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社会危机的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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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kweb.de/politik/kuba-unter-us-blockade-reise-auf-eine-insel-zwischen-imperialistischer-bedrohung-und-sozialer-krise/

尽管阳光普照，古巴却深陷黑暗之中(Obwohl die Sonne scheint, liegt Kuba im Dunklen)。在首都，每天停电(Stromausfälle)可长达20至22小时，而在该国其他地区，单次停电甚至可持续40小时之久。能源危机已经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冰箱里的食物腐烂变质，医院系统不堪重负，大中小学的运转也受到严重限制。由于燃料短缺(Aufgrund des Treibstoffmangels)，公共交通已经陷入瘫痪。

古巴最重要的外汇来源——旅游业——已经崩溃(eingebrochen)。游客不再前来，因为民用基础设施崩溃，也因为担心特朗普随时会入侵该国。然而，古巴政府仍将大量资金投入维持酒店运转，为此不惜牺牲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auf Kosten von Gesundheit und Bildung)。Luis是一名中学教师，他现在被迫兼职做导游，因为他每天都面临如何养家糊口的问题(wie er seine Familie ernähren soll)。“最好的情况下，”Luis说，“(由于电力问题，)我一周只能工作一天。”

劳动人口的艰难处境是显而易见的。不少当地居民在夜间已经通过点燃垃圾(die Menschen nachts ihren Müll anzünden)照明。如今，看到人们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已成为家常便饭。塞罗区的一位居民说：“要是过去人告诉我，有人会在垃圾里找吃的，我会说这种事在古巴永远也不会发生(hätte ich gesagt, dass so etwas in Kuba nicht passiert)。但是现在我亲眼看到了。我还看见光着脚的孩子满大街乞讨，因为他们的母亲已经给不了他们任何东西了。”

城市的面貌(Das Stadtbild)充满了废墟——这是每年超过300栋坍塌的建筑留下的伤痕(den tiefen Narben der jährlich mehr als 300 einstürzenden Gebäude)——这既是美国封锁导致建筑材料短缺的后果，也是古巴政府原先选择盲目发展旅游业，扩建酒店的结果。

古巴民众的艰难同样反映在工资数据中。尽管两个人的(家庭)月基本开销仅为6万比索(2500美元)，但古巴的平均工资仅为每月6000多比索(约250美元)。“我是一位大学教授，月薪仅仅5000比索。每天我都得绞尽脑汁想怎么才能让饭桌上有吃的。但很多人比我更惨，而且他们工作的时间也长得多，”Yasmani说道。他是一名化学家、电影制作人，也是非洲裔人权活动家。

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只有依靠国外亲属的汇款(Geldüberweisungen von Verwandten)，或是从事多份兼职工作，受雇于约1万家微型、小型或中型企业(KKMU, Kleinst-, Klein- oder Mittelunternehmen)，才能维持生计——这些企业不属于公有制经济体系，既不限制工时，也没有工会代表。

这也解释了很多人提到的医生、护理人员和教师的短缺问题。“事实是：人们宁愿在酒吧里工作12到14个小时——哪怕他原本是医生或老师——只是为了能带回家一口吃的，”Yasmani说道。革命后国家曾通过定量供应本(libreta)分配有补贴的基本生活物资，但随着公有制经济的崩溃，这一配给制度也急剧缩减，使情况更加艰难。

这种不稳定状况还引发了其他后果。正如同样身为左翼活动人士的Luis所解释的那样：“这是一场多重危机。它在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层面表现得最为明显(Sie ist unter anderem demografischer Natur.)。仅在过去五年中，古巴的外流人口数就超过了革命以来所有的外流人口的总和。”

这场危机的后果尤其沉重地压在工人阶级肩上，特别是非裔群体、妇女和儿童，他们是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而那些与官僚体系和军队相关联的特权阶层则幸免于难——其中包括由军方领导的半国有的混合企业集团GAESA。据一些估计，该集团控制着全国40%的经济。围绕着个体私营企业形成的新资产阶级，也能够负担更高的消费。

哈瓦那，乃至整个古巴，都在承受政府推进的自由化改革及其导致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后果。前文提到的那些所谓的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KKMU)，其实质也就是私营企业。它们占据了约60%的零售业份额。通过这些企业，古巴人当然可以购买到许多他们所需的基本商品——但是前提是他们拥有足够的外汇，因为许多商店是以美元计价销售。在古巴，食品供应已大幅私有化，交通工具也同样如此。这些企业的扩张(Die Expansion dieser Unternehmen)，从独立左翼活动人士Ramón向我们讲述的内容中可窥一斑。“所谓的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他说，“占到了对外贸易的20%，国内生产总值的17%，以及就业人数的37%。”

但凡近期到访过哈瓦那的人，都不免会注意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导致的燃油价格的飙升，正在推动电动车的使用。这些车辆大多来自中国，售价约2万美元——但是在动辄陷入停电的当下，电动汽车也无济于事。同样，经济自由化使得各类餐厅和酒吧也遍地开花，进口商品变得花样繁多，但是其价格对于普通工薪阶层而言也高得惊人。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因近几届政府推动的改革而进一步加深，这些改革包括成立合资企业，以及向战略经济领域的投资敞开大门。这些自由化改革被执政官僚体系描绘为应对危机的唯一可行对策(einzige gangbare Antwort auf die Krise)，但是其核心只是通过讨好国际资本而维持体制运转，并为私人资本积累开辟了新空间。与此同时，它们又通过严苛的紧缩措施，沉重打击了工人阶级。此类改革正迅速侵蚀着革命所建立的工人国家的根基(die Grundlagen des Arbeiter*innenstaates)——其后果，连同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一同催生出了当前的资本主义复辟(der Wiederherstellung des Kapitalismus)。

古巴刚刚宣布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开放与改革

医疗体系危机

古巴曾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以其建立的先进医疗体系而闻名。20世纪6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改造伴随着公共教育和医疗体系的建设，该体系在拉丁美洲一度成为真正的典范(einem echten Vorbild)。而今，这一切都不复存在。

在访问哈瓦那期间，我们与多位医疗卫生行业的从业者进行了交谈，他们向我们讲述了因封锁而加剧的危机。其中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们：“数以千计的手术根本无法完成，同样数量的患者则因为医疗资源紧张而被强迫出院。甚至医生和护理人员都常常因为缺乏交通工具而无法到岗工作。”

神经外科医生Liliana博士谈到了医疗崩溃的危险：“短缺是如此之广，从注射器、纱布卷和医用氧气，到除颤器以及手术用具等生命攸关的设备——没有任何一样不缺。全国现在只剩下两台核磁共振仪还在运转——而且也只是有限的运转——误诊和医疗事故变得稀松平常。古巴大部分地区的CT扫描仪由于缺乏备件，已完全停运。”Liliana博士继续说道：“我是一家国家级医疗中心的神经外科医生。我手术所需的最最基本的材料，哪怕是缝合线和止血药都没有。多亏了我通过在其他国家认识的医生的专门捐赠，我才能继续从医。尽管如此，我仍没有器械来进行比如比较复杂的脊柱手术，或对脑瘤患者进行颅骨手术。”在近日，古巴当局已经承认其婴儿死亡率正在不断上升。官方已经无法掩盖这一危机。

社会不满

自五个月前马杜罗被绑架以来，特朗普对古巴的持续威胁让这个岛国一直处于紧张不安之中。华盛顿与哈瓦那之间的谈判内容——由劳尔·卡斯特罗的孙子担任特使和中间人——由于缺乏透明度，目前尚不明确。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对话期间，古巴政府进行了让步，使得先前提到的亲资本主义措施都得到了推进。

在此背景下，大学研究员Roberto告诉我们：“古巴虽然没有官方发布的民意调查，但如今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几乎已不到20%。(总统)迪亚斯-卡内尔既没有卡斯特罗的威望，也没有他的魅力。”活动人士、知识分子和独立记者一致认为，政府的支持率和受欢迎程度已跌至谷底。一些人理所当然地怀疑政府在其“我为祖国签名”(Meine Unterschrift für das Vaterland)运动中据称收集到的超过600万个支持当局的签名的真实性。另一些人则声称，出于同样的原因，政府将5月1日号召的大规模示威的地点从革命广场转移到了美国大使馆前的反帝讲坛(antiimperialistischen Tribüne)。“他们想掩盖参与这种官方活动的人数日益稀少的事实：救护车没有燃料，但却有足够的燃料用大巴把人拉去参加活动，这毫无逻辑。”

然而，对迪亚斯-卡内尔政府的批评与抵制，并不等同于支持帝国主义的干预。多数古巴人仍反对美国的干涉。例如，在一家小企业每天工作的Alma，在谈到古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她对“新资产阶级”的批评之后说道：“局势并不轻松。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已取得成就中仅剩的那一点点。”对她而言，古巴革命意义重大。代表古巴参与安哥拉内战的老兵、古巴批判左翼成员Ramón直言不讳：“我反对政府。但如果美国决定入侵，我会再次拿起武器。”

近期，民众频繁因停电问题发起抗议，例如三月份在莫龙市，示威者袭击了古共总部。在其他抗议活动中，人们则敲打锅碗瓢盆——有时是在自己家中进行，以避免被捕。

一党制历来禁止自由结社和示威——这是古巴斯大林主义的遗产。它的灰色记录还包括1960年代初期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反对派的监禁，“灰色五年时期”(1971-1976年间古巴发生的针对文艺界的镇压，1978年至1979年期间，受迫害者被平反，2007年，古巴当局公开为此事致歉)中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镇压，以及历史上对性少数群体的污名化和刑事化(1988年，古巴同性恋合法化，2013年，古巴性别重置手术合法化。在2019年新宪法公投后，古巴已走在拉丁美洲性少数群体权益保护的前列。在古巴，存在专门的国家中心推动性少数群体平权和去污名化)。

然而，近年来，古巴当局的镇压似乎进一步加剧。我们在古巴采访的多位独立左翼活动人士，都有过被逮捕，受到国家安保机关的监视和追踪，和遭到黑客攻击的经历。另一些人则被迫流亡。那些原本在官方认可的组织之内形成的空间——例如学生组织的尝试——都遭到了政府的抵制。在艺术领域，政府正在动用各种机制，审查并压制批评声音。正如电影行业的从业者向我们透露的那样，官方机构在拨款时具有明显的歧视性，优先扶持那些支持政府的人。

古巴内的左翼

近年来，一个如今被称为“古巴批判左翼”(die kritische kubanische Linke)的群体逐渐形成。它汇聚了政治与社会活动人士、艺术家、记者和文化工作者。这是一个多元性的异质空间，从社会民主主义者到那些认同革命的社会主义传统的人士，不一而足。这支反对力量将对政府的批评与反对帝国主义干预的原则立场相结合(dass sie Kritik an der Regierung mit einer prinzipiellen Haltung gegen imperialistische Interventionen verbindet)。

我们与其成员进行了多次交谈，这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古巴的现实以及批判性左翼所面临的困境。这些矛盾既源于古巴社会经济、能源和社会多重危机交织的处境，也与其对抗政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后果(mit den politischen und ideologischen Folgen der Konfrontation mit einer Regierung)密不可分——该政府数十年来一直垄断着社会主义的名义，并且如今在严酷的政治镇压的配合下，又在推行亲资本主义的改革。

在古巴国内，人们亟需重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前景。一种能够破除以下观念的前景——即认为仅有的选择要么是在特朗普和来自迈阿密的“润人”(Gusanos，这是古巴政府对革命后移居海外的古巴权贵的蔑称，原意为蛀虫)监护下回归资本主义，要么是继续维持由官僚体系领导的半威权体制。

以反帝国主义为出发点——这是古巴人民革命传统的一部分——必须发展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它应建立在民主的自我组织、结社与政治自由的权利基础之上。这些组织以捍卫革命及其成果为目标，同时致力于终结官僚体系的经济与社会特权及其压迫。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需要抵抗劳尔·卡斯特罗和迪亚斯-卡内尔政府所采取的各项反动措施——它们加剧了社会的贫困与不平等。这本身就是在应对当前危机的同时抵抗帝国主义的威胁。批判性的左翼寻求本地工人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与团结，他们才是真正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