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左翼运动小史（上）

1922 日共诞生初期

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在19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萌芽。在大正民主化的浪潮里，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泛社会主义势力曾多次联合起来组建政党，以对抗专制的日本政府，但最后都被镇压、解散。这一时期劳工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在劳工组织内，左派和右派之间、左派不同主张之间分歧严重。1922年7月15日，在东京涉谷伊达町的一间民宅里，日本共产党成立大会正式举行，马克思主义者终于组建了自己的政党。

次年6月，日本政府根据《治安警察法》严厉镇压了日共活动，逮捕了包括堺利彦、市川正一、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主要领导层在内的约80名党员，而此时日共的全部成员不过一百余人。残酷的打击使许多人产生了动摇，以山川均、赤松克麿为代表，认为党的成立不合时宜、主张解散党的声音开始出现。1924年，在没有召开党代会，也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同意的情况下，部分领导层自行宣布日共解散。此后三年，日共缺席了劳工运动，党的发展大受影响。

1926年12月，日共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重新建党。1927年，日共代表前往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主持下制定了《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即《二七年纲领》，提出了废除君主制、解放殖民地、反对干涉中国革命、普选权等要求。由于惧怕日共参与大选从而重新获得政治曝光，1928年3月15日，日本政府再次大规模镇压共产党，逮捕1600余人。1929年4月16日，再次逮捕约300人。日共的领导层在两次浩劫中几乎被一网打尽，但狱外党员依然艰难维持着党组织的活动。

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之后，对社会言论的管控愈发严格。日本主要政党纷纷抛弃了反战主张，唯有日共始终要求撤出满洲，因此受到了尤其严厉的镇压。1932年到1933年，日本政府大肆搜捕、拷打共产党员及左翼人士，党中央委员田茂树、盐田义道、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都在这一时期牺牲。1933年3月30日，在满洲作战的日共党员伊田助男将装有10万发子弹的卡车留给了抗日游击队，然后自杀明志。

为了镇压日共，日本警察不断进行渗透和收买活动，狱外党员人人自危，互相怀疑。1933年12月，最后的狱外领袖宫本显治也被逮捕。1935年3月，最后一名党中央委员袴田里见被捕。

尽管仍有野坂参三、山本悬藏等成员在海外活动，但日共至此已经事实上停摆，机关报《赤旗》停刊。

1945-1955 所感派与国际派的分裂

在日共缺席的十年里，日本的左翼运动陷入低潮，左翼政党纷纷解散甚至转向右翼。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美军占领日本，释放了狱中的所有左翼人士，日共立刻恢复了活动。1946年1月，野坂参三自延安回国，各界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到1946年底，日共旗下工会组织的会员达到了368万，左翼运动如火如荼。战后初期，麦克阿瑟认为在日本发展劳工运动有助于改造日本社会，因此对日共的活动持默许态度。但随着冷战拉开序幕，美国占领军对日共的态度急转直下。

战后初期，日共在野坂参三的领导下提出了“和平革命论”，试图借助美国占领军的力量，通过议会斗争和平取得政权。1950年，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发表文章《关于日本的形势》，批评和平革命论。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随即发表文章《对于<关于日本的形势>之所感》反驳，日共因此分为两派。一派赞同德田球一和野坂参三，反对情报局的批评，被称为“所感派”。另一派认为应当全盘接受情报局对日共的批评，以宫本显治和志贺义雄为首，被称为“国际派”。党组织走向了分裂。

同年6月，所感派单方面组织了临时中央，将所有国际派领导人排除出了领导层。结果不久之后，日本政府决定镇压日共，通缉日共高层，反而导致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所感派核心人士被迫出逃，在北京建立了临时机构，俗称“北京机关”。原本被下放九州的国际派领导人宫本显治趁机在本土掌权。

1951年，所感派决定开展“自卫武装斗争”，在北京遥控本土基层组织创建“中核自卫队”和“山村工作队”，效仿中国实施“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袭击各地警察机构，招致日本社会的反感。同年，国际派的袴田里见前往北京会见所感派领导人，在王稼祥陪同下双方前往莫斯科接受斯大林调解，握手言和。

在北京机关内部，野坂参三对德田球一的武装革命策略不满，在德田球一病故后清洗了其势力，带领所感派成员回归日本，与国际派合流，放弃武装斗争。此后，国际派的宫本显治成为日共实际领导人。

1946-1955 社会党与二一总罢工

战后，日本左翼人士重新开始活动。除了日共很快重建党组织之外，其他战前活动的左翼人士也在酝酿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统一政党。1946年，日本社会党成立了。

社会党是泛左翼的联盟，理念并不统一。成立初期，党内左派和右派的分野已经十分显著。再加上战争期间除日共外的几乎所有政党都有过助纣为虐的污点，因此成立初期的社会党政治立场十分保守，甚至不反对天皇制。但作为规模最大的左翼政党，社会党依然在战后初期的社会运动中起到了领导作用。

1946年末，在日共领导下，全日本的工会联合起来，要求政府立法改善工人待遇。德田球一甚至要求就此推翻当时的吉田茂内阁，在日本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党左派也积极行动起来，借此压制党内的右派势力。

1947年1月1日，首相吉田茂发表新年致辞，阴阳怪气地把参与工运的民众称为“不逞之辈”，引起全社会的激烈反弹。左翼各势力约定于2月1日实施总罢工，全日本90%的工会都参与了罢工，预计参与人数将超过四百万，规模空前。

这种规模的罢工势必重创日本经济，驻日美军司令部试图终止罢工，但遭到拒绝。驻日美军的态度影响了日共的态度。日共一直将驻日美军视为改造社会的靠山，不愿因此开罪美军，德田球一开始游说各大工会组成的全斗总部停止罢工。而社会党的左右两派都对真正实行罢工活动不持坚定立场，只将其作为政治筹码。

罢工开始的前一晚，驻日盟军司令部派兵带走了全斗议长伊井弥四郎，逼迫他在NHK总部广播终止罢工的命令，罢工活动胎死腹中。

二一总罢工的失败极大打击了日共的威信。被日共奉为“解放军”的美军亲手打断了日本革命的进程，让日共的主张难以自洽，为三年后所感派与国际派的分裂埋下了恶因。

此后，日本左翼运动的领导权转移到了社会党手中。1947年，社会党赢得议会多数上台，因缺乏执政经验不得不与右翼的民主党和国民协同党联合组阁，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成为首相。然而片山内阁在外受联合执政的右翼掣肘，在内又被掌握了基层组织的左派抵制，最终一事无成，草草收场。

1951年，社会党左右两派矛盾激化，公然分裂。

1955年10月，为了联合对抗右翼，社会党重新统一，一跃成为第二大党，席位数接近右翼的国会第一大党——民主党。按此趋势发展，社会党上台仅是时间问题。为了应对社会党的挑战，1955年11月，右翼的民主党与自由党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即统治日本政坛至今的自民党。

此后，社会党与自民党长期在议会中对峙。

1957-1963 革共同的诞生与分裂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尖锐批判斯大林，引起了世界左翼运动的思想混乱。一些支持或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日共党员，如太田龙和黑田宽一，决定脱党另组日本托洛茨基主义联盟，后来改名为“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即所谓的“革共同”。不久，革共同加入了托派的国际组织“第四国际”。

1958年，太田龙因为主张激进的“打入社会党”政策，被他亲手组建的组织开除，即“第一次分裂”。太田龙自立门户，演变为后来的“国际主义共产党”，即ICP(该党1960年也开除了太田龙)。ICP践行了打入社会党的策略，其成员加入了社会党旗下青年组织“社青同”。

1959年，创党元老黑田宽一出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憎恨，竟与亲信大川试图向警察出卖左翼运动(日共旗下学生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的情报。虽然没有成功，但事情还是败露。黑田宽一被开除出革共同，即“第二次分裂”。黑田宽一拉上本多延嘉的支持者“本多派”自立门户，成立了“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革共同的剩余部分则被称作“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书记局”，即所谓“关西派”。

1963年，黑田宽一与本多派分道扬镳，带领支持者退出全国委员会，自行建立“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主义派”，即今日所称的“革马派”。全国委员会剩余的部分即今日所称的“中核派”。

至此，革共同已分裂为了太田派、关西派、革马派、中核派四个主要派别。

1965年，国际主义共产党与部分关西派人士共同改组为“第四国际日本支部”，经过复杂的分裂和融合，形成今日的“第四国际日本协议会”，是第四国际承认的日本支部。

共产同与安保斗争

1948年，日本145所大学的学生会成立了“全日本学生自治协会联盟”，简称“全学联”，成为日后日本影响力最大的学生组织之一。

成立初期，全学联与日共关系密切。但随着日共在国际派带领下放弃武装斗争路线，左翼学生们对日共逐渐不满，把日共中央总部以附近地铁站的名字贬称为“代代木系”，认为日共已经无法领导革命。

于是1958年12月，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了，简称共产同(也称“崩得”)。在成立大会上，左翼学生们痛斥日共已经沦为“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组织，而革共同则“缺乏革命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只能由新生的共产同引领。

日美两国曾于1951年签订《对日和平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本国内各方势力都对条约内容十分不满。1960年，时任首相岸信介与美国签订了新版本的安保条约，只等国会通过即可生效。而日本左翼势力强烈要求废除安保条约，试图阻止新约生效，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史称“安保斗争”。

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等传统左翼组织了罢工示威活动，而全学联的激进学生们讽刺“旧左翼”的抗争是“烧香示威”，毫无作用。以全学联为核心，共产同和革共同两大“新左翼”组织都积极参与了安保斗争，实施了机场静坐、包围国会等活动，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旧左翼因此指斥新左翼为托派分子，认为新左翼的激进活动是“左倾冒险主义”。

5月19日，岸信介召集暴力分子，强行驱逐了社会党议员，最终使新安保条约得以通过，引发朝野愤慨。民众与警察爆发了激烈冲突，导致一名大学生死亡。岸信介完成了通过新安保条约的目标，顺势宣布辞职，由池田勇人接任。

池田勇人上任后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民众对政治的热情逐渐下降。尽管群众运动成功使岸内阁倒台，但新安保条约还是生效了。共产同认为这是一场挫败，在安保斗争不了了之后走向了分裂。共产同及旗下学生组织“社会主义学生同盟”(社学同)相继宣布解散。

共产同残余势力分裂为了战旗派、普罗通派、革通派和并未听命解散的关西地方委员会。战旗派和部分普罗通派改换门庭，加入了革共同全国委员会(黑田派与本多派的联盟)。革通派主要成员汇聚在了并未听命解散的东京社学同。

东京社学同后来分裂为“马克思主义战线编辑委员会”(马战派)和“社学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派”(ML派)以及不愿加入以上两派的独立派。

1965年，关西共产同、马战派、独立派和部分ML派再次组建起共产主义者同盟，即所谓“第二次共产同(第二次崩得)”。

构造改革

1956年，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提出“结构改革”论，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应当以和平手段，通过议会斗争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这一理论由日共党员佐藤昇介绍到了日本，日文写作“构造改革”。

60年代，构造改革理论在日共内部广为传播，许多支持构造改革论的日共成员脱离党组织，自行成立新党派，这一系的新左翼势力被称为“构改系”。

1961年，大阪市立大学的日共党小组宣布脱党，成立了统一共产同盟。

同年，日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部分构改派成员退党并被开除党籍，自行建立了社会主义革新运动。此后，社会主义革新运动又分裂为“统一社会主义同盟”(阵线派)和“共产主义劳动者党”。

1963年，苏联、英国、美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日本也加入了此条约，将于次年在国会表决。以宫本显治为首的日共领导层决定抵制该条约，而以铃木市藏为首的部分成员认为应当赞同该条约并得到了苏联的支持。1964年10月，因此被开除出党的成员们组建了“日本共产党(日本之声)”。

1960 社青同与革劳协

1960年社会党青年部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日本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简称“社青同”。社青同刚一成立，就积极参与到了安保斗争和三井三池事件当中。在斗争中，社青同广泛吸纳了诸多政见不同的成员，又有着自由辩论的风气，因此形成了诸多派别。

构改派，是初期占主导地位的派别，受到社会党内部派阀构改派的影响。(此构改派是社会党内部改革派，非前文提到的日共构改派)

协会派，是后期占主导地位的派别，受到社会党内部派阀“社会主义协会”的影响。后来随着社会主义协会的分裂，社青同协会派也分裂为向坂派和太田派。

解放派，是东京大学学生组织形成的派别，以《解放》报为官媒，是各派中最激进的派别。1966年，解放派与革共同系的中核派、共产同系的社学同联合起来，宣布重新建立全学联，即“三派全学联”。然而这三派联盟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武斗，不久之后即宣告关系破裂。

三多摩派，是ICP打入社青同，并夺取了三多摩支部形成的派别。

60年代末，社青同内部出现了三派观点的对立。向坂派主张加强与社会党及其工人组织“总评”的联系。解放派要求解散社会党和社青同，另外组建新的革命政党。太田派不愿解散社青同，但对社会党的未来十分悲观。

解放派成员最终被协会派驱逐出了社青同，聚集在了解放派自己的独立组织“革命的劳动者协会”中，简称“革劳协”。日本新左翼五大派系中唯一一个源出于社会党而非共产党的派系——革劳协系至此诞生。

三多摩派的ICP成员最终决定终止打入计划，回归了第四国际。

1971年，向坂派击败太田派成为主流。太田派脱离组织，独自建立了社青同全国协议会。

未完待续。

202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