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印度革命的道路：目前的形势》之三 维努戈帕尔和瓦苏德瓦·拉奥的巨大背叛：政治破产的结果

编者按

本文评述了印共(毛)领导人维努戈帕尔与萨蒂什集体武装投降事件，批判其投降主义路线。在印度政府“卡加尔行动”高压镇压、多名高层牺牲的背景下，维努戈帕尔私下与当局谈判，单方面宣布暂停武装斗争，编造牺牲总书记支持解除武装的谎言，带领人员投敌。他主张印度主要矛盾改变、持久人民战争路线不再适用，却拿不出可行替代方案。文章指出其行为违背组织原则，属于右倾机会主义与取消主义，是惧怕镇压的叛逃;同时认为运动受挫不等于战略失败，不能因此放弃武装革命道路。

由于文章本身标有注释，在翻译时为便于中文理解添加了注释，为区分两种注释，在原文注释上添加了“原注”字样，未添加的即为译注，特此说明。

维努戈帕尔和瓦苏德瓦·拉奥的巨大背叛：政治破产的结果

维马尔[1]

1

十月这个月份在历史上孕育了两场伟大的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在十月取得了胜利，而七十六年前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宣告，宣示中国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数百年的统治下获得了解放。

前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政治局委员维努戈帕尔(又名索努)，以及丹达卡兰亚特别区域委员会成员萨蒂什(又名瓦苏德瓦·拉奥)，却选择了同一个月份投降。10月14日，在维努戈帕尔带领下，六十名携带武器的人员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面前投降，双方气氛融洽。两天后，萨蒂什也在恰蒂斯加尔邦投降，随行人员近三百人，携带武器两百余件。在警方保护下，这两名领导人继续开展活动，诱导更多人投降。

印度中央政府宣称要在2026年3月31日前实现“无毛主义者的印度”，并于2024年1月启动了“卡加尔行动”(即所谓“最后的战争”)，意图加剧正在进行的冲突。大规模部署武装力量，加强“包围并消灭”的军事行动，扩建密集的安全营地，从森林深处的军事据点进行无差别射击以恐吓民众，大规模逮捕，将大量平民在军事营地中关押数月，镇压一切和平的群众斗争，并取缔群众组织——这些都构成了该行动的组成部分。

2

“卡加尔行动”以杀害一名婴儿开始

“卡加尔行动”的暴行始于在比贾布尔县穆图文迪村杀害一名名叫曼格利的婴儿。在同一次袭击中，还有五名村民死于警方的枪击。在过去二十二个月中，已有近七百人被杀，其中既包括党的领导人，也包括普通平民。其中有九名中央委员会成员遇害，包括总书记巴萨瓦拉吉同志。另有十七名邦委员会成员牺牲。

最近的一起事件是对印共(毛)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希德玛同志[2](45岁)的残忍杀害。他在维杰亚瓦达(Vijayawada)被捕，并于11月18日在安得拉邦阿卢里·西塔拉马拉朱县的森林中被以“假遭遇战”的方式冷血杀害。一个革命政党的领导层在如此短时间内遭受如此沉重的损失，可以与2005年土耳其所遭受的挫折相比。当时，土耳其军队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对土耳其共产党/马列(TKP/ML)领导层实施空袭，这些领导人正前往参加为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的扩大中央委员会会议。在那次袭击中，总书记凯帕喀亚·坎格尔以及另外五名中央委员会成员被杀，共有十七名烈士在那次行动中牺牲。[3]

3

在“和平谈判”言辞中的屠杀

随着“卡加尔行动”对普通阿迪瓦西人的暴行不断加剧，特伦甘纳和安得拉地区的社会力量(civil society)于三月底呼吁政府和毛派方面实现和平。毛主义党方面立即作出回应。发言人阿拜在一封信中接受了公民社会提出的和平谈判呼吁，并敦促政府创造有利环境。该党宣布单方面停止武装行动，特伦甘纳邦委员会也单方面宣布停火。特伦甘纳邦政府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

即使社会力量正在推动和平谈判、相关提案逐渐成形之际，中央政府却发动了“卡雷古塔行动”(Operation Karregutta)，动员了近两万名安全部队人员，在4月至5月期间开展了一场持续约二十一天的“包围并消灭”行动。在这场革命镇压行动中，三十六名干部牺牲。一个月后，在贡德科特地区的马德(Maad)区域，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5月中下旬)，同样出动近两万人，导致包括巴萨瓦拉吉同志在内的三十八名干部牺牲。据逃脱的游击队员称，身患重病的巴萨瓦拉吉同志是在被俘后遭到枪杀。

4

从“和平谈判提议”到“暂时停止武装斗争”：维努戈帕尔走向投降的开端

自2025年4月起，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开始通过维努戈帕尔从毛主义党中央传出。据他称，这些声明得到了总书记的批准。在巴萨瓦拉吉牺牲之后，本来得到各方接受、包括停火在内的和平谈判提议，被维努戈帕尔所改变。到了8月，他突然单方面宣布“暂时停止武装斗争”。即使有导致毛主义政党分裂的风险，维努戈帕尔也不惜作出这一决定。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一发展的背景。

维努戈帕尔最亲近的同伴吉里达尔(Giridhar)(前丹达卡兰亚特别区域委员会成员)于2024年6月投降。2025年1月1日，在维努戈帕尔的妻子塔拉带领下，另有十人携带武器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法德纳维斯面前投降。在投降仪式上，法德纳维斯呼吁他们劝说更多人投降，并称塔拉的投降是结束马哈拉施特拉邦毛主义运动的“转折点”和“游戏改变者”。他甚至在1月表示，已有情报称“维努戈帕尔将在六个月内出现”。

就在巴萨瓦拉吉牺牲两天后，便有消息称维努戈帕尔及其团队正准备向加德奇罗利警方投降。五个月之内，这一说法完全成为现实。法德纳维斯在另一次讲话中表示，通过某些中间人以及此前两个月的秘密谈判，这次投降才得以实现。不难猜出这些中间人是谁。

事实上，自塔拉投降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她在促成维努戈帕尔投降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维努戈帕尔的亲密同伴吉里达尔，以及2024年投降、现已在加德奇罗利的劳埃德金属公司(Lloyd Metals)工作的亚辛，还有其妻子阿努(在加德奇罗利警方“改造营”中负责“教育”投降者)，都被认为在这些秘密谈判中充当了中间人。

在维努戈帕尔投降的同一场合，劳埃德金属公司(年收入达7000亿卢比)负责人提出要聘请他担任公司形象大使。讽刺的是，一个曾经与苏里亚加德、加德奇罗利的阿迪瓦西人并肩作战、反对该公司行动的人[原注1]，如今却被提议成为这家公司的代言人，这说明了什么?

该公司董事总经理普拉巴卡兰表示：“如果像布胡帕蒂(即维努戈帕尔)这样的领导人回归主流公共生活，并由我们将其塑造成品牌代言人，可能会吸引其余的纳萨尔派也走上同样的道路。” [原注2]

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经验表明，一旦领导人回归“主流”，体制往往会将其吸收。同样地，詹姆斯·佩特拉斯[4]在论述左翼知识分子时，深刻揭示了那些向威权体制屈服并回归“主流”的知识分子如何发生蜕变。他在《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转变》[原注3]一文中对此作了生动描述。

结合上述种种发展，无论未来如何，可以预见，小说《拉戈》(Rago)[原注5]的作者“萨达纳”[5][原注4]将走向何种道路。其弟子亚辛(2024年在加德奇罗利投降、现为劳埃德公司员工)曾对《印度快报》表示：“索努(即维努戈帕尔)实际上正在成为对极端左翼的一种意识形态反制力量。” [原注6]

那么，我们难道还不能看出维努戈帕尔在未来将要扮演的角色吗?

在毛主义党总书记牺牲之前，维努戈帕尔就已经与政府进行投降方面的运作;到10月，这些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他先是安排自己的妻子率先投降，通过她进行讨价还价，并作出保证称自己将促成至少五百名携带武器人员的投降。在巴萨瓦拉吉牺牲之后，他又与萨蒂什进行磋商，制造出巴萨瓦拉吉同志也同意武装投降的印象，用意识形态的外衣掩盖自身的弱点，欺骗干部，并为政府宣称“卡加尔行动”已接近成功的庆祝活动推波助澜。最终，维努戈帕尔和萨蒂什在10月完成了他们策划已久的投降。

无论如何，脱离组织的情况总是会发生。在任何革命运动中，投降与背叛也并不新鲜。在印度共产党历史上，1951年党的领导层本身就曾停止斗争并向政府交出武器。此后这届领导层的历史众所周知。在那次历史性的背叛之后，革命运动花了十六年时间才从修正主义中重新兴起。在此期间，共产党完全陷入了议会道路的泥潭。

参加革命运动是自愿的，退出同样也是自愿的。但不应当背叛一个自己长期为之奋斗的运动。

维努戈帕尔和瓦苏德瓦·拉奥所犯下的，正是这种背叛，正如中国长征期间张国焘的案例一样。

我们应当如何描述维努戈帕尔和瓦苏德瓦·拉奥携带武器的集体投降?在党内秘密与敌人谈判、却不让总书记知情，这种行为应当叫什么?在党已经正式向政府提出和平谈判建议的情况下，破坏这些和平努力，并在党内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试图组织一次“趁机行事”的大规模投降，这又该如何定性?将从未提交给上级委员会、也从未获得批准的“暂时退出武装斗争”政策强行向下推行，以“保护干部”“制止对人民的镇压”“形势变化”为名，交出通过艰苦斗争获得的武器，更重要的是，为整个革命道路举行“最后的葬礼”——如果这不是最高形式的投降主义，这又算什么政治?

马克思主义倡导实事求是，唯物主义要求直面事实、直言不讳，辩证法则强调必须坚持阶级斗争。

维努戈帕尔的投降，真的是为了人民或干部的利益吗?还是因为他认为“卡加尔行动”终将吞没整个运动以及他本人?他和萨蒂什为什么要求政府暂停行动一个月?难道不是为了实施他们早已制定好的计划，尽管他们明知那不过是个人意见吗?难道不是为了满足政府提出的条件——只有在伴随大规模投降的情况下才会接受他们个人的投降，因此才承诺带来至少五百人投降吗?他们利用巴萨瓦拉吉同志的牺牲，公然撒谎称巴萨瓦拉吉本人也同意放下武器，欺骗干部，并单方面宣布“暂时停止武装斗争”。这样的行为是依据哪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原则?如果他们借总书记之名为暂时停止武装斗争辩护，那么总书记是否曾说过要携带武器投降?是否曾要求他们向敌人屈服?是否曾放弃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难道可以为了掩盖个人的软弱，把如此多的人当作挡箭牌吗?难道可以歪曲辩证法，为政治上的破产披上一层哲学的外衣吗?

难道普通的阿迪瓦西群众不比这种行为更高尚吗?他们在运动中工作，不能继续时就投降，被警察送进监狱就接受。而维努戈帕尔—瓦苏德瓦·拉奥二人，却提出虚假的理论，欺骗群众。

以“暂时停止武装斗争”为名发出的投降号召，本质上不过是对投降主义的委婉说法。

那么，拉戈(Rago)的未来将会怎样?对于巴拉戈帕尔[原注7]曾提出的问题，“萨达纳”现在会作何回答?他是否会说，自己小说中以之为原型的女性已经牺牲[原注9]，而作者却背叛了她的理想并引导走向投降?维努戈帕尔是否会建议所有剩下的“拉戈”都走塔拉的道路，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他自己和瓦苏德瓦·拉奥的电话号码?

特伦甘纳邦委员会曾批评维努戈帕尔宣布“暂时停止武装斗争”的声明[原注10]，明确指出那只是他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整个党的立场。这一点又有什么错呢?然而，已经在进行秘密谈判的维努戈帕尔却因此愤怒不已。

他说：“并不是说他不知道，在局限于他所在的邦内时，他必须对我的声明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也已经明确地要求过，要在我的声明范围之内进行回应。” [原注11]

维努戈帕尔要求特伦甘纳邦委员会把自己局限在本邦范围内。好吧。但那么，他又是依据什么组织原则，选择8月15日这样一个甚至会让统治阶级更加高兴的日子，来宣布“暂时停止武装斗争”的?是哪个委员会赋予了他这种权力?他那些公开否定党的战略和革命路线的呼吁，又是依据哪一条组织原则?在与政府进行秘密谈判的同时，在实际上消解和平谈判呼吁的过程中，先发布相关号召，然后又对干部进行恐吓、向他们灌输失败主义情绪，最终引导他们向政府交出武器——在这样的情况下，特伦甘纳邦委员会仅仅表达自己的意见，怎么就成了错误?

维努戈帕尔说：“如果这位同志读过我用泰卢固语发表的、供党内传阅的那份22页给干部的呼吁[原注12]，并对其提出宝贵意见，那对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全党都会非常有益。我必须事先说明，我在这份22页呼吁中写的一切，在2024年8月政治局发布的通报中早已有所体现。[原注13]”

姑且假设维努戈帕尔所写的一切确实都包含在党的通报中。那么，党为改变当时状况所提出的措施是什么?难道就是他所提出的“暂时停止武装斗争”吗?如果真是这样，党本应将其作为正式决定予以宣布，不是吗?再进一步说，在短短两个月内，维努戈帕尔从“暂时停止武装斗争”滑向“集体武装投降”，并声称是出于“内疚”，这种转变又该如何理解?这难道也是党的统一立场吗?

他还说：“我再次呼吁贾根同志[6](特伦甘纳邦委员会发言人)，以逐地区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长期持久人民战争道路，已经不再适合我国的条件。包括特伦甘纳在内，全国许多革命运动地区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你们邦委员会书记以及指导你们的中央委员早在2020年就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你可以向他们核实。”

维努戈帕尔最终把问题说到了关键：对他来说，核心问题就是对“持久人民战争道路”的否定。

5

毛主义领导人维努戈帕尔的疑问，从根本上是针对革命路线本身

让我们暂且不讨论持久人民战争道路本身是正确还是错误，先来关注“不再适用”这一说法。按照他的说法，这一路线在过去是正确的，问题只出在现在。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我国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如此，全国多个革命地区(包括特伦甘纳)都已经“证明了”这种不适用性。

他还说：“你们邦委员会书记以及指导你们的中央委员早在2020年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既然党的内部机密外界无法获知，我们姑且接受他的说法属实。即便这些领导人在2020年确实有过这种认识，甚至存在不同意见，他们也没有像维努戈帕尔那样违反组织原则，把这些分歧公开宣扬。如果一个地下革命党中的每个人都像他一样公开讨论内部问题，会产生什么后果?

1948年“安得拉纲领”[7]被否定之后，持久人民战争道路用了将近二十年才重新回到议程。修正主义者和新修正主义者曾大肆宣扬这一路线“不适合我国条件”，提出所谓“强大国家”的论点，强调议会制度的存在。而纳萨尔巴里起义则粉碎了这些修正主义论调，重新确立了持久人民战争道路。尽管纳萨尔巴里斗争像巴黎公社一样很快被镇压，但武装的农民斗争在全国多地相继爆发。

纳萨尔巴里受挫之后，各地开展了重建革命运动的努力。运动在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复兴，在泰卢固地区[8]重新高涨。曾有人怀疑，在纳萨尔巴里受挫后，孟加拉[9]是否还能再度出现这样的运动。但尽管有所延迟，烈士基申吉[10]的斗争证明这是可能的。随着拉尔加尔运动[11]的兴起，孟加拉的人民战争重新展开，这是一项重要突破。

纳萨尔巴里道路本质上就是持久人民战争道路。在这一路线的基础上，人民战争、党的统一以及MCC[12]联合，组建了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他们建立了人民游击力量，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游击区，建立根据地，并构建革命政权的初级形式。维努戈帕尔本人在其信件中也列举了这些成就。他写道：“依据党的《战略与战术》文件，我们将革命运动扩展到全国多个地区，组织了许多被压迫群体，在城市、平原和森林地区动员了劳动人民。遵循持久人民战争道路，党不懈努力建设革命运动。在纳萨尔巴里受挫之后，我们不仅实现了重建，还取得了国内其他革命党未曾取得的成就，并统一了曾经分裂的党以及国内的真正革命力量。我们还努力推动南亚范围内革命力量的团结，并取得成功。长期的斗争与牺牲，使我们在世界毛主义和革命力量中赢得了广泛认可与信任。”

不仅如此，这一实践还展示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一种替代模式，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实践，向人民展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轮廓。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了大量探索。在坚持革命战略的前提下，战术上保持灵活性，并努力团结所有坚持持久人民战争道路的革命力量，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维努戈帕尔所承认的这些成就，都是建立在党迄今为止所坚持的战略与战术基础之上的。如果如此，就必须明确指出：他现在实际上是在声称这些战略与战术已经“过时”。更进一步，他认为由于国家条件和时代发生变化，持久人民战争道路已经不再可行。然而，他自己却并没有提出一个清晰的替代路线。因此，他的逻辑不过是简单地说：“从现在起，这条道路行不通了。”

他说：“我们的党和人民的成就或许很大，但我们所犯的错误更加严重，因此在全国任何地区都未能建立起相对稳定而强大的有组织革命运动。这是一个痛苦的事实。”

撇开具体时间节点不谈，革命运动确实从困难局面滑入了严重挫折，并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甚至难以界定其起点。那么，党是如何评估这一状况的?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声明，2020年曾对上一届会议以来的实践进行了总结;2024年2月，政治局又发布通报，对过去三年的工作进行了评估。

按照维努戈帕尔的说法，所谓“左倾”的错误，也就是党自身造成的错误，是导致运动陷入当前局面的唯一原因。而中央委员会则认为：“除了党自身的主观错误之外，强大而有力的印度国家长期持续的反革命进攻和全面战争，同样是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这是党的结论，而维努戈帕尔对此予以否定。他指责中央委员会低估了敌人。然而现在，他一方面淡化国家的进攻，一方面却强化对党内所谓“左倾路线”的攻击。

那么，这种“觉悟”究竟是在何时产生的?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为印度革命道路是错误的?事实上，思想和路线的分歧本身并不奇怪。但问题在于：他是否曾在党内提出过系统性的替代文件，来反对他现在所称的“左倾路线”?如果他当时就提出批评，并像过去的某些同志那样引导全党走向所谓“正确道路”，那么今天的挫折是否可以避免?那么，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如果维努戈帕尔在党内历史上曾经就“持久人民战争道路不适合当前国家和时代条件”这一问题进行过斗争，那么这种路线斗争本可以推动运动向前发展。从这种斗争中形成的扬弃(synthesis)本可以消除弱点，推动运动前进。在纳萨尔巴里受挫之后，通过坚持正确的战略，同时在战术上识别并纠正“左倾偏向”的错误，革命运动在泰卢固地区得以发展，并成为其他地区运动的标杆。这不正是所谓“扬弃”的含义吗?即保留正确的内容，纠正错误的部分，修正即便是在正确路线中的偏差，吸收错误路线中仍然有助于运动发展的因素，并将整体路线提升到一个更高阶段。

6

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持久人民战争不再适用

维努戈帕尔所主张的，并不仅仅是战术上的调整，而是要改写“持久人民战争”的整个战略路线。他的论点是：主要矛盾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

按照他的说法，当今的半封建制度只是一种基本矛盾，而不再是主要矛盾;取而代之的是买办的、官僚的大资产阶级成为了主要矛盾。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在2007年党的统一大会上，多数人认为，两个统治阶级都不能被称为主要的阶级，它们具有同等作用。当前文件反映了这一决定，并澄清了买办官僚资产阶级(CBB)角色的变化。因此，由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剥削阶级中的主导力量，并成为帝国主义剥削的主要通道，同时也被纳入基本矛盾之中，我们必须改变迄今为止所表述的主要矛盾。否则，撰写这份文件就仅仅是为了讨论而讨论。”

(摘自索努《2025年8月致干部的呼吁》)

维努戈帕尔进一步指出：

“我们的革命实践必须直接面对国内日益加剧的公司化(金融资本)。这意味着要加强反对印度已经发展起来的金融资本关系的群众斗争。这份新起草的文件分析了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角色的增强，综合了其在印度统治阶级中的领导地位，并强调其作为帝国主义掠夺主要工具的地位。它强调要反对金融资本。然而，党在关于主要矛盾的根本性改变上却犹豫不决。请想一想，这种立场是多么矛盾。”(原文强调)

让我们姑且假设，主要矛盾确实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是否也就随之改变了呢?难道你们成了托洛茨基主义国际的印度支部了吗?我想并非如此。你们并没有主张印度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打算如何开展反对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国际金融资本的解放斗争?是继续走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还是通过武装起义?抑或是采用普拉昌达[13]所谓的“融合理论”([原注14](而阿扎德曾称其为“混乱理论”)?

即便是撤退，也必须是有战略性的，而不能是混乱的。这一点既适用于军事问题，也适用于思想问题。你们的集体武装投降并不是军事上的战略撤退，而是在没有提出替代性革命战略的情况下放弃斗争。否定既有的革命路线，却不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这无非是意识形态上的破产——实际上就是取消主义。它使党陷入瘫痪，使武装力量失去行动能力，并将革命群众和同情者推入失望与混乱之中。

维努戈帕尔认真研读过毛主义党的文件和毛泽东著作，但他的表现恰恰说明：当一个人把“主要矛盾”与“革命道路”简单机械地捆绑在一起时，机会主义会变得多么危险。他仍然承认印度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按照毛主义理论，对于这样的国家，持久人民战争才是正确的革命道路。如果他现在公开宣布不再接受毛主义，那至少在思想上还是一致的。或者，如果他认同国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印度已经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应当走武装起义道路，那也算是一种逻辑上的一致。(事实上，这些人从未真正组织过起义行动——你见过他们做出类似尝试吗?)

再引用他的话：

“至少现在，我们必须告别那种教条主义的做法——不顾条件变化和时空因素，一味重复‘持久人民战争’和‘武装斗争’，或机械照搬中国或俄国的道路。摆在党面前唯一的任务，是根据印度的具体条件，选择一条适合的道路，使印度革命取得胜利。”

由此，人们不禁怀疑，维努戈帕尔甚至已经不再相信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原注15]2010年，普拉昌达曾坚持将他对尼泊尔运动的“理论贡献”称为“普拉昌达道路”。而如今，维努戈帕尔也在呼吁一条“适合印度条件的道路”。那么，我们是否都要悬而未决地等待所谓“维努戈帕尔道路”的出现?

任何革命的核心问题都是夺取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将如何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除了武装斗争之外，没有其他道路。伯恩施坦的进化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以及通过议会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都是阶级调和主义的政治，它们违背了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基本认识。

俄国无产阶级是如何夺取政权的?他们的模式，是欧洲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的方式：先夺取关键权力中心，然后将控制扩展到全国。街垒斗争——原本是资产阶级起义的形式——也被无产阶级进一步发展，并在1905年莫斯科起义中得到有效运用。城市游击战和总罢工在1905年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1917年，与1905年不同，沙皇迅速垮台，随后建立的克伦斯基政府软弱无力、不得人心，军队因战争而士气低落，八个月内政权崩溃。布尔什维克通过赤卫队发动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起义型战术成为革命道路的典型模式。

中国共产党最初也尝试过总起义的道路，但在多次失败之后，才在实践中形成了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起初，人们认为这条道路只适用于中国，但后来毛主义理论将其提升为适用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普遍战略。

1933年日本入侵中国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1927年以来的国内战争转变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从1936年起，这一努力取得成功。即便在民族革命阶段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持久人民战争道路仍然没有改变，并未转向起义或其他“新道路”。越南以及中南半岛的柬埔寨、老挝也同样如此，它们都没有放弃持久人民战争。

因此，即便如维努戈帕尔所说，印度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也并不意味着革命道路必须改变。如果买办资产阶级——作为帝国主义的主要工具——成为主要矛盾，那么革命就转变为民族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道路依然是持久人民战争，正如中国和越南的经验一样。只有当印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时，情况才会不同，而维努戈帕尔自己也并未这样断言。他只是由于运动的失败而产生了迷茫。

这不过是“换了方向却没有换颜色”。

当我们说“中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时，其核心原则在于：革命道路不是武装起义，而是持久人民战争。这是其普遍性所在。但其具体运用必须符合印度的具体时空条件。在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拥有一定影响下的武装力量;而在印度，则需要逐步建设人民军队。印度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和统一的武装力量;而在中国，当时中央政权相对薄弱，实际上存在两个政权：南京的汪精卫傀儡政权和重庆的蒋介石政府。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革命。世界大战的环境以及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也加速了持久人民战争从失败走向胜利，游击区很快发展为解放区。

相比之下，在印度，并非所有地区都适合建立游击区，而且这些游击区可能需要长期存在。毛主义政党也明确指出，除非在特殊情况下，解放区通常只会在革命的最后阶段出现。在“失败—胜利—失败—胜利”的循环中，一些暂时性的失败可能持续更长时间。

鉴于这一切，当维努戈帕尔如今声称党从未理解这些原则时，人们只能对他的说法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没有任何一个遵循毛主义的革命政党会认为历史会“完全照搬”中国的经验。大家都清楚，每一个具体矛盾都必须具体分析、具体解决。但难道因此就要否定整个战略性的普遍原理吗?

7

维努戈帕尔对停火的反对

特伦甘纳邦委员会拒绝了维努戈帕尔提出的“暂时停止武装斗争”的号召，并指出这一主张仅仅代表他的个人意见。对此，维努戈帕尔作出了强烈反应。

他说：“即使现在，也至少要认识到这一点。你们曾向特伦甘纳政府请求六个月的停火期，这一期限即将结束。之后，以及再之后，还会持续多久，你们自己可以设想。你们无法否认，在停火期间，警方会对我们的革命活动保持极其严密的警惕。因此，革命者必须谨慎行事，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维努戈帕尔和瓦苏德瓦·拉奥在实践中展示了这种所谓的“谨慎”。他抱怨特伦甘纳委员会尚未具备这种“谨慎”。先是和平谈判，然后是暂时停止武装斗争，最后是集体武装投降——这就是维努戈帕尔与瓦苏德瓦·拉奥“谨慎”所导致的发展路径。没有人能够预测停火会持续多久。如果可能的话，任何关心革命运动的人都会更倾向于推动停火，而不是走向集体武装投降。

印度政府与纳加武装[14]之间的停火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其武器也未被收缴。菲律宾共产党在数十年的谈判过程中，也并未实现停火，而是边谈边打。和平谈判的形式取决于具体条件。在公众舆论逐渐支持和平谈判的关键时刻，维努戈帕尔却没有在党内推动更广泛的讨论，而是在8月15日宣布“暂时停止武装斗争”，并在两个月内迅速走向集体投降。这实际上帮助中央政府将和平进程彻底抛弃。如果当时公众舆论继续增强，谁也无法预料谈判可能发展到何种形式，而现在这种可能性几乎已经消失。

即便如此，在维努戈帕尔与瓦苏德瓦·拉奥分裂毛主义党的同时，一些此前已经投降、如今将解除毛派武装视为主要任务的前领导人，可能会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参与所谓的“和平进程”。或者，如果维努戈帕尔另行组建新的共产党，政府也可能邀请该党参与谈判。又或者，既然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和平”，他可能会完全回避这些过程。

维努戈帕尔表示：

“在我的声明中，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希望继续推进由党的总书记、烈士南巴拉·凯沙瓦·拉奥同志所启动的和平谈判。我和其他一些同志都希望推动这一进程，鲁佩什同志也是其中之一。因此，这并不是全党的统一决定，贾根没有必要特别指出这一点。”

既然党已经同意进行和平谈判，特伦甘纳委员会选择停火以创造有利环境。那么，维努戈帕尔为什么要反对?在社会力量正全力推动和平进程、国内外均有积极回应的情况下，你为何突然转向集体武装投降，而且还是单方面的?难道你可以一套标准要求自己，另一套标准要求特伦甘纳邦委员会?

更进一步，你单方面宣布放弃持久人民战争道路，承认失败，并推动集体武装投降。在一个地下党中，如此重大的路线转变，难道可以仅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沟通就作出决定吗?

按照你对“投降”的定义，即所谓“暂时停止武装斗争”，所有武装力量，无论身在何处，不论领导层是否在场，甚至包括狱中的政治犯，都必须服从你的路线。这样一来，军队不再需要，地下党也不再需要，只需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合法斗争来建立群众基础。如果政治犯和群众接受你的路线，你就充当他们获释的“担保人”;如果他们不接受，你就抛弃他们。是的，这种逻辑下，完全可以轻易放弃“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要求。而那些不同意你路线的人，则会被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

你一贯曲解党关于“军事化”的强调，但你却未能建立起抵御敌人的坚固组织结构。在如此严重误判军事问题之后，你为何又采取这样的行动?这是否是由于阿米特·沙阿宣布的最后期限所造成的恐慌?在承认失败之后，这种恐慌是可以理解的，你的紧张情绪也并不难理解。

8

和平谈判与解除武装

维努戈帕尔认为，政府坚持要求解除武装，和平谈判如果没有这一前提就无法进行，因此他们曾反对进行和平谈判这一想法。然而，当特伦甘纳邦委员会单方面发表支持和平谈判的声明时，他们又被迫接受了这一立场。他这样说：

“2024年11月，在总书记在场的情况下，我们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讨论了和平谈判问题，并得出结论：政府不会在不解除武装的情况下同意谈判，因此我们不应再考虑和平谈判。然而，与此相反，2025年3月，部分可联系到的中央委员向特伦甘纳的和平调解人表达了‘我们准备进行和平谈判’的意见。既然政府反复强调解除武装，那么即便只有少数中央委员在场，也应当作出明确决定并据此发布声明。但这一点并没有做到。于是，巴萨瓦拉吉同志和鲁佩什同志根据此前的声明进行协商，被迫发布了关于和平谈判的公告。贾根同志应当向相关同志核实，这一切都与2024年11月的共识相违背。即便如此，党仍然认为他们的举措是出于形势的紧迫性，我现在的声明也必须被理解为这一连续过程的一部分。如果他对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发展缺乏了解，就应该先弄清事实，如有必要再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自己的立场。虽然他有机会这样做，但他什么也没有做，反而发表了这样的声明，这是不幸的。”

维努戈帕尔说：“既然政府不愿在不解除武装的情况下谈判，我们就不应再考虑和平谈判。”这实际上意味着：不应在解除武装这一条件下进行谈判。然而，当和平谈判的提议出现时，他却同意了。这本身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同意谈判就必须等同于接受解除武装?

这就好像他在要求人们相信：“暂时停止武装斗争”完全是为了推进和平谈判而采取的措施。甚至，维努戈帕尔还声称，是已经牺牲的总书记巴萨瓦拉吉本人同意了解除武装。

他说：

“巴萨瓦拉吉同志并不是把解除武装仅仅看作为了保全自身性命的一种手段。即便你们现在有人认为他的提议是错误的，那也不过是纯粹的个人看法。”

他还进一步说道：

“你可以去问那些指导你们的中央委员，我宣布暂停武装斗争是否出于个人利益。如果巴萨瓦拉吉是出于私利行事，那么也可以认为我同样是出于私利。我们党的错误在于未能适应变化的条件。你们至少现在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维努戈帕尔，难道你能否认总书记巴萨瓦拉吉本人关于解除武装所写下的内容吗?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在11月5日的公开声明中明确指出：

“他们声称，在牺牲之前，我们党的总书记南巴拉·凯沙瓦·拉奥同志曾表示应当放下武器并同意和平谈判。这完全是虚假的。这是索努和萨蒂什散布的歪曲说法。”

声明还继续指出：

“事实上，烈士南巴拉·凯沙瓦·拉奥曾致信萨蒂什，阐明其在和平谈判问题上的认识缺陷。在这些信中，他明确表示，党绝不能考虑解除武装，即便出现这种想法，也只能由中央委员会进行讨论。他还提醒说，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每当遭遇严酷镇压时，革命政党都会承受重大损失，人民也会遭受巨大苦难和灾祸。他指出，智利的党在放弃武装斗争、转入地下之后变得无足轻重。为了克服卡加尔行动期间遭受的损失，他强调必须坚定执行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2024年2月和8月制定的计划，同时根据各地变化的条件采取相应的战术。因此，我们明确声明：放弃武装、转向和平谈判的想法，从来就不是纳姆巴拉·凯沙瓦·拉奥同志的立场。”

既然你明知烈士巴萨瓦拉吉并不同意解除武装，难道你不担心干部们现在会如何评价你吗?不过，你又何必担心呢?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维努戈帕尔实际上是反对印共(毛)战略路线的。他口头上仍然重复印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说法，但却已经抛弃了毛主义的核心战略——持久人民战争。他含糊其辞地提出需要探索一条新的革命道路，而实际上，他已经转向反对武装斗争这一根本立场。他机会主义地援引了1977年K.S.[15]提出的口号。但那个口号的提出，是为了把干部的注意力从“单一的消灭阶级敌人”这一斗争形式上转移开来，从而为开展持久人民战争建立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从来不是一个解除武装的号召，也不是一个让党走向公开化的主张。

今天，无论维努戈帕尔在言辞上如何表述，他内在的判断是：革命已经遭遇了类似于印度尼西亚那样的战略性失败。在苏哈托领导下，印尼军队在1965年10月至1966年3月期间，屠杀了约五十万到一百万共产党领导人、成员和支持者。实际上，维努戈帕尔所谓的“暂时停止武装斗争”，等同于永久性地放弃武装斗争。如果他当初直截了当地这样表述，现在追随他的人中，恐怕没有多少会站到他一边。他对此是心知肚明的。

9

维努戈帕尔的失败主义

维努戈帕尔的投降，在政治上是取消主义;在军事上是逃兵行为;在组织上是分裂主义。从哲学上看，他陷入了一种严重的主观主义。在先入为主地认为挫折将长期持续、并进一步断定革命已经遭遇战略性失败之后，他丧失了那种能够把失败转化为胜利的辩证乐观精神。他的精神崩溃了，并陷入一种错觉：认为政府已经通过“卡加尔行动”取得了胜利。在与政府进行了七个月的间接谈判、以及最后三个月的直接谈判之后，他践踏了一切组织原则，最终带着武器集体投降，并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恐惧，站到了敌人一边。在这一过程中，他还诋毁了那条通过数十年斗争和无数烈士鲜血所形成的、适合印度具体条件的革命道路。历史终将把维努戈帕尔扫入垃圾堆。这无疑是悲剧性的，但历史一向是无情的。

维努戈帕尔声称，党和人民战争已经失败。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说法。弗拉基米尔·列宁教导我们，即便在真正遭受失败时，也要以乐观的、辩证的方式来看待“失败”。1905年6月，敖德萨的武装起义尝试失败了。我们都可以在《战舰波将金号》(爱森斯坦，1925)中看到对这一事件的再现。列宁写道：

“因此，俄国革命也几乎每周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政治材料，用以检验既有的策略决策，并为我们全部实践活动总结出极具启发性的经验教训。以敖德萨事件为例：一次起义尝试失败了，是一次惨痛的挫折、严重的失败……恩格斯曾说过，失败的军队最善于学习。这句精彩的话更适用于革命军队，因为它的补充力量来自进步阶级。在旧的腐朽上层建筑尚未被扫除之前，每一次新的失败都会孕育出新的战斗队伍……关于敖德萨事件，我们要说：革命军队被击败了——革命军队万岁!”(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原注16]

六个月后，1905年12月，莫斯科起义爆发，但同样失败了。孟什维克认为工人不应当拿起武器。那么列宁是如何回应的?他毫不犹豫地指出：武装斗争是必要的。1905年与2025年的历史条件当然不同，但列宁并没有从“失败”滑向“失败主义”。无论是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还是毛泽东，都没有这样做。

巴黎公社失败了。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巴黎公社?马克思认为，当时的客观革命条件尚不成熟。但一旦斗争爆发，即使在失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整个第一国际仍坚定支持公社。马克思从未主张放弃武装斗争。他们总结的经验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我们依然纪念公社战士的牺牲。

在1927年至1935年的中国内战期间，大约有30万人被杀害，其中包括群众、革命支持者和活动家被杀害。1927年国民党在上海发动镇压，试图消灭共产党，当时有5000名同志被杀。在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1936年的长征)，红军从30万人锐减至3万人。但中国共产党仍然不断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继续前进。

俄国革命震撼了世界。伟大的中国革命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又一个转折点。20世纪70年代，越南革命深刻鼓舞了一代人，并震动了美国帝国主义。此后，资本主义先是在苏联复辟，随后在C国复辟，使这两个国家转变为帝国主义国家。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东欧国家在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下，在20世纪90年代如多米诺骨牌般相继崩溃。今天，世界上已不存在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尼泊尔的伟大革命运动屈服于普拉昌达的修正主义;秘鲁的毛主义运动在贡萨罗被捕后遭受重大挫折;土耳其的毛主义运动也面临严重困难;孟加拉的毛主义运动持续经历起伏;菲律宾的游击战线数量较过去有所减少。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一切?是以乐观态度看待吗?辩证逻辑是乐观主义的基础。如果仅仅从战略失败的角度来看待问题，那么乐观又从何而来?

维努戈帕尔认为，这一运动自2010年以来开始走向衰落;我们未能在任何地方维持运动;提出了不切实际的任务;走上了一条“左倾冒险主义”的道路;而正是这种“左倾路线”导致了失败。他还声称，对群众工作的重视不够，军事行动被过分强调，从而忽视了群众工作。按照他的说法，这一失败主要是由我们自身的错误造成的，而不是敌人的打击所致。他一方面象征性地承认一些责任，另一方面却指责中央委员会。他声称：“我们的战术是错误的，我们的战略也是错误的。未能把主要矛盾确定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与印度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是教条主义的，也是错误的。”他进一步认为：持久人民战争这一路线本身就是错误的;目前还无法明确印度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必须根据变化的条件制定一条新的路线;游击区和解放区只是脱离印度现实的幻想;我们未能建设地下党;忽视了合法斗争;建立解放区的任务是在未认识到这种做法会损害运动的情况下，由“左倾主义”强加的。因此，在他看来，这场失败正是由上述所有因素造成的。他总结道：“敌人造成的损害，远不如我们自身错误造成的损害严重。”

他在那封22页的公开信中提出了所有这些观点，并声称已经在各级委员会中进行了讨论。

中央委员会在11月5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指出：

“正是由于索努和萨蒂什未能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改造自身，才导致他们发生了偏离。长期以来，他们在思想、政治、组织和实践方面都存在弱点。他们没有以应有的诚实态度接受来自上级、同级和下级委员会的批评并加以纠正，而是发展到了今天这种地步。不仅如此，他们反而指责中央委员会。作为中央委员，索努绕过了委员会讨论，以‘致人民的呼吁’为名，将中央委员会已一致否决的观点公开发表。这表明了他的政治蜕变和机会主义。如果萨蒂什在特别区域委员会层面主动落实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思想、政治认识和策略，本可以极大促进运动的发展。”(原文强调)

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出：索努(维努戈帕尔)并没有在其所属的委员会内部真正提出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10

在这一切中，维努戈帕尔并没有说明：在身处革命进程之中时，他是何时开始认为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是错误的;他也没有澄清，作为一名党的领导人，他为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做出了哪些努力，或进行了怎样的内部斗争。毛主义党的公开声明表明，曾经形成过一份政治—组织报告，对党自2007年代表大会到2020年的全部工作进行了回顾。那么，维努戈帕尔又是如何突然得出如此多不同看法的?[原注17]这些看法为何产生?它们是否源于一种绝望情绪，即认为“卡加尔行动”将彻底击败这一运动?

毛主义党一贯表示，自2011年以来一直面临困难局面，并且到2018年已经遭受挫折。它也指出，尽管面临这种局面，但未能克服它。

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勇敢地面对最激烈的反革命进攻，采取正确的战术并继续斗争吗?还是应当中止斗争，预先承认失败，选择集体武装投降?“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这一论断，正是划分革命者与修正主义者的界线。通过割裂军事工作与群众工作的辩证关系，并人为制造二者之间的对立，维努戈帕尔重复了修正主义者惯常对革命运动提出的指责——声称军事化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请看“萨尔瓦·朱杜姆”攻势[16]。难道不是党、人民解放游击军、革命群众组织以及基层初具雏形的人民政权(人民政府)共同力量的结合，才击败了“萨尔瓦·朱杜姆”吗?如果没有人民的军队，这一切能够实现吗?

全球经济体系正处于深刻危机之中。然而，帝国主义却以空前的自信幻想其将永远持续下去。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原注18]一书中，有人论证说，自由资本主义秩序——市场资本主义，是最终的生产方式，暗示社会主义在历史中已无立足之地。而各种不平等报告本身却揭示了这种自由资本主义秩序已经何等彻底地被垄断所支配：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掌握了43%的财富;在美国为31%;在印度，2023年为40%。在2000年至2003年间，印度最富有的1%人口财富增长了62%。[原注19]在一个不平等以极快速度加剧的世界中，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秩序何在?只有革命才能解决这种垄断。

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主义作为科学——既是显微镜又是望远镜——的革命政党，怎么会丧失其乐观精神?维努戈帕尔又是如何失去这种乐观精神的?

形而上学把当前局势看作一成不变。一旦我们偏离辩证法，明天便不可见。如果把敌人的力量看作绝对的，我们就会滑入绝望和悲观之中。当革命形势在客观方面有利，而主观力量却在削弱时，希望保存这些主观力量的愿望并非错误，而是正当的。事实上，在同强大敌人进行持久人民战争时，保存主观力量的方针始终存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损失可能增加;斗争形式必须改变;防御战术需要调整;甚至整个革命根据地也可能需要撤。

这一挫折并不是战略性的失败。因此，停止武装斗争无异于自杀。

维努戈帕尔曾指责党未能作为一个地下组织有效运作，而如今他却将整个党暴露出来，并向敌人屈服。他以“过度军事化”为由，嘲讽人民军队本身的必要性。通过制造一种虚假印象，即党否定合法斗争，他忽视了在婆罗门主义的印度教法西斯统治残酷压制亲人民法律、甚至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下，这类斗争本身的局限性。维努戈帕尔是否已经忘记了党长期以来组织各种群众斗争的历史?早在数十年前，国家就取缔了反对强制迁移而成立的群众组织。2024年，政府又取缔了为争取基本民主权利而成立的阿迪瓦西人组织“原住民权利论坛”(Moolvasi Adhikar Manch)[17]。许多群众组织都曾被政府查禁。然而，革命运动从未与公开斗争相脱离，一直表现出战术上的灵活性。

11

维努戈帕尔在哲学上的混乱

“根据辩证法，量变表明质变。每一次量的变化都表明出质的转化。从这个立场来看，我们党一方面认为，在过去两百年里资本主义关系在这个国家显著加强，却又声称这种发展既没有产生、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根本性的质变，这是自相矛盾的。”(《致干部的呼吁》，第18页)

量的变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导致质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来没有声称所有渐进变化必然都会转化为质变。在自然界中存在有序的演化过程。但即便事物的质变是量变的结果，这种质的转化也只能通过飞跃来实现。如果不承认这种飞跃，那么“质变只来源于演化过程”这一事实就会滑向“量变决定一切”的错误观点。正是基于这种哲学基础，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提出了他的“渐进社会主义”。某些质变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才能发生，其所需时间取决于事物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从原始共产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经历了极其漫长的时期——至少数十万年。在欧洲，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大约经历了一千年。任何一个具体国家的这种演变需要多长时间?占星家或许会给出答案，但社会科学家不会。

因此，如果断言当今这种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并且在尚未发生这种质变之前就认为半封建关系已经完全变成残余，从而改变一个国家的革命战略，那么这将把党和革命运动完全推向右倾机会主义。

他说：“每一次量的变化都表明出质的转化。”多么“深刻”的辩证法啊!

“请注意‘表明’和‘每一次’这些用词，这是有意识使用的。如果一切量变都意味着质变已经发生，如果每一个量的变化都等同于质的变化，那么飞跃还剩下什么作用?没有任何作用。” [原注20]

他还说：“党认为，在过去两百年里资本主义关系在这个国家显著加强，却又声称这种发展既没有产生、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根本性的质变。”

两百年已经过去了，不是吗?那又如何?难道仍然没有产生根本变化吗?维努戈帕尔正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没有任何飞跃、没有任何革命的情况下，半封建制度的残余是否已经仅仅变成无关紧要的东西，或者已经彻底消失，从而使农业革命变得不再必要?维努戈帕尔是在告诉我们：显著增强的资本主义关系可以在没有任何飞跃的情况下实现质变。他断言，质变可以在没有飞跃、没有革命的情况下发生。既然他今天决定放弃革命本身，他现在也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用他自己的逻辑来为这一决定辩护。

“按照哲学的说法，量变表明质变。”

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增的一种“表述”。通过这种表述，他试图断言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在我国确立并占据主导地位。虽然他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在宣称半封建制度已经走到尽头并已经终结。

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维努戈帕尔身上出现的右倾倾向并非突然产生。最近的集体武装投降，本身就是多年错误右倾思想不断量的积累的结果。对持久人民战争道路失去信心，使他对自身安全产生了恐惧。在过去十五年中，敌人发动的反革命反攻战争不断加强，“卡加尔行动”达到了极其残酷的程度。随着革命运动进入困难局面并遭受挫折，维努戈帕尔的不信任逐渐固化。他对革命转变失去了信心，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从而得出一个错误而具有欺骗性的结论：认为挫折主要是由于革命运动自身的错误，而不是敌人的反革命战争造成的。

为了掩盖其机会主义和温和的政治路线，维努戈帕尔在《致干部的呼吁》中写道，革命运动正在遭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一般来说，当运动处于低潮时，右倾偏向往往会出现;当运动处于高潮时，则更容易出现左倾冒险主义倾向。自2010年以来，这一运动一直处于自我防御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维努戈帕尔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11月25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军事委员会(CMC)和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明确驳斥了维努戈帕尔将革命路线称为“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声明指出：

“为了证明我党所遵循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索努提出了三个主要理由：我们没有一个革命的党;2007年统一代表大会所制定的中心任务是一个超出运动力量的‘左倾’决定;以及我们否定了合法斗争。

索努提出一种奇怪的论点，说‘当我们说党时，仅仅指由全职革命者组成的党的委员会’，从而否定了遍布全国、由兼职党员构成的党。由于全职革命的党组织是以武装形式运作的，他拒绝承认它们是党，而把它们称为‘军队’。他以严峻的安全形势为借口，甚至拒绝承认那些未携带武器、身着平民服装、从事群众工作的区委、分区委成员以及普通党员也是党的组成部分。所有这些都是违背现实的错误结论。在他看来，只有那些在乡村和城镇中不携带武器、生活在群众中的党组织才是党。按照他的逻辑：由乡村和城镇中兼职成员组成的组织才是革命党;而从地区委员会直到中央委员会这些以武装形式运作的党组织则不是党。这些都是关于革命党建设和运作的错误理论观点，本质上是彻头彻尾的温和修正主义论调。

认为2007年代表大会提出的中心任务是超出运动力量的‘左倾’决定，这同样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论点。在2007年代表大会召开时，丹达卡兰亚地区的阶级斗争已经持续了27年，并发展成为游击区;比哈尔—贾坎德地区的阶级斗争持续了37年，也发展成为游击区。在这两个地区，革命运动拥有广泛而稳固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在全国其他一些地区，革命运动处于红色抵抗阶段，而有些地区则处于暂时性撤退之中。此外，两大党的合并成立了毛主义党，在全国革命阵营中激发了巨大的热情和信心。基于这些条件，并结合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代表大会提出了将丹达卡兰亚和比哈尔—贾坎德发展为解放区的任务。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巩固红色抵抗阶段的斗争，将其发展为游击区，使处于暂时撤退的运动重新走向前线，并发展城市运动，并据此制定了相应的当前任务……然而，由于我们未能认真整顿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倾向，以及中央和各邦政府持续而强烈的镇压，到2012年，全国革命运动进入了困难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决定，我们既无法把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展为正规军，也无法把游击战争发展为运动战，因此对中心任务作出了调整。无视这一切，把原有的中心任务称为‘左倾’，实际上就是把革命运动限制在局部斗争和经济斗争之内，而不去争取政治权力，这等于把革命运动牺牲给经济主义和改良主义。这种坚持运动只能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观点，本质上是法律主义。

关于我们放弃合法斗争的说法同样是不真实的，是对事实的歪曲。在2007年代表大会期间，当北特伦甘纳、安得拉和AOB地区的运动遭遇暂时挫折、群众力量有所下降时，党在这些地区开展了大量合法和公开的斗争，并在其中领导了争取特伦甘纳独立的政治运动。在特伦甘纳和安得拉的阿迪瓦西地区，党为落实宪法“第五附表”和表列部落基层自治法案(PESA)开展了斗争。2006年至2011年间，在西孟加拉，党通过合法与非法斗争相结合，领导了辛古尔和南迪格拉姆斗争;同期，在奥里萨森林地区领导了纳拉扬帕特纳的土地斗争。2008年中央政府通过新的《森林权利法》后，中央委员会决定：在革命运动受损或刚刚发展的地区，应当为该法中有利于人民的条款而斗争;而在运动强大、已经建立人民政权(人民政府)的地区，应由这些人民政权自行向阿迪瓦西人发放土地权证。2013年，中央委员会制定文件，阐明党对剥削阶级改革的立场，指出应根据运动力量的变化，灵活运用合法、非法、公开和地下等多种形式开展阶级斗争。随后，在加德奇罗利地区，党领导了围绕PESA法和村民大会的运动。自2021年以来，在整个丹达卡兰亚地区持续开展了围绕PESA和村民大会的公开合法斗争。自毛主义党成立以来，党在全国多地领导了反对强制迁移的公开合法群众运动。无视这些事实，只孤立地歪曲丹达卡兰亚的情况，并声称我们放弃了合法斗争，本身就是一种修正主义论调，其目的在于把运动限制在纯粹的合法斗争之中。

如果我们审视索努最近发表的两篇文章、其宣布 ‘暂时停止武装斗争’的声明、对人民和干部的‘呼吁’，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不仅否定了我党所坚持的革命路线，而且彻底否定了武装斗争本身。他没有提出任何替代路线。他的路线就是投降路线。其核心主张是只通过合法方式开展群众斗争，并以不存在地下党的借口，把党转变为一个公开政党。

这些在理论上属于修正主义。既然他否定了党的路线，又把党的武器交给敌人，他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分子。他纠集追随者，分裂了党。萨蒂什同意这一切，也成为革命的叛徒、党的分裂者和反革命分子。因此，我们必须在整个革命阵营中揭露索努和萨蒂什论点中的欺骗性和空洞性，消除他们制造的混乱，恢复清晰认识，消除蔓延的悲观情绪，并重建信心。索努和萨蒂什的论点没有丝毫诚意。他们编造这些说法，只是为了掩盖因惧怕生命危险而进行的投降。他们谎称连总书记本人都提出要暂时停止武装斗争，误导了政治上和思想上薄弱的干部，使其向敌人投降。因此，必须在整个革命阵营面前揭露他们的欺骗行为。”

维努戈帕尔辩称，大规模武装投降是为了使运动免于“卡加尔行动”所造成的损失。实际上，需要拯救的并不是免受损失的运动，而是要把革命运动从维努戈帕尔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政治中拯救出来。

注释：

1. 毛派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加德奇罗利县、距离赫德里警察哨所仅5公里的苏里亚加德洛伊德金属铁矿纵火焚烧了69辆卡车和3台JCB工程机械，以反对对部落土地的破坏性工业侵占(2016年12月24日，《印度快报》)。

2. 《印度时报》孟买版，2025年10月16日。

3. 詹姆斯·佩特拉斯：《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转变》，《经济与政治周刊》，第24卷第14期(1989年4月8日)，第719–722页。

4. 维努戈帕尔的笔名。

5. 维努戈帕尔于1993年在《Srujana》上发表的第一部小说。

6. 《印度快报》，2025年10月18日，孟买版。

7. K·巴拉戈帕尔(K. Balagopal)曾公开宣称其世界观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注8]，但后来背离这一革命立场，转向自由主义。他为小说《Rago》所写的序言清楚反映了这一转变。该序言后来以小册子形式出版：《人、历史与马克思主义》(Manishi—Charitra Marxism)。

8. K·巴拉戈帕尔：《关于人民斗争问题》，发表于《经济与政治周刊》，第19卷第47期(1984年11月24日)，第1993–1995页。

9. 启发了小说《Rago》中人物形象的阿迪瓦西女性Jaini(又名Chaitu Akra)在革命运动中工作了30多年，于2020年7月第二周在加德奇罗利县贾拉万迪附近的一次遭遇战中被击毙。

10. 特伦甘纳委员会2025年9月9日的邦委信件。

11. 维努戈帕尔2025年9月22日致特伦甘纳委员会的回信。

12. 维努戈帕尔2025年8月发表的22页信件《致干部的呼吁》(泰卢固语)，其中否定了持久人民战争的基本路线，尤其是否定了武装斗争。

13.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政治局于2024年8月发布了一份通告，该文件未公开。

14. 普拉昌达在2001年2月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第二次全国会议上正式提出“融合理论”，即将毛泽东的持久人民战争战略与列宁主义的武装起义模式相结合。这一理论在其主旨文件《历史不可避免的巨大飞跃》中提出，并在2001年5月接受《A World to Win》采访时进一步阐述。

15. 维努戈帕尔在接受《印度快报》(2025年12月4日，德里版，第12页)电子邮件采访时表示：“20世纪80年代的条件在21世纪已经不存在。在过去25年中，国家经济体系(作为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不断遭受损失、运动削弱、希望与信念消退的情况下，我们认识到，顽固坚持武装斗争是不明智的。”(原文强调)

16. 列宁：《俄国革命军的失败》，1905年，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05/nov/04.htm

17. 在上述《印度快报》的采访中，维努戈帕尔称其分歧已存在25年。但事实上，他在2001年或2007年的党代表大会上从未提出任何分歧。在同一采访中，他还表示是在其兄弟——烈士马洛朱拉·科特斯瓦拉·拉奥(又名基申吉)去世后才“认识到党的根本错误”。

18. 弗朗西斯·福山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1992年出版。

19. 乐施会国际(Oxfam International)：《寡头全球化时代的多边主义》(2024年9月23日);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印度收入与财富不平等(1922–2023)：亿万富翁统治的崛起》(2024年4月)。

20. 阿吉特：《歪曲与诽谤：投降主义者的标志》，Ajit’s Page网站文章。

21. Kovasi Bhima(又名Babu)，来自距离希德玛故乡Puwarti三公里的Bhattigudam村，曾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最高领导人穆帕拉·拉克什曼·拉奥(又名贾纳帕蒂)和南巴拉·凯沙瓦·拉奥(又名巴萨瓦拉吉)担任12年警卫。因健康原因，他近期投降，并在接受泰卢固语报纸《Sakshi》采访时表示：

“我在2012年加入人民解放游击军第7连。该连负责总书记的安全。我在那里从事新闻和医疗工作。我曾两次亲自见到贾纳帕蒂同志，并多次与巴萨瓦拉吉同志交谈。由于健康问题，今年1月我被调离第7连，但病情加重后，我将武器交还党组织，并于5月第一周投降，6月正式登记。

当巴萨瓦拉吉在遭遇战中被击毙时，我已经在警方拘押中。那一天营地一片混乱。官员对我说：‘你们第7连已经落入我们手中。’……由于“卡加尔行动”导致营地不断转移，他很难翻越山地。为了躲避围剿，巴萨瓦拉吉三天几乎没有休息、食物和水，最终不幸遇难。

外界说因为毛派的存在导致了村庄的发展停滞——没有道路、电力、医院和学校。但我们的生活正是在达达们[18](纳萨尔派)到来后才发生改变。他们重新分配土地，教授农业技术，修建水井和水塘。医生对游击队进行培训，使其能够治疗当地常见疾病，这对群众帮助很大。他们建立了500多所学校……如今以“发展”为名修建了四车道公路，但当地人连自行车都没有。知识分子应该思考这些道路究竟是为谁而建、谁从中受益。

也有人批评毛派中泰卢固领导人占主导，阿迪瓦西人在基层被削弱。但由于“卡加尔行动”，连小分队都难以扎营。如果一个小队有10人，就可能被上千安全部队包围，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迅速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挫折是正常的，也会进行讨论和总结。目前关于党未来的方向确实存在一些困惑，但并不存在泰卢固领导人与恰蒂斯加尔阿迪瓦西人之间的分裂。

曾经在希德玛领导下，人民解放游击军拥有一个营和12个连及其他武装力量，但如今已不复存在。由于“卡加尔行动”，党已经非常弱。随着公路、电力、互联网和通信的发展，巴斯塔尔森林已难以继续作为游击根据地。但共产主义和毛主义不会消亡。只要剥削、不平等和压迫存在，这些思想就会继续存在，只是斗争形式会发生变化。”

译注

[1] 维马尔(Vimal)，原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2011年被捕入狱，后获释，时间不明。

[2] 马德维·希德玛(Madvi Hidma)，阿迪瓦西人，印共(毛)中央委员，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第一营指挥官。

[3] 此处应为作者误记。2005年，从土耳其共产党/马列(TKP/ML)分裂出的土毛主义共产党(MKP)17名党员被土耳其当局袭击牺牲，该党时任总书记应为Cafer Cangöz。

[4] 詹姆斯·佩特拉斯(James Petras)，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评论家和左翼学者，长期以研究帝国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政治而闻名。

[5] Sadhana是索努的笔名，意为完善自我而进行的坚定修炼。它通常特指灵修，也可指代身体层面的训练，比如一名足球运动员为追求极致而付出的修行。

[6] 指印共(毛)特伦甘纳邦委员会(TSC)书记巴德·乔卡·拉奥，别名达莫达尔、贾根。2026年2月与德武吉等人向特伦甘纳邦警方投降。

[7] 1948年“安得拉纲领”，是安得拉地区的印度共产党人(尤其是参与特伦甘纳起义的领导力量)提出和实践总结的文件，其核心内容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1948年二大后，印度共产党先后被“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安得拉纲领并没有在中央层面被认可。

[8] 泰卢固族是印度南部一个重要的民族，以使用泰卢固语为主要标志，是印度人口最多的语言族群之一，主要分布在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

[9] 特指纳萨尔巴里起义爆发的西孟加拉邦。

[10] 科特什瓦尔·拉奥(Koteswara Rao)，化名基申吉(Kishanji)，原印共(毛)中央政治局委员，主要活跃在西孟加拉邦、贾坎德邦一带，2011年11月34日在西孟加拉邦的丛林中的假遭遇战中牺牲。

[11] 拉尔加尔运动(Lalgarh Movement)是2008—2011年间发生在印度东部的一场大规模农村政治抗争与武装冲突，核心区域位于西孟加拉邦的拉尔加尔(Lalgarh)及其周边。印共(毛)参与并在中后期领导了这一运动。

[12] 指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印共(马列)党的统一和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是印共(毛)的前身，90年代以来相继合并。

[13] 普拉昌达为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领导人，领导了1996年-2006年的尼泊尔人民战争，提出“普拉昌达道路”，最终同尼泊尔政府谈判放下武器并合法化，被国际毛主义者视为当代修正主义。

[14] 包括纳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等组织在内的对印度东北部纳加民族分离主义武装力量的统称，主要活跃在那加兰邦及周边地区(包括曼尼普尔、阿萨姆，甚至跨境至缅甸)，主张从印度独立，建立“大纳加兰国”。

[15] 孔达帕利·西塔拉马亚(Kondapalli Seetharamaiah)，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在1970年代纳萨尔运动低潮后，实现了组织重建，他被认为是将纳萨尔运动从失败中恢复并制度化的重要人物。后因长期推行个人崇拜，从事反党宗派活动，被开除出党。

[16] 萨尔瓦・朱杜姆(Salwa Judum) 是印度恰蒂斯加尔邦政府2005年发起、以部落青年为主体的官方支持的反纳萨尔派民兵行动，2011年被印度最高法院裁定违宪并取缔。

[17] 原住民权利论坛是以“原住民(moolvasi)身份”为政治基础，争取对土地、森林与生存资源的控制权，并反对国家与资本对这些地区的介入，主要活跃在贾坎德邦。该组织受到印共(毛)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18] dadas(单数：dada)，本义是哥哥或年长男性，是一种带有尊敬意味的称呼，类似“老哥”“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