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新民主妇女组织举办线上骄傲月活动

来源: 土耳其《自由未来报》(Özgür Gelecek) 2026年6月15日

译者: 乞力马扎罗 校者: 澜沧

注意: 此文翻译使用了AI工具进行辅助。

原公众号编者按:

本次新民主妇女组织(YDK)线上骄傲月活动，发生于土耳其性少数群体(LGBTİ+)及左翼进步力量遭受国家系统性打压的背景下。2026年6月，土耳其信息与通信管理局(BTK)依据第5651号《互联网法令》，要求X平台(原Twitter)封锁五月十七协会、粉红生命(Pembe Hayat)、SPoD、卡奥斯GL(Kaos GL)等数十个性少数及女权、人权组织账号在土境内访问——这是当局以"保卫家庭"为名、借第十二个司法一揽子法案持续收紧性少数生存空间的又一举措。从日常跨性别恐惧症医疗壁垒(激素获取受限、电子处方强制化)，到公共可见性被抹除、组织发声渠道遭切断，土耳其LGBTİ+群体正面临全方位的国家暴力与社会排斥[1]。

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性少数群体的真正解放不可能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法治改良或自由主义的身份政治妥协——在资本主义-父权-民族主义三位一体的现行秩序内，性少数永远是被建构的“他者”与最先被牺牲的靶子。只有推翻产生压迫的生产关系与民族国家机器，在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进程中打碎家庭、性别、性取向的等级制桎梏，解放才具实质可能。

在土耳其，这意味着参加土耳其共产党/马列(TKP/ML)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战争，将性少数解放作为革命总战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库尔德民族运动、妇女运动、工人阶级斗争结成共同阵线，以革命的胜利换取所有人的自由。正如本次活动口号所言——“用卢布尼亚的尊严击碎体制的封锁”，而这把锁，终须由人民战争来砸断。

[1]https://ozgurgelecek56.net/lgbti-orgutlerinin-x-hesaplarina-erisim-engeli/

新民主妇女组织(YDK/Yeni Demokrat Kadın)以“用卢布尼亚(Lubunya，注：土耳其性少数群体的自称)的尊严击碎体制的封锁!”为口号，举办了线上交流会。

2026年6月15日 — 在新民主妇女组织(YDK)组织的骄傲月线上活动中，由艾图·卡尔布兹(Aytuğ Karbuz)主持，三位讲者分别发言：跨性别活动家亚沙姆·敦达尔(Yaşam Dündar)探讨了“帝国主义战争与卢布尼亚”;我的激素权利集体(Hormon Hakkım Kolektifi)的巴兰·阿拉兹(Baran Alaz)讲述了“激素权利侵害”问题;来自新民主妇女组织(YDK)的杜鲁·耶尔马兹(Duru Yılmaz)则分析了“可见性等级制度”。

演讲结束后，与会者共同围绕“我们该怎么办?”这一主题，讨论了性少数运动的路线以及建立这条路线所需采取的步骤。

1. 帝国主义战争与卢布尼亚

首位发言者是跨性别活动家亚沙姆·敦达尔。

他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以及统治阶级在这一过程中确立的基本原则开始谈起。亚沙姆指出：“民族国家在建立的同时必须构建‘他者’，而卢布尼亚就是这些‘他者’之一。”他提到，库尔德运动与卢布尼亚运动联合的可能性令国家感到恐惧，因此当局不断加深相关政策。他强调：“国家以‘分裂国家’为由对库尔德人实施否认与消灭政策，而对性少数群体则打着‘家庭’的旗号实施同样的政策。”

在谈到帝国主义战争时，亚沙姆表示：“帝国主义国家旨在重塑中东格局，在此过程中，针对包括支持和平、反对战争的性少数群体在内的所有阶层，都在推行消灭政策。”

2. 激素即生存：“这不是健康权，是生存权”

随后，巴兰·阿拉兹代表“我的激素权利集体”就“激素权利侵害”发言，讲述了该国从激素权利受侵害之初至今的抗争历程。

巴兰指出：“早在2022年就出现了具体的激素获取困难，而目前面临的是更具法律性和系统性的障碍。”他回顾道：“2024年11月20日(纪念仇恨犯罪受害者的日子)强制推行了电子处方制度，这绝非巧合。”

他驳斥了国家关于“激素缺乏监管”的说法，指出跨性别者在医生监督下获取激素时，仍面临跨性别恐惧症和歧视等重重阻碍。巴兰强调：“激素是为了存在而使用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能仅称之为健康权，必须称之为生存权。”

他特别提到，2025年1月政府宣布该年为“家庭年”，随后以“激素监管不力”为借口出台了更多恐同立法。医疗系统也强行执行二元性别规范，排斥非二元性别者。

发言最后，巴兰缅怀了在此进程中逝去的泽伊内普(Zeynep)、德尼兹(Deniz)、卡伊拉(Kayra)和阿里亚(Arya)，呼吁大家共同对抗这种敌意政策。

3. 可见性等级制度

最后发言的杜鲁·耶尔马兹探讨了“可见性等级制度”。

她指出，虽然主流舆论关注第十二个司法一揽子法案对女性权利的剥夺，但与此同时，针对性少数群体存在的系统性攻击更加直接和具体。资产阶级媒体试图让性少数群体隐形。她还揭露了媒体如何将埃萨特-埃里亚曼(Esat-Eryaman)地区跨性别者的正当防卫歪曲报道为“变性人恐怖袭击”，掩盖背后的压迫真相。

杜鲁强调：“性少数群体必须在机构和决策机制中担任活跃角色。”

4. 讨论环节：我们该怎么办?

在最后的讨论中，参与者们积极发言：

一位参与者指出，不仅在资产阶级媒体，甚至在“左翼社会主义”圈子里也存在隐形化现象，改良主义结构只关注女性权利，忽视了性少数群体。

艾哈迈德(Ahmet)表示：“我们必须更多地出现在实地，必须更加可见。这是扩大团结的唯一途径。”

另一位参与者强调：“妇女运动与卢布尼亚运动必须坚持共同行动。”她提到在废除《伊斯坦布尔公约》和紧急状态时期，双方曾并肩作战。同时也指出国家将跨性别囚犯隔离也是特殊战争政策的体现。

还有人分析，国家将性少数群体定位为“最薄弱的环节”，以此为借口攻击“家庭”观念，意图摧毁一切不符合其定义的群体。坚持共同斗争路线至关重要。

活动最后在“祝我们的骄傲月快乐，愿所有人都有充满斗争的岁月”的口号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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