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 | 美国消费者,用钱包抵制血汗工厂

原标题:《关注血汗工厂问题的消费者把反血汗工厂呼声带进服装店》
Concerned Consumers Carry Anti-Sweatshop Message Into the Clothing Stores
1997年3月28日
译者:金卡雷
海伦·阿伦斯坦(Helen Aronstein)是一位退休教育工作者,住在纽约东68街。她从高中起就精于货比三家。当时她谎报年龄,在曼哈顿中城的老 Russeks 百货公司找到一份兼职工作,从内部摸清了零售业的门道。
阿伦斯坦女士和退休律师芭芭拉·罗克曼(Barbara Rochman)在第三大道一家 Gap 服装店门口停住了脚步。直到昨天下午,走进一家服装店并要求见经理一事从未让她紧张过。
“我们该怎么办?”阿伦斯坦女士对她同样忐忑不安的同伴说。
她们的不安并非来源于劣质产品、比价或 Gap 春季系列服装的品质。这两名女性是60多名运动参与者中的一员。她们分散前往纽约东区的精品店和百货商店,想确认自己爱买的衣服不是在血汗工厂生产的。
在听取由全国犹太妇女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Jewish Women)组织的反血汗工厂联盟(No Sweatshop Coalition)成员介绍情况后,这些女性拦住从布鲁明戴尔百货、Talbot’s 到迪士尼商店的经理和店员并与之攀谈。她们先查看产品产地,再递上“无血汗工厂关怀标签”,要求零售商确保其制造商维持安全的工作条件、支付公平工资、接受独立监督、不使用童工或强迫劳动,也不违反劳动法。
联盟负责人罗伯塔·平卡斯(Roberta Pincus)说,她希望把行动目标扩大到纽约其他城区以及全国其他城市。
“你们不是工会女工,也不是劳工部的人——你们没有职务上的利害关系,”平卡斯女士在志愿者出发前对她们说。“你们是顾客。”她接着说,“你们没有义务非买不可。”
阿伦斯坦女士和罗克曼女士都活跃于妇女团体。她们说,她们之所以参与,是因为一想到穿在身上的衣服可能出自受剥削女性之手,就觉得反感。Gap 的经理以一种例行公事的态度让她们去找地区总部。而在第三大道1051号的精品店 Searle,经理则欣然回答了她们的所有问题。在 Dockers,一位初级经理说,他觉得这项行动“是个好主意”。
最后一站是68街附近的另一家 Gap。经理很快拿出一份传单,上面列出公司自1995年以来为确保其中美洲工厂人道对待工人而作出的几项改变。
译者后记
本次和各位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反血汗工厂运动”的一手新闻。
随着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席卷全球,大量企业将工厂外包到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以降低成本。而供应商为了拿到订单,则想方设法地压低工资、延长工时并阻止劳工自我组织维权,形成了许多工时长达10到16小时的血汗工厂。
而与此同时,由于工厂外流,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工人数量开始缩水,传统产业工会无法组织外国工人维权的同时动员本国劳动者的能力也在不断下降,以至于依靠传统工会斗争无法有效遏制企业的有关行为。
正因如此,才出现了本文中所出现的消费者施压的方式——消费者走进商店,直接询问店员“你们的衣服是在哪里生产的”,要求企业保证其供应商维持安全的工作条件、支付公平工资、接受独立监督、不使用童工和强迫劳动。她们手里拿着的“无血汗工厂关怀标签”,就是在用消费为劳工待遇投票。
同时不仅仅是消费领域,学生运动也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从1997年起,约100所美国大学校园爆发了反血汗工厂抗议,学生通过静坐、占领行政楼等方式,迫使多所大学对校服供应商实施更严格的监管,纽约大学、密歇根大学等还拒绝了白宫支持的公平劳工协会,理由是它被企业主导。耐克也在学生压力下同意公开海外工厂位置。
而这种抗争也确实迫使企业让步,并取得了制度化的成果:品牌开始制定供应商行为准则,雇佣审计公司进行社会审计,推出SA8000等认证体系,建立公平劳工协会等多利益相关方倡议,并每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CSR——企业社会责任产业的雏形,而这个产业如今已有数十亿美元的规模。
但事实证明,这些胜利果实并没有成为劳工权益的坚实保障。CSR的致命问题在于:它是自愿性的,没有法律强制力。它用企业善意替代了工人权利,用审计报告替代了劳动监察,用认证标签替代了集体谈判;准则由品牌制定,审计由品牌雇佣,报告由品牌发布,工人没有发言权;而改善条件的成本,最终又转嫁给供应商和工人。2013年,孟加拉国拉纳广场大楼因不规范的用工环境倒塌,1134名制衣工人死亡,而那栋楼里的工厂大多通过了审计。这一刻,这场长达十年的抗争彻底宣告失败。
而从近30年后的今天来看,“反血汗工厂运动”固然是处在不利状况下的发达国家劳动者们为了地球另一端的劳动者的利益而抗争的壮举,且在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这个用市场反抗市场的运动,最终也只是养肥了新兴的CSR产业,没有自我组织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工们仍然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因此,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在传统工人运动被限制的前提下寻找一种不会被市场收编的抗争方法,是时代留给我们不得不回答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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