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革命：五月风暴的前夕

前言

本文聚焦于1967年至1968年春季法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深刻危机，系统梳理了以楠泰尔大学为核心的学生运动兴起过程。面对校园严重超员、选拔性改革带来的阶级焦虑以及压抑性的行政管束，激进学生群体将对教育体制的不满迅速转化为对抗现代资本主义与国家机器的政治行动。通过剖析“三·二二运动”的诞生、课堂挑衅、同校方与警察的剧烈冲突，以及传统法共与极右翼派系的交锋，展现了学生群体如何逐步打破校园旧有秩序，并最终以楠泰尔大学的停课为导火索，为即将席卷全国的“五月风暴”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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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章：让欲望成为现实

与弗朗西斯·福山口中缺乏任何“理性的反抗理由”的“娇生惯养的子弟”的诋毁相反，1968年的巴黎学生在教育方面的确存在着现实不满。(1) 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大学严重超员。1967年，学生人数在70万至75万之间;而在经济规模大于法国的英国和德国，入学人数仅为30万至35万。(2) 此外，除意大利外，法国的师生比远低于其他主要西欧国家。与法国相比，英国和德国每百名学生拥有的教师数量是法国的两倍以上。(3) 糟糕的师生比例至少部分地解释了法国学生相比其欧洲同侪更高的不及格率。另外，与一些在大学入学之初筛选学生的国外体系不同，法国体系允许任何通过高中毕业会考的人(anyone with abaccalauréat)进入大学。所有学生都被接纳，但能完成学业者寥寥无几。医学预科生中仅有53%进入第二年学习，人文专业为42%，法律专业为36%。(4) 甚至有25%的学生根本没有参加第一学年的考试。最终，在那些已具备高中文凭的考生中，申请文学或法学学士学位者仅有30%至40%获得了学位。其余学生都被淘汰，而且在1960年代，辍学率和不及格率还在不断上升。相比之下，英国的不及格率仅为10%。(5)

政府希望改革这个浪费大量资源并使失利学生懊恼的体系。在1967-1968学年开学之际，政府决定实施一系列由克里斯蒂安·富歇(Christian Fouchet)制定的改革方案。富歇从1962年到1967年担任教育部长，是自第二帝国的维克托·杜吕伊和第三共和国早期的儒勒·费里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教育部长。这些改革属于法国高等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之列，既反映了婴儿潮一代步入成年，也反映了戴高乐主义者对现代化的渴望。改革计划虽然由富歇制定，但将由其继任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实施。42岁的佩雷菲特毕业于精英学校巴黎高师，曾担任新闻部部长，1967年调任教育部，标志着他是第五共和国冉冉升起的年轻新星之一。同戴高乐将军本人一样，佩雷菲特是选拔性录取(selective admissions)的坚定信仰者，并希望激进地改变旧制度。1967年11月，他宣称：“大学简直是筹划一场海难，来挑选出侥幸未溺水的游泳者。” 教育部旨在使大学更好地适应市场，正如情境主义者(Situationists)等人所指出的，在市场中，二十世纪的技术人员正在取代十九世纪的文凭持有者(diplômé)。为了提升法国经济的竞争力，政府希望改革大学，使其毕业生能够适应现有的工作岗位。因此，正是政府对改革的渴望，而不是它的守旧，助长了学生的不满。然而其改革并未解决学生们认为最紧迫的一些问题——班级过度拥挤、课程缺乏个性化以及奖学金不足。意大利学生对同样希望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政府也表达了类似的抱怨。

官员们试图改革相关程序，使高中毕业文凭(baccalauréat)更难获得，或者让它不再自动保证大学入学资格。它将像美国多数大学的高中文凭一样，仅仅成为众多录取因素之一。佩雷菲特希望每个高等教育机构自行决定其入学政策，从而削弱中央集权，助力高校自治。部长的措施将通过法令实施，从而避免议会辩论。这一程序加强了政府独断的名声，让人想起第三共和国在民主上存疑的法令法(decree-laws)传统，这些法令允许政府绕过立法机构。

这些改革提案引起了许多学生、家长甚至教授的反对。在回应问卷调查的楠泰尔大学教授中，多数人(87比62)拒绝在高中毕业会考之外再进行任何大学入学筛选。戴高乐本人也意识到，在入学人数为28万的1962-1963学年实行更严格的筛选，要比在拥有60万名学生的1967-1968学年容易得多。来自社会底层的高中生（lyceén）因教育平等主义受到威胁而愤慨，而大学生则担心为了保留学籍需要无休止地死记硬背。孩子可能被淘汰的前景吓坏了那些深知高等教育是社会向上流动途径的父母。学生们出于社会和经济原因反对择优录取政策。他们认为，淘汰制度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子女，因为他们享有的经济手段和文化底蕴使其更容易在学业上取得成功。(12) 大学现在似乎将主要准备给一个前途未卜的精英阶层(高级公务员或管理人员)。教育体系曾承诺过只要通过高中毕业会考就有盼头，学生及其家人感到被它所背叛。

1967年，与择优录取政策相比，计划中多出来的约束和即时限制更令人恼火。改革措施阻止学生在不损失一年的学分的同时更换专业，限制了补考次数，并强制要求参加某些研讨会或讨论课。(13) 政府希望低成本进行改革，并未提供必要的资源——尤其是教学人员——来实现成功的过渡。(14) 楠泰尔大学校长皮埃尔·格拉潘(Pierre Grappin)认为这些改革在学术上不明智，而且没有足够的教学人员来开设必要的研讨会。(15) 负责为五千名一年级新生注册的行政人员数量也不足。联合起来的教师们“强烈抗议大学图书馆未能建成，尽管该图书馆自1964年建校时就已承诺建设”。一位指导教师(faculty advisor)因无力帮助学生按新要求排课而非常苦恼，甚至流下了眼泪。(16)

这项计划还给那些在旧学制下(预科-学士-博士/教师资格考试，(propédeutique-license-doctoratoragrégation)开始攻读学士学位的文科和理科学生带来了问题，他们现在必须将学分转入新学制(两年一个阶段(cycle)，共三个阶段)。高年级学生发现，新要求延后了他们完成学业的进度。(17) 例如，从未学过拉丁语的学生可能需要通过该语言的考试，从而被迫注册一门他们缺乏必要准备的课程。许多人被迫选修新课程，而这些课程通常因资源不足而人满为患。(18) 未通过考试的学生发现，满足新要求既花费更多时间又更加昂贵。改革对有兼职工作的低收入学生不公平的看法变得普遍。

这项计划，其混乱且资金不足的执行过程以及学业任务加重的前景，在巴黎立即引发了反对，那里不断增长的学生数量使已然过度拥挤的生活和学习条件进一步恶化。1967年10月17日，四百名学生和教师在科学院(葡萄酒市场)游行示威，反对选拔性录取。11月7日，四百到五百名楠泰尔大学学生抗议择优录取。(19) 11月9日，五千名学生——这是自1963年抗议资金不足和过度拥挤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学生示威——聚集在巴黎，抗议政府的改革。尽管这只占巴黎16万名大学生中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在与拉丁区警察的搏斗中展示了他们的抗争精神，他们高喊口号：“打倒择优录取”，“要教授，不要警察”，“索邦大学归学生”。示威之后，法国全国学生联盟(Union national des étudiants de France，UNEF)的激进分子成立了两个新组织：大学行动运动(Mouvement d’action universitaire，MAU)和索邦大学学生委员会(Comité la Sorbonne aux étudiants)。后者散发了一份传单，嘲笑那些希望将学生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划者”。它还呼吁结束“枯燥的课程、磕磕绊绊的柏格森式讲课、为擅长重复者准备的考试以及压抑的讲座”。1968年，MAU和索邦大学学生委员会都将在索邦大学催化行动。正如后来的其他右翼政府所认识到的那样，使法国大学更具选择性并非易事。11月17日，在巴黎，五百名学生在支持择优录取的校长马克·扎曼斯基的办公室静坐。对许多激进学生来说，扎曼斯基相当典型地代表了戴高乐政权的傲慢、精英主义、威权主义，以及对奋斗的要求。

与此同时，在楠泰尔，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发起了这所新大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课。这对当局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社会学是一个日益流行且规模庞大的专业，有700到750名学生注册。在整个欧洲，主修该学科的激进分子通常批判性地思考社会并为其诸多问题寻求整体解决方案。不仅有与共产主义和情境主义联系密切的列斐伏尔，还有其他楠泰尔的社会学家，如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也鼓励激进的批判。实际上，尽管存在相互敌视，图雷纳对大学角色的分析在本质上与情境主义者是相似的。两者都认为——正如一些美国和意大利激进分子所言——该机构的目标是培养能够填补新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职位的中层管理人员。19世纪末的大学培养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而20世纪的大学则训练投身特定专业的大众。

对部长改革方案的强烈反对打破了政治活动与课堂活动之间的壁垒。在社会学学生——在一些教师的赞同下——投票决定罢工反对富歇计划的原则与成果之后，抗议活动蔓延到其他学科。1967年11月21日星期二，2500名学生聚集在一起参加罢课委员会的会议，大约9000至10000名学生拒绝参加课程。左翼天主教徒、UNEF活动分子、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Jeunesses communistes révolutionnaires，JCR)成员以及无党派学生组成了一场庞大且异质的学生运动。激进左翼的强制手段部分促成了运动的成功，因为一些激进分子使用威胁和武力清空了教室。这次抗议模仿了工人罢工，拒绝上课并对破坏罢课者施以恐吓。这种不再付出努力而是抽身罢手的做法预示着五月份的大规模罢工。周末并未平息战斗情绪，11月25日星期六上午，大约一千人示威。

学生的要求本质上是社团主义的。许多人希望在其所在院系以及整个大学中以某种形式实现学生参与管理的师生对等委员会(comités paritaires)。他们坚持要求更小规模的研讨课和更多的教授。在学生看来，缩小班级规模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法的改进，也是他们进行小组合作的机会，从而“避免个体的考试竞争”。(30) 对缩小班级规模的要求反映出，尽管法国国家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仍然没能改善过于频繁地依赖大课(cours magistral)的教学方式，在大课上一名资深教授向数百名学生讲课。(31) 这份对更加个性化的教学的要求在楠泰尔将持续存在。

其他罢课要求对教学法的关注较少，而是更多关注面临学业与经济困难的学生。抗议者主张自愿而非强制出勤，并主张未通过考试的同学——通常是有兼职的学生——应该被允许补考。学生们决心避免“过度劳累”，并认为考试不及格不足以成为将他们开除出大学的理由。政府最终未能让学生相信其改革是可取的或可行的。就算其计划得以成功实施，毕业生能否在市场上兑现自己的技能仍然不明朗。一些主张工人主义(ouvriérisme)的学生希望将罢课扩展到教育问题之外，并与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CGT)和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CFDT)结盟，以阻止政府的其他改革，包括那些要求工人为社会保障支付更多费用的改革。

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十一月的罢课(科恩-邦迪是罢课委员会的成员)，但认为罢课者提出的某些要求，如缩小班级规模和增加教授数量，是“可笑的”。(32)激进分子的目标是弱化罢课的社团主义色彩并使其更具政治性，但他们确实坚持一项社团主义要求——“立即结束强制[课堂]出勤”。当这一要求被拒绝时，激进分子指责了“那些不满足于自己做好学生，还想强迫别人和他们一样的人”。如同约束性的宿舍规章制度一样，强制出勤使革命者们回想起他们在纪律严明的法国高中的经历。他们也希望保护兼职学生，政府削减大学招生人数的想法对这群人的负面影响最为沉重。兼职学生需要其学生身份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包括医疗保险。反抗者们向同伴们反问道：“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幽灵学生’(étudiants-fantômes)(缺课学生)?他们不打扰别人的学习，反而是那些玩得最开心的人。” 无政府主义者半认真地敦促道，为了准备下一次示威，学生们应该学习空手道，“这样他们在共和国安全部队(Compagnies républicaines de sécurité，CRS)面前，或者与[激进的全学联的]日本革命学生相比，就不会显得那么可笑。”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次罢课是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民主的典范，因为罢课委员会对普通成员负责，但他们对其结果感到失望。可以预料的是，一个怀疑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还有革命学生联络委员会(Comité de liaison des étudiants révolutionnaires，CLER)和JCR——意图摧毁大学的行政部门，不会接受自由意志主义提出的结束强制出勤的要求。事实上，一位自由意志主义者坦率地告诉记者：“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渴望资产阶级大学的毁灭。”(33)

非革命派学生也被十一月罢课产生的显著成果所鼓励。学生们首次得以参加教师会议(这是UNEF长期以来的要求)，并且可以参与院系层面的师生联合委员会。(34) 在某些条件下，新制度下原本被拒绝的学分转换也得到了批准。然而，持各种倾向的观察者几乎一致认为十一月罢课的成果是虚幻且令人失望的。(35) 他们没有承认，就像在宿舍抗议期间那样，行政管理部门再次灵活地回应了学生的诉求。回顾来看，校长的让步不够，但楠泰尔的官员绝非是不妥协的。

学生左翼内部关于是否参与大学事务的分歧立即显现。尽管全国UNEF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SNESup)接受了师生联合委员会的原则，但楠泰尔的UNEF分部却拒绝共同管理(paritarisme)，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假象”，旨在欺骗学生和工人工会主义者。(36) 他们声称这些委员会实际上毫无权力。此外，一些被众人认为合理可行的改革——例如将研讨课限制在25名学生、增配教师、建立图书馆——被拒绝或推迟，这在众多人文学科的积极分子中树敌。(37) 他们确信了有必要建立一个战斗性的学生会。为了实现其目标，一些人于1967年12月加入了UNEF。另一些人则因国家行政部门未能快速积极地响应他们的诸多诉求而激进起来，他们更认同无政府主义和情境主义的分析。教育部短视地拒绝进一步让步，促使学生们和相当多的教授参与政治，他们现在认识到他们的斗争必须在国家层面进行，即直接针对教育部本身。鉴于政府表现出的顽固态度，一个由不同激进团体组成的联盟得以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对抗国家。

罢课的结局使得自由意志主义者和情境主义者对学生革命角色的怀疑更深了。11月底，革命工团主义联合会(Tendance syndicale révolutionnaire fédéraliste，TSRF)沮丧地得出结论：“目前任何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都只会导致……更复杂的异化。”(38)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分裂了学生，学生之间最终不可能有任何共同利益。不可能有革命性的学生组织，仅仅是因为大多数学生缺乏革命性。无政府主义者和亲情境主义者(pro-situationists)批评了一厢情愿的左派，后者预测无法顺利步入职业生涯的处境将令这些潜在的中层管理人员失望，进而加入革命运动。相反，根据无政府主义者和情境主义者的说法，第五共和国的现代资本主义正在使大学和学生适应其需求。学生工会主义者没有看到这种适应，错误地相信他们的选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而不属于未来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一个例子是，学生们试图维护心理学家的纪律和他们的专业地位。相比之下，自由意志主义和情境主义者认为心理健康专业人员“轮流担任问题少年的监狱看守、工人与雇主之间的调解人，以及抗议者革命欲望的消解者”。(39) 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揭露心理学行业的资本主义本质，而不是为其辩护。在他们的如意算盘中，自由意志主义得出结论，那些不得不与产业化的心理学家打交道的工人最终会努力对抗新旧各形式的统治，用以表达他们的感激。

情境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场成功的革命运动必须赢得工人的支持。然而，直到1968年5月中旬，学生运动仍然与工薪阶层隔绝。挑衅行为有助于维持学生运动。在楠泰尔，抗议活动的生命力经久不衰，部分程度上要归功于捣蛋鬼丹尼尔·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科恩-邦迪常常被视为一个重要性被媒体炒作夸大的名人，但这份角色介绍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没有追问为什么这个人在数百名激进分子中如此突出。首先，丹尼能够弥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暴力与非暴力之间的鸿沟。他能够融合危险分子和温和派。尽管他是一个平庸的理论家(他的著作是衍生性的、原创性不足的)，他传达了一种自由意志主义的、然而具有普世性的左翼意识形态，将各种各样的小团体(groupuscule)聚集在一起。其次，丹尼思维敏捷，善于巧妙地进行宣传。他的听众听得“很开心，因为他的演讲充满了幽默、鬼脸、笑话和小喜剧”。(40) 正如法国人所说，他能“让那些笑出来的人站在他一边”。(41) 电影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讲述了他第一次接触这位年轻无政府主义者的经历：

“对我来说，电影资料馆事件(Affaire de la Cinémathèque)[1968年1月至3月]是五月事件的序幕……知识分子抗议政府解雇亨利·朗格卢瓦的决定，他是电影资料馆的创始人和灵魂……在这次示威中，我被棒子打了……在接下来的示威中……我第一次见到了科恩-邦迪……老实说，我印象不佳。我们中有几个人想让我们的斗争保持‘非政治性’，因为我们认为，如果它政治化了，朗格卢瓦就永远不会回到电影资料馆的负责人位置。

我看到一个红头发的男孩爬上了路灯柱……我们都问这个家伙在那里做什么……警察逮捕了一个年轻的示威者，我们正准备和平离开，就在这时科恩-邦迪对我们说：‘在我们的同志获释之前，我们不会离开。’我以为被捕的男孩在警察局的某个地方……科恩-邦迪继续说：‘在布列塔尼，农民们等了六个小时，这样他们的一位同志就能获释。巴黎人会等多久?’他非常起作用。因为他，几位导演去和警察对谈，并争取到了男孩的释放……我明白了有时你可以智胜市政厅。我问那个红头发是谁，有人说：‘是楠泰尔的一个人。’”(42)

巴黎警察局局长莫里斯·格里莫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记载，不出所料地更有利于治安部队。(43) 格里莫拥有历史学高级学位，在第四共和国时期被内政部长弗朗索瓦·密特朗(1954–1955)提拔。这位新任警察局长在适应左右翼政治家的需求方面技艺娴熟。他赢得了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的信任，之后又在戴高乐主义者手下晋升。(44) 格里莫声称，3月18日晚上7点，五百人聚集起来举行支持朗格卢瓦的示威。一些人携带石块，警察封锁了他们前往电影资料馆的道路。电影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和克劳德·夏布洛尔附近的示威者行为良好，但其他人，“受到一个更暴力的演说家(大概就是丹尼)的煽动”，辱骂了警察。当他们攻击一名警官并用一面旗帜击打他时，警察逮捕了肇事者。另外两名警察在混战中受伤。夏布洛尔要求人群散去，但仍有250人应“麻烦制造者”的要求留下，后者试图挑起更多暴力。当然——据警察局长所说——警察保持了冷静。抗议活动最终在晚上9点15分散去。

科恩-邦迪的重大媒体突破发生在他于1968年1月8日在楠泰尔面对青年和体育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时。(45) 学生们刚过完圣诞节假期回来，得知部长在校长和其他著名学者的陪同下，计划参观新落成的游泳池。包括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一些激进分子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找点乐子。这位部长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目标，因为他在戴高乐政府试图使学生群体去政治化的努力中是一个关键人物，但收效甚微。(46) 米索夫最近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将法国青年描绘成童子军形象，并得出结论说，年轻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事业：“法国青年梦想着早婚，但仍然担心有孩子却没有能力抚养。因此，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职业生涯的成功。在等待期间，他要存钱买车，她要存钱准备嫁妆。”(47)

当米索夫为游泳池揭幕时，科恩-邦迪在几十名学生的支持下，质问部长——可能语气不算最尊重——关于他的白皮书缺少性方面信息的问题。米索夫尖锐地回答说，如果提问者有性方面的问题，他应该跳进游泳池。极右翼周刊《Minute》提供了另一版本的回应，声称部长迅速反击：“就你这长相，你有那种问题我都不惊讶。”(48) 无论如何，科恩-邦迪回应说，部长的反应像个纳粹。这番侮辱性的交锋开启了科恩-邦迪作为言语挑衅者的名人生涯。整个五月，丹尼无论亲自出面，还是在电视和广播中，都充分展示了他作为演艺人员的天赋和娱乐观众的能力。甚至他的对手也承认他令他们开怀大笑。(49) 不出意料地，在1990年代，他像许多政治人物一样成为了电视脱口秀主持人。(50)

与部长的口头交锋被赋予了神话色彩，这表明政治光谱上不同阵营的许多人都将“反独裁”的学生造反者与性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就丹尼本人而言，内政部启动了一项程序，旨在驱逐这位选择了德国国籍的外国激进分子。2月和3月，这位无政府主义者仍然留在法国，并与其他自由意志主义者一起在楠泰尔继续煽动民众。《人道报》开始对极左分子日益增长的知名度感到震惊，并暗示科恩-邦迪正在秘密地与部长开展合作。有传言说，政府未能驱逐丹尼的原因是他睡过米索夫的女儿。(51) 1月底，楠泰尔的捣蛋鬼——科恩-邦迪和两位亲情境主义者——因扰乱课程或违反宿舍条例而受到纪律处分。据他们的辩护者之一说，这些愤激派(enragé)“打算系统性地破坏一种无法容忍的秩序，从大学开始入手”。(52)

楠泰尔是一个特别适合情境主义者攻击的靶子。它的物理外观和它作为法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旗舰的使命，都令情境主义者感到厌恶。此外，他们最喜欢的两个靶子——亨利·列斐伏尔和阿兰·图雷纳——在那里教社会学。列斐伏尔曾是情境主义理论家居伊·德波的同伴，德波以情境主义国际惯常的切割手段与他决裂了。阿兰·图雷纳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不再具有革命性，这惹恼了许多激进左翼分子。1月底，一名愤激派被逐出宿舍一个月，理由是留宿拒绝离开的擅自居住者，以及拥有吸毒记录。(53) 这次驱逐和其他惩罚对校园激进分子而言成为了轰动一时的大案。

对愤激派的驱逐助长了1月26日星期五的一场示威。激进分子认为这次游行是对镇压的抗议。尽管教授们“明确且一致地”否认了黑名单的存在，但关于这些旨在迫害颠覆分子的保密记录的传言仍在继续。(54) 尽管几乎没有确凿证据，极左分子仍然非常相信黑名单的阴影。(55) 激进分子相信这些传言，是因为他们对国家与既有的精英阶层怀有深刻的不信任，并认为后者在暗中算计学生和工人。此外，当新的社会运动发生时，传言是动员民众的手段。(56) 更加容易证实的校园中便衣警察和线人的存在激怒了学生，促成了由无政府主义者在星期五发起的示威。示威者抗议拟对丹尼和另一名被指控贩毒的学生实施的纪律处分。

无政府主义者、情境主义者以及一些托派的这种挑衅性煽动，使行政部门召来了警察，从而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将治安部队挡在大学围墙之外以保障学术独立、确保研究教学自由的庇护传统。19世纪的法律规定，只有得到校长的许可，警察才能进入教学场所。大多数师生都珍视庇护所的理念，并对于在一个致力于思想的自由表达的机构中出现的穿制服的强制力量表示敌视。革命者清楚警察出现在校园对于舆论的负面影响，并且非常愿意挑起这种局面，以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在其最不具镇压性质的机构之一展现出的胁迫本质。他们知道学生对警察的反感普遍存在，反对镇压的运动总能得到学者的支持。例如，2月份在巴黎第12区，官员报告说，住在某宿舍楼高层的医科学生向正在开罚单的几名警察投掷了不明液体，并辱骂他们是“一帮懒惰的废物、鸡奸犯和杀人犯”。(57)

一些著名知识分子认为，楠泰尔开启了将法国人从1950年代相对拘谨的社会继承下来的言论管制中解放出来的运动，这场运动在五月的暴动中达到了高潮。激进分子认为，1月份在楠泰尔的示威以及随后在巴黎的五月风暴，是由他们对校园内禁止政治活动的传统的拒斥所推动的。在1月26日的抗议活动中，大学管理人员警告了三十名举着标语牌(上面有据称在监视校园的便衣警察照片)的抗议者，企图停止他们的“政治”示威。当管理人员试图没收抗议者的标牌时，革命者坚决反击，大约三十名觉得打斗比学习更有趣的学生迅速加入了他们。行政部门不顾庇护传统，为了平息抗议而召来了治安部队，但学生们——得到了刚刚下课的更爱学习的同学的增援——通过扔桌子椅子和石头来回应穿制服的警察，后者随即撤退到他们的车辆中。学生对抗警察干预的劲头、自发性和一致性令他们的教授们感到惊讶。CLER估计，“追击治安部队”的学生人数在500到1000人之间，有些夸张。(62)

然而，楠泰尔的行政部门和教职工代表讲述了不同的故事。他们声称，召集警察不是为了压抑政治表达(这在安东尼已存在多年，在楠泰尔也基本被容忍)，而是为了保护民众，以及同等重要地，保护财产。副校长博热教授提醒1月27日的教职工大会，只有在“人员或财产受到直接威胁”时才会请求治安部队介入。这两个条件在1月26日都实现了。警察被召来，但面对学生的激烈抵抗，他们“没有逮捕任何人”就撤退了。与会的教授们一致通过了一份由系主任起草的决议，指责学生示威者实施了“暴力行为”，并“将校长称为‘纳粹’”,尽管众所周知后者曾参加过抵抗运动，并先后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和统一社会党(PSU)的行列。(64) 教授们得出结论，召集警察不是为了镇压异议，而是为了保护在试图阻止“暴力和物质破坏”时“被粗暴对待与伤害”的大学人员：“楠泰尔大学出现暴力性质的挑衅团体，给这个传统上手无寸铁、其运作依赖于对暴力的拒绝的机构带来了新的治安和安全问题。”(65)

与会的教授们一致承诺向其班级宣读以下声明：“示威者对大学设施和数辆汽车造成的严重损害清楚地表明了他们行为应受谴责的本质。他们将自由的实践与诽谤、侮辱和破坏公物混为一谈。”(66) 那些同情运动的叙述往往省略了其强硬、偏执和激进化的面向，并忽视了其对人员的暴力和对大学财产的损坏。(67)

楠泰尔行政部门无意中证实了激进分子的判断，即大学是警察国家的附属物，尽管学生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警察在愤怒的学生面前撤退，这很难说是威权政权的特征，并与几年前安东尼的警察暴行形成鲜明对比。在某些方面，法国革命者的行动让人想起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后者同样揭示了自由主义大学对政治活动限制的脆弱性。楠泰尔和伯克利的运动尽管是平行的，但绝非完全相同。法国学生的典型特征是，他们不仅抗议（尚未被执行的）政治活动禁令，而且还抗议一个愿意保护私有财产的镇压性国家政府。法国激进分子否认当局保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他们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革命派，认为大学应该服务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亲情境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再辩称，大学只是一个培养各种警察的机构，这些警察自称高管、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许多后来参与三·二二运动的激进分子不认为大学是自由的绿洲或象牙塔，而是一个阶级机构，一个教授取代了资本家位置的资产阶级机构。(68) 另一方面，资深教授无法容忍革命者的不宽容。(69)自由主义者和具有阶级意识的革命者彼此交换意见是不可能的。五月事件及其余波通过武力解决了这个问题。

亲情境主义的学生或“愤激派”利用与警察的对抗，散发了一份传单“在等待控制论[社会]时，警察先来”，指责校长(“棍棒格拉潘”)将大学置于宪兵的保护之下，从而揭示了学生与行政部门之间“对话”的虚假与暴力本质。这份在风格和绘制质量上甚至给意识形态对手留下深刻印象的传单，促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和亲情境主义者之间的决裂，这种决裂在三·二二运动形成期间达到了顶峰。亲情境主义者单方面决定用纳粹卍字符号取代文本中的句号和逗号，这冒犯了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相信应该维持戴高乐法国的资本主义警察国家与法西斯或纳粹政权之间的区别。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对1960年代激进分子的批评是恰当的：“那些在新花样示威中获得成功的人，幻想自己是反抗法西斯压迫的革命斗士，而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利用自由主义制度给予的意想不到的空间进行论战。”(70) 精英警察情报单位“第二旅”无意中认同了哈贝马斯的观点，承认大学是法国社会最脆弱的机构。(71) 高等教育的自由主义性质使其无法在不放弃自身自由主义的前提下打击暴力抗议。然而，国家不能容忍大学的垮台，因为它在培养和提升新一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1月26日学生在政治上和身体上对警察取得的胜利，并未结束将科恩-邦迪驱逐出法国或惩戒其他革命者的威胁。2月6日，UNEF楠泰尔学习小组联合会(Association fédérative des groupes d’études de Nanterre，AFGEN-UNEF)组织了一场示威，反对行政部门的镇压措施。(72) 几乎同时，楠泰尔的社会学系抗议驱逐丹尼的提议，但对于针对亲近情境主义者的其他学生采取的纪律处分却没有发表意见。教师们并没有充分理解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传统的复苏，可以理解他们对无政府主义者和情境主义者扰乱他们的课程感到不安。捣乱者通过狡猾地公开嘲笑教师，威胁了他们作为教师的职能。据意大利历史学家路易莎·帕塞里尼所述，学生们为了政治目的取笑他们的教授：

“这种嘲讽语气的重现，恰恰因其低俗，因其粗鲁的大笑而具有指示意义。它在公共场合重新提出了学生们一直对他们的教授开着的粗俗玩笑……作为一代代失意学生的遗产，它保留了他们的窃笑和乐趣——这种乐趣是幼稚的，因此也格外尖锐、恼人，足以真正惹恼教授们。而其借助口头和书面表达向公共领域的转变，则灌输了一种解放感、解脱感和力量感。”(73)

再一次，1960年代的激进分子将以往的秘密公之于众。

1966年10月，在《杜鲁底纵队的归来》上演前不久，控制论专家亚伯拉罕·莫尔斯(Abraham Moles)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就职演讲中第一次经历了学生扰乱秩序。(74) 当时，受情境主义鼓舞的学生向他投掷西红柿，以抗议他们心中莫尔斯对技术官僚大学和丑陋的萨塞勒式城市规划的支持。在1968年冬天和春天，情境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最爱的一个靶子是阿兰·图雷纳。他班上的年轻诘问者把这位社会学家气得发抖，据报道，他回应道：“如果这就是革命，那我就是反革命……我受够了无政府主义者，更受够了情境主义者。这里我是老板。如果你们是老板，我就去一个人们懂得工作的意义的地方。”(75) 一个因身材高大而被称为“大理查德”的诘问者走近图雷纳，打了个响指，哼唱道：“酷哥，你知道蓝调音乐从哪儿来吗?”另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也是攻击目标。他不为所动，与折磨他的人对质：“前几天你们跟我说，我属于历史的垃圾桶。”一个诘问者毫不气馁地回击：“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学生们很容易从个人对抗转移到全球性问题。越南战争是当时他们最关心的国际事件。(76) 反战情绪蔓延到了教授和高中生中。越共一月底的春节攻势推动了二月由UNEF和SNESup组织的“反帝日”。2月7日在巴黎，毛派的基层越南委员会(Comité Vietnam de base，CVB)决定破坏由“西方”组织赞助的亲美、亲南越的集会。当数百名戴着头盔的CVB成员走向互助厅会场时，警察发起冲锋，街头战斗爆发。(77) 几天后，人们集结起来发起了一场规模更大而更为温和的示威。八万人在法共和CGT同情者的簇拥下，从共和国广场游行到巴士底广场，这是左翼的传统路线。示威者高呼“越南要和平”，而不是托派或毛派更具战斗性的口号“民族解放阵线必胜”。尽管存在分歧，但对民族解放阵线的同情和随之而来的反美主义为整个左翼提供了团结的支柱。越南对抗美国的成功使许多激进分子相信，其他“帝国主义”强国——在这种情况下是法国——也同样脆弱。(78) 许多法国激进分子将自己与挣扎中的第三世界弱者联系在一起。对于毛派和托派等人来说，越南的事业是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

楠泰尔的一些学生信奉革命者的国际主义。包括科恩-邦迪在内的大约15名楠泰尔人，参加了由JCR及其附属机构越南全国委员会(Comité Vietnam national，CVN)组织的柏林之行。(79) 在柏林，他们加入了3万名抗议者，聆听了阿兰·克里文(Alain Krivine)和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演讲。法国代表团听到了有节奏的“胡——胡，胡志明”和“切，切·格瓦拉”的呼喊，它们后来成为巴黎反帝示威中的口号。楠泰尔的无政府主义者开始欣赏睿智而富有奉献精神的德国学生领袖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尽管他亲近托派的第四国际。杜奇克逃离了斯大林主义的东德，他对一种新型社会主义的探索吸引了自由意志主义。国际主义和不加批判的第三世界主义深刻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他与一位美国人结婚，夫妇俩给儿子取名为“切”。杜奇克的组织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 (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SDS)给楠泰尔人留下了深刻印象。(80) 除了格瓦拉、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马克思本人等左翼思想家，德国的SDS成员还阅读赫伯特·马尔库塞。

尽管SDS遍布大多数德国校园，但它在大学之外缺乏支持。工会，当然还有德国社民党，都敌视它。其大多数拥护者意识到需要与工人建立联系，但德国工人就算不敌对，也对SDS的政治漠不关心。该组织约两千名成员中的许多人，或许并非多数，开始相信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再具有革命性。采纳马尔库塞对工人革命的怀疑态度，在德法两国的学生激进分子之间建立了一道不可忽视的屏障。(81) 1960年代西德学生中新左派之所以有强大的影响力，可能是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在第三帝国时期被摧毁，以及随后在1950年代的联邦共和国，保守派知识分子占据了主导地位。相比之下，法国已有的左翼在整个战后时期保持活力，限制了新左派的吸引力。

在法国，马尔库塞的影响力不如在西德或美国。《单向度的人》在1968年5月底才被翻译，但《爱欲与文明》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五月之前已广泛流通。(82) 尽管如此，楠泰尔运动中所有派别都继续坚持工人阶级能够、并且将要发动革命。如同在意大利一样，工人主义在法国学生激进分子中占主导地位。相比之下，杜奇克称赞马尔库塞怀疑工人革命潜力的文章《压制性宽容》。美国的大多数激进分子也是如此，在那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远不如在欧洲大陆。(83) 他们的革命主体是世界各地的学生、黑人和穷人。无论是否信奉工人主义，整个欧美世界的激进分子都赞扬古巴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为这两个政权辩护在1960年代的左翼中很流行。(84) 胡志明、切·格瓦拉和毛泽东成为新一代年轻革命者的偶像。(85)

德国SDS的四点纲领影响了许多楠泰尔激进分子：第一，招收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以实现大学民主化;第二，通过共同管理或共同决定实现学生对高等教育的控制;第三，鼓励大学内的政治活动;第四，用激进的社区服务取代象牙塔传统。(86) 在1967年6月2日一场反对伊朗国王的反帝示威中，学生本诺·奥内索格被枪杀身亡，此后SDS成员成立了“批判大学”，这将成为楠泰尔“三·二二运动”的范本。批判大学设立委员会来研究课程设置、政治、性否认和资产阶级科学。对于它的法国崇拜者来说，批判大学有望弥合激进学生运动与其他进步势力，特别是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允许学生们走出他们的学术贫民窟。一些人建议，遵循古巴或中国大学的模式，批判大学可以通过废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二分来协助改造社会。

1968年2月，楠泰尔的愤激派们远远超越了批判大学。他们发表了两部作品来传播抗议并取笑他们认为不够激进的人。(87) 第一部是“楠泰尔波兰人的战歌”，更通俗的叫法是“格拉皮尼奥尔”，模仿革命歌曲“卡马尼奥拉”和“会好的”。这篇攻击性的戏仿作品，其标题来源于楠泰尔校长，嘲笑了校园里许多学术权威的政治、宗教甚至性取向。愤激派的第二部作品是一则连环画，攻击了UNEF，后者曾谴责一些激进分子的“过激行为”，并拒绝为那些受到开除威胁的人辩护。漫画中，一位牧师向衣冠楚楚的UNEF激进分子提供小礼拜堂的使用权。UNEF活动分子随后警告头发蓬乱的愤激派不要制造丑闻。愤激派回答说他们想找乐子，并将政治与乐趣的分离界定为反革命。UNEF成员反问愤激派他们的权威来自哪里。后者回答说，他们“一旦把自己的欲望当作现实”，就实现了对自己的授权。

1960年代的激进青年以其从国际问题到私密问题、从自我牺牲到享乐主义的转换能力而著称。UNEF认为情人节是组织全国抗议日的合适时机，抗议他们认为荒谬的探视权限制和其他宿舍规定。1968年2月14日下午，六百名学生聚集在一起，商讨拟议中的楠泰尔女生宿舍占领行动的细节。(88) 出席人数之多令观察者感到惊讶，他们没料到这个问题会调动抗议的后备力量。甚至右翼学生联盟FNEF也事后意识到，它低估了宿舍问题，并让UNEF毫无争议地赢得了一个政治机会。(89)

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希望避免媒体在1967年3月对他们的行动所做的“民俗”解读。当时，媒体将他们的占领贴上了“学生之春”的标签，即大学生只是在宣泄情绪，或者等同于1950年代美国的“内裤突袭”(panty raid)。同样，与美国1960年代的同龄人一样，法国学生决心质疑性道德与性管控的基本原理。激进分子想要的不是短期或象征性的胜利，而是永久变更规则：“我们不想入侵或占领宿舍，而是要确立每个人都能接待任何他们想接待的人的权利。” 他们敦促男女活动分子都像负责任的成年人一样行事。那天晚上，450人在没有警察干预的情况下占领了女生宿舍，并实行了开放探视制度，该制度会在当年余下的时间里持续有效。1968年，对扩大性自由的支持已成为一种全国性现象。UNEF的住宿者正式将2月13日至14日定为“废除内部规章制度行动日”。在南特，五十名学生冲进校长办公室，“扯下窗帘，撕碎文件，弄脏地毯”。楠泰尔的战斗精神成为南锡、蒙彼利埃和尼斯等其他外省大学学生的榜样。更多国外大学也会效仿。

教育部长2月22日至23日的法令试图限制许可进一步扩大，但并未成功。该法令试图阻止男性进入女生宿舍，并禁止女性在晚上11点后探访男性。部长阿兰·佩雷菲特承认需要“放宽”和改变“过时的规章体系……该体系目前已部分被忽视”。他也承认扩大探视权，并指出“社会已经进步，不再像对待高中生那样对待大学生。”。然而，他最终划定了界限：“我们不能允许未成年女孩探访年轻男子”，也不能“比我们的酒店规定更宽松”。尽管如此，他允许未成年女性的父母为其女儿申请豁免(dérogation)。佩雷菲特坚持维持禁止男性探访女性宿舍的规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女性平等。相反，我们支持它。但男性和女性的风险不同……进入男孩房间的女学生知道风险;然而，让男人进入女生宿舍将使所有女居民面临风险……此外，根据民意调查，绝大多数女学生不希望男人进入她们的宿舍。” 学生们挑战佩雷菲特的法令，声称它违反了第五共和国宪法，其序言规定了男女权利平等。学生抗议的重点不是同居权，因为女性已被允许探访男性宿舍。相反，如同在安东尼一样，他们反抗被广泛视为压抑的限制。UNEF认为，允许女性探访男性宿舍，却禁止男性在女性宿舍过夜的政策是“虚伪的”。

并非所有女学生都同意。她们的一些代表告诉佩雷菲特，尽管她们想要在男生宿舍过夜的权利，但她们不希望男人永久待在她们的宿舍里，她们认为男人的在场令人紧张。(95) 总体而言，女学生的政治化程度和意见统一的程度低于男生，尽管与其他法国女性相比，她们不那么传统。(96) 一项民意调查证实，83%的学生认为婚前性自由对男性是可取的，而67%的人认为对女性是可取的。(97) 奇怪的是，女学生比男学生更爱国，更同情服兵役。她们也比男性更倾向于在大学期间与父母同住。在楠泰尔，她们的流动性低于男性同龄人。(98) 住在南泰尔宿舍的绝大多数年轻女性(523人中有447人)就读于该校区，而男性居民(609人中有315人)中略多于一半的人在其他院校学习。不论支持还是反对男性探视权，这场冲突都提高了女性的政治化程度，这对于一个文科女生占多数的大学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结果。

住房管理行政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包括巴黎一些最重要高等教育机构的校长和系主任，反对佩雷菲特的立场。与UNEF的支持者相呼应，几位委员回顾说，法律保障男女平等。校长的医疗顾问杜巴博士表示，他不能支持“任何形式的性别隔离以及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隔离”，后者占女性居民的60%以上和男性的43%。(99) 一位委员认为部长的规定不适用且不合理，因为它们违背了“社会潮流”。另一位委员虽然同意佩雷菲特关于限制探视权是可取的看法，但认为部长的法令过于复杂，无法执行，可能导致“集体爆发”。相反，他希望制定“一套易于接受的简单规则”。

那些负责制定和执行巴黎高等教育机构宿舍政策的人，竭尽全力规避他们认为佩雷菲特指令中的僵化之处。巴黎住房主任警告部长和校长，禁止男性探访居住着21岁以上女性的宿舍的规定将被完全忽视，或者会导致楠泰尔和巴黎地区其他居住区的“摊牌”。(100) 如果部长要求行政委员会更改其自由化政策，它将会拒绝。此外，巴黎住房主任告诫他的上级，公众舆论支持更多的自由。他建议佩雷菲特接受探视权，以便官员们能集中精力打击擅自居留者。在情人节占领事件发生前夕，住房委员会已建议对规则进行实质性修改，以使其符合“普遍心态和风俗”。(101) 尽管委员会预测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些改变“具有革命性”且“过于自由”，但它感觉新规定是“现实的”。每个宿舍将被允许以自己的方式实施新规则。包括政治信息在内的各种信息传播将被容忍。同居和探视被认为不如防止“秘密寄宿”(l’hébergement clandestine，非法擅自居住)重要，后者仍然是“迄今为止，我们居住区中最严重的困难”。(102)

1967年至1968年，楠泰尔宿舍和大学官员比1964年至1965年安东尼的官员更加宽容，更顾及学生的意见。1968年3月，他们没有反对学生居民协会(Association des résidents de la cité universitaire de Nanterre ，ARCUN)举办的“性与压抑”讲座，也没有反对其分发威廉·赖希1936年的宣言。(103) 1967年4月，住房管理员报告说，几位女性住户分发了一份问卷，回收了97份回复，尽管遭到了ARCUN“某种不诚实的反对”，后者部分成功地阻碍了问卷的分发。27名女性选择维持禁止异性探访的旧规则;14人选择完全探视自由;56人希望修改规则并限制行动自由。选择有限自由并不表示居民是清教徒或保守派。相反，这通常意味着她们希望在父母或年轻男子进入她们的房间前得到通知。(104) 官员们认为，任何有关探视的改变都不应适用于未成年人。(105) 然而，到1967年，甚至未成年人的父母也出人意料地赞成放宽探视权。(106)大区大学与学校事务中心(Centre régional des oeuvres universitaires et scolaires，CROUS)的住房委员会在杜巴博士的领导下，对这些未成年人的父母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确定58%的人不希望严格执行现有规定，30%的人支持受控制的自由，12%的人支持无限自由。(107) 父母们的开明程度令官员们感到惊讶，他们错误地假设存在巨大的代沟。

接近ARCUN的学生更坚持放宽探视权。当局不信任那些要求完全探视自由的人，但担心公开采取反动立场可能导致宿舍公开叛乱。到1967年9月，一位官方检查员记录了“非常令人遗憾的事实和做法：陌生人不加控制地日夜不分地来来往往，带来夜间骚乱、纵情酒色、狂野派对、毒品的使用和贩卖”。(108) 管理人员致力于确保和平与“普遍安宁”，因为“绝大多数人要求这样”。他们也感到有一种父母般的责任，要防止那些最堕落或最贪图享乐的学生情绪和身体崩溃。他们同意对沉闷的场地进行美化，提供护士和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开设酒吧(酒精优于非法药物)，建造文化中心，扩建图书馆。将安装新的电动门，以终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非法交易。此外，访客和居民将被要求出示适当的身份证件。所有违规行为都将被记录，并实施适当的制裁。官员们计划在晚上11点关闭宿舍。清除“擅自居住者”是管理人员最棘手的问题，具有最高优先级。再次，如同在整个五月和六月期间，当局更关心的是保护财产，而非道德性。

楠泰尔在情人节占领女生宿舍之后，驱逐愤激者的威胁持续存在。在巴黎和外省大学，就探视权和选拔性录取等问题举行的学生罢课仍在继续。在这种氛围下，包括科恩-邦迪在内的四名无政府主义学生合作撰写了小册子《为什么是社会学家?》，给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一种变体。(109)它认为，19世纪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已被20世纪的有组织版本所取代。换句话说，自由放任的国家、相互竞争的商人之间的达尔文式斗争以及对劳工工会的压制已不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相反，大企业、大政府和劳工之间的社团主义合作是当前经济的特点。美国率先推行了这一模式，因此，美国社会学家通过服务于利润和维持秩序来适应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美国工业社会学旨在让工人适应其工作场所，而不是相反。1958年后，戴高乐主义的威权现代化鼓励法国资本主义和法国高等教育体系赶上美国人。戴高乐主义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大学，使其成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绝大多数的教授和学生无法形成反对派的大规模运动。相反，大学共同体成员的命运是为“各种专制官僚机构”工作，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这些年轻社会学家的结论，与一些德国或美国SDS成员不同，接近情境主义的分析，认为只有工人，而不是学生，才能发动革命。很难判断哪种结论更加异想天开。

楠泰尔激进分子的批判助长了一种氛围，鼓励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部分学生在三月份抵制考试。他们谴责考试制度的荒谬，阻止那些更顺从的学生交卷。(110) 教授们挑战罢工者的强制策略，并质疑他们对学业的投入。(111) 一位教授讲述了他与“领头者”的经历。(112) 3月14日，20名学生闯入他的心理学入门课，抢过麦克风，传播了一份由“社会学和心理学学生”通过的决议文本。另外30名学生随后举着标语牌进入教室。其中一人朗读了一份声明，抱怨某些学生在上次考试中得分很低。学生们将低分归咎于当局对助教的压力，反映出他们对黑名单的情绪。这位导师断然否认：“如果分数低，那是因为某些学生极其被动，他们上课从不记笔记，让我吃惊。他们全靠未经我同意就打印出来的讲义。这些讲义不仅简略得可笑，而且充满严重错误，我在大约一百份试卷中看见了同样的错误。”(113)

教授的解释未能让抗议者满意，他们随后试图“摇醒其他昏昏欲睡的学生”，但成效不大。入侵者散发了传单“楠泰尔或填鸭式教育”，其中要求用以分析和辩论为核心的小组研讨会来取代以基于信息复述的考试为基础的讲座课程。(114) 这位导师抵制被建议的改变，称他的入门课程是掌握该学科“不可或缺的一步”。这次课堂入侵和抗议，时间上恰好与UNEF于3月14日在巴黎组织的示威活动重叠，后者聚集了六至七千名抗议者，反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改革。

此外，越南战争继续加剧已然剧烈的国际主义与反帝情绪。3月20日，几名来自楠泰尔的亲越共激进分子因参与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巴黎办事处的激烈反美示威而被捕，他们砸碎了办事处的窗户。为了抗议“任意”逮捕他们“被监禁的反帝同志”，特别是一位赢得了其他小团体成员同情与友谊的JCR成员，激进分子决定占领楠泰尔的校园建筑。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六年后，对那些破坏“帝国主义”财产的人的辩护，成为了将不同政治派别粘合在一起的胶水。选择行政楼(大多数学生不得进入)下手既显示了胆量，也显示了精明。对这一空间的征服给出了一个促进短暂团结的战术目标。占领行政楼(而不是，例如，更容易得手的社会科学系的楼栋)表明，该运动现在囊括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典型战斗性学科以外更多学科的学生。此外，根据科恩-邦迪和其他人的说法，行政楼——一座比其他建筑高一倍的阳具型大厦——是无处不在的“压抑”的象征。(115) 3月22日下午，20名学生闯入行政楼，强迫工作人员允许他们使用扩音器宣布下午5点开会。(116) 学生们离开大楼时发生的一起小偷小摸暴露了他们的颠覆性意图：“学生们离开时，一名员工发现他的镀金钢笔不见了。” 不久之后，下午5点，数百名学生到达大楼底层。尽管副校长积极反对，他们还是决定占领九楼，在那里“他们聊天、吃饭、喝酒、唱歌直到凌晨1:30”。楠泰尔的高层管理人员决定不报警。违法行为被容忍了。

占领者们承担了一些风险。尽管UNEF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占领，但恐惧和意识形态上的疑虑将最初的占领者人数减少到了六十人。一进入行政楼，抗议者内部就很快出现了分歧。在场的三名愤激派主张抢劫和掠夺办公室，他们相信这是在模仿洛杉矶黑人骚乱(Watts riot)中的非裔美国人。(117) 他们既不尊重私有财产，也不尊重国家财产。愤激派对参加他们认为没自己革命的人的辩论兴趣不大。他们想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享用校长为招待学术与社会地位更显赫的访客而储备的上等苏格兰威士忌。(118) 愤激派无疑受到了萨德的影响，他们认为萨德的思想是“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受许可的快乐无法与那些打破社会束缚、推翻一切法律的更强烈的快乐相比。”(119) 预见到五月最著名的涂鸦之一，亲情境主义者认为，“阻碍快乐的障碍激起了我们享受无阻碍的快乐的欲望。” 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试图搜刮书桌和文件柜以找到所谓的黑名单，但不出所料，他们没找到。尽管如此，黑名单的存在仍然是“142运动”几乎全体成员信念的基石。该运动最初得名于投票赞成其谴责美帝国主义和黑名单决议的学生人数(142人);然而，它很快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三·二二运动”，暗中呼应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七·二六运动”。(120) 这142人计划就学生尤其是工人的斗争举办一次特别的宣讲会。如同一个月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生的那样，国际、国内和地方问题的强效结合将促成一次壮观的静坐示威。(121)

大多数占领者不像劫掠成性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亲情境主义者那样大胆，希望保持在体面的限度内。绝大多数人拒绝跟从愤激派驱逐几名法国共产主义学生联盟(Union des étudiants communistes，UEC)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倡议。他们认为以清洗作为占领的第一步同样是应受谴责的“斯大林主义”行为。愤激派随后离开，但在称他们的前同志为“小傻瓜”之前，他们不忘辱骂。然而，愤激派证明了他们能够超越这种辱骂水平，留下三·二二占领最令人难忘的文化制品。他们在墙上画下了受情境主义启发的涂鸦：“把你的欲望当作现实”，“无聊就是反革命”，以及声名昭著的“永不工作”。其他涂鸦包括“教授们，你们老了，你们的文化也是”，“知识是支离破碎的，让我们创造吧”，“文化缺乏创造力”。哥伦比亚大学的新左派分子不久将采用广泛适用的公式“靠墙站好，死妈东西”，而楠泰尔的愤激派则发明了同样失礼但更精确的“工会就是妓院，UNEF就是婊子”。

愤激派的愤而离席使得占领气氛变得更为轻松甚至喜庆。150人留在大楼里，其中许多人想商讨建立一所以德国SDS为蓝本的批判大学。占领者幸运地在凌晨1:30结束了他们的静坐，这距离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下令清空大楼仅有不到一个小时，尽管格拉潘及副校长反对。(122) 佩雷菲特想立即驱逐科恩-邦迪，但内政部长富歇阻止了他。富歇警告说，驱逐一名外国交换生将是对大学传统特权的背离。相反，科恩-邦迪将受制于一场纪律听证会。这种在宽容与镇压之间的摇摆，预示着政府在五月会再次优柔寡断。

纪念性的叙述在怀旧中淡化了五月的怒火。楠泰尔和索邦大学激进分子对大学财产发起的游击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123) 一些激进分子从不掩饰他们的革命旨在摧毁“资产阶级大学”。与“三·二二运动”相关联的激进分子占领行政楼是出于政治和象征意义的缘故，但有些人还偷窃并损坏了价值约1.5万法郎的大学财产。(124) 当然，损失本来还会更严重，副校长称其为“最小化的”和“非系统性的”。其他教授对破坏行为更为震惊。(125) “三·二二运动”的活动分子和其他楠泰尔学生表现出对校园的蔑视。门被强行打开，桌椅被毁坏，电话线被扯断，钥匙被偷走，地毯被烟头烧焦，玻璃器皿被打碎，窗帘被烧黑，食物被抢走，自动售货机被破坏。校长报告说，修复损坏花费了2万法郎。(126) 大学对被指控者提起了刑事诉讼。(127) 各种组织——ARCUN、楠泰尔UNEF和CGT分部——谴责了“掠夺、偷窃和破坏公物”，即使他们对警察非常挑剔，并且非常支持那些抗议治安部队干预(无论这种干预多么迟缓和无效)的学生。(128)

占领结束后，142名参与者通过了一份声明，后者成为“三·二二运动”的基础。盖过其他一切，该声明首要地针对集权国家。“142人宣言”抨击了“对所有形式政治行动的警察镇压”。(129) 142人声称，镇压性国家正在激进分子的家中逮捕他们。法国资本主义在努力实现自身现代化和理性化时，不得不在各个层面使用强制力量。激进分子发誓要“以越来越大的力量……回击每一次镇压行为”。他们的反抗克服了各种小团体以及无组织者之间的分歧。后者占142人的一半，他们的参与帮助形成了运动的团结一致。因此，“三·二二运动”不是一个小团体，而是一个专门的联盟。(130) 在1968年春天，尤其是在五月下半叶，对国家时而以侵略性方式保护大学与街道财产的抗议，成为了左翼团结的主题。

在占领行政楼之后，楠泰尔的骚动加剧了。激进分子和愤激派持续扰乱课堂，抵制考试。科恩-邦迪等人为拒绝参加考试以及剥夺某些教授的发言权发声辩护，理由是革命者应该拒绝进入“对手的领域：考试以及大学的正常运作”。(131) 学生激进分子偷书、剪断电话线、损坏大学财产。作为回应，绝大多数教授(包括资深和许多初级教员)投票(46票赞成，14票反对，5票弃权)要求立即短暂停课。一名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声称，一些被激进分子认为最反动的教师考虑武装自己。(132) 在三月底的一次教职工会议上，相当多的教师认为楠泰尔应采纳美国模式，建立一支能在大学内部有效行动的独立校园警察部队。此外，他们要求建立一个自治的、去中心化的纪律委员会，对捣乱学生实施处罚。(133) 同情“三·二二运动”的UNEF成员为其辩护，比较可信地认为“任何自发性运动”都会产生一部分“小冲突”。(134) 而学生们说服力不足地将这些事件归因于“大学生活的去政治化”以及“反动分子(极右翼、西方社、FNEF……[和]耸人听闻的媒体)的勾结”。(135)

3月28日星期四下午，校长皮埃尔·格拉潘宣布决定关闭大学，直至周一，原因是“在课堂与考试期间和行政楼内反复发生冲突。[这些是]由一小撮试图通过暴力强制推行其意志的个人引发的”。管理人员还考虑关闭宿舍。宿舍主任通知校长，“宿舍是抗议的温床。它们是爆炸性局势的引爆器”。然而，当局无法关闭它们，因为它们不仅住着楠泰尔的革命者，还住着外国学生和其他在校外机构注册的学生。(136) 此外，格拉潘可能还担心西方社突击队的干预。左翼学生当然担心，并希望“阻止西方社的‘新纳粹分子’扰乱周五[会议]”。(137) 无论如何，关闭学校的决定得到了热心的工人主义组织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nion des jeunesses communistes marxistes-léninistes，UJCml)的支持。它赞同一些非教学人员的观点，将图书馆关闭的责任归咎于“无政府主义团伙，他们因其不守纪律和破坏行径而突出”。毛派谴责“三·二二运动”中那些“不负责任的[学生]”，称他们是“反工人”的，让图书管理员损失了两天的工资。

楠泰尔激进分子与法共的关系也同样紧张。和毛派一样，楠泰尔的共产党小组也审查了“一小撮煽动者”。法共收回了它在1965年对为性自由而斗争的安东尼学生的支持。激进左翼的扩张、学生要求的升级以及对财产的破坏，令一些法共激进分子敬而远之。他们对于大学问题的解决对策是增加资金支持，而不是更多的煽动。当然，激进左翼不信任斯大林主义者。他们确信《人道报》充满了谎言和捏造。当法共日报的一名记者敢于进入校园时，他遭到了关于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希特勒与斯大林的互不侵犯条约、古拉格、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及波兰当前动乱的敌意质问。在《人道报》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中，未来的法共领导人乔治·马歇将麻烦归咎于“德国无政府主义分子，科恩-邦迪”：“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和情境主义者用他们‘永不工作’口号的大字污染了大学的墙壁。对这四十来个学生来说，行动意味着扰乱讲座、课堂、爵士表演、戏剧活动，占领建筑物，用涂鸦覆盖墙壁。”(138) 与法共相呼应，声称在选举中赢得了近三分之一学生支持的右翼/中间派FNEF谴责激进分子的行为是“精神疾病”的表现。(139)

3月29日，四五百名学生到来，抗议行政部门对学院的关闭，并要求校园内政治表态的权利。满载防暴警察的大巴车包围了他们在大学草坪上的集会。柏林示威的口号“一个、两个、三个越南”被更谦逊、更现实的“一个、两个、三个楠泰尔”所取代。这个口号并非完全徒有虚名。模仿楠泰尔的模式，图卢兹的学生将占领大学礼堂，组建他们的“四·二五运动”。更直接的是，3月29日晚，一些楠泰尔学生前往巴黎参加MAU，其成员包括未来的记者马克·克拉维茨(Marc Kravetz)和让-路易·佩尼努(Jean-Louis Peninou)，以及未来的生态学家政治家兼部长布里斯·拉隆德(Brice Lalonde)。与许多其他组织一样，MAU将学生运动的成功与“工人掌权的社会”联系起来。(140) 其激进分子——其中一些人自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就已积极参与政治——计划在索邦大学举行政治集会，但被校长让·罗什禁止。(141) 习惯于违抗禁令的楠泰尔激进分子，帮助说服他们在索邦大学的同志占领了礼堂。抗议者迫使校长容忍了这次集会。他认为——与一个月后的决定相反——报警会适得其反。

在楠泰尔本身，3月30日星期六，另一次初级和高级教授会议赞同了建立大学警察部队的理念。校长承认庇护传统对于保障学术自由是必要的，但他声称大学不是一个可以在其中违法而不受惩罚的机构。与会者支持其行政部门的提议，他们认为行政部门正确地坚持正常执法，而校园激进分子错误地称之为“警察镇压”。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克鲁泽(François Crouzet)肯定地说，大学是一个工作场所，教授保留了他们自己版本的工作权利，即授课的权利。社会心理学家迪迪埃·安齐厄(Didier Anzieu)(后来化名埃皮斯泰蒙写了一本关于1968年楠泰尔的书)宣称，在每个社会中，一项基本的不可避免的法则正确地规定，学生必须由教授评判。校长皮埃尔·格拉潘强调了楠泰尔运动的反社会方面，指出大多数学生“不知道社会秩序的约束和惯例”。(142) 为了孤立激进分子，教员们表示希望“与所有为大学共同体利益行事的学生合作”。(143) 大会一致同意支持格拉潘校长，他发表了一份庄严声明，相当于对“资产阶级”大学的认可：“教师和学生将恢复工作，以证明大学的基本社会任务是教学与研究。任何扰乱课程的行为都是对我们工作规则的践踏和对每个人自由的侵犯。学生必须能够准备他们的考试，这些考试履行着大学的基本社会职能：培养学生并授予学位和文凭。”(144)

校长的言辞和行动收效甚微，大学于4月1日周一重新开放后，抵制课程和考试的行为仍在继续。4月2日(后来被称为“讲话星期二”)，1500名学生参加了“三·二二运动”的大会。考虑到平均每天约有4000名学生出入校园，这个参与人数相当可观。该运动的规模使其能够在未经行政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征用大礼堂。与此同时，不仅在教员中，而且也在中间派和右翼学生中，对激进分子的反对声也更加强烈。FNEF举行了自己的反集会，指责革命者阻碍学生学习。(145) 他们表示，捣乱者正在进行的实践最终会导致“无法忍受的极权主义”。(146)

管理部门希望、而激进分子担心，复活节假期(4月4日至18日)会给政治热情冷却。(147) 然而，国外的事件加剧了紧张局势，并使非暴力活动的吸引力大打折扣。4月4日，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美国黑人贫民区自发地爆发了骚乱。情境主义者曾称赞1965年的洛杉矶黑人骚乱是商品拜物教终结的革命性预兆，而1968年4月城市贫民区骚乱者的抢劫行为又复兴了他们的分析。4月11日，德国SDS最著名的人物鲁迪·杜奇克被一名受到极度反共的施普林格出版社煽动的法西斯分子枪击，身受重伤。SDS的同情者袭击了德国所有主要城市的施普林格出版社办公室。为了声援他们的德国同志，全国学生联盟、JCR、CVN，以及首次参与的“三·二二运动”组织了一次巴黎示威，警方试图驱散这次示威但了无成效。

对马丁·路德·金和杜奇克的暴力事件重振了各小组织中的反法西斯和国际主义情绪，从而帮助保持了煽动活动的活力，尤其是在JCR中，它在抗议暗杀杜奇克未遂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48)4月18日星期四，当学生们重返校园时，迎接他们的是JCR和“三·二二运动”提出的新口号：“施普林格，凶手”和“德国学生斗争万岁”。为了声援德国SDS，科恩-邦迪计划将反施普林格的煽动活动扩大到楠泰尔之外。(149) 由于没有施普林格出版社的办公室可供攻击，一支包括几名楠泰尔活动分子在内的小型突击队出发砸碎了巴黎美国研究所的窗户。次日，科恩-邦迪向聚集在拉丁区的两千名反施普林格学生发表了讲话。

丹尼和其他人以创新的方式发展了“三·二二运动”。他们超出了带着咒语般的口号游行的老套路，出版了《三月二十二日公报》，并戏谑地将其编号为“5494期增刊”。该公报将德国SDS的贡献与法国本土自由意志主义相结合，并反映了对传统大学的强烈不信任。(150) 它再次批判高等教育培养的是受训维持秩序的警察和中层管理者。考试在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因为它提拔了那些自甘顺从的人，并将资产阶级文化所排斥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淘汰掉。考试还助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竞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他团体——例如MAU——也传播了类似的、对考试制度所助长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批判。(151)《公报》认为，大学行政层所提议的“对话”掩盖了镇压。该运动旨在通过激发权力结构的“潜在威权主义”来提高学生的“意识”。受压迫的学生使用革命暴力是正当的：“对大学唯一可能的抗议就是暴力。” 对革命行为的威权式反应，促使学生和教授谴责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此同时，革命煽动暴露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如UEC和某些“左翼”教师)的破产，他们通过要求大学的顺利运作而支持了现行制度。通过放弃“捍卫所有学生的共同利益”这一口号，转而支持“批判大学”的理念，《公报》将政治诉求置于社团主义诉求之前。

由于承认自己最多只代表1.2万名学生中的1000人，“三·二二运动”打破了激进传统中的数目夸大与惯常的必胜论。作为官僚主义的敌人，其唯一的架构就是全体大会。这使得“三·二二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单个小团体的控制。楠泰尔的UNEF分部对其表示支持。它认为该运动构成了能够(在必要时通过暴力)抵抗资产阶级国家镇压的极左翼统一阵线。(152) 甚至连毛派，尽管认为激进分子必须将其精力完全投入到工人阶级中，也赞赏“三·二二运动”拒绝“大学的反动制度”——他们同意，该制度致力于统治阶级的再生产。他们称赞“1200名楠泰尔学生”拒绝“成为资本主义剥削的意识形态家和代理人”。(153)

“三·二二运动”在抨击资产阶级大学的同时，还添加了对工作的批判。对财产权的侵犯和对财产本身的破坏显示了它对劳动的厌恶。“三·二二运动”认为，工作是压抑性社会的核心方面。法语单词“travail”(工作)源自拉丁语“tripalum”(意为刑具)。基督教、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颂扬工作，对其本质撒谎，以便工人接受它。所有这些意识形态在对劳动道德的强调中泄露了其卑劣。未来的社会必须终结工作的中心地位，创立集体管理(autogestion)，在那里生产者能够变得富有创造力。革命之后，工作必须成为游戏。在这一点上，“三·二二运动”同意激愤派的观点，后者宣称：“工作是一种耻辱……工作的消灭是超越商品社会的先决条件。”(154) 对劳动的批判——情境主义者最流行的涂鸦之一是“永不工作”——延续了一个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超现实主义者、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甚至旧政权时代的浪荡子。1960年代的运动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反工作口号吸引了大量公开的追随者，其中包括极左分子、嬉皮士，还有一些工人。(155)

社会和经济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对工作的批判在1960年代出现。年轻人在人口中的比重、他们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进入带薪劳动的年龄的推迟，为反工作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巨大的潜在支持基础。当然，青少年对课堂一以贯之的厌恶仍在继续。此外，战后欧洲和北美“辉煌三十年”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期间教育的扩展，使青少年和年轻人拥有更多时间来避免为工资而工作。正在取代人力的机械的快速发展在人们心中促成了一种繁荣的控制论乌托邦的愿景，在那里机器将取代男人女人的劳动。(156) 西方社会变得更加城市化，服务业正在迅速壮大。因此，带薪劳动与生产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不明显。许多生产过程被视为毫无意义甚至是破坏性的。情境主义者等人批判了“景观”，在不断制造“虚假”需求的消费社会中，景观的寄生性质对于延续这个社会悖论性地不可或缺。许多当代商品或服务仅仅是为了延续一个非理性的世界。

德波、列斐伏尔和马尔库塞提出了反工作的态度。其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们似乎能将新左派想要同时实现的个人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愿望综合起来。德波和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革命的呼吁，以及马尔库塞对消费主义和“压抑性”社会的“大拒绝”的宣传，将个人解放与对深刻社会变革的欲望结合在一起。三人皆置身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德波和马尔库塞认为，资产阶级已将生产力发展到有可能废除工作的程度。(157) 先进的生产力有潜力使带薪劳动变得多余。在整个西方世界，对工作的批判传播到了激进分子及其组织那里，例如美国SDS，他们自问：“为什么做无意义的工作?” (158) 在伯克利，“人民公园”的捍卫者将“劳动与压迫”等同起来。(159) 意大利的激进理论家更进一步，颂扬工人反对工作的斗争(旷工、破坏、偷窃等)，认为这是阶级斗争中最具解放潜力的方面。(160)

对于一些资深教授——如勒内·雷蒙、让·巴斯蒂耶、克鲁泽和安齐厄——来说，破坏性的、反工作的革命者似乎已经成功控制了楠泰尔。4月22日星期一，他们再次聚集，考虑保障大学治安的措施。教授们的厌恶导致了强硬态度。教师们痛心于“当局的无能”，并要求惩罚煽动者。(161) 他们最终以压倒性多数(25票赞成，5票反对，6票弃权)投票赞成建立一支大学警察部队。校长认为需要一支由二十名警官组成的自主大学巡逻队。教授们甚至以更占优势的多数(32票赞成，1票反对，8票弃权)投票批准了一个校园纪律委员会。课程暂停两天，警察受到动员。教员们宁愿放弃大学的庇护传统，允许警察占领校园。

硕士级讲师(Maître-assistants)和助教(初级教员)(assistants)，在年龄和精神上最接近学生，更加怀疑镇压的道德性。(162) 他们试图避免直面困境，既坚持言论自由和教学权利，又反对任何警察进入校园。3月29日，法国文学系的27名助教和硕士级讲师首次集体行动，要求尊重自由政治讨论的权利，并延续禁止警察进入校园的传统。(163) 然而，他们确实承认大学正常运作的必要性。以类似的方式，SNESup希望学生进行“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对话以促进大学转型，但也敦促“自由举行课程、研讨会和考试”。4月29日，在“三·二二运动”明确表示将抵制考试之后，初级教职工大会支持学生对“技术官僚选拔”的反对，并反对警察出现在校园。然而，他们又自相矛盾地劝诫说“考试应正常进行，不得有任何蓄意破坏的企图”。(164) 与意大利不同，在法国有一个重要的教职工部门支持学生抗议者。(165)

法共站在资深教授一边，反对激进分子对校园的占领。该党决定派皮埃尔·朱坎(Pierre Juquin)——议员、巴黎高师毕业生、高等教育问题专家——前往楠泰尔，以支持摇摇欲坠的UEC。(166) 4月25日，朱坎出现在一百多个成分各异的听众面前。在他开口说话之前，毛派开始高唱《国际歌》并挥舞小红书，向他起哄。科恩-邦迪下场尝试让朱坎发言，并让毛主义者停止他们的胡闹。他的话没有效果，毛派试图攻击朱坎，朱坎从后门逃跑了。他离开后，毛主义者嘲笑法共领导人，创造了令人难忘且朗朗上口的口号“朱坎-兔子”(意指朱坎-爽约)。

丹尼通常为左翼的言论自由而斗争，但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捍卫它。“让他说，” 他对听众中的起哄者和嘘声者回应道，“他越快说完他的蠢话，我们就越快完事。”(167) 如果说他对左翼勉强宽容，那么他对右翼和中间派则极度不容忍。4月25日，当他试图在一场人文学科研讨会上说服他的“学生同志们”加入运动时，一名FNEF活动分子打断了他，这个红发男孩威胁了那个“法西斯分子”从而予以回应。(168) 几分钟后，四十个人攻击了这个右翼分子，把他打得鼻青脸肿。那天晚上，受伤的FNEF激进分子向警方投诉科恩-邦迪。反左翼的“大学生学术自由委员会”(Comité étudiant pour les libertés universitaires)抗议了这一事件。它声称，4月26日，丹尼“判处”了一名与他意见不合的学生“死刑”。(169) 警方证实，丹尼确实威胁了一名后来遭到攻击和伤害的学生。(170) 据称的受害者指控科恩-邦迪进行“死亡威胁和伤害”。(171) 他还声称，“丹尼把他打了一顿，将他摔倒在地，并威胁如果再回到校园就杀了他”。作为报复，人文学科大楼墙上喷涂的涂鸦写道：“在楠泰尔对一名‘西方社’的法国激进分子进行卑鄙攻击后，犹太人科恩-邦迪被‘西方社’判处死刑。”

针对所谓“法西斯分子”的暴力表明了革命者的决心，但也揭露了运动在自由意志主义和威权主义倾向之间分裂的不宽容和非民主的一面。理论上，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但对许多人，包括认同全体大会的人来说，大会是令人畏惧与疏远的。据一位意大利参与者所说，“权威的形式没有得到任何制度性的承认，凸显了个人魅力的作用。那种视民主为平等发言、共同参与的理念，遭到了某种运动精英主义的挑战，也受到了这样一种信念的冲击——即自认与众不同，反对共识，反对多数民意，反对既定秩序，并反对社会虚伪。”(172)

像美国的汤姆·海登一样，丹尼提供了这种个人魅力的典型。他善于管理人群并瓦解想要掌控运动的激进左翼组织的阴谋。一位情境主义者不情愿地给了他一点有限的尊重：

“科恩-邦迪属于独立无政府主义团体和杂志《黑与红》……他属于‘三·二二运动’中最激进的派别。他比别人更具革命性……虽然不够聪明……但他有足够的才华来娱乐学生听众，足够的真诚以避免被激进左翼的阴谋所吞噬，足够的机灵来应付他们的领袖。他是一个真诚的革命者，但缺乏天才……由于他接受了自己作为媒体明星的角色，而缺乏对景观的实际分析，因此他的演讲——总是兼具清醒和愚蠢——自然被媒体以后一种含义所曲解。”(173)

他的媒体声望引发了关于媒体在楠泰尔角色的辩论。学生激进分子普遍不信任记者。如前所述，他们理所当然地厌恶《人道报》。所谓的左翼报纸《战斗报》也招致怨恨，因为它推动了耸人听闻的报道，淡化政治，专注于楠泰尔的毒品、性和聚会。在其版面中，丹尼被称为“一堆行走的粪便”。(174)《战斗报》还贬低了运动中的女性，这种态度可能增强了她们的政治投入。用《战斗报》编辑克里斯蒂安·夏里埃挑衅性的话说：“楠泰尔的女人很多。在大学内部……有散发着香水味的猎物可供挑选。当你走过长长的走廊，墙上满是夸大其词的涂鸦，你会看到甜蜜的肉体汇聚，那些乳房堆积了无数的叹息。一万五千个坚挺的乳房，准备好进行恶毒的性爱，她们是CRS无法获取的手榴弹……在楠泰尔，没有爱就没有生活。”(175) 关于这位明星科恩-邦迪的小后宫：

“两个年轻女孩一直跟着他，饱含爱意的崇拜之情令他窒息。19岁的伊莎贝尔·圣-桑，从奢华的第十六区的沉闷晚会，直接来到抗议者蓬头垢面的夸夸其谈中……一个盛放的身躯，一种平静的美，她给人群注入了某种秩序。21岁的丹妮尔·舒尔曼，和丹尼一样是社会学的学生，是‘三·二二运动’的激情演说家。她刺激着红发男孩，将他推进风暴，鼓励他面对危险。瘦削的身躯，青春期的胸部，男孩式的短发，阴郁的眼神，她身上有种魔鬼般的气质。”

杰出的历史学家阿德里安·当塞特(Adrien Dansette)对女性激进分子也持有类似态度。当科恩-邦迪5月10日在巴黎民众面前演讲时，他“受到了热烈欢迎。女学生，其中有楠泰尔的女孩……变得歇斯底里，高喊‘丹尼万岁。他真帅。这是我们的丹尼。’”(176) 事实上，许多女学生对她们的男性同龄人持有强烈的保留意见。如前所述，相当多人反对占领女生宿舍。其他人则不愿花时间在大学公共空间，比如自助餐厅，她们认为那是一种“单身酒吧(dragodrome)”，不可能与男性进行认真的交谈。(177)c

媒体与学生激进分子关系的典例是科恩-邦迪电台采访的奇闻。采访原定于4月27日星期六早上7点在主流的法国国际电台(France-Inter)进行。丹尼讲述了他的不幸遭遇：

“我那时还不算媒体名人，但因为(游泳池的)米索夫事件而被当作一个麻烦制造者。播音员担心我不会出现，他为我安排了一小时的采访。我告诉他别担心。我会去的。7点，节目开始了，我还没到。他说，‘无政府主义者迟到很正常。’他放了一些音乐。我还是没到。‘这很正常。无政府主义者从不认真对待任何事情。现在你明白楠泰尔运动是怎么回事了。’又过了半个小时，他生气了……‘真丢脸。你看看他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听众的。’

我们当时离开了家，但就在我们启程时，有些家伙扑向了我们。”(178)

丹尼很快发现他们是警察，任务是逮捕他。他们正在回应一名FNEF激进分子的袭击投诉，以及在《三月二十二日公报》上发表的一份相当粗糙和异想天开的土制燃烧弹制作配方。正如新手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可以预料到的那样，该配方行不通，但它不寻常地预示了一个燃烧的五月。丹尼的被捕带来了更多媒体关注，媒体开始称他为“红丹尼”，令他懊恼的是，无政府主义的颜色也是黑色。警察很快释放了他，但他的短暂拘留再次成为组建反镇压联盟的机会。托派的FER抗议政府对“科亨-邦迪[原文如此]”的短暂拘留。(179) 该组织认为，这次逮捕表明“资产阶级国家”计划“(在大学中)大规模地消灭学生”。

4月底，注意力转向了传统的五一游行和5月2日新的“反帝日”庆祝活动。4月30日，反帝斗争激励了几名楠泰尔学生去他们的高中进行煽动。当他们散发传单时，警察赶到并逮捕了少数几个未能逃脱的不幸者。消息传到了校园，数千人集会抗议拘留。大学生向楠泰尔的行政长官发出最后通牒：释放我们的同志，否则我们将大规模前往警察总部示威。优柔寡断的地方当局迅速让步，释放了被捕学生。如同在五月一样，当局的投降提高了激进分子的士气，并表明战胜“镇压”是可能的。

反帝日，5月2日星期四，有传言称“西方社”将在楠泰尔进行报复。几周前的3月28日星期日，在巴黎第六区，毛派袭击并摧毁了“南越联合阵线”举办的展览，该阵线是“西方社”的一个掩护组织。(180) 毛派的袭击赢得了楠泰尔激进分子的认可，并反映了毛主席的追随者日益融入“三·二二运动”。反帝主义者盛赞“给予西方社及其盟友的漂亮痛打”。“西方社”则通过在楠泰尔散发传单来回应，威胁要“不择一切手段对抗红色恐怖并重建秩序”。(181) 左派担心，下一次来到校园的不会是寻常的右翼学生队伍，而是职业打手、退伍伞兵或让-路易·蒂克-维扬库尔(Jean-Louis Tixier-Vignancourt)的保镖，后者曾是1965年总统选举中的极右翼候选人。巴黎地区街头政治打手之间紧张局势的加剧，导致将扫帚柄和其他东西用作武器的需求激增。数十名毛派由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罗贝尔·林哈特(Robert Linhart)率领来到楠泰尔，负责该地的防御。这位法国长征的未来领导人向人群发表了半小时的演讲，引用毛主席语录，阐述了他对国际政治的宏大愿景。人群中一些人对他的魅力、流利程度和愿景的连贯性印象深刻。其他人，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对这种自以为是的演讲以及毛派运动的傲慢感到厌恶，尽管对楠泰尔情况知之甚少，却要擅自负责当地的反法西斯防御准备工作。

法西斯袭击从未发生，但学生们继续扰乱课堂、挑战教师，甚至向教授投掷鸡蛋。(182) 宿舍仍然是激进分子的招募基地。(183) 住房官员报告说，“男女学生的宿舍房间里囤积了棍棒、铁棍和石头”。(184) 5月2日，一拨人再次闯入行政楼，这次是为了放映一部关于黑豹党的电影。他们被驱逐出去，但找到了勒内·雷蒙在那里上课的大礼堂。他们侮辱了雷蒙，并将他和他的学生赶了出去。随后，教职工对激进左翼强制手段的抗议，促使格拉潘校长决定无限期停课。内政部长富歇——戴高乐在5月1日告诉他“要结束楠泰尔的那些事”——也支持关闭学校。(185) 格拉潘可能不需要上级的多次坚持，因为他晚上受到电话骚扰，被迫在晚上11点到早上8点之间拔掉家里的电话线。(186) 为了证明他关闭大学的合理性，校长列举了学生的威胁、对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恐吓、无视工作权利、侵犯言论自由。他本可以加上对财产的毁坏。

楠泰尔大学直到秋季学期才重新开放。那些目标是关闭甚至摧毁资产阶级大学的激进分子，取得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成功。

注释与参考文献

1.1. Cf.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1992), 330.

2.2. Adrien Dansette, Mai 1968 (Paris, 1971), 35; Raymond Boudon, “La crise universitaire française: Essai de diagnostic sociologique,” Annales E.S.C., vol. 24, no. 3 (May–June, 1969): 740.

3.3. A. Belden Fields, Student Politics in France: A Study of the Union Nationale des Etudiants de France (New York, 1970), 84.

4.4. F. G. Dreyfus, “Problems of the French University,” in Stephen D. Kertesz, ed., The Task of Univers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Notre Dame, Ind., 1971), 290; Jean-Raymond Tour- noux, Le mois de mai du général (Paris, 1969), 36.

5.5. Alain Schnapp and Pierre Vidal-Naquet, Journal de la commune étudiante (Paris, 1969), 33.

6.6. On Duruy, see Sandra Horvath-Peterson, Victor Duruy and French Education (Baton Rouge and London, 1984). A similar treatment awaits Fouchet.

7.7. Peyrefitte quoted in Jean Lacouture, De Gaulle: The Ruler 1945–1970, trans. Alan Sheri- dan (New York and London, 1992), 530.

8.8. Tournoux, Mois, 23; Jacques Perret, Inquiète Sorbonne (Paris, 1968), 56–57.

9.9. Robert Lumley, States of Emergency: Cultures of Revolt in Italy from 1968 to 1978 (London and New York, 1990), 59.

10.10. Tournoux, Mois, 44–45.

11.11. Conseil de la Faculté, 15 January 1968, 1208W, art. 1,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s Hauts-de-Seine [hereafter ADHS].

12.12. This argument might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work of sociologists P. Bourdieu and J.-C. Passeron. See Dansette, Mai, 37; François Bourricaud, Universités à la dérive (Paris, 1971), 63–66; Jean-Pierre Duteuil, Nanterre 1965–1968: Vers le mouvement du 22 mars (Paris, 1988), 111.

13.13. Boudon, “Crise,” 759; Pierre Grappin, L’Ile aux peupliers (Nancy, 1993), 241; Nicolas Daum, Des révolutionnaires dans un village parisien (Paris, 1988), 129; 19 May 1968, Fa 259, APP.

14.14. Jean-Philippe Legois, La Sorbonne avant mai 68 (Mémoire de maîtrise, Paris I, 1993), 163; Jean Bertolino, Les Trublions (Paris, 1969), 245.

15.15. Conseil de Faculté, 25 November 1967, 1208W, art. 1, ADHS.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comes from this meeting.

16.16. Dansette, Mai, 62; Perret, Sorbonne, 21.

17.17. Alain Touraine, The May Movement: Revolt and Reform, trans. Leonard F. X. Mayhew, (New York, 1979), 131.

18.18. Alain Monchablon, Histoire de l’UNEF de 1956 à 1968 (Paris, 1983), 185; Perret, Sorbonne, 21; Fields, Student Politics, 87.

19.19. Schnapp and Vidal-Naquet, Journal, 106–113; Duteuil, Nanterre, 95–107.

20.20. Monchablon, L’UNEF, 185. Police estimated the number of demonstrators to be three thousand. See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Police nationale,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Bul- letin mensuel, May–July 1968, AN 820599/89.

21.21. Monchablon, L’UNEF, 186. Cf. Jean-Claude and Michelle Perrot, Madeleine Rebérioux, and Jean Maitron, eds., La Sorbonne par elle-même, special issue of Le Mouvement social, no. 64 (July–September, 1968): 10, which claims that the MAU was created in March 1968 as does Dansette, Mai, 88, and Geneviève Dreyfus-Armand, “D’un mouvement étudiant à l’autre: La Sorbonne à la veille du 3 mai 1968,” in Geneviève Dreyfus-Armand and Lau- rent Gervereau, eds., Mai 68: Les mouvements étudiants en France et dans le monde (Nan- terre, 1988), 143; Marc Kravetz, ed., L’Insurrection étudiante (Paris, 1968), 462; Patrick Seale and Maureen McConville, Red Flag Black Flag: French Revolution 1968 (New York, 1968), 62.

22.22. Schnapp and Vidal-Naquet, Journal, 115.

23.23. Duteuil, Nanterre, 95–96.

24.24. René Rémond, La règle et le consentement (Paris, 1979), 190; Philippe Labro, ed., Ce n’est qu’un début (Paris, 1968), 43.

25.25. On radical German sociological students, see David Caute, The Year of the Barricades: A Journey through 1968 (New York, 1988); on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Arthur Marwick, The Sixtie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France, Ital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 1958–c. 1974 (New York, 1998).

26.26. On the American argument, see Todd Gitlin, 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 (New York, 1987), 383; on Italy, Guido Martinotti, “The Positive Marginality: Notes on Italian Students in Periods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Philip G. Altbach, eds., Students in Revolt (Boston, 1970), 167–201.

27.27. Duteuil, Nanterre, 96–110; Monchablon, L’UNEF, 186.

28.28. La Nature, n.d., 1208W, art. 256, ADHS, gives figures of 10,000 to 12,000 students.

29.29. Bertolino, Trublions, 253; Monique Suzzoni, “Chronologie des événements à Nanterre en 1967–1968,” in Dreyfus-Armand and Gervereau, Mai 68, 133.

30.30. Schnapp and Vidal-Naquet, Journal, 109.

31.31. For a critique of lecture courses, see Guy Michaud, Révolution dans l’université (Paris, 1968), 102. For Nanterre, see Quelle université? Quelle société? (Paris, 1968), 110.

32.32. The following citations are from “La grève modèle,” quoted in Duteuil, Nanterre, 107.

33.33. Jean-Pierre Dutueil quoted in Bertolino, Trublions, 250.

34.34. Monchablon, UNEF, 186.

35.35. Duteuil, Nanterre, 102; Dansette, Mai, 64; Bertolino, Trublions, 258; Touraine, The May Movement, 134.

36.36. Schnapp and Vidal-Naquet, Journal, 116–122; Duteuil, Nanterre, 102; Dansette, Mai, 63–64.

37.37. Duteuil, Nanterre, 102; Dansette, Mai, 64; Bertolino, Trublions, 258; Bourricaud, Univer- sités, 68.

38.38. TSRF quoted in Duteuil, Nanterre, 109.

39.39. Extraits de la plate-forme des « étudiants » révolutionnaires de Nantes, au début de l’année 1968, reproduced in René Viénet, Enragés et Situationnistes dans le mouvement des occupations (Paris, 1968), 252–258.

40.40. Bertolino, Trublions, 238.

41.41. Pierre Peuchmaurd, Plus vivants que jamais (Paris, 1968), 130; Daniel Cohn-Bendit, Le Grand Bazar (Paris, 1975), 29.

42.42. Quoted in Labro, Début, 148–149.

43.43. 12 April 1968, Direc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et de l’emploi, Ministère du Travail, AN 860581/25. The incident is not mentioned in Maurice Grimaud, En mai, fais ce qu’il te plaît (Paris, 1977).

44.44. Bertolino, Trublions, 24–25.

45.45. Incident related in numerous works, including Schnapp and Vidal-Naquet, Journal, 115. See also Dansette, Mai, 66–67.

46.46. Nicole de Maupeou Abboud, Ouverture du ghetto étudiant: La gauche étudiante à la recherche d’un nouveau mode d’intervention politique (1960–1970) (Paris, 1974), 174.

47.47. White paper quoted in Hervé Hamon and Patrick Rotman, Génération, 2 vols. (Paris, 1987), 1: 401.

48.48. Minute, 4–10 April 1968.

49.49. Grappin, L’Ile, 268.

50.50. Laurent Lemire, Cohn-Bendit (Paris, 1998), 85.

51.51. Duteuil, Nanterre, 117. The unverified story had a long life, at least among members of the extreme right. In 1987 during a debate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Roger Holeindre, ex-OAS and deputy of the National Front, blasted a certain neo-Gaullist Parisian deputy, Mme. de Panafieux, for having slept with Dany in 1968. Mme. de Panafieux is the daughter of François Missoffe.

52.52. Viénet, Enragés, 29.

53.53. 23 January 1968, 1208W, art. 180, ADHS. The student’s father supported the expulsion and labeled his son “an imbecile.”

54.54. For the denial, Assemblée de la Faculté, 27 January 1968, 1208W, art. 1, ADHS.

55.55. Suzzoni, “Chronologie,” in Dreyfus-Armand and Gervereau, Mai 68, 134.

56.56. Véronique Campion-Vincent, La légende des vols d’organes (Paris, 1997), 220.

57.57. 12 February 1968, Fa 265, APP.

58.58. For example, Michel de Certeau, La prise de parole: Pour une nouvelle culture (Paris, 1968), 22–27 and Laurent Joffrin, Mai 68: Histoire des événements (Paris, 1988), 36. For a repeti- tion of this argument, which contradicts several of the contributions in the collection, see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Conclusion,” in Geneviève Dreyfus-Armand, Robert Frank, Marie-Françoise Lévy, and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eds., Les Années 68: Le Temps de la contestation (Brussels, 2000), 502.

59.59. Duteuil, Nanterre, 120; Seale and McConville, Red Flag, 34.

60.60. Protesters claimed that all political demonstrations on campus were banned. See Duteuil, Nanterre, 118–120; The description of the incident in Seale and McConville, Red Flag, 35 differs slightly; cf. also Grappin, L’Ile, 248–249.

61.61. Epistémon [Didier Anzieu], Ces idées qui ont ébranlé la France (Paris, 1968), 98.

62.62. CLER, 29 March 1968, 1208W, art. 256, ADHS.

63.63. Assemblée de la Faculté, 27 January 1968, 1208W, arts. 1–2, ADHS.

64.64. Touraine, The May Movement, 129.

65.65. Assemblée de la Faculté, 27 January 1968, 1208W, arts. 1–2, ADHS.

66.66. Ibid.

67.67. Cf. Angelo Quattrocchi and Tom Nair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rance, May 1968 (Lon- don and New York, 1998), 6: “[Nanterre students’] minds are policed by discipline, patrolled by examinations. Their hearts frozen by authority.” See La Nature, n.d., 1208W, art. 256, ADHS.

68.68. Mouvement du 22 mars, Ce n’est pas qu’un début, continuons le combat (Paris, 1968), 65.

69.69. Duteuil, Nanterre, 124.

70.70. Jürgen Habermas,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Student Protest, Science, and Politics, trans.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1971), 41.

71.71.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Police nationale,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Bulletins quotidi- ens d’information, 30 May 1968, AN 820599/40.

72.72. Suzzoni, “Chronologie,” in Dreyfus-Armand and Gervereau, Mai 68, 134.

73.73. Luisa Passerini, Autobiography of a Generation, trans. Lisa Erdberg (Hanover and Lon- don, 1996), 78.

74.74. L’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no. 11 (October, 1967): 25, 44–48.

75.75. Ibid., no. 12 (September, 1969): 20–21; Duteuil, Nanterre, 126. Situationists claimed that gauchistes organized the defense of insulted professors.

76.76. “Enquête: Télémaque 1969,” Guerres et Paix, no. 14–15 (1969/4–1970/1): 19.

77.77. Hamon and Rotman, Génération, 1: 413–418.

78.78. Jean-Marie Vincent, “Pour continuer mai 1968,” Les Temps modernes, no. 266–267, (Au- gust–September, 1968): 279; R. Gregoire and F. Perlman, Worker-Student Action Commit- tees: France May ’68 (Detroit, 1991), 37.

79.79. See Schnapp and Vidal-Naquet, Journal, 72–83.

80.80. Dansette, Mai, 17; Serge Bosc and Jean-Marcel Bouguereau, “Le mouvement des étudi- ants berlinois,” Les Temps modernes, no. 265 (July, 1968): 1–69; Ulrich K. Preuss, “The Legacy of 1968 in Domestic Politic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68: The World Transformed,” Berlin, May 1996; Ingrid Gilcher-Holtey, Die 68er Bewegung: Deutschland-Westeuropa-USA (Munich, 2001), 40, 69. For the influence—sometimes exaggerated—of the SDS on other European student movements, see Gianni Statera, Death of a Utopia: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 Movements in Europe (Oxford, 1975), 50: “From Frankfort the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crossed the Atlantic, helped to shape the American student protest and then came back to West Berlin. There it matured into an impassioned utopia, crossed the borders of West Germany and pro- vided theoretical roots for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May and the Italian ‘hot autumn.’”

81.81. Claus-Dieter Krohn, “Die westdeutsche Studentenbewegung und das ‘andere Deutsch- land,’” in Axel Schildt, Detlef Siegfried, and Karl Christian Lammers, eds., Dynamische Zeiten: Die 60er Jahre in den beiden deutschen Gesellshaften (Hamburg, 2000), 714–715.

82.82. For a view of Marcuse’s influence before and during 1968, see Michel Trebitsch, “Voy- ages autour de la révolution: Les circulations de la pensée critique de 1956 à 1968,” in Dreyfus-Armand et al., Les Années 68, 69–87. Cf. Kristin Ross, May ’68 and Its Afterlives (Chicago, 2002), 193: Marcuse’s “works were unread in France until after May.”

83.83. James Miller, Democracy Is in the Streets: From Port Huron to the Siege of Chicago (New York, 1987), 16–23, 78.

84.84. Schnapp and Vidal-Naquet, Journal, 20.

85.85. Gitlin, The Sixties, 263.

86.86. Dansette, Mai, 17–18; Bertolino, Trublions, 78; Maupeou-Abboud, Ouverture, 249; Tour- noux, Mois, 166; Kravetz, L’Insurrection étudiante, 21.

87.87. Texts reproduced in Viénet, Enragés, 31–36. “La Grappignole” is also found in Dansette, Mai, 375–376.

88.88. Duteuil, Nanterre, 136–144.

89.89.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Police nationale,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Bulletin mensuel, April 1968, AN 820599/89.

90.90. Modalités, n.d., 1208W, art. 256, ADHS. On “panty raids,”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Sheldon S. Wolin, eds., The Berkeley Student Revolt: Facts and Interpretations (New York, 1965), 11.

91.91. Beth Bailey, “Sexual Revolution(s),” in David Farber, ed., The Sixties: From Memory to History (Chapel Hill and London, 1994), 245.

92.92. 10 May 1968, AN 820599/40.

93.93. Quoted in Centre Régional des Oeuvres Universitaires, 26 February 1968, 1208W, ADHS.

94.94. Bertolino, Trublions, 235; Suzzoni, “Chronologie,” in Dreyfus-Armand and Gervereau, Mai 68, 134.

95.95. Dansette, Mai, 70.

96.96. Bourdieu and Passeron, Héritiers, 96.

97.97. “Télémaque,” Guerres et Paix, 26–27, 56; Fields, Student Politics, 79; Epistémon, Ces idées, 41.

98.98. Résidence, 19 December 1967, 1208W, art. 115–117, ADHS.

99.99. Procès-Verbal, 11 March 1968, 1208W, art. 115–117, ADHS; Résidence, 19 December 1967, 1208W, art. 115–117, ADHS.

100.100. Le Directeur, 28 March 1968, 1208W, art. 115–117, ADHS.

101.101. CROUS, 7 February 1968, ADHS.

102.102. Le Directeur, 28 March 1968, 1208W, art. 115–117, ADHS.

103.103. Pamphlet reproduced in Duteuil, Nanterre, 147.

104.104. Nanterre, 11 April 1967, 1208W, art. 115–117, ADHS.

105.105. Résidence, 19 December 1967, 1208W, art. 115–117, ADHS.

106.106. “La Grande Fronde des Etudiants,” L’Express, 3–9 April 1967. Cf. Lucien Rioux and René Backmann, L’Explosion de mai (Paris, 1968), 212, who, like many authors wh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1968 events, often exaggerate pre-May traditionalism.

107.107. “Disons que 58% des parents considèrent le règlement actuel comme valable, mais qu’il ne doit pas être appliqué strictement! 30% sont pour un régime de liberté, mais contrôlée! et enfin 12% estiment, à quelques nuances près, qu’aucune entrave ne doit être établie. 12%!” [italics in original] Conseil, 7 December 1967, 1208W, art. 115–117, ADHS.

108.108. Le Directeur, 14 September 1967, 1208W, art. 115–117, ADHS.

109.109. Reproduced in Duteuil, Nanterre, 187–190.

110.110. Epistémon, Ces idées, 24; Assemblée de la Faculté, 26 March 1968, 1208W, art. 1, ADHS.

111.111. Schnapp and Vidal-Naquet, Journal, 134; Geneviève Dreyfus-Armand, “D’un mouve- ment étudiant à l’autre: La Sorbonne à laveille du 3 mai 1968,” in Dreyfus-Armand and Gervereau, Mai 68, 138.

112.112. The following is based on a letter from Prof. Francès, Dépt. de Psychologie, 14 March 1968, 1208W, art. 180, ADHS; cf. Duteuil, Nanterre, 148, who criticizes the reaction of the professor.

113.113. CROUS, 7 February 1968, ADHS.

114.114. Reproduced in Duteuil, Nanterre, 150–151.

115.115. Cited in Labro, Début, 57.

116.116. The following citations are from M.B. à M. le recteur, 27 March 1968, 1208W, art. 180, ADHS.

117.117. For the Situation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Watts riot as a model of urban protest in con- sumer society, see L’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no. 10, (March 1966): 1–11.

118.118. Duteuil, Nanterre, 158.

119.119. Quoted in Partout, 19 March 1968, 1208W, art. 256, ADHS.

120.120. A la suite, 25 March 1968, 1208W, art. 256, ADHS; Lemire, Cohn-Bendit, 35.

121.121. Robert V. Daniels, Year of the Heroic Guerrilla: World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1968 (New York, 1989), 142; Caute, The Year of the Barricades, 165.

122.122. Tournoux, Mois, 347–348; Dansette, Mai, 73; M.B. à M. le recteur, 27 March 1968, 1208W, art. 180, ADHS, on administrators’ reluctance to call in police.

123.123. Le Monde’s thirtieth-anniversary Web site on the 22 March Movement, http://homer. span.ch/~spaw2154.

124.124. B. à Recteur, 27 March 1968, 1208W, art. 180, ADHS.

125.125. See also Assemblée de la Faculté, 26 March 1968, 1208W, art. 1, ADHS.

126.126. Note sur la police intérieure, 4 April 1968, 1208W, art. 180, ADHS.

127.127. Assemblée de la Faculté, 30 March 1968, 1208W, art. 1, ADHS.

128.128. ARCUN, 28 March 1968, 1208W, art. 256, ADHS.

129.129. Manifesto reproduced in Duteuil, Nanterre, 165.

130.130. See Schnapp and Vidal-Naquet, Journal, 314–315. On the unorganized in the 22 March Movement, see J.-P. Duteuil, “Les groupes,” in Dreyfus-Armand and Gervereau, Mai 68, 113.

131.131. Cohn-Bendit, Le Grand Bazar, 47.

132.132. Duteuil, Nanterre, 168.

133.133. Schnapp and Vidal-Naquet, Journal, 136.

134.134. Documents reproduced in Duteuil, Nanterre, 170–173 and in Schnapp and Vidal-Naquet, Journal, 139–145.

135.135. Tract de l’UNEF et de l’ARCUN, reproduced in Duteuil, Nanterre, 173.

136.136. D. to R., 28 March 1968, 1208W, art. 180, ADHS. Most of the 145 foreign students were males from former French colonies in North and West Africa.

137.137. La ligne de partage, 28 March 1968, 1208W, art. 256, ADHS.

138.138. Marchais quoted in Hamon and Rotman, Génération, 1: 448 and in Duteuil, Nanterre, 172.

139.139. Duteuil, Nanterre, 168.

140.140. MAU quoted in Kravetz, L’Insurrection étudiante, 492.

141.141. Seale and McConville, Red Flag, 62; Duteuil, Nanterre, 182; Dansette, Mai, 79.

142.142. Schnapp and Vidal-Naquet, Journal, 143.

143.143. Quoted in Duteuil, Nanterre, 180.

144.144. Cited in Schnapp and Vidal-Naquet, Journal, 145.

145.145. Suzzoni, “Chronologie,” in Dreyfus-Armand and Gervereau, Mai 68, 135.

146.146. Schnapp and Vidal-Naquet, Journal, 166.

147.147. “La Faculté de Nanterre de 1964–1969: Entretien avec Pierre Grappin,” in Dreyfus- Armand and Gervereau, Mai 68, 103.

148.148. 15 May 1968, AN 820599/75.

149.149. Duteuil, Nanterre, 191; Bertolino, Trublions, 365.

150.150. Reproduced in Duteuil, Nanterre, 225–237.

151.151. Perrot et al., Sorbonne par elle-même, 21–23.

152.152. Duteuil, Nanterre, 193.

153.153. Allemagne, Italie, France (UJC-ML) and Etudiants, levée en masse (Cause du Peuple), quoted in Schnapp and Vidal-Naquet, Journal, 84, 100.

154.154. Partout, 19 March 1968, 1208W, art. 256, ADHS.

155.155. Nanni Balestrini, Vogliamo tutto (Milan, 1988); Nanni Balestrini, Queremos todo, trans. Herman Mario Cueva (Buenos Aires, 1974).

156.156. Therefore, most feminists—who believed that the path to women’s emancipation involved engaging in salaried labor—did not share the critique of labor.

157.157. 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1969), 5, 21; Anselm Jappe, Guy Debord,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Berkeley, 1999), 151.

158.158. Miller, Democracy, 39.

159.159. Quoted in Marwick, The Sixties, 673.

160.160. Lumley, States of Emergency, 37–38.

161.161. Schnapp and Vidal-Naquet, Journal, 158; Duteuil, Nanterre, 198; Dansette, Mai, 81

162.162. Michaud, Révolution, 10; Schnapp and Vidal-Naquet, Journal, 139.

163.163. Touraine, The May Movement, 146.

164.164. Motion de l’Assemblée des assistants et maîtres-assistants, 29 April 1968, reproduced in Duteuil, Nanterre, 200, and in Schnapp and Vidal-Naquet, Journal, 163.

165.165. Paul Ginsborg, A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Italy: Society and Politics 1943–1988 (London, 1990), 303.

166.166. Duteuil, Nanterre, 194–196.

167.167. Quoted in Peuchmaurd, Vivants, 86.

168.168. Grimaud, En mai, 75. Cf. Bertolino, Trublions, 369, who is skeptical that Kervenoaël [or Kervendael] was a fascist. The historian of France Bertram Gordon can find no refer- ence to him among the Occident members he has interviewed. However, François Duprat, Les journées de mai 68: Les dessous d’une révolution (Paris, 1968), 68, notes a sig- nificant Occident influence in the Nanterre FNEF.

169.169. See Comité étudiant pour les libertés universitaires, Pour rebâtir l’université (Paris, 1969), 31.

170.170.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Police nationale,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bulletins quotidi- ens d’information, 2 May 1968, AN 820599/40. See also UNEF and SNESup, Le livre noir des journées de mai (Paris, 1968), 8.

171.171. 9 May 1968, Fa 252, APP. Cf. Andrew Feenberg and Jim Freedman, When Poetry Ruled the Streets: The French May Events of 1968 (Albany, 2001), 7: “[At Nanterre] everyone spoke as inspired, and no adherence to a doctrine was required.”

172.172. Passerini, Autobiography, 63.

173.173. Viénet, Enragés, 39.

174.174. Duteuil, Nanterre, 170. See also Christian Charrière, Le Printemps des enragés (Paris, 1968), 29–30; Cohn-Bendit performs his autocritique in his Le Grand Bazar, 35.

175.175. Charrière, Printemps, 22, 44–45.

176.176. Quoted in Dansette, Mai, 117.

177.177. Bertolino, Trublions, 229.

178.178. Cohn-Bendit, Le Grand Bazar, 31.

179.179. Perrot et al., La Sorbonne par elle-même, 34.

180.180. Hamon and Rotman, Génération, 1: 438–439; Duteuil, Nanterre, 202; 15 May 1968, AN 820599/75.

181.181. Quoted in Dansette, Mai, 84; Bertolino, Trublions, 132.

182.182. Epistémon, Ces idées, 41; Duteuil, Nanterre, 210; Rémond, Règle, 10–31.

183.183. 19 April 1968, 1208W, art. 180, ADHS.

184.184. 3 May 1968, 1208W, art. 180, ADHS.

185.185. De Gaulle quoted in Lacouture, De Gaulle, 529.

186.186. Epistémon, Ces idées, 85; Tournoux, Mois, 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