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日本历史的分期——《战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发展危机》第六章

「首先，如果人类的很大一部分在几个世纪中一直生活在其自有类型的一种经济中，那么就不可能存在对全人类通用的统一发展模式。」

编者按

本章聚焦“”概念在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的运用与演变——这是讲座派理解日本封建制特殊性和论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要性时无法回避的理论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1931 年共产国际在上压制了讨论，而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尤其讲座派——并未因此止步。从相川、森谷、早川、秋泽、服部、平野、羽仁等多元立场出发，他们独立发展出对该概念的不同阐释，并将其与日本史的直接挂钩。这种“理论不被政治压制的具体性”本身，构成理解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左翼知识生态的重要侧面。

接上文 日本资本主义的破土——《战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发展危机》第五章

第六章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日本史的时代划分

服部之总在其工场手工业论中主张，早在1854年美利坚"黑船"抵达横滨港之前，资本主义就已经在日本本土萌芽。这一论点隐含地否定了这样一种暗示：日本可能需要来自更"先进"西方列强的外部压力才能实现产业资本主义。服部关于德川时代末期对应于卡尔·马克思为西欧所描述的那种"本来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主张，肯定了一种在日本与西方同样被传承下来的内部发展动力;据此，日本应区别于其他所谓的东方社会。

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其他参与者并未如此轻易地处理日本发展与其他东方地区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关于"东方"的著作相当熟悉，他们也体认到马克思的观点对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应用于亚洲背景所造成的困难。马克思曾以一种"东方主义"的方式来处理亚洲社会——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术语1——这种方式是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家的典型特征。这一视角在18世纪孟德斯鸠的作品中达到了最充分的表达，他将东方描述为一种无处不在的专制主义之所在，这种专制主义既是社会的，也是政治的。2马克思本人通过明确将亚洲社会排除在他从法国和英格兰发现并在《资本论》中系统呈现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之外，对这一传统做出了贡献。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撰文论及英国在印度的帝国主义时，马克思对东方保持了一种黑格尔式的视角——将其视为一个已被历史绕过的文明，他严厉地断言，一个缺乏任何内部发展动力的亚洲，其变革的唯一希望必须来自西方帝国主义。

因此，马克思在其关于印度和中国等东方社会的讨论中，否定了这些社会能够找到任何具有持久人文价值的观念，他为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对它们行使统治和压迫进行了辩护。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规范性评估，似乎与他声称已经"科学地"分析了这一点相矛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他描述了自己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地方——马克思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马克思将东方社会定义为一种特殊生产方式的产物，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小规模农业是在涉及财产所有和协作的生产关系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东方社会有其自身独特的经济基础，即，并以小型、分散的农业、私有财产的缺失以及专制的上层建筑为特征。从一开始，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为何对马克思的追随者来说变得问题重重，其原因就很清楚了。本应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社会之间的精确区分变得模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克思设计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以解释一种处于西方发展主线之外的社会类型"。5结果，关于被认为是静态的东方社会——这一观点具有地理特定性——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旨在作为一个无需必然地理参照的动态社会经济变革的普遍范畴这一意涵之间的明显矛盾，一直在关于亚洲社会主题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引起持续争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冲突在大约1930年达到顶峰，当时共产国际内部的马克思主义者努力为东方的革命制定合适的战略。这一争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燃起——当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胜利时，以及当民族解放运动在亚洲和非洲其他地区崩溃的欧洲帝国领土上扩散时。6

当约瑟夫·斯大林在1931年上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时，他既没有解决将苏联东方社会学者们分裂开来的问题，也没有阻止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本身在东方或西方的复活。然而，莫里斯·戈德利耶接受"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有效和有用的社会经济概念，是这场漫长论争中产生的极少数派观点。7远具代表性的则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评估，他断言在"东方社会研究领域"，"马克思将深刻洞察与错误假设相结合(例如关于某些这类社会的内部稳定性)"。8佩里·安德森最近关于国家形态的历史分析也同意这样的判断：就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而言，"马克思在建立这一概念时在经验上和理论上都是错误的，那些试图赋予它新生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是错误的。"9

尽管如此，东方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两个孪生概念并未如此轻易地被那些在马克思的一般范式中找到解决其自身社会所面临的紧迫发展困境之关键的亚洲活动家和学者们所抛弃。如果"历史的普遍规律"在东部和西部同样无效，那么在"东方"就不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革命(无论是两个阶段还是一个阶段)成功的客观必要性。然而，稍微改变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版本的理论以使其符合日本现实——这项危险的事业——并不能解决这一困境。到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参与者已经目睹了高畠素之通过对马克思"错误的"国家理论进行修正，将马克思主义转变为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理论;10并且他们被高桥龟吉修正列宁主义对帝国主义的理解以产生一种对日本向亚洲大陆军事扩张的辩护所反感——这种辩护几乎无法与日本外交政策的官方和右翼言论区别开来。11因此，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在对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日本进行空洞的形式主义和机械的应用马克思主义——此为斯库拉——与一种如此灵活的解释以至于使基础理论变得毫无意义并使日本成功革命的任何真实(历史有效的)机会失去实质——此为卡律布狄斯——之间小心翼翼地航行。

然而，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所造成的困难并不仅仅涉及亚洲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在东方社会概念本身中继承了这些困难，而且它们对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框架的有效性携带着危险的意涵。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在思考亚细亚生产方式被排除出斯大林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原因时，最好地确定了这些理论问题。12

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也受到关于国家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源于"东方专制统治者"阻止了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张)的问题的困扰，以及源于东方社会建构对帝国主义合法性的意涵所产生的规范困境。

这些问题对于在亚洲背景下运作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具有更大的分量。许多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术语分析日本经济发展的日本人的模型，是弗·伊·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在该书中，列宁反对民粹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并未在俄国显著出现的观点，却承认俄国的半亚细亚特征(见下文)阻碍了其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列宁小心地将俄国与印度、波斯和中国等完全亚细亚的社会区分开来。与这些社会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描绘的停滞似乎完全窒息了其中的私有财产、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事实上不仅经历了封建制度，还经历了一种不断增长的、尽管是混合的资本主义。14

马克思曾顺便提及19世纪的日本是封建社会的原型，这一事实并未减轻东方社会概念对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所造成的困难。15相反，日本在来自更"先进"西方社会的外部压力下所经历的晚近发展经验与俄国的相似性表明，列宁关于俄国"亚细亚"特征影响的许多观察同样地——如果不是更多地——适用于日本。19世纪中期来自国外的军事压力迫使两国的精英借用西方技术并从上层推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经济革命。列宁对由亚细亚特征产生的一种混合资本主义的描绘，也可以帮助解释日本国家持续的压迫性质以及日本社会的其他方面——如天皇制——这些似乎更带有一种被亚细亚特征深刻印刻的封建制度的特征，而非资本主义的特征。这一应用可以被用来为日本相互竞争的讲座派和劳农派系所分别采纳的各自立场——即日本封建制度继续蓬勃并需要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尽管有封建残余，日本社会事实上经历了足够的资本主义发展而建议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进行辩护。

然而，鉴于讲座派支持共产国际的观点——即日本资本主义由于前封建和封建过去的残余而仍不发达——这一问题对讲座派自然更为突出。因此，几乎所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议都发生在讲座派团体内。16劳农派选择不诉诸这一概念，因为它关于日本资本主义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使得东方社会概念及其停滞和落后的暗示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17然而，在那些对这一概念持积极倾向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在他们努力将其应用于日本时仍然存在逻辑上的困难。如果他们接受马克思的东方社会框架是有效的，他们如何解释日本如何碰巧避免了困扰亚洲其余地区的停滞——同时又不使帝国主义的破坏性角色合法化?将东方社会理论应用于中国要简单得多，许多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确实如此做了。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去重塑他们的思想以支持战争努力时，有些人将马克思关于东方国家需要外部刺激来结束亚细亚停滞的主张与亚洲人的亚洲这一倡导相结合，以证明日本在中国帝国主义的正当性。18但这只是一个附带问题。要理解为什么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许多参与者发现东方社会概念对分析日本本身有用，有必要简要回顾马克思原始概念的要素。

英国干涉把纺工安置在郎卡郡，把织工安置在孟加拉，或者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些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社会，因为它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3

首先，如果人类的很大一部分在几个世纪中一直生活在其自有类型的一种经济中，那么就不可能存在对全人类通用的统一发展模式。从奴隶制通过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进程将只适用于世界的一部分而对其他部分不适用，因此也不可能存在普遍有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其次，根据马克思，亚细亚体系的特殊性是由于地理因素;但如果地理因素可以在地球上很大一部分导致一种不同的社会发展形式，那么技术相对于自然条件的首要性如何得以维持?第三，马克思曾说亚细亚体系使相关国家陷入停滞，它们只有通过那些经济发展遵循不同路线的民族的入侵才得以解救;那么，似乎"进步"并非人类历史的必然特征，而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视情况而定。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看来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归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原则相矛盾：生产力的首要作用、进步的必然性以及人类社会演进的统一性。可能看起来该学说仅适用于西欧，而资本主义本身则是一个意外。13

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东方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对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作所产生的关键问题是，在世界不同地理区域是否可能存在替代发展道路的问题。这种可能性是在1853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以及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6月14日)和《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6月25日)这两篇文章中，东方社会概念开始成型时提出的。这一概念在《资本论》三卷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878年)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由于马克思关于这一主题的评论是分散的，且有些零碎，一些学者区分了两种甚至三种不同的东方社会概念。19例如，唐纳德·罗主张，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和《反杜林论》中出现了三个不同版本，每个版本强调不同的要素。1853年版"强调了自我封闭的村社和政府控制水利工程的现象"，反映了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J. S. 穆勒和弗朗索瓦·贝尼耶"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资本论》版将亚细亚作为古代生产方式的一种变体加以讨论(第1卷第1章第4节)，强调自足的村社和国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夺，较少强调私有财产的缺失和水利工程;而《反杜林论》版则强调自我封闭的村社，而忽略了水利工程。20

尽管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获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基于马克思后期著作和恩格斯的著作，但在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论著中，有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和晚期著作中提供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所有组成部分。综合起来，这些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提供了马克思所认为的"东方社会(停滞的)当前状态"的基本因果链条的完整图景。气候条件 → 灌溉/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必要性 → 在分散的、自足的农业村社基础上专制主义的发展 → 私有土地所有制发展的缺失，因此无法演变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21

在这个因果链条中，削弱进一步发展前景的关键要素是"土地[私有]财产的缺失"，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说，由于东方专制统治者的存在，这一点是永久性的。22最初，此类原始社会中的(或村社)拥有土地，而东方国家的诞生代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描述的典型实例，其中国家因需要为或整个社会执行某些共同社会功能而产生。恩格斯论证说，由于干旱的气候条件，"只有在东方专制主义的形式下，这种基于公共功能[而非阶级利益]的社会支配才得以广泛扩展并持续长久。"23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先于阶级统治而产生，而非从阶级统治中产生;而且"人对人的剥削在没有土地私有财产的情况下存在。"24在新国家下，土地所有权归属于"代表共同体的一个个人"：25"国王是一切的也是唯一的土地所有者。"26

这种专制国家——它垄断了土地所有权并在没有阶级冲突的情况下绝对统治——是东方社会最独特的特征，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区分开来。这种政治上层建筑形式与其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它有效阻止了向更高生产方式的顺利过渡。作为剥削者的专制统治者是"剩余产品的主要所有者"，其形式为实物地租。这种剩余通常以剩余劳动或强制劳动的形式被剥夺(列宁后来称之为徭役劳动)，因为唯一的土地所有者是专制统治者，而后者反过来将这种劳动应用于执行大规模公共工程，而国家原本正是为这些工程的目的而创立的。27君主对其僭取专制权力的人民是直接生产者，从属于国家。存在私人的(由个人)和公共的(由村社)土地占有和使用用于生产，但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在东方社会也不可能有像法国那样产生出这种土地私有制，因为亚细亚国家拥有一种特殊性质——它在马克思所描述的"普遍奴隶制"现象中，既拥有其人民也拥有其土地。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与[人民]相对立，[因此]……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劳动]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里，主权就是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28

正是这种集中土地所有制和劳动租税合一体系，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亚洲发现的"停滞的社会状态"的基础。29在马克思看来，"东方没有演变出任何相当于土地私有财产的东西：毫无疑问，这是真正封建制度的先决条件之一。"30因此，在亚洲，东方专制统治者有效地阻止了可能成为经济变革驱动力的有产阶级的崛起;专制国家先发制人地压制了任何本土资产阶级将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的冲动。确实，在没有经济阶级的地方，就不可能有阶级斗争——这在马克思的框架中对于社会经济变革的动力至关重要。31

这种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政治上层建筑性质的"科学"分析，提供了通向马克思对东方社会规范性观点的关键联系。32尽管马克思的分析方法聚焦于客观的物质生产力，这使他的观点与黑格尔关于东方"停滞"的神秘论述区分开来，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结论却是相同的——即对亚洲社会构成的未来变革前景悲观。这样的社会缺乏内部变革动力，因为变革的一个主要来源——源自私有财产关系的阶级冲突——已被东方专制统治者的存在所窒息。即使是高利贷——通常是变革的一个强大动因——马克思宣称，在东方社会中也遇到顽固抵抗，无法消解其结构性组成部分。33马克思得出结论说，亚洲构成的唯一可能的变革来源，必然是体系外部的，并以西方不安分的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在他面前——在那里，私有财产所提供的动力刺激了英国和法国从古代通过封建制演进到产业资本主义。

然而，即使是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国际帝国的一般乐观态度，也没有使马克思对亚洲的前景抱有希望。在他最初对英国在印度帝国主义的评论差不多十五年之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观察到："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分解作用，是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在印度和中国的交往中令人注目地得到了证明。"在印度，他指出，"这种解体工作[只是]进行得极其缓慢。而在中国，由于没有直接政治权力[像英国对印度所行使的那种权力]的加强，[它还在更缓慢地进行着。]"35

这种对东方社会未来的悲观态度支持了这样一种解释，即马克思关于从希腊罗马古代到封建制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历程的整体框架，是描述一种排斥亚洲的单线西方历史发展进程。正如乔治·利希泰姆所论证的，"当马克思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描述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时，他采纳了他那个时代普遍的单线历史观;也就是说，他假设奴隶制、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是西方社会发展的确定阶段，为东方所不知，其历史停滞被视为占主导地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结果。"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并不分享关于'进步'的流行乐观主义。有暗示表明，每一次进步都必须以放弃只有在更原始条件下才可能实现的成就为代价。"36也不清楚，鉴于亚细亚社会甚至对世界资本主义冲击的抵抗力，这样的"进步"是否总是会实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和《反杜林论》中关于东方社会的思想，进一步由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加以阐述——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被广泛阅读。为回应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及需要将他自己以前亲斯拉夫和民粹主义的倾向适应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列汉诺夫强调共同体财产和地理在提供替代发展道路方面的理念。这两个本来独立的问题最初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交织在一起——当他在19世纪70年代分析俄国革命的可能性时，因为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破灭了。当马克思向民粹主义者N. K. 米哈伊洛夫斯基否认他的框架规定了西俄欧和俄国必须经过完全相同的资本主义道路达到社会主义时，他是在努力为革命的前景注入一丝乐观——在一个马克思本人曾认为它是欧洲"反动堡垒"的社会。支持东西方不同发展道路概念的支持，只是在《资本论》中含蓄地提供的——马克思在那里暗示，社会在原始社会阶段分岔为东方形式和西方形式：东方形式中，我们看到一个专制统治者作为最高地主统治着上述的小型村社;西方形式则以希腊(或古典)古代为代表。这种分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得到了更明确的阐述——马克思在那里对不同财产和共同体类型的讨论中，包含了对斯拉夫共同体的描述——一种经过修改的东方共同体财产形式。37斯拉夫共同体在俄国残存到19世纪后期，这构成了俄国发展的特殊"历史环境"。通过回应俄国知识分子就这个问题提出的疑问，马克思确立了共同体财产与东方单独发展模式之间的逻辑联系，这将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共同体(农村公社)论争的一个焦点。

马克思在《大纲》及其他著作中对社会史的呈现从共同体社会开始，并强调了"私有财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的'人为'性质，因为它们涉及对非常不同的先前社会体系的历史破坏。"38马克思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强调了这一观点，论证基于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国家产生了卢梭式的公共人与私人人(公民相对于人)之间的分裂，只有通过回归社会化的人才能克服。人类历史开始时共同体财产的存在，使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变得可以设想。在19世纪70年代，现在急于鼓励俄国革命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农民公社(村社)持续到19世纪为俄国提供了在较近期内实现共产主义未来的可能性——尽管俄国相比西欧明显落后。由于被先进的资本主义体系所环绕，俄国"公社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能在不承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情况下承接资本主义的技术成果，或者[在孤立状态下]重复一条像西方所经历的那样漫长而艰难的发展道路。"39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对这一论点进行了限定：只有"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0换句话说，俄国的共产主义发展再次依赖于来自更先进西方革命的外部支持。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向东移往俄国，俄国农民公社在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革命的著作中成为一个议题，而东方社会的概念在其讨论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作为一名青年时期的民粹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曾强调俄国与西方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强调在他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继续显而易见。普列汉诺夫现在将俄国视为"一个在西方影响下崩溃的东方社会"。沙皇是在"原始农业经济基础上构建的"专制统治者。411895年，普列汉诺夫论证说："'古老的莫斯科维亚俄国以其完全亚细亚的性质区别于其他。它的社会生活、它的行政、它的人民心理——其中一切对欧洲都是陌生的，而与中国、波斯和古埃及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其专制统治的发展一方面由"需要支撑在新政治中心莫斯科不断扩张的行政机构和帝国朝廷的奢华"而加强，另一方面则是由甚至更重要的需要支撑"反对外部压力的庞大军事建制"而加强。国家因此承担了所有财产的所有权，以满足这些需要。42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彼得和19世纪尼古拉一世的改革是表面性的，使国家保持了其对俄国社会的专制关系。"对这些[国家的]臣民，国家分配了土地，从而赋予他们生存的权利，但仅以服务于国家为条件——对一些人是军事行政，对大多数人则是劳动财政。"就像任何专制东方社会一样，俄国具有一种"植物的、非发展的性质"。结果是停滞——缺乏促进向新生产方式变革的任何内部动力。43

作为民粹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曾希望公社能使俄国革命绕过欧洲资本主义。现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当他相信欧洲化正在俄国进行并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达到顶峰，普列汉诺夫仍然充分体认到俄国东方特性的意涵。44他观察到，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俄国领导人被迫借用西方思想和技术来保卫俄国抵御西方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45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外部威胁，快速工业化在彼得大帝统治下以及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19世纪中期以大规模上层推动的形式发生——这一推动很快被日本的明治政权超越。

因此，普列汉诺夫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观念最重要的一面，他进一步论证说(在其《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中)地理差异在氏族或共同体社会消亡后创造分离的西方和东方发展道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6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淡化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地理意义，论证说"因为马克思坦率承认德川日本是一个封建社会，并且因为他将这一概念扩展应用于秘鲁和墨西哥社会，所以'亚细亚社会'这一概念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而非地理的概念。"47然而，根据普列汉诺夫，地理环境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先决条件，并可以决定特定的生产关系;因此，隐含着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地理条件的决定性影响。48此外，为了解释由东方专制主义所导致的经济停滞，普列汉诺夫观察到："在上层建筑和基础之间出现一种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提供了理解所有那些乍看上去似乎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命题相矛盾的现象的关键。"例如，东方专制主义抑制私有财产出现的一种方式，便在其"对社会人的整个心理的决定性影响。"49正如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论证的，专制国家抑制了"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条件"的出现，如"有一个惯于从事雇佣劳动的阶级"。"整个农业，特别是农民，被远古的传统、宗法制生活的传统所最沉重地压制着，由于这一点，资本主义的改造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一切社会关系的改变等)在这里表现得最缓慢和最渐进。"50

因此，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表明，俄国的亚细亚过去和持续的半亚细亚性质，是其在发展资本主义方面迟缓的根源。而且，他们发现，当资本主义最终在俄国确实出现时，它是以一种混合形式出现的。俄国的经验不仅仅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是西方进步的典型。相反，它是俄国亚细亚过去的一个特殊产物："资本主义要素在俄国出现不是在农奴制清算之后——如同在西方那样，而是在封建农奴关系仍然有力发展的时候。"51列宁，像普列汉诺夫一样，对亚细亚社会的未来是模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必然排除沿典型西方路径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亚细亚的俄国已经演变出一种封建制度形式。然而，亚细亚专制主义——以其自然经济——不允许俄国"参与刺激西方商业革命的海外扩张"。52

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发展及其亚细亚过去的著作，暗示了托洛茨基的"不平衡联合发展"概念。类似地，列宁分析的正是联合发展对俄国资本主义形态的影响——当他在悖论中试图强调俄国的特性(尤其是其亚细亚特征)，以使马克思的革命在俄国看起来可行和适用时。尽管所有证据都在相反—面，列宁断言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尽管由于俄国的半亚细亚过去而以一种特殊形式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被延迟了，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条件尚不存在"且因为"旧的徭役经济制度已经被破坏了，但没有被彻底消灭。"此外，"实施'超经济压力'的可能性[(封建主义的一个特征)]仍然以农民暂时义务身份、集体责任、体罚、劳役等形式保留。"因此，列宁论证说：

从列宁的语言中不清楚他是否将俄国的半亚细亚经验视为历史上独特的。但清楚的是，他关于俄国不平衡发展和联合发展的观察，对试图理解东方社会建构对日本发展适用性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携带着强有力的意涵。列宁的解释是吸引人的，因为它调和了马克思范式中看似冲突的方面。尽管有其自身的亚细亚特征，俄国——像日本一样——既达到了封建制也达到了资本主义。借助不平衡发展的概念，人们可以援引东方社会的概念来解释日本经济和政治中"落后"元素的持续存在，而不将日本注定为被动的、不发展的中国的命运。也许正是因为列宁成功地将东方社会概念应用于俄国，然后崛起为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领袖，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社会概念才反复出现在讲座派对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贡献中。就日本确实发展了封建制度而言，可以论证东方社会的特征使那种封建制度不如其在西方的对应物进步，并继续限制日本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日两国在日益上升的日本扩张主义阴影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地分道扬镳，关于亚细亚社会的著作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圈子中激增。在这个主题上的撰写和出版的密集程度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许多人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视为"研究日本从古代到明治各个历史发展时代特殊特征的'一把钥匙'。"54本章的其余部分将描述亚细亚生产方式范式如何被各色解释，以产生日本史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参与者如何诉诸日本的"亚细亚"特征来解释日本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特殊性。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野蛮的和半野蛮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4

唯一可能的经济制度，相应地就是一种过渡制度，一种结合了徭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特征的制度。事实上，改革后地主经济的农民耕作制度恰恰带有这些特征。随着过渡时代所特有的无尽的多样形式，当代地主经济的经济组织可归结为两个主要体系的多样组合——劳役[徭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很自然地，如此不同甚至相对立的经济体系的结合，在实践中导致一系列极其深刻而复杂的冲突和矛盾，而在这些矛盾的压力下，许多农民因此破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每个过渡时期特有的现象。53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竞争范式

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寻找理解日本经济发展史的钥匙，有两个独立的任务要完成。这些任务首先是，从当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流传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各种竞争版本中建立一个连贯的范式;然后将这一范式应用于确立日本自身历史中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明治维新的政治经济时代的连续。

在承担理解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初步任务时，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大量借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在1927—1928年中国革命崩溃争议期间对该问题所做的诸多贡献。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参与者的观点与他们的苏联同行一样歧异，但在俄国的这场论争并未限制日本方面解释的范围。相反，这里讨论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意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已于1931年2月在上被否定;55然而，许多人坚持认为该理论仍然是分析日本及其东方邻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有用工具。那些确实总体上否定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则是独立地并出于他们自己的理由这样做，而且他们仍然常常保留了原始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某些要素来重新解释日本经济史。

苏联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

影响日本在该问题上思想的主要苏联学者分为两大群体。一个圈子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围绕苏联经济学家叶夫根尼·瓦尔加和路德维希·马扎尔的著作形成。瓦尔加和较年轻马扎尔都是移居苏联的匈牙利流亡者，他们运用马克思关于亚洲的观点来分析当代中国，并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有力支持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有效性。活跃在共产国际活动中的瓦尔加，从1927年到1947年领导了苏联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他很快确立了作为苏联在世界经济危机方面最重要的权威的声誉。然而，从1925年开始，瓦尔加大量出版了关于中国经济和革命的著作。56在这些论文中，瓦尔加进一步提升了苏联对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的兴趣，这些思想此前已被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维德·梁赞诺夫于1925年发表在一篇题为《马克思论印度和中国》的早期文章中汇集。57同年在写作中，瓦尔加曾断言中国社会由掌控由政府拥有并为生产和防御目的而建造的水利工程的士大夫统治阶级所主导。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精英不是一个拥有私有财产的群体，而是一个控制公共财产的阶级。随后，瓦尔加进一步明确将中国确定为一个在社会关键时刻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亚细亚社会。58

马扎尔支持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应用于分析中国，但他基于自己在中国的一手经验发展出一种不同于瓦尔加观点的视角。马扎尔于1926—1927年跟随共产国际顾问米哈伊尔·鲍罗廷到中国。作为中国问题专家，马扎尔产生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著作，在其中他大胆地将当代中国定义为一个仍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59马扎尔与瓦尔加一样，论证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与封建制度不同，因为在其中没有封建财产和封建领主。然而，马扎尔强调，洪水以及治水和人工灌溉的需要是导致这种特殊生产方式形成的关键因素。在他看来，公共工程的需要是建立专制国家的关键——这个专制国家拥有土地和水，建立在基于农村共同体(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共同体)的古代公社社会之上。马扎尔将东方社会视为阶级社会，他反对那些将东方专制主义在提供公共工程基础上的兴起视为一种超阶级国家的人。然而，他以一种与瓦尔加观点一致的方式论证说，在这个阶级社会中，主要对立存在于农民与国家之间。60

到1930年，马扎尔和瓦尔加为一方，与将于一年后在上获胜的学者群体之间，已经演变出公开的冲突。由米哈伊尔·戈德斯和叶夫根尼·S·约尔克领导，随后古代社会史家谢尔盖·科瓦廖夫的加入，这个群体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根本不是一个独特的生产方式，而仅仅是某种其他生产方式的一个变体。约尔克——一位曾在1925年至1927年在中国担任翻译的苏联学者——和戈德斯在1930年之前都没有就该问题大量出版过著作。61然而，对瓦尔加和马扎尔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术研究的攻击正是由这两人发起的。这无疑是在约瑟夫·斯大林的支持下发生的，斯大林如今已经清除了此前曾在20年代中后期领导共产国际远东政策的尼古拉·布哈林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

攻击东方社会范式倡导者背后的政治动机，在戈德斯在列宁格勒"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中的报告中未被掩饰。当然，报告的语言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支持卡尔·魏特夫指控的材料——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被否定是因为它暗示了在斯大林俄国可能出现官僚阶级统治的亚细亚"复辟"的可能性。然而，戈德斯和约尔克确实将其对马扎尔、瓦尔加、梁赞诺夫以及——隐含地——倒台的布哈林(三者均未被邀请参加讨论62)的攻击，置于自1927年4月四·一二政变以来共产国际领导下中国革命屡次失败的背景下。用约尔克的话说：

正如这段文字所表明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议是围绕中国政策的争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后者反过来又构成了斯大林与其在苏联共产党内如今已经无权无势的对手列夫·托洛茨基和尼古拉·布哈林之间派系冲突的一个关键要素。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被否定恰恰发生在共产国际在《1931年政治纲领草案》中(见第三章)对日本政策做出暂时转向的同一时间，这并非巧合。这两项措施都为否定与布哈林相关的著名学者的理论影响服务。随着斯大林巩固了他对苏联党机构的铁腕控制，对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理论影响的这些清洗，为他们在俄国及海外的有效政治权力敲下了最后一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列宁格勒讨论中，党内斗争的政治优先于学术和智识严谨性这一事实，因此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一概念——像布哈林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概念一样——仍然继续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引起兴趣和争议。寻求以马克思主义框架理解日本史的讲座派学者，根本无法满足于列宁格勒会议上对东方社会概念给予的那种反智的和敷衍的处理。

从这次讨论中出现了哪些关键点?即使戈德斯和约尔克未能给予亚细亚生产方式认真的学术处理，他们的批评确实起到了指出来些概念弱点的作用——无论是在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看法中(这是斯大林也是布哈林的产物)，还是在瓦尔加、马扎尔和魏特夫的观点中。1926年和1927年，斯大林开始强调中国社会中封建残余的作用，而在1928年，中国共产党本身在其于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屈服于斯大林的影响力，强调了在农村中的封建关系并否定了马扎尔—魏特夫将中国视为亚细亚社会的看法。64然而，马扎尔观点的一个困难恰恰在于他断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残余"与封建制度的"残余"并存：换句话说，在某个时点，私有财产和封建主义事实上已经在中国及东方其他地方出现。65虽然可以设想封建制度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残作可以并存，但在苏联的讨论中，封建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代表了对中国社会当前状态的互相矛盾的替代模型。正如马克思著作中最初呈现的那样，亚细亚生产方式似乎排除了私有财产的兴起;而土地和农奴的世袭权这种事实上的存在是封建制度的基本要素。因此，马扎尔只能通过对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静态性质的原始观点做出某种修改来维持其解释。

马扎尔通过猜想东方社会与充满活力的西方相遇的可能影响，做出了这种调整。他假定欧洲帝国主义在入侵印度和中国时遇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且据推测触发了从亚细亚到封建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变。正如戈德斯敏锐地指出的，这一命题提出了各种理论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衰落了?如果衰落了，具体是如何衰退的?此外，戈德斯在马扎尔对东方历史的解释中发现了其他不一致之处。

戈德斯指责说，在瓦尔加—马扎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基础上，这些问题没有一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更重要的是，约尔克声称这一理论"反映了明确定义的外国影响"(大概是德国的魏特夫)，挑战了斯大林主义观点，因此是"托洛茨基主义理论立场的奶娘"。66

戈德斯对该问题提出了一种本质上是语义学的解决方案："亚细亚生产方式无非就是封建主义。东方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经历了与欧洲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戈德斯论证说，仔细的研究将引导人们在东方发现与在西方同样的封建制度的本质特征，他将其定义如下："土地所有制是积累剩余产品的基础;直接生产者进行其自己的独立经济运作;在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中，超经济强制占主导地位;土地所有制的等级体系对应着政治权力的等级体系。"戈德斯并不否认马扎尔以及M. 科金和G. 帕帕扬所识别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附带物存在于东方。然而，他确实否定了这些特征"单独地或合在一起，……能够满足构建一种独立生产方式的主要要求"的观念。67因此，在实践中，中国的绅士们应被视为封建性质的，而非"亚细亚—官僚的"。此外，一个基于公共管理而非私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国家官僚机构可以构成统治阶级的观念，被谴责为非马克思主义的。一举之下，斯大林派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批评者们因此将中国和日本等亚洲社会的特殊性降格为微不足道，并使共产国际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方便地忽略马克思关于西方帝国主义在东方扮演积极角色的令人尴尬的言论。

戈德斯的表述——即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未真正构成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而仅仅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一种变体——主导了关于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直到斯大林去世。但这并不是对戈德斯在列宁格勒会议上提出的问题的唯一苏联解决方案。对马扎尔—瓦尔加对东方社会理解的另一种批评，在20世纪30年代由列宁格勒大学的历史学家谢尔盖·科瓦廖夫提出。科瓦廖夫以其1935年的著作《古代世界史》而闻名，是苏联关于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理论家。科瓦廖夫同意戈德斯的意见，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形态，但他论证说，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东方出现的奴隶所有制形态。与魏特夫、瓦尔加和马扎尔的著作以及约尔克和戈德斯的批评一道，科瓦廖夫的论点对20世纪30年代自行评估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显著影响。

如果我们认为有可能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那么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关注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得出的政治结论。我们在这里不是因为，正如科金同志所说，我们"最终需要研究东方的历史并将其纳入世界历史"。这不是我们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因，而是为了通过正确的方法，将中国、印度支那和印度被剥削群众英勇斗争现在所创造的实际历史转向劳动群众的利益。因此，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来看待事物……那么很清楚的是，以表面上完美加工的关于一种特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的名义呈现给我们的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东方的个别陈述的解释，从政治角度来看是绝对不可接受的。63

如果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终结于周朝，那么马扎尔将其延续到19世纪就是错误的。如果马扎尔认为欧洲的入侵遇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那么他是如何解释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如果马扎尔是对的，并且如果封建关系残余在中国占主导地位，那么在欧洲入侵的时代，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通过什么奇迹演变为封建生产方式的?而如果至今为止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残余占主导[如瓦尔加所主张的]，那么你如何将这一点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声明联系起来?

日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范式

从1931年开始，在列宁格勒讨论之后不久且在《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的准备期间，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讲座派内部关于该概念在日本经济史应用的争议迅速获得动能，一直持续到30年代末，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整体在警察镇压下屈服。在这些年月里，一小群马克思主义者就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适用性、它与日本历史的哪个时期最密切对应、以及其挥之不去的影响在当代日本的经济和政治中可能仍有多大程度的感知等问题展开了论争。

从这场争议中产生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几种定义以及在马克思历史框架中对其角色解释的两种主要模式。尽管有列宁格勒讨论的裁决，许多人——包括相川春喜、森谷克己和平野义太郎——接受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第二组人，包括秋泽修二和早川二郎，同意戈德斯和约尔克的意见，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而是某种其他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变体。服部之总进而同意戈德斯的观点，即瓦尔加和马扎尔所解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上是封建制度的变体，而早川则大量借鉴科瓦廖夫的著作，论证说这仅仅是奴隶社会的东方版本。几乎所有这些参与争议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东方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来分析日本经济史。对于寻求日本在农业经济和政治领域持续落后原因的讲座派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一范式被证明非常有用。

亚细亚生产方式争议在日本资本主义更大范围论争中的这一位置，在相川春喜1933年4月发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反动性质》一文中明显可见。在该文中，通过评估苏联东方社会争议对劳农派—讲座派论争的意涵，68相川为日本方面的论争定下了一个大胆而独立的基调。他抨击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梁赞诺夫的"抽象教条主义"和"破坏……关于历史发展的具体研究"，并详细批评了苏联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倡导者和批评者双方。他断言，马扎尔和约尔克双方都有缺陷的观点与猪俣和劳农派经济学家串田民藏——他们论证说日本资本主义不再具有一种特殊性质——的论点紧密联系在一起。69

相川对马扎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并不满意——该概念论证说东方和西方社会在原始共同体阶段之后由于东方基于地理的治水必要性而发生了分歧。根据马扎尔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表明了东方社会的四个特征："1)缺乏土地私有制;2)人工灌溉的必要性，与此相关，大规模组织公共工程的必要性;3)农村公社;4)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专制主义。"这种东方模式在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中再次与西方路径汇合，因为来自更先进西方社会的军事压力的影响。然而，东方封建制度，包括日本封建制度，仍然带有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顽固残余的印记。

马扎尔承认在许多方面日本似乎是停滞的东方社会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剥削这一一般模式的例外。然而，他主张日本也承担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遗产，特别是在农村占主导的"剥削方式"方面。用马扎尔的话说：

在评估日本晚近发展的资本主义在多大程度上由于"亚细亚特征"的印记而持续落后时，相川和其他人必须首先为自己确立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正确阐释。如果它确实构成一种地理上偶然的、独立的生产方式，那么人们将预期它对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独特方面的长期影响，将远大于如果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概念视为仅仅代表了普遍发展阶段——古代(科瓦廖夫)、封建制度(戈德斯)或作为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时代(相川)——的具体表现。

相川采纳了对马克思在其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列举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史"进步的"时代的字面解释。他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第一种对抗性或阶级社会的形式，先于希腊和罗马古代——典型的奴隶所有制形态;而马克思关于"东方"或"亚细亚"社会的提法应被解释为指涉古代东方的社会形式——正如马克思对埃及、土耳其、波斯、印度和鞑靼的研究中所发现的。马克思曾借助弗朗索瓦·贝尼耶对古代莫卧儿帝国的描述来解释古代亚洲的家长制社会结构。此外，相川维护说，马克思在这些亚洲人民中发现了希腊罗马古代和古代日耳曼的历史基础，而这正是他将其命名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因。在这一观点中，该范畴是普遍的、而非在地理上特定的。

因此，相川批评了马扎尔和梁赞诺夫等人——他们强调水工程的作用，并论证干旱条件仅仅约束了共同体或国家通过从事灌溉来支持定居农业和共同体土地所有制。71在此，尽管相川没有效仿戈德斯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假设"加以抛弃，但他确实分享了戈德斯关于单线历史发展模式的观点。72然而，随后在一篇《关于亚细亚概念形成倾向》的文章中，他拒绝了戈德斯观点中那些会忽略研究像日本这样的社会"个别民族特性"的方面。73

在整个争议过程中，相川对戈德斯的观点变得越来越批评。尽管戈德斯否定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但他保持了与马扎尔、瓦尔加及其他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倡导者相同的关于东方的无差别概念。因此，相川论证说，戈德斯关于"一般东方的独特封建制度"的提法，抹杀了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它拥有马克思本人曾评论过的纯粹封建制度——与印度这样的社会之间的戏剧性差异——在印度，小规模农业和手工业继续在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存在。"我们必须消除这个一般东方的概念，"相川断言。74因此，相川既反对东西方发展经验之间没有本质差异的观点，也反对在其他讲座派马克思主义者中常见的观点——即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作为一个地理上特定的范畴是有效的，并且可以富有成效地应用于理解日本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方面。

相川的立场得到了森谷克己的支持，他也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一个前古代时代，是各社会共有的。森谷此前曾就该主题写过多部著作，但在阅读了科瓦廖夫《古代世界理论》的日译本后重新考虑了该问题。森谷对科瓦廖夫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解为东方的奴隶制提出了异议;并且他否定了科瓦廖夫将该概念视为东方古代特有的一种社会形态的处理方式。在承认对远东无知后，科瓦廖夫在古埃及识别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典型案例"，虽然他承认这种形态并不必然存在于东方各地，但他得出结论说它是东方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然而，森谷论证说，如果马克思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划分一个主要社会时代，那么它不可能仅仅是奴隶制——如科瓦廖夫所声称的那样——或封建制度——如戈德斯所声称的那样——的一个东方变体。75

根据森谷的观点，古代和封建的生产方式是在亚细亚方式之后在东方经历的，但这些形态并没有完全成熟。他论证说，前"古代"的亚细亚方式是"原始农业共同体"和土地公有制的时代。这种共同体制度标志着原始共产社会解决体的阶段，因此它应区别于先前的基于血缘亲属关系的共同体。在其原始形式中，共同体涉及协作劳动以及共同体土地所有制;但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特征的农业共同体是"不受血缘纽带束缚的自由人的第一个社会单位"。只有土地是共同持有的，并在共同体成员中定期重新分配，最终每个成员耕种他所分得的土地并拥有其产品。这些安排之所以被称为"亚细亚"，不是因为它们只在亚洲发现，而是因为马克思在亚洲发现了它们的原型。76

在他对该问题的处理中，森谷接受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有效性，但他否定了像瓦尔加和马扎尔等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定的许多特征。例如，他论证说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可能涉及国家或君主对土地的所有权，也不可能指涉奴隶制或农奴制的变体。相反，虽然它可能先于许多民族的书面历史，但它是东方许多文化发展的起点，这些文化随后进展到古代和封建生产方式。根据森谷，尽管原始农业共同体的残余往往相当可观，但在东方确实发生了进步，因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是原始共同体所有制和私有制的双重存在——后者是在原始血缘亲属共同体正在解体时出现的。77

尽管森谷的解释在某些方面与相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相似，但森谷对他所看到的相川观点中的不一致和含糊之处持批评态度。例如，森谷指出，相川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一种先于希腊罗马古代的阶级社会形态。然而，相川将奴隶—奴隶主关系视为第一个阶级对抗;因此，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必然是一种奴隶所有者形态，一种应区别于希腊罗马古代奴隶制的"家长奴隶制形式"。但是，森谷指出，马克思从未将家长奴隶制确定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区别性特征，他也没有将亚细亚视为第一个对抗性社会形态。最后，相川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既看到了"原始共同体关系"也看到了家长奴隶制;但原始共同体的概念与涉及阶级分化的家长奴隶制之间存在矛盾。相川也无法支持他的主张，即家长奴隶制先于希腊罗马古代。78

森谷对苏联历史学家科瓦廖夫的观点同样持批评态度，科瓦廖夫的观点似乎遭受了与困扰相川解释相同的一些不一致之处的折磨。在一篇早期论文中，科瓦廖夫将亚细亚指定为先于希腊罗马古代的一种东方阶级社会形态，他似乎将东方人民视为在这种社会结构下的一生——生生活在停滞中。这种社会形态的特征包括：在原始农业共同体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一个以地租为生的武士(战士)和地主上层阶级;以及共同体与这些特权群体之间的对抗——后者实际上控制了共同体。科瓦廖夫然后不是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代生产方式区分开来，而是与封建生产方式区分开来，强调个体剥削对于集体剥削是次要的，以及亚细亚方式下的集体所有制应与封建制度中的私有制相对照。虽然科瓦廖夫随后稍微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但森谷在其基本解释中看到了根本错误。科瓦廖夫不再寻求一个前古代时代，并且放弃了他关于亚细亚方式涉及地主对共同体的集体剥削的观点。现在他看到在东方和西方一样，奴隶制是第一个阶级形态;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了双重含义：亚洲古代的奴隶制变体和中世纪东方的修改版封建制度。森谷坚决否定了这一观点，论证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质上不是一个阶级社会形态，而是建立在原始农业共同体基础上的。79

尽管有森谷的批评，科瓦廖夫和戈德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仅仅是古代和封建生产方式的东方版本的观点，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获得了专注的追随者。羽仁五郎和早川二郎都发现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是有用的，但与科瓦廖夫和戈德期不同，他们没有接受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羽仁在相川之前很早就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形成了特殊兴趣——在追溯东方资本主义增长的过程中;80他将从黑格尔到魏特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学者归于亚细亚社会的那些特殊特征归纳如下：

尽管羽仁承认这些特征为东方社会所共有，但他坚持认为这些要素的组合不足以构成一种独立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呼应科瓦廖夫和戈德斯，他断言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最好"被视为两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古代和封建的"原始形式或变形"。它是第一个基于奴隶制的阶级社会不完全出现的结果;而原始氏族社会关系的"粘连、停滞或保存"，使随之而来的前资本主义形式——奴隶制和封建制——"更加矛盾、停滞、残酷和压迫"。82

其他讲座派学者，包括服部之总、早川和秋泽修二，都同意这一立场。根据秋泽的观点，如果一种生产方式被定义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之间统一的方式"，并且在阶级社会中，"剩余劳动从直接生产者和劳动者被榨取的形式"，那么被理解为"作为一种独立生产方式"的亚细亚结构"是不可能的"。83类似地，早川坚持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术语被苏联学者仅仅"为了方便"使用，并且它"不应被置于与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列的位置"。问题在于苏联学者在东方发现的那一组特征"在[它们]与历史现实接触时，总是会崩溃"。早川承认"在某些东方国家，专制统治和灌溉与联系在一起，[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城市的不发达可以通过''来解释。"他不能支持的是任何那种假定这些关系总是存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84

鉴于对瓦尔加和马扎尔式亚细亚生产方式表述的这些反对意见，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理解马克思对该术语的使用?它仍然可以被用来分析日本发展的特殊性吗?秋泽与约尔克和戈德斯一道断言，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指的不过是亚洲社会的几种特殊性特征。其中最重要的特性是"农业共同体的顽固保存"，这发生在"亚洲专制国家的独特历史条件之下"。然而，秋泽看到，这一观点意味着人们仍然必须分析各个亚洲社会内部的具体历史和社会条件，以诊断出在每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85其他人，如服部之总，同意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抽象争论及其对日本的机械应用必须让位于由对概念持有效理解的学者对德川时代末期历史进行详细研究。对服部而言，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封建关系形式，其特殊性质在于"以及因此地租与赋税的合一"。服部主张，如此理解，那么"毫无疑问亚细亚生产方式存在于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和明治维新时期"，维新的改革措施本身即表明了这一点。86

类似地，早川与那些与中国问题研究所相关联的人一道，接受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词，以严格指涉""。然而，他对这一术语的理解使早川得出了与服部观点相矛盾的结论。早川将"国家"土地所有制解释为在全国范围的尺度上——而非在封建领主中土地的分割——的土地所有制，如在德川日本和中世纪欧洲那样。因此，马克思所描述的地租与赋税的合一意味着不再有任何不同于地租形式的税收形式。所有受制于此制度的人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直接从属于国家。用马克思的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是最高的地主，'主权'无非是集中在国家尺度的土地所有权。"87早川得出结论，在这种更狭窄的意义上，"'毫无疑问曾经存在过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他进而发展了日本史最连贯的之一。88

早川的立场在讲座派马克思主义同道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异议。然而，他的解释并非不具代表性地反映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整体上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早川以否定劳农派的假设为起点开始——即日本发展的历史本质上与世界历史的一般普遍模式没有不同。尽管如此，早川和其他人不能轻易接受那种与马的尔和瓦尔加东方社会拥抨者以及他们的批评者戈德斯和约尔克的观点同样核心的对东方独特性的强调。在早川看来，这样的视角——无论冠以"亚细亚生产方式"标签与否——都等于"地理唯物主义"，削弱了马克思历史理论指导日本革命的效力。89然而，人们不能仅仅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洲的著作不方便就将它们抛弃。因此，早川和其他人发现自己不仅保留了(广泛或狭窄意义上的)某种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而且还把这一概念作为他们理解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纳入。

不必重复的是，在目前，在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东方国家，产品主要以实物地租的形式从农民那里榨取，或者以货币地租——作为实物地租的一种转化变体——的形式作为次级形式。当然，商业高利贷、税收和帝国主义对农民群众的剥削扮演着巨大角色。但与此同时，如果仅仅在这些国家的社会秩序中，特别是在农业秩序中，仅仅寻找封建剥削秩序的遗留和残余并动员工人和农民反对它们，那将是不正确的，并且不符合事物的实际情况。农村中持续的"租税合一征收"以及村社土地所有制的残余证明，在马扎尔看来，"除了封建制度的残余外，在东方也可以找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遗留和残余，"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70

对奴隶和土地的集体或国家集中所有权;作为一种地租和赋税的无差别统一的贡纳制;……许多事例中，统治者为利用共同体或国家企业的人造水利灌溉设施或农业共同体制度;小规模农耕与家庭手工业在家庭内的稳定统一;农村共同体的孤立状态;交通的缺失;身份等级制度的固守;家长制的持续;生产劳动的不完全分化;……[个性自由的]极端束缚;城市手工业产业发展的困难;对城市自由或独立的限制;官僚阶层的庞大;专制主义的压迫以及这些特殊特征的顽固的僵化和停滞;总体生长的萎缩;饥荒的残酷;普遍的贫困;以及从这种普遍生活模式、文化模式、停滞和循环的狭隘性中产生出更高发展阶段前提条件的困难。81

日本史的时代划分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议直接引入了关于日本史正确的论争。这发生在同一时间，并且出于同样根本的原因——即革命中国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在进行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平行争议。在两个国家中，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革命活动家都坚定地相信，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完整性要求正确识别主导当代中国或日本的生产方式。90此外，对于那些认为日本尚未达到其资本主义发展顶峰、而是背负着早期时代残余束缚的讲座派马克思主义者，绝对必要的是追溯日本经济政治安排从古代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先前发展路径。

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在日本史时代划分的努力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在此，马克思关于19世纪中期日本是一个原型封建社会的随意观察，与他对专制统治下的东方社会总体停滞的假定发生了冲突。出于这个原因，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考虑，引导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参与者们提出了对日本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受早期政治经济组织方式残余所束缚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假定进程的各种解释。以下讨论将考察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提供的关于日本史的替代时代划分，以及他们对"亚细亚"元素对日本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影响的评估。

这一争议中的根本问题最终是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这与在整个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将劳农派与讲座派分裂开来的基本问题是同一个问题。日本是否经历了古希腊和罗马那样的古典奴隶制?如果没有，其区别性特征是否符合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如果日本在奴隶制时代是一个"东方社会"，那么推动其走向封建制度的动力从何而来?早期"亚细亚特征"对那种封建形态以及随后对日本资本主义演变有何持久影响?

总体而言，大多数讲座派学者通过将某种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纳入其对日本史的时代划分中来回应这些问题。大部分讨论围绕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封建制度的过渡展开，因为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关于一个停滞的东方社会的观点与日本发展出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这一现实之间的冲突最为明显。问题是，如果人们在日本的过去中找到亚细亚生产方式，那么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就不可能有私有财产的出现。然而日本发展出了封建制度，而这要求私有财产的存在。因此，私有财产必须已经以某种方式足够发展，以支撑日本封建制度的出现。这个问题对于该争议的参与者来说特别紧迫，因为他们寻求的是日本社会内部向封建制度过渡的动力源，而非马扎尔所归因于东方封建制度兴起的西方帝国主义这一外部力量。如此应用于日本，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需要某种内部动力，而就此而言，讲座派学者的解释必须超越从马克思到马扎尔的西方学者所取得的成就。

对那些坚持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观念的要素来解释日本特殊性的人来说，解决方案是在私有财产问题上含糊其辞。因此，虽然没有指定任何特定时代由日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秋泽，强调了私有财产的增长是向奴隶制和最终封建制度过渡的关键;而早川则看出原始共同体的解体是一个辩证过程。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产生了倾向于将原始共同体拉开撕碎的阶级裂痕，然而其"亚细亚"特征则将共同体足够地聚在一起，以允许向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贡纳制过渡。然而，私有财产并未被完全压制。它仍然是足够显著的力量，将日本推向封建制度并最终推向资本主义。对私有财产作用的这种评估——无论亚细亚生产方式被接受为一种完全独立的社会形态(相川和平野)，还是仅仅作为奴隶制或封建制度的一个变体(秋泽、早川和堀)——对于日本史的时代划分都变得重要起来。无论如何，可追溯至原始共产社会时代的日本社会的"亚细亚"特殊性，据说赋予了日本发展随后的阶段以政治和经济"落后"的要素。

正是早川二郎在1933年末构思了对日本史的一个精心设计的时代划分，引发了"日本社会史论争"。在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独立生产方式的观点后，早川论证说，对该概念唯一有效的理解是狭义地指涉基于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贡纳制"。他接着考察了日本经济社会结构，论证说七世纪的大化改新标志着原始共产氏族制度的崩溃以及如此狭义界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开始。

早川的出发点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典奴隶制描述为相继的时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证说，在共同体持续存在的地方，它成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最粗糙的国家形式"的基础;在共同体崩溃的地方，古老习俗被抛弃，各民族继续进展到一个新的基于阶级的社会——奴隶制。早川观察到，历史上恩格斯的假设得到了事实的证实：这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可能先于原始共产社会，也不可能继资本主义之后。奴隶所有制形态随着对立阶级的毁灭而衰落，并随之以封建制度的诞生，封建制度反过来又只导致了资本主义。因此，早川推论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只能存在于原始共产社会的末期。它可能采取了贡纳制的形式——从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写的判断："在奴隶制、农奴制和(就原始共同体而言的)贡纳制关系下，拥有产品并因此出售[它们]的是奴隶主、封建领主和接受贡纳的国家[分别]。"91

在早川看来，贡纳制国家体系解释了东方历史许多被声称的特殊性。在他看来，这是东方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基础，而人工灌溉反过来则是这种"国家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一个次生结果。随后，共同体——它在东方比在希腊和罗马存活得远为顽固——确实逐渐消失了，但它所产生的强大国家继续对东方发展的后续进程产生影响。这种强大作用体现在中国上古的"国家封建制"中，以及在日本奈良和平安时代(王朝时代，710—1184)国家土地所有权与私有土地所有权并存的状态中。92

早川接着论证说，——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出现可以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原始共产社会崩溃的描述中追溯。根据恩格斯，这种崩溃以两种方式发生。在第一种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赋予了剩余劳动以价值;因此，此前被认为无用而被杀死的战俘转变为奴隶，而与希腊罗马古代相关的古典奴隶制形式出现了。然而，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提供了原始社会崩溃的第二种路径。原始共同体内部在贫富之间以及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的新裂痕，伴随着商品交换和私有财产的开始。在恩格斯的描述中，这样的内部分裂最终摧毁了旧的共同体和共同体的土地耕作，土地被转变——先是临时地，然后是永久地——给个体家庭使用，并成为可以买卖的可转让商品。93但在早川的解释中，在这第二种历史模式中，共同体中新裂痕的出现仅启动了共同体的尝试性解体，并标志着以贡纳制国家体系为狭义解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兴起的出发点。

在做出这一论证时——他在1933年12月的《日本王朝时代史》中将其系统化——早川小心地强调了日本史中与其他社会共有的那些方面，以避免使马克思的历史框架作为普遍有效范式的效力受到损害。94因此，起初，早川写道："不可能有基于'古典奴隶制'以外的奴隶所有制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既然日本没有经历古典的或'成熟的'奴隶制]，人们不能设想东方历史中奴隶所有制形态的'存在'。"然后他匆忙指出，至少有三种情况可能使缺乏成熟的奴隶所有制形态成为可能。首先，可以设想，原始社会可能在先进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下，达到社会主义而绕过中间的生产方式。第二种情况在历史上有据可考，即日耳曼人征服罗马，其结果使日耳曼社会的发展被"嫁接"在前承罗马社会的发展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严格说来，日耳曼各部落不会直接经历奴隶所有制形态。最后，东方的历史代表了第三种情况。在中国和日本，奴隶制并不像前两种情况中那样真正缺席。存在一种奴隶制的经济体系，但它仍不发达，包含着一个完全且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的种子，但从未达到成熟为古希腊和罗马的奴隶制的地步。95反之，他论证说，某种阶级社会形式曾在希腊和罗马先于古典奴隶制存在，但这种从未达到独立社会形态的地位;它仅仅是在原始氏族制度末期出现的一种模式。96

在早川看来，——或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通过各共同体之间的战争从原始共产社会的崩溃中产生的。单一共同体的占主导地位的成员——他们从较贫穷的成员那里征收地租和赋税——努力通过征服邻近共同体来扩大他们的权力基础;当他们成功时，他们从被征服的共同体那里征收贡纳。97这时征服者共同体——即贡纳国家——然后在大规模工程(如水利灌溉)成为必要时，在经济项目中承担领导角色。当占主导地位的共同体陷入衰落时，那些曾在该地占主导地位的关系便在周边再现。结果，向新的"奴隶所有制形态"的过渡，比在生产力的增长已导致共同体关系更迅速崩溃的地方更为困难。正如早川所主张的，"由于共同体本身的停滞以及历史'倒退'的可能性，'贡纳制关系'在一个极长的时期内持续存在。"98

在这种解释中，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原因不是地理环境或如马扎尔或科瓦廖夫所说的灌溉需要。相反，商业关系的不发达助长了共同体关系的顽固性，后者反过来产生了东方看似缺乏奴隶所有制形态的现象。地理与原始共产社会崩溃后这种不发达之间的显然关系仅仅是巧合。99东方社会——像西方社会一样——正处于通往奴隶所有者形态发展的道路上，但在东方，商业的不发达阻碍了这一运动。100

但是，东方古典奴隶制的"缺乏"或跳过，如何能与马克思的历史框架相协调?早川论证说，东方奴隶所有制形态的"缺乏"堪比俄国缺乏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在俄国，这一空白通过"资产阶级要素在先前时代和后续时代中"的存在得到补偿;而在日本，奈良时期不成熟奴隶制的残余补了偿其缺乏成熟的奴隶所有制形态。101这种概念化并不否认马克思所假定的基本进程：原始社会 → 奴隶所有制形态 → 封建主义 → 资本主义。虽然原始社会的特征——共同体关系——在西方消失之后仍在东方占主导地位，但生产力继续在其中发展，并在共同体关系最终崩溃时，最终产生了封建社会的迅速诞生。这一视角否定了生产力停滞的假设——而这种假设是马克思著作中东方社会形象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时，它否定了需要正式抽象出一个特殊的奴隶所有制形态时期，或声称大化改新前(645—649年)时期或奈良时期等同于希腊和罗马古代的主张。相反，早川论证说，注意奴隶所有制形态的特征在汉代中国和奈良日本的封建制度中仍然明显可见就足够了。102

因此，早川对日本史的图式时代划分如下：

大化改新标志着从原始共产社会到时代的过渡，在此时代中"国家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共同体内部贫富之间的分裂——触发了这一发展——早在六七世纪就开始出现在日本中央畿内地区——皇室建立的地方。103在这一时代划分中，王朝时代已经看到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出现，但它以贡纳制度的残余为特征，具体而言是——当原始血缘亲属共同体开始崩溃时已经出现的——私有土地所有制与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共存。将早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释应用于日本时变得成问题的是部民的地位——存在于氏族社会和大化改新之后的皇室和贵族的仆人。这些部民——被比作斯巴达的黑劳士——是否属于古典意义上的奴隶?还是它们更类似于农奴?这个被征服群体在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史中的位置是什么?

早川处理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是别人提出的建议：部民——以及斯巴达的黑劳士——是奴隶。这一论点将暗示一个古典奴隶制时代先于大化改新存在，而这对于早川来说是必须予以驳斥的主张。早川区分了三种奴隶制形式——家庭奴隶制或家内奴隶制、古典奴隶制和国家所有奴隶制度——以分析日本的部制、斯巴达的黑劳士以及雅典和罗马的古典奴隶制之间的差异。他指出，家内奴隶体系不能成为社会形态的基础，因为这样的奴隶不能成为"生产的基础"。相反，家内奴隶制仅仅是罗马和雅典那种古典制度的前兆，但取决于该社会的特征，成熟的古典奴隶制度可能演变出来也可能不会。国家奴隶制可能在仍然相对原始的社会中补充家内奴隶制。或者，它可能补充占主导地位的古典奴隶制度——如在斯巴达(与雅典形成对比，后者的基础完全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是古典奴隶制)。正是因为斯巴达对国家奴隶制的需要——换句话说，即其不发达——所以斯巴达不能被引用为希腊罗马古代的模型。104

早川将这些区分应用于日本，论证说黑劳士和日本的部都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奴隶。他将黑劳士视为原初奴隶——一个被征服群体的农业劳动者，朝着奴隶的方向发展。105因此黑劳士似乎先于古典(成熟)奴隶制;作为一种被征服劳动的形式，这些农业劳动者是在家内奴隶制之前发展的。类似地，在日本，他声称，部出现在家内奴隶制已经达到其发展极限之处，但"古典奴隶制"的条件在部分上缺失。部是在家内奴隶制已经产生之后形成的，并且发生在一个尚未完全脱离氏族共同体关系的社会征服了另一个发展水平更低的社会并奴役其人民的时候。不同于黑劳士，部不是征服者的群体财产，而是个人的财产;106而且不同于古典古代时期的奴隶，日本古典历史著作《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表明部是作为赎金交换或赠送的，而不是被买卖的。此外，部类似于农奴，早在奈良时代之前，所谓的田部——他们作为强制劳动在官营田的耕种中和作为农业工人在朝廷控制的土地上工作——就生活在特定的村庄中，并且也必须生产自己的生计。早川因此论证说，古典奴隶制在日本被一种部落奴隶制所取代，一种"国家奴隶制"，它产生于一个共同体征服另一个共同体。引用科瓦廖夫，他指出了在这样的不发达的农业经济中，国家奴隶制"是剥削奴隶最便宜的形式。"107然而，由于部只是存在于古代日本的几类被征服者之一，并且由于他们是由个人所有，早川并不准备将日本的部制完全认同为"国家奴隶制"。108无论如何，当国家实施大化改新将土地分配给个体农民(称为班田农民)并重新分配时，部制逐渐消失了——随着雇佣劳动的出现和工业生产在班田农民中的传播。随着私有财产超越国家土地所有制以及封建制度在奈良和平安时代蓬勃，早川指出，部的残余成为封建家臣或作为备受欺压的部落民生活在隔离的村庄中。109

早川的时代划分因此与他曾批评的苏联学者的观点有些相似。即使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有限定义，也使他假设了东方的一条独立发展道路。然而，在一个特殊的转折中，早川论证的是，虽然大化改新时期条件并不成熟到古典奴隶制可以发展，但生产力的极其快速的发展——由中国交往所促进——使日本能够"跃过"或"跳过"成熟奴隶制的时代，并在大化改新后走向集中化封建制度。亚细亚生产方式构成了一种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

这种关于日本"奴隶制的跳过"的假设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获得了许多拥护者，包括劳农派理论家土屋乔雄。在他的《日本经济史纲要》(1934年)中，土屋否认奴隶制在日本曾经重要到足以构成其自身生产方式的核心：

因此，在土屋看来，正确的时代划分如下：

类似地，堀利男也论证说日本没有经历古典奴隶制时代，但与早川不同，堀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设定为封建制度的一个变体。

在堀看来，农奴和奴隶在大化改新前社会中并存，但奴隶制并不占上导地位。奴隶——已被农村共同体所剥夺——是区别于部民的，堀将后者视为受剥削的共同体成员。在这一观点中，大化改新标志着家长制共同体关系的终结，包括原初奴隶制和共同体土地所有制。111

然而，尽管早川对日本史雄心勃勃的时代划分产生了影响，但它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应用上有些混乱。不奇怪的是，它立即引起了其他讲座派学者的炮火。相川春喜——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采纳字面解释，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前古代生产方式——是最早挑战早川关于日本奴隶制问题观点的人之一。相川将后者的论点解释为：生产力的极其快速的发展使日本能够"跃过"古典奴隶制阶段。因此，大化改新标志着原始氏族社会的崩溃，但直到王朝时代封建制度的成熟之前，国家土地所有制继续相对于缓慢演变的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而这个中间时期便是早川定义为贡纳制度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在相川看来，这一图式似乎与马克思关于一种生产方式被另一种生产方式相继继承的论点不一致。毫无疑问，飞鸟或推古时代(592—710年)的日本深受唐朝中国的影响，引进了手工业技术、医学、汉字、宗教和金属加工，所有这些都"加速了日本生产力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但是，在相川看来，早川错误地将首要性归于次要因素——如"生产力的引进"和文化——而忽视了日本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早川所留下的未回答的关键问题是，历史证据揭示了在早川所认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期中，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模式是什么?112

相川指责说，在将大化改新后的社会贴上封建主义的标签时，早川正在将关于中国中央集权封建社会形成的研究结果机械地应用于日本。他过早地将各种被征服群体形式视为农奴，而非奴隶。相川在大化改新前后看到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他论证说，奴隶制在旧氏族制度下开始发展;在运输方式迅速繁荣的日本，奴隶制通过征服战争迅速传播。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外敌侵害，征服部落在城市中聚集，在那里他们发展出一种基于共有财产的氏族联盟。(私有制在大化改新前夕处于从属地位。)随着生产力和奴隶制的发展，部落首领变得更强大，权力集中化发生了。大化改新使这一安排合法化，在日本将国家土地所有制编入法典。113

简而言之，相川通过在自己的时代划分中定位出奴隶制形态，挑战了早川关于日本"跳过"奴隶制的论点。然而，相川与早川一样，在其框架中也赋予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过渡阶段的地位。这种相似性突显了这样一个事实：早川和其他曾否认亚细亚构成独立生产方式的人，事实上通过后门重新引入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由此复活了正是促使苏联批评家最初否定这一概念的那种东西方替代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然而，相川比早川更忠实于马克思将原始、亚细亚、古代、封建和资本主义阶段列举为进步生产方式的说法。相川坚持认为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与家内奴隶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坚称在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存在一个奴隶社会。在他看来，家长奴隶制产生于原始氏族共同体的逐渐解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进行以及私有财产的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这种从原始共产社会到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在此，相川声称科瓦廖夫忽视了家长奴隶制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作为古典奴隶制前身的重要性。114这一观察暗示，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个过渡时代——是东西方共有的。但相川并未明确说明这一点，日本经验的特殊性相对于普遍性仍未明确具体说明。

相川所做的是提出关于大约大化改新时期日本土地所有制形式和阶级分化的历史证据。在经典《日本书纪》中，相川发现了介于共同体所有制与个人土地私有制之间的中间形式的大型土地所有制。他还发现，除了贵族、普通公民和朝廷仆人之外，还有一大群ヤッコ(奴)——即纯粹的奴隶，他们是没有姓氏也不作为家庭这一社会单位身份的不自由贫民和贱民。这些人通过征服而出现——与早川描述的方式大致相同。随着氏族血缘共同体被转变为地缘共同体，并最终成为单一家长制家庭，这样的阶级区别变得更加尖锐。115

尽管在有关日本奴隶制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相川和早川都同意大化改新前的日本是原始氏族社会的时代，116并且两人都引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向封建制过渡中的作用。在该争议的参与者中，只有秋泽修二始终一贯地否定了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应用于日本。然而，即使是秋泽也感到有必要引用一种"日本奴隶制所有者形态的特殊形式"来解释日本后续发展的特殊性。这一讨论，反过来，又通过考虑日本的"国家封建制"，将秋泽危险地带回到东方社会概念的附近。117

与相川一样，秋泽坚决否定了日本"跳过"奴隶所有制形态的任何观点。虽然他承认在日本奴隶制"没有采取所谓的罗马和希腊'古典奴隶制'的形式"，他抗议早川认为只有一种真正的奴隶所有制形态的观点。相反，秋泽同意相川的论证，认为大约在大化改新时期部更接近于奴隶而非封建农奴。部是"由世袭贵族私人拥有的贡缴纳贡氏人";他们直接从属于贵族，而不是束缚于封建领主领地的农奴。因此，对秋泽来说，无疑日本曾存在奴隶制，因为它是所有社会中普遍发展的第一种阶级社会形态。唯一的问题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形态会采取什么样的特殊形式。借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讨论，秋泽论证说，日本奴隶制特殊性质的关键在于"日本阶级社会形成中共同体关系解体的特殊形式"。118

秋泽将早川对经济结构与成熟社会形态的区分以及希腊罗马奴隶制代表最发达的奴隶制模式的观点视为有效。秋泽论证说，然而，早川错误地假设希腊罗马模式的缺失标志着东方缺乏奴隶所有者形态。119根据秋泽，完全有可能是奴隶制仅仅作为一种经济体系出现，而非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因为要么(1)它仅仅是新奴隶所有者形态的萌芽，要么(2)它已经只是下一个社会形态中奴隶所有者形态的残余。因此，封建生产关系已经出现——例如在农奴制中——并不排除奴隶所有者构成的持续存在。120

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因为秋泽已经将古代日本国家确定为一种"国家封建制"形式。121然而，他尚未分析这种封建制形式与国家土地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生产率如何上升导致奴隶制和国家封建制作为必然结果的出现。122引用考古证据，秋泽发现在早期铁器时代(从公元1世纪到飞鸟时代，593—710年)，有大型墓葬，其中埋葬了奢侈品。这些表明贵族个人的财富积累，以及大量的奴隶劳动——建造如此大的墓葬就必然需要这些。奴隶制的存在被《后汉书·东夷列传》中的段落所证实，其中显示奴隶被出口到当时的中国(约公元108年)，并且在日本"大部分贵族拥有奴隶。"其他关于二三世纪日本社会的记录，如《魏志·倭人传》，表明在铁器时代之初，阶级和奴隶制的增长加速了。奴隶最初由征服中所获的俘虏提供，先由部落和氏族拥有;然后，随着私有财产的增长，他们被家庭私造拥有，用于服务家庭和从事生产劳动。123最终，一个中央集权的贡纳国家在畿内地区——围绕基于氏族的共同体之间的战争——出现。这个故事得到了经典《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神话记述的支持，其他记录则说明了国家的贡纳征集以及皇室拥有的巨大财富和大量奴隶。124

秋泽在文献和考古记录中所发现的，正好契合了恩格斯对基于氏族的共同体的崩溃以及私有财产、社会阶级和奴隶制兴起的描述。这就是大和国家——在《魏志·倭人传》中被描述为从2世纪到3世纪初建立的最强大的国家。贡纳被上缴给中心，而秋泽认定为日本奴隶制变体——涉及部(准奴隶)和纯粹奴隶——的部民制度繁荣。贵族大规模私有土地所有制的演变和奴隶制的增长相互支持和促进，反过来又加速了基于血缘亲属关系的共同体的消亡。普遍而言，奴隶制从部落—共同体所有奴隶制，演变为"家长奴隶制"、家内奴隶制，最后到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奴隶制。《日本书纪》揭示，即使在大化改新之前，由贵族、寺庙和神社拥有的奴隶既从事农业生产也从事手工业生产。最后，古代《万叶集》诗歌集(第2卷和第7卷)提供了证据，表明奴隶是农业中劳动的主要来源，并且他们在私人耕田上的使用是一种普遍现象。确实，奴隶制已经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一旦贵族的大型土地所有制得以发展。虽然秋泽坚持认为在大化改新前的日本，"半奴隶"部的生产"甚至比奴隶的生产具有决定性更大的意义"，但奴隶(奴婢)制度对理解奴隶制这一普遍范畴在日本历史中的作用具有"本质意义"。引用户籍记录和上述其他来源，秋泽得出结论，在大化改新前夕的日本，奴隶制并未采取古典希腊—罗马模式，而是采取了家长或家内奴隶制的形式。简而言之，大化改新前的日本拥有一种"向大规模奴隶劳动制度过渡中的"家内或家长奴隶制。125

即使在大化改新之后，虽然奴隶制度对生产至关重要，但部民的形式占主导地位。因此，秋泽主张，奴隶经济"不是一个奴隶制度——在其繁盛期的雅典古典奴隶制形式中——在这种制度中一个上层建筑建立在大量奴隶及其强制劳动的基础上。"奴隶是昂贵的，因为在大化改新前后它们的供应不足;而随着私有财产的传播和对更多劳动力的需求，部制度作为奴隶制的补充而繁荣。反过来，奴隶制本身也通过迫使更多共同体成员转变为部而加速了共同体的消亡。在结论中，秋泽论证说"部民制度是奴隶制的一个日本变体。"126

大化改新的影响是削弱并最终摧毁国家贡纳制度，并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虽然土地被宣布为国家所有并在农民、贵族和政府工作人员中重新分配，但私有土地所有制以一些贵族、寺庙和神社拥有的大型土地的形式存续下来。也并非所有部都被解放了。与此同时，奴隶制继续与私有财产一同发展;但是，在王朝时期及其后，随着贵族拥有的犬型土地转变为封建庄园，贵族、寺庙和神社的奴隶所有制逐渐演化为农奴关系。127

秋泽所认定的日本奴隶制这种特殊变体的特殊历史因素是古代日本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发展较慢的虾夷是大化改新时期的主要奴隶来源，但捕获的虾夷由于其技术水平低下而不能立即被用作奴隶。更为重要的是中央畿内地区——构成古代国家的核心——的各氏族与边远地区各氏族之间发展速度的差异。这有助于解释奴隶制在中心的集中以及在农村共同体中大片土地渐次接近封建庄园与农村共同体并存的现象。最后，这种差异解释了某些地区对奴隶的强烈需求，以及缺乏足够技术水平的人能作为奴隶运转——因此，部这种半奴隶形式的激增。最后，边远地区的持续不发达，阻碍了日本奴隶制作为一个整体向它在希腊和罗马所达到的"古典"形式发展，而共同体关系则得以比在西方持续远更为长久。这些进一步阻碍了商品生产和交换以及商业资本的发展。128

虽然这些特殊力量阻碍了日本奴隶制的成熟，但大型土地所有制朝向庄园制的发展使日本在大化改新之后的王朝时代能够进入封建制度。事实上，那些决定日本奴隶制特殊形式的因素，必然要求这些改革，并为随后的发展道路设定了舞台。古代日本的不平衡发展、奴隶的供应不足，使得有必要利用土地分配措施——基于共同体内部已经存在的分田制度——来摧毁仍然存在的当地共同体，并在全国范围内完成私有财产的建立。结果，商业有所繁荣，私有土地所有制蓬勃发展，成为一个(封建)地租的体系。虽然生产的不成熟阻止了大化政权完全废除部，但私有土地所有制的增长最终使剩余的部组织得以解体，并使得"封建"关系得以成熟。129以下是秋泽分析中出现时代划分图式的：

秋泽未能解决的是，日本的"亚细亚"特征是否对出现在奴隶制时代之后的特殊国家封建制形式——特别是在上层建筑中——有所贡献。这对于那些面对德川封建制本质并试图在其中寻找日本直到20世纪20年代仍在农村和政治上层建筑中持续不发达的答案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

这些条件构成了在一定程度上于大化改新中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础。显然，在巨大的古代社会中存在奴隶制，但总体而言，如"部"中的农奴关系占主导地位。因此，作为大化改新结果建立起来——即对氏族组织的决定性清洗——的，不是一个基于奴隶制的古代国家。相反，将先前的社会定义为奴隶社会是错误的。确实，当时存在奴隶制，但其在生产中的意义并不重大。110

[ 图表占位 ]　前大化改新时期 → 大化改新 → 基于国家土地所有制的集中化封建制度 / 公民或农奴制

[ 图表占位 ]　基于农村共同体的原始共产社会 → 大化改新 → 封建主义国家(基于国家土地所有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 图表占位 ]　原始氏族共同体社会 → 大化改新(645—649年) → 王朝时代(奈良&平安，710—1184年)/ 奴隶所有制形态：奴隶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部=日本奴隶制变体 → 国家封建制

"亚细亚"要素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参与者们在详细说明日本封建制"亚细亚"特征的唯物主义解释方面，不如分析古代奴隶制那样成功。这一点尤其不幸，因为对封建制的分析构成了那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它将日本亚细亚过去的时代划分与讲座派声称贯穿明治时代并继续阻碍和扭曲日本直到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德川封建制诸要素联系起来。由于这一讨论的很大部分密切关联于更广泛的农业问题论争(在第八章中探讨)，以下材料将集中在地理决定论和"国家封建制"这两个广泛议题上。

事实上，正是在讨论德川封建制以及明治维新作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完全性这一背景下，东方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整个议题才首次出现在讲座派著作中。参与《讲座》准备的人从共产国际的明确提法中获得了支持——在列宁格勒会议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产国际明确指出亚细亚特征对日本农村的负面影响："日本统治体系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是地主制——这种落后的、亚细亚的、半封建的日本村庄制度，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农业的退化，并使农民群众贫困化。"130《讲座》撰稿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将这段话解释为，正是日本农业的亚细亚特征赋予了它特别压迫的性质。早川、相川、服部、羽仁，尤其是平野义太郎，在确定这些亚细亚特征的来源和性质以及它们对日本封建制本质及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意涵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

这些学者中的每一位处理封建制分析的方式，都紧密关联着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释。例如，早川二郎追随戈德斯和约尔克，拒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种与古代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分离出来的不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组合所做的区分。尽管如此，他确实保留了该术语来狭义地指涉各共同体之间贡纳关系的体系;并且他允许将其应用于日本以严格指涉基于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这样一组安排。早川关于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概念——涉及全国规模的土地所有权，而非仅仅是租税合一——是这样的，以致它将挑战戈德斯的观点(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仅仅东方特有的封建制变体)以及萨法罗夫、米夫和中国问题研究所的主流观点——即"亚细亚封建制"就是国家封建制，其主要特征是租税合一的倡导者们。131根据早川，即使亚细亚生产方式被正确理解为封建制的一个变体，它也并不存在于德川时代。

在早川的解释中，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关键特征是其对土地权力的全国(国民的)范围延伸。然而，这一定义并不适用于主权在封建领主之间被分割的情况——如在德川日本(或中世纪欧洲)那样。幕府确实定期向各大名及其农民征收税收;"但在江户时代，"早川论证说，"税收和地租是不同的形式。"早川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爪哇和德川日本的著作中为其对国家土地所有制概念的用法寻找支持。132在德川时代，除了"所谓的地方地主"之外，还有分享国家权力的封建领主。但仅凭这一现象并不足以支持将该时期称为国家土地所有制，因为在此基础上，人们也必须将12世纪的法国称为国家土地所有制——而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做过的。最后，当然还有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宣称德川日本是比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更为纯粹"的一种封建主义版本。133

根据早川的分析，国家土地所有制的一个更恰当例子应在王朝时代的封建制度中寻找。在这个时期，既存在私人的也存在国家的土地所有制，既有奴隶也有农奴——农奴人数几乎以十比一超过奴隶。地租的征收由中央命令并主导;一部分交给国家，其余分配给由国家指定的贵族。在这个体系中，贵族并不像江但时代那样直接从农民那里征集地租，而是通过国家获得地租。早川将此指定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一个案例。这是一种遍及整个日本的体系，其中地租由中央派遣至地方的国家官员征收。134

这些概括得到了来自该时期政府文件的支持。随着像《日本书纪》这样的经典著作，这些文件还描绘了对日本封建制成熟的过程——由大化改新首先建立的国家土地所有制，逐渐让位于私有领地的扩散。在王朝时期，日本已经开始看到庄园制度的开始，这种制度为像源氏和平氏这样的强大氏族催生了私人武装。尽管如此，国家土地所有制继续与私有庄园并存，进入镰仓时期(1185—1382年)。在许多情况下，省和郡级官员的行政权力与庄园领主的产权之间的界限如此模糊，以至于对同一块土地存在实际上是双重或三重的所有权利。135

这种状况进一步被镰仓幕府对庄园守护或地头的任命所复杂化。这些受任者被赋予在特定区域的权威——与大名的权威平行——他们对管辖权范围内的庄园征收税收。多年来，这些守护与国司和庄园领主争夺对庄园的统治，这一体系逐渐走向大封建土地所有制。承久之乱(1221年)的内战和短暂的建武中兴导致了足利幕府的建立，它使国家中央化并推动了土地所有制的统一进程——这一进程最终在战国时期(1467—1558年)结束。在这个时代确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当中央的权力跌至最低点时——紧密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在丰臣秀吉统一全国之后，德川政权仅仅使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的一种封建制度合法化了。136

早川对王朝时代到德川时期的国家政治权力与封建经济结构之间关系的解释，为理解日本封建制性质历史上发生的那些变化提供了一个似乎合理的一般范式。然而，它在追溯亚细亚生产方式对19世纪和20世纪日本发展的长期影响方面则较不成功。如果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基于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贡纳制度，那么它是在大化改新时已经结束，还是只在战国时期才结束?早川对德川幕府权威经济基础的分析，未能充分呈现这个幕府的权力与弱小的足利幕府权力之间的质的差异。最后，早川的讨论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来阐明那些继续使日本农村"亚细亚地落后的"因素——如同讲座派和共产国际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在指责的那样。

在这方面的效果要远远超过早川的讲座派马克思主义同道平野义太郎。平野对亚细亚特征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影响的分析同样基于对马克思"进步时代"可适用性的一种一般解释。137平野之所以关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因为他相信由"亚洲专制主义"的古老经验所刻画的顺从和被动的深植文化模式，是解释明治维新所发动的革命未能产生一个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社会——无论是理想还是现实——在日本的关键因素。138

虽然日本迅速推进到一种欧洲式封建制度，但平野论证说，其"亚洲专制主义"经验的影响在明治时期之后在经济组织——特别是在农村中——以及文化和政治领域中仍然明显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东方社会的争议中，平野首先在日本封建制的亚细亚特征中追溯了这一影响，然后在明治维新的不充分性中追溯了这一影响。在德川封建制中，平野与服部之总一样，将来自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遗留的特殊亚细亚要素视为加剧了封建制本身固有的本已严重剥削程度的原因。139然而，两位讲座派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有所不同。服部没有发展出平野所倡导的复杂的框架，后者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一种可能在东方或西方发生的总体奴隶制。相反，服部密切追随戈德斯，简单地将亚细亚生产方式定义为"最顽固"和最残酷的封建制形式，其定义性特征是较早的、更具压迫性的生产方式的显著挥之不去的影响。因此，在服部看来，正如存在于日本的那样，亚细亚式封建制的一个标志是"饥饿地代"的存在。在日本，封建制表现出"以税收的形式攫取整个封建地租的亚细亚特殊特征"——"既不让[农民]死也不让[他]活。"尽管整个德川时期私有土地所有制不断增长，国家在经济上压迫农民的作用下降，但服部论证说，即使在德川时代末期，国家确实也利用其权力复兴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各个方面。服部引用了德川政权禁止土地买卖、限制现有财产的合并、施行七公三民税法(要求每年作物产量的70%作为地租、贡纳或税收上缴封建领主，仅30%留作农民收入)以及征收甚至更高的税率。这些措施最终未能阻止这种亚细亚封建制的崩溃，是农民起义和封建制内在矛盾增长的结果，而非德川政权未做出努力使该体系更加持久压迫。140

平野并不赞同服部采纳戈德斯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仅仅定义为一种更压迫的封建制形式的观点，但他确实同意来自过去的亚细亚要素是理解日本封建制特殊落后、残酷和顽固形式的关键。德川封建制的某些特殊特征——如"饥饿地代"和藩通过"国产品生产机构"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行使的强大作用——帮助阻碍了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的进程。141平野确实承认封建制在德川时期逐渐被削弱的相当大程度，同意服部关于工场手工业在染色、陶瓷、酿酒以及矿石提炼和精炼中的增长、商业资本的增长以及包买制(Verlag或问屋制)的传播的判断。然而，平野论证说，这种封建制崩溃和资本主义增长的过程由于封建制在日本特性而"变形"了。例如，封建领主通过在其各自藩内的国产品生产机构主导商品流通来增强其恶化的地位，增加了对农奴的压迫，并开始自己经营经济企业。142这种活动类似于国家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曾扮演的经济角色。

由于这些模式，资产阶级的增长受到阻碍，封建生产关系被加强而非被侵蚀。因此，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进的并非一个崛起的资产阶级。相反，农民起义——回应贡纳增加和杂役赋课下的更严厉剥削——才是明治改革的动力。重要的是，这些起义最频繁地爆发在商品经济渗透最深的地区，特别是在出现了国产品生产机构的那些藩中(例如土佐、周防和阿波所在的德岛县)，或者在那里存在强制栽培(例如佐贺和鹿儿岛)。此外，由于"本土产业资产阶级"的软弱，封建制度并非仅仅崩溃，而是在维新中被统一化，"并立即封建主义地相对于农民被重组。"由于资产阶级不够强大，无法立即获得优势，德川封建制的继承者变成了马克思所描述的过渡性"绝对主义"国家，而自由民权运动直到在明治后期与蓬勃发展的劳工运动结盟时才取得成功。143

事实上，平野进而论证说，在他所看到的明治维新中封建占有的重构期间，"古代亚细亚制度被重新使用，古代法律[被]复制，"一直持续到1871年。这反映了"日本资产阶级生产力量的不成熟和低度发展"，是明治日本绝对主义与西欧更为进步的绝对主义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144这种发展受阻的原因，就在于德川封建制原始的亚细亚特征。正如平野所写：

在平野看来，这是一种"使生活稳定化和停滞的生产方式"：资本和劳动都缺乏资本主义经济诞生所必需的动力。因此，尽管有服部和其他人所引证的本土资本主义发展迹象，小手工业生产仍然与农业紧密相连，因为手工业者被迫通过在农业中劳动来补充他们的收入，而藩营企业则依靠农民缴纳的增加贡纳而生存。145

甚至在明治地税改革之后，贡纳关系在农民与地主之间仍然存在——根据平野的分析。充其量，维新后的土地制度是半封建的——正如讲座派坚持认为的，农业地租在内容上仍然是习惯性的和封建主义性质的，而非由自由市场力量资本主义地决定的(见第八章)。平野和其他人论证说，改革后地租与德川时代一样高，阻碍了将大米作为商品进行栽培，使农民个人收入中剩下的作物份额与地税改革前的状况一样少。平野使用表7中的数据来支持这一论点。明治国家——依托农村中继续"亚细亚地落后的"和"半封建的"关系——利用农村土地制度和地税来"强制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这是软弱的资产阶级无法完成的任务。146

平野将亚细亚封建制作为解释日本在农业和政治领域持续落后的概念，在讲座派学者中被广泛共享，即使他们无法就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单一概念达成一致。只有相川在《讲座》中的《农业恐慌》一文中拒绝了日本封建制中亚细亚差异的任何概念——尽管在该文中他反复提到日本的"亚细亚地停滞的农村半封建结构"及其"亚细亚地落后的封建小农"。相川批评他自己早期的立场，担心在日本社会结构特有的方面会"溶解"进一种不加区别地将中国、印度和日本特殊性混为一谈的亚细亚特质的观念中。因此，他着手进行一项关于德川时代末期封建制的具体历史研究，借鉴山田盛太郎的经典《日本资本主义分析》。147

相川以否定明治货币地税等同于封建地租这一论点作为这一分析的起点，因为他论证说，这一公式导致了"国家是地租的征收者和垄断性土地所有者的那种'亚细亚'神秘化"。相反，相川将明治国家重新定义为一种"半封建资本主义国家"：它是半封建的，因为它"重新确认了以货币地租(攫取剩余产品)为基础的征税基础"，然而它又是资本主义的，"就它动员货币'地税'制度作为资本原始积累杠杆而言。"换句话说，明治国家依赖于封建土地制度去追求资本主义目的。由此产生的体系只是半封建的，因为土地制度做出了某些调整以追求这些新目的。明治政权通过其改革部分地瓦解了大型土地持有"形式"，而货币地税"在结构上不同于旧封建制度的贡纳或实物地租";然而，农业地租(小作料)仍然保留着"封建贡纳的本质，其中一部分仍通过地主作为地税支付。"这意味着整个封建地租以税收形式被征收这一亚细亚特征早已被摧毁。因此，到明治时代，农民通过等同于地租的税收对国家的单一从属关系，已被一种"双层"从属关系所取代——在这种关系中，农民向地主支付地租，向国家支付税收。148

相川没有明确说明他认为"亚细亚"制度在德川时代的什么时候已经被这种双重制度所取代。然而，他反复将德川封建制称为"纯粹封建制"，暗示他并不认为"亚细亚封建制"概念适用于德川日本。被声称表征亚细亚封建制的要素如下：1)"国家土地所有制"，"以'封建土地占有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统一'为特征"，以及地租与赋税的形式合一;2)"村単位制度"——五人组——由将军为庶民设立的"自治"单元，以古代五保制(组织五户为一组)为模型;3)"小农业与家内工业的统一";以及4)城市组织和工业形态的性质，以及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性质;"官员、商人和地主"全都是同一批人的观念。相川论证说，这些特征适用于德川日本的程度，不如马克思和苏联权威戈德斯和I. I. 斯米尔诺夫提供的古典封建制定义那么好。在相川看来，如果人们将设定地租与赋税合一的亚细亚封建制概念应用于德川时代，那就等于在论证说藩主是最高的地主。这是站不住脚的。相比之下，将军对藩主行使统治权的政治等级体系，正好契合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等级结构的经典概念。149

然而，在这项分析中，相川从未进而确定他所担心会在亚细亚封建制概念中被"溶解"的德川封建制的独特民族特征。因此，相川从未令人满意地发展出一种能替代东方社会概念以解决日本封建制的特殊性相对于普遍性问题的方案。

日本的小农奴制度——具有以低水平农业生产方式为条件的亚细亚式剥削方式的特殊特征——将直接生产者小农奴的生活资源紧缩到仅在仅具植物性存在的意义上维持身体所需的最低限度[通过饥饿地代]。[在德川时代后期，这是]伴随资产阶级发展的封建制度解体时期基于封建领主贫困化的剥削进展的结果。因此，[该制度]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扩大其生产规模、技术发展、农业工具(如脱粒机…)和商业化肥;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使农业仅仅依赖于土地肥力和天气等自然条件。

结论

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无论其最初是否意图携带地理内涵——是卡尔·马克思为解释为什么东方——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未能精确契合他从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演变而来的框架所给出的唯一答案。他本人对非西方世界知之甚少，没有对它进行过扩展的学术研究;它几乎像是一个事后想法，通过西欧帝国主义的媒介引起了他的注意。马克思没有进行自己对东方社会形态的研究以匹配他关于西方的工作(诚然，要求他这样做是要求太多了)，而是严重依赖黑格尔、孟德斯鸠等人提供的对东方的感知。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可能起源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进行系统考虑的结果。但这一生产方式的表述仍然是不完整的;而充满了从"唯心主义"西方著作中得出的假设的"东方社会"范畴，变成了一个方便的对那些与"古代"、"封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描述的理想模式相差太远的非西方社会的统称。

马克思将19世纪日本描绘为纯粹的封建主义，这似乎应该为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解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然而，上述延伸的讨论表明，它并没有。相反，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对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成为与其中国同代人同样问题重重的问题。这种持续关注的原因是，将马克思的历史框架应用于非欧洲背景时——这些困难最初迫使马克思制定出单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仍未解决。因此，斯大林主义者在1931年列宁格勒会议上压制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的努力，在亚洲本土马克思主义者中注定要失败。对他们来说，仍然有必要证明马克思的框架与他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否则他们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必然性的立场就站不住脚。戈德斯、约尔克及其他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批评者，没有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替代方式来完成这一点。

戈德斯曾断言该理论是"有害于政治的和方法论上不正确的"，并且"必须被抛弃"，但很明显他的结论是由苏联内部权力斗争在政治上推动的，而非对中国、印度和日本历史的深刻熟悉的结果。因此，他声称"亚细亚生产方式无非就是封建主义"，"东方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经历了与欧洲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150具有空洞的音调。任何具有本土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共有的关于中国和日本历史那一类知识的人立即认识到，在这些经验与英格兰和法国的经验之间存在这样的契合，即便不说不可能，也是很难证明的。此外，戈德斯关于东方重复欧洲模式的单一"非常独特的方式"的提法，恰恰回避了中心问题，而同时也坚持了古老"东方主义"的前提——广阔、无差别的东方。毫不奇怪的是，尽管有列宁格勒会议的结论，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决心要自行审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因为正是讲座派在日本当前发展中看到了对西方模式更为显著的偏离，所以正是讲座派承担了这一规划。他们在构成了他们对整体论争贡献的标志的宏大的历史学术和理论思考的背景下，研究了这一问题。但是，基于他们的历史研究和与西方理论的接触，他们比马克思、戈德斯和约尔克更成功地发展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背后问题的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了吗?他们能够在识别日本发展的特殊性并将这些特殊性与马克思的一般框架调和起来方面，超越"东方社会"这一神秘概念吗?

这里考察的著作表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他们是通过参照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平行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才做到的。除了相川以外的所有人都积极地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来解释日本发展的某些特殊性。相川本人在马克思所规定的那种严格单线进程框架中保留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但他退出《讲座》后对"亚细亚封建制"概念的放弃，忽略了说明日本偏离该框架的任务。秋泽、早川和服部全都追随戈德斯，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独立社会形态的观念，但他们对古代日本奴隶制的分析引导他们重新将其引入，而且它继续携带着某种地理特定性。平野可能提供了最令人满意的解释，但他从未将其作为时代划分日本史的努力而充分展开，我们只剩下他作为其早期经验结果的对日本近期政治发展的更为令人满意的解释。

平野的著作也与羽仁五郎关于日本亚细亚特征的长期后果的著作是兼容的。平野和羽仁都通过将某些通常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要素整合进来，发展出对日本资本主义特殊性的解释;但他们这样做并没有被那个有点混乱的概念所奴役。羽仁与平野一样，借鉴了魏特夫、马扎尔、瓦尔加、马克斯·韦伯、郭沫若、D. R. 加德吉尔、帕维尔·米夫和S. M. 杜布罗夫斯基的著作。他们清楚地接触到了苏联和中国当时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争;然而，既然他们的主要关切是分析日本资本主义——它具有不同于俄国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他们明智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羽仁坚决否定了基于水利控制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释(尽管他将这一理论不是与魏特夫而是与辛考克斯、韦伯和马扎尔联系在一起)、"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和"过剩人口"。相反，羽仁采纳了这样一种观点：亚细亚方式仅仅是奴隶制或农奴社会的一个变体，在其中强制和压迫特别残酷。深深刻印了古代共同体特征的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确实可能采取了"对生产者人身的无限所有权"的形式。151因此，他写道："在这样的意义上且仅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基于它的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无非本质上就是奴隶或农奴生产方式;然而，它更加残酷并为更多层次的矛盾所困扰，因为维持了落后的、晚期氏族社会关系。"152因此，亚细亚社会并非在阶级分化之前就已存在;其国家建立在阶级对抗之上，而非仅仅是共同功能的履行。而对羽仁，正如对平野，这样的东方社会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矛盾。羽仁论证说，中国发展出了一种带有亚细亚特征的封建制度，而这种"封建专制结构"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下被迫解体。153

根据羽仁，在日本，亚细亚社会的特征在其古代的部制——共同体奴隶所有制——中表现出来。由于在这一时期，土地也由共同体所有，作为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先决条件的私有财产的发展变得更加困难。当私有土地所有制随商品生产出现时，它保留了旧部落社会的某些特征，以至于土地集中在"国家规模"上。类似地，公民不是私土地所有者的农奴，而是国家的农奴。古代日本这些亚细亚特征在封建时代持续存在;而国家在每个关节点上都阻碍了民众自由经济活动的发展。这解释了日本封建制度的特殊形式，以及将来自藩仓和国产品生产机构的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的困难。日本封建制的亚细亚残余也解释了德川封建制未能立即产生一个绝对主义政府的原因。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迫使德川封建制灭亡，并使日本资本主义迅速上升到帝国主义阶段——即使日本的亚细亚遗产使本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变得不可能。在亚洲专制主义下生活过的日本人已经失去了所有对个体自由的渴望。"封建生产关系……在亚细亚形式下……现在被维持以在帝国主义下压迫人民。"只有新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在日本资本主义已推进到帝国主义阶段如此之久的之后完成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54

平野和羽仁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在日本表现出的这些观察，构成了讲座派大量著作中极小的一部分。然而，它们对于讲座派在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的立场有着重大意义。一方面，它们取得了重要进展，再次确认了日本及其他非欧洲国家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和革命理论中的地位。用羽仁的话说，"所谓的对印度的殖民化、中国的半殖民化，以及日本的开港和明治维新，无非是世界历史规律的东方历史表现。"155同时，东方社会的概念有助于证明日本资本主义那要求其仍然经历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性。因此，这一概念帮助填补了讲座派理论中的一些至关重要的空白，特别是关于国家的方面。天皇制及其意识形态可以被承认为一个纯粹的"亚洲季风带共有的"神话。156然而，这一天皇制并非无害的，因为它在经济安排——特别是在农业部门——中维持了物质基础，这些安排继续染有亚细亚特质的色彩。如果这些染有亚细亚色彩的封建制和绝对主义残余不被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摧毁，日共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便根本不能实现。

这些评论最好地总结了讲座派内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争结果。当然，劳农派始终坚持日本的经验并未显著偏离西方经验，且从未承认有必要更仔细地审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就此而言，不管讲座派分析有什么缺陷，值得赞扬的是，他们认识到了这项艰难理论任务的必要性，并承担了完成它所需要的宏大智识努力。

第6章注释

[1]萨义德断言，"东方主义"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情况下)'西方'之间所作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分的思想风格"，是"一种通过做出关于东方的陈述、授权关于东方的观点、描述东方、传授关于东方的知识、定居于东方、统治东方来支配、重构和掌控东方"的"西方风格"(第2-3页)。虽然萨义德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西欧关于中东的东方主义文学传统，但他也正确地指出了马克思将东方视为停滞、被动、无差别之群氓的处理方式中的东方主义。参见爱德华·萨义德，*Orientalism*(《东方主义》)，特别是第153-156页。

[2]Franco Venturi，"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第133页、第134-135页。

[3]卡尔·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第657-658页(原文强调)。

[4]"马克思论其观点之历史"，载Robert C. Tucker编，*The Marx-Engels Reader*(《马克思-恩格斯读本》)，第5页。

[5]Anne M. Bailey与Josep R. Llobera编，*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Science and Politics*(《亚细亚生产方式：科学与政治》)，第1页。

[6]Jean Chesneaux，"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亚细亚生产方式)，第2页。另参见Jean Chesneaux，"Où en est la discussion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进展如何?]第1、2、3部分。关于该论争的另一种叙述，参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论争焦点的著作：卡尔·魏特夫，*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第9章。

[7]参见莫里斯·戈德利耶，"The Concept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and Marxist Models of Social Evolution"("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模型)。

[8]埃里克·霍布斯鲍姆，"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y"(卡尔·马克思对史学的贡献)，载Robin Blackburn编，*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Readings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社会科学中的意识形态：批判社会理论选读》，纽约：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73年)，第273页。

[9]T. Shanin，"The Third Stage"(第三阶段)，第301页。参见佩里·安德森，*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附录诸注。同样，Hindess和Hirst得出结论："魏特夫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构想是西方对东方误解(一种西方借此自我恭维的构想……)的延续，是将现代'极权主义'概念投射到前资本主义时代(该概念的现代变体是西方在另一种绝对邪恶中承认自身美德的概念)。"(Barry Hindess与Paul Q. Hirst，*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213-214页。)

[10]参见Germaine A. Hoston，"Marx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Taishō Japan"(大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田中真人，《高畠素之》;以及田中真人，"高畠素之論——大正社会主義の分化"(高畠素之论——大正社会主义的分化)，《史林》第53卷第2号(1970年3月)：第33-86页。

[11]参见第4章。关于高桥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整性方面之意义的更全面阐述，参见Germaine A. Hoston，"Marxism and Japanese Expansionism"(马克思主义与日本扩张主义)。

[12]包括魏特夫在内的另一些人将这一概念的消亡归因于其对苏维埃政权的潜在适用性。参见魏特夫，*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第395页及以下;参见George Lichtheim(乔治·利希特海姆)，*Marxism*(《马克思主义》)，第147页、第147页注;以及Konstantin F. Shtepa，*Russian Historians and the Soviet State*(《俄国史家与苏维埃国家》，新不伦瑞克：Rutgers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47-48页。

[13]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Main Currents of Marxism*(《马克思主义主流》)，第1卷：*The Founders*(《奠基者》)，第350页。

[14]参见弗·伊·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版，第195-197页;以及Samuel H. Baron，"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in Russia"(俄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的讨论。

[15]"日本，以其纯粹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比我们所有的历史书都更真实地描绘了欧洲中世纪。"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资本主义生产批判分析，第718页注。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期间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详尽分析表明，将日本界定为封建性社会并未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心中解决东方社会的问题。对该主题的持续兴趣，体现于最近出版的诸如滝村隆一，《アジア的国家と革命》(亚细亚式国家与革命);守屋典郎，《日本資本主義小史》(日本资本主义小史)，特别是第1卷第1章;以及田中惣五郎，《天皇の研究》(天皇之研究)，特别是第1章第4节等著作。

[16]在劳农派马克思主义者中，只有猪俣津南雄对日本社会的"亚细亚"特征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且其探讨是在约1930年与劳农派断绝关系之后，于关于农业问题的著作中进行的。与讲座派类似，猪俣津南雄发现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某些要素有助于解释日本农业部门的持续落后性。参见猪俣津南雄，《農村問題入門》(农村问题入门)以及下文的讨论。

[17]劳农派学者回避东方社会问题，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日本天皇制性质的回避性处理(参见第7章)。虽然他们承认天皇制是具有"封建性"色彩的过去残余，但劳农派马克思主义者相信，随着革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它会自然而然地消失("消亡"?)。(1979年8月17日于东京对荒畑寒村、高桥正雄和渡边文太郎的访谈。)

[18]关于将东方社会概念用于这一目的的例子，参见平野义太郎，《大アジア主義の歴史的基礎》(大亚细亚主义的历史基础)。战后，平野义太郎建立了自己的机构——中国研究所(中国研究所)，以从事不受任何支持帝国主义设计之动机玷污的中国学术研究。关于平野义太郎中国研究模式的这一观察，笔者得益于石田雄。平野义太郎战后关于中国的学术努力的一个良好例子是其论文，"中国と日本の近代化の比較"(中国与日本近代化之比较)。然而，无论是在其转向之前还是之后，平野义太郎在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和强调日本"亚细亚"特征对其资本主义发展的负面影响方面都是一贯的。(1979年7月27日于东京对平野义太郎的访谈。)

[19]卡尔·魏特夫至少识别出两种不同的描述，这与流行于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之间的区分相一致。他论证说，在早期版本中，马克思强调建立在孤立农业村落基础上的专制君主的政治角色，而在晚期版本中，他则强调"大规模水利工程的技术层面"。(参见*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第369-386页。)莫里斯·戈德利耶拒绝此观点，并在马克思著作中看到一个连贯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模型。然而，应当指出，在复活这一概念时，他抛弃了早期表述中的"死亡要素"，包括：(1)在意识形态意义上使用的"专制主义"概念，以及(2)停滞的亚洲的"意象"。(戈德利耶，"Concept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第214-215页。)

[20]Donald M. Lowe，*The Function of "China" in Marx, Lenin, and Mao*(《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中"中国"的功能》)，第11-14页。在恩格斯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这一概念被完全省略。

[21]所有这些要素都出现在1853年的通信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中——《资本论》笔记手稿，完成于1855-1859年，但直到1939年才出版。另参见George Lichtheim，"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载George Lichtheim，*The Concept of Ideology and Other Essays*(《意识形态概念及其他论文》，纽约：Random House，1967年)，第67页。

[22]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6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第66页。

[2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变革》(《反杜林论》)，第198页、第200页、第165页。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6章第12段(第514页)关于自然条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以及东方灌溉需要。

[24]莫里斯·戈德利耶，"The Concept of the Asian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Marxist Model of Social Development"(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模型)，第39页。

[2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第37章第39段(第634页);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14章第9段(第357页);以及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95页。

[26]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2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第65页(原文斜体)。

[2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0章第25段(第331页);第1卷第14章第9段(第357页);第3卷第47章第3节(第796页);以及第1卷第13章第22段(第333页)。

[28]同上，第3卷第47章第2节第1段(第791页)。

[29]同上，第3节(第796页)。

[30]利希特海姆，*Marxism*(《马克思主义》)，第158页。

[31]Bryan S. Turner，*Marx and the End of Orientalism*(《马克思与东方主义的终结》)，第6-7页;参见Ernest Mandel，*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伦敦和纽约：出版者不详，1971年)，第127页、第128页、第124页。

[32]比较Bryan S. Turner与路易·阿尔都塞和Etienne Balibar(《读资本论》)最近的论证。Turner同意"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认识论断裂，且马克思的新闻写作并不构成对亚细亚社会形态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此处提出的论证并不依赖于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间这种形式主义的、最终站不住脚的区分。更切题的是，鉴于马克思对远东的无知，Turner援引Hindess和Hirst，断言"通过表明AMP[亚细亚生产方式]代表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任意组合，可以质疑AMP建构的理论连贯性"。(Turner，*Marx and the End of Orientalism*，第82页。)

[3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章第13段(第597页)。

[34]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Marx-Engels Reader*(《马克思-恩格斯读本》)，第476-477页。

[3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0章第28段(第333-334页)。

[36]利希特海姆，*Marxism*(《马克思主义》)，第152页。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论证：马克思的陈述"并不……意味着任何简单的单线史观，也不意味着一切历史都是进步的简单观点。它仅仅表明，这些体系中的每一个在关键方面都比人的原始状态更远。"(《卡尔·马克思〈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导论》，第38页。)

[37]马克思，*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第97页;参见利希特海姆，*Marxism*(《马克思主义》)，第148-152页;以及John M. Maguire，*Marx's Theory of Politics*(《马克思的政治理论》)，第214-216页。

[38]Maguire，*Marx's Theory of Politics*(《马克思的政治理论》)，第213页。

[39]同上，第217-218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第二版序言"，第334页。

[41]Samuel H. Baron，"Plekhanov's Russia"(普列汉诺夫的俄国)，第390页、第392页、第393页。关于普列汉诺夫的民粹主义思想，参见S. H. Baron，"Plekhanov, Trotsk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Historiography"(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与苏联史学的发展)，第382页;以及Samuel H. Baron，*Plekhanov: The Father of Russian Marxism*(《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4章。

[42]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0卷第154页和第20卷第12页，转引自Baron，"Development of Soviet Historiography"(苏联史学的发展)，第383页、第384页。

[43]Baron，"Plekhanov's Russia"(普列汉诺夫的俄国)，第400页、第396页、第398页、第399页。

[44]将旧俄国视为独立发展起来的亚细亚社会的概念贯穿了其1909年开始撰写、1914-1917年出版的巨著《俄国社会思想史》。参见Baron，"Development of Soviet Historiography"(苏联史学的发展)，第382-384页。

[45]同上，第385页;以及Baron，"Plekhanov's Russia"(普列汉诺夫的俄国)，第401页。

[46]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以及不平衡联合发展的概念一样，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这些要素在普列汉诺夫于1920年代被M. N. 波克罗夫斯基批判后，被正式归功于列宁。(参见Baron，"Development of Soviet Historiography"[苏联史学的发展]，第393页、第388页。)《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是最早传入日本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到1925年已被广泛阅读。没有证据表明普列汉诺夫在日本的影响因波克罗夫斯基在1929年斯大林支持下再次对他进行批判而受损。(参见Shtepa，*Russian Historians and the Soviet State*(《俄国史家与苏维埃国家》)，第4章各处。)

[4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1章第3段(第877页);以及马克思，*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第70页、第88页。参见Maurice Meisner，"The Despotism of Concepts"(概念的专制主义)，第103-104页。莫里斯·戈德利耶论证说，马克思低估了这一概念的"地理范围"，它实际上指"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某些阶段"，可以见诸"前哥伦布时期美洲的帝国、非洲王国、迈锡尼帝国"。("Concept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第39页。)

[48]格奥尔基·V·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纽约：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9年)，第49-55页。

[49]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第64页、第57页(原文斜体)。

[50]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76-177页。

[51]Samuel H. Baron，"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in Russia"(俄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第721页。

[52]同上。

[53]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95-197页(原文斜体)。

[54]相川春喜，"『アジア的生産様式』と日本封建制に関する論争"("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日本封建制论争)，第58页。

[55]叶夫根尼·S·约尔克和M·戈德斯对列宁格勒会议的贡献在本文考察的文献中被反复提及。会议论文集由讲座派学者早川二郎翻译并于1933年出版日文版。参见ソヴェート・マルクス主義東洋学者協会编，《アジア的生産様式について》(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56]其论文包括"Ekonomicheskie problemy revolutsij v Kitae"[中国革命的经济问题]，《計画経済》(计划经济)第12号(1925年);"Osnovnye problemy Kitajskoj revolutsij"[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布尔什维克》第8号(1928年);以及"Novaja nauchnaja literatura o Kitae"[论中国的新科学文献]，《真理报》1929年1月6日，和"Perspektivy kitajskoj revolutsij: Zakluchitelnij vazdel"[中国革命的展望：最后一章]，载L·马扎尔，《Ocherki po ekonomike Kitaia》(《中国经济论文集》，莫斯科，1930年)。关于此时期苏联中国学术研究的综合书目，参见V. N. Nikiforov，*Sovetskie istoriki o problemax Kitaja*(《苏联史家论中国问题》)，第368-397页。瓦尔加(1879-1964)和马扎尔(1891-1940)此时似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关系密切。值得注意的是，对梁赞诺夫、瓦尔加和马扎尔所倡导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否定，恰与布哈林于1929年在苏联永久失势同时发生。参见斯蒂芬·F·科恩，*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第9章。

[57]梁赞诺夫(1870-1938)，编纂了第一版二十七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约瑟夫·斯大林清洗的另一位受害者。1931年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遭到清洗，1938年去世(被处决?)。

[58]魏特夫，*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第401页。

[59]马扎尔在中国确认亚细亚生产方式最重要的著作是《中国农业经济》(*Ekonomika sel'skovo khoziajstva v Kitae*，1928年)。其他主要早期著作包括《中国经济论文集》(*Ocherki po ekonomike Kitaja*，1930年);《中国革命的现状》(*Sovremennoe sosto' janie kitajskoj revolutsii*，1929年);以及"中国革命的两种土地纲领"，《中国问题》第4-5期(1930年)。

[60]参见L. I. 马扎尔，"The Legitimacy of the AMP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AMP[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合法性)，载Bailey和Llobera编，*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亚细亚生产方式》)，第76-94页。

[61]在尼基福罗夫书目中，戈德斯唯一收录的著作是《什么是凯末尔道路及其在中国是否可能?》(*Shto takoe kemalistiskii put'i bozmozhen li on v Kitae?*，列宁格勒，1928年)。约尔克的著作直至1930年才出现："K voprosy ob osnovakh obshchestvennovo stroja drevnova Kitaja"(论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问题);"O zadachakh Marksistsko-Leninskovo izuchenija kolonial'nikh i polukolonial'nikh stran"(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任务);对M. Kokin和G. Papajan《"井田"：古代中国的农业制度》的评论以及"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62]魏特夫，*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第402页。

[63]E. S. 约尔克，"The AMP and the Class Struggle"(AMP和阶级斗争)，载Bailey和Llobera编，*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亚细亚生产方式》)，第97页。

[64]参见Benjamin I. Schwartz(本杰明·I·史华慈)，*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22-123页。参见魏特夫，*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第405页、第405页注。

[65]马扎尔，"Legitimacy of the AMP"(AMP的合法性)，第93-94页。

[66]M. 戈德斯，"The Reaffirmation of Unilinealism"(单线论的再确认)，载Bailey和Llobera编，*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亚细亚生产方式》)，第102页、第104页;约尔克，"AMP and Class Struggle"(AMP和阶级斗争)，第98页。

[67]戈德斯，"Reaffirmation of Unilinealism"(单线论的再确认)，第103-104页。

[68]相川春喜，"アジア的生産様式の理論の反動性"(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反动性)。虽然这篇论文确立了日本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的议题，但相川春喜远非讨论该概念的第一人。这一角色属于福田德三，他在1927年的著作"唯物史観経済史の出立点の再吟味"(唯物史观经济史出发点的再审视)中讨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随后，在1929年和1930年，野吕荣太郎和服部之总都在其著作中讨论了这一概念，寺岛一夫撰写了对马扎尔的批评。最后，在1932年7月，羽仁五郎的论文"東洋に於ける資本主義の形成"(东洋资本主义的形成)发表于《史学雑誌》(史学杂志)，随后是森谷克己的论文"東洋社会に於けるヘーゲルとマルクス"(东洋社会中的黑格尔与马克思)，发表于1933年1月。相川春喜，"『アジア的生産様式』に関する断章"(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断章)，第246页。(原载《法政大学新聞》[法政大学新闻]第43-44号，1934年5月23日-1934年6月15日。)

[69]相川春喜，"『アジア的生産様式』に関する論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争)，第1部分，第57页。

[70]马扎尔，"Legitimacy of the AMP"(AMP的合法性)，第93页、第94页。

[71]相川春喜，"範疇としての『アジア的生産様式』"(作为范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相川春喜，"『アジア的生産様式』に関する断章(A)"，第242-243页。

[72]相川春喜，"『アジア的生産様式』に関する断章(A)"，第246页。

[73]此处相川春喜同意平野义太郎在魏特夫《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日文版(1934年1月出版)跋文中表达的观点。

[74]相川春喜，"『アジア的生産様式』に関する断章(A)"，第246-252页。

[75]森谷克己，"所谓『亚细亚的生産樣式』再論"(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再论)，第41-52页。

[76]同上，第52-54页、第56-57页。

[77]同上，第56页、第57页、第60-62页。

[78]同上，第62-65页。相川春喜解释的细节体现在其日本历史时代划分中。这将在下文中更充分探讨。

[79]同上，第66-75页。

[80]参见羽仁五郎，"東洋資本主義的発生"(东洋的资本主义式诞生)，《史学雑誌》(史学杂志)第43卷(1932年2-5月)。该论文随后经修订以"東洋に於ける資本主義の形成"(东洋资本主义的形成)为题发表，载羽仁五郎，《明治維新史研究》(明治维新史研究)。此处引文取自后者。

[81]羽仁五郎，"アジア的生産様式"(亚细亚生产方式)，第186页。

[82]同上。

[83]秋泽修二，"奴隷所有者制的社会経済構成の意義"(奴隶所有者制社会经济构成的意义)，第14页(原文强调)。

[84]早川二郎，"『王朝時代』の『国家的土地所有』について"(论"王朝时代"的"国家土地所有权")，第81页、第82页。

[85]秋泽修二，"奴隷所有者制的社会経済"，第21-23页。

[86]服部之总，"維新史方法上の諸問題"，第138-139页。

[87]马克思《资本论》引文，第1卷，新潮社版第459页，由早川二郎引用并由笔者翻译。早川二郎，"『王朝時代』"("王朝时代")，第82-83页、第82页注-第83页注。

[88]早川二郎早期的一篇文章，发表于《歴史科学》(历史科学)1933年3月号，转引自同上，第82页注。

[89]早川二郎，"東洋古代史に於ける生産様式の問題"(东洋古代史中的生产方式问题)，第277-280页。

[90]关于中国社会史论争，参见本杰明·史华慈，"A Marxist Controversy on China"(一场关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论争);本杰明·史华慈，"Some Stereotypes in th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分期中的若干定型观念);何干之，《中国社会史問題論戦》(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Arif Dirlik，*Revolution and History*(《革命与历史》);以及Germaine A. Hoston，"Stat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Japan"(中国和日本的国家与革命)，第5章。

[91]早川二郎，"東洋古代史問題"(东洋古代史问题)，第283-284页、第290页(马克思的词语由笔者从日文翻译)。

[92]同上，第291-292页。

[93]同上，第284-285页。

[94]早川二郎，"所謂東洋史に於ける『奴隷所有者制的構成の欠如』を如何に説明すべきか"(应如何说明所谓东洋史中"奴隶所有者制构成的欠缺")，第294页(以下简称"所謂『奴隷所有者制的構成の欠如』")。参见早川二郎，"佐野学著『日本歴史』其他に於ける誤謬"(佐野学著《日本历史》及其他中的谬误)。

[95]早川二郎，"奴隷所有者制的構成の東洋的形態の問題"(奴隶所有者制构成的东洋形态问题)，第322-323页。

[96]早川二郎，"所謂『奴隷所有者制的構成の欠如』"，第295-296页。

[97]同上，第295-297页。

[98]早川二郎，"奴隷所有者制的構成"，第325-327页。

[99]同上，第323-325页。

[100]这是与早川二郎的批评者秋泽修二的一致之处，尽管早川二郎本人承认马克思关于单独商业不能导致新生产方式出现的观察的真实性(《资本论》第3卷)。参见早川二郎，"所謂『奴隷所有者制的構成の欠如』"，第303-307页。平野义太郎也赞同早川二郎关于亚洲奴隶制与古典奴隶制之差异以及商业在东方欠发达中之作用的观点。他论证说，在"亚细亚式"或总体奴隶制中，奴隶与土地一同由专制君主所有，奴隶不被用于促进商品流通，而是用于国家工程。相比之下，在古典希腊和罗马奴隶制中，奴隶为私人家庭所有，并被用于生产供交换或出售的商品。希腊或罗马国家行为旨在扩大商业活动，而亚洲专制国家则旨在压制之，或自身在其他国家贸易关系中充当商人，从并不存在的私营部门手中篡夺了这一功能。(1979年7月27日于东京对平野义太郎的访谈。)

[101]早川二郎，"所謂『奴隷所有者制的構成の欠如』"，第303-307页。

[102]同上，第307-308页。

[103]同上，第300页。

[104]早川二郎，"奴隷所有者制的構成"，第313-314页、第316页、第320-321页。

[105]早川二郎，"所謂『奴隷所有者制的構成の欠如』"，第299-302页;早川二郎，"奴隷所有者制的構成"，第317-318页。

[106]早川二郎，"上代に於ける『部』"(上代之"部")，第164-165页。

[107]同上，第160-164页。

[108]早川二郎，"奴隷所有者制的構成"，第164-166页、第172-174页。

[109]同上，第175-176页;早川二郎，"『王朝時代』の『国家的土地所有』について"(论"王朝时代"的"国家土地所有权")，第1部分，第86页、第89页。

[110]土屋乔雄，《日本経済史概要》(日本经济史概要，东京：岩波书店，1934年)，第35页，转引自相川春喜，"日本奴隷制に関する基礎論点"(关于日本奴隶制的基础论点)，第330页。

[111]堀敏夫，《日本古代史前進のために》(为推进日本古代史，1932年11/12月)，转引自相川春喜，"日本奴隷制に関する基礎論点"，第331-332页。

[112]相川春喜，"アジア的生産様式の日本歴史への『適用』論に関連して"(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对日本历史之"适用"论)，第41-44页;相川春喜，"『アジア的生産様式』に関する論争"，第1部分，第57-64页。

[113]相川春喜，"アジア的生産様式に関連して"，第44-48页。

[114]相川春喜，"日本奴隷制に関する基礎論点"，第336-338页。

[115]同上，第344-346页、第348页。

[116]此为三浦恒男所争议，因为日本国家当在大化改新之前很久即已由阶级分化而生。然而，三浦恒男的批评并未产生对早川二郎和相川春喜观点有说服力的替代方案，后二者的观点是1930年代出现的日本历史分期中最详尽阐述的。参见三浦恒男，"日本の奴隷制に関する最近の対論"(关于日本奴隶制的最近对论)。

[117]秋泽修二，"奴隷所有者制的社会経済"，第1部分，第12页。

[118]同上，第3-7页。

[119]同上，第24-25页。

[120]同上，第26页。

[121]秋泽修二，"日本に於ける国家的土地所有の問題"(日本国家土地所有权问题)。

[122]秋泽修二，"奴隷所有者制的社会経済"，第2部分，第75-76页。

[123]同上，第77-80页(原文斜体)。

[124]同上，第80-81页。

[125]同上，第81-87页。

[126]同上，第92-95页。

[127]同上，第95-97页。

[128]同上，第98-101页。

[129]同上，第101-102页。

[130]"关于日本形势和共产党任务的纲领"(1932年5月)，载Beckmann和Okubo，*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22-1945*(《日本共产党，1922-1945》)，第337页。

[131]此区分由相川春喜提出，见"奴隷制並びに封建制の『アジア的』形態"(奴隶制及封建制的"亚细亚式"形态)，第281-282页。

[132]早川二郎，"『王朝時代』の『国家的土地所有』について"，第1部分，第83-84页。

[133]同上，第85页。

[134]同上，第87-88页。

[135]同上，第89-90页。

[136]同上，第90-91页。

[137]平野义太郎未设计正式的日本历史分期，此处所述其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般解释亦未出现于其著作中。此处的主要来源是笔者1979年7月27日于东京对平野义太郎的访谈。平野义太郎在《讲座》中的其他文章讨论了日本从德川到明治时期发展的亚细亚特征。参见《日本資本主義発達史講座》。平野义太郎的论文亦汇辑为《日本資本主義社会の機構》(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出版。

[138]参见平野义太郎，"自由民権"(自由民权)。

[139]1979年7月27日于东京对平野义太郎的访谈。

[140]服部之总，"維新史方法上の諸問題"，第141-145页，原载《歴史科学》1933年4-6月号。

[141]平野义太郎，《日本資本主義社会の機構》(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第227-228页、第228页注。

[142]同上，第228-230页、第230页注。

[143]同上，第230页注-第231页注;以及平野义太郎，《ブルジョア民主主義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第85-88页。

[144]平野义太郎，《日本資本主義社会の機構》，第233-234页。

[145]同上，第231页;平野义太郎，《ブルジョア民主主義革命》，第84页;以及平野义太郎，"自由民権"，第14-16页。

[146]平野义太郎，《日本資本主義社会の機構》，第257页注。农村中封建关系存续的问题将在第8章中更全面地探讨。

[147]相川春喜，"範疇としての『アジア的生産様式』"，第263-264页;相川春喜，"奴隷制の『アジア的』形態"，第283-284页。

[148]相川春喜，"日本封建制の『典型』的構造：いわゆる『アジア的封建制』規定の揚棄"(日本封建制的"典型"结构：所谓"亚细亚封建制"规定的扬弃)，载相川春喜，《歴史科学の方法論》(历史科学的方法论)，第294-299页。

[149]同上，第299-317页。

[150]戈德斯，"Reaffirmation of Unilinealism"(单线论的再确认)，第103-104页。

[151]E. 约尔克，"『アジア的』生産様式の問題に寄せて"(论"亚细亚式"生产方式问题)，俄文版载《マルクス主義の旗のもとに》(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日文版第80页，转引自羽仁五郎，"東洋に於ける資本主義の形成"(东洋资本主义的形成)，第60-61页、第55页。

[152]羽仁五郎，"東洋に於ける資本主義の形成"，第64-65页。

[153]同上，第96-114页各处。

[154]同上，第118-150页各处。

[155]同上，第21页。

[156]志贺义雄，《国家論》(国家论)，第110页。

END

五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