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西方现代化道路已经封闭，中国与南方国家还能走向哪里？

原编者按：2015年10月10—11日，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由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承办。2018年5月5—6日举办第二届大会。萨米尔·阿明教授应邀出席两届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本文为2015年首届大会发言稿，聚焦全球南方的发展困境与突围路径。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年9月4日—2018年8月12日)，国际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重要奠基人、国际政治经济学专家。生于开罗，逝于巴黎，父亲为埃及人，母亲为法国人。

1957年获巴黎索邦大学经济哲学博士学位。1957—1963年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研究部主任，并担任马里政府计划部顾问;1963—1970年任职于联合国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先后在法国普瓦捷大学、巴黎大学，以及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等高校任教。1970—1980年出任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所所长。1980年起担任第三世界论坛主席，1997年起兼任世界另类实践论坛主席。

阿明一生笔耕不辍，代表作包括：《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1973)、《帝国主义的危机》(1975)、《世界价值规律》(1978)、《去依附》(1986)、《欧洲中心主义》(1988)、《世界一体化的挑战》(2003)、《自由主义病毒》(2007)、《结束资本主义危机还是终结资本主义》(2011)、《全球史：来自南方的视角》(2011)、《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2014)、《人民的春天》(2017);另有两部自传：《一生前望：独立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忆录》(2006)、《全球南方的漫长革命：走向新的反帝国主义国际》(2019)。

【全文共三部分，本文为最后一个部分】

2018年5月8日，北京，萨米尔·阿明(中)与刘健芝(右)、薛翠(左)合影。(王平 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与中国一同遭到西方孤立;这种孤立并非它们的主动选择。在我看来，针对苏俄及后来苏联的冷战，自1917年便已开启，并从未停歇;对中国的遏制与冷战从未终止。苏联的战略智慧，体现在通过支持万隆会议与南方国家的解放斗争，成功打破西方围堵。苏联切实向争取解放的人民提供武器支援，我对此完全认同——这绝非干涉他国内政，而是对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中国更是万隆会议的核心力量，也借此会议冲破了西方的孤立封锁。

那么，万隆会议究竟取得了何等成就，又存在哪些局限?

万隆会议的历史功绩举世瞩目。我们这代人仍清晰记得，非洲曾被所谓“文明欧洲”污蔑为野蛮之地，民众无学可上、无医可治，遭受种植园奴隶制度最残酷的压榨。而如今的非洲，即便各地政权存在种种弊病，已然彻底摆脱了这一绝境。1960年比属刚果(比利时殖民统治时期对刚果的称呼)独立时，全国仅有9人完成中学以上教育，其中6人是神职人员，仅3人为医生与律师。短短30年后，即便在蒙博托这一非洲乃至人类历史上劣迹昭著的独裁政权治下，中学以上学历者已突破百万，规模达到殖民时期的十万倍。由此可见，声称万隆会议毫无建树，纯属荒谬的欺世之谈。

从民族解放斗争的历程来看，万隆时代诞生的各国政府具备充分合法地位。1960年的非洲政权，大多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直接产物。无论是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还是科特迪瓦的博瓦尼——尽管他是亲资本主义的保守派，但其所属的科特迪瓦民主党，本身是民族解放政党。当时南方国家普遍出现的“一党制”，并非人为刻意设计，而是解放斗争中人民高度团结的历史结果，主导政党因承载民族解放使命而具备天然合法地位。这一共同历史境遇，让万隆会议与不结盟运动凝聚起强大力量。在此后约20年间，帝国主义被迫做出妥协、战略收缩。帝国主义并未被彻底击败，却不得不接受谈判，贸易、投资、政治等诸多议题均可摆上桌面协商。

但我们也必须正视万隆会议的历史局限。当时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形成了两种倾向，并非简单的阵营对立，而是以复杂形态在各地并行发展：一派接受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主张，认为民族解放运动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这类资产阶级往往依附帝国主义全球化，本质是买办资产阶级;解放事业应当由人民民主力量主导，这一范畴远超无产阶级，涵盖广大农民群体，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广泛社会阶层。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尚未终结，民族解放胜利后，应由其主导经济发展与经济管理。在埃及，纳赛尔主义者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核心也正是这一问题。我近期整理并出版了上世纪50年代的原始史料，今日的判断均基于这些文献，绝非凭空论断。

我们在万隆时代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而当下的现实是，万隆时代的落幕引发了帝国主义的全面反扑，其典型表现便是西方强制南方国家推行“结构调整”，本质是要求我们接受“新殖民化”，重新屈从于西方支配。这一支配不再是旧式殖民资本的统治，而是当代垄断资本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全面控制。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闭幕式上发言图片来源：新华社

伴随苏联解体、西方资本重新掌控东欧、南方各国的民族大众政权相继倾覆，以及中国在邓小平时期出现转向，到1990年代，几乎所有南方与东方国家都陷入了单一化认知：似乎现代化只有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对我们而言却早已封闭。

欧洲在19世纪得以实现工业化，依托两大历史条件：一是当时工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二是大量失地农民向美洲大规模移民。1500年，欧洲尚未开启大规模海外移民，欧洲人口占全球18%;到1900年，欧洲本土人口加上以美洲为主的海外欧裔，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已升至36%。也就是说，大规模移民使欧洲裔人口的全球占比近乎翻倍。

若今日南方国家照搬同一模式推进现代化，海量亚非农民将被迫失去土地，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五个美洲来安置移民。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对南方国家而言已然彻底封闭。因此，西方要求我们“照搬其发展路径”，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

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关于如何走出这条新路，我简要阐述三点：

第一，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必须制定属于自己的“主权发展计划”，其核心目标是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体系。这一点在规模较大的国家相对更容易实现;对小国而言，则需要与其他国家开展强有力的合作。对于任何缺乏平等谈判的项目与政策，我们都坚决不予接受。我们拒绝“通过自由竞争提升效率”之类的游戏规则，因为这种模式所提高的，不过是支配与剥削的效率，而非我们自主建设未来的效率。主权计划至关重要，因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核心逻辑便是：不应坚持民族国家身份，否则就是民族主义、本国至上、思想狭隘，因此必须全面开放。而所谓“开放”，本质上就是要求我们照搬美国模式。

第二，这一工业体系必须与“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模式”相结合。资本主义农业的逻辑是快速削减农业人口，如前所述，西方之所以能够如此，依靠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与大规模海外移民，而这两个条件在今天均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必须探索另类道路——复兴“农民农业”，而非资本主义大农场农业。农民农业并不意味着排斥市场，而是要建立由参与者公平协商形成的市场机制，让农民能够真正参与定价与议价。市场的另一端固然是城市消费者，但不应仅由二者直接对接，更理想的方式是由政府在农民与消费者之间发挥协调作用。

近几个月，为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我撰写多篇文章专门回顾万隆时代的农业经验。在这一领域，我们积累的正面经验总体有限，但在相当程度上，真正具有积极意义的模式只有两个：中国与越南。由于革命的性质，两国并未将土地彻底私有化并直接分给农民，而是在国家统筹下对土地进行组织化经营。我认为，土地应属于国家所有，农民得以相对公平地获得土地使用权，即便这种分配并非绝对完美、完全均等。

2012年12月8-10日，西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岭南大学(香港)举办“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萨米尔·阿明应邀作主旨发言，时任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担任主持人

两年前我访问中国，与刘健芝、温铁军等学者一道，实地考察了八、九个省份的农村地区，试图理解当代小农农业的实践经验。这些村庄并非样板示范村，也不是供游客参观的“博物馆式村落”，而是真正提升小农生产潜力、充满生活活力的普通村庄。这样的经验，在世界其他地方我们无处可见。

十天前，我在开罗与农民组织举行会议。他们正与资本主义农业模式展开抗争：资本正在迅速剥夺贫农与中农的土地，一方面推动富农扩张并牟利，另一方面则服务于现代农业企业，例如埃及的相关农业集团，本质上是服务欧美市场的国际分包商。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们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方案，因为各国历史条件、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各不相同，但我们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第三点，也是我最后要强调的核心主张：我们必须重建“南南团结”。我所说的不是简单的经贸合作，而是真正的团结，首先是政治团结，并最终走向军事团结，共同抵御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外部侵略与威胁。

当下我们要推进的，绝不止于普通贸易。中国在其中肩负着重大而特殊的使命。作为南方国家中工业能力与生产技术最为先进的国家，中国需要原材料，而我们可以提供。但我们应当构建的，不是单纯的贸易协定，而是以助力南方国家工业化为核心的互利往来。这对中国而言才是更可持续的选择。

时任智利总统阿连德于1972年正式访问联合国总部，并向大会发表讲话图片来源：联合国图片/Saw Lwin

倘若中国试图效仿帝国主义行事，注定会走向失败。因为帝国主义推行霸权只有一种手段：暴力威慑与军事打击。对我而言，提到“9月11日”，首先想到的并不是2001年那起广为人知的袭击美国事件，而是1973年9月11日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在美国策动的政变中遇害的日子。帝国主义的逻辑直白而野蛮：“敢在铜矿贸易等问题上不从，就杀掉你、轰炸你!”

中国不可能、也绝不会依靠这种方式行事。任何幻想中国会打着全球化旗号推行霸权的想法，都必然落空。但如果中国秉持周恩来同志在万隆会议上所倡导的团结精神，与南方国家同心同行，中国必将走向成功，整个南方世界也将与中国一同赢得最终胜利!

谢谢大家。

整理：薛翠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