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社会性质与人民反抗的前景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突然发起联合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天斩首哈梅内伊，几乎团灭伊朗的军事指挥层，震动全球。战争迄今已持续两月有余，交战国人民在流血，全世界人民在为这场战争买单，只要看下家中的煤气罐和私家车汽油加满的费用的变化，就知道这场战争真正的意义。对战争发起国美国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美伊战争是美国为金融资本利益和巩固超级大国地位而挑起的，通过一个多月的战争，美元世界货币地位更加稳固，Swift数据显示，3月份美元在全球交易中的占比飙升至51.1%，创历史新高。美国三大军工集团在战争中也赚得盆满钵满。

哈梅内伊，曾任伊朗总统、伊朗最高领袖。

如果说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小布什还是说着华丽的辞藻，披着输出民主的外衣挑战战争，那么，这次，毫不掩饰的特朗普发动的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战争。

这是2003年4月9日，在巴格达市中心，一名美军士兵站在被拉倒的萨达姆塑像前。新华社发

列宁认为，战争不能看谁进攻、谁防御来判断正义与否，也不能仅仅看在哪国土地上进行来判断侵略与被侵略[1]。如果不搞清楚战争的另外一方的社会性质及在战争中的角色，则不能确定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交战还是美帝侵略另一个弱小国家，也就无法确定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策略。

在这方面，对于伊朗的社会性质，争议是比较大的，自由派认为伊朗是专制的神权国家，左翼认为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笔者认为，这些说法没有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进行科学的分析，因为对伊朗的社会性质的判断都是不准确的。

一、判断社会性质的依据

分析一个国家的性质，主要地要从经济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的角度看，不能认为神权统治或者君主专制就一定是封建社会或者带有很强烈的封建性。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在实现现代代议制之前普遍采取过君主国的政治统治形式，比如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仑。

分析伊朗现在的社会性质，无法绕开对伊斯兰革命的评价，因为伊朗现政权是伊斯兰革命的产物。而对于伊斯兰革命的性质及评价，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判断伊斯兰革命的性质，也不能简单地从宗教的角度看。历史上，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曾经以宗教作为旗帜来动员群众，中国古代，发生过东汉末年五斗米道影响下的黄巾起义，清朝中叶发生过规模巨大的白莲教起义，清末末年还发生过拜上帝教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欧洲，资产阶级也曾在新教改革的旗帜下发动过反对封建贵族的起义，所以，单纯看宗教并不能确定这些革命的性质和意义，要看这场宗教革命在国际和本国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以及它的社会后果。

列宁

这里，我们必须借用列宁对现代世界的卓越分析即帝国主义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而且在经济上也瓜分了全世界。领土被占领、主权完全丧失的就叫殖民地，比如19世纪的印度，列宁还曾说，“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2]这就是半殖民地，比如19世纪中叶的中国、波斯。到了20世纪中叶，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直接占领领土这种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越来越面临土崩瓦解，现在除了少数被托管的土地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关岛之外，世界上典型意义上的殖民地已经没有了，帝国主义更多地是以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输出、建立军事基地、扶植代理人等方式维持统治。

如果退一步讲，我们把政治上实际不独立，经济上依附性很强，资源被廉价出卖的国家称之为殖民地，这种地方还是有的，比如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刚果等。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创始国，可以掐断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对石油定价有一定发言权，石油收入中的地租占比高达至少62%[3]，与殖民地还是有很大区别。有的同志认为伊朗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两半社会这个概念指的近代中国这样一类国家状态，即形式上独立实际上受列强控制，经济上资本主义刚刚发展起来但封建主义还占着明显优势。现在的伊朗明显也不属于此类国家。伊朗的神权政治虽然存在，但只是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作为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起来，城镇化率超过七成，人口大部分是生活在城镇的工业和服务业的雇佣劳动者，工业体系自主程度较高(比如能够基本自主生产汽车)，政治、军事和外交比较独立，世俗化程度正在深化。

因此，确定当前伊朗社会性质及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需要把历史和逻辑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二、20世纪非社会主义方向的资产阶级革命都不是彻底的

很多同志提到了，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或者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但这里面有个需要深入分析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曾经认真研究过法国历史，作为其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基础，其中有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认为，1789年-1851年法国阶级斗争进行的更为彻底，各个阶级轮番登台表演，是一个考察历史发展规律的合适对象。而英国光荣革命在政治上就不够彻底，但无论政治变革彻底与否，18-19世纪，由于有经济上的先发优势，欧美主要国家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彻底的，表现为这些国家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两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和商品关系统治全社会，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基本被扫荡一空，上层建筑方面，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资产阶级的政府和预算制度都建立起来了，为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历史上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实行过土地国有化，都没有废除过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诟病的阻碍自由投资的绝对地租，其中的原因是土地国有化容易触动私有制，所以这种彻底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也是相对的。

伊朗末代国王长子礼萨·巴列维。

到了20世纪初，帝国主义诞生了，情况发生了很大不同，帝国主义利用各种优势在政治和经济上统治全世界，落后国家即使形式上独立，工业体系也很难建立起来。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占有巨大优势，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不和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就无法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后来的实践证明确实如此，中国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最终走向了社会主义，因而相对来说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彻底的。也就是说，落后国家要想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必须要依靠人民、发动人民进行革命，实行国有化和合作社相结合的以公有制为导向的社会变革，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进入20世纪之后，所有只是利用人民而最终抛弃人民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一个是彻底的，革命的结果都是国内经济保留了大量封建因素，对外无法完全摆脱依附，不是依附这个帝国，就是依附另一个帝国。列宁曾经深刻地说明了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斗争时往往不能彻底的原因，他说：“对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比较缓慢地、渐进地、谨慎地和不坚决地进行，即用改良的办法而不用革命的办法进行;要这些改革对“尊贵的”农奴制设施(如君主制度)尽可能谨慎些;要这些改革尽可能少发扬小百姓即农民特别是工人的革命的主动性、首创精神和毅力，因为不这样的话，工人就会更容易如法国人所说的，‘把枪从一个肩膀移到另一个肩膀’，就是说，更容易用资产阶级革命供给他们的武器，用这个革命给予他们的自由，用清除了农奴制的基地上所产生的民主设施，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4]

具体来说，检验资产阶级革命是否彻底，核心是看是否进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如果从这一点来看，无论是巴列维的白色革命，还是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都是不彻底的，巴列维进行白色革命，但还是保留了大量在外大地主，霍梅尼革命之后的土地有相当一部分还是被教士集团控制，截至1985年11月，霍梅尼政府共转让给农民的土地为682766公顷，其中471926公顷为荒地，52886公顷为革命后没收来的土地，157954公顷为地主的土地。这些土地分给了12339个合作社中的87243户农民。即使按照1986年10月30日通过的法令，在应该转让给农民的土地中，大约有80万公顷耕地由约12万农户耕种，而当时全国有农户大约450万，耕地1300万公顷。也就是说，“应该转让的80万公顷仅仅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6%左右”[5]。总而言之，无论是巴列维还是霍梅尼，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都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

霍梅尼与巴列维有一点差别，就是霍梅尼更追求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而巴列维基本是美国的附庸。1970-1977年间，美国卖给伊朗的军火价值163.13亿美元。1959年3月5日，伊美签订双边军事协定。同时，美国军事顾问和专家也源源不断地进入伊朗。1976年在伊朗的美国公民为3.1万人，其中6263人直接与军供相关，1304人为美国政府雇员，4959人为民用经济顾问专家。这些美国专家及其家属都享有外交豁免权，同时也带来了与伊朗本土格格不入的西方文化[6]。霍梅尼革命后，伊朗曾经想自给自足，通过加强与第三世界的贸易，减少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但愿望不等于现实，后来发现由于技术上的差距，伊朗根本不能摆脱与西方的不平等的贸易。

霍梅尼

霍梅尼在伊斯兰革命之后，没有触动私有制，还宣称要“保护私有产权”，其实行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措施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缺乏民众的参与和监督，有的无法完全推行，有的造成了严重的腐败。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仅垄断了伊朗的部分经济[7]，而且其掌握的基金会本来是慈善组织，但随着改革，它们不仅垄断了一些产业，而且“它们还是地下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由于伊朗的官方汇率同真正的市场价格有很大差距，它们利用同政府的关系优先获得外汇然后在黑市上高价兜售，从中牟取巨额利润。除此之外，它们还在黑市出卖被政府禁止的各种商品，如走私药品、香烟等。而且它们不对外公布其真实的运营情况，这是导致腐败发生的根源。”[8]

他做的比较得民心的是以下几项改革措施是：一个是改变乡村的权力结构。巴列维时期，在外大地主和政府任命的乡村官僚共同统治着农村区域，成为专制政府的社会基础。霍梅尼对乡村权力结构进行了改组，由乡村委员会代替了原来政府任命的乡村官僚体系，“新兴乡村精英阶层(土改后的新兴贫农与中农、乡村教师、乡村妇女、乡村政府机构人员)等占据了乡村组织的诸多职位。”[9]底层的政治参与度和自由度有所提高。

第二个是改善民生。首先是改善底层住房条件，1980 年，鉴于德黑兰住房缺乏，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 “购买与转让空房办公室”。革命委员会授权该机构在征得原主人的同意后，购买或租用市中心的空房，以出租或出售给公众。4 月，革命委员会允许政府把空房让棚户的居住者居住，不管房子的原主人同意与否，都这样做。6 月，政府宣布，所有的房产交易都必须通过该办公室进行，房价和房租由该办公室决定。如果房主不在或者无法确认，该房产即被没收充公。禁止购买第二处住宅，为已住在中小城市的住户提供住房优惠。以上做法因为操作困难，实际执行大打折扣[10]。房屋质量方面倒是有很大进展，金属架构住宅比例从1977年的0.3%增加到了2017年的57%[11]。

另一个是普及教育特别是女性教育，革命前，伊朗全国识字率仅为37%，女性识字率更是低至24%，教育资源完全被地主与资产阶级垄断;到2020年，伊朗全国识字率已提升至97%，女性识字率达到96%，基本实现全民识字。革命前伊朗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5%，2023年这一比例已超过60%，伊朗成为中东地区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普及教育的同时，伊朗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只有不到15%，恩格斯说：“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12]所以，伊朗普及教育虽然有进步意义，但对妇女的解放作用还是很有限。

霍梅尼的这些举措实现了两个目的，一个是缓和了社会矛盾，稳定了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另一个是为资本主义在伊朗提供了一套合适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教的复兴，这个举措不能忽视，霍梅尼重新发掘伊斯兰教义中的“敬业,就是敬主”，节欲，禁止高利贷等思想，对于维持伊朗资本主义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类似儒教崇尚秩序和稳定对于新加坡和东亚地区的资本主义，基督教新教对于欧美资本主义的意义。恩格斯曾说：“伊斯兰这种宗教适合于东方人，特别适合于阿拉伯人，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因游牧民族。”[13]因此，严格意义上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只有在反对美帝和苏修这个意义上能称之为一场革命，如果仅就国内的阶级斗争和社会意义来说，更像是一场政变，其意义是实现了国家领导集团的更替，由宗教神权集团的专制统治代替了巴列维家族的专制统治，同时建立一个技术官僚治理的“共和国”，稳定了伊朗的资本主义秩序。恩格斯对此曾有过洞察，他说“波斯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起义，情况也相同或大致相同。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让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14] 20世纪初列宁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策略：“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思潮作斗争。”[15]

三、伊朗的社会性质——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半殖民地

伊朗经济具有国家垄断程度高的特点，但这种垄断主要是对内而少有资本输出，所以，界定伊朗的社会性质还要从伊朗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角度进行分析。

之前已经论述过，传统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划分是根据帝国主义采取直接还是间接占有领土的方式进行统治而言的。历史是向前发展的，理论也应该是有发展的。20世纪中叶，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出现了一些既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又非帝国主义的独立国家，中国曾对刚刚独立的印度有过一个界定，叫做民族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还用过“中间地带”的概念来界定这类国家。这些国家一般政治上刚刚独立，通过国有化措施部分地赶走了帝国主义，想要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但实际上除非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类国家最终还是要依附于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到了60年代，印度在中国眼中变成了“地区扩张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体系中属于苏修和美帝的“代理人”——挑起了中印边境冲突。70年代，中国曾经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认为伊朗是第三世界国家，从反对苏修的角度，中国支持过伊朗的巴列维政府，1971年周恩来亲自接待来访的巴列维的两个妹妹，同年实现了中伊建交。毛泽东使用的“中间地带”和“第三世界”的概念是对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个发展，有助于我们认识伊朗在现在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但是，这两个概念缺乏对经济状况的描述，更多是一种政治概念。

伊朗国旗

当代帝国主义表现为两强争霸，中等帝国有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以直接占有领土为特征的传统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帝国主义国家主要通过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输出、建立军事基地、扶植代理人等方式控制剥削其他国家，剥削手段现在尤为重要的是金融、产业资本和知识产权三个方面的垄断。但是，列宁主义认为，帝国主义热衷于瓜分领土并不是道德上特别坏导致的，而是瓜分领土可以更直接更有利地占有原料比如石油，现在帝国主义更多采取间接统治形式，这种间接统治形式使得落后国家或者小国存在一定的自主发展空间，这是落后国家持续反抗和帝国主义削弱的结果，是列宁说的帝国主义垂死和腐朽的一种被人忽视的表现形式。

现在关注帝国主义的学者更多地是着眼于帝国主义本身的变化，忽视了原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国家有了更多的可以和帝国主义宗主国讨价还价的余地，由于人民的反抗和国际舆论的压力，资源随意被掠夺的现象减少了许多。因此，另一种剥削手段——金融控制尤其是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地位现在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是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也是这场战争爆发真正的原因。

举个例子，有些小国因为资源和金融投资甚至能跻身于帝国主义阵营，比如挪威。挪威拥有自己的货币克朗，拥有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基金总规模超过1.6万亿美金，超过阿联酋和沙特，是世界第一大主权基金。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来自于其石油和天然气收益，2022年，得益于国际能源价格飙升和出口量增加，挪威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达到创纪录的1.5万亿挪威克朗(约合9939亿元人民币)。 2026年4月，由于国际局势动荡，挪威3月石油出口收入同比又大幅激增约68%。卖石油赚到了第一笔钱，投资又赚到了第二笔钱。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达到2.36万亿挪威克朗，约合2465亿美元;年投资回报率为15.1%。其中，股票投资表现尤为突出，回报率达19.3%，大型科技股是该基金业绩的核心驱动力，其前五大持仓包括英伟达、苹果、微软、Alphabet和亚马逊[16]。挪威在海洋油气工程、电信等十大高端制造业方面也占有一席之地。作为北约成员国，挪威配合美国军事行动，在阿富汗、伊拉克等战争中提供支持。

挪威的帝国主义特征，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寄生或者食利国的生存状态，和落后国家依附在帝国主义的产业体系上受剥削不同，挪威寄生在帝国主义体系能够吮吸全世界的剩余价值，因此，挪威可以认为是帝国主义宗主国的一部分。

伊朗与挪威的资源禀赋相似，都是富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伊朗带头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争取对石油的定价权。但伊朗的石油收入被国内垄断集团控制，政治专制导致政策不透明，投资活力严重不足，经济发展缓慢，这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结果。从全球分工角度看，伊朗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缺少能够进行资本输出或者获得超额利润的高端产业，在帝国主义体系中属于经济上的半殖民地，受制于超级大国的货币控制、产业压制和经济制裁，其炼油技术、汽车的核心零部件、铁路和港口建设、军工等重要产业均受制于外国，连第二大港口恰巴哈尔港都无力自己开发，只能周旋于几个大国之间。伊朗虽然也有自己的货币里亚尔，但币值极为不稳定，在2018年受到美国制裁后，很快贬值了50%[17]。这是主权独立但经济很不独立的标志。伊朗国家发展基金虽然号称资产达到1950亿美元，但与挪威主权基金不同，伊朗国家发展基金主要是用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油田开发、扶贫等项目，对外投资比较少见。伊朗在战争期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是利用自身有利条件的收租行为，最终是在剥削全世界人民来填满本国垄断集团的钱袋。但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这个收入极不确定，不足以改变伊朗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

那么，确定了伊朗的社会性质，这场战争的性质又是什么呢?交战双方，一方美国是为了金融资本利益和巩固其超级大国地位而打仗，另一方伊朗的角色则需要在全面的分析基础上加以判断。

20世纪初，列宁曾经肯定过凯末尔和孙中山作为本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进行反帝斗争的进步意义，也曾在一战时指出德国为了进攻法国而入侵中立国比利时是帝国主义侵略行为[18]，列宁的逻辑是，孙中山和凯末尔领导落后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是有利于削弱帝国主义的，列宁特别认为，与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欧洲资产阶级政客不同，孙中山是东方国家中“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19]，是世界历史的进步力量。而比利时是一战的中立国，没有倒向任何一个帝国主义阵营，德国入侵这样的国家就是侵略行为。

伊朗虽然是半殖民地，但伊朗统治集团并不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统治集团，与孙中山支持社会主义不同，其完全排斥社会主义道路，霍梅尼说“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政治上非常腐败，经济政策不连贯透明，对经济发展推动乏力，对人民抗议采取镇压乃至屠杀的态度。2026 年 1 月初，伊朗因货币贬值(里亚尔兑美元暴跌 40%)、通胀飙升(食品通胀率达 105%)和民生恶化爆发全国性抗议，随后演变为严重动荡和屠杀。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 1 月 21 日通报，骚乱造成3117 人死亡，其中 2427 人为平民和执法人员。

伊朗在帝国主义体系中也不是中立的态度，其经济上即使摆脱了美元霸权，又将投靠另一个霸权，国内垄断集团依然是最大的获利者，人民依然处于无权又得不到什么利益的状态。所以，这场战争更为接近一个帝国主义大国与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的代理人之间的战争。

四、社会主义是伊朗摆脱帝国主义控制、实现经济繁荣的唯一出路

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虽然霍梅尼革命是为了用神权体制保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但经过40余年的发展，已经让伊朗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神权体制的统治根基正在持续瓦解。

一个表现是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根据伊朗国家统计中心2023年数据，伊朗劳动人口中超过58%是雇佣劳动者(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规模超过1200万，已经成为伊朗社会人数最多的阶级;农村人口占比从革命前的70%下降至28%，伊朗已经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化的城市国家。伊朗首都德黑兰拥有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地铁系统，2019年7条运营线路总里程超250公里，日均客运量达到250万人次，2025年预计达到700万人次[20] ，这一数字的背后，是伊朗庞大城市无产阶级的形成。

另一个表现是民众的持续反抗推动了世俗化转型。2022年女孩马哈萨·阿米尼不愿佩戴头巾被执法者打死事件后，伊朗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核心诉求是废除头巾强制、反对神权压迫、争取民主自由。在持续的民众反抗压力下，伊朗政府事实上已经废除了头巾强制政策，不再对不戴头巾的女性进行执法处罚，延续40余年的头巾强制制度基本瓦解。这一变革绝非孤立事件，而是革命唤醒的民众政治意识对神权体制的持续冲击，标志着神权政治正在民众的反抗中逐步走向瓦解。

伊朗世俗化进程深化的另一个依据是离婚和堕胎的快速增加。霍梅尼曾经要求严格限制离婚和堕胎，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进程。伊朗1993年离婚率是1%，2006年上升到12%，2011年上升到16.33%，在德黑兰高达33%，2012年，平均每小时有16起离婚，2013年上升到18起，其中80%的离婚者年龄不到30岁。伊朗每年有12万例非法堕胎和10万例合法堕胎[21]。

伊朗国内的根本矛盾，是神权政治掩护下的官僚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的矛盾，表现为生产的不发展，失业率高涨(青年失业率高达30%，妇女失业率40%)和人民的普遍贫困。神权政治只是伊朗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上层建筑表现，自由派所期待的单纯推翻神权体制、实现世俗化转型，只是垄断资本家换装行动，无法解决伊朗社会的根本矛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过去十多年，伊朗至少发生过四次全国性抗议升级到暴动，至少有两次全国切断互联网[22]，可见矛盾之尖锐。拿2017年12月28日—2018年的1月3日的“十月抗议”来说，约十万人次参加了此次抗议，从抗议提出的口号来说，其抗争话语从最初的民生问题“反对物价上涨”，迅速转移到政治问题，出现了大量反政权的口号。据当时在现场的中国学者的观察，通过对街头运动所呼喊的口号、高举的标语和动员民众上街的社交媒体群中所罗列的诉求来看，这场运动的目标是政治性的、革命性的，而非经济性的、文化性的。“打到专制者”、“打倒领袖”、“坦克炮弹放焰火，阿訇必须全消灭”、“领袖真可耻，放弃国家吧”、“礼萨汗，神保佑你”等反伊斯兰政权的口号、标语在运动过程中极为常见和流行。旨在动员群众上街的几个主要社交媒体罗列了七点诉求，包括全民公投、废除教法学家监政制度、撤销强制佩戴头巾法令、新闻自由、政教分离、司法独立和公正的财富分配[23]。

伊朗产业工人的斗争。产业工人已经成为伊朗重要的社会力量，20世纪90年代伊朗实施私有化改革后，产业工人为保护自身权益，抗议国有工厂出售和拖欠他们的工资，堵塞了从卫星城卡拉季至首都德黑兰的高速公里[24]。这次战争中又出现了马赫夏赫尔工人占领至少五座工厂实行自治的行动[25]。

而垄断资本主义的下一步就是社会主义，没有中间级。伊朗已经具备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些历史条件：坚实的阶级基础：伊朗无产阶级已经成为劳动人口的大多数，雇佣劳动者占劳动人口的半数以上，产业工人规模超过1200万，这些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阶级力量;完备的物质基础：经过40余年的发展，伊朗已经建立了包括钢铁、机械、化工、汽车、核工业、航天工业在内的完整工业体系，工业化水平位居中东前列，具备了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深厚的思想与运动传统：伊朗有着百年的左翼运动历史，因为毗邻苏联，1916年巴库就成了伊朗左翼组织正义党，后于1920年改名为伊朗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伊朗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工人阶级中有着广泛的传播。40余年的神权统治与美国的极限制裁，会让伊朗人民认识到，无论是神权资本主义，还是世俗的依附性资本主义，都无法带来真正的解放与幸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民族的彻底独立与人民的完全解放。

总而言之，霍梅尼革命只有从国际反帝的角度看，具有一定的革命色彩，从国内意义而言，是一场为缓和伊朗阶级矛盾，重塑意识形态的政变。伊朗是一个政治上反动、国际关系上并不中立的半殖民地国家。美伊战争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和一个帝国主义代理人之间的战争。伊朗人民只能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的彻底独立与人民的真正解放。伊朗人民需要的不是一个更为世俗化的资本主义，而是需要建立社会主义。

注释：

[1]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

[2]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3] 《马克思主义与西亚非洲国家发展道路研究》，第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4]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5] 冀开运：《伊朗现代化历程》，第173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6] 冀开运：《伊朗现代化历程》，第110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7] 1995年根据伊朗议会对革命卫队掌握的 “被压迫者和伤残战士基金会” 的报道，该组织生产了全国20%的纺织品 ，40%的不含酒精饮料， 2/3的玻璃制品和很大一部分的瓷砖、化学制品、轮胎和食品。虽然关于基金会的数据比较模糊，但是据估计“这些组织拥有伊朗资产基数的大约20%，约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10%。”

[8] 韩建伟：《解读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基金会组织》

[9] 侯瑞峰、杜林泽：《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

[10] 冀开运：《伊朗现代化历程》，第172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1]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伊朗住房及城市发展情况》，https://ir.mofcom.gov.cn/ylgk/art/2020/art_d83cd69317334270ae3222d67c9396df.html?f_link_type=f_linkinlinenote&flow_extra=eyJpbmxpbmVfZGlzcGxheV9wb3NpdGlvbiI6MCwiZG9jX3Bvc2l0aW9uIjowLCJkb2NfaWQiOiJiMzEyNTYzZTNlMjgzY2Q5LTE4ZWJiMzIyYTI0MzlhOWYifQ%3D%3D

[1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3]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

[14]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

[15]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16] 环球网，2026年1月

[17] 《伊朗发展报告(2017-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7年版，第170页

[18]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

[19]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

[20] 冀开运编：《伊朗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29-130页

[21] 张立明：《伊朗的人口发展状况与人口政策演变》，引自《伊朗发展报告(2015-2016)》，第108页

[22] 睡前消息《伊朗、古巴、委内瑞拉为什么是一家?》，2026年1月11日

[23] 刘岚雨：《关于伊朗十月运动的思考》

[24] 《伊朗发展报告(2017-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70页

[25] https://www.internationaliststandpoint.org/iran-workers-occupy-mahshahr-oil-and-petrochemical-fact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