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与回击——印共（毛）为何受挫？

原公众号编者按

当前，印度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印度国内外各种机会主义言论甚嚣尘上，中国左翼内部也发出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本文旨在澄清与回击一些错误的认识和观点，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正名。当然，受限于我们的理论水平，文章可能会一些错误，还请同志们指出。本文所列举的参考文献对于理解印度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资料在中文互联网上都能够找到，读者可自行选择阅读。

澄清与回击——印共（毛）为何受挫？

近年来印度革命的形势是严峻的。21世纪以来，印度政府把印共(毛)称作“国内最大的内部安全威胁”，从2009年前后发动所谓“绿色狩猎战争”以来，调集特种部队、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各邦武装警察，在恰蒂斯加尔、比哈尔、贾坎德、奥里萨的森林地带反复拉网围剿。政治局委员一级的干部有的被捕，有的战死，有的“投诚”;当年横跨十几个邦的“红色走廊”(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游击区的范围，并不代表毛派实际控制了这些地区)，被压缩到丹达卡兰亚和萨兰达等少数几块山林;一些过去影响很大的地区，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出现了严重萎缩。今年，随着“卡加尔行动”的持续推进，莫迪政府宣称该国已经实现了“无纳萨尔化”。

敌人越是得意，我们越是要冷静。革命的低潮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现象。一支武装被打散了，一个地区被反动派夺回去了，这在历史上从来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应当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为什么恰恰在矛盾空前尖锐、印度人民被新自由主义圈地运动逼得流离失所的时候，党自己却先乱了阵脚?

印度的同志自己也在回答这个问题。印共(毛)北方协调委员会(该组织目前是不是印共(毛)的一部分目前面临争议，但我们认为其关于主要危险的论断是遵循印共(毛)一贯主张的)2026年以来发布了多份公开声明，把党内出现的一股潮流定性为“机会主义—取消主义—修正主义”，并据此开除了一批人。支持毛主义革命的印度左翼刊物《纳扎里亚》在2026年7月发表长文，系统地揭露这股潮流的来龙去脉。这些材料是我们今天讨论问题的重要依据。

我们写这篇文章，不是要隔岸观火，更不是要充当裁判。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我们应当对印度同志的斗争抱有阶级的同情。但同情不能代替分析。印共(毛)今天遇到的困难，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是反动派的强力围剿，内因则是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滋长。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对印度党，对整个国际共运，都是必要的。接下来我们将分为几个部分详细论述，为了保持逻辑的连贯和完整，使读者能够细致地了解印度社会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得不大段引用相关文献，还请读者不要介意，如果您能够耐心读完，必然会有不小的收获，提前在此说明。

一、印度社会的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而不是资本主义

讨论印度革命的道路，先得认识清楚印度的社会性质。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一个被反复搅浑的问题。

印共(毛)自己的判断是明确的。它2004年由人民战争集团(PWG)和毛主义共产党中心(MCC)合并而成，合并时通过的《党的纲领》和《战略与战术》等文件，是今天一切讨论的出发点。

《党的纲领》这样说：

“印度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印度革命将不得不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任务是通过解决当前印度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即印度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另外，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第二阶段的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朝着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继续革命。第一阶段是第二阶段的先决条件。印度将会通过完成民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阶段，为了到达社会主义阶段，印度必须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

《党的章程》写得更直白：

“党的近期目标或纲领是推翻新殖民主义间接统治、剥削和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打倒革命的三个目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官僚大资产阶级，在印度进行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党的最终目标或最高纲领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为什么印共(毛)强调“半殖民地半封建”，而不是像印共(马)、印共(马列)(解放派)那样说印度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落后资本主义社会”?这不是简单的名词之争，而是对社会性质的严格定义。

《党纲》第2条讲述了印度的历史。它说，几千年来统治印度社会的封建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婆罗门意识形态之上的、严格的种姓封建主义;1757年普拉西战役之后，英国殖民主义者通过柴明达尔制、马哈勒制、莱特瓦尔制这些永久性土地税制，使原来独立的封建的印度“沦为了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印度”。殖民主义者一方面破坏了印度原有的手工业和乡村自然经济，把印度变成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另一方面又保存、扶植、重新武装了封建势力，把它们改造成自己的社会支柱。

第8条和第9条进一步讲述了印度独立的过程。《党纲》说，二战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把旧的直接殖民统治改成新殖民主义的间接统治。1947年的“独立”在本质上是虚假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把政权交给了自己培养的代理人——代表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和大地主阶级的国大党领导层。“英帝国主义的直接殖民、半封建制度被间接的帝国主义统治、剥削和控制的新殖民主义形式所取代”。

这段话很重要。它告诉我们，尼赫鲁—英迪拉—拉奥一直到今天的莫迪政权，本质上都不是什么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帝国主义在印度的代理人政权。这个政权上受美帝国主义(苏联解体以后又加上日本、欧洲垄断资本)的控制，下靠大地主、种姓压迫和买办官僚资本维持统治。所谓“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不过是买办地主阶级专政的一块遮羞布。

第9条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它说，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苏联帝国主义也开始向印度渗透。这就是为什么印共(毛)把苏联当年也列入帝国主义行列。这个判断今天依然站得住：一个国家只要复辟了资本主义，不论它挂什么招牌，口头上说得多好听，对于他国人民来说就是帝国主义。

那么，印度农村的实际情况怎么样?中国学者王静在其著作《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引用过一组数字：1947年印度独立后，国大党搞了一场并不彻底的土地改革，柴明达尔大地主的根本利益被保护下来，一部分土地只是从大地主手里转移到中小地主手里;结果农村无地雇农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从1951年的2752万，增加到1961年的3148万、1971年的4557万、1981年的5600万。比哈尔、恰蒂斯加尔、奥里萨、贾坎德这些印共(毛)活动的核心地区，恰恰是柴明达尔制度残余最严重、种姓压迫最深、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即印度的“贱民”和土著阿迪瓦西人)受剥削最狠的地方。

《战略与战术》文件中写道：

“封建压迫不仅存在于农村，也不会仅限于农民阶级。另外，半封建的生产模式自身通过国家机器、意识形态、文化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压迫这个国家的广大群众。所以应当毫无疑问地指出，不仅是农民阶级，印度人口中的广大群众与封建主义也存在矛盾。

封建剥削不仅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阻碍了印度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封建主义是印度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的主要障碍之一。封建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对立是印度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

那么，城市里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新德里、孟买、班加罗尔看起来很现代化，软件外包、汽车制造、摩天大楼一个不少。但这些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里占多大比重?为谁服务?《党纲》第3条说，印度的大资产阶级是从买办商人、高利贷者、封建王公和地主当中产生的，是在英国帝国主义的庇护和规划下投资纺织、黄麻、钢铁、水泥、种植园起家的，“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而生存和发展”。这就是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它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它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同一根藤上的三个瓜。

90年代拉奥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这种依附性不是减弱了，而是变本加厉了。印共(毛)2007年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痛斥：“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政策正在向全世界工人阶级进攻……300个计划中的经济特区，事实上就是建立了300块外国领土。”2006年时任总理辛格自己都承认，北方邦政府征地给农民的补偿是每英亩150卢比，转手同一地块就被瑞莱恩斯公司以5700卢比定价，再拿去银行抵押贷款。他说了一句大实话：“人民流离失所，谁能阻挡毛主义的兴起?”

因此，《战略与战术》总结道：

“帝国主义者已经建立了他们对印度经济、政治、外交政策、军事政策、国家与政府政策、文化，即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剥削和控制。实际上，目前印度只不过是新殖民主义类型的半殖民地，也是国际反革命的主要堡垒之一。帝国主义与印度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当今印度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

在这里特别说明印度的城市化率问题。近年来，印度大量的农村无地贫民涌进城市，导致印度的人口城市化率快速增长，很多人据此认定印度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农村转向了城市。这完全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口城市化率是一种机械的数据，它并不能够反映城市中的人口具体的阶级成分、收入情况以及生存状况，以此为依据的论点想当然的认为，无地贫农涌入城市就成为了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以及他们的产业后备军。但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N.维努戈帕尔在《再论生产关系》一文中这样写道：

“民主革命的任务之一，是解放被困在农村、农业和传统束缚中的剩余劳动力，并将其转化为工业工人，从而在社会中实现剩余价值的更大生产，并确保资本机制对其不间断使用。但在我们的农村社会，虽然可以看到大量农村人口外流(推力)，但工业方面并没有相应地吸纳劳动力(拉力)。也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迁往城镇，只是为了继续成为剩余劳动力。他们加入了失业者的预备军，最终成为临时工、非生产性服务部门从业者或低工资雇员。换句话说，只有农业对劳动力的排出，但却没有工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这不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的一条规律是生产力的最大化利用。 ”

也就是说，印度农村的无地贫民涌入城市后，并没有被城市中的工厂雇佣成为工人，而仅仅是从农村贫民变成了城市贫民，从农村剩余劳动力变成了城市剩余劳动力，没有实现任何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化。

“另一个关键点是，资本主义关系将前资本主义关系中的具体、特定劳动转化为抽象、同质化劳动，将其限定为‘社会必要劳动’的量。在印度社会整体上，即使只是工业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从具体、特定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转变也尚未完成。即便在今天，基于种姓的特定和专业化劳动体系仍然存在。例如，清洁工的劳动，包括极其不人道的手工清扫，对社会来说是极其必要的，但仍然是局限于单一种姓的特定劳动，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雇佣的抽象劳动。”

这是说，涌入城市的无地贫民并不像现代无产阶级那样拥有向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比如说，如果你是剃头匠种姓，那你也只能到城市里去从事底层的理发行业(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理发店里的理发师，而是贫民窟大门口拿着一把剃刀的剃头匠)，完全没有进入工厂被任何一个资本家雇佣从而进行劳动的可能性。

这就是印度社会的基本面貌：农村里封建的、种姓的剥削虽然变换了形式但依然原封不动，城市里买办资本和帝国主义勾结，广大农民、工人、阿迪瓦西人、表列种姓被压在三座大山下面。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大资产阶级，这就是印共(毛)党纲中所论述的印度革命对象。

这里还要澄清一种观念。有人看到孟买、班加罗尔发达的软件业，看到塔塔、信实这些大公司，就说印度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封建主义只是“残余”。这种看法是只看表面、不看本质。一个社会的性质，不是由它最现代化的那几个部门决定的，而是由它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印度今天的统治阶级，对外依附于帝国主义，对内依靠封建的、种姓的剥削，它在城市里办工厂、搞软件、建特区，不是为了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而是为了替帝国主义收购原料、加工商品、输送廉价脑力劳动。塔塔、信实这些大财团的起家与兴起，没有一个不与美欧帝国主义国家的所谓“基金会”有关，它们本质上是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是一家人。《战略与战术》文件中称：“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是外国金融资本的奴仆”。把它们当成“民族资产阶级”，恰恰是上了它们的当。就仿佛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企业当做民族企业，然后鼓吹买他们的产品就是支持国货一样可笑。

印共(毛)《党纲》第5条对国大党的性质做出了一针见血的分析：国大党和后来的甘地领导集团，本来就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把日益高涨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引上妥协、谈判的轨道而培植出来的。他们代表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用“非暴力”“坚持真理”那一套，把群众从武装斗争的道路上引开。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印度历届政府换了一届又一届，国大党换成了人民党，甘地的女儿换成了莫迪，但阶级的本质没有变，变的只是压迫的手段——过去靠柴明达尔，今天靠经济特区;过去靠警察，今天还要加上无人机和情报网。

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了为什么印度和国际上那些“理论家”说“印度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任务是议会斗争和工人运动”是错误的。如果印度真的已经是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本国资产阶级的矛盾，革命就应该走城市起义、总罢工的道路，就像十月革命那样。但问题是，难道印度既不是俄国，也不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吗?恰恰相反，印度在很多方面和旧中国非常相像：经济上农业占主导，政治上军阀(各邦地方武装、种姓头子、地主私人军队)割据，发展极不平衡，广大农村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最薄弱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党内那股机会主义-取消主义-修正主义潮流一上来就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判断会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后文中我们还要继续论述。

二、印度革命的道路：持久人民战争仍然是被帝国主义压迫国家的普遍道路

社会性质决定革命道路。既然印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然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大资产阶级，既然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受压迫最深的农民(特别是贫农、雇农、阿迪瓦西部落民)，那革命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印共(毛)的回答写在《党纲》《战略与战术》里，也写在查鲁·马宗达当年的文章里：走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这条路不是哪个人拍脑袋想出来的，它是被帝国主义压迫国家的人民在长期斗争中走出来的一条共同道路。

中国革命是最完整的样板。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了二十年，最后从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这条道路的核心，是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在被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统治的落后国家，反动派在城市里力量很强，在农村里力量很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的军队和根据地，才能一点一滴地消耗敌人、壮大自己，直到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里反复讲这个道理。他说，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之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因此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发生、坚持和发展。这个分析放到印度身上，几乎不需要作多少修改。印度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各邦之间、种姓之间、宗教之间矛盾重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之间、印度教势力和地方武装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这就给农村根据地留下了生存空间。

越南人民在胡志明和越共领导下，也是走农村包围城市、持久战的道路，先后打败了法国殖民者和美国侵略者。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90年代发动人民战争，从山区根据地做起，十几年后进入加德满都，虽然后来在战略上出了问题(这一点我们留到后面说)，但前期道路的方向是对的。菲律宾、秘鲁、土耳其、印度的同志们，都是在这个方向上摸索。

所以，持久人民战争不是“中国的特殊道路”，更不是“把中国经验照搬到印度”。它是一切被帝国主义压迫、经济落后、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在反动派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而无产阶级一时又不可能在城市取得胜利的时候，客观上必须走的道路。这是它的普遍性。

印共(毛)《党纲》里写得很清楚：新民主主义革命“仍以土地革命、即以持久人民战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2004年合并以后，党把原来的武装力量整编为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提出把游击区一步一步转变为根据地。2007年九大进一步确认：“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路线，把纳萨尔巴里运动兴起以来的持久人民战争作为印度的革命道路。”

这条路在实践中也是走通过的。纳萨尔巴里起义1967年在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县打响第一枪;斯里卡库兰起义1968年在安得拉山区爆发;特伦甘纳农民斗争更早，从1946年到1951年，席卷三千个村庄，没收地主一百万英亩土地分给无地农民。2004年印共(毛)合并以后，活动范围从2003年的9个邦53个县，一年半之内扩大到12个邦125个县，到顶峰时号称跨20个邦、200多个县。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条道路是符合印度实际的，是能够把亿万农民发动起来的。

当然，走这条路要付出代价。它不是三年五年能成功的，可能要几十年。它要求党长期在农村、在森林里扎下来，过艰苦的生活，准备牺牲。它要求党在白区(城市)做好秘密工作，在红区(农村)做好政权工作、土地工作、群众工作。它要求把武装斗争和日常经济斗争结合起来——不是说光打仗不吃饭，而是说，农民为了减租减息、为了保住土地不被资本家圈走、为了不受地主和警察的欺负而斗争，这些日常斗争一步一步地和武装斗争汇合起来。

王静在研究印度政府围剿策略时注意到，印共(毛)自己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所谓“绿色狩猎战争”，本质上是“对人民的战争”;要对抗它，就必须用“人民战争”来回应;最关键的是让人民认识到这场战争是为了人民自己的利益，使人民真正成为战争的主体;还要把争取政治经济权利的日常斗争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持久战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

那为什么这条路在今天反而成了问题?因为党内的右倾潮流开始怀疑这条路了。他们说：印度已经发展了资本主义，土地问题已经不是中心问题，持久人民战争已经过时，党应该公开活动，应该参加议会，应该和现政权谈判。这就走到了另一面。接下来我们详细论述这一问题。

三、印度革命的主要障碍：右倾投降主义，而不是“左”倾教条主义

过去几十年，国际上有些人批评印度毛派，总是批评他们犯了“左”倾教条主义，说他们机械照搬中国经验，说他们搞军事冒险，说他们不注意城市工作。这种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印度毛派历史上确实有过查鲁·马宗达时代“杀阶级敌人”“总决战”的极左做法，有过“一次起义就能胜利”的急躁情绪，这些错误的确是应当总结和反思的。但如果把今天印共(毛)受挫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左”倾，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是帮了反动派的忙。

今天印度革命营垒内部最危险、最主要的错误倾向，是右倾投降主义。用印度同志自己的术语，就是“机会主义—取消主义—修正主义”。

(一)什么是取消主义

取消主义不是一个新名词。列宁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取消派作过长期斗争。那些人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被吓破了胆，要求取消秘密的、非法的党，主张在合法的、沙皇政府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列宁痛斥他们是“自由阶级的代表”，说他们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

印度同志今天面对的，正是同样的东西。《纳扎里亚》杂志2026年7月那篇文章讲得很透彻：“机会主义—取消主义—修正主义这个链条中，关键的一环是取消主义。取消主义就是一条主张解散共产党的路线，而共产党是唯一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走向共产主义的党。取消派这样做的办法，就是‘放弃地下状态’。”

为什么“放弃地下状态”是要害?因为印度反动派不会允许一个真正要推翻他们的党公开合法存在。印共(毛)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是非法组织，被印度内政部列为“恐怖组织”。在这种条件下，党一旦公开，干部一露头，敌人就会按名单抓人、杀人。

文章举了一个血淋淋的例子。2004年安得拉邦政府和毛派中的两个政党人民战争集团、人民政权集团(Janashakti)进行谈判，两党代表从地下出来参加谈判。谈判结束以后，人民战争集团的领导马上撤回地下，坚持秘密工作;而人民政权集团的领导却留了下来，公开活动。结果反动派随即展开镇压，人民政权的代表之一里亚兹同志被冷血杀害。同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反复出现：意大利共产党的葛兰西、德国共产党的台尔曼，都是因为在法西斯进攻面前没有坚持秘密工作，先后被捕、牺牲。这是用国际无产阶级的鲜血换来的惨痛教训。

(二)巴尔拉杰的例子

这股右倾潮流今天在印度党内的代表人物，是巴尔拉杰(Balraj)，本名巴查·普拉萨德·辛格(Baccha Prasad Singh)。

这个人不是普通党员。他是印共(毛)政治局委员，长期领导北方局(NRB)。2010年被捕，出狱以后，要求党组织恢复他北方局负责人的职务。但北方局早在2013年就已经撤销了。组织上让他到另一个地区、在新的领导下工作，他拒绝接受。他的“封建自尊心”受不了，于是开始了反党活动。

他的主张是什么?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条：

第一，否定印度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他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方式”这个分析已经过时了，印度的旁遮普、哈里亚纳这些地方已经发展了资本主义。

第二，否定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既然资本主义发展了，那土地问题就不再是印度革命的中心问题，持久人民战争的路线也就失效了。

第三，否定地下工作的首要地位。他要求党搞两个中央委员会：一个公开的中央，负责城市工作;一个地下的中央，负责农村工作。这在实质上就是否定地下党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让党从农村退回城市、从战场退回议会。

第四，指责党“军事路线太重”。他宣称党不重视群众工作，只知道打仗。

当这些主张在党内讨论中失败以后，他就开始拉帮结派，秘密集会，企图另立中央。据印共(毛)北方协调委员会2026年1月24日的声明，巴尔拉杰早在2023年就秘密设立了潜伏在党内的网络，用林彪当年搞阴谋的那一套——在公开场合装革命派，在背后搞秘密派别，阴谋篡党夺权。2023年他秘密开会通过决议，说“和北印党组织在政治上组织上统一是不可能的，这样做是无原则的”。

党组织不是没有给他机会。北方协调委员会多次和他讲原则，争取他回到党的路线上来，他拒绝。2023年，党开除了他。但他的人还在党内。2026年2月28日，党又开除了他的两个骨干：戈帕尔·米什拉(化名拉古)和普拉尚特·拉希。这两个人长期在德里的革命民主运动中散布混乱、从事破坏。

除了他们，印度革命的叛徒还有索努(Sonu)、德武吉(Devuji)……他们的共同点是：被捕或出狱以后，宣布自己“醒悟了”，说武装斗争和持久人民战争“没有前途”，说应该接受印度宪法、“为人民服务”。印度政府像陈列战利品一样把他们到处展览，让他们上电视、接受采访，说自己当年“幼稚”，现在“成熟了”。

这些人实际上并不是被敌人“俘虏”以后被迫投降的。他们是在自己脑子里先投降了。这就是修正主义的典型例子。

(三)右为什么比“左”更危险

我们说右倾投降主义是今天的主要危险，不是说“左”倾就不存在。印度毛派历史上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军事冒险、在群众工作中简单粗暴——确实存在，也确实给革命造成过损失。纳萨尔巴里运动后来受挫，查鲁·马宗达1972年病死狱中，和“左”倾路线有直接关系。这一点不能回避。

但今天的情况还是如此吗?

今天印度反动派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在政治上用议会民主、用种姓政治、用“发展主义”谎言麻痹群众，在思想上用新自由主义、用“印度崛起”的神话腐蚀队伍。这种条件下，最容易发生、最危险的，不是哪个干部头脑发热去攻打县城，而是干部被困难吓倒、被敌人的监狱和“招安”政策软化、从怀疑路线到放弃路线、从合法主义到公开投降。

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列宁同志教导，机会主义在资产阶级相对稳定的时期滋长，右倾是主要危险;革命低潮时期，消沉、悲观、取消主义最容易俘虏不坚定分子。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批评过长征以后那种认为革命已经失败、要和国民党妥协的悲观论调，说他们只看见黑暗，不看见矛盾。今天印度党内巴尔拉杰之流，就是当年那种悲观论调的翻版。

右倾投降主义比“左”倾教条主义更危险，还因为它披着“实际”“灵活”“现实”的外衣。它不说自己投降，它说自己“实事求是”;它不说自己放弃革命，它说自己“调整策略”;它不说自己反对党，它说自己“讨论党内民主”。这种欺骗性，比赤裸裸的极左要大得多。

查鲁·马宗达生前讲过一段很深刻的话：

“在这个时代，修正主义就是反革命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为什么党内斗争——革命意识形态和反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将继续。‘团结—斗争—团结'意味着必须对抗并击败反革命修正主义。只有这样，团结才可能;但这种团结不是持久的，新的矛盾会产生，修正主义会以新的形式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斗争必须在新的水平上进行……党将通过同时反对外部敌人和内部异己倾向的持续斗争而发展壮大。”

这段话是五十多年前写的，读起来却依然具备现实意义。

(四)历史上的两次教训

印度共产党百年来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分裂的历史。右倾投降主义不是第一次出现

第一次是1951年特伦甘纳。当时特伦甘纳农民斗争正打得轰轰烈烈，席卷三千个村庄、一百多万人口，没收了地主一百万英亩土地。但大安得拉邦共产党和印共中央在路线上发生分歧。一派主张继续武装斗争，另一派主张停止。他们不是自己作决定，而是把问题交给当时国际共运中威信最高的苏共中央去仲裁。斯大林给了一个含糊的回答，意思是“继续斗争有困难，印度同志自己决定”。结果1951年10月，印共中央宣布停止武装斗争。几年血战换来的土地，一夜之间全部丧失;大批干部和群众被屠杀。《党纲》第6条悲愤地写道：

“印度共产党领导层背叛了伟大的特伦甘纳农民武装起义，并且以利用议会的欺骗性名义深深地陷入了议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泥潭之中。”

第二次是1967年纳萨尔巴里。印共(马)一开始对运动有某种同情，后来在中央政府围剿时默许甚至收回了支持，导致大批激进党员脱党，另组印共(马列)。再往后，印共(马)和印共自己一步步走上议会道路，在西孟加拉、喀拉拉执政几十年，最后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失去群众。

这两次教训的共同点是什么?就是在革命的关键关头，党的领导在战略上动摇，从武装斗争退回议会合法主义，从农村退回城市，从发动群众退回到和反动派讨价还价。今天巴尔拉杰之流在做的，正是同一件事。历史不会简单重复，每一次错误都会以新的面貌在更高层次出现。。

我们还可以从国际上找一个镜子。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1996年发动人民战争，用十年时间从山区打到加德满都郊区，迫使国王让步，建立了临时政府。这是持久人民战争在南亚取得的一次重大进展。但尼共(毛)的领导集团接受了和议会政党的妥协，宣布放弃武装，把人民军改编进政府军，放弃了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成果。结果不过几年，党的力量大不如前，内部发生分裂，当年牺牲换来的阵地一块一块丢掉。尼泊尔同志的教训说明：持久人民战争这条路，不仅在敌强我弱的退却阶段要坚持，在力量壮大、和敌人谈判甚至进入政府的时候，更要坚持;任何时候，放下枪、解散地下党、把自己装进资产阶级议会的框框里，就是把刀把子交给敌人。这个教训，印度同志不能不引以为戒。

所以，把今天印共(毛)的受挫说成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恶果，是找错了病根。真正的病根在右边。

四、国际工人阶级的任务：尊重各国革命实际，信任当地革命者，不做“王明式”的人物

讲完了印度党内的问题，让我们回过头来谈一谈国际共运本身应该怎么做。这一部分是写给所有关心印度革命、又和印度同志没有直接组织关系的外国革命者看的，也包括我们自己。

(一)不要做“王明”式的人物

中国革命史上有一个王明。王明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几年，马列著作背得很熟，共产国际的决议一句一句都能背下来。1931年他回国以后，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掌握了党中央领导权。他做了什么呢?他拿着苏联的经验当教条，批评毛泽东“游击主义”“富农路线”“右倾”，要求红军集中力量攻打大城市，要求在白区搞无条件的总罢工、飞行集会。结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白区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到了最危险的关头。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才把革命从绝境中挽救出来。

这段历史中国同志刻骨铭心。《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

王明的错误在哪里?不在于他读了很多书，也不在于他信奉马列主义。他的错误在于：他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却要指挥中国的革命;他把外国(当时是苏联)的经验当作不容置疑的公式，硬套到中国头上;他看不起在农村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当地干部，动不动就戴帽子、打棍子。

(二)不要做当代的“王明”

今天，国际上有些自称支持印度革命的人，恰恰在做王明做过的事。

一种倾向是居高临下地指挥印度党。他们坐在外国的办公室里，读几篇文章，就对印共(毛)的具体策略指手画脚：你们应该这样打，不应该那样打;你们应该和某派联合，不应该和某派分裂;你们应该参加选举，不应该拒绝选举。他们不了解丹达卡兰亚的山林是什么样子，不知道阿迪瓦西部落民怎样过冬，不知道印度警察在哪条山口设了卡子，却以为自己比印度同志高明。

另一种倾向是反过来。他们对印度党内的分歧说三道四，今天支持这一派，明天支持那一派，把印度党当成自己的延伸。有的组织和个人甚至鼓吹自己要去搞“印度革命”，派人去印度“指导工作”，结果只是革命口号震天响，其实什么都没有做到，即使他们真的到了印度，也只不过是给反动派送人头。

还有一种倾向是搞实用主义。一看印共(毛)形势好，就拼命吹捧;一看形势不好，就翻脸不认人，宣布他们“已经变修”，或者“从来就是机会主义”。这种势利眼，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市侩作风。

我们的主张是什么?我们认为任何一个真正希望和祝福印度革命能够胜利的同志们，都应当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尊重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印度的事情，只有印度的同志最有发言权。印度社会的性质、革命的阶段、斗争的形式，归根到底要由印度的革命者自己，根据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自己的斗争实践中去判断。外国同志可以提供经验、提供情报、提供道义支持，但是不能代替他们作决定。

这不是说外国同志不能批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搞小团体的行会主义。看到印度同志在路线上有偏离，看到右倾取消主义在滋长，外国同志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仗义执言。这种批评应当是同志式的、有根据的、摆事实讲道理的，而不是居高临下、戴帽子打棍子。

第二，信任当地革命者，相信他们有能力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印共(毛)不是一个无能的党。它从1967年纳萨尔巴里算起，已经斗争了近六十年;它经历过分裂、镇压、逮捕、牺牲，又一次次重建;它的《党纲》《战略与战术》是经过几十年实践检验的;它今天自己起来反对巴尔拉杰之流的取消主义，这恰恰说明这个党还活着、还健康、还能进行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外国同志要做的，是支持党自己开展这种斗争，而不是从外面指定谁是“正确路线”、谁是“错误路线”。

第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什么是原则性?就是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支持真正的人民战争。什么是灵活性?就是在具体策略上，允许印度同志根据具体情况作选择——什么时候谈判、什么时候恢复武装、什么时候和别的民主力量联合、什么时候进行内部整风，这些都不是外国同志能远程指导的。

我们今天写这篇文章，指出右倾投降主义是印共(毛)的主要危险，这是从印共(毛)自己的文件出发，从巴尔拉杰之流自己的言论出发，不是从外面强加给印度党的。我们指出的，恰恰是印度同志自己正在说的话。这一点要讲清楚，免得别人误会我们是在“干涉内政”。

(三)国际主义不是一句空话

反对做“王明式”的人物，不等于对印度革命不闻不问。

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第一，在道义上声援。印度警察在森林里屠杀阿迪瓦西农民的时候，在各国的工人阶级不能装作没看见。要在自己的国家里组织集会、游行、抗议，要求本国政府停止向印度警察出售装备，要求印度当局释放政治犯。

第二，在理论上共同探讨。印度同志在摸索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道路的新经验，这些经验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所有被压迫人民都有价值。外国同志要认真研究他们的文件，不是为了挑毛病，而是为了学习。

第三，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配合。印度的买办政权是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印度人民的斗争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和菲律宾人民的斗争、和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个地方打击反动派，就是在所有地方打击反动派。正如《纳扎里亚》文章最后说：“对任何地方反动派的打击，就是对所有地方反动派的打击。”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把自己国内的革命搞好。一个外国的共产主义组织，一个外国共产主义者，自己国内一团糟，却天天喊着“支持世界革命”，那是空话。全世界的同志们尤其要记取这一点。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这本身就是对印度革命最大的支持。

结语

今天，印共(毛)今天确实遇到了重大挫折。根据地被压缩，干部在牺牲，右倾取消主义在党内滋长，敌人在公开庆祝胜利。这些都是事实，不能粉饰。但我们不认为这是最后的失败。

为什么?因为矛盾还在那里。印度的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几千万无地贫农还在，几亿少地农民还在，阿迪瓦西部落民还在被跨国公司从森林里赶出来。辛格当年那句“人民流离失所，谁能阻挡毛主义的兴起”，今天不是过时了，而是更尖锐了。莫迪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把更多的农民推向了工人阶级一边，把更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推向了不满，把更多的种姓压迫受害者推向了反抗。

印共(毛)的党纲没有过时。它对印度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判断，它关于三大敌人的分析，它关于持久人民战争道路的选择，仍然是被今天的实践反复证明着的正确路线。一个党在低潮中遇到困难，不等于这个党的路线错了。路线的正确与否，归根到底要看它是否反映客观实际，是否得到人民的支持。丹达卡兰亚的阿迪瓦西农民还在支持党，这就是证据。

党自己也在治病。印共(毛)北方协调委员会公开反对巴尔拉杰之流的取消主义，把右倾分子开除出党，这是党有生命力的表现。一个党如果对内部的投降主义听之任之，那才是真正没救了。印度同志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们对印度革命抱有希望。这种希望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建立在阶级分析之上的科学预见。帝国主义的日子不好过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在激化，战争在扩大，群众在觉醒。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现象，这是全球性的现象。当今世界的主要潮流从来就不是什么“和平与发展”，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告诉我们“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印度革命会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聚集力量。它可能还要走很长的弯路，可能还要付出新的牺牲，但它的方向是不会变的。

近六十年前，1967年，纳萨尔巴里的春雷震动了印度，《人民日报》当时发表社论，称之为“印度的春雷”。近六十年后，这声春雷也许暂时沉寂了，但只要三座大山还压在印度人民头上，只要新自由主义还在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进城市贫民窟，只要阿迪瓦西妇女还在森林里面对警察的枪口，这声春雷就一定会重新响起。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毛主义。

到那个时候，今天被开除出党的索努、巴尔拉杰之流，今天在电视上忏悔的“醒悟者”，今天宣布“毛主义已被消灭”的印度政府官员，都会被历史重新审判。历史的正义，最终属于那些在黑暗中坚持下来、没有放弃红旗、没有背叛人民的人。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印度人民战争万岁！

马列毛主义万岁！

参考文献

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

②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党纲》，2004

③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章程》，2004

④ 《印度革命的战略与战术》，2004

⑤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宣言》，2007

⑥ 《印度生产关系的变化——我们的政治纲领》，2021

⑦ 查鲁·马宗达，《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建立政党》，1969

⑧ 阿吉特等，《印度革命的道路：目前的形势》，2026

⑨ 王静，《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16

⑩ 纳扎里亚杂志(Nazariya)，《揭露、抵制并击败戈帕尔·米什拉和普拉尚特·拉希取消主义叛徒集团》，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