生。

在此过程中，革命运动、其支持者以及通过历史研究主张社会阶级斗争延续为历史规律的人，遭到了大量严厉、嘲讽和讥讽的评论。那些表达武装斗争是阶级斗争最高且必然形式的哲学和历史信念的人，被贴上“希望斗争和死亡继续”的标签。有人粗俗地说：“你想让他们死吗?他们死了你要抬尸游行吗?如果你这么喜欢武器，为什么不自己去战斗?”

如果有人陈述历史真相：斗争会继续，或者社会的现实，并说当前社会状态下斗争是必要的，会得到荒谬的回应，如“那你想让人们死吗?”或“你自己去做吧”。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回应并非来自普通民众，而是来自那些自诩马克思主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统治者强加了“斗争等于死亡”的虚假意义。统治者希望获得如墓地般无斗争的和平，宣扬“人民如果斗争必将遭受杀戮，死亡就是斗争的答案”。这些知识分子是否也持同样观点?他们没有质问国家：“斗争是人的天性，当出现问题时就会有斗争——你为何要杀人以阻止斗争?”反而劝告被压迫者：“斗争意味着死亡，所以放弃斗争吧。”不仅如此，他们还嘲笑那些支持斗争、历史和人民愿望实现的人，说：“那你去吧。”这种论调空洞、廉价，就像说“这菜不好吃”“那你自己做”，或“这文章不好”“那你自己写”。在社会中，斗争有多种表达形式。个体根据能力、倾向、准备程度等因素，选择不同形式的斗争。任何形式的表达都不应以杀戮回应。然而，国家拒绝容忍某些表达形式，并以杀戮作为回应。尽管如此，国家对非武装表达形式同样施以杀戮，已有数百名未参与武装行动的人被杀。

了解这些现实后，这些从未对国家或其暴行提出质疑的知识分子，却只把最严厉的言辞保留给质疑国家、反抗国家的人。

停止武装斗争、放下武器、围绕人民问题开展合法斗争，本身并非必须一律否定。尽管武装斗争是阶级斗争不可避免、隐含且潜在的组成部分，但根据空间和时间条件，它可以采取显性的形式，也可以暂时不显性化。即便存在显性形式，情况也可能要求其暂停。在任何此类情况下，武器不应成为核心问题。关键在于拿起武器的必要性、背后的意识以及拿起武器的人。

当今关于解散军队的讨论中，几乎没有涉及必要性、意识或人的因素。关于是否存在拿起武器的必要，可能有不同看法，但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在没有武力的情况下，制度变革是否可能?在统治阶级连少量权力或财产都不能自愿和平交出时，认为可以完全变革制度而不依靠武装，岂不是天真吗?

因此，问题不在于一两个个体或两三百人是否放下武器、向国家投降或退出斗争。真正的问题是：他们试图传递什么信息?关于整个制度变革?关于历史和人民?

有人质疑，这是否否定了他们过去取得的伟大胜利、做出的牺牲和历史。历史是不偏不倚的，它会如实记录胜利与失败、牺牲与自私。今天，某人一时冲动可能抹去所有积极方面，仅强调消极，但同时必须认识到：如果这些拥有辉煌牺牲历史的人，连从历史中学到的方法、价值和纪律都不遵守，却将数千烈士的牺牲与勇气建立的物质与精神武器交到国家脚下，这难道不是背叛自己建立的历史吗?

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出于对阵亡战友的悲痛，为了防止更多生命损失，以牺牲自己声誉为代价保护同志;认为他们确有意识形态分歧;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为了推进革命运动”;并表示今后将以合法、公开的方式围绕人民问题开展斗争。但这种信念是否合理，可通过历史实例检验，未来也会给出答案。

这一系列新闻、论争和反论争还导致许多不良发展：互相指责、辱骂、嘲讽、笼统化、历史扭曲、自我美化并贬低他人。因此，究竟发生了什么、应如何从历史发展顺序中看待、在当下混乱局势中最终应坚持什么立场，都必须无情地、理性地讨论，但讨论不等于无约束地喋喋不休。任何讨论都必须建立在最低限度的历史、意识形态和理性基础上。

今天必须进行的讨论应以人民、人民的问题、人民的d愿望和人的民利益为首要基础。任何人都可以对斗争或其路径持有意见，但根本讨论应是：当代社会的人民是否存在问题?是否需要斗争来解决这些问题?若承认斗争是必要的，关键是是否认同这种斗争是为了保护人民利益、实现人民愿望。还有一部分中产阶级认为：“人民根本没有问题，即便有问题，也不具备斗争条件，现在不是斗争时机。”另有人认为，尤其针对革命运动说，“这根本不是人民的斗争。”这些人如今也热衷表达意见和发表评论，仿佛阿迪瓦西人不是人民，仿佛在阿迪瓦西中开展工作不是与人民一起工作。

作为对人民问题讨论的延续，如果讨论涉及革命运动，那么阶级斗争及其多样化、丰富的表现形式必须构成第二个基础。如果承认这是一个阶级社会，就必须认识到，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永远无法解决被统治者的问题，反而会不断制造新的问题。无论是否承认，阶级斗争每天都在阶级社会中发生，以无数直接和间接形式体现出来。为了更尖锐、更科学、并减少损失地进行阶级斗争，各种组织应运而生。制度性变革，即将国家权力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既不容易，也非和平。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制度性变革尝试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武装斗争。在特定阶段，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可能阻碍被压迫阶级持续开展武装斗争，但这并不证明武装斗争在实践中失败，也不改变历史规律。

将当前革命运动的危机视为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和里程碑，讨论必须以历史发展的进步为另一个基础。不论讨论多么激烈，都必须建立在这些基础上。辩论应限于历史、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任何一方的无端人身攻击和诋毁都是不可接受的。

这一讨论不可避免地涉及组织结构、机构运作和纪律原则的问题，但最好由相关组织内部的成员自行讨论。非参与者提出这些问题是徒劳的。

总体而言，无论出现多少错误论点、歪曲事实，或表面上掀起多大的舆论波澜，这些发展都显示了社会的活力。它们表明毛主义革命者的论点、斗争，甚至他们暂时退出斗争，都在社会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们也显示出有多少人渴望讨论、批评甚至攻击他们。

然而，这不仅仅是毛主义革命者的内部问题。这整体上是被压迫人民运动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问题，是印度历史的问题。多年来，他们为了社会问题而战，为了对社会进行真正的制度性改造而斗争，甚至准备为此献出生命。有的人可能已经退出斗争，有的人可能仍在坚持，也可能无人继续。但这些发展表明，那些自认为是思想家的、只敢在被称为社交媒体的自由平台上展示自己勇气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害怕任何关心人民、关心人民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行的真正斗争的行动，可能扰乱他们自身的舒适生活。

这些事态发展不会解决人民的问题。人民的斗争不会停止。如果不是某一个人，必将由另一个人继续这些斗争。但当新一波人民斗争兴起，当阶级斗争再次尖锐化，当每个人面前出现“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压迫者一方还是被压迫者一方，这些发展就像一次预演，显示了这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能会站在哪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不是毛主义革命者的内部问题。这是人民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是历史的问题。

(译自泰卢固语原文，刊于《Veekshanam》杂志，社会与政治经济月刊，2025年11月)

译注：

[1]N.维努戈帕尔，来自瓦兰加尔，现在居住在海得拉巴。他是《Veekshanam》杂志的编辑，这是一家以泰卢固语出版的、专注于政治经济领域的月刊杂志，也是一份亲毛派的出版物。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各种革命活动。

[2]服务团家族(Sangh Parivar)是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为核心，围绕其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印度右翼民族主义组织的总称。这些组织包括印度人民党(BJP)、世界印度教理事会(VHP)等，倡导极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理念，并在政治、社会、教育等领域广泛运作。

[3] 摩萨德是以色列的国家情报机构，成立于1949年，负责海外情报收集、反恐行动和秘密行动。摩萨德以高效、隐蔽的间谍与特种行动能力著称，执行针对国际威胁和敌对势力的情报活动，对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发挥关键作用。

[4] 眼镜蛇行动(Operation Anaconda)是印度安全部队针对毛主义武装在2011年左右于贾坎德邦西辛格布姆地区及周边森林启动的特别反叛乱行动，旨在清剿毛派据点、打击武装力量、瓦解其训练与庇护设施。该行动在随后数年内以多次连贯行动的形式展开，成为中央与邦级部队长期反毛派战略的一部分。

[5]《摩奴法典》，也称《圣典法典》(Sanatana Manusmriti)，是印度古代的一部律法与社会规范经典，成书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它系统规定了印度教社会的种姓制度、宗教义务、婚姻、家庭和社会行为规范，被视为维持“婆罗门教秩序”的重要文本。虽然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但其种姓等级划分和性别规范在现代常被批评为歧视性和封建性，被极右翼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及印度人民党视为印度教至高无上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