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战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发展危机》前言

"马克思主义如何在非西方语境中被重新解释?战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将其应用于本国发展经验时，不得不直面马克思历史图式之普遍性的最根本挑战。"

原编(译)者按

杰曼·A·霍斯顿(Germaine A. Hoston)的这部《战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发展危机》(*Marxism and the Crisis of Development in Prewar Japa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6年)，是英语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专著。霍斯顿受业于哈佛大学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其学术训练横跨中国政治与日本思想，这一背景使她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亚洲"这一宏大主题时，具备比较视野的自觉。

本书的核心关切，一言以蔽之，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在非西方语境中被重新解释"。围绕1927年至1937年间在日本知识界爆发的日本资本主义论争，霍斯顿细致追溯了劳农派与讲座派围绕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激烈分歧——这一分歧表面上关乎革命策略(一阶段革命还是二阶段革命)，实质上触及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能否容纳非西欧社会的发展经验这一根本问题。本书以论争为轴线，串联起日本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天皇制的阶级性质、农业中"半封建"成分的存续、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适用性、共产国际纲领对日本革命的影响等议题，构成了一部以论争史为形式、以政治经济学为实质的日本近代思想史。

对中国读者而言，本书有多重价值。第一，日本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的问题——在一个"后发"国家中，当资本主义发展与封建残余并存、当国家而非市场主导工业化进程时，如何定义革命的性质与阶段——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二十世纪所处理的问题高度同构。论争中劳农派对"金融资本帝国主义"的分析与讲座派对"半封建残余"的坚持，以另一种理论语言折射出在中国革命中同样纠缠不清的"社会性质论战"与"革命阶段论争"。第二，本书详述的共产国际对日纲领的变迁过程，对于理解同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包括国共合作、苏维埃运动、统一战线策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比较参照。第三，霍斯顿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在日本论争中应用的长篇分析(第六章)，对熟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读者而言，构成了一面难得的对照镜——早川二郎、相川春喜等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在1930年代处理的问题，与中国学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辩几乎同步展开，而双方的相互影响至今仍是学术史中未被充分开掘的领域。

本书翻译力求在学术准确性与中文可读性之间取得平衡。日文人名、组织名、刊物名尽可能使用学界通用译法并以汉字标注;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参考中央编译局惯例;原书中大量日文著作的注释书目，保留原文并附加中文译注，以便读者查考。书中涉及的专有名词及术语对照见书末术语表。

译者才疏学浅，译文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献词

献给我的母亲

维蕾塔·L·霍斯顿

前言

当1949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引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时，它为比较政治学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主题。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研究毛泽东、朱利叶斯·尼雷尔和阿米尔卡·卡布拉尔等思想家时的核心问题意识。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此类后发社会中存在相互支持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非洲化所涉及的远不止是将民族主义冲动实用主义地注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反，在二十世纪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将一个基于十九世纪西欧政治经济经验发展起来的图式应用于其本土语境时，必须面对根本而复杂的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欧洲以外的一个主要吸引力在于，它声称能够在科学分析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上，预测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因此，要使该理论保持其说服力，其拥护者必须能够展示，其关于社会变革的隐含的普遍主义观察如何在特定国家的历史中——无论在中国、坦桑尼亚还是几内亚比绍——得到体现。简言之，在农民而非无产阶级仍然构成社会中被压迫大众的地方，在资本主义尚未统一或高度发展，反而必须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入侵作斗争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被重新解释。然而，这必须在不以牺牲其核心要素而削弱其预测力和说服力的情况下完成。

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新的非欧洲语境的这类努力，没有比战前日本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了。然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从未按照这些角度被系统地分析过，因为日本共产主义——即在苏联指导下运作的日本共产党的历史——及其未能在战前日本产生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将学术界的注意力从对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的研究上转移开来。构成日本共产党历史叙述基础的那些材料——共产国际和日本共产党的文件、政府报告、报纸和党刊——非但不能阐明、反而遮蔽了日本马克思主义丰富多彩且具有创新性的成就，而这些成就往往是在与日本共产党没有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取得的。此外，那些寻求解开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联盟之谜的学者，选择不去关注一个这种联盟更让人联想到法西斯主义、而非1949年在中国实现的列宁主义革命愿景的环境。

本研究旨在弥补文献中的这一空白，通过考察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参与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应用——从该论争于1927年发端直至当代。这场论争始于劳农派因反对1927年共产国际关于日本的纲领——该纲领呼吁在日本进行二阶段革命(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从日本共产党突然脱离。异议者们反对苏联的前提，即日本过于落后和不发达、无法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在其机关刊物《劳农》上提出了他们主张一阶段革命的论点。随着共产党-共产国际路线的捍卫者(讲座派)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最终在1932年和1933年出版了七卷本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一场日趋学术化和理论化的激烈论争接踵而至。论争双方学者在捍卫各自立场的过程中，运用了关于日本政治和经济发展史的丰富新资料，由此成为日本第一批真正的社会科学家。

由于其中心议题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及其对日本革命道路的影响，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适应亚洲语境的重要一步。在其关于社会变革的历史图式中，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最初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足以造就一个不满且自觉的无产阶级多数、并足以维持社会主义下人人富足的生产时才可能发生。当这样的革命未能从1848年的欧洲动荡中产生时，两位创始人曾短暂地抱有这样一种想法：社会主义可以从一个较不发达的社会(如俄国)中产生——该社会在米尔(农民公社)中保留了原始共产社会的遗迹。然而，从一开始，这一乐观态度就受到如下信念的制约：俄国的这种革命只有在立即激发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其他革命以支撑其时才能成功。最终，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放弃了这一想法，认为米尔充其量只是原始制度，不能作为建设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当基础。

当然，在弗·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俄国确实成为第一个成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所在地。然而，当马克思模式对相对不发达的俄国语境的适用性问题成为俄国民族派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激烈论争的主题时，列宁本人回避了这一适应问题。在其巨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列宁只是论证了民族派坚持认为俄国尚未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以支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错误的。尽管如此，列宁同意马克思对俄国的看法，认为它是"半亚细亚式的"且不如西欧各国发达——在那里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似乎最有前景。因此，列宁同样关切的是，新的苏维埃社会若不能迅速得到西方更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便无法生存。列宁对这种支持的希望是短暂的：它们在1919年斯巴达克起义在德国被镇压时破灭了，而列宁则像此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将目光转向东方。

因此，从1919年开始，共产国际政策的首要目标变为在东方鼓动革命。然而，这一焦点的转移并未实质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图式对非欧洲语境的适应，因为列宁在东方所设想的并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族解放运动——这些运动可以由亚洲庞大的农民而非其弱小的无产阶级来推动。列宁希望利用中国、印度和东方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反殖民革命，来切断西欧资本主义受帝国主义扩张滋养的关键纽带。亚洲的民族革命将打断欧洲资本所需原材料和市场的基本供应，在欧洲引发经济困境，并最终激起期盼已久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一种对亚洲革命的工具主义态度：它仅仅是达致其他地方目标的手段，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在东方，而在西方。列宁在共产国际中的继任者实质上并未偏离这种观点，这从他们在亚洲推行的政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中国，苏联领导人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而非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相信在资本主义如此不成熟的地方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前景。即使是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向日本共产党提出建议时，尼古拉·布哈林和其他共产国际领导人也坚定地坚持他们的预期：尽管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资本主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但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当前立即可行的。

布哈林，曾任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主导了日共对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的批判

正是出于反对这种观点的立场，劳农派于1927年挑起了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劳农派认为，金融资本的高度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托拉斯化的快速增长以及强大的帝国主义冲动，都表明了日本作为一个先进资本主义强国的地位。而讲座派——或称所谓封建派——则认为，日本政治上层建筑中半封建残余的存续——例如，天皇制、枢密院和主导性的国体意识形态——构成了日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必须在日本共产党着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完成的证据。劳农派则受到了挑战，被要求提供日本农村以及城市中出现了重大资本主义转型的证据;而讲座派的封建论则促使其同样展开了广泛的历史研究，探究何以日本资本主义得以如此迅速地发展，同时又维持着如此强大的落后性残余。

两派都致力于在不久的将来(如果不是立即的话)在日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因此两个阵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努力去做国际运动中的前辈们所未曾做到的事情：在对本国发展经验进行持续而系统的分析的基础上，为马克思的历史图式提供一个对非欧洲语境有意义的适应。在战前时期，这一论争促使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探讨了如下议题：日本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时期划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日本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以及天皇制在日本政治经济中的性质和作用。战后，美国占领所带来的变化削弱了其中许多议题的意义。然而，论争至今仍在继续，尽管形式有所淡化。它定义了今日在日本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术语，并影响着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选举政策。

因此，本书具有双重目的。作为对马克思主义适应一个异质的、非欧洲的二十世纪语境所做的个案研究，本书既评价了马克思主义框架对更全面地理解日本经济发展——特别是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也评价了日本持续至今的论争对马克思主义所声称的历史与地理的普遍性所具有的意义。通过在其政治和经济语境中分析这场马克思主义论争，本书更完整地描绘了日本在大正和昭和时代所面临的发展危机之性质。在试图鼓动革命的过程中，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为其军事领导人最终试图通过发动战争来解决的经济和政治困境寻找替代方案。他们在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与这一危机的诸要素的交锋，引导他们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没有或只是在最近才开始关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否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解释这场危机，最终代表着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性发展理论之完整性的检验。

因此，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作为学术探究的主题之所以重要，有三重原因。第一，它标志着日本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创新且独立的思想体系的出现，超越了日本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文件的公式化樊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讲座派-劳农派论争之前，日本马克思主义最具创造力的成果是由高桥龟吉——一位运用马克思主义范畴分析日本资本主义的经济评论家——所产出的。通过一种与当时尚未阐明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极为相似的论证，这位农民运动的活跃分子、后来成为政府战争规划委员会成员的人得出结论：日本在亚洲的帝国主义扩张既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应当得到支持。讲座派和劳农派双方的信徒被高桥的分析所激怒和挑战，由此踏上了寻求将对马克思主义的适应应用于日本的征程——这一适应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帝国主义冲动。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日本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分析了日本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具体动态。

第二，论争参与者产出了卷帙浩繁的文献，提供了关于日本发展的解释——这些解释甚至以零散的方式融入到了美国关于日本发展的社会科学著作中。这些原创性研究提供了一种关于最终导致日本当下经济成功之过程的整合性马克思主义解释。如果以原初的术语呈现，这场论争能够解释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方面，因为论争本身构成了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回应。这种解释力，加之论争在日本学术界的深厚根基，都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继续成为解释现代日本历史的主导范式。

第三，这场论争的对象日本，是一个(相对于西欧而言的)后发社会，当明治寡头们于1868年发起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革命时，它还处在西方国家体系的边缘。由于论争是在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当1920年代初期迅速的增长急剧放缓之时——劳农派和讲座派所涉及的诸多议题如今可用来阐明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困境。后发发展本身的意涵，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已经显现出来，比它们进入西方社会科学家视野早了几十年。由于西欧和美国的先行发展，后发社会经济发展的投入不仅在本地因素方面有所不同，在强大的外部力量方面亦是如此。对加速发展的刻意追求，使国家以一种与早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根本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由此产生的、为协调经济和社会领域发展所必需的政治集中化，又可能危及西方式"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民主的理想。那么，在一个后发社会中，实现民主的目标是否与快速经济增长的目标相悖?最后，能够观察到先行发展国家的经验，为后发国家的思想家们提供了批判性地评估传统资本主义意义上"现代化"目标本身的机会。或许这种现代化必然带来不可接受的社会代价。那么，如果我们要保护自己的社会免受先行发展社会所施加的压力，还有什么替代方案?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经历剧烈变革的时代，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理解和解决此类紧迫问题方面的贡献，也揭示了其局限性。此外，它有助于解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学说，在今天面临类似困境的欠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知识领袖中为何具有吸引力。

日本论争参与者的最终目标是推动一场左翼革命，反对他们所认为的日本快速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和政治代价。到1920年代，日本已经实现了明治寡头们"富国强兵"的目标。日本作为一个工业和金融领域的资本主义世界强国，取得了卓越的成功，并开始得到美国和英国等更牢固确立的强国的如此认可——当它被纳入伦敦和华盛顿的海军会议时。然而，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像河上肇这样的主要知识分子不满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国内后果——贫困、拥挤的城市、饱受长时间工作和低工资压迫的城市工人阶级的成长。在新兴的城市资本主义日本与传统的农业部门之间出现了一道令人不安的裂痕。这道鸿沟加剧了河上肇最大的担忧：某些内在具有吸引力的传统日本价值——被与资本主义兴起相关联的人类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逐利动机等对立价值所牺牲。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西方式资本主义的可取性受到了质疑，因为这个新秩序被认为将新的社会紧张和分裂引入了一个迄今为止和谐的社会。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激进革命主义代表了这样一种努力：通过沿着马克思所描述的"西方"道路——从资本主义向前走向社会主义——取得进一步进展，来恢复更具传统性的价值，如集体主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追求这些传统价值而又不要求回到过去的途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讲座派——即日本共产党派系——担心像天皇制这样的"封建残余"需要两步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然而，可以说，传统形式和价值的存续事实上使日本资本主义更加稳定、更加繁荣，更不受这些理论家所设想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冲击。他们所反思的日本经验——在这一经验中，"传统"与现代工业主义融合，创造出一种赢得了国际尊重的资本主义经济——暗示了今天第三世界正在出现的类似发展模式。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日本道路的矛盾态度，在非洲的卡布拉尔和尼雷尔等社会主义者那里得到了呼应——他们在将马克思主义适应于本土语境的过程中，"感到迫切需要重新肯定其社会固有的传统价值。"¹ 希望本书在使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日本发展的思想内容得到更广泛的了解的同时，能够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日本以及其他后发社会的这一经验。

致谢

本书得以完成，仰赖如此之多的美国和日本学者的帮助，似乎无法一一道尽感谢。对我而言，最大的思想债务归于本杰明·I·史华慈。他对这一课题的热情及其博学深广的典范，是对我的强大激励。没有他和罗伊·霍夫海因茨(小)敦促我扩大中国政治研究的范围以涵盖日本，我就不会发现日本杰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日本政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在我的博士论文完成之际，史华慈教授与约翰·D·蒙哥马利、乔尔·S·米格达尔、李欧梵一道，鼓励我抓住机会，在论文基础上发展出这部关于长期被忽视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课题的著作。

在日本，若无我的日本导师们的支持，我便无法完成研究。鹈饲信成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引见论争的主要参与者，并耐心解说日本政治话语的微妙之处。石田雄和马场宏二亲切地安排我成为外国研究员，以使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设施，并慷慨地提供重要书籍和文章的参考文献来指导我的研究。我感谢研究所中论争双方的各位学者——柴垣和夫、奥平康弘、大石嘉一郎、渡边治以及其他同仁——的切磋交流，也感谢塚越恒子、入江藤夫和其他研究所工作人员的热情支持。

对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参与者，我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激之情，而在太多情况下，这份感激已经太迟而无法表达了。我多希望能向已故的平野义太郎、荒畑寒村、美浓部亮吉和向坂逸郎表达我的谢意，他们都曾花数小时与我讨论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精微之处。我也感谢高桥正雄、守屋典郎、大内力、井汲卓一和渡边洋三与我分享他们在论争中的经历，并感谢国会议员堀昌雄、土井多贺子和山本正弘就论争对当前日本政治影响的观察。

与丸山真男、尾锅辉彦、藤田省三、福岛新吾、林健久、中村隆英和伊藤诚的长时间讨论，丰富了我对战前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理解。庆应义塾大学校长石川忠雄，以及同属庆应义塾大学的山田辰夫和市古健次，为我提供了有助于比较中日马克思主义的资料。我必须感谢法政大学校长中村哲以及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二村一夫，感谢他们允许我查阅手写文件。我也深深感激堀口丽子的热情款待——她将我迎入她的家庭，以及堀口稔为我在京都安排住宿。

在写作过程中，我受益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其他地方同事们的热心支持。T. J. 彭佩尔、盖尔·李·伯恩斯坦、乔治·阿姆斯特朗·凯利、理查德·E·弗拉斯曼和J. 伍德福德·霍华德(小)阅读了部分手稿并提出了建议。凯瑟琳·维德里、克里斯汀·布米勒、理查德·S·卡茨、史蒂文·戴维和马修·克伦森以他们的友谊支持着我，偶尔也提供后勤帮助。胡佛研究所的埃米科·莫菲特和国会图书馆的诺尔恰文在美国国内为我的研究提供了特殊便利。我感谢凯瑟琳·格罗弗在时常困难的条件下做出的完美打字。莉丝-安·谢伊、康斯坦斯·罗斯蒙特、H. 凯文·麦克尼利奇、德博拉·克拉维茨和王丽馨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协助。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桑福德·撒切尔，以其对我和此项目不懈的乐观和努力，成为了每位作者都希望拥有的那种编辑。我还要向戴维·A·泰特斯和乔治·威尔逊表示谢意，他们的批评和建议帮助本书变得更好。

我在日本及美国亚洲馆藏的博士研究，得益于哈佛大学、外语与区域研究奖学金和美国大学妇女协会的慷慨资助。从1982年到1984年，在我前往日本更新资料的过程中，国际大学妇女联合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提供了重要的财政资源。

最后，但最为重要的是，我感谢我的母亲和姐妹给予我的精神慰藉与宽容。正是她们持续不断的支持，使我得以将这一项目完成。

巴尔的摩，马里兰州

1985年6月

¹ Amilcar Cabral, *Return to the Sour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并引自Julius K. Nyerere, *Ujamaa: Essays on Socialism* (Dar es Sala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END

五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