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论文】二战后美帝的对非洲“援助”政策及其毒害影响

(金日成综合大学历史系论文)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的对非洲“援助”政策及其毒害影响

金哲镇

1. 绪论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曾指出：

“追求自主性的所有国家和民族，都不应对帝国主义者的狡猾两面策略和欺骗性的‘援助’抱有任何期待或幻想，而应坚持主体性和民族性。”

帝国主义者的“援助”是掠夺和奴役的绞索。帝国主义者以“援助”为诱饵，强迫受援国合作参与他们的侵略战争，或强迫其按照他们的喜好实施内外政策。特别是美帝，以施舍几块美元为代价，不仅将多个国家当作他们的表决机器来利用，还在这些国家设立军事基地、夺取军事统帅权，并掌控经济命脉、强化剥削。由于美帝的策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的许多国家被“援助”的绞索套住，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沦为美帝的附庸，主权遭到蹂躏，经济破产，最终国家的生存本身也受到严重威胁。

在二战后反帝革命力量日益壮大、世界各地民族解放斗争烈火熊熊燃烧的条件下，美帝无法通过这种露骨的方式实现对其他国家的统治和掠夺，于是企图通过欺骗性的“援助”，对殖民地、附属国和新独立国家实现新殖民主义的统治和掠夺。特别是美帝的新殖民主义化策动，在非洲地区实施得更为恶毒。

本文旨在分析二战后美帝的对非洲“援助”政策及其对该地区国家社会发展产生的毒害影响。

2. 本论

2.1. 二战后美帝对非洲“援助”政策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

二战后非洲国家蓬勃开展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帝国主义世界力量关系的变化，成为美帝得以将“援助”作为武器，对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化策动的重要条件。

首先，非洲国家蓬勃开展的民族解放斗争，使以英国和法国为首的西欧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体系从根本上动摇，从而为美帝对该地区的侵略策动创造了有利环境。

二战后，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

战后非洲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出现新高潮，首先是因为国际舞台上民主力量得到飞跃性加强，帝国主义势力削弱，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全世界民主力量的胜利告终，结果国际政治势力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消灭国际法西斯主义中发挥主要作用的苏联的威力得到加强，亚洲和欧洲国家进行了人民民主革命，并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急剧高涨，民主主义运动和和平拥护运动也组织化了。

社会主义力量、民族解放力量和民主力量得到飞跃性加强，而帝国主义势力则决定性削弱了。

战前六大列强中，德国、日本、意大利被击败，曾是非洲国家头号斗争对象的英国和法国也显著削弱了。美帝虽然通过二战得以扩张并掌握了帝国主义世界的统治权，但却在资本主义全面危机中挣扎。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等非洲的其他殖民宗主国也大大削弱了。

国际舞台上发生的这种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为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并成为鼓舞和推动他们斗争的因素。

战后非洲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出现新高潮，其次是因为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压迫和掠夺，导致非洲国家的主权继续遭到蹂躏，非洲人民的生活处境进一步恶化。

帝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肆掠夺非洲的人力、物力资源，为了麻痹人民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他们吹嘘说如果战争以他们的胜利告终，将允许这些国家自治。然而战争一结束，帝国主义者不仅背弃了他们的诺言，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对非洲的殖民压迫和掠夺。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剥削，非洲国家完全丧失了民族自主权，在经济上依然落后，人民仍在殖民地奴隶的处境中挣扎。这迫使非洲人民不得不奋起投入反帝民族解放斗争。

战后非洲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出现新高潮，第三是因为非洲的革命力量得到了成长。

战后在非洲人民中，通过亲身体验，民族和阶级觉悟得到了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两百万非洲人在非洲、东南亚和欧洲等前线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亲眼目睹了各国人民为自由与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从而实现了民族觉醒，拓宽了对世界政治局势的见解，并掌握了军事技术和战斗经验。

二战期间及战后，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在非洲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也大大壮大了。

当然，战后非洲工人阶级的人数仅占人口总数的4%左右，斗争经验不足，思想文化水平也较低，但由于他们遭受了深重的阶级、民族和种族剥削与歧视，因此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表现得最为积极。

该地区民族解放斗争开展得最猛烈的国家是埃及。

战后埃及人民为要求废除1936年条约、英军撤出以及改善生活处境，奋起投入了反英斗争。

1945年至1946年初，在“埃及代表大会”和“民族复兴工人斗争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人为废除1936年条约和改善劳动条件举行了罢工。特别是进入1946年2月，努克拉希政府借与英国举行缔结“共同防御”条约谈判之机，反英斗争开展得更加猛烈。

在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和压力下，2月15日努克拉希内阁辞职，成立了伊斯梅尔·西德基内阁。

1950年代，埃及人民的反英反政府斗争更加高涨。

塞得港、伊斯梅利亚、苏伊士的工人首先组织了第一批游击队，随后全国各地自发地组织了游击队和解放军。

然而，法鲁克王朝统治者害怕人民日益高涨的斗争，走上了镇压人民的反动道路。结果，当时已经成熟的埃及人民武装起义受挫，游击斗争也失败了。

但持续数月的武装斗争唤醒了埃及人民，动摇了英国和法鲁克王朝的统治基础。

摩洛哥的民族解放斗争也进入了高潮期。

摩洛哥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以1953年8月的军事政变为契机——当时反对“保护统治”制度的摩洛哥苏丹优素福被逼退位——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摩洛哥工人阶级在1954年举行了群众示威和大规模总罢工。罢工参加者提出了优素福苏丹复位、停止政治恐怖、释放政治犯、保障工人民主自由等政治要求。

为了维持在摩洛哥的殖民统治，法国在1953年至1955年的两年间更换了五任总督，拼命进行野蛮镇压、怀柔和欺骗活动，但最终未能避免失败。

1955年10月30日，亲法分子阿拉法被赶下苏丹宝座，11月5日优素福成为摩洛哥的合法苏丹。1956年2月，在巴黎进行的摩洛哥政府代表团与法国政府代表团之间的会谈结果，两国于1956年3月2日签署了在“相互依存”框架内关于摩洛哥-法国关系的议定书。由此，1912年签订的《非斯条约》被废除，摩洛哥恢复了独立的外交权和建立民族军队的权利。

此后，在摩洛哥人民为收复被西班牙占领地区而进行的斗争中，西班牙于1956年4月5日承认摩洛哥独立，并同意将西属摩洛哥的一切行政职能移交给摩洛哥当局。同时展开了收复丹吉尔的斗争，1956年10月8日，丹吉尔国际监督委员会成员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废除丹吉尔国际管理制度的声明，此后丹吉尔回归摩洛哥主权，长达44年的帝国主义保护统治被清算，摩洛哥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

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发展为以革命暴力粉碎反革命暴力的武装斗争形式。

法国为“讨伐”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武装抗战而疯狂至极，通过焦土作战和法西斯暴压，野蛮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居民，将无数城市和村庄化为灰烬，但却无法使拿起武器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屈服。

民族解放军开展游击战打击侵略军，受到民族解放军积极战斗行动的鼓舞，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也进一步提高。人民不屈服于法国的野蛮镇压，举行示威和罢工斗争要求独立。

于是，从1961年11月起，阿尔及利亚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之间进行了秘密接触和会谈，双方于1962年2月就停火及实施自决权协定草案达成协议。这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及其对包括撒哈拉在内的阿尔及利亚全境的主权，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八年武装斗争的胜利，也是法国的惨败。

非洲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西非地区也展开了，其中民族解放斗争最为激烈的国家是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人民在1944年成立的尼日利亚及喀麦隆国民会议(后改称尼日利亚公民国民会议)的领导下，提出了增加各部门工人、职员薪金等要求，并于1945年6月22日举行了总罢工。结果，英国殖民当局不得不接受暴动者提出的将补贴提高50%的要求条件。

此后，1949年，为了镇压要求提高工资的埃努古煤矿工人的诉求，当局出动警察犯下了血腥暴行。愤怒的尼日利亚人民再次举行了总罢工。投入斗争的尼日利亚人民不仅抗议殖民当局的野蛮暴行，还提出了清算殖民主义制度本身的要求，从而使广泛的群众斗争带上了反帝性质。

尼日利亚人民的这场斗争给了英帝国主义者沉重打击，使殖民主义者陷入不安与恐惧之中。

二战后，加纳人民也为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权顽强展开了民族解放斗争。二战后民族觉醒的加纳人民，反对英国1946年实施的殖民主义“宪法改革”，要求国家独立，奋起投入斗争。在这场斗争过程中，1947年8月创建了被称为“统一黄金海岸会议”的群众性民族主义组织。

加纳人民开展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全国性抵制进口商品运动，迫使英国不得不签署降低物价的协议。

此外，在坦桑尼亚、喀麦隆、刚果等东非国家，以及马达加斯加等非洲东海岸国家，反对英法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正如这样，在二战后更加猛烈燃起的民族独立斗争烈火中，非洲人民也展开了强有力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统治体系面临崩溃。这为美帝侵略非洲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二战后帝国主义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为美帝对非洲的侵略策动创造了有利环境。

二战后帝国主义势力整体削弱，而膨胀起来的美帝则登上了世界帝国主义头目的位置。

英国的经济在战争期间遭到德国轰炸而遭受巨大损失，加上二战期间支出了1200亿美元的巨额直接军费，变得极度衰弱;法国也因被法西斯德国占领，经济遭到破坏，并长期处于瘫痪状态。战争期间法国的人口损失达207万人，物质损失达1.04万亿法郎。法国因战争失去了海外投资资本的60%。

相反，美国则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本土未遭到军事攻击，反而利用战时条件扩大军需产业，接受巨额军需品订单，攫取了巨额的战时超额利润。摩根、洛克菲勒、杜邦、梅隆等100多个最大垄断体，通过总额达1750亿美元的巨额战时订单，攫取了高达700亿美元的纯利润。(《美国历史统计》华盛顿1960年580页)

美帝占据了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3，并使英法等其他欧洲列强背负了巨额债务。

美帝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军事上也登上了帝国主义阵营最大“强国”的宝座。二战期间，由于强行实施“曼哈顿计划”，开发了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现代杀人武器，拥有数百万兵力的美帝侵略军通过狡猾的方法在战争中遭受的军事损失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少，因此战后也能继续维持庞大的武力。1939年还只有33万人的美军人数，到1945年增加到1212万人。(《美日帝国主义合谋勾结侵略朝鲜史》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34页)

美帝开发了“B-29”战略轰炸机，在资本主义世界牢牢掌握了制空权。海军力量也增加到380万吨，超过了英国的海上武力，几乎控制了各大洋的海上通道。与此同时，二战刚刚结束，美帝就在世界各地设置了484个军事基地，从而控制了军事战略据点。

基于这种巨大的经济、军事潜力，美帝从1948年4月到1952年6月向16个欧洲国家提供了约150亿美元，从而将这些国家彻底沦为附庸。

二战后，美帝登上了世界帝国主义头目的位置，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束缚在附属同盟关系中，这为美帝排挤非洲国家原有的“主人”，将该地区的殖民地变成美国垄断资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实际上，不仅是战败国德国和意大利，就连曾将非洲大部分作为殖民地的战胜国列强英法，也因受制于美国的政治经济隶属关系，在经济上处于对美劣势，加之本国面临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而无法抵御美国通过“援助”对该地区进行的经济渗透。

总之，二战后帝国主义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为美帝对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化策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2.2.二战后美帝对非洲“援助”政策的出现与演变

从二战刚刚结束起，美帝就打着“援助”和“协作”的招牌，强化了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渗透。

这一时期美帝强化对非洲地区经济渗透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将该地区变成他们的剩余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

非洲是拥有丰富地下资源的大陆。特别是北非的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埋藏有丰富的原油，其质量被评价为远高于其他地区。

美帝企图通过使拥有丰富资源的非洲国家隶属化，来为美国垄断资本家保障垄断性的高收益。

这一时期美帝强化对非洲地区经济渗透的目的，其次是为了使该地区国家隶属化，将其变成实现他们反社会主义目的的前哨基地和兵站基地。

战后社会主义转变为世界性体系，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急剧高涨，美帝为了包围封锁社会主义国家，阻止其影响力扩大，开始重视非洲的军事战略意义。

1945年美国的一个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的备忘录称，非洲大陆的特殊战略价值正在于直接濒临亚洲和欧洲的北部和东部非洲;美国海军参谋部长官佩夫特勒胡说什么北非应该成为“攻击”社会主义国家、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基地，直布罗陀和苏伊士应该掌握在大西洋集团军事强国美国手中。(《世界报》1952年5月10日)

从此，美帝抛出了二战后的侵略性“援助”政策——“落后国家开发计划”，并开始向非洲国家强行推销“援助”。

“落后国家开发计划”是1949年1月2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援助”计划，简而言之就是美国向落后国家“普及”其发达的科学技术，加强资本投资，以“援助”这些国家的发展。杜鲁门的这一计划后来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具体化为“落后国家开发论”。(《劳动新闻》1998年1月15日)

战后美帝抛出的“援助”政策，是将发展中国家捆绑在新殖民主义的绞索上，掠夺无尽资源，进而一定要实现其世界称霸野心的最凶恶的侵略和掠夺政策、支配主义政策。

美帝的侵略性“援助”政策的反动本质，在“落后国家开发论”中暴露无遗。

打着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旗号的“落后国家开发论”，是为了掩盖帝国主义者过去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殖民统治和掠夺的犯罪性质，并为了适应变化的国际形势，继续对殖民地附属国和新独立国家进行统治和掠夺而编造的诡辩。

首先，“落后国家开发论”企图掩盖过去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实施的殖民统治和掠夺的犯罪性质。

这一理论的积极倡导者之一、美国现代资产阶级学者纳克斯在其著作《落后国家的资本形成》中称，落后国家就是资本不足、收入水平、储蓄率、生产水平低的国家，是受“贫困恶性循环”支配的国家。他鼓吹的“贫困恶性循环”是指，在落后国家，原本实际收入低，所以购买力低;购买力低，所以投资少;投资少，所以生产减少，导致实际收入更低。

这归根结底是认为落后国家经济落后、人民贫困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人民自身的强盗逻辑。

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贫困，并非因为他们原本就贫困，而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掠夺的结果。帝国主义者规定的“落后国家”非洲国家之所以比欧洲落后和贫困，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者的殖民统治阻碍了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该地区国家的正常社会发展，将这些国家变成他们的原料、粮食、劳动力来源和剩余商品的销售市场，进行了无尽的掠夺，这是任何人都能看清的事实。

其次，“落后国家开发论”是为了合理化帝国主义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政策。

“落后国家开发论”者们鼓吹，在发展中国家克服“经济落后性”所需资本的最佳途径是“引进外资”，并大肆宣扬外国垄断资本的直接投资以及“贷款”、“援助”、改善贸易条件等。

这是为了掩盖帝国主义者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经济隶属政策的侵略性质。

仅看“落后国家开发论”者们鼓吹的“贷款”或“援助”，这实际上也不过是使发展中国家隶属化并加以掠夺的手段。帝国主义者给予“援助”后，反而提出引入西方民主主义、提供并长期利用军事基地、允许西方文化等支配主义要求，如果不答应这些要求，就采取制裁或停止“援助”等方法企图将其扼杀，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而且，以“贷款”或“援助”提供的资金也附带各种附带条件，使受援国无法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使用，导致其无法有助于这些国家的发展，反而留下债务，超过支付期限时，每年还会加上利息，被推入更深的债务泥潭。

帝国主义者鼓吹的“援助”是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手段，这一点从审议“落后国家开发计划”时当时美国国会众议员理查德吐露野心说“我们必须像江湖医生自古以来的做法那样处理。只要患者的痛苦持续，就必须以患者的身体为诱饵赚钱。”，杜鲁门在发表“落后国家开发计划”3年后坦言该计划“不是为了帮助其他国家，而只是为了美国的计划”，美国总统尼克松叫嚣“我们的对外‘援助’应该为了实现美国的战略目的，就像有来才有往一样，如果没有回报就不应该给”等，通过这些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劳动新闻》2000年10月4日)

“落后国家开发论”者们鼓吹的改善贸易条件，也不过是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狡猾手法。这些人鼓吹，“落后国家”应大幅度增加原料商品的出口以赚取更多外汇，为此不应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而应建立“自由开放体系”，向“经济自由化”过渡，将生产出口原料专业化。

这暴露了其阴险的用心：迫使发展中国家放弃自身的民族经济发展，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只生产耗费成本高的原料、燃料，以低廉的价格供应给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高价购买加工产品，使其永远无法摆脱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框架。

其次，“落后国家开发论”是为了进一步勒紧发展中国家，使新殖民主义统治永久化。

“落后国家开发论”者们还提出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资本形成的国内途径的“国内资金筹措”方法以及经济开发的“顺序”。

他们主张，在落后国家应通过增加税收、抑制消费、通过通货膨胀实现强制储蓄的方法来形成资本;同时强调，重工业大量需要资本而相对少需要劳动力，这对资本不足、人口过剩的落后国家的经济开发是不合理的，因此应被排除在开发对象之外。

这赤裸裸地显示了帝国主义者的歹毒用意：进一步勒紧本就贫穷的落后国家人民，抑制落后国家重工业的发展，使这些国家继续作为落后的欠发达国家，从而永久维持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剥削。

由此可见，“落后国家开发论”是彻头彻尾的反动诡辩，它如实地反映了帝国主义者企图合理化并永远延续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狡猾新殖民主义统治和掠夺的强盗本性。

从二战刚刚结束起，美帝为奴役非洲而推行的“援助”政策，就不断变换形式和方式，执拗地实施着。

从二战结束到1950年代，美帝根据“杜鲁门纲领第四项”(“落后国家开发计划”)和“艾森豪威尔主义”，向非洲国家强行推销“无偿援助”。

美帝之所以执着于对非洲的“无偿援助”政策，首先是因为在非洲国家经济技术落后、财政状况极度困难的条件下，通过提供“无偿援助”，在这些国家中制造对美幻想，使其彻底脱离前宗主国的影响;其次是通过附带条件的“无偿援助”将这些国家彻底奴役，从而以轻松的方式盘踞这个军事战略要冲和主要战略资源地带。

杜鲁门打着“向非洲落后国家施予新科学技术的恩惠”、“与旧殖民主义毫无关联”的幌子，于1951年5月与埃及签订了关于“技术援助”的协定，随后又向利比亚、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派遣了他们的技术人员，并提供了“援助”。

继杜鲁门之后上台的艾森豪威尔也继续执行对非洲的“援助”政策。1956年底，美帝借苏伊士运河事件之机，以“填补真空”为借口，于1957年1月5日抛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授权美国总统每年向快被地区提供限额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实现其干涉政策。(《朝鲜中央年鉴》1957年376页)

据此，艾森豪威尔于1957年3月12日至5月7日派其特使理查德前往北非国家，与这些国家首脑进行会谈;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也在同年2月28日至3月20日期间巡访了摩洛哥、埃塞俄比亚、苏丹、利比亚、突尼斯，并与这些国家政府讨论了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

未能看清美帝“援助”侵略本质的利比亚和突尼斯于1957年3月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1958年3月苏丹接受，1960年代初埃及、塞拉利昂、几内亚、马里等非洲多个国家也签订了接受美帝“援助”的协定。根据协定，美帝在1958年向非洲国家“提供”了8900万美元、1960年提供了1.6亿美元的“援助”。

到了1960年代，美帝将对非洲的“援助”从“无偿援助”变成了“贷款”形式。

这一时期美帝将对非洲的“援助”改为“贷款”形式，首先与日益深化的美元危机有关。

二战后，美帝打着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了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随后又纠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为与社会主义对抗而炮制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对成员国实施庞大的“援助”政策。从1945年7月到1958年底，美帝的“对外援助”高达669.34亿美元。其中82.4%为“赠与”，即“无偿援助”形式，其余为“贷款”形式。

然而，战后连年的侵略和战争策动恶化了国际收支，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持续减少，美元信用严重下降。特别是1957-1958年经济危机后的两三年间，美国的黄金储备减少了四分之一。由此引发了美元危机，并从根本上严重动摇了整个资本主义货币体系。

从此，为抑制美元外流，美帝在实施“无偿援助”或贷款形式提供物资时，强迫受援国主要购买美国商品并通过美国商船运输，实行了强行推销美国商品和优先使用美国商船的政策。然而，尽管美帝采取了这种强压式的商品销售政策，依然无法收拾日益深化的美元危机。

最终，美帝不得不从“无偿援助”转向“贷款”。

这一时期美帝将对非洲的“援助”改为“贷款”形式，还因为美帝算计到，随着非洲国家新社会建设深入，需要更多资金，这些国家不得不接受“贷款”形式的“援助”。

美帝于1961年11月颁布了将“国际合作署”、“开发贷款基金”及华盛顿进出口银行等合并为统一的“援助”负责机构的《对外援助法》，炮制了直属总统和国务卿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由该机构综合负责原本由多个机构和部门分管的“援助”事务。

从此，美帝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大部分都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进行。

美帝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在1961-1962年向非洲国家“提供”了2.09亿美元的“援助”，1962-1963年提供了3.5亿美元的“援助”，数额持续增长，1962年至1968年间的“援助”总额高达25.878亿美元。

进入1970年代，由于苛刻的附加条件和极高的利率，陷入更深债务泥潭的非洲国家开始排斥美帝的“援助”，狡猾的美帝便策划出所谓“多边援助”，继续实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政策。

所谓“多边援助”，就是美帝利用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开发协会、联合国刚果经济援助基金等，将它们拉入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中，形成由美国国际开发署主导的“集体援助体系”。

所谓“多边援助”与在“集体援助”招牌下提供的美帝单独“援助”并无二致。这一点从“多边援助”体系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刚果经济援助基金——92%的资金由美帝出资这一事实中也可清楚看出。

通过这种“多边”形式，美帝向非洲国家提供的“经济技术援助”额从1977年的4.173亿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5.167亿美元。(《国际生活》俄文版1980年第9期)

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在1980年代的里根政府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1981年1月上任总统的里根，标榜“通过实力建设强大的美国”，提出了以收拾国内经济危机和强化军事力量为基本内容的对内对外政策。

当时，正在推进新社会建设的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深感资金和技术的巨大短缺。

由此，美帝为了掠夺非洲国家丰富的战略资源，进一步强化了对该地区的“援助”。

1981年1月，里根在第11次“非洲-美国会议”上发给塞拉利昂的通知书中暗示将增加他们的“援助”，他说：“我们相信加强与非洲的关系至关重要，在维护这种相互利益方面，美国的投资、贸易、经济援助及安全保障相关支援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据此，美帝向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苏丹、肯尼亚、索马里、利比里亚提供了6.94亿美元的“援助”，并在1984年将给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增加到了9.65亿美元。

美帝还向埃及、摩洛哥、突尼斯、乍得、尼日利亚、几内亚等国强行推销“援助”。

1987年，美帝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增加到了10亿美元以上。

此后，美帝进一步扩大对非洲的“援助”，1988年分配给摩洛哥2000万美元、乍得1000万美元、索马里2500万美元、苏丹1400万美元，并向埃及强行推销了8.15亿美元。

正如这样，从二战后开始，美帝通过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奴役了这些国家。

2.3.二战后美帝对非洲“援助”政策给该地区社会发展带来的毒害影响

美帝大规模强行推销的“援助”给非洲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毒害影响。

美帝的“援助”政策，首先严重阻碍了非洲国家的新社会建设。

首先，美帝以“援助”为武器，残忍地掠夺宝贵资源，从而阻碍了非洲国家的新社会建设。

美帝等帝国主义者用微不足道的“援助”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以低廉的价格掠夺了宝贵资源。

战后美帝以“援助”为诱饵，掠夺非洲国家石油等地下资源勘探权和开采权，就是其典型实例。

1945年，美国垄断体“辛克莱石油公司”从埃塞俄比亚夺取了在欧加登地区长达50年的石油开采权;1957年，“中东勘探公司”夺取了为期6年、不仅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还能开采该国所有有用矿物的权利。在突尼斯，美帝于1957年3月获得了在该国南部全境及其他地区进行石油勘探的许可;1960年，美帝通过其垄断体“美孚国际石油公司”购买了法突石油公司50%的股权，并签署了在面积达4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勘探石油的协定，商定如发现石油则五五分成。到1962年，美帝向利比亚派遣了12个垄断体，控制了90%的石油生产。到了1980年代，美帝仍将众多石油垄断体打入埃及、利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加蓬、尼日尔等国，独占了这些国家30～40%的石油产量，榨取了巨额利润。

除此之外，美帝还大肆掠夺其他矿物资源，仅1958年就从非洲国家掠夺了生橡胶产量的10%、铌矿的42%、钴的58%、羊毛的22%、工业用金刚石的30%、铬矿的18%、钽矿的33%和铜的7%。

美帝的资源掠夺不断强化，到1980年，其在非洲掠夺的原料中，生橡胶是1958年的10倍，铜是2.4倍，铌矿是2倍，钴是1.3倍。

这一时期，美帝从其他国家掠夺的战略资源中，有三分之二是从非洲抢走的。

此外，美帝通过附带条件的“援助”，使非洲国家的农业结构维持单一作物种植体系，从而在这些国家造成了极度的粮食困难，并低价掠夺经济作物。

在非洲国家，耕地面积和农业劳动力的35%以上被用于种植帝国主义者所需的咖啡、茶、可可、剑麻等单一作物，导致粮食生产处于极其惨淡的境地。

由此，非洲变成了世界上最严重的饥荒地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非洲人口从1980年代末的1.5亿增加到1990年代初的2亿。

此外，美帝以“援助”为武器，强迫非洲国家接受基于不等价交换的不平等贸易关系，从而在这些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债务危机。

美帝等帝国主义者在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基于不等价交换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即持续压低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初级产品价格，同时不断提高其加工产品的价格。

在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下，美帝仅通过对非出口，就在1973年获利6.8亿美元，1975年获利9.6亿美元。相反，非洲国家却遭受了巨大损失。

例如，坦桑尼亚在1972年出口7吨棉花才能换回1辆7吨重的卡车，而到了1980年代则需要卖出28吨棉花。由于美帝等帝国主义者的价格操纵策动，1980年代世界市场上主要初级产品价格下跌了近20%，仅西非国家每年就损失100亿美元。

最终，非洲经济持续下滑。非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978年为854美元，到1988年降至565美元。非洲的经常账户赤字从1980年的39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203亿美元。1989年，非洲国家的外债总额增至2500亿美元，这相当于非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80%。

就这样，美帝的“援助”政策严重阻碍了非洲国家的新社会建设。

美帝的“援助”政策，其次给非洲国家带来了政治动乱、社会经济混乱以及极度的无政府状态。

美帝以“援助”为武器，强迫非洲国家实施经济改革和引入多党制。

美帝在1981年加蓬利伯维尔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要求非洲国家实施全面开放经济政策，为了使非洲国家尽快接受他们的要求，美帝强化了对那些按照他们旨意实施开放经济政策的国家的“援助”和私人资本输出，并向对他们最忠心耿耿的南非提供了对非直接投资的40%。(亚非人民团结组织杂志《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1986年1月82页)

美帝以向遭受旱灾等影响而面临粮食困难的国家提供一点点经济“援助”为代价，强迫其改变经济政策。

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布什于1985年3月前往苏丹、尼日尔、马里，向这些国家执政者转达了里根的阴险要求，并分别与苏丹、马里签订了关于“援助”的协定。布什在承诺向苏丹和马里提供微不足道的“援助”的同时，要求“实现经济自由化，向民营主体转变”。

从1980年代末开始，美帝在非洲国家鼓吹“多党即民主，政党越多越能保证民主”，强迫实行多党制。

然而，不少非洲国家对此加以拒绝，美帝便立即在“援助”提供上作出反应。仅1994年3月，美国政府就宣布停止对拒绝引入多党制国家的“援助”，并决定关闭驻这些国家的美国国际开发署代表处。同时宣称，由此节省下来的资金将提供给在引入多党制方面堪称“模范”的国家。(《劳动新闻》2003年1月30日)

最终，大多数在“援助”上仰人鼻息的非洲国家引入了多党制，并改变了经济政策。

引入多党制和经济改革，不仅没有振兴非洲国家的经济、促进社会民主化，反而使政治经济危机更加激化，使社会陷入了无法摆脱的混乱之中。

在非洲最早宣布实行多党制的突尼斯，1988年11月7日主要政党和组织缔结了《民族条约》，通过了保障包括言论表达、出版、信仰自由在内的人权规定。此后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立宪民主联盟、人民团结党、民主社会运动、革新运动、劳动者总联盟等各政党和社会团体为扩张自身势力而展开运动，政治局势变得复杂起来。(《朝鲜中央年鉴》朝鲜中央通讯社1989年468页)

引入多党制造成最大后果的是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在1989年进行了政治、社会及经济改革，包括通过民主化路线、向多党制过渡、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变。

新宪法指出，军队的作用仅限于保卫国家。

最终，军队指挥官们宣布，随着阿尔及利亚从一党制国家向多党制民主国家转变，阿尔及利亚军队将不隶属于民族解放阵线，并从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辞职。宪法修订后，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先锋队、伊斯兰救国阵线等许多政党纷纷新建，政治局势变得复杂。尽管如此，同年9月总统仍撤换了总理，组建了新内阁，以加速推进社会及经济改革。(《朝鲜中央年鉴》朝鲜中央通讯社1990年334页)

1991年，阿尔及利亚国内局势更加复杂。在主要反对党伊斯兰救国阵线的煽动下，发生了10万人的反政府示威，为镇压示威甚至出动了军队，但示威者在首都各处设置路障进行对抗。与此相关，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首都的主要地点甚至部署了坦克。

阿尔及利亚警察及安全部队于7月1日攻占了伊斯兰救国阵线总部，逮捕了该阵线委员长和辅佐官，但这反而导致了反政府势力反抗情绪的高涨。

事态在1992年1月发展到国会解散、总统辞职，国家的一切权力被军方掌控。

尼日尔、刚果(金)等许多其他非洲国家也出现了政权危机和社会不安征兆。

尼日尔在1990年引入多党制后，由于持续的党派斗争，国家管理体系瘫痪，社会各领域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和混乱。1995年1月尼日尔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总统势力落败，反对派势力即野党的哈马·阿马杜出任总理，此后总统和总理之间激烈对立，国家无法正常行使职能。最终在1996年1月，军方势力发动政变掌握了政权。

刚果(金)也在1990年4月迫于美帝压力接受了多党制并组建了新政府，但由于支持总统的统一民主力量与反对派联盟神圣同盟之间意见对立，国家局势变得复杂。在刚果(金)，仅1993年前5个月的内战就导致约7000人死亡，20万人失去家园流离失所，产生了35万难民。

就这样，美帝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将非洲大陆变成了贫困和饥荒地带、冲突与兵燹及恐怖活动横行的大陆、世界最大的难民产生地。

3.结论

进入新世纪，美帝为了掌控人力和物力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的非洲大陆，一方面强迫引入西式民主主义，另一方面仍将“援助”作为统治和干涉非洲国家的武器。

美帝恶意利用非洲国家困难的经济状况，提出政治、经济、军事等附加条件，在对方不听命时，甚至切断名义上的“援助”并施加压力。

美帝在2000年抛出了国会所谓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声称要给非洲国家带来“经济实惠”。

美帝通过将该法适用对象排除那些不听从他们要求的非洲国家的方法来施加压力。

美帝给非洲国家带来的，只有合法政府的被推翻以及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盛行。

由此可见，美帝的对非“援助”政策，绝非为了非洲国家的发展与繁荣，而是为了从政治、经济上彻底奴役这些国家、强化剥削和掠夺的侵略政策、掠夺政策。

关键词：“援助”、“落后国家开发论”

(翻译自金日成综合大学2026年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