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城与阶级的秘密——大津巴布韦遗址

在非洲南部的津巴布韦，有一座用90多万块花岗岩干砌而成的石头城。它没有使用任何粘合剂，却屹立了将近九个世纪。1986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国家——津巴布韦——的名字就来源于这座遗址，在班图语中意为“石头城”。

这座城叫大津巴布韦(Great Zimbabwe)。

然而，围绕这座城的历史叙事，从来就不只是考古学问题。它是一场关于“谁创造了历史”的意识形态斗争——从殖民时代的种族主义谎言，到独立后的民族主义神化，再到学术研究中挥之不去的政治包袱。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恰恰为我们穿透这些迷雾、抵达历史真相的核心，提供了一把最锐利的手术刀。

一、“腓尼基人建造论”：种族主义如何伪造历史

1871年，德国探险家卡尔·莫赫(Karl Mauch，1837—1875)将大津巴布韦遗址公之于世。这座宏伟的石构建筑群立即引起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以及极大的困惑。

在当时的欧洲主流观念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没有历史的蛮荒之地”，黑人“不可能建造出如此精美的建筑”。这种偏见并非偶然，而是服务于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需要——如果非洲没有文明，那么欧洲人的“开化”和“统治”就是合理的。

于是，一系列“外来文明建造论”应运而生：有人认为大津巴布韦是腓尼基人建造的，有人说是阿拉伯人、印度商人，甚至有人将其附会为《圣经》中所罗门王的藏宝之处。这些理论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非洲的一切高级文明都不可能是黑人原住民的创造，必定是由来自北非或中东的“更高级种族”带来的。

这套逻辑在学术上被称为“含米特论”(Hamitic Hypothesis)。所谓“含米特人”，是欧洲殖民者依据《圣经》中挪亚之子“含”的谱系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种概念。其核心观点是：肤色较浅的含米特人将文明带给了低劣的黑人。这一学说曾在非洲学的各个领域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

用大白话说就是：“凡是好的，都是外人带来的;凡是黑人自己做的，都不可能是好的。”——这就是种族主义历史叙事的底层逻辑。

科学如何打脸?1905年至1906年，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兰德尔-麦基弗(David Randall-MacIver，1873—1945)受罗得斯信托基金派遣，对大津巴布韦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考古发掘。他在遗址中未发现任何非非洲起源的文物，据此判定这些建筑由当地班图人建造，年代属于中世纪。1906年，他出版了《中世纪的罗得西亚》(Mediæval Rhodesia)一书。

1929年，英国科学进步协会又委派格特鲁德·卡顿-汤普森(Gertrude Caton-Thompson，1888—1985)进行更全面的考察。1931年，她出版《津巴布韦文化》(The Zimbabwe Culture)，以更有力的证据确立了“黑人是建造者”“年代为中世纪”的基本主张。此后，碳十四测年等技术进一步确认了遗址的本土起源。

然而，科学结论并未终结争议。1965年，南罗得西亚的白人政权单方面宣布独立后，官方继续否认大津巴布韦由黑人建造。正如刘伟才在《大津巴布韦学术史论》中所指出的，早期探索代表人物的研究大都是“先入为主地认定大津巴布韦建于古代、出自外来人群之手”。这种“先定罪、再找证据”的做法，是种族主义学术的典型特征。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围绕大津巴布韦的学术史可以分为几个阶段：1871至1905年的早期探索阶段，以“含米特论”为主导;1906至1961年的科学考古阶段，麦基弗和卡顿-汤普森确立了基本事实;1960年代至1970年代末的历史构建阶段;以及独立后民族主义主导的“官方史学”阶段。

但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

二、从种族主义到民族主义：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1980年，津巴布韦获得独立。新国家自豪地以这座遗址命名，国旗和国徽上都印有遗址出土的皂石鸟——即“津巴布韦鸟”。遗址从被殖民者否认的“他者”，一跃成为新国家合法性认同的核心象征。

但这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民族主义同样可能扭曲历史。

正如刘伟才所指出的，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津巴布韦问题又陷入了黑人民族主义的漩涡。黑人认定自己是建造者，并以此为基础对历史进行多种形式的演绎乃至编造，刻意拔高遗址的建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将任何对黑人主动性的质疑不由分说地与种族主义挂钩。

白人种族主义说：“黑人不可能建造它。”黑人民族主义说：“质疑黑人建造它就是种族主义。”

这两种立场看似对立，实则共享了一个前提：大津巴布韦的价值，取决于建造者的“种族身份”。

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所要批判的。历史的价值从来不应建立在某个种族或民族的“天赋”之上，而应建立在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和阶级斗争的具体分析之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这段话告诉我们：理解任何历史现象——包括大津巴布韦的石构建筑——都必须从物质生产出发，而不是从“种族天赋”或“民族精神”出发。

三、经济基础：农业、畜牧业与贸易

那么，大津巴布韦的物质生产是什么样的?

农业与畜牧业。考古发现，大津巴布韦周围有古代修建的梯田、水渠和水井遗迹。当时的绍纳人已经掌握了炼铁技术，制作铁制工具用于农耕。他们种植的作物主要有粟、玉米和高粱等。

畜牧业方面，家畜不仅是食物来源，更是财富积累和社会分化的核心因素。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驯养动物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这些财富“归氏族首领和家族长所有”，从而“使奴役其他人的劳动力成为可能”。拥有大量牲畜即意味着政治权力，这为早期首领地位的巩固提供了物质基础。

黄金与贸易。大津巴布韦地处西面金矿区和东南印度洋之间的贸易要道，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遗址中出土了波斯玻璃珠、阿拉伯钱币、中国明代青瓷残片等。这表明大津巴布韦通过黄金、象牙等商品的出口，深度参与了跨印度洋的贸易网络。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商品交换时指出：

“交换的不断扩大和日益频繁，使商品固有的、作为价值存在的二重属性越来越尖锐地表现出来，因而促使这种二重性的固定形式——货币——不断发展。”

黄金从单纯的装饰品和奢侈品变成了一般等价物——货币——这一过程在大津巴布韦的贸易扩张中得到了历史的印证。黄金开采和贸易带来的财富，为统治阶级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

农业剩余+畜牧财富+黄金贸易=大津巴布韦统治阶级的物质基础。正是这三者的结合，使得一部分人能够脱离直接的物质生产，去从事统治、管理和建造——包括那座宏伟的石头城。

四、石头如何说话：石构建筑的阶级密码

大津巴布韦遗址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山顶建筑群(卫城)、椭圆形围场(大围场)和山谷建筑群。这种空间布局并非随意，而是阶级社会的物质化表达。

山顶建筑群——统治者与宗教中心。山顶建筑位于高地，被认为是“最上层人物——王族以及巫师”的居住区。这里出土的皂石鸟雕像被视为“活着的国王与去世的国王之间的纽带”，是王权神圣性的物质象征。部分学者认为山顶也是祭祀典礼场所。

椭圆形围场——权力展示的舞台。大围场以高达7.3米的石墙和锥形石塔著称，其外墙最高可达11米，周长约252米。如此宏伟的规模——90多万块花岗岩干砌而成，不使用任何粘合剂——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宣示：只有能够动员大量劳动力、具备高度组织力的统治者才能完成这样的工程。

山谷建筑群——平民的居所。相比之下，山谷建筑群被认为是平民的居住区域。近期考古学家在遗址边缘发现了被称为“平民居住点”的遗址，引发了围绕“中心—外围”“精英—平民”等主题的研究。

这种“山顶—大围场—山谷”的空间格局，对应着“统治者/祭司—贵族/精英—平民”的社会结构，正是阶级社会物质化的典型表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那段著名的论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大津巴布韦的石构建筑，正是竖立在这一“经济结构”之上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它既是统治阶级权力的物质载体，也是阶级关系空间化的直观呈现。而那些关于“腓尼基人建造”的种族主义叙事和关于“非洲伟大文明”的民族主义神话，则属于“社会意识形式”的范畴——它们由经济基础决定，又反过来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

五、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历史叙事为何如此重要

马克思从未认为上层建筑只是经济基础的被动反映。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历史叙事——关于“谁建造了大津巴布韦”的叙事——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它在殖民时代服务于白人统治的合法性：如果黑人没有历史、没有文明，那么欧洲人的殖民就是“开化”而非“侵略”。它在独立后又服务于民族国家构建的合法性：如果大津巴布韦是黑人祖先的伟大创造，那么新国家的独立就是“复兴”而非“建国”。

这两种叙事都是“选择条件”下的历史创造——都不是随心所欲的。

白人殖民者“承继”了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遗产;黑人独立运动“承继”了被殖民压迫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解放的叙事框架。两者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构建自己的历史叙事，而这些叙事又反过来服务于各自的政治目的。

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补充：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大津巴布韦的案例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经济基础(农牧业与黄金贸易)决定了阶级社会的产生和石构建筑的出现;但关于这座建筑“由谁建造”的争论形式——是种族主义的“腓尼基人论”还是民族主义的“黑人原创论”——则主要受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权力、殖民与反殖民斗争)的影响。

六、结论：去殖民化尚未完成

今天，大津巴布韦的考古研究已经由津巴布韦学者主导。但这是否意味着研究本身已经完成了“去殖民化”?

恐怕未必。

问题的框架、方法论的预设、学术评价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殖民学术的烙印。正如刘伟才所指出的，“由于非洲古代史领域相关证据和资料的缺乏，清晰明确的分期和结论可能反而为该研究的可靠性打上了一个问号”。真正的去殖民化，不仅是研究主体的置换，更是研究范式本身的根本变革——是从“西方中心”的文明等级框架中解放出来，在非洲自身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中理解非洲的过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写道：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大津巴布韦的学术史告诉我们：历史认知的“分娩”同样不能跳过。从种族主义的否认，到民族主义的神化，再到科学客观的阶级分析——这条道路，非洲走过，人类走过，还将继续走下去。

石头城沉默不语，但石头本身——以及它背后那个由农牧业、黄金贸易、阶级分化和权力斗争构成的世界——正在向我们讲述一个远比“谁建造了它”更为深刻的故事：关于物质生产如何决定社会结构，关于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关于历史叙事如何服务于政治权力——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给我们的，理解大津巴布韦、也理解一切历史的最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