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各路左翼对《反对劳动宣言》  的批判以及作者的回应文章汇集 || 卢卡·桑蒂尼 等

本文为欧洲各路左翼对《反对劳动宣言》 的批判评论与宣言作者对此的回应文章汇集

对《反对劳动宣言》的评注

载于：《危机》期刊 27 (2003) [1]

卢卡·桑蒂尼

这本近期由Derive Approdi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以易于理解且详尽的方式，向意大利公众介绍了德国知识分子团体“危机”(Krisis)在其约二十年的活动中所形成的思想。

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在与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和激进的对峙中展开论述，他们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个脱节的、同义反复的商品生产体系。他们的目标并非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个方面，也不是其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他们指向的是表征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的本质核心。并且，他们明确表示要否定和/或超越这一核心。

这种创新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特征要素，是作者们所主张的资本与劳动的同一性。例如，在(德文版的)第16页我们读到：“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社会对立，仅仅是资本主义自我目的内部不同(尽管权力不同)利益之间的对立。”换言之，资本的目的在于大规模生产商品，以积累货币。因此，生产这种或那种商品是否有用的任何考虑都被排除在其逻辑之外;资本的评判标准始终是抽象的，脱离商品具体的使用价值世界，并且基于货币增殖这一自我目的。即使劳动常常代表与资本对立的利益，它也并未摆脱这一基本逻辑：它也代表了以自身为目的的增长意识形态，并以此方式将资本主义不时发展的方案当作自己的方案。

正是在这一固定点(资本与劳动的同一性)上，催生了危机小组的第二个信念，即：我们如今正身处就业社会无可挽回的危机之中。劳动正在消亡，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任何自由主义的药方，都无法重建这个正在衰落的工作神话。失业(主要是由于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持续增长，这不仅威胁到工人-公民的生计，也威胁到资本持续积累的能力。劳动正在消失，资本主义因而正走向其最终的危机。

如果以这种方式描绘当今的经济趋势，就能理解危机小组所青睐的政治选择：鉴于体系迫在眉睫的灾难，他们顺理成章地拒绝任何改良主义策略，如缩短劳动时间、承认劳动之外社会活动的价值、无条件基本收入/生存金等——这些“改革”实际上只会延长这个非人道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寿命，而这个体系现在正触及它无法逾越的历史界限。

相反，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策略必须在理论层面有意识地推进对劳动的批判，同时在实践层面实施占用的行动，以创造一个新的公共空间和一个新的、自我组织的、意识到自身需求的公民社会。

以下粗略勾勒的几点值得进行简短的批判性深化：

劳动=资本

对劳动作为资本之反面的批判是正确且发人深省的，这是一个虽已被马克思隐约察觉、但直至今日才变得明显的真理。然而，危机小组的作者们未能把握住资本与劳动之间隐秘联盟所依赖的关键时刻;相反，他们模糊了剩余价值创造和榨取的时刻，即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占有所创造价值的过程。作者们在一项单一的批判中同时处理了资本与劳动，因为二者最终都是工具性地行动，不顾及生产活动中所蕴含的具体目标和物质目的。

这种无疑是遵循法兰克福学派风格的论证，导致危机小组以非常简化的方式来描述整个工人运动;工人政党据称是早期反资本主义起义(如农民战争、卢德运动等)失败后的产物，标志着对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接受。

危机小组以此方式抹杀了工人运动的大部分历史，尤其未能考虑到这段历史远非铁板一块、整齐划一，而是充满了大量矛盾的选择。在工人运动内部至少可以辨认出两个分支：一个是改良主义的，另一个是革命性的。前者与资本主义结成了保护与对抗的同盟，也包括缓和其最难以忍受的方面;而后者则始终梦想着一个由自由联合的生产者组成的社会，他们能够在一个民主组织的社会中活动。

对劳动作为工具性行动的批判之所以显得片面，还因为它忽略了历史上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辩证和矛盾特征。危机小组对上世纪的指挥体制，或劳动在资本主义环境中的本质规定性，未置一词;而工人们曾不懈地试图遏制雇主的意志并为其设定界限，从而为资本主义计划注入了一个抵抗的元素。工人运动总体上是一场争取人的尊严的运动;这是上述两个分支的共同点，这使得它们尽管在每个历史阶段都存在众多深刻的政治分歧，但仍能感受到自己是同一段历史的一部分。

对工人运动的这种简化评判后果严重：通过切断与(无论是)传统还是与当下社会的桥梁，危机小组不得不诉诸一种政治选择，这种选择将一种激进主观主义的情景与一种完全客观主义的分析喧闹地混合在一起。实际上，占用实践的主体并非由社会学决定，而是由一群从晴朗无云天空下聚集起来、一致同意拒绝劳动(及资本)的个体所组成的聚合体。但最终，是什么让这种新的革命实践成为可能?答案是：危机的到来。不是暂时的危机——如他们告诉我们的——而是那个危机(DER Krise)，那个期待已久的、将导致基于抽象劳动的社会崩溃的危机。因此，占用运动无非是社会合作机制的半自发激活，是集体智慧无需意识便内在具有的一种抗体。简而言之：在人们陷入苦难和历史倒退之前，他们会着手建立一种自主决定的秩序。这种苦难化选项的再度流行有多么可取和政治上有用，人人皆可自行评判。

劳动的终结

探讨危机小组思考的第二个前提——即劳动终结的假设——的意义也很有意思。

这一分析性假设对读者而言，无论正确与否，都是简单地、独断地提出的，没有提出任何哪怕是部分证明的论据。事实上，在对抗性理论家的圈子里，普遍存在一种引入抽象概念的倾向(例如：实质吸纳、非物质劳动的扩散、劳动的终结等)，这些概念旨在描述重要的社会现实，却没有引用能够支撑所提议解读方式的统计或经济数据。无论如何，危机小组引入的概念涉及一个基本的主题，它在当前的政治辩论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理论努力也必须聚焦于此主题，即确定在就业社会内部发挥作用的基本趋势。

当前关于此问题的立场相当多样，并以不同的方式有所区分;只要翻开众多讨论J. 里夫金知名研究《工作的终结及其未来》的书籍或文章，就能对这场辩论的复杂性有所了解。例如，危机小组似乎几乎全盘接受了这位美国经济学家的论点;其他人则指出，虽然劳动在减少，但它倾向于扩大其影响范围;还有一些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狭义上的劳动(工厂和车间里的劳动)甚至在增加。

关于“里夫金辩论”，在我看来，那些主张我们并非处于劳动的终点，而仅仅是处于一个(尽管是重要的)转折点、一个重组点的人，似乎是最正确的。失业并非将终结现代性的爆炸性问题，因为与旧的典型“工作岗位”被摧毁的同时，新的工作不断产生，榨取剩余价值的新可能性也在持续增加。

认为今天意大利不存在失业，这只是一种部分的挑衅。

官方统计数据表明，该国的失业率约为12%;但其他同样可信的统计数据显示，非正规经济对GDP的贡献率根据各种估计在20%(根据Censis)到30%(根据意大利银行的一项研究)之间;据Eurispes称，意大利还有五百万非正规工人;此外，Censis 指出，近年来影子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超正规经济。除了非正规经济，还应加上(未被统计在册的)广泛的志愿工作领域(主要在社会领域)。这涉及大量人员，可能有数百万意大利人，他们免费或部分免费地贡献自己的时间，其方式与消耗劳动时间相当：志愿工作是在家外、类似办公室的地方进行的;它经常使参与者受制于典型的受薪工作的任务和工作时间，并以与真正劳动同样强烈的方式占据其精神和情感。这些数据应足以揭穿失业增长的神话。实际上，当今的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失业”这一概念应从根本上加以修正。

失业者并非那个不活跃、沮丧、彻底无法在市场上出售其技能的主体。失业者几乎总是从事短期工作，参加培训课程，以多种形式融入当今的生产。但是，有人会反驳，这能被定义为劳动吗?当然，这一切都符合后福特主义对劳动的定义。

为了科学的清晰性，最好完全放弃“工人”这一概念和表述，代之以“收入获取者”(procacciatore di reddito)。今天的“收入获取者”是在寻找经济成功的机会;他密切关注资金流、市场和服务，并努力进入其中一个，以便根据自己的技能和可能性分得一杯羹。从工人到收入获取者的这一转变，正是当前转型的全部意义所在。只有这样，才能理解走向“自我创业”的巨大趋势(意大利约有1300万“个体户”工人，即就业人员的50%)，也才能理解社会去团结化的强烈且不可忽视的趋势意义，以及当前政治和利益代表危机的根源等等。

正是在这个具体的、历史嵌入的意义上，危机小组关于劳动终结的论断才具有意义。在收入获取者的心态中，劳动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也不是身份认同或社会确认的场所——它仅仅是赚取收入的一个机会，是金钱分配器近乎机械的操作。

因此，地平线上出现两个社会问题，它们似乎注定要在冲突中爆发：1)收入问题，以及如何分配寻找收入的时间问题;2)对志愿工作这类社会活动的评价问题，这类活动已无法与有偿活动区分开来，但因其在社会上不被承认为值得获得收入而处于不利地位。

这两个紧张因素造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问题”，它不再源于贫困和资源稀缺，而是要求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引导社会丰裕的财富，使其不至于具体化为一种时间和收入匮乏的悖论式贫困。

一种重新占有的政治

当然，对于危机小组所倡导的这种选择，原则上无法提出异议。然而，政治实践源于分析，源于对社会趋势的正确判断。如果说关于“新社会问题”的论述似乎是可信的，那么，新的可能政治的范围远比德国作者们所认为的要广泛得多，这一点不言而喻。

注

[1] 原载于罗马，INFOXOA 016，2003年6月，标题为《关于〈反对劳动宣言〉的笔记》;由洛伦茨格拉茨翻译。

山鸣鼠孕(取自德国谚语Der Berg kreißt und gebiert eine Maus)

载于：《危机》27期(2003年)

夏尔·里夫 [1]

围绕社会学家罗伯特·库尔茨形成、并在德国出版同名期刊的“危机”小组的著作，在法国此前鲜为人知。随着《反对劳动宣言》[2]的出版，这一空白得到了填补。

对左翼思想中劳动道德的批判，为一篇试图描述资本主义当前境况的文本注入了活力和清新气息。该小组的首要目标是拆解那些自诩能修正赌场资本主义之苛政的改革主义方案：凯恩斯主义的怀旧情结、对 社会工资的要求，或是托宾-阿塔克税。对库尔茨及其同道而言，投机是投资危机的后果，而非相反。[3] “利润率标准本身连同其劳动社会的基础，都必须作为过时的东西加以攻击”(第34页)[4]。“危机”小组同样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方案划清界限，后者试图将量化要求——经济与工会斗争——作为社会解放的杠杆。这些思潮的整合进程如今与劳动世界的碎片化相伴而行;这是“传统左翼走到尽头”(第39页)的战场。因此，在其重建方案中，“取代范畴断裂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凯恩斯主义的怀旧情结”(第39页)。危机小组如同其他批评者[5]一样，强调了社会工资和基本收入方案中的国家主义特征。

至此，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在对现代改良主义的批评方面，危机小组——带着一种鲜明的讽刺癖好——重复了已被论述过的东西。然而，阅读该宣言会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评始于危机小组开始思考的那一天。除了一些对情境主义者和意大利左翼激进主义潮流的参照、少数让人联想到保罗·拉法格的(从未被引用的)《懒惰权》的语句，其余一切都被不加区分地横扫一通——好的与坏的，混乱地统统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因此，当工人运动被简化为工会运动，成为“劳动社会的普遍化”的单纯要素时，也就不足为奇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这份宣言中，人们徒劳地寻找对20世纪伟大革命断裂的最微弱暗示，或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革命潮流的任何一次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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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小组分析框架基于一个核心观念：资本主义是一个以“劳动社会”为目标的社会：“现代史是劳动的贯彻史”(第21页)。“劳动之所以是自身目的，恰恰在于它承载着货币资本的增殖——为了自身而无限增加货币。劳动是这一荒诞自身目的的活动形式”(第15页)。然而，这个“劳动”向量既没有被定义为一种社会和历史关系，也没有被具体描述为异化的、依赖工资的劳动。[6] 但正是这种对工人自身活动的剥夺，抢走了他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这种分离可归结为人类活动变成了商品。利润的概念在危机小组那里是找不到的，剥削的概念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资本主义机器纯粹是“自目的机器”(Selbstzweckmaschine)(第6页)。

资产阶级对劳动的增殖被置于一个系统的运作核心，据说这个系统的目标就是让人们去工作!这种话语颠倒了那种视劳动为人类天职的宗教道德。其中充斥着道德主义的表述：“犬儒原则”(第5页)、“妄想体系”(第6页)、“人祭法则”(第6页)、“以劳动偶像之名的十字军东征”(第6页)，或者“有‘任何’工作总比没有好这句话，已成为普遍要求的信条”(第5页)。然而，如果无产者如此执着地寻找工作，这当然是因为他别无选择，因为出售他的商品——劳动力——是他唯一的生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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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危机小组的看法，劳动社会的危机有何特征?“随着微电子学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劳动社会触及其绝对的历史界限”(第27页)。更准确地说：“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合理化掉的工作比通过市场扩张能够重新吸收的还要多”(第28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劳动社会”的社会里，“劳动被变得多余”，而恰恰在这一时刻，“劳动显示出其极权主义权力”(第5页)。危机小组似乎忘记了，这种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用机器替代活劳动的必要性，是资本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在危机时期，劳动力商品在市场上找不到买家，劳动显得多余只是其结果。以“灾难论”的方式来解释这一点，无异于一种神秘化，是对千禧年主义路径的沿袭。这意味着将资本主义的当代矛盾描绘成不可逾越的。资本主义在其历史进程中，常常付出野蛮的代价，成功地创造出生产利润的新条件和开拓新市场，从而延续自身。资本主义的状况糟糕，但它不会自行崩溃。这需要那些决心将解放计划付诸现实的社会力量进行干预。这才是系统唯一的“绝对”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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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小组将“与劳动范畴的决裂”与一个“再团结化规划”联系起来。这一规划应具体化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自由联合、委员会)对整个社会再生产条件的控制”(第43页)。在将历史主体——无产阶级、罢工和改良主义工人运动的工会整合——等同起来之后，危机小组现在声称要为“新的社会转型理论”奠下基石。由此产生了围绕“为社会自主时间基金而斗争”进行自我组织的建议。对此，最好通过阅读该小组的其他文本来补充这份宣言。[6] 而刹那间，浓雾笼罩了整个城市!

所谓的“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协会)被定义为“一种解放的、非商品化再生产的萌芽形式”，问题在于“使其激进，并将其与废除商品生产体系的前景联系起来”(《反经济学与反政治》，第96页)。

另一条斗争轴线也添了进来：通过卡车司机罢工和环保人士反对核运输的封锁，瘫痪“资本主义的神经系统”(同上，第105页)。占用的房屋、儿童商店、消费者联合会、合作社、贫困国家的土地占用，都应保障一种“自主的再生产”，并在萌芽状态中包含对非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理论上被宣言拒绝的社会内部的替代性缝隙、暂时自治地带，在实践中得以恢复。难道任何不服从都是颠覆性的吗?不经断裂就能实现超越吗?这些“萌芽形式”如何能克服系统?所有这些都是危机小组未曾提出的问题。此处与别处一样，阶级范畴被抛弃，让位于某种带有市民运动色彩的“替代性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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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小组没有忘记——这是由它的社团主义所决定的——“需要一个新的精神自由空间，以便使不可思议之事可以被思考……唯有明确阐述的对劳动的批评以及相应的理论辩论，才能创造那种新的反公众，它是构成一场反劳动的实际社会运动不可或缺的前提”(第41页)。

我们由此回到了关于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成中作用的旧模式。如果这意味着“思考不可思议之事”，那么危机小组的答案与被它批评的新改良主义方案一样令人失望且傲慢。像“改良业余爱好者”和“理论上的文盲”(第40页)这样的辱骂——危机作者们用以诋毁社会工资的捍卫者——同样完全可以用来反对他们自己。法语出版者热情洋溢的前言——认为该宣言在激进性排行榜上名列第三(仅次于《共产党宣言》和《论学生环境的贫困》(1966年情境主义国际的著名小册子))，也毫无意义。

注

[1] 摘自：《暴风鸟》，第10期，2003年春季，第4页及以下;翻译：沃尔夫冈.库库利斯。

[2] 罗伯特·库尔茨、恩斯特·洛霍夫、诺贝特·特伦克勒，《反对劳动宣言》(法文版，由奥利维耶·加尔捷、沃尔夫冈·库库利斯和吕克·梅西耶翻译)，巴黎，Leo Scheer出版社，2002年。

[3] 参见《暴风鸟》第10期，“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泡沫”，载于《脆弱的堡垒》，第21页。

[4] 引文页码参照德文版《反对劳动宣言》，埃尔朗根，1999年(译者注)。

[5] 在法国，多篇文章勾画了这一讨论：克洛德·吉永，《苦难经济学》，La Digitale出版社，1999年;夏尔·里夫，《国家的真正使命》，《暴风鸟》第7期，2000年秋季;妮科尔·泰，《有保障的收入：几个不合时宜的疑问》，《受诅的时代》第11期，2001年10月;洛朗·吉约托，《必须驯服不稳定劳动者阶层!》，《多元》第8期，2002年3-4月。一篇概述见：洛朗·热弗鲁瓦，《保障收入》，La Découverte出版社，2002年。

[6] 此处及别处，“劳动”、“人类活动”和“为他人(资本家)生产商品的雇佣劳动”这些概念之间刻意制造的混淆，证实了那些认为人类活动只能复制当今异化劳动的人的论点。

关于劳动危机的评论与思考

红与黑出版社

发表于：《危机》期刊第27期(2003年)

法加(法国加拿大)版《反对劳动宣言》后记[1]

劳动正处于危机之中!终于，人们或许想补充道。阅读危机小组《宣言》表明，统治势力为辩护“未成年人的活动”(第20页)[2]而提出的所有道德、经济或政治论据都是站不住脚的。根据危机小组的观点，我们正在经历劳动的终结。其后果是社会意义的丧失，因为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旨在通过雇佣劳动来实现资本增殖。这种意义的丧失不仅影响到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力机器，也影响到将“解放”劳动作为己任的左派。危机小组的《宣言》非常清楚地表明，在像劳动这样具有压迫性的领域，没有什么可解放的。在劳动社会的废墟之外，需要发明新的实践，赋予社会新的意义。

然而，为了开启一场关于当前发展及其显现可能性的讨论，我们认为，危机小组论点的某些方面必须受到严肃的批评。这种批评不应是空洞的争论，而应是对关于资本主义未来及其替代方案辩论的一个微小贡献。首先，我们对危机小组处理父权制和妇女受支配问题的方法提出质疑。其次，我们强烈怀疑《宣言》所描述的劳动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宿命论特征。最后，我们认为关于卷入危机激化进程中的行动者的问题，其解决方式非常不令人满意。从根本上讲，这涉及到历史进程的特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线性、以特定方式展开并在一个终结时刻达到顶峰的“历史”(资本主义、终极危机等)，还是各种进程与斗争的错综交织，从这些交织中我们无法推断出任何终极目的?

妇女受压迫的方式提出了不同统治与剥削机构之间联系的问题。正如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所表明的，妇女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包括通过贬低被指派给她们的活动和属性)并非源于资本主义。它建立在先于资本主义和劳动社会的等级制原则之上。父权制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变得野蛮。将责任转嫁给妇女，在我们看来，不仅是当前重组的结果，而且是资本再生产的自觉战略，延续了强迫妇女承担社会再生产职能(家务、育儿、照顾需要帮助的人等)的做法。资本主义的发展，部分归功于这种强迫义务。

《反对劳动宣言》声称，“妇女进入劳动领域(曾能)带来解放，而只是像对男性一样，对劳动偶像进行同样的规训”(第19页)。尽管劳动方面的性别化不安全和强迫社会救济领取者与失业妇女进入不稳定雇佣关系的强制措施毫无解放性可言，但不可否认的是，获得雇佣劳动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就业发展，在谋求自主和经济独立的妇女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徒劳地复活凯恩斯主义，它从未兑现过对妇女和许多其他人的承诺。当然，我们也不谴责任何抵制雇佣劳动的策略。我们只是认为，在性别支配关系的框架内，被排斥在雇佣劳动之外也可能意味着妇女在家庭领域受到更严重的压迫。

在此背景下谈论资本主义的重组战略，前提是认识到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体系，支配它的不是“法则”，而是一系列涉及主体行为的趋势。更准确地说：《宣言》分析中的一个基本假设是，随着技术和科学越来越深入地引入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其最终界限。这种“产品创新”减少与“过程创新”活跃之间的矛盾，其后果是对劳动力的使用将不可避免地减少。迄今为止，这种生产率的提高已被市场扩张所吸收。而现在，市场终于饱和，导致消费下降，进而造成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被取消。技术发展对活劳动的消除，因此宣告了雇佣劳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的死刑。

这种观点是深层次的决定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崩溃。“劳动的终结”——即人劳动被机器取代——的论断掩盖了一个事实：虽然失业在增加，但这一过程伴随着对那些仍然拥有(一份或多份)工作的女性和男性剥削的加剧。被掩盖的还有雇佣劳动地位所经历的各种转变。长期且由劳资协议保障的工作岗位确实在趋于消失。然而，它被多种形式的雇佣劳动所取代：临时工作、合同工作、兼职工作、自我雇佣、黑工等等。更不用说突然兴起的对私人或合作式微型企业的热情，它们通过与资本主义企业的正式分包关系，剥削着人们对自主(字面意义上的!)的渴望。

为了克服这种技术决定论，在危机小组谈论“过程创新”的地方，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劳动过程的重组，“微电子”革命正是通过这种重组才获得了其意义。这种体系的新组织形式允许多种劳动组织形式并存(除了我们提到的多种雇佣劳动关系之外)，而且不仅存在于生产部门，也存在于服务业的灰色地带。这些不同的劳动组织形式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使资本能够最大限度地灵活化劳动力。它们伴随着旨在使失业男女保持或被迫进入强制劳动关系的社会政策。这些政策加剧了竞争，并且除了其意识形态作用外，还导致劳动条件的恶化。

劳动过程的重组以更新了的形式延续着社会的统治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将劳动剥削转移到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涉及地下移民(内部转移)，还是由妇女从事的有酬或无酬职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战略，其灵感实际上来源于针对女性劳动力的管理策略，例如诉诸兼职工作和根据企业需要创建特殊身份形式。在这种雇佣劳动体系的瓦解过程中，妇女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以至于可以谈论一种性别化的灵活化。

考虑到该系统仍能利用尚未完全屈服于资本主义逻辑的领域(如性别关系和跨文化关系)中的纳入与排斥关系，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能否断言资本已到达其界限?诚然，该系统在1945年至1975年间经历的增长已不再可能。但因此就确定体系会崩溃，却未必，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证明它能够克服自身的矛盾。即使不再有像以前那样前景广阔的新市场(亚洲和东欧国家迄今尚未满足资本对它们的期望)，但除了家务劳动之外，仍然存在一些可以开发的领域(基因工程、“生态商业”、制药业、新的生殖技术)，尽管这还需要更详细的讨论。此外，还有一些旧的配方可以被(并且正在被)重新使用：更强烈地剥削自然资源和第三世界、军国主义等等。我们在此看到的不是一个绝对的，而是一个相对的界限。

这里根本性的问题是这场危机的行动者问题。因为在危机小组所发展的决定论视角下，资本主义的崩溃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行动的结果。那么，质疑劳动独裁的主体是谁?《宣言》对此只给出了模糊的回答：雇佣劳动者被视为“整合”进了资本。剩下的只有质疑雇佣劳动体系的个体。事实上，《宣言》的系统性观点固着于资本主义在1970年代危机的某些方面。泰勒制组织维持其先前生产率水平的能力可能已经耗尽，但是，如果不提及工人在生产关系内部对资本的反抗，又怎能强调限制“过程创新”的技术经济界限呢?这种反抗既包括工资要求，也包括对泰勒制劳动组织的隐含和明确拒绝。过去，少数工人群体不仅质疑资本的统治，也质疑雇佣劳动本身，并试图试验替代性的生产方式(理论上，这种质疑常常是矛盾地由拉法格、情境主义者和意大利工人主义者提出的)。尽管这些实验在各种左翼运动中未曾占据霸权地位，但它们在我们看来似乎构成了一个可以汲取的历史经验宝库。

这种对劳动的拒绝也指向一点：无产阶级在其争取成为“自为”主体的斗争中，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范畴，只能否定自身。危机小组的《宣言》正确地摒弃了各种被困在体系逻辑中的社会范畴的利益斗争。危机小组思考了与劳动范畴决裂的条件，但决裂，如危机小组所言，不能指望任何“特殊的社会阵营”(第41页)。那么我们必须提出以下问题：除了明确表述为批判性反思之外，劳动危机加剧的条件是什么?换句话说，用这个德国团体的话来说，如何形成一个“反公众”(第41页)。理论辩论的实践——尽管是根本性的——不足以自身创造一个反公众。由此产生第二个问题：在社会历史经验的层面，哪些社会主体支持这种对劳动的批判?我们不禁对危机小组的纲领持怀疑态度，它满足于“自由联合的个体组成的全球性联盟”(第41页)的想法。这样做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拒绝劳动的主体的主体性是在一个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男男女女获得了劳动及其批判的经验。

上述那些早期的、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替代的设想，可以与今天发生在工作场所的某些斗争(拒绝生产率、加班、歧视、不平等现象等)、对强制劳动的抵抗以及某些边缘倡议联系起来。显然，这些倡议只涉及部分方面，并且很难被看作是个人解决方案之外的东西;在生存和自行管理自身苦难的压力下，它们的集体和政治维度很少显现出来。在一个即使是劳动所承载的改变事物的幻象——也正在消失的世界里，反对并非理所当然。在这个世界里，如危机小组所示，增长和进步的神话正在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依靠技术科学的发展、利用社会潜能的网络和符号操纵者的统治。反对并非理所当然：但并非理所当然之事，需要被讨论，并要求批判主体性的回归。因为等待资本机器自行停止的人，有可能会等到自己的死亡。

注

[1] Manifeste contre le travail, 魁北克 2003, 由 Olivier Galtier, Wolfgang Kukulies 和 Luc Mercier 翻译

[2] 引文的页码参见德文版(译者注)

对《反对劳动宣言》的评论

载于：《危机》27期(2003年)[1]

作者：雅姆·桑普伦

如果说技术现代化使工作变得“多余”，那将是对它过高的赞誉。即便不讨论对技术便利的定性评价问题(在机器的“解放”中我们失去了什么?)，仅从数量层面来看，现代化是否取消了工作并使其维持变得越来越人为(《宣言》的核心论点)，也是极其可疑的。

更不用说那些直接由技术更新创造的“工作岗位”(这算什么工作!)，还必须考虑同一过程(即废除其他工作的那个过程)在社会上所催生的所有那些雇佣劳动活动：对“孤独人群”的心理-社会关怀，对“野蛮化”的警察监控，“健康”产业(一个特别扩张的部门)，娱乐消遣，以及对生活贫瘠化的“文化”补偿，更不用说那些“维修”、对“人造自然”的技术性修补了。诚然，所有这些工作仅仅在异化社会内部才是必要的，是在其荒谬逻辑的框架内。但是，在这种状态内部，它们的必要性却丝毫不减其可怕的现实性：这有点像，患有癌症且知道它(通常)是生活条件的结果，并不能治愈你：你仍然需要求助于现有的医学(至于是否理智地利用是另一个问题)。同样，知道经济灾难是商品经济所生产的一切“幸福”、“便利”或“补救措施”取之不尽的原材料，并不能改变这一不幸是一个无人能够逃脱的物质强制系统这一事实。(出于尊严、厌恶等原因，人们可以拒绝各种补偿和替代品，但不能拒绝那些对大多数人来说使这些补偿和替代品成为必要甚至令人向往的匮乏;参见君特·安德斯论电视)。

在这种情况下，谈论“通过自由联合体夺取生产资料”(第42页)，听起来像是咒语般的修辞。生产资料?生产什么?生产更多的经济不幸(更多的依赖、孤立、社会病态)，也就是“自由联合体”最需要摆脱的东西。以住房这样一个基本需求为例，即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屋顶。我们知道工业社会是如何“满足”这个需求的：大规模住宅、卫星城、最低生存标准的单元。那些需要改变这一切的“自由联合体”，将继承一种除了建造完全相同的东西(有些变体，比如可以“让外立面生动起来”和使用彩色混凝土，但这已经存在了)之外毫无用处的“生产资料”(建筑业)。而这个例子与其他例子相比还算相对温和，比如工业化农业或原子能发电，以此来阐明当前异化对任何可想象的未来投下的阴影。

在旧工人运动的方案中，危机小组——至少在《宣言》的某些段落中——似乎恰恰继承了其中最站不住脚的部分，即认为有可能以资本主义赋予大型工业的“生产力”形式，对其进行重新占有的观念。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20世纪，“生产力”向“破坏力”的转化过程中，一个历史的门槛被跨越了，比如说，在广岛和切尔诺贝利之间;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对所有独立于它而存在的事物(自然、社会关系、人类活动)发动了一场永久性战争;但是，在技术力量越过一定门槛之后，这场战争及其日益加速的破坏与重建循环，已成为资本主义增殖的主要动力。对确实被蹂躏了的世界进行技术“修复”，对于任何清醒的人来说，无疑都是新蹂躏的保证，但从商品经济的观点来看，这首先是保证了会有工作，越来越多的工作，以进行修理、清理、净化、操控，也就是用灾难来创造价值。总而言之：工作必要性的自然化不再纯粹是意识形态上的(如《宣言》所断言的那样)，而是已经转化为事实本身。它以当前灾难的形式具体化了。换句话说，人们当然可以说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一种例外、一种畸形，但要立刻补充说，它成功地几乎摧毁了相对于它而言构成其例外和畸形的一切。

在我看来，《宣言》所提出分析中的“盲点”，主要在于它继承了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这种观念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总有“好的一面”值得保留。(众所周知，其前提是这种技术发展仅仅是形式上是资本主义的)。这一点在多次复述中对“微电子革命”的赞美中看得尤为明显，声称它创造了“财富”并将我们从“常规任务”中解放出来;而事实上，信息技术使它所触及的一切都变得贫乏，并将其程序的常规性扩展到一切事物。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宣言》作者们某种犹豫不决。例如，他们写道：“一旦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工作强制约束，现代生产力就能极大地扩展所有人的自由支配时间”(第46页)，但几乎立刻又补充道——仿佛要纠正这一荒谬说法——“人们只能采纳极小部分其资本主义形式下的技术”(同上)。但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一断言似乎完全取消了前一个断言。简而言之，人们犯了错误，陷入了前后不一，比如《宣言》中多次出现的信念：认为使用价值和解放性的技术一旦从资本主义形式中解放出来，就能完好无损地重新找到。我们不再生活在马克思的时代，他的理论中的暧昧性(对大型工业福祉的进步主义希望)在今天已失去任何合理性。侵蚀旧社会的矛盾，并非在于“抽象劳动”的维持、“劳动力商品的出售”与假设能使人从中解放出来的生产资料之间。对商品社会(但或许也对文明及其在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那些人性化机会)来说，致命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是这些特定的生产资料，即“科学化的物化资本”，现代技术;另一方面是占有自然的生命必要性，任何人类社会都无法逃避这一点(除非寄希望于基因工程师所宣称的突变)。任何社会组织首先都是一种占有自然的形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商品社会可悲地失败了。正如新技术乌托邦所提议的那样，通过人工化来逃避问题，假装通过取消问题来解决问题，只是这种失败的一种表现形式。《宣言》所谈到的“绝对的历史界限”确实就在那里：大型工业中那种无差别的劳动(从中已清除了任何特殊性、个体品质、地方规定性等等)，在经过接续的“技术革命”之后，最终作为死劳动、工作中的死亡，与其概念本身重合了。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公式：生命力的丧失在一切领域都显而易见，任何技术补救措施都只会加剧它。产业劳动生产了生产者(去个体化的、可交换的人，大众社会的人质)，也生产了生产者的“世界”(与总体生产相适应的世界观)。伴随着“新技术”——它将感性世界还原为可数字化的信息，将生物生命还原为可操控、可重组的编码——工业的禁锢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但与此同时，人类发现自己与所有精神和生命力资源隔绝了。如此疯狂当然无法持久，但它可能导致《宣言》结尾提到的“去文明化”和“野蛮化”进一步加剧。

在我这些简短且过于不连贯的评论的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或许是担心陷入平淡无味的“积极原则”表述，或者“为未来厨房提供食谱”的徒劳，《宣言》的作者们似乎未能将其对死劳动及其技术-科学理性统治的批判一贯地思考到底。而且，对“技术”的批判确实容易转向不切实际的抽象，伴随着向“伦理”善愿、精神主义或唯美主义(这类虚假意识的兴盛本身应被视为大多数人在工业体系深思熟虑的拆除所构成的巨大实践任务面前不知所措的症状)进行唯心主义倒退的全部风险。因此，“将反社会的实践形式与对工作进攻性的拒绝结合起来”(第49页)，必须伴随着对现代资本主义以极权主义的一贯性发展出来的全部技术手段进行持续批判性的判断。这种判断无疑指向一种关于人们想要过的生活的观念，但这种观念绝非抽象或任意的：它基于对文明的矛盾性过程以及它曾允许实现并随着当前正在发生的人类学断裂而达到其限度的部分人性化的清晰历史意识。问题不在于“回到过去”，而在于通过摧毁使人类生命力瘫痪的机器来重新占有这些生命力。这就是“超越工作的生活再生产”纲领(第49页)可能具有的唯一意义。对《宣言》论点的深入讨论本应涉及其他问题。但我专注于我认为核心的问题，以便更好地阐述为什么没有对工业社会批判的资本主义批判如同没有资本主义批判的工业社会批判一样荒谬，从而为形成“新的反公众”、“新的精神自由空间，使不可思议之事变得可以思考”(第41页)做出贡献，《宣言》的作者们强调了这一必要性。

注

[1] 写于2003年1月，为发表于《危机》期刊而作。翻译：安塞姆·雅佩和沃尔夫冈·库库利斯。

劳动批判与社会解放：对《反对劳动宣言》批评的回应

发表于：Krisis 28(2004年10月)

诺贝特·特伦克勒

五年前发表的《反对劳动宣言》无疑在危机小组通常的出版物中脱颖而出。作为一本小册子，它旨在将本刊多年来发展的核心理论立场以浓缩和尖锐的形式带入公共讨论。这并非没有成功。可能没有其他危机小组的出版物能引起如此多的共鸣，也超越了德语区的范围——而这尤其意味着：也招致了如此多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在跨越国别和不同的左翼话语方面，在许多方面是重叠的。因此，宣言中提出的批判显然触及了所有这些话语尽管存在其他差异但仍共享的某种东西;一个被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通常不再进入意识层面的共同基础。

上一期《危机》期刊发表的针对宣言的四篇批评——来自卢卡·桑蒂尼、夏尔·里夫、雅姆·桑普伦以及红与黑出版社(以下简称ERN)——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典型。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围绕着相同的问题，并聚焦于相同的几点。就此而言，以下的回应不仅应被理解为对这四篇批评的直接答复，而且具有更普遍的性质。

太阳底下无新事?

尽管对作为社会强制原则的劳动的论战能够自发地引起强烈共鸣(顺便说一句，尤其是那些通常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于左翼话语之外的人们中间)，但支撑这一论战的根本性劳动批判及其所有含义，通常却遭遇激烈的抵制。这种抵制的方向通常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被指责说，劳动批判实际上根本不是新鲜事，因为在左翼历史上有一条完整的传统线索，根据视角不同，从无政府主义、拉法格，到情境主义者和意大利工人主义。然而，我们忽视了这些思路，或者最多只是顺带提及，然后装作我们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夏尔·里夫写道：“关于对现代改良主义的批判，危机小组——带着明显的讥讽嗜好——重复了已经写过的内容。但读了他们的文章，你会觉得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从危机小组开始思考的那天才开始的”(第151页)。[2] 这些以及类似的指责通常伴随着另一种异议，即我们的劳动批判过于狭隘，甚至落后于上述传统线索，因为据桑蒂尼称，它忽视了“资本主义环境中劳动的……本质规定”，即“创造和榨取剩余价值的环节”(第155页)。

当然，我们并不狂妄到认为我们的劳动批判是在历史真空的虚无中发展出来的。尽管工人运动就其基本趋势而言是一场要求承认劳动力商品的运动，并且极大地促进了劳动作为社会原则的总体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简单地接受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强制。对劳动中的命令体制和剥夺权力的批判，深深植根于左翼主流之中。然而，这些批判的立场始终是劳动的立场。也就是说，无论明说还是暗示，劳动都被视为一种超历史的范畴，它只是或多或少地从属于资本的统治，因此按其“本质”超越了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即使存在其他分歧，激进思潮与主流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也适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潮，从卢卡奇，经过法兰克福学派及其部分后继者，直到情境主义者，尽管他们通过参照马克思对价值和商品形式的批判，突破了正统政党马克思主义的狭隘视角，并为将资本主义批判为一种全面的社会化形式开辟了视野。例如，卢卡奇——在卢卡奇身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形而上学目的论找到了其最高理论表达形式——明确地将劳动的立场美化为扬弃资本主义的杠杆，并赋予无产阶级作为这一立场的社会代表，以“作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同一的主体-客体的本质”(卢卡奇1988年，第267页)。[3]

我们的劳动批判“实际上根本不是新鲜事”，甚至被指为“片面”(Santini)或仅仅是“道德主义的”(里夫)，这种指责源于批评者们理所当然地预设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这套理论参照框架，并且无法(或不愿意)理解对其的批判，而是试图将宣言硬塞进这个框架。这并非没有论证上的扭曲，而这些扭曲往往只需对文本进行粗略阅读即可轻易驳斥。例如，里夫声称，在宣言中，“‘劳动’这个向量……既没有被定义为一种社会和历史关系，也没有被具体描述为异化的、依赖工资的劳动”(第152页)。这一主张的第一部分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宣言的核心立场之一正是：劳动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历史社会化原则。然而，这句话的第二部分指出，里夫显然无法认同这一立场。他所说的“社会关系”是指预设的劳动范畴屈从于“资本”。这里的劳动异化，其含义本质上是指与其“本质”的异化，而这种“本质”“本身”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它源于为“他人(资本家)”生产商品的强制(注6，第154页)。从这个角度看，“劳动批判”的核心被简化为对剥削的批判。我们方面没有将剩余价值的榨取置于中心位置，里夫因此只能将其解读为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一点：“利润的概念在危机小组那里找不到，剥削的概念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资本主义机器纯粹是‘自目的的机器’”(第152页)。里夫在这里如此暴虐地违背文本原意进行解读，着实令人惊讶。资本主义机器的自目的如果不是增殖价值，那又是什么呢?剩余价值和利润的范畴当然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但它们必须被理解为资本与劳动的更高层次自目的逻辑的衍生环节，在这种逻辑中，资本与劳动的基本同一性得以显现。

问题不仅仅在于认识到劳动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原则，而不是一个超历史的范畴。关键在于，它是商品生产社会的核心强制与中介原则，构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非人格化的、独立化的统治形式，马克思用物神崇拜概念来指称这种统治。这种统治对个体而言，首先表现为一种根本性的强制：必须以某种方式将自身的生命能量转化为“劳动”以求生存，无论是以“劳动力”的形式换取工资，还是生产某种商品(物质产品或服务)并将其抛向市场——在其中，他们的劳动时间以物化了的形式“显现出来”。而这意味着：商品生产社会中的人们通过劳动，或者说通过劳动力的耗费，来中介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整体社会聚合的关系。这种中介并非通过性质不同的活动各自具体的内容，即通过劳动的具体方面和所生产商品的具体方面来进行。相反，从这些内容中抽象出来了。重要的不是生产了什么、如何生产以及在何种条件下生产，而仅仅是劳动力被耗费在了商品生产上。

因此，内容不同的劳动被通约并相互等同;它们仅被视为“抽象劳动”的不同表现形式。活动及所生产对象的物质和质的差异，在这种相互关联中被抹除了。从这个角度看，例如，组装一台发动机和在医院护理一个病人是相同的，因为这两种活动都被简化为以劳动的形式耗费生命能量;它们被视为耗费掉的抽象劳动时间的特定份额，并且——根据这一劳动时间衡量——代表着特定的“价值”：“在资本主义中，使劳动成为普遍劳动的，并非它是所有不同特定劳动类型的共同标准这一不言自明的真理。相反，使劳动普遍化的是它的社会功能。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劳动从其产品的特殊性，从而也从其自身具体形式的特殊性中抽象出来。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抽象劳动的范畴表达了这种真实的社会抽象过程。它并非仅仅基于一个概念性的抽象过程。作为一种构成社会中介的实践，劳动就是普遍劳动。此外，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个商品形式普遍化并因此具有社会决定性的社会：所有生产者的劳动都作为一种手段，用以获取他人的产品。因此，‘普遍劳动’以社会普遍的方式作为中介活动发挥作用”(普殊同 2003年，第235页)。

这种极其独特且历史特殊的社会中介形式，与作为社会体系的商品生产密不可分。因为，将活生生的活动以某种方式冻结在一个物化了的社会范畴中，即表现为“死劳动”或“价值”——这种做法的荒谬性，需要一个物质载体：商品。然而，商品并不仅仅是被生产出来用以换取其他使用价值的交换对象。诚然，个体通过出售其劳动力以换取消费品，完成了商品-货币-商品的简单循环。但这种买卖循环处在一个前提性的“更高目的”的语境中并为其服务：即用钱生出更多钱的目的，也就是价值的增殖。每一件单个商品仅仅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它主要作为价值的载体和代表发挥作用，价值最终必须不断地在货币中再现。其具体方面，即使用价值，只是这一功能的废弃产物，是令人讨厌的物质属性，没有它，销售就无法实现(顺便说一句，大多数商品的外表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由于价值无非代表了“死劳动”，资本的积累并非外在于劳动，而是内在于劳动作为普遍的社会强制与中介原则的特性。资本积累无非意味着必须持续耗费活劳动，以便为积累起来的“死劳动”增添新的劳动。由于抽象劳动以这种方式不断地自我指涉，可以说，劳动的耗费是一种自我指涉的、自我目的的、自动运行的中介运动。这是一种本质上独立于人类意志的社会中介，它以看似外在的强力与人们对立，并将自己的强制法则强加于人，尽管这仅仅只是他们自身社会关联的形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马克思1983年，第86f页)。

从这个角度看，对劳动的批判意味着远不止于对特定活动形式以及资本主义劳动和生产过程的各种强制(如命令体制或榨取剩余价值)的批判。它意味着对构成性的资本主义强制与中介原则的批判，这个原则与商品和价值的物神形式密不可分;它意味着最终告别对“劳动立场”的任何正面指涉，无论这种立场可能以何种现代化和稀释了的形式出现;因此，它也意味着在资本主义批判中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换。

工具行为

与里夫类似，桑蒂尼在他之前提到的那段文字中没有理解这种视角转换，他写道：“危机小组的作者们没有把握住资本与劳动之间隐藏联盟所依赖的决定性环节;相反，他们模糊了剩余价值创造和榨取的环节，即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占有价值的过程”(第155页)。这个陈述本身就不一致，因为“榨取剩余价值”恰恰指的是劳动与资本之间内在的利益对立，而非“联盟”。尽管这种利益对立本身并不具有爆炸性，而只是商品社会运动形式中的一个环节，但它本身绝不构成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同一性，而是预设了这种同一性。桑蒂尼的视角局限于剥削，因此恰恰无法看到这个预设的社会构成层面，即劳动与资本的共同关联领域，以及它们之间的利益对立正是在这个领域内展开的。因此，他也隐含地预设了劳动作为一个本体论的、超历史的范畴，它首先是因为被资本征服和榨取而与资本发生关联。根据桑蒂尼的理解，这两个范畴“本质上”是相互外在的，绝非源于同一个社会关系。

因此，毫不奇怪，桑蒂尼很难理解劳动与资本具有构成性同一性的论点，并且只能从外部加以解释：“作者们在一个单一的批判中同时处理了资本和劳动，因为两者最终都是工具性地行动，不顾生产活动中固有的具体目标和物质目的”(第155页)。诚然，劳动确实也可以被规定为工具性活动，但我们从未声称资本与劳动的同一性正是基于此。相反，这一规定是劳动作为商品生产社会的自我指涉的社会中介与运动原则的特性所产生的一个环节。对具体目的的漠不关心，内在于价值增殖运动的基本漠不关心之中，对后者而言，商品的使用价值只不过是一个令人讨厌的附属品。“在为(剩余)价值进行的生产中，目标本身就是一个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必然以量为目标，以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总量为目标。这是马克思分析的起点，即资本主义下的生产是为生产而生产。据此，世界的工具化源于生产和社会关系被这种历史特定的社会中介形式所决定;它不是物质生产本身日益复杂化的结果。为生产而生产意味着，生产不再是达到实质性目的的手段，而是达到本身又是手段的目的的手段：成为一个无限扩张链条的环节。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变成了手段的手段”(普殊同2003年，第280页)。对于劳动者本身而言，他们与其活动的工具性关系也源于商品生产劳动的特殊性质。对他们来说，劳动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以便能够参与社会总体的商品财富，从而以特定的方式与他们自身的社会关联相中介。而这也包含了从其活动各自特殊内容中的抽象化。他们必须对其劳动感兴趣的是交换价值，这使他们能够获得其他商品。使用价值与他们所从事的劳动无关。就此而言，他们对待劳动的具体内容，就像价值增殖运动本身一样，是同样漠不关心和工具性的。

将工具行为批判置于何种参照框架中，绝非细枝末节。桑蒂尼将宣言归入批判理论的传统，当他写道，我们的劳动批判“毫无疑问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风格”(第155页)，这恰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当然不否认我们受益于批判理论很多。但不应忽视，批判理论，特别是霍克海默发展的对工具行为的批判，明确指涉了一种对劳动的超历史理解，即将其视为最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加工”(Naturbearbeitung)。因此，其视角是完全不同的。据此，工具性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本身不可分割的特征，是某种类的人形成为的本体论宿命，因此也无法被扬弃(参见特伦克勒 2002年)。可以说，它的起源就在人类开始使用手斧的地方。因此，霍克海默并未将现代社会彻底的工具性特征追溯到其资本主义形态，而是追溯到物质生产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以及工业生产方法的发展。[4] 这种(以马克斯·韦伯为导向)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劳动本体论理解有着过于明显的内在亲缘关系。然而，如果说对后者而言，作为据称是非资本主义原则的劳动，体现了理性的精髓，从而成为了扬弃资本主义的杠杆，那么霍克海默只是采取了相反的视角。他并没有克服“劳动的立场”，而只是将其转变为悲观的对立面。他不再能看到任何克服与世界关系的工具性的希望。莫伊舍普殊同恰当地为此创造了“批判悲观主义”(Kritischer Pessimismus)这一术语(普殊同 2003年，第169ff页)。

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

雅姆·桑普伦持有一种与此“批判悲观主义”结构上相近的立场，他指责宣言固守旧工人运动的生产力拜物教，并反过来提出一种以对现代技术的批判为中心的社会批判：“对商品社会(但也许也对文明以及它在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人性化机会)来说，致命的矛盾存在于这些特定的生产资料，即‘科学化的物质资本’、现代技术，与自然占有的生命必要性之间，后者是没有任何人类社会能够逃避的”(第149页)。桑普伦在这里以及其他地方确实谈到了“商品社会”和“资本主义”，但他的分析完全没有涉及特定的社会形式及其内在矛盾，而是将这些术语基本上仅用作“工业社会”的同义词。现代性的逼迫、蹂躏和灾难，并非追溯到商品、价值和劳动的自主动态，而是直接归因于现代技术。桑普伦提出的简单等式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因此，对他来说，扬弃资本主义无异于彻底废除现代技术和工业生产。

当然，不应否认，现代工业生产不仅在历史上与资本主义社会化的兴起同时出现，而且其结构内在地具有资本主义特征。就此而言，可以说商品社会是人类历史上唯一配得上“工业社会”之名的社会，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必须包括对工业生产方式的批判。然而，将这两个术语简单地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因为即使资本主义产生了工业生产并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它，工业生产也并未穷尽于资本主义。因此，物神化的自动运行、统治机制以及商品生产体系的内在矛盾虽然可以在工业生产身上得到说明，但不能从工业生产本身解释出来。因此，扬弃资本主义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废除工业生产，而是意味着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展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工业生产方式的内在亲缘关系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在工业生产中，资本关系才能作为社会总体的体系得以确立。一个通过抽象劳动的耗费来中介自身，并因此受制于无限积累抽象价值量的盲目强制社会形态，必然要发展出在不断扩大规模上再生产这种强制的方法。一方面，其核心是以不断增长的商品产出(作为“死劳动”的代表)形式进行的为生产而生产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生产必须满足“效率”的标准，这最终无非意味着“时间效率”;通过这种方式，劳动日中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即超出其自身再生产或生活成本、服务于资本积累的价值——的部分得以延长。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此语境下谈到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有通过将科学系统地应用于生产，即通过“大机器”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过程“合理化”，这种生产才成为可能。因此，可以说资本在现代工业中塑造了一种符合其自身形象的生产方式：在其中，价值的“现实抽象”得以具体化和物质化。它以具体的、有形的设备和组织结构的形式与人相对立，从而将其固有的理性和时间节奏强加于人。

情况还不止于此。随着商品社会作为一个总体得以确立，“合理化”和时间效率的逻辑扩展到所有社会领域，并全面地塑造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思想和行动。就此而言，桑普伦谈到“生活的枯萎”(第147页)，并将“集体住宅”和“卫星城”描述为“最低生存条件的细胞”(第148页)，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当他将其直接归因于“工业”和现代生产力时，他就错了。因为，即使价值和商品的强制不是以直接的形式，而是以事物和物质社会结构的形态与我们对立，它们也不能被还原为这些事物和结构本身。反过来，这些事物和结构当然不应被排除在批判之外，也不应被视为社会“中立”的;但批判必须旨在将它们分析为商品和价值逻辑的再现和物质化，并揭示这种逻辑的压迫性和物化统治。

而将物质对象与社会形式直接等同起来，本身就是一种物化思维的体现，它不过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信奉的生产力拜物教的抽象颠倒。根据后者的观点，“生产力的发展”是某种历史自然规律，是一个超历史的过程，资本主义在其“历史使命”中虽然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过程，但并未从根本上塑造它。相应地，资本主义生产与工业体系的强制(劳动紧张、极端分工、命令体制等)只是外在地归因于“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的这种片面观点下，生产关系仅被视为阶级统治、剥削和牟利。然而，拒绝这种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机械论解释，并不意味着宣布这个矛盾过时。相反，可以表明，它在其自身中表达着现代工业生产方式——而且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一种危机潜能，它在越来越高的水平上自我再生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可能性和潜力，但同时阻止了它们的实现，甚至将其转化为破坏性力量。

这不仅适用于商品形式的生产过程本身，也适用于其产品。商品的使用价值并非仅仅是社会的“产品”被交换价值所塑造的中性物质属性，而是价值的物质化，以及价值对世界的漠不关心。汽车交通的例子尤其能戏剧性地说明这一点。作为一个致力于持续流动、分裂为原子化个体的社会的交通系统，其物质结构几乎就是价值逻辑的镜像;这不仅是因为它在制造气候灾难和破坏公共空间方面扮演着先锋角色，更因为汽车交通典型地反映了市民主体作为非社会-社会的、既是聚合的又是彼此孤立的社会关系。

因此，不言而喻，需要“废除”的不是将“汽车的使用价值”从其“交换价值外壳”中“解放”出来，而是取消作为社会交通系统的汽车交通(这当然不排除为某些特定目的使用汽车)。但这反过来并不意味着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回到牛车和马车的时代。相反，需要创建交通系统，使世界上所有人能够根据自身需求自由地、去往任何地方，而不破坏自然基础和景观，也不必将自己塑造成被封装起来、龇牙咧嘴的铁皮箱子主体。如果桑普伦声称，宣言相信“一旦技术从其资本主义形式中解放出来，就能完好无损地重新发现使用价值和解放性技术”(第149页)，那么这纯粹是投射，文本中没有任何依据。桑普伦将这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归于我们，因为这使他能够将自己的观点描绘为激进批判的顶峰;而事实上，这仅仅是一种镜像般的片面性。

将传统马克思主义盲目的技术和科学热情(目前在哈特/奈格里的新工人主义中经历着复兴)与同样笼统的拒绝对立起来，未免过于简单。相反，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具体地审视资本主义以拜物教的、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破坏性的形式所产生的技术和知识，看它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被改造和发展，或不能。[5] 这当然也包括决定不利用某些知识潜能(例如关于基因操作的科学知识)，并关闭资本主义技术的一大部分(例如工业化农业中的许多方法)，或者只非常有选择性地加以应用。对此无法先验地给出普遍标准。因为从价值非人格的、拜物教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也意味着社会成员不再总是受制于一个预设的抽象-普遍原则，这个原则以特定和统一的方式预先构建了他们的决定。因此，他们可以根据各种最不同的质的、感性的和审美的标准来决定他们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相反，统治着的社会被迫在技术和组织上对所有社会领域进行理性化。在这方面，它别无选择，因为它受制于节约和压缩时间的严苛命令。与之相反，一个由自由联合的个体组成的社会，不通过商品生产和价值增殖来中介自身，而是通过直接沟通的程序，可以有意识地决定，例如，在哪些地方有意义的应该使用机器人或其他自动化方法，以消除或减少令人厌烦的常规活动，以及在哪些地方这是不可取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

可能认为这是一种“不一致”(第149页)，但这是事物本身的矛盾所在。他略带屈尊地承认，宣言在某些地方退缩了，没有坚持他那据称是技术拜物教的观点，那里可以感觉到“某种犹豫”(第148f页)，他期望的是一种明确性，而这种明确性只有在完全片面地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并试图用一个同样抽象-普遍的原则——即不加区分地废除所有工业生产和现代技术——来取代现存的社会强制原则时才能存在。就此而言，桑普伦所谓的激进，实际上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严厉性的反面，而我们需要从中解放出来。

劳动的终结?

由于桑普伦完全忽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他也无法认识到由该矛盾引发的危机动力，尤其是其爆炸性。在他看来，劳动根本没有危机，因为即使“技术革新”部分地排挤了活劳动，但同一过程同时也使许多其他“工资劳动活动”首次成为“社会必需的”，即“‘孤独大众’的心理-社会关怀、对‘野蛮化’的警察控制、‘健康’产业……消遣以及为生活枯萎提供的‘文化’补偿，更不用说‘修理’、对‘新自然’的技术修补了”(第147页)。因此，丝毫看不出劳动的消失和变得多余。

在这里再次混淆了论证的层面。诚然，现代商品社会(而非作为如是的“技术过程”)产生了大量的活动，这些活动除了确保价值增殖机器运转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因此仅仅在这个社会的逻辑内部是“必需的”。除了桑普伦提到的领域，这同样适用于大部分物质商品生产本身(其中很大一部分具有补偿性)，尤其适用于整个商品和货币流通领域，从会计、营销到国家再分配官僚机构(详参Valdivia 2004年和1997年)。但是，即使这些活动随着商品生产作为社会体系的总体化，在社会总劳动中占据越来越大的相对份额，这也没有改变它们依赖于运作良好的资本增殖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它们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被从事：要么它们自身具有价值生产性，即有助于增加价值总量，要么它们能够通过榨取价值来获得资金(如国家活动和商品流通部门)。因此，如果由于巨大的合理化过程，资本增殖总体上陷入危机，那么这些部门自然也无法幸免。与其它地方一样，这会导致“不盈利的”生产被关闭，以及公共资助领域的节约，而决定因素当然不是物质-感性标准或具体需求，而是“可销售性”和“可融资性”。例如，医疗保健服务不再由公共提供，而与此同时，大量汽车继续被推向市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意味着：当那些仍能出卖劳动力的人，只要其购买力允许，继续参与补偿性消费时，越来越多被变得“多余”的人，甚至无法再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因此，像桑普伦那样将这两个方面对立起来，是完全不切题的。他的论证未能把握宣言的核心论点，即微电子革命带来的深刻合理化正在消融劳动实体，从而从根本上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这是由于他将资本主义还原为“工业社会”的范畴，从而制造了一种单维性，不再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提供空间，并抽走了进行经济批判和危机理论分析的基础。

但是，其他批评者，如桑蒂尼和ERN，尽管明确涉及剩余价值生产的层面，但在质疑危机诊断时，也未能超越现象的表面——在某些方面与桑普伦不谋而合。桑蒂尼写道：“失业并不是将终结现代性的爆炸性问题，因为与旧的典型‘工作岗位’被摧毁同时，新的工作不断产生，新的榨取剩余价值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加”(第157页)。作为这一论点的证据，他特别指出了“非正规经济”的增长和“广泛的志愿工作领域”(同上)。ERN的论证非常相似，他们虽然指出：“固定且由劳资协议保障的工作岗位确实趋向于消失”，但立刻补充道：“然而，它正在被多种形式的工资劳动所取代：临时工、合同工、兼职、自雇、黑市劳动等等”(第160页)。这些批评的根本弱点在于，它们根本没有，或者只是肤浅地参与了危机诊断的理论论证背景，而是或多或少直接地提出了看似自明的经验证据作为反驳。然而，这样做，他们恰恰被危机过程得以显现和中介的矛盾现象形式所迷惑。

这些现象形式包括：劳动形式实际上几乎普遍地得到了贯彻，也就是说，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被迫以某种方式出售他们的劳动力——要么直接，要么通过自己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迂回方式——以求生存。这仅仅是因为商品生产已经摧毁或边缘化了所有其他社会再生产形式。然而，这完全没有说明这些劳动是否具有价值生产性，即它们是否有助于资本积累，以及程度如何。对于桑蒂尼所提到的“志愿工作”(以及与部分重叠的国家强制劳动)，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因为甚至连报酬都没有。通常情况下，这些活动仅仅替代了国家或公共活动。诚然，这有助于资本主义整体关联的运行，只不过这种劳动甚至不再从被榨取的价值总量中获得资金。就此而言，它们的增加恰恰不是反对危机诊断的证据，反而可以被视为一个危机症状。

但是，对于非正规部门的很大一部分而言，它也未能促进价值总量的扩张，从而未能促进资本积累。这不仅适用于庞大的自助领域，也适用于所有那些虽然通过商品和货币中介，但仅服务于个人再生产的无数活动。例如，擦鞋工或家政佣工产生的价值在消费中立即消失，因此不服务于资本的增殖。顺便说一句，这与这些活动是“正规”还是“非正规”地进行无关。因此，这并不是决定性特征。尽管如此，“非正规性”的迅猛增长——不仅在边缘地区，而且越来越多地在都市内部——确实是劳动实体消融的一个标志;因为它表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价值创造如此之低，以至于既不足以用于资本增殖(通过剩余价值)，也不足以资助国家职能(通过税收和缴费)，甚至不足以保障个人未来(通过保险和储蓄)，而最多只能在不断下降的水平上勉强维持岌岌可危的生存(参见特伦克勒1999年)。

但是，即使诉诸于无数小型资本主义作坊和血汗工厂、出口加工厂和面向世界市场工厂(无论属于正规还是非正规部门)中大量存在的不稳定劳动——这些劳动按其性质确实是价值生产性的——也绝不能驳倒危机诊断。因为它简单地忽略了这些劳动的生产率水平问题。但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众所周知，一个产品的价值并非简单地由其生产直接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后者又由当下普遍的生产率水平决定，在今天，这意味着由世界市场生产中经过理性化的、技术装备精良的核心部门的生产率标准决定。世界上的每一个劳动小时都必须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如果达不到该水平，它所代表的价值自然就相应地较少。这指向了价值抽象统治的一个核心特征：作为一个预设的普遍原则，它同时设定了劳动时间和“效率”的普遍标准，最终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必须屈从于这些标准，却无法对其施加影响。世界市场以无情的严密性监督着这一切。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在生产未达到最高技术与组织水平的地方，其落后固然可以通过延长劳动时间、降低劳动标准、节省在劳动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成本来“弥补”。但是，即使这或许能使相关的个别资本获得有利可图的增殖，它也绝不意味着社会总资本层面的价值总量的增长。因为以这种方式被耗费的劳动力，以世界水平来衡量是极度低产的，例如，一个血汗工厂中12小时最残酷的苦役所代表的价值，少于一个高科技世界市场工厂中一小时或几分钟劳动所代表的价值。无论人们多么被榨取，这永远无法弥补巨大的(且日益扩大的)生产率差距。因此，不稳定的苦难劳动的大规模扩散，并非资本价值或积累基础的扩大，从而也不是危机的资本主义解决方案的表现，而恰恰是危机进程的表现和贯彻形式之一。虽然个别资本完全不在乎它们如何赚取利润，因此根据机会和成本差异，结合高生产率的高科技部门和低产出的廉价劳动，但绝大多数人只是被迫以某种方式出卖自己，因为在给定的社会条件下，他们没有其他选择。

将这种发展仅仅描述为“体系的新组织”，允许“不同形式的劳动组织并存”(第161页)，就像ERN所做的那样，未免过于片面。这不过是经验上短视的快照。事实上，这种“并存”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动态过程，是价值基础消融与去稳定的恶性循环。一方面，世界市场生产核心部门的生产率水平被不断推高，从而永久性地降低了低生产率劳动的价值;同时，活劳动的排挤加剧了那些依赖出售自身劳动力的、被变得多余的人们之间的倾销竞争。这种循环是根本性危机过程的表现，它虽然可能再持续数十年，但其内部只有一种方向：向下。

然而，即使这个危机过程最终破坏了作为整体的商品生产社会的基础，它在进程中并非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所有人，而是加剧了已经基本植入该社会基础结构中的等级、分裂和排斥——在物质和社会再生产总体水平下降的情况下。就此而言，ERN指出女性“尤其受到影响，以至于可以说存在一种特定于性别的弹性化”(第161页)，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将其视为“资本再生产的自觉策略”(第159页)，认为其意在为进一步的积累开辟新领域，除了基因技术还应包括家务劳动，这就不切实际了。火车恰恰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行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峰期，即福特主义战后扩张繁荣时期，那些随着商品生产的贯彻而被标记为“女性”并从劳动领域分裂出来的活动，确实有一部分被商业化(家用电器、方便食品等)，或被国家组织的服务(特别是在医疗保健和护理部门)所替代;尽管这并未取消潜在的分裂逻辑，但有助于移动其边界，从而在父权制秩序中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然而，在危机过程中，恰恰是这些活动，首先以特定的方式再次被“私有化”，并日益被转嫁给“家庭”，在现存的性别等级制度条件下，这意味着转嫁给女性。这不仅是在性别“分工”层面上表面上的倒退过程，而且伴随着资本主义构成的性别秩序的复兴和“父权制的野蛮化”(Scholz 1998年)。并非偶然的是，在世界日益扩大的危机和灾难地区，主要是女性以个体和集体的方式保障(脆弱的)生存，并承载着自助和自组织的网络。反过来，几乎完全是男性，以个体暴力和有组织帮派的形式，进一步破坏再生产的基础，甚至比经济危机进程本身所做的还要严重。客观与主观的野蛮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衰落过程中以这种方式直接地交织在一起。

对此，ERN反驳道：“……父权制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野蛮化”(第159页)。但他们指的是哪些非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社会早已作为一个全球性体系确立起来，并吞噬或边缘化了所有其他社会与文化的社会化形式。这不仅包括劳动、价值和商品作为社会中介的强制原则在全球的确立;而且，与之密不可分的性别等级结构也已普遍化。这并非像ERN所暗示的那样，声称商品社会凭空创造了父权制;然而，一种非常特定形式的性别等级秩序内在于商品社会，这种秩序基于将所有那些无法融入价值的抽象自我运动、并在结构上被标记为“女性”的感性-情感方面的分离(Scholz 1999年)。当然，在这种秩序内部也存在各种差异，这些差异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各自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同历史。但是，在全球危机中显现出来的那些似乎是对父权统治的“古老形式”，完全可以持续地像与之相关的“原教旨主义”(例如在塔利班那里)一样，被解读为“现代化”及其崩溃的现象。

等待自己的死亡?

针对资本主义正在触及自身绝对界限的诊断，常见的反对意见包括：指责这是“客观主义的”(Santini，第156页)、“灾难主义的”(Reeve，第152页)和“极端决定论的”(ERN，第160页)。通常，这还伴随着对消极等待(Attentismus)的指责。也就是说，它暗示了一种自杀性的结论，即根本不需要有意识的行为来扬弃商品社会，因为它会自行了断。“等待资本机器自行停止的人，有可能会等到自己的死亡”(ERN，第163页)。然而，宣言中没有任何地方声称人们应该抱臂而坐，等待“资本主义崩溃”。相反，它通篇都是号召人们起来抵抗危机进程及其管理的逼迫。那么，这种相当奇怪的解读是如何产生的呢?

作祟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形而上学(Geschichtsmetaphysik)的鬼魂，根据后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客观界限的预测总是与其扬弃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这源于理论本身，即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采取一种既外在又正面的看法。因为据说这个矛盾通过推进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同时加剧阶级对立，从而为社会主义社会做准备，以至于最终关键只在于“无产阶级”意识到这一点并打破“资本“的统治。这种观点始终已经预设了据说是“客观”给予的解放主体，尽管这个主体首先需要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相应地组织起来。

在告别了工人运动的历史乐观主义之后，左翼同时也抛弃了资本主义固有界限的想法。坚持这一点的人，就会面临历史形而上学的指责。相比之下，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只要它不被一个强大的对立主体从舞台上扫除。这种观点似乎不再需要任何更详细的论证。其代表们根本没想到，这种观点本身在深层次上也是历史形而上学的，因为它未经详细论证就赋予资本主义一种永恒的生命和无限的再生能力。然而，旧工人运动和传统马克思主义从今天的角度看荒唐的历史乐观主义之所以错误，并非因为它坚持一种植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客观化逻辑。错误首先在于，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历史特定特性神化为一种凌驾于历史之上的总体逻辑(“历史唯物主义”)，其次在于，假定这种逻辑最终至少会引领到社会解放的门槛(参见本期krisis中Christian Höner的文章以及Trenkle 2000年)。

事实上，商品生产社会的自动发展逻辑在其基本趋势上绝非积极的。即使如上所述，它产生了一定的、在自由社会中有意义地发展和利用的潜力，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也为自身的扬弃创造了客观和主观条件。作为一个独立化的物神体系，在其中社会关系以物化了的形式过着它们自己的独立生活，作为看似外在的强力支配着人们，并且对任何具体内容和感性目的完全漠不关心，一种基本的毁灭与破坏趋势被铭写在其中。

将其斥为“灾难主义”，最终会导致忽视真实的灾难——危机进程对于今天已被抽象劳动体系宣判为过剩的绝大部分人类来说，真实意味着什么。因为危机最严重的破坏，恰恰发生在那里，即资本增殖在大规模上已不再可能的地方。例如，随着参与世界市场的崩溃，民族国家也瓦解，掠夺性帮派以战争和掠夺的形式延续着竞争——正如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和前东方集团那样。或者，人们被拒绝进入农地、建筑和工厂，尽管这些资源早已无法被资本主义地加以利用，因为销售市场已经崩溃。人们挨饿，而旁边的资源却闲置或被关闭，仅仅因为它们在劳动和商品生产的形式下不再“有利可图”，这无关紧要。由此，这种社会形式对人们具体需求的绝对漠不关心，以其全部的严酷性显现出来。资源只有在其代表价值并能够被用于价值增殖时，才具有社会效力。任何其他利用它们的方式，例如为饥饿但没有购买力的人自我组织生产食物，从一开始就被宣布为不正当，并在必要时被暴力阻止。商品形式的自我目的性在这里变得完全怪诞。社会形式仅仅为了自身而被以全部暴力维持，尽管其实体——活劳动的大规模耗费——正在消失。于是，劳动与商品形式的物神崇拜转变为对世界的公开毁灭。凡是在商品社会形式原则内部不再可能的事情，根本不应该被允许存在。

在此条件下，根本性的困难在于，社会解放运动只能针对危机进程客观化的破坏与毁灭逻辑而形成。这是一个与工人运动形成时期根本不同的历史情境。作为劳动力商品的有组织代表，工人运动背后有着商品与劳动体系普遍化的客观趋势;这助长了其历史乐观主义，尽管事实上，这恰恰是其内在性的标志。这并非否认工人运动中也存在着剩余的、超越劳动力出售者社会承认斗争的内在性的解放性因素和趋势。然而，它们恰恰不代表无产阶级的“自在存在”，因此，在资本主义扩张运动的客观压力下，也总是被整合或中和。因此，社会解放的可能性并非如ERN仿效卢卡奇所写的那样，在于一个被命定的、客观给予的主体“在其斗争中……成为‘自为’的主体”(第162页)，而是在于，原则上，在对危机进程及其(后)政治管理的逼迫进行的各种层面和各个社会关联领域的每一次团结抵抗中，都包含了这样的因素。关键取决于从它们出发会发展出什么(参见Lohoff 2004年和Trenkle 2004年)。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认识到，在资本主义逻辑内部不再有任何前景，因此，通过与这一逻辑决裂来占有社会财富，是一种生存的必然性。就此而言，危机分析远非是等待自己死亡的号召。相反，它划定了21世纪条件下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将赖以进行的框架。

注

[1] 有些反对意见或许也可以归因于：那份宣言中较为独断的论点本应有更详尽的理论论证，但这些文本目前只有部分被翻译过来。另一方面，在德语学界内部，也出现了非常类似的批评。

[2]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文中括号内的页码均指《危机》第27期。

[3] 关于对卢卡奇的批评，参见普殊同 2003，尤其第122页及以下。

[4] “世界被彻底转变为一个手段多于目的的世界，这本身就是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结果。随着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变得更加复杂和物化，手段本身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因为它们呈现出自主实体的外观。”(霍克海默1985，第101页)

[5] 问题并不在于主张只有资本主义才能产生这些潜能。原则上，这些潜能也可能以其他方式产生。因此，并不需要用资本那种“文明使命”来事后辩护——而历史唯物主义曾以其机械的历史乐观主义和目的论一再主张这种使命。但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确实产生了某些潜能——正如早期那些拜物教社会也曾产生过一样——而这就是一切解放运动必须立足的基础。

向资本主义投降第三部分：对左翼批评《反劳动宣言》和《资本主义黑皮书》的回应

本文是回应左翼批评的系列文章的第三部分，发表于《konkret》杂志。第一部分，罗伯特·库尔茨探讨了工人马克思主义的防御反应，题为《我们如此热爱阶级斗争》。第二部分题为《奥斯维辛作为借口?残余左翼的最后挣扎》，同样由罗伯特·库尔茨撰写(由于版权原因，我们无法刊登这两篇文章。作者禁止我们发表)。

来源：konkret 7/2000

作者：诺贝特·特伦克勒

在残余左翼中，几乎没有哪个想法像“现代商品生产体系存在一个绝对的历史界限”这样不受欢迎。似乎他们自身未被克服的衰落，反映在了这样一种信念中：资本主义享有某种永恒的生命，它无限灵活、多变，因此原则上能够渡过每一场危机，并通过整合使任何反对派无害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信念联结了残余左翼光谱中各种不同的立场，因此，对“崩溃诊断”的拒绝，也构成了批评危机小组出版的《资本主义黑皮书》、《反对劳动宣言》、《下班啦!》等著作的一个共同点。为了仅举几例，左翼学术刊物《PROKLA》的编辑米夏埃尔·海因里希、《立场点》的弗雷尔·霍伊斯肯(两人均见于《konkret》2000年第3期)以及《巴哈马》杂志作者马丁·扬茨(《丛林世界》2000年3月8日)，他们罕见地一致指责危机小组，称其提出的崩溃诊断简直是马克思主义垃圾箱里最陈旧的货色。

如果这个指责在公众中通常很受欢迎，那恰恰是因为它证实了一个既普遍又顽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偏见，然而，这个偏见(正如偏见常有的那样)对应于一种相当扭曲的认知方式。这听起来可能令人惊讶，但在工人运动的理论中，马克思关于资本绝对界限的诊断几乎没起什么作用。唯一认真尝试继承这一思想的，即罗莎·卢森堡和亨利克·格罗斯曼的理论，在理论上被孤立，对于实际政治方向几乎毫无意义;这并非偶然，因为这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启蒙式的进步乐观主义根本不相容。因为，如果历史被理解为从原始社会到人间共产主义的幸福王国这一上升的阶梯序列，那么就不能去设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灾难性崩溃这样的事情。毕竟，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应该以一种积极的意义继承资产阶级社会的遗产，即继续其“文明使命”，并将“历史进程”引向一个幸福的结局。

当然，从19世纪末资产阶级的角度看，这种虔诚的希望可能听起来像是一种“崩溃预言”，因为它至少在意识形态上质疑了当时的统治权力结构。这种恐惧感无疑还因为德国工人运动中确实经常使用的末世论词汇而得到加强(1));但这表达的始终只是一种准宗教信仰，即相信拥有所谓“客观历史规律”在背后支持的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在这种背景下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碰到了其界限，其意思仅仅是说，它变得“不忠于其历史使命”，而这种使命据说在于“无情地发展人类劳动的生产力”，从而“仅仅再次证明它正在变得老态龙钟，越来越过时”，正如老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一条注释中所写的那样(MEW 25, 第272f页)。

很明显，这里绝不是预言灾难性的崩溃，而是在为一种合法化意识形态辩护，解释为什么“客观条件成熟”了，应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毫不奇怪，这种世界观被当时正在形成并继承启蒙遗产的工人运动急切地接受，并按照自己的意图加以发展(即最终将其彻底扁平化)。很快，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分析首先履行的就是合法化功能。如果说最初它们是为了证明工人运动夺取政权的希望和目标，那么后来它们就必须解释“世界革命”的缺席。列宁宣扬的帝国主义理论为此提供了钥匙。根据该理论，通过所谓的垄断和金融资本的统治，竞争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动力实际上被阻塞了。就此而言，它虽然“腐朽”了，但“阶级统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以及通过贿赂“工人贵族”和其他机制)得以维持。这样，理论上“政治的首要性”得以确立，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社会学世界观模式，可以说回归了自身。现在，“客观”上世界可以说总是已经“成熟”了，可以进行“世界革命”了;它的胜利仅取决于政治和社会上的意志与力量对比(但遗憾的是，这种对比总是不利的)。

更具反思性的“西方左翼”后来虽然至少部分地与这种合法化意识形态保持了距离，但从未真正克服它。即使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中，它也在以消极的形式作祟，在那里，人们总是悲观地预设竞争在“总体国家”或(1945年后)在“被管理的世界”中被中止，并为资产阶级流通主体的衰落而哀叹。在当前对我们危机分析的防御性反应中也清楚地表明，“崩溃”与“革命”之间的联系，以及与之相关的启蒙历史哲学，或多或少仍无意识地起着作用——尽管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否定的转向：随着对革命变革的希望一同被埋葬的，还有资本主义有限性的想法(例如，在《巴哈马》杂志及其周围环境中，这体现在“在资本自身基础上扬弃资本”这一仪式化的咒语中)。因此，出现了诸如危机小组传播“一种末世论奠基的、关于恶终将面临恶果的讯息”(霍伊斯肯, 第39页)或提供“一种赋予意义的现代化了的历史哲学变体”(海因里希, 第41页)这样的指责。

当然，这些指责更多地揭示了批评者的视角，而非被批评的对象。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碰到其绝对界限，并非源自任何从外部附加到危机理论上的历史哲学构造，而是源于对资本内在的根本性自我矛盾(即一种完全特定的历史形态)的分析(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MEW 25, 第260页)。

这是一个内在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提高企业生产率最终意味着从增殖过程中排挤活劳动，而同时资本增殖无非是对劳动力的利用。单就这一点而言，还不会立即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爆炸。相反，只要商品形式的生产方式还相对不发达，即只浅层地覆盖社会，并且基本上局限于少数国家和世界区域，它恰恰从这一矛盾中产生出巨大的扩张动力。因为，单个资本家通过“节省”劳动力而不断侵蚀价值总量，在整体资本主义层面，曾一度通过将增殖活动永久性地扩展到新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部门，以及通过资本主义方式改造额外的世界区域，得到了暂时补偿。

然而，这一补偿过程不可能永久成功，它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自我矛盾在历史中展开并同时激化的特定过程形式。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总是力图克服它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马克思，同上)。事物的逻辑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迟早会永久性地减少社会总体上被利用的劳动力绝对数量，从而也减少整体资本主义生产的总价值量。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破坏了自己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不仅以“腐朽论”的形式颠倒了马克思这一仍相当抽象的危机诊断，而且更进一步，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恰恰不是解释为资本主义特有的，而是超历史的，即适用于所有以往社会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发展被视为人类历史的普遍动力;既然每个“发展阶段“都对应着特定形式的“阶级统治”以及生产和剥削关系，生产力的进步迟早会与各自的社会秩序发生冲突，并引发其革命性变革。显然，这是启蒙思想(此处仅被唯物主义地翻转了)典型的将资产阶级关系反向投射到过去。因为，除了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哪个社会曾经是围绕生产组织起来的;正因如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类东西根本不可能存在。

当然，马克思本人绝非与这种历史解释无关，因为他也至少一只脚牢牢地站在资产阶级进步乐观主义的土地上。然而，他危机理论的逻辑与这种历史哲学构造绝不相容(3)。从根本上说，这无非是对《资本论》第一卷开头就已引入的拜物教批判进行连贯的、思考到底的结果。因为资本的逻辑自我矛盾已经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形态——商品之中，而“自动主体”(即价值)的自目的运动无非是这一矛盾的展开。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商品的关系)得以建立，并作为异己的力量与人对立，这不仅意味着，它们自己的社会联系将其非理性的规律性强加于人，仿佛它们是自然规律;这其中也包含了这种联系的最终历史不可持续性，这与任何主观意愿无关。

顺便说一句，这与“赋予意义的历史哲学”也毫无关系，因为在(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商品社会逻辑之外，决定论就停止了。唯一确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必然因其自身内在的自我矛盾而暴力瓦解，但绝不确定的是，这一瓦解过程将如何展开，尤其是不确定，什么将取代它的位置。扬弃商品化社会化当然只能通过集体的、有意识的行动来实现，因为关键恰恰在于扬弃社会的无意识状态。这是否成功，完全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够从资本主义构成的交往和互动形式中解放出来，抑或不能。任何与此相关的过分乐观都是完全不合适的。并非不可能的是，崩溃过程会引发一股无法控制的、灾难性的动力学，在此过程中，所有文明联系，也许甚至人类生活的基础本身都将被毁灭。至少，在当今世界的崩溃地区，这种可能性已经清晰而可怕地显现出来。然而，解放的选择也依然存在，即使当今社会批判的反对派在全球范围内处于守势。就此而言，但也仅限于此而言，历史是开放的，借用一句流行的套话——这句话通常只是为了回避对客体化过程进行连贯分析和批判。

当然，人们可以而且必须争论，资本主义今天是否真的碰到了其绝对的历史界限;即，随着福特主义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结束，是否已经开始了一场长期的、不可逆转的衰退，真的不再有任何进一步的积累空间。顺便说一句，关键根本不在于像许多批评者所暗示的、并且这个词本身也意味着的(这就是为什么与我们的批评者相反，我们很少使用它)那种突然的“崩溃”，而是一个漫长的衰退过程，这可能还会持续几十年，其进程形式难以预测。危机小组在过去几年中为这一危机诊断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论据和经验证据;在《资本主义黑皮书》中，罗伯特·库尔茨还对整个关联做了详尽的历史梳理。尽管如此，我们当然不认为我们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批评并非旨在推进这一讨论，反而更像是要抵御一个显然令人不安的理论洞见——大概是因为它质疑了他们自己传统的思维和概念框架。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像霍伊斯肯和海因里希这样的作者(他们本应具备扎实的危机和积累理论知识)在《konkret》2000年第3期中，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系统性地错失(或忽视了)危机诊断的理论核心。特别是面对资本在生产力发展与增殖命令之间的逻辑自我矛盾，他们没有显示出丝毫的问题意识;相反，他们系统地回避了这一点，只是考察了片面的、企业经济的视角，然后简单地将这个视角与资本主义整体过程的逻辑等同起来。霍伊斯肯的做法尤为粗劣，他遵循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他简单地以单个资本的增殖利益为出发点(4)，并显然从中看到了积累原则上可以无限期继续下去的保障。

海因里希的论证至少稍微细致一些：他指出了生产力发展之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马克思称之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并居然以为这证明了“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包含在总产品中的剩余价值总量”在增加(第41页)。然而，不幸的是，无情地追求私人增值利益以及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只是资本主义自我矛盾的一个方面;(5) 正是这一点，最终破坏了增殖的基础，即整体资本主义的价值和利润总量绝对减少(而不仅仅是每件商品的价值表现或每个投入资本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相对份额)(6)。因为在竞争中，那些最彻底地进行合理化(即最多地使活劳动变得多余)的资本会得到回报;尽管并且正因为它们最大程度上助长了整体资本主义剩余价值总量的缩小，它们却获得了其中最大的份额。这个矛盾在历史上迄今为止总是能够通过快速的前进，即通过开拓新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部门得到缓解(尽管伴随着巨大的摩擦)，这对霍伊斯肯和海因里希来说，似乎足以让他们完全抛弃这个矛盾。

因此，在这样实证主义地将一个未被概念把握的经验性虚假证据提升到理论洞见的高度时，反过来，指出增殖动力的绝对界限(即被忽视的矛盾加剧)就成了仅仅是从外部强加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道德诉求。当海因里希和霍伊斯肯认为他们必须几乎异口同声地教导《宣言》和《黑皮书》的作者，“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目的……不是消除失业和贫困，而是价值的增殖”(海因里希, 第40页;参见霍伊斯肯, 第34页)时，这显得颇为尴尬，因为他们显然“忘记”了他们自己一直强调的一点：资本只有通过利用劳动力，并且是持续扩大规模地利用劳动力，才能实现增殖。这一点未来可能不再起作用，显然如此超出了两位评论者的想象范围，以至于他们根本不允许提出这个问题。

对于大多数批评者来说，似乎更难以理解的是现实积累层面的危机过程与信贷和投机膨胀起来的金融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当然，这里也让人怀疑，这与其说是问题的复杂性所致，不如说是一种内化的防御态度所致。因为，尽管跨国金融市场的表面运动令人困惑，但马克思基本上已经解密的虚拟资本的基本机制，原则上并不难理解。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双重运动：首先，信贷和投机用于推迟危机的爆发，因为它们为过度积累的资本创造了虚幻的(即实体经济中没有对应物的)投资机会，同时创造出同样没有对应物的购买力;但最终，这会导致危机加剧，因为随着金融泡沫的破裂，所有推迟的贬值潜力会一次性实现。

顺便说一句，这个机制(它产生了投机是危机原因而非其过程形式的假象，从而也促发了众所周知的反犹投射)——这个机制在每个资本主义危机过程中都会起作用，当然也包括当前的。历史上新鲜的是，由于货币与金本位的完全脱钩以及金融市场的放松管制，为虚拟资本相对于现实积累的相对独立化创造了巨大的空间;这解释了危机推迟的异常长的持续时间(现已持续超过20年)，以及累积的虚幻“价值总量”的惊人高度。我必须承认，我们起初对这个过程的时间范围估计不太准确。从结构上看，在九十年代初，信贷和投机性的传销系统还能再维持十年甚至更久，似乎是难以想象的。然而，自那以后的发展绝没有驳斥结构诊断，反而更证实了它。因为对未来价值创造的虚幻预支并没有在实体经济中得到兑现，相反，金融上层建筑以指数级运动越来越远离现实积累，甚至加速了那里发生的合理化进程。但是，由于资本增殖永远无法从对活劳动的利用中解放出来，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联系最终必须重建——而且是暴力地重建，即以崩盘的形式。

即使是普通的经济媒体现在也明白了(尽管它们无法解释)，例如，道琼斯指数自1980年以来上涨了11倍，这很难用实际国民生产总值60-70%的增长来解释。因此，当海因里希从中只看到信贷体系的完全正常功能，即收集“闲置的货币资本”并将其重新注入现实积累领域时，就显得相当可笑。当然，极其令人恼火的是，他接着还从这个在理论和经验上都完全站不住脚的立场出发，指责罗伯特·库尔茨将“两个始终属于一起的方面”(现实增殖和金融部门)割裂开来，从而为反犹投射铺平了道路(第41页)。如果这不是有意的诽谤，那么至少值得注意是，评论者海因里希那种明显的“对材料的粗暴兴趣”(马克思)如何妨碍了他，使他不能至少在理解意义上阅读《资本主义黑皮书》(以及不止那里)中关于虚拟资本与现实积累内在联系的详尽且得到历史经验支撑的阐释(7)。

最后，将最终不可避免(尽管无法精确预测时间)的金融市场崩盘的预测与“崩溃诊断”简单等同起来，然后拍着大腿庆幸“危机预言家”们仍在徒劳地等待期待已久的“天启”，这也是相当廉价的。给人的印象是，这样做反而旨在转移注意力，使人忽视危机进程实际上已经全面进行了二十多年，忽视世界大部分地区早已被宣布为对价值增殖毫无用处并被消极脱钩(对那里的人民造成最残酷的后果)，忽视在都市圈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口部分受到这一贬值过程的影响。崩盘会以巨大的冲击加速这一过程，但它当然不是“大崩溃”，而是如前所述可能持续数十年的衰退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并且如果不形成敢于与商品社会决裂的社会解放运动，它可能会找到越来越可怕的过程形式。也许正是这些不怎么令人愉快的前景，导致了关于资本主义增殖逻辑不可逆转地耗尽的想法，特别是在世界市场的那些仍是赢家的国家成为禁忌。显然，相信资本主义在福特主义之后仅仅回归到一种显然是非历史地运作、因而可以永远延续的“常态”，提供了一种虚幻的虚假安全感，因为它允许人们继续在旧的、虽然已经退役但仍然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坐标系中活动。

只有从这一坐标系出发，才会看起来好像我们反过来是因为资本主义陷入危机而批评它，或者甚至从这里出发淡化过去的历史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谁如果从《宣言》或《黑皮书》中读出这个意思，那是他非要读出来不可。正相反，如果在危机过程中，资本主义逻辑的可憎之处以特殊的尖锐性再次显现，这恰恰照亮了过去的“正常运作”，并在事后再次取消了它的合法性。这理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任何扬弃商品社会的尝试都只能从各自特定的历史立足点出发，而激进社会批判的任务之一恰恰包括确定这一立足点。对此的讨论不应受到任何禁忌的限制。

注

(1) 例如：“……但在大洪水之后，轮到我们了，只有我们。”，这是鲁道夫·瓦尔特关于此主题的一篇历史论文的标题(法兰克福，1981年)。

(2) 马克思主义中正面理解的历史哲学与对其的分析性追溯批判(不同于单纯的相对主义)之间的区别，莫伊舍·普殊同在他的《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1993)一书中阐述得非常清楚(这本理论上极其重要的书的德文版，ca ira出版社几年前就预告了)。

(3) 马克思的思想本身是充满矛盾的，其中资产阶级现代化理论的因素与对商品拜物教联系的激进批判不断交织和相互交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论一个“双重的马克思”(参见罗伯特·库尔茨：《后马克思主义与劳动拜物教》，载《危机》第15期，巴特洪内夫，1995年)。

(4) 霍伊斯肯：“好像资本家不想剥削劳动力，即不断将剩余劳动时间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之上，而是想摆脱工人。”(第34页)

(5) 关于这一点以及以下内容，请参阅我在《漫游》2000年第1期中对海因里希的《价值的科学》一书的批评(可通过以下地址索取，价格5德国马克：批判圈子，Margaretenstr. 71-73/23, A-1050 维也纳)。

(6) 因此，根本原因不是马克思主义某个流派中热议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而是整体资本主义价值和利润总量的不可逆萎缩。

(7) 罗伯特·库尔茨、恩斯特·洛霍夫和我本人在许多其他出版物中反复讨论过这一联系。参见，除其他外，《危机》第16/17期(1995年)中的文章，我的文章《廉价劳动力救不了你们》，载《下班啦!》(1999年)，以及为回应关于任何对虚拟资本的讨论都已有反犹倾向的指责，参见罗伯特·库尔茨：《作为意志和设计的生活》(柏林，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