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关至：《日本农民组合的重建与社会党·共产党》（上篇）

目录：

前言

往日的社会运动指导者在战败后的动向

日本社会党的建立

日本共产党的重建

日本共产党的农民运动方针

日本农民组合的重建

结语

(本期作为上篇，翻译部分只到“往日的社会运动指导者在战败后的动向”这一部分)

前言

本稿的目的是阐明日本农民组合(以下简称“日农”)是由哪些人物重建的，以及社会党·共产党以何种方式参与了日农的重建。

本稿将重点围绕以下三点进行探讨。其一，确定具体事实，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农民运动的形象。此类工作本是运动史研究中理所当然的作业，但关于战败后农民运动的分析，尚难说已有充分积累。本稿作为该工作的一环，将阐明日农的重建过程。其二，将探讨具有何种经历的人物承担了战后农民运动，他们又是如何作为农民运动中“延续与断裂”的一环进行工作考察。其三，在厘清与社会党·共产党关系的基础上，为农民运动定位。在此过程中，鉴于目前对共产党农民委员会方针的评价尚未定论，本稿将重点验证共产党与日农重建之间的关系。

关于战败后时期政治动向的先驱性研究，已有伊藤隆的《战后政党的结成过程》(中村隆英编《占领期日本的经济与政治》，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和松尾尊兑的《旧支配体制的解体》(《岩波讲座日本历史　现代　卷一》，1977年)、《战败后的京都民主战线》(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18号，1979年)等。

以战后日农为主要对象的研究，则有大川裕嗣的《战后改革期的日本农民组合——粮食危机·“农业革命”·农业复兴》(土地制度史学会《土地制度史学》121号，1988年10月)。大川氏的论文“以重建准备阶段至49年第二次分裂期间的日农本部活动为直接分析对象，同时将农民运动的急速高涨与衰退过程，正确地置于农业问题的结构与推移之中”(同上，第1页)。然而，关于“重建准备阶段”中最大的课题——“单一全国组合”的结成还是农民委员会方针——之间的对立，却未作任何言及。关于共产党的分析，注中写道“农民组合地域独立性较高，且当时共产党农民运动方针的影响力很强。关于共产党的方针，本稿仅在必要范围内触及”(同上，第2页注释7)，但共产党农民委员会方针与日农重建的关系几乎未被探讨。此外，关于反对“单一全国组合”的共产党如何合流于日农的过程，也未被探讨。因此，重建后的日农拥有怎样的指导部、是包含何种势力的团体、持有怎样的方针、其中存在何种对立点等问题，都未能明确。进而，社会党或共产党在日农“重建准备阶段”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一问题也未有被言及。由此，日农在政治史中的定位始终未能明确。缺乏此类政治分析的基础工作，却要探讨日农的“‘农业革命’计划”及供给斗争等极具政治性的问题，其方法不得不令人质疑。

日农的重建与共产党的关系，已提出两种对立的见解。一种是重视共产党“反对全国单一组织结成”的考察路径，另一种则认为日农是在“共产党系农民运动者的让步”下诞生的。

先从前者来看。游上孝一的《战后的农民组合》(宇野弘藏、近藤康男、山田胜次郎、山田盛太郎监修《日本农业年报　第5卷　农民运动的现状与展望》，中央公论社，1956年。近藤康男编《战后农政的证言 卷2》，御茶水书房，1984年收录)中，指出了农民组织论中的对立(《战后农政的证言　卷2》，第35页)及“组织方针上日本共产党的错误”(同上，第39页)。但是，关于日农创立过程中共产党农民组合否定论所发挥的作用，却未作言及(同上，第29页)。其次，渡边武夫《战后农民运动史》(大月书店，1959年)指出，“‘农民委员会’方式”这一“主张，与集中体现于‘社民=战犯’论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相对立的极端宗派态度相结合，从一开始就反对社会党系干部所计划的全国单一组织的结成”(同上，第23页)，并说定“这种错误的方针与宗派主义，与当时社会党方面存在的一大分裂因素相交织，使战后农民运动如同工会的情况一样，从出发之初就因不幸的分裂与抗争历史而加深了种种危险”(同上，第24页)，同时也探讨了“农民委员会方式”(同上，第39-43页)。但是，对于采取这种方针的共产党指导部的考察，却几乎未曾进行。此外，山口武秀《战后日本农民运动史(上)》(三一书房，1959年)提到，共产党以黑田声明为契机转变了方针(同上，34-35页、37-39页)，共产党的农民委员会方针是源于对农民“斗争力”的“过高评价”(同上，50页)等。此处也与渡边氏一样，对共产党指导部的考察未曾进行。最后是田中学的《农地改革与农民运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战后改革研究会编《战后改革-第6卷　农地改革》，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比较检讨”了以结成“单一全国组合”为目标的战前各派农民运动指导者与共产党农民委员会方针之间的对立(同上，273-280页)。也言及了“怠工”攻击论及基于“农民=小资产阶级论”的单一全国组织否定论(同上，277页)。进而规定，通过黑田声明“开辟了妥协之路”(同上，278页)。但是，对于共产党选择“妥协之路”的缘由的阐明，却不够充分。此外，发出农民委员会方针的共产党指导部的基本政策、指导人员构成等也未被分析。(原注1)

再来看后者的议论。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农业部会编《日本农业年报》第1集(月曜书房，1948年)评价日农结成大会“那姑且意味着农民战线的统一。然而这种统一，不过是极度警惕分裂的统一派，尤其是共产党系农民运动者的让步之下，好不容易自上而下实现的”(同上，116页)。而在斋藤道爱《战后农民运动的展开》(大原勇三、白川清、三轮昌男编《现代农业与农民运动》，时潮社，1975年)中，关于战后日农的结成与共产党的关系，则评价道“战后农民组合史也与战前一样，重复着围绕政党的对立·抗争·分裂的历史，但此时由于社会党系与共产党系的对立，分裂的素地已然形成。无论如何，日本共产党的让步使之实现了全国的集结”(同上，280页注1)。

关于这种相异的评价，很难说要充分进行了确定事实并阐明两种见解正误的验证工作。本稿正是为承担该工作的一环而准备的。

本稿作为原始资料使用的，是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所藏日本农民组合文书及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复刻资料方面，主要使用粟屋宪太郎编《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大月书店，1981年)所集录的警察资料。日记及手帐类，则使用日本劳农党系须永好的日记(须永好日记刊行委员会编《须永好日记》，光风社书店，1968年)、社会民众党系原彪的日记(《原彪日记》，《经济学家》1993年10月12日号-10月26日号)以及劳农派铃木茂三郎的手帐(三男铃木彻三氏《片山内阁与铃木茂三郎》，柏书房，1990年，所收“铃木手帐”)。

一、往日的社会运动指导者在战败后的动向

从战败后时期起，新党结成的动向趋于活跃。作为其中一环，旧社会大众党的代议士及过去的社会运动指导者们提出了新党构想。这种新党结成的动向存在数种。其一，是西尾末广、水谷长三郎、平野力三等人试图与鸠山一郎携手的动向;其二是加藤勘十、铃木茂三郎等人推举德川义亲的动向;其三，是三宅正一、三轮寿壮等人推举有马赖宁的动向;其四，是川俣清音等人以岸信介为党首的新党构想;其五，是“旧社民干部”推举马场恒吾的动向。这些动向相互交织，摸索着新党的结成。(原注2)

1945年8月15日，西尾末广前往京都水谷长三郎家中，“商议了新社会主义政党的创立与工会的重建”。(西尾末广“慎重行事不误”，水谷长三郎传刊行会编集·发行《水谷长三郎传》，1963年，第162页)二人在战时持有共同的政治姿态。“如今在革新阵营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中，也有协助东条体制之人，但那时水谷君与已故的富古荣二君及我一起，始终坚持自己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同上，161页)在斋藤隆夫除名反对及勤劳国民党结成准备等事宜上，西尾与水谷立场相同。“我们从战中时、甚至于从战争开始时，就决心要由我们自己来进行日本的重建。”(同上，162页)

据水谷长三郎的回忆，8月15日的情景如下。“这天西尾君在聆听了终战诏书之后，径直来到我在京都四条的家，阐明了社会主义政党创立的构想，我对此全面赞成。直到这一天以前，我们都作为政界不能见光的一面，饱受军阀暴政的摧残，度过了难以言喻的沉重日子。”(“命运的‘8月15日’”，《星期日每日》1951年11月8日。前揭《水谷长三郎传》收录，174页)关于西尾与水谷的这种交流，京都府警察部长在9月18日致内务大臣、近畿总监的报告中写道：“水谷在社大解散后仍与加藤勘十、大阪府选出的代议士西尾末广等保持紧密联系，与旧总同盟系的米泽实美、前田种夫等一起，认为随着战争的进展，社会组织、经济机构、社会政策等客观情势正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转变，进行着各种情报意见的交换。”(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第97页)

西尾上京后，开始活动以纠合同志。“我提前一天上京，与随后上京的水谷君、平野力三君三人一起努力。”(前揭《水谷长三郎传》162页)藏前工业会馆5楼的水谷事务所，成为西尾与水谷的据点。“新党设立的准备工作，以新桥藏前工业会馆5楼的事务所为根据地，稳步地推进着。”(同上，175页)西尾也与居住在关西的往前的社会运动指导者们进行了会面。例如，8月20日，在兵库县尼崎市的西尾宅，西尾、杉山元治郎、河上文太郎、吉田贤一等进行了会面。(9月13日大阪府知事致内务大臣的报告，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82页)

最终，平野力三于8月18日与植原悦二郎、芦田均、矢野庄太郎、安藤正纯进行了协议。会上就“乐意结成新政治结社”、“催促轻井泽的鸠山氏上京并由安藤负责与其交涉”、“于23日召开第三次会合”达成了一致(“新日本自由党结成准备记录(安藤正纯备忘录)”，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44页)。

8月23日，西尾、水谷、平野出席了与鸠山一郎、矢野庄太郎、植原悦二郎、大野伴睦、安藤正纯的协议会。席上，西尾、水谷、平野提出了如下意见：“平野、水谷、西尾氏，目前同志中亦在新结社的组织中，是否脱离劳动党各派，与诸位成为一体，或分别结社保持紧密联系，尽可能以共同政纲为旨，作为一体谋求结社。”(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45页)对此，鸠山表示“我等愿在能共同前行之处携手并进。”(同上)然而，西尾、水谷、平野与鸠山的携手构想未能实现，并最终各自成立了不同的政党(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422页解说)。

加藤勘十与铃木茂三郎也从战败后立即开始活动。出于战败后的局势，加藤勘十在45年正月2日于加藤宅召开的恳亲会上，以山花、高野、安平等人为中心，与佐竹、柳本诸君及我等十数人集会，阐述了如下展望。“那次聚会上，加藤勘十氏就战局动向说明道：‘战争将因日本战败而在今年内终结。其后，联合国将要求日本确立民主主义，因此大家必须协力重建工会、无产阶级政党’。”(近藤信一“缅怀故友佐竹五三九君”，佐竹黎·大心编《佐竹五三九——其人与其活动》，1978年，164页)对这种构想抱有期待的加藤，收到了来自德川义亲侯爵方面的联络。德川义亲与藤田勇商议，“将左翼势力结集起来是刻下的急务，战败国当前的重建方策舍此无他。”(所三男德川林政研究所《社会党结成前夜的加藤先生》，加藤静枝发行《加藤勘十的故事》，1980年，非卖品，358页)担任研究所防卫工作的所三男，承担了“当下的联络员”职责(同上)。加藤与德川·藤田会面是在8月16日。《德川义亲日记》8月16日条记载：“藤田、加藤勘十、原田千代太郎、铃木茂弥氏来访并杂谈”(小田部雄次《战后的德川义亲——以〈德川义亲日记〉为中心——》，《史苑》1986年3月，21页)。铃木茂三郎前往德川邸也是在8月16日。铃木茂三郎的手帐(《铃木手帐》)记载：“8月16日　前往目白的德川侯邸”(铃木彻三，前揭书，10页)。加藤与铃木此后也相互走访对方家中进行议论。《铃木手帐》写道：“8月22日　关于山花、高野君，加藤君来访。就国民运动进行热烈讨论——加藤”(铃木彻三，前揭书，10页)。8月24日在德川邸的会谈，除加藤、铃木外，另外黑田寿男、冈田宗司也有参加。(伊藤隆，前揭论文，《占领期日本的政治与经济》100-102页及铃木彻三《铃木茂三郎(24)》，《月刊：社会党》1979年10月，258页、260页)(原注3)

据9月1日警视厅特高部长致保安课长的“(口头联络)”，加藤勘十的动向如下。8月30日“加藤访问了旧社大系的河上文太郎，提倡无产阶级大众的大同团结，并致力于说服同名(之人)”(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58页)。如此，加藤勘十、铃木茂三郎、黑田寿男、冈田宗司等曾在人民战线事件中被检举的政治家、运动家，从战败后立即开始联络并展开活动。

关于日劳系的河野密与川俣清音的动向，9月1日警视厅特高部长致保安课长的“(口头联络)”写道。关于河野密，“8月30日河野与船田会谈，据称已完全达成一致意见，此动向与前述加藤一派的动向结合的可能性很大。”(同上)至于关于以川俣清音为中心推举岸(信介)的动向，报告称“以岸为头首，川俣任秘书角色，已设立事务所正在猛烈运动中。”(同上)

“旧社民干部”的会合于8月31日召开。据《原彪日记》记载：“于和田大楼旧社民干部参集。片山、铃木、松冈、米洼、松下、松永及我等7名。”(《经济学家》1993年10月12日号，84页)会上就“如何处理水谷、平野等人与加藤勘十、铃木茂三郎等人在无产阵营统合方面的动向”进行了协议(同上)。此次会合中，原彪就“结党的根本方针”提出了方案。“1、作为社会主义政党　2、作为民主主义政党　3、作为时局担当之党　4、作为拥护新人之党　5、必须严选政治节操。”(同上)

9月1日，原彪得知了有马新党的计划。“高津、江森、熊谷三君来访。据称日劳系、三轮、河上等与三宅正一一起，以皇国同志会成员为班底，以船田中为书记长级别，计划推举有马赖宁伯以结成新党。”(《原彪日记》，《经济学家》1993年10月19日号，96-97页)

9月3日，原彪得知日本无产系已朝着放弃推举德川义亲的方向发展。“高津、江森、熊谷三君来访。日本无产系会合。加藤勘十君通过藤田勇向德川义亲侯爵提出推举运动，虽曾积极推进，但因不可行而断念。”(《原彪日记》，《经济学家》1993年10月19日号，97页)同日，“第3次社民干部合会”召开。会议上，“以主义、主张为主题，应质询者质询，令日劳系全员也参加，倾向于一应的结成亦属情非得已。”(《原彪日记》，《经济学家》1993年10月19日号，97页)

9月4日，院内召开了“无产党出身议员”的有志议员会。出席议员有“水谷长三郎、西尾末广、平野力三、松本治一郎、河上文太郎、田万清臣、前川正一、菊地养之辅、三宅正一、川俣清音、河野密、杉山元治郎”，以川俣清音为座长进行协议，决定“在各派合同之下结成勤劳大众之政党”(9月4日警视厅情报课长的报告，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59页)。关于其主义、理念，报告称“以在国体护持之点上与左翼相异、亦非自由主义之协同组合的社会主义为理念。”(同上)

9月6日警视厅文书《关于以本次临时议会为中心的新党运动动向》就“共产党与人民战线派的关系”记载，“旧社民系应明确区分二者”的立场，相对于“水谷长三郎、平野力三等主张应拥抱此等(势力)。”(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3》29页)据水谷的回忆，“在结成新党之际，旧社民系与旧日劳系之中，存在当时仍为治安维持法被告的加藤勘十、铃木茂三郎、黑田寿男等诸君应予排除的意见”，但水谷与平野批判了这种排除劳农派的意见(水谷长三郎“命运的‘8月15日’”，前揭《水谷长三郎传》，176页)。“我与平野君共同主张，将来要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下从事政治的人，即使其过去曾走过既成政党的道路，或者又是持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都应一律结集于单一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之中，并强硬地坚持这一主张，最终使此意见得以通过。社会党结成时最初的中央执行委员十数名之中，有上述三君列席，正是为此。”(同上)如此，警视厅的搜查内容与当事人的回忆相一致。水谷长三郎与平野力三是推进包摄劳农派的新政党结成的中心人物。

9月7日，“旧社民”干部承袭了三长老案。“出席和田大楼新党问题合会。听取西尾君报告后，承认准备会结成之事因安部、贺川、高野三长老卧病而情非得已。”(《原彪日记》，《经济学家》1993年10月19日号，99页)同日，新党结成准备会召开。“于芝区新桥藏前工业会馆6楼水谷代议士事务所召开结成准备会”，出席者为“河上文太郎、河野密、杉山元治郎、三宅正一、川俣清音、水谷长三郎、西尾末广、平野力三、田原春次等9名”(9月8日警视厅情报课长的报告，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62页)。这次结成准备会因日劳系提出替代方案而陷入纷纠。关于此次会见，西尾向原彪报告如下：“昨日于藏前会馆会见日劳系三宅正一、川俣清音等，听取其始末报告。针对三长老案，日劳系提出加入有马赖宁的四长老方案。西尾不得不强硬拒绝，一时休憩后再开，日劳系提出替代方案。”(《原彪日记》，《经济学家》1993年10月19日号，100-101页)日劳系的替代方案是，除“第一、由三长老招请无产党关系者全部以劝其大同团结”的项目外，还包含“第四、新党以四长老为顾问”及“第五、新党不设党首而采用委员制”的内容。关于此日劳系的替代方案，原彪抱有这样的感想：“据此则日劳系始终策划三宅、川俣、三轮等参加，且三宅、三轮等拟引入有马以图将来，显有扩张自己势力的意谋。”(《原彪日记》，《经济学家》1993年10月19日号，100-101页)

9月11日，“日本无产系的市电从业员工会关系者岛上、北田、外一名”拜访了原彪。“日本无产系的市电从业员工会关系者岛上、北田、外一名来访。关于无产党合同，现代议员中虽有应予排斥的人物，但姑且了承此等人物，唯对船田中参与结党事务则绝对反对，特此申明。”(《原彪日记》，《经济学家》1993年10月19日号，101页)同日，“于藏前会馆与水谷、平野两君会见，听取关于第一次准备会招请者百名内训的说明。”(同上)当日，岸信介因有战犯嫌疑而被逮捕。结果，川俣等推进的岸党构想遂告破灭(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392页)。

以有马为党首的方案因被有马拒绝而未能实现。9月11日的有马赖宁日记记载：“致函三宅氏断绝与无产党的关系。”(伊藤隆，前揭论文，《占领期日本的经济与政治》104页)此外，9月13日的有马赖宁日记记载：“夜三宅、河上两氏来访，吾事获其谅解。”(同上)9月17日警视厅文书《围绕新党问题各会派动向》写道：“既已决定安部、高野、贺川、有马四长老，大体上虽有推举有马赖宁为党首的企图，但因过度喧传之结果，有马赖宁周边出现反对而实现不可能，无产派新党参加亦终至不可能之情况，据称有马伯已通过三宅向同派通告等，此等诸问题今后尚预料将有相当曲折。”(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35页)此外，同文书称13日有马提出了辞退。即，“然最初拥有人望的有马于13日因周围强硬反对，以理由不详而被除外，14日发出的约百余名邀请函中，将有马除外而以三长老名冒名发送。”(同上，37页)

9月14日由三长老(安部矶雄、高野岩三郎、贺川丰彦)发表结党号召后，朝向社会党结成的具体行动开始了。

9月16日西尾末广与田万清臣两位代议士，与楢桥夫、大矢省三等大阪市议会面。席上，西尾就新党说明如下：“我等以旧社大主流水谷长三郎、平野力三、河上文太郎、三宅正一、河野密、田万清臣、菊地养之辅、西尾末广，及全面评价的加藤勘十、铃木茂三郎等10人为核心，排除左右两翼以树立无产新党”(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99页)。而且，西尾表明将与鸠山系政党展开“共同斗争”。“新党将与既成势力中的进步党(鸠山)系展开共同斗争。”(同上)与鸠山等人的新党一致结成虽未能实现，但这种“共同斗争”构想在此时期仍被视为有效。

原彪通过河上文太郎的联络得知有马党首方案受挫。9月18日日记写道：“有马赖宁、关于与无产政党关系之事，据称伯已自行解除，河上文太郎君来联络。似因身边情况与我等反对之故。”(《原彪日记》，《经济学家》1993年10月26日号，85页)

9月20日内务省警保局资料着眼于劳农派在统一方面的积极性。关注“所谓日本社会党派掌握实力之工会、农民组合派动向”的报告书记载：“尤其旧劳农派动向积极，既已判明旧日本劳动总同盟的责任者松冈驹吉——旧同盟会长及黑田寿男已直接访问恳谈。”(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73-74页)

9月21日，在翌日的无产党结成准备恳谈会前夕，“旧社民系”集会讨论“协议临会之态度”(《原彪日记》，《经济学家》1993年10月26日号，86页)。会上就以下项目达成一致：“1、作为社党的性格是社会民主主义　2、对战时中的政治信念乃至行动进行彻底纠明　3、基于上述宗旨，各自进行质询或发表意见，由余担任代表的总括性发言者。”(同上)

关于马场恒吾拥立，“党首之谈不知何时不了了之，马场被正力松太郎之后迎为读卖新闻社长。”(秋山久《原彪日记》解说，《经济学家》1993年10月19日号，101页)

归根结底，以德川义亲、鸠山一郎、有马赖宁、岸信介、马场恒吾为党首的新党构想均未能实现。结果，由旧无产政党各派大同团结以结成单一无产政党的动向加速了。在此过程中，社民系对日劳系的三宅正一、三轮寿壮施加了强烈批判，这一点值得注目。

在加速朝向单一无产政党结成的时期，重建共产党的动向也开始了。共产党重建的准备，在战败前就由东京预防拘禁所的“狱内细胞”推进着。“狱内细胞”自1942年2月起组织化，“前后共18名”(松本一三《东京预防拘禁所的回想》，丰多摩(中野)刑务所社会运动史记录会编《狱中的昭和史》，青木书店，1986年，185页)。其构成成员有德田球一、志贺义雄、黑木重德、西泽隆二、志田重男、松本一三、今村英雄、吉本保、毛利孟夫、椎野悦郎、田中正太郎等。1941年12月开所的东京预防拘禁所，于1945年6月末从丰多摩刑务所迁至府中刑务所(松本一三，前揭回想记，《狱中的昭和史》193页)。(原注4)因此，聚集在东京预防拘禁所内的共产党组织成员，后来被称为“府中组”。

东京预防拘禁所的待遇与刑务所大不相同。对在高松刑务所2年、大阪刑务所5年的久留岛义忠而言，东京预防拘禁所监房的样子令人惊讶。“进入监房，首先惊讶的是，不是三间一室，而是两间相连，中央挖成拱形，挂着窗帘。战时因模仿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集中营，预想会受到残忍至极的死刑囚待遇，因此反而涌起安心感。”(久留岛义忠“那时的回想”，前揭《狱中的昭和史》219页)而且，“说话自由也得到保障”，“晚饭后可自由出入新闻阅览室阅读，但重要处常被涂黑。”(同上，220页)甚至还获得了马克思主义书籍。从丰多摩刑务所迁往府中刑务所时，松本一三去帮忙搬所长官舍，从所长书房拿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及列宁、斯大林的翻译图书等约20册。”(松本一三，前揭回想，《狱中的昭和史》193页)所长干脆地提出“希望保密”的条件后给了松本(同上)。战败后，居房的锁白天黑夜都不再挂了。松本回忆：“以‘玉音放送’为界，我们几乎成了不受拘束之身。夜间不再给居房上锁。食粮、衣料、药品及其他收容者用物资，全部改由我们管理。”(松本一三，前揭回想，《狱中的昭和史》194页)不过，关于从何时开始如此，回忆之间存在差异。长谷川民之助称是迁往“府中”之后。“东京预防拘禁所迁至府中刑务所一隅，是在45年6月末或7月初。败战已是谁都一目了然。丧失自信的当局虽说不让出高墙之外，但几乎放任收容者自治。挖防空壕及农耕以外的作业停止了。然后，8月15日无条件投降的日子到来了。”(长谷川民之助“丰多摩的追忆”，前揭《狱中的昭和史》229页)无论如何，“狱内细胞”在某种程度的自由下开展活动，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在此环境下，“狱内细胞”发行了“政治报告”。据吉本保回忆：“从细胞那里，几乎定期地传来‘政治报告’和‘事务报告’，交替送来。一月好像有数次”，关于其内容，“‘政治报告’是指导部德田球一与志贺义雄的论文，以战略战术问题及政治经济形势分析为中心。我记得自己写过战时阶段的经济恐慌报告。也研讨过日美战力。”(吉本保“预防拘禁所的回忆”，前揭《狱中的昭和史》205页)

“狱内细胞”的指导者德田球一，还弄到了32年纲领及其他重要文件。“从松本那里复印了‘32年纲领’读了一遍，还传阅了从海外呼吁人民战线运动的冈野(野坂参三)、田中(山本悬藏)的《致日本共义主义者书》，今村和松本都这么说。真是难以想象的事。”(吉本保“预防拘禁所的回忆”，前揭《狱中的昭和史》206页)关于这32年纲领，田中正太郎回忆认为是自己带进来的。“我想自己带着的32年纲领一定到了德田氏他们手中，因为松本一三氏担任留置管理员保管着大家的物品。”(田中正太郎“人民战线事件与我的斗争”，《埼玉县劳工运动史研究》12号，1980年6月，21页)此外，田中“关于多数派与人民战线的问题，是自己写成文章交给德田氏的。”(同上)田中曾于1934年至35年参加多数派活动，1937年12月在琦玉人民战线事件中被检举，1942年4月从丰多摩刑务所转入预防拘禁所，1944年4月出所(同上，15页、19页)。此田中的回忆，在看待释放后德田的发想方面不可忽视。释放后的德田如后述般绝对视32年纲领为圭臬，但这并非因不知人民战线之事而采取此种态度。

对于从东京预防拘禁所出所的人们，作为“细胞会议”的决定，再建准备被指示为任务。1944年1月出所的椎野悦郎证实：“战败后要做些什么，大体上已商量过。”(椎野悦郎“政治犯的释放与日本共产党的劳工运动方针”，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编《证言：产别会议的诞生》，综合劳工研究所，1996年，260页)1944年7月出所的毛利孟夫，“出所时，从细胞指导部接到了进行党建准备的指示”，而且“那是德田的笔迹。”(毛利孟夫“若干回想”，前揭《狱中的昭和史》216页)毛利与椎野悦郎及出所后在久保田制作所工作的志田重男取得了联络(同上，217页)。

狱外的人们也在试图与东京预防拘禁所内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络。其中一人是藤原春雄(歌人一条彻)，他是“转向组的一员”，虽隶属于为提振战意而制作传单及纸芝居的日本移动屋协会，但从某一时期起，成功与狱中人士取得了联络(辻英太、永田明子《战败后日本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前揭《证言：产别会议的诞生》60页)。

战败后，东京预防拘禁所内的共产主义者开始为出狱后的活动进行研究。“为了出去后的活动也开始研究。党的规约，起初德田君他们参考的是苏联同盟的共产党规约，‘总之，传阅研究了那种党规约。还从所长室偷来《列宁主义基础》等抄写。所以应该比世间的人学习得更多’。”(山边健太郎，前揭图书，215页)

然而，在对待共产党员的方式上，首相的见解与警察当局的见解存在很大差异。8月18日，东久迩稔彦首相向阁僚提出了实施大赦令的构想。“午后6时召开阁议，特别由我发言，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立即实行承认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东久迩稔彦《东久迩日记》，德间书店，1968年，215-215页)翌8月19日，东久迩首相就大赦与木户内大臣谈话。《木户幸一日记》记载：“10时半，首相殿下来室，谈及大赦及其他事项。”(《木户幸一日记》下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1228页)对此，警察当局警戒共产党员的活动，将其列为非常措施的对象(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170页)。而且，9月1日警视厅特高部长致保安课长的“(口头联络)”中，警视厅特高部长就“日本共产党系”写道：“目前虽仍处于沉默状态，但有乘后述社民主义者动向潜入无产政党之虞。”(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3》58页)警察当局此后也持续抱有共产党将潜入由旧无产政党人士结成的新党内部活动的意见，保持警戒。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的《特高会议说明资料：左翼分子动向》记载如下。关于“共产主义分子的蠢动”，“结合目前客观情势来看，恐怕他们不会自行结成独自的大众组织，而是会潜入前述社民系大众组织的下层部，利用该组织的民主性，渐次蚕食上层组织，预计将会采取此种战术。”(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3》174页)此资料“(无日期)”，但关于无产政党结成记载“地方上至今尚无特别报告”，据此判断“应为9月初旬之物。”(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403页)同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制作的《左翼分子动向》也阐述了“严加警戒”的必要。“既已有一部分共产主义分子中，有人企图乘无产政党结成之潮流潜入其组织内，为使我国情势下的政党健全发展，对此等极左分子的介入必须严加警戒。”(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171页)此亦“(无日期)”资料，但也应是9月22日恳谈会之前日期的资料(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403页)。

另一方面，西尾末广、三宅正一等旧社会大众党的代议士，也在警戒共产党员的活动。9月10日在大阪与旧劳工运动活动家的会面中，西尾末广称“新党以皇室为中心实现日本社会主义的具体化而斗争”，“我等愿成为防止共产主义侵蚀民族的防波堤。”(9月13日大阪府知事致内务大臣的报告，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84页)此报告书在“批注”中记载：“社民主义系中心分子对极左分子的介入严加警戒。”(同上)9月16日兵库县知事致内务大臣、近畿总监府第一部长报告中，记载了代议士西尾末广的听取内容。其中西尾称：“闻悉在狱中因大赦而出狱的旧共产党员中，有从苏联回国者，亦闻有潜藏地下之无名党员于此时出现”，“对此等共产党的树立，与苏联的支持相俟，欧美亦有其例，相信必将表面化。”(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3》91页)三宅正一于9月16日在新泻县南鱼沼郡六日町对旧农民组合干部45名进行的演讲中，预测共产党将作为合法政党登场，并强调其与共产党的差异。“今后日本共产党亦将作为合法政党出现，然共产党中有与我国体不相容者，我等亦必与共产党划清不可逾越的一线。”(9月18日新泻县长致内务大臣的报告，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105页)此外，9月18日在新泻县长冈市对旧农民组合干部32名进行的演讲中，三宅正一也力说与共产党的差异。“我等必须警戒之点，是共产党出现后将随之而起的国宪党之出现”，“我等必须始终与共产主义之间保持截然的一线。即共产党否认天皇制，而我等则坚决拥护国体，另一方面亦将容纳麦克阿瑟元帅之要求。”(同上，106页)

注释

1 与此同样，基于与社会党、共产党关系为农民运动定位的视角极为薄弱这一指摘，在近十余年的农地改革研究及“村民民主化运动”研究中亦可见到。而且，在战前农民运动史研究中，自1960年代中期起，专注于小作争议的倾向也增强了。关于这一点，请参照拙著《近代农民运动与政党政治》(御茶水书房，1999年)的序章。

2 关于这一过程，伊藤隆《战后政党的形成过程》(中村隆英编《占领期日本的经济与政治》，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及功刀俊洋《注解》(粟屋宪太郎编《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大月书店，1981年)以及小田部雄次《德川义亲的15年战争》(青木书店，1988年)等有详述。本稿在此基础上，增加《须永好日记》《铃木手帐》《原彪日记》进行探讨。

3 在加藤宅召开的新年恳亲会维持了约10年。“我想是从昭和8年或9年左右开始的，每年正月2日，高野、山花、安平等近10人聚集在大冈山的加藤先生府上召开新年恳亲会，重新坚定当年运动的决心，有时还唱歌等，这在当时是件乐事。”(芳贺民重“缅怀加藤勘十先生”，加藤静枝发行《加藤勘十的故事》，非卖品，1980年，381页)

4 松本一三《东京预防拘禁所的回想》，丰多摩(中野)刑务所社会运动史记录会编《狱中的昭和史》，青木书店，1986年，187页、199页、201页及吉本保《预防拘禁所的回忆》，前揭《狱中的昭和史》205页、毛利孟夫《若干回想》，前揭《狱中的昭和史》216页、山边健太郎《社会主义运动半生记》，岩波新书，1976年，205页、田中正太郎《人民战线事件与我的斗争》，《琦玉县劳工运动史研究》12号，1980年6月，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