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主义者为何反对AOC？

按

去年以来，马姆达尼与洪在选举中的强劲表现让许多国内的朋友颇受鼓舞。但是，社会主义运动是有组织的运动。本文指出了两个问题：

其一，DSA内部约束力的匮乏使其背书的政治人物屡屡投入民主党建制的怀抱。政治明星的成功一方面扩大了社会主义政治的影响力，一方面却凌驾于有组织的运动之上。

其二，某些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左翼自媒体的意见往往被外部认为代表了运动本身，而运动的组织对这些自媒体也缺乏约束力。

这些似乎只是一个政治纪律的问题，但阻碍政治纪律建立的无疑是组织内的“多元”与组织对资产阶级政党的依附。换言之，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政治组织不等于无产阶级政党。我们无意对DSA提出过高的要求，但通过本文我们可以观察到，DSA内部的有识之士对这种状况已十分不满，这或许孕育着推动DSA转型甚至建立新政治组织的可能性。而我们从中可以吸收的经验则是，在运动的幼稚阶段，人们可以通过依附建制、制造明星、吸纳同路人壮大声势，但当运动本身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决裂的心慈手软必然损害运动本身。此外，中心化、体制化的宣传工具(如上个时代的机关报)失去影响力已不可避免，运用和约束自媒体以建立宣传矩阵显然已是重要的任务。

序言

上个月(即6月)，DSA背书的候选人在民主党初选中简直赢得了完全胜利。民主党人占据该市各州的立法机构中的多数席位。全市各地重要的州议会席位均被“染红”，两位社会主义者将进入国会任职。建制派试图将这解释为独属于纽约市的特殊现象，但实际上，DSA候选人正及其他拥有类似政纲的左翼民粹主义者正在全国各地取得胜利。其成员数量正在迅速增长，现已达到数万名。随着佐兰·马姆达尼履行其关于提供经济适用房的承诺，一边却“免费租住”在福克斯新闻主持人们的脑海中。这一时刻真是令人振奋：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始于2016年，十年后，它终于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现在，该剑指白宫了。从桑德斯当初的总统竞选开始，我们已经绕了一整圈，或许已准备好在2028年再次向总统宝座发起冲击。从目前所采取的策略来看，唯一的合理目标就是竞选总统，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一目标。目前，DSA旗下只有一名候选人足够知名且有资格参加总统竞选，那就是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目前这还只是一个被热议的构想而已，但鉴于我们已取得的胜利，如果能在2027年集中力量、严肃开展竞选活动，我们完全有可能让AOC当选总统，从而在一夜之间彻底摧毁我们自己的运动。

一、“AOC 总统”有什么问题？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刺耳，尤其是身处这个恐怖时代中的轻松愉快当中。但现在或许是我们在冒险之前最后一次机会来应对民主党的“渗透”。虽然那些顽固的资本家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会愤怒地抗议，但一些建制派政客则选择保持冷静。可能很快就有足够多的民主党人屈服，让我们继续前进。不过，任何阶级敌人免费给我们的东西，其代价都将会相当高昂。坦白说，如果AOC成为总统，她将会打着我们的旗号来推行他们的政策，从而消除社会民主主义带来的威胁。而DSA也会因为在试图支持“我们的”总统时，而逐渐失去其激进性。当第一位社会主义总统再次把美国人的退休金送给以色列时，民众肯定会再次反对社会主义。我们的理念行得通，新自由主义走不通。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非要给全国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背书呢?

人们很容易去忽视这个问题，而认为可以要求她对社会主义议程负责。但实际上，我们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AOC在担任议员期间，行为与其他民主党人别无二致，完全违背了她所宣称的原则。因此，她失去了全国DSA的认可。这种让她承担责任的试图毫无效果：DSA纽约地方分会行动委员会仍然支持她;她的行为没有改变，而且在各种公共活动和媒体上，她仍然经常与DSA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她对民主党的压力极为敏感，总是轻易妥协。在民主党执政期间，领导层完全不想讨论一些问题，比如加沙地区的种族灭绝行为以及被关押的移民。在拜登执政期间，AOC完全遵从了这些指示。在涉及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时，AOC一直未能够在压力之下坚持自己的立场。归根结底，她和该党其他成员没什么两样。

当我们将目光从国内政策转向外交政策，这一社会主义总统最需要展现胆识并推动变革的领域时，AOC的不足之处就变得更加严重，甚至可能致命。目前，美国显然已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帝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每一位总统都将不得不面对至少一场暴露出美国的实力局限危机。而且，这些危机只会越来越严重。拜登不得不被迫从阿富汗撤军，同时也无法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最糟糕的是，尽管这样做会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他还是拒绝试图阻止美国的盟友/代理人犯下历史上记录最详尽的种族灭绝。特朗普则愚蠢地与伊朗开战。相信大多数读者不用赘述折磨的细节都能理解，从美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带来的后果极其糟糕。特朗普不仅没能赢得这场战争，甚至无法输掉它。因为日益肆意的以色列不断破坏他签署投降协议的企图。虽然特朗普和拜登的观点略有不同，但两人的外交政策都可以被归类为“妄想症自由帝国主义”。

下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问题很可能是东南某岛问题。鉴于美国目前暴露软肋，东大很可能会采取行动。从自由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美国必然会做出回应，但结果恐怕只会是一场耻辱性的大败。对于社会主义总统来说，要避免失败的污名，唯一的方法就是彻底抛弃老办法，走完全不同的道路。虽然将当前局势与魏玛德国相提并论可能已经让人觉得老套，但了解历史的人应该记得：当社会民主党执政，国家遭受外国势力的羞辱后会发生什么。那些声称自己拥有唯一正确答案的人其实都在撒谎。不过，要想在不损害现有生活水平的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很难不削减五角大楼的预算，不与崛起中的世界强国达成某种协议，同时还将财富从寡头手中大规模再分配出去。如果考虑到生态危机，即便如此程度的社会变革，也显得过于保守了。简而言之，社会主义政府必须实施一系列让美帝国主义无法接受的改革措施，以至于可能引发一场军事政变。

不过，AOC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让步了。不清楚她是因为害怕与建制派对抗，还是因为缺乏创造力，根本想不出别的外交政策。但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她提出了拜登和奥巴马的自由帝国主义理念的民粹主义版本。她指责特朗普对“威权主义者”过于宽容，暗示要加强对那些不配合美国霸权行为的国家的干预。暂且不谈美国这种侵略行为所带来的道德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AOC认为美国仍有实力来施加干预。当大陆试图与小岛重新统一时，要么AOC总统会证明自己是在虚张声势，从而给右翼势力制造一个新的“背后捅刀”叙事来骚扰我们;要么她将在美国人根本不想卷入任何外国战争时发动一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战争。

二、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夺权？

问题或许源于AOC自身的缺陷;但问题并不只限于她个人。问题的核心在于DSA这个组织本身。不幸的是，我们至今仍未建立起一个能够培养出比AOC更优秀总统候选人的组织。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假设佐兰·马姆达尼有资格合法地竞选总统。马姆达尼是我们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人选：他既是DSA的忠实成员，又具备出色的政治才能。不过，很难想象他能在处理美帝国的崩溃时表现得更好。

通常情况下，马姆达尼会回避外交政策问题;而当被追问时，他也只能用“威权主义”之类的模糊概念来回应。他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工人阶级的其他敌人妥协，这往往违背了我们的原则，他理应为此受到批评。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是我们把他置于不得不这么做的境地，而他没有理由不这么做的战略规划。无论我们召集了多少人，无论我们的活动组织得多么完善，也无论有多少民选官员为我们效力，我们都看不到有哪个统一战线来实现我们的目标。结果就是：有人被收买、有人被背叛、人们充满失望，到处都是互相指责的声音，而我们对自己的战略资源缺乏组织控制。

解决办法很简单：我们必须学会说“不”。我们之所以缺少权力，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不妨从民主党身上学习一下“边界”的力量可以有多大。当DSA掌控了某个州的民主党委员会后，新人被禁止使用该委员会的任何资源。马姆达尼在初选中获胜后，民主党内的建制派核心人物毫不犹豫地让库莫分走选票。无论候选人在竞选时多么反对现行政策，一旦他们当选，民主党内的建制派核心都能立刻控制住他们。政客在各个关键委员会和党团中的位置，乃至他们的权力，都取决于他们的党内地位。这就是政党的作用——它是一种通过提供组织、结构与纪律来行使权力的机构。

与此同时，DSA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我们无法施加任何压力，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拥有“开启”键的背书机器而已。政客们心知肚明：即便他们公然推行与DSA组织章程相违背的政策，DSA也会默许他们继续充当“社会主义”事业的代言人。虽然我们有各种让政客们承担责任、取消对他们官方背书的机制，但DSA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在公众或自身成员眼中与这些政客保持距离。尽管DSA有内部机制来决定是否背书某位候选人，但这些机制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因此，实际上，私人媒体和名人才是真正能左右“社会主义”选票的人士。如果你问普通人听到DSA时会想到谁，他们肯定会回答伯尼·桑德斯和AOC，而这两位其实都不是DSA的成员。

布拉德·兰德(Brad Lander)事件就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例子。根据DSA内部的民主机制，兰德没有获得该组织的支持，因为他不遵守该组织的核心原则，即反犹太复国主义。作为财务主管，兰德将城市资金投入以色列国防工业，这相当于让政府雇员参与种族灭绝行为。他从未表示过自己会改变这一立场，因此他不符合社会主义候选人的资格。无论你赞同与否，这终究是既定的结果。不过，实际上，这一决定真的产生了影响吗?由于该组织最著名的公众人物支持了兰德，几乎所有媒体都把他归类为“得到马姆达尼支持的候选人”。这意味着，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能够借助DSA的声望和影响力来谋取私利。他既未经该组织的同意，也不向其作任何实质性让步。听起来三胜总比两胜好，因此DSA没有反对其中的任何提议。

这一现象应该引起我们所有人，包括那些认为布拉德·兰德比丹·戈德曼(Dan Goldman)更适合作为官员的人士的关注。尽管布拉德·兰德也有缺点，但他仍是当前最理想的选择。然而，最近发生的事让我们看到了最糟糕的情况：格雷厄姆·普拉特纳(Graham Platner)。又是一位根本不可能成为DSA正式候选人的进步派左翼人士，被硬拉进我们反对民主党的竞选“起义”中。虽然兰德属于典型的中左翼民主党人，甚至曾是DSA的成员，但普拉特纳根本算不上反帝国主义者。事实上，他是个热衷于充当战争犯的雇佣兵，还曾在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担任狱警。据说他还犯有强奸罪。早在最近这起指控之前，关于普拉特纳的性犯罪指控就已广为人知。如果他试图获得DSA的背书，那么这些指控肯定会使他失去资格。不过，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普拉特纳终究与美国社会民主主义联系在一起。他能够获得认可，是因为有哈桑·派克(Hasan Piker)这类不受任何约束的、与DSA有关联的意见领袖支持。现在，普拉特纳已经身败名裂，尽管他并不属于该组织的成员，但他的行为还是让整个民主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批评。

美国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发展得相当迅速，而它作为一种文化运动，则更快。这意味着，围绕DSA的媒体生态体系目前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人们对左翼媒体的需求是好事，那些满足这种需求的力量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民主社会主义有完全独立于该组织之外的潜在“造王者”，这其实暴露了其弱点。这里的问题并非在于潜在领导人与媒体代言人之间的竞争，甚至无关民主原则。真正的问题在于：将过多的权力交给个人是危险的。试图证明某人被“收买”其实只会适得其反。个人媒体很容易被收买，他们的个人利益往往与整个运动的利益相悖，而且也没有任何机制来约束他们。为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普拉特纳那样的事件，或者在总统级别发生类似的灾难，DSA必须激烈且明确地做出自己的决定。

缺乏组织声音不仅会助长那些品行不端的人的嚣张气焰，还会对所有当选的社会主义者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某个政客能够通过与另一位政客或媒体人达成私下交易来获得DSA的背书，那他们又何必去遵DSA的标准呢?这种有罪不罚的文化不仅会助长不良行为，还会扼杀激进主义精神。“背叛”社会主义运动不会带来任何后果，因此这种行为就成了唯一合乎逻辑的选择。这就像一个“囚徒困境”：所有当选的DSA成员都知道，自己的同志可以通过与资本主义领袖达成私下交易来获益。因此，即使是那些初心良好的DSA政客，也觉得应该先为自己进行一番利益交换。当DSA最初决定推举马姆达尼竞选市长时，有多名民选官员违背纪律，公开反对这一决定。而AOC则一如既往害怕得罪任何人。在几乎整个初选期间都保持中立态度。希望马姆达尼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其他新任DSA候选人。不过，唯一能阻止他的是他自己的个人意愿，而非任何制度性约束。无论我们积聚起多少力量，如果我们不敢公开谴责那些破坏我们目标的民选官员，那么这一切都毫无意义。

三、我们该如何为2028年大选做好准备？

这些问题非常严重，在它们得到解决之前，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多数派”政府都面临着高风险、低回报的前景。幸运的是，我们的努力让自己处于克服这一劣势的绝佳位置。最近的成就虽然让我们有动力继续留在民主党内进一步巩固地位，但同时也给了我们脱离民主党的机会。如果在DSA处于弱势的时候宣布独立，道路将会十分艰难。我们会显得像输不起的人，而且即便最终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很难再恢复今天的影响力。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而DSA正处于上升期。就缴纳会费的成员数量而言，我们现在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与此同时，爱泼斯坦联盟中的两个政党都遭到了致命的信誉危机。各大媒体都在忧心忡忡地谈论某个强大的“政治机器”，它会无情地碾压任何试图挑战现有资本主义建制派候选人。那么，就让我们把他们的恐惧变成现实吧。根据我们希望推进此事的紧迫程度，有多种可行的方案。所有方案都要求明确边界，同时将美国“社会主义”候选人的选拔过程从某些个人的非正式影响下解放出来，转而通过正规的民主程序来进行。首先，DSA在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之前，必须经过公开的选拔程序和充分的公众讨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既可以避免AOC被“加冕为王”这一糟糕结果，又能促使人们认真思考究竟什么样的总统战略才是合理的。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采纳马姆达尼提出的1-2-3-4计划，让DSA成为一个正常运转的代理政党。这样一来，所有的政治家都会以DSA的名义发表意见。希望该组织的意见借此能比那些媒体人的观点更有影响力。如果我们对政客们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DSA就能从被民主党人利用后又被抛弃的“工具”，变成一个真正能够影响政策的政治力量。更理想的情况是，我们可以从初选转向在普选中挑战民主党人。这样就能消耗民主党建制派的资源，迫使他们不得不在初选和普选中都投入资金。在过去，他们在普选中几乎无需投入任何资金。另外，独立参选还能让我们摆脱不受欢迎的民主党，从而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独立政党的形象。然而，如果我们真心想要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就必须迈出大胆且必要的一步：重组我们自己的政党。变革正在到来，如果美利坚文明还有未来，那么第一位社会主义总统已经出生了。不过，请不要搞错，她绝不会是民主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