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里达巴德工人消息报》：自我批判中的共产主义可能

FMS之友（Friends of FMS），2025年

〔以下引言来自「Kaam Se Chutti」(从劳动中脱身)：

2025年1月25日，谢尔·辛格吉同志去世。从1982年到2020年，他是《法里达巴德工人消息报》的编辑，而在这段时期里，他反思自身经验、并一再改造自身实践的方式，会让每一个共产主义者、让每一个从对陈旧过时之物的改造中看到喜悦的人感兴趣。他所做的工作，是要把"工人阶级"这个民粹的、煽动家式的范畴挪开，以便正面面对它的现实，按它自身的措辞去理解它，并把其中隐藏的变革潜能与蓬勃的能量变成思想-实践的一个源头。他把这项工作与我们所有人分享。

《法里达巴德工人消息报》的编辑谢尔·辛格同志，1982年印出了这份报纸的第一期。报纸的最后一份出在2020年2月，紧接着的那个月新冠封锁就开始了。这是非常长的一段时期。即便在这三十八年之后，谢尔·辛格吉仍然继续编纂早先的文章，以小册子、书和电子书的形式散发，并尝试通过WhatsApp与工人沟通。而如果我们谈这三十八年之前的时期，那么在1975年，就在这个国家的国内紧急状态开始之际，谢尔·辛格吉离开了他在尼赫鲁大学的国际关系学业，加入了毛主义运动。把这样长的一段时期放进一篇叙述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同他一起度过的那些年，不只给了我们许多教训，也带来了许多冒险。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从他的视角、从他所处时代的视角出发，简要地呈现他和他的诸多团体的行程——"kamunist kranti"、"Collectivities"，而最重要的是《法里达巴德工人消息报》。

谢尔·辛格1951年生于哈里亚纳邦比瓦尼县一个叫桑德瓦的村子。有一次谈到自己的童年时，他说家里和村里有一种爱与情谊的气氛。生活与外部世界隔着。这个家庭靠务农为生，他父亲在军队里。作为家中的儿子，谢尔·辛格吉被送到(卡纳塔克邦)贝尔高姆的乔治国王学校读书，他在那里踢足球、看电影、四处闲逛度过童年，但同时也把鞋擦亮、把衣服弄得整洁干净，并学着把话说得体面。谈到自己在1960和1970年代"所谓教育体制"里的经历时，谢尔·辛格吉说，尽管当时并不与任何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相连，公共领域里却涌现出如此难以解释的种种局面，以至于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很平常的事。从那里他去了(拉贾斯坦邦)皮拉尼的比尔拉理工学院学技术，在(北方邦)坎普尔和(泰米尔纳德邦)金奈的印度理工学院学化学工程，然后在(德里)尼赫鲁大学学国际关系。他说，整个过程都在把他拉向成为"机器上一个昂贵的齿轮"。

1975年宣布国内紧急状态期间，谢尔·辛格吉对主流的反对党和思想感到不满。这能只归因于那种与政治隔断的开放思考的气氛吗?与意识形态就没有关系吗?如果没有，那谢尔·辛格吉为什么要试着加入毛主义运动?他说，当时马列主义共产党被看作"真正的反对派"，而且特别是在城市的大学生当中，关于纳萨尔巴里运动有大量毛主义的宣传。

无论如何，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谢尔·辛格吉不但从"齿轮"的生产线上跳了出来，也从他生活的全部境遇里跳了出来。随后他为马列主义共产党担当起"职业革命家"的角色。也就是说，他作为"组织者"全职在乡村和丛林里工作。看来在大学和研究生院里，谢尔·辛格吉要么失去了对足球和电影的兴味，要么注意力被拉向了他所沉浸其中的另一些严肃题目。

在这里我们也许应当问一问：学生对乡村与丛林中武装抗争的热情，是不是他们同产业工人的斗争相疏离的一个征候?也许原因之一是，那些主要的共产党当时认为、如今仍然认为印度是一个"半封建的"、"半殖民的"体制。但在这套理论背后，还有城市产业工人与中产阶级反叛者之间的一道裂口。德里这座城市四周环绕着法里达巴德、萨希巴巴德、加济阿巴德、坎普尔以及许多别的工业区。既然如此，在那个时期和那种气氛里，我们该怎样理解谢尔·辛格吉为什么认为"真正的战斗"只发生在乡村和丛林里?

二、1975至1980年

把同家人朋友一道当一个昂贵齿轮的未来抛在身后，谢尔·辛格吉代表印度共产党(马列)在古吉拉特、拉贾斯坦和中央邦的偏远地区奔走。在城市里，国家正无情地镇压这个党，因此党内有一种秘密的气氛。问题是不被提的。而另一方面，在乡村地区，由于没有国家的代理人，这个党正在加班加点地把受过教育的失业者变成"职业革命家"。谢尔·辛格吉变得"脱离了阶级"，也就是说，他学会了拒绝自身社会阶级的习惯，学会"到人民中去"。在这段时期里，他同别的同伴在自然中奔走、从河里取水喝、打猎等等，积累了大量经验。

在做这些事的同时，他也得知这个党实际上分成了许多集团和派别。分析这一点时，我们可以说，党内许多不同的利益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竞争。因为这个党把自己看作工人、农民、部落民、达利特等许多部分的联盟，社会背景的差异一定使这些冲突不可避免。但假定这个问题也可能出自这个党那种国家主义的、官僚的结构，看来并不算错，在这种结构里，秘密的气氛与对提问的沉默占了上风。

不过，1978年，党内的分裂进一步加深，"1979年突然间，人们觉得应当在工业部门的工人中间做工作，而不是在乡村地区。"谢尔·辛格吉这样解释。这个"突然"是什么意思?谢尔·辛格常常不把整个故事讲出来。简化就像他随身带着的一件小武器，用来避免陷进困难而复杂的问题的爪子里。但我们也许可以推测，这或许是他既有组织解体的一个征候。他们也许已经认识到，他们在乡村语境中所寻求的那种过度活跃的果实不大可能长出来。关于这一点，一位德国同志说："谢尔·辛格发现，那些'部落民'实际上是为木材黑帮干活的雇佣劳动者。"

或者，他所说的"突然"也许指的是，这个决定不是他个人的决定，而是他所在的团体突然地、没有任何清楚理由地作出的，其他人只能接受。于是他去了瓜廖尔、印多尔以及周边的工厂区，把自己的活动带到了工人和学生当中。

从那时的记述看来，纺织厂的工人当时也正在同印度各共产党在全国层面上发生的分裂角力。"我同瓜廖尔吉亚吉棉纺厂一些年长的工人一起工作，他们从印度共产党转到印共(马)，后来又转到印共(马列)。"他说，紧急状态之前，印多尔的纺织厂工人曾支持印度共产党的领袖、并帮他当选进了议会。在印度共产党支持紧急状态之后，那些工人抛弃了它。在这里我们看到，不只工人的战斗性能量正被工会拉进议会政治，那些远离城市进行"真正的反对"的"反议会"共产主义团体，也正被拉向作为议会政治之领域的城市。在这样一种局面下，谢尔·辛格吉通过学习小组在这些工人中间保持活跃。"一点点马克思和大量列宁"的讨论在进行。有一本小册子叫《工人的甲乙丙》(Mazdoor ka Ka-Kha-Ga)，为工人呈现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看来在这段时期里，谢尔·辛格吉熟悉了中央工会同纺织厂管理层串通一气的那些手法，而他的活动被导向组建工人独立的工会与组织。

在阅读关于列宁和革命前俄国状况的东西时，他意识到印度的列宁主义者把自己看作与民粹派相似的角色。在他们的组织结构中看到这种观点之后，谢尔·辛格和他的同志们准备了一份纲领，要建立"马列主义工人(雇佣工人)党"，在这个党里可以把一个工人组织当作基础。一切活动都在秘密中进行，因为现在的危险不只来自国家，也来自党的申斥。但也许对事业、以及对资深同志仍然有某种信任，因为他后来把这份建议寄给了德里一位资深的党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他在印度共产党、然后印共(马)、然后印共(马列)活动了四十年——大吃一惊。党把这称作抗命，并与谢尔·辛格吉断绝了关系。

在印多尔、瓜廖尔、博帕尔以及中央邦其他工业区立足的过程中，谢尔·辛格吉发现那里的产业实际上处在垂死状态。那一定是何等奇特的经验！他刚发现社会动荡在工业区而不在乡村地区，就意识到产业工人自己正在目睹一个产业衰败的阶段。比如说，瓜廖尔由比尔拉家族经营的吉亚吉拉奥棉纺厂建于1921年。到1980年代，这家公司面临严重问题。1992年，电力局称该公司欠了六千万卢比的电费不付。公司被关停。(至今这家公司仍未与八千名工人、电力部门和许多银行结清账目。)还应当记得，1970至1980年这十年不只是一段全球衰退的时期，也是一段广泛的劳工动荡的时期。不过在那时，谢尔·辛格吉的注意力转向了法里达巴德。它不只看起来在工业上更兴旺，而且它靠近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和首都，这在他的列宁主义思考里进一步增加了法里达巴德的吸引力。

正因为如此，在与党的关系断绝之后，谢尔·辛格吉去了法里达巴德。

三、1980至1984年

法里达巴德作为一个绝佳的实验室，向谢尔·辛格吉的激进试验发出了邀请。这座1947年之后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与此前那些只有一两家纺织厂的城市相比，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工厂：不只是纺织、钢铁、化工，还有电子、鞋、汽车、工具等等，并且靠国内外投入的资本运转。在这座为经理们规划了良好住房、而只留下铁路与运河沿线的空地让工人搭棚屋的城市里，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无数工厂里工人行动的报道是常事。视角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这里看得很有意思：紧急状态时期谢尔·辛格吉曾短暂到过法里达巴德一次，却没能看出有多少事可做，而1981年就不同了。

谢尔·辛格吉在印多尔-瓜廖尔-博帕尔短暂看到其最后阶段的那种对中央工会联合会的拒斥，在法里达巴德正以大得多的规模、以强烈得多的程度展开。工厂已经成了警察与工人冲突的竞技场，而中央工会在这场冲突中的角色已经变得非常清楚。各党与各工会，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国内紧急状态，都直接落入了工人的审视之下;而强制绝育、拆除贫民窟这类行为表明，紧急状态期间国家与经理阶级直接进攻了工人阶级。后来，八十家工厂的工会与中央工会联合会断绝了关系，成立了一个"工人斗争委员会"，在它之下，法里达巴德城每一个角落都举行了巨大的工人游行与示威。1979年10月17日，警察向一支约一万人的工人游行队伍开枪，人群散开时还追着他们打，秘密处理了遇害者的遗体，并销毁了证据。住在法里达巴德的工人阶级群众当中，对警察有着巨大的愤怒。这一事件表明，议会性工会对工人群体及其活动的把控正在削弱。我们只能想象，这样的环境给谢尔·辛格吉的决心添了多少柴。

在那时，"唤醒"工人中间的阶级意识是谢尔·辛格吉活动的一项重要目标。他在中央邦的工人当中也曾根据选读材料组织"学习小组"。同时看来，工人也有一种熟悉"革命思想"的深切愿望。谢尔·辛格吉告诉我们，早年一位资深领导人组织这类会议时，工人下班回来之后仍然听得非常专注。谢尔·辛格吉有一次讲过，那个时期有些工人聚在一起，在下班后剩下的时间里读完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全部三卷。

谢尔·辛格吉在这段时期所采取的步骤、所建立联系的人、以及同他们一起开展的活动，都建立在"马列主义工人(雇佣工人)党"的纲领之上，那份纲领的目标是培育一个"真正的"工人组织。我们现在没有这份纲领的文件，但谢尔·辛格吉是这样概括它的：

工会对工人的组织是至关紧要的。要把管理层的走狗从工会里清除出去，把诚实的、对工人友好的代表安进去;

使工人意识到全球帝国主义的压迫性质;

在工人中间传播唯物主义哲学。

可以说，尽管这段时期里他的重心从乡村地区转向了工业中心，他仍然把自己根本的角色看作工人的思想先锋队。

1982年他出《法里达巴德工人消息报》第一期时，那份努力的背景与检验标准就是这份纲领。这里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值得注意：谢尔·辛格吉本来的意图是让报纸的名字只叫《工人消息报》，但由于某些技术上、法律上的原因，他不得不把名字定为《法里达巴德工人消息报》。

即便许多年之后，人们在日常说法里仍然叫它《工人消息报》;但把"法里达巴德"加进这份报纸的身份里，给了它一种地方的特性，这特性压过了创办者当下那种普遍主义的愿望，并给了它一片可供辨认的坚实的地面。

从1982年开始的第一个系列，以1984年4月的最后一期结束。我们没有这些报纸的副本。但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材料，见于1993年3月出版的小册子《工人运动的一瞥》(Majdoor Andolan ki Ek Jhalak)。虽然这本小册子主要依据1987至1993年新系列的各期，编者却从旧系列里加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照亮了当时的境况，特别是在格多尔工具、埃斯科茨-福特、巴塔鞋业这类制造单位里的境况。对这些的详细描述可以在别处找到，所以我们这里不进入细节，只试着提供一瞥这段时期发生了什么。

我们看这些报道时，会觉得多数讨论都是关于公司董事、经理、工会领袖、警察、行政当局等等的。那里有一种努力，不只要揭露这些资本主义力量的压迫性质，还要与工人阶级对他们的憎恨相呼应。而另一方面，工人则被描述为受压迫的、挣扎着却疲惫的，并被一再劝告要保持警觉、要组织起来等等。在这个技术进步与大规模裁员的时代里，被解雇的工人、拿不到工资的工人常常被用类似"废掉了"、"苍蝇拍"这样的说法来呈现。这显然是思想先锋队的语言。这位领导者认为自己知道那些严重的问题及其根源，并不断就那些问题向工人发出警告。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向行政当局申诉、给主流报纸写信、试图使用体制内的工具以揭露它们的无用等等做法被广泛采用，并被发现是无用的(即便在它们的无用之中也是无用的)。

同时，再往深一点看，还有别的东西浮现出来。在这段时期里，除谢尔·辛格吉之外，《工人消息报》能够从事这些活动，只是靠着格多尔、巴塔、埃斯科茨、东印度等公司的战斗性工人的帮助。所以当我们想到他们活动中那种先锋队的性格时，不应当忘记这群工人同谢尔·辛格吉之间正在发展出亲密的纽带。看来这份月刊成了工人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沮丧与愤怒的媒介。这份报纸成了他们在车间里战斗性活动的补充，试图把大批心怀不满的工人聚拢起来，不只对抗步履蹒跚的管理层，也对抗那些按管理层利益行事、已经变成一种打着工人代表旗号的自利机构的工会。而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这些战斗性工人不可能长久地仅仅停留在沮丧里。有一个时刻到来了：不只是那种对管理层的犬儒的咒骂与抨击，还有围绕它发展起来的那套实践，都不得不被重新思考。正因为如此，谢尔·辛格吉说，1984年这项努力因许多困难而终结，报纸系列停了下来。在这个意义上也有成功：由于不断揭露管理层、并增加工人之间的对话，对战斗性工人群体、以及更广泛地对工人的镇压变得更系统了。谢尔·辛格吉开玩笑说，他们是因为自己的成功才不得不停掉报纸的。

除此之外，这段时期里似乎还浮现出另一件重要的事。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思想先锋队的视角，对这种视角来说，通过阅读来理解现实、也就是理解著名革命者的思想并把它付诸实践，是出发点。另一方面，来自工人一侧的另一种视角也在这段时期呈现了出来。在同不同工厂的工人的每周会面中，谢尔·辛格吉常常敦促工人提出要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工会的要求。他常说工人应当交工会会费，然后向工会施压让它们按工人的利益行事。尽管有这些大声的建议，这些工厂里有一半的工人并不交工会会费。工人大体上对工会有另一种看法。在他们看来，不诚实就是工会这套体制的根子。要办一个工会，下面这些是必需的：

打手/流氓/肌肉男;

同管理层里某个人的友好关系;

警察-行政-政府里某个人的祝福。

工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明白，工会不是符合工人利益的组织。即便在这段时期里，在谢尔·辛格的注意力集中于揭露统治机器、揭露工会的欺骗与自私时，我们仍然在《工人消息报》1983年10月那一期里找到——

"9月23日开始的两名被解雇的福特工人的绝食，引起了一星期的巨大震动。福特工人表现出极大的团结，埃斯科茨(合伙公司)其他厂的工人也开始表态。(绝食与声援持续了八天。)"

在那时，从这一经验里浮现出来的一个问题对谢尔·辛格吉来说似乎是迫切的——工会真的是工人的组织吗？在这个问题里，马列主义雇佣劳动党那个最初的想法似乎垮掉了。

四、1984至1990年之始

在法里达巴德最初那些失败与成功的年头之后，谢尔·辛格吉又一次埋进书里去反思，据他自己讲述。与此同时，他同印度国内外众多共产主义组织进行了对话，主要是那些思考在议会框架之外在劳动者中间工作的组织。看来在这段时期里，他同工人的会面减少了，或者也许完全停了。许多过去参加每周会面的工人已经成了公司管理层打击的目标，有些人的工资被扣住，另一些人似乎回了村子。在这样的情形下，谢尔·辛格吉也把自己的住处安在了一位同伴的农场上，那里为他安排了食宿。这对他来说是一段经济上困难的时期，但他提到，在这段时期里他不只钻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同情的活动分子(他称之为"百分之五的人")建立了交流。他还得到机会同附近认识的人踢足球。这段时期有一阵子，谢尔·辛格吉不得不自己去干活，为德里一家中介翻译《读者文摘》的文章，并做家教。这也许帮他当时熬了过去，但此后他再也没有"工作"过，他常常为此自豪地说起。

有一次谢尔·辛格吉说，那是一段他不得不"每个渡口的水都喝一口"的时期。我想他指的是接下来八到十年的漂泊生活——不只在地理上漂泊，在意识形态上和实践上也不稳定。他所继承的那些毛主义-马列主义的命题在他看来已经不再可行了，但拒绝一个命题只是行程的一半，而且是较简单的那一半。接下来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尤其是当一个人走到了当时广为流行的各种方法的限度时，他就不得不朝黑暗中一切光源走去。也许那时谢尔·辛格吉的处境就是这样。

他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的失效——这是从他自己组织工作的经验中得出的——促使他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此同时，他觉得有必要重新审视列宁关于组织形式的那些辩论。在这段时期里，他熟悉了印度国内一些认为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团体。他在博帕尔见到了印度社会主义统一中心(SUCI)的成员、印度革命社会党(马列)的活动分子，以及那些从中分裂出来组成革命无产阶级平台(RPP)的人。他去了印度中部的矿区，见到了战斗性的领袖尚卡尔·古哈·尼约吉。这个时期的这些会面，动机是一个关于为雇佣工人创建一个全印度组织、连同一份全印度报纸的想法。他还同当时主要在欧洲活动、并有国际主义眼光的国际共产主义潮流(ICC)建立了联系。在同他们的交谈中，谢尔·辛格吉受到鼓励去读罗莎·卢森堡、这位德国工人的殉难领袖的著作。他弄不到她的《资本积累论》，就从一家图书馆里抄下重要的段落加以研读。

这里清楚的是，谢尔·辛格吉在这两年里正朝他觉得可能出现可能性的一切方向探索。不过，他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那扮演活动分子角色的"百分之五"身上。这段时间里，《工人消息报》上关于工人活动的报道也少了。这似乎是个灵感的问题，而在那时，理论问题对他来说似乎对获得灵感是重要的。在他看来，卢森堡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出了深刻的问题。这些努力最初的结果，是1986年以印地文和英文发表的一篇题为"kamunist kranti"(共产主义革命)的文章，其中呈现了这些新的思想试验。

从这项努力中得出的结论可以概括如下：

一、封建社会被看作一种自然的社会形态，其中货币交易极少。与之相对，东印度公司的全球扩张、或者说世界市场的扩张，在印度次大陆大规模地散布了货币交换。地主制以及其他建立在货币税收或高利贷兴起之上的剥削关系，不能被叫作封建的。这里，那些把印度次大陆的状况同封建社会联系起来的共产主义纲领被拒绝了。

二、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雇佣劳动为市场生产商品)之间，他们发现有必要辨认出一个独特的阶段，马克思称之为"简单商品生产"。这个阶段建立在供个人使用的家庭生产以及剩余的有限贸易之上，而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家庭生产的取代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按"kamunist kranti"作者们的说法，未能把这个阶段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正是印度这类社会至今仍被看作封建的原因。

三、第三个重要的点是，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资本家的被取代其实已经开始了。作为私有财产、作为单个资本家之财产的资本，已经濒于成为一种过时的资本形式。马克思本人提到，股份公司不但在市场上胜过资本家，而且不面对私有财产的那些问题。"kamunist kranti"的作者们论证说，应当越出"私有财产"这一性格，把资本看作一种更广的社会关系，它有着全球公司、国有公司和私人有限公司这样一些新的代表。

带着这些点，谢尔·辛格吉和他的同伴们在1986年恢复了《工人消息报》的发行。他们这个团体与这些命题联系在了一起，并以"kamunist kranti"的名义把文章寄给其他活动分子。1986至1987年，这套反思的提纲不定期地散发;从1987年起，报纸开始有规律地按月发行。靠着工人朋友和在工厂工作的同志们的贡献，报纸得以印刷、发行，其他开销也得到了应付。当时仅法里达巴德一地每月就发行约六百五十份报纸，很快升到一千份。其间有与管理层、打手和警察冲突的事例;共产主义革命的同志们采取的方针是把这些事件带到工人当中，并把它们当作为工人事业作宣传的手段。

与此同时，新的目标被勾勒出来：

号召工人采取自我组织的步骤。

讨论工会是资本的代表。

关于组建一个"全球工人共产党"的建议。

五、1990年之始

到1987年，"kamunist kranti"的同志们依据自身经验与新的阅读所构造的那些命题，再一次被证明是有产出的。他们对工会性格的读解的转变，使《法里达巴德工人消息报》的批判有了更锋利的刃，这反过来又帮他们更好地理解了工会今天的作为。到这时候，法里达巴德过去十年里所见的动荡已经到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公司在下沉，而在这个衰败的时期里，工会连同公司行政当局和警察一道，一心要削弱工人的集体在场。这一时期的经验被"kamunist kranti"呈现在他们关于"人为策划的罢工"（engineered strikes）的解释里，我们这里要稍微详细地讨论一下。

那是一个工厂里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人都是正式工的时代。公司和法律都认为，只要公司在运转，工人就是公司的一部分。

然而与此同时，这个时期标志着生产率与生产中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全球性时代。来自法里达巴德的《工人消息报》报道提供了关于这些变化的第一手记述。

无论是格多尔手工具的例子——它雇了三千五百名工人生产随车出售的工具——它的德国经营者在1982年把股份卖给了本地股东贾拉尼，后者试图向一家工业银行借两千五百万卢比添置新机器来救这条正在下沉的船，

还是关于鞋业公司巴塔的例子，它在1983年经工会同意，试图用新的自动生产线从工人身上榨出更多产量，

还是关于重型车辆制造商埃斯科茨的例子，它在1988至1990年间借助工会，靠着小幅涨薪把劳动力的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共同的主题是这样：面对市场上不断增加的挑战，压力在增长，并且试图提高生产率。公司的危机加深，它们主要的手法是：

从工人身上榨出更多产量

解雇工人

削减工资

自动化

而当这些手法失灵时，公司就把剩下的材料能捞的都捞走，然后跑路。在整个这个过程里，工会所扮演的角色，要么是让工人蒙在鼓里，要么是在幕布揭开时通过经营工人的反对来给公司清路。

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人为策划的罢工"成了工会在管理层施行这些手法时控制工人反对的一种方法。

当一群工人在工厂里面时，他们握有某种权力。工厂、机器、原料、成品以及总的控制，自然都在他们手里。因此工厂成了一座据点，而管理层关心的是如何打败工人的这种权力。传统上，"罢工"被认为是工人权力的一种展示，但在这段时期里，罢工变成了把工人同工厂分开的工具。这类"人为策划的罢工"的大量例子可以在这一时期的《法里达巴德工人消息报》各期里找到。

1979年——在法里达巴德的东印度纺织厂，工人为奖金从百分之十八提高到百分之十九这样一个琐碎的问题而争斗，敌对的工会之间在厂内爆发冲突，导致罢工。此后工人发现自己在用新机器干活，一名工人生产出之前四倍的产品。通过这类罢工所制造的混乱与分心，结果反倒是公司多生产的意志被强加给了工人。

"kamunist kranti"的同志们找到了一个看待这类事件的新视角。它彻底改变了他们同身边所发生之事的关系。

1991年，汤姆森印刷，印度运营的高端印刷厂之一，一直在艰难维持自己的市场位置。《工人消息报》的一则报道："3月21日，厂内爆发了一场打斗，看起来是被挑起的。管理层从中得利，局面似乎是他们煽动起来的。"(《工人新闻》，1991年5月)

在另外一些厂里也出现了这样的局面：陷入绝境的公司宣布减薪百分之五十;工会代表工人罢工，并逐渐谈判到"只减百分之二十五"，然后把这宣布为工人的胜利。

在产业关系变化的过程中，事情不只关乎某一个或另一个工会。1970至1990年间，全球范围内产业生产发生了一次广泛的转变。数以百万计的公司倒闭，许多工会和工会联合会公开地与管理层勾结。比如说，在孟买，六十家纺织厂在短短十年内关闭，二十五万名工人徒然地抗议。工会领导的罢工是把工人弄出纺织厂、好让管理层随后把厂锁上的关键手段。

美国共产主义者洛伦·戈尔德纳在写到这个过程时说，"kamunist kranti"不绕弯子，他们说得直白;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令人震惊：在十九世纪，罢工是工人的武器，而在二十世纪，罢工已经成了管理层的武器。

今天人们谈到这个时期，尤其是对历史有兴趣的人，会把它说成里根与撒切尔所带来的一个新时代。人们广泛同意，在这段时间里，不只整个生产体系的性格改变了，而且重构生产的种种努力还成功地溶解了工人的集体基础、把他们的群体溶解进了全球市场。无论是美国的钢铁化工还是汽车制造，英国的煤矿工人，还是孟买的纺织厂工人，这个过程在所有地方都显而易见。

"kamunist kranti"的同志们通过对这些经验的分析，试图不把这些事件理解为工人一方的失败，而理解为阶级关系自身内部的一场危机；工会不是被资本家打败的，它们已经变成了资本家的工具。如果工会被证明不像此前所认为的那样是工人的组织，而是自利的、更糟的是管理层的工具，那么它们的被拆毁就不应当被理解为对工人力量本身的进攻，而应当被理解为危机所造成的必要的移动。在这些移动中，随着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那些较旧的代表形式不再是横在工人面前的障碍。他们对这些经验的锐利读解，帮我们理解了全球资本重构期间工人所面对的那些问题。

关于这一点，谢尔·辛格说："'罢工'这个词已经演变，现在它包括：仪式性的罢工，旨在激怒工人的人为策划的罢工，以及真实的罢工。当工人自发的罢工把工会甩在后面时，它显现为某种带着差异的东西。"

依据这些经验，"kamunist kranti"的同志们通过他们不断以新的目光去理解现实的努力，帮我们理解了这个正在浮现的时期的关键面向、工人的问题以及他们所面对的挑战。这种锐利而细致的理解在别处是找不到的。

六、1990年代的新立足点

从理论视角看到目前为止的这些细节，谢尔·辛格与《工人消息报》——"kamunist kranti"的行程似乎是这样进行的：

被当作封建社会之征候的东西，实际上是简单生产的瓦解、以及由于全球市场的成长而来的货币经济的广泛扩张。印度次大陆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经历过任何类似封建制的东西——无论是半封建还是完全封建。因此，印度那些主要的共产党在自己的分析上是错的。

如果不存在用"真正的领袖"去替换舔靴子的领袖和议员的问题，那么在为全球市场生产的公司里，也就不存在用真正的、对工人友好的工会去替换不诚实的或屈从的工会的问题。在这个时代里，任何成为工人代表的工会，要么会被收编，要么会转而反对工人。

真正的问题在于工人主张他们自己的利益。

如果民族特性不是工人阶级革命活动的指标，那么依据是什么?依据到那时为止的经验，谢尔·辛格彻底离开了他最初的民族视角，开始从国际的或全球的立场去看待工人阶级的斗争。资本-工资-市场的全球性格不只在生产与再生产的链条上显而易见，也体现在这种全球视角对于同其他国家的组织建立联系的重要性上。这一点被法里达巴德"kamunist kranti"的同志们认识到了。

不过看来，即便到1990年，他们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工人先锋队的视角。在国际共产主义潮流的季刊《交流》(échanges)1990年1至3月号上，发表了《工人消息报》(1989年3月)的一篇文章，我们这里给出它的概要：坎普尔三万五千名纺织厂工人举行了铁路封锁(rail-roko)罢工。铁路线被堵了五天，每天有一百列火车停开。按一家主流报纸的说法："所有纺织厂工人自己都成了领袖，而传统的工会领袖跟在他们后面。"

针对这篇文章，荷兰共产主义记者卡约·布伦德尔写信问道："工人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工会是服务于资本利益的组织，这些我们相当熟悉……在你们的文章里，你们两次建议工人应当做什么，而不是就其脉络单纯分析他们已经采取的行动。你们为什么认为向他们提建议是恰当的？其次，你们为什么想创建一个全球性的工人组织？在我们的理解里，任何政党，无论是等级制的还是非等级制的，都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

"kamunist kranti"的同志们觉得这些问题的指向同他们的活动与原则相矛盾，并在给该刊的一封信里(1991年1至3月)表达了这一点。作为回应，他们强调了几个要点："工人自发的活动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活动有时能通过与现实的冲撞把工人引向共产主义意识，就像在巴黎公社或苏维埃的形成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类步骤鼓舞着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者，而我们通过巴黎公社这类事件把共产主义意识告知工人，也取得了一些成功。马克思主义者是工人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这种意识带给工人是一项关键任务，而一场全球性的工人革命只能作为一个自觉的步骤发生。"

与此同时，编者发表了布伦德尔接下来的回应："我们有一些分歧。我不相信工人是因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才采取步骤的。他们也永远不会为这个理由而采取步骤。他们采取步骤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我不相信共产主义意识会先被灌输给工人。但毫无疑问，工人为捍卫自身利益所采取的步骤能够导向这样一种意识。因此我认为我们的任务不是告诉工人关于巴黎公社等等的事，而是讨论他们自己的步骤和他们的境况。"

1992年(1至3月)又发表了"kamunist kranti"的一封信，其中说："即便在今天，印度的工人阶级运动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独立的空间。主要的原因是这里的特殊状况(农民-手工业者阶级占优势)，以及那些把共产主义意识带给工人的人的缺席。"该刊不同意这些说法，交流就此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1至3月发表在《交流》上的，是1990年12月从印度寄出的一封信。看来这次交流最终在"kamunist kranti"同志们的视角上带来了一次改变，或者至少它确实帮他们以新的方式思考了自己的立场。在《工人消息报》的新系列里，曾有一个叫"马克思主义"的栏目，其中呈现与"百分之五的人"的辩论、口号等等。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抽象的、专家式的语言，而到1993年，这在他们看来开始像是浪费时间。也许这也意味着，这些深奥的讨论并没有产出什么实质的东西，也许别的事情看起来更重要。谢尔·辛格吉提到，他大约在这时感到需要一种新的语言。1993年之后这个栏目就停了。同时，报纸的篇幅增加到两页(四面)。到1993年12月，法里达巴德发行四千份报纸。这段时间里所见的变化是重大的。1990年代初是全球衰退的年头，《工人消息报》上可以看到它的回响。1993年之后的时期见证了广泛而迅速的自动化。谢尔·辛格吉写道，工厂和工人的面貌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工厂生产中留用正式工的做法几乎消失了。早先在《工人消息报》上偶尔可见的关于合同工与临时工的微弱回响，变成了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音符。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看起来重要的那套工会结构，迅速地走向了无足轻重。

翻看这些年的各期，我们发现语言与视角上确实有着显著的变化。看起来不像是1980年代那个编辑还在出这份报纸。给工人提建议——停了。哀叹工人的命运——停了。用"废掉了"或者"苍蝇拍"这类说法来说工人——停了。不停地念叨党-组织-全国-全世界的努力——停了。

取而代之的，是仿佛有个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某处，分享自己关于工作的、关于工作之外的生活经验，有好有坏，而没有任何没完没了地哭诉艰难。我们可以说，那种在今天读来像是对左翼的滑稽模仿的痛苦的、殉道者式的态度，消失了。这段时期里，读者写来的信件、故事、诗歌等等经常被发表。谢尔·辛格吉提到，1998年之后，报纸上给工人在做什么、在说什么留出了更多空间，而报纸自身的声音逐渐被调低了。

前面我们看到，《工人消息报》活动的灵感问题，一直在有意思而困难的转折里不断浮现。失去了很多，也抓住了一些。先前对意识的那份自信，逐渐淡入了一种创造性的怀疑。

从1984年起，"kamunist kranti"的同志们开始会见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同全国和全世界许多人建立了联系。但到1990年代初，我们看到他们的焦点只在"百分之五的人"身上。他们意识到，那百分之九十五必须成为他们活动的首要灵感来源。虽然许多左翼政党、组织和团体都以某种形式声称为那百分之九十五工作，但当这百分之九十五的活动在这些讨论和纲领里甚至根本不被考虑时，这往往就变成了一句空口号。它变成了一种民粹政治，看起来像是这个危机重重的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症候。

如今对谢尔·辛格来说，作为灵感而来的东西有了一条新的标准：与工人的自我活动相合拍。对他来说，在工人中间传播或增加意识，不如用一种新的语言去描绘工人自己的活动、他们真实的意识，以抵达工人和其他抱有同情的人来得重要。

从1990年代初起，谢尔·辛格也同若干大学生往来。有些来自德里大学，与一个毛主义学生组织有关联;另一些来自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受过电影制作的训练。看来视角上的差异在这里并没有妨碍交流。这些人当中许多人长期同这份报纸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可以想象这个群体一定很有意思，一边是工厂工人，另一边是中产阶级学生。《工人消息报》继续它的工作，并走上了新的方向。这次聚合在这段时期里产出了一些有意思的小册子——《反对劳动的歌谣》(1996年)、《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考》(1997年，我们已把它译成印地文)，以及《雇佣工人的自我活动：对代表制与委任的批判》(1998年)。与此同时，谢尔·辛格同这些朋友一道到处旅行——加瓦尔-库马盎、奥里萨、孟买——他们还一起踢了很多足球。

七、二十一世纪：新事物的种种构想

我们已经看到谢尔·辛格吉、《工人消息报》与"kamunist kranti"如何越出从过去继承来的理论框架，重新界定了自己的工作。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工作的灵感问题变得至关紧要。这种对灵感的探求不断地重塑着这份报纸与他们活动的性质。人们常常说——有时是作为一种批评——谢尔·辛格和他所编的这份报纸是"工人主义的"。我们这里不去深究"工人主义"的定义，但毫无疑问，他们灵感的一个首要来源，一直是工人对资本主义那种(在他看来)本质的、自发的、自我驱动的抵抗。然而，当我们考察事实时，说这是他工作唯一的灵感来源，似乎是不正确的。

首先必须指出，1984年之后、特别是1990年之后，谢尔·辛格同各种活动分子团体("百分之五的人")进行了广泛的通信。他们许多好的想法被吸收进了他的活动。从这种交流中涌现出大量辩论与议题，这些不能被立刻贴上"工人主义"的标签。任何好奇的读者都可以打开早先的各期、小册子等等看到这一点(这类文章数量之多，以至于不可能具体提到某一篇，但举例来说，自然与人类社会的问题曾被广泛讨论，特别是就它与阶级社会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言)。

但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工人消息报》不能被简单地叫作"工人主义的"。在详述工人活动的同时，这份报纸是一部关于散布在德里首都圈的整个产业体系的细致编年。它逐月记录这里所发生的变化——工厂与工业区的诞生与死亡、生产中的技术转移、以及工人群聚、自我组织及其生活的起伏。如果说它固执地力求在这些物质上真实的变化之中(或之前)呈现工人的一侧，那是因为它不把自己看作局限于一项学院式的、观看物质变化的事业，而是看作一次工人阶级的干预。

因此我们看到，二十一世纪给《工人消息报》与"kamunist kranti"的工作带来了新的能量。1990年代旧结构瓦解所带来的视角转变，导致了2000年代新想法的发现，而这些想法立刻被接过来、被把握、被检验。临时工从边缘变成生产中的核心劳动力，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上的激进变化，工厂与劳动不断演变的性格，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连接与扩张，以及工会结构在工人活动中日益缩小的作用——这个新格局的所有这些面向，以及工人当中日益上升的不满，在二十一世纪的《工人消息报》里都被生动地捕捉到了。

以玛鲁蒂铃木和本田那些巨大的工厂为例。法里达巴德那种有埃斯科茨、JCB等公司的经验，被玛鲁蒂和本田这类公司彻底颠倒了过来。古尔冈这样一座小城变成了一个"汽车枢纽"，一个巨大的汽车生产中心，成千上万家工厂在那里建立，不只为这些公司供应零件，也为全球的汽车公司供应零件。

古尔冈那座建于1983年、占地三百英亩的玛鲁蒂工厂，成了政客与印度资本家阶级勾结的一个象征，而这场勾结最终失败了。这导致了与日本公司铃木的合伙。到1992年，它开始运转，有四千五百名正式工和两千名职员。到2000年，这家公司借助工会，通过一项自愿退休方案迫使许多工人离开。此后，大量临时工被雇用——在这里，也在2006年建立的新的马内萨尔各厂。这些细节在《工人消息报》2007年6月那一期里得到了详尽的报道。到2007年，古尔冈厂每天生产两千二百辆汽车。

从2007年起《工人消息报》开始聚焦于玛鲁蒂铃木正在酝酿的动荡，这并非偶然。早在2005年8月那一期，《法里达巴德工人消息报》就凸显了本田在马内萨尔的两轮车工厂里那种一触即发的局面。该厂建于2001年，到2005年产量已显著增加。大部分工作由"学徒工"和合同工完成，而正式工的条件稍好、工作压力较小(后来管理层策略性地拉大了正式工与临时工之间的差距，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手法，《工人消息报》在关于古尔冈与马内萨尔的报道中作了详尽的记述)。临时工是动荡的持续来源，直接影响生产，导致管理层到六月出手镇压。因为一些小事就有人被停职，厂门口还驻了警察！这些细节在2005年8月那一期里有详尽的报道，但关键的一点是：《工人消息报》接触到了一种新的局面，一座庞大的工厂高度依赖一大群临时工来进行极其迅速而大规模的生产。这不只限于一家工厂，而是影响到整个工业区，因为在这套新体制里各工厂通过多重渠道相互连接。因此，当后来玛鲁蒂、三星、雅马哈这类公司里发生重大起义时，《工人消息报》为工人和其他读者提供了详尽而有洞见的分析。

这些毛细血管不只从大工厂延伸到小工厂，还穿过每一个大大小小层级的生产单位，在广阔的距离上铺展开来。这在这一时期小单位里的大量起义中显而易见，而《工人消息报》把它们放大了。制衣业、电子、金属加工、医疗器械、纸板厂、家具等等——都在《工人消息报》里为后人留下了位置。常常是一家大小工厂里的一次事件，不只震动整个工业区，有时还震动诺伊达(2013年3月号)或班加罗尔(2016年5月号)这样的整座城市，甚至喀拉拉山地的茶园(2015年11月号)。工人自发的、无领袖的行动在这一时期变得相当频繁而有效，而谢尔·辛格吉与《工人消息报》在介入这些事件时总是热切而有洞见的。

从这类经验出发，围绕《法里达巴德工人消息报》工作的同志们尝试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力求在德里首都圈的多个接触点上聚拢起来。他们通过报纸公布了四个地址——一个在法里达巴德，一个在新德里奥克拉工业区附近，两个在古尔冈的工业中心附近——作为每周的"baithak"(聚会)，供工人前来分享自己的经验。这些也被设想为地方性的自我组织尝试，好让批判性的工人阶级群聚能够浮现出来、渗入这个地区，并扩大对强化了的自我活动的关注。

谢尔·辛格吉很清楚，他的角色仅仅是一个调查者的角色，是工人一侧的、并且来自工人一侧的调查者。他与那种以为自己是革命家的误解保持着健康的距离。有好几次，他被警察、打手、甚至经理本人拦阻。他在这种情形下的反应很直接——如果在这里见不到工人，他们就会找一个更容易见面、不受干扰、没有限制的地方。他平静地接受这样一点：问题不在于他个人的权利，而在于促成与工人的沟通;而在国家的残暴面前把个人的抗争同工人的事业对齐，并不像许多左翼活动分子所设想的那么简单。

在这段时期里，谢尔·辛格吉也同许多人保持着密切联系——来自大学的、其他城市的、他村子的，甚至其他国家的。他起初反对智能手机，后来意识到手机已经成了接触人的一种关键手段。靠着德里几位同志、古尔冈两位、诺伊达两位的帮助，到2018年这份报纸的发行量达到每月约一万八千份。他在法里达巴德最老的同志们始终坚定地站在他身边，定期发行这份报纸。2018年之后，谢尔·辛格允许工人直接把成捆的报纸拿走，把发行量提高到每月三万份，抵达了他或他的同志们去不了的地方。每个月有五百到一千份通过邮寄发出，而在亲手发完报纸之后，就着茶和闲谈通过WhatsApp分享这份报纸，成了他的一种消遣。

2020年封锁期间，这份报纸的月度系列停了下来。不过，谢尔·辛格吉把早先各期的文章编成小册子，并在2022年开始在全国各地旅行。他穿过各个城市和村庄时，把对话继续了下去。他常说"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史诗"，而我们在这里把这段叙述暂停下来，承认这篇文章也许并没有捕捉到他那史诗般的一生。也许从这众多声音中浮现出来的那部史诗，将是对他的记忆最合适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