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 赵丽君：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理论主张与实践经验——访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委员萨米克·拉希里

编者按：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简称印共(马)]是印度左翼政治阵营的重要力量。自1964年成立以来，该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扎根印度现实，在复杂的阶级矛盾与政治格局中探索适合印度国情的社会主义实践路径。其发展历程、理论主张与实践经验，不仅深刻影响着印度国内政治格局，也为观察世界左翼运动提供了重要样本。

作者：林文，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当代理论思潮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赵丽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萨米克·拉希里(1967—)，印度政治家、印共(马)中央委员，现任印共(马)主办的报纸《人民力量报》(Ganashakti)主编。拉希里曾于1996年至2009年间，连续四次当选印度议会下院(人民院)议员。同时，他还曾担任印共(马)西孟加拉邦南24区县委员会书记，主导地方党组织建设与群众动员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南24区县成为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的票仓之一，党员规模从2000年年初的约8000人，增长至2010年的1.2万人，为左翼阵线在邦议会选举中的多次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拉希里目前担任主编的《人民力量报》是西孟加拉邦发行量最大的孟加拉语左翼报纸，日发行量超过25万份，覆盖邦内主要城市与乡镇。

一、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及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

○(林文、赵丽君，下同)萨米克·拉希里同志，您好!能否简要介绍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以及总体现状?贵党目前有多少党员?基层组织覆盖范围如何?

●(萨米克·拉希里，下同)印共(马)于1964年从印度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India,CPI)中分裂出来后成立，其前身印度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分裂的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分歧，主要体现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及对当时印度联邦政府性质的认知上。组建印共(马)的派别坚决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反对“与阶级敌人和平共处”的政策，以及反对在印度社会主义革命路径上的妥协主张。

自成立以来，印共(马)已成为印度多个邦的重要政治力量，其中以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最为突出。除上述三个传统优势邦外，印共(马)还在印度其他多个邦动员了大量民众支持。目前，除喀拉拉邦外，泰米尔纳德邦和拉贾斯坦邦分别有2名、1名印共(马)党员当选印度议会下院议员。在西孟加拉邦，印共(马)领导的左翼阵线政府在1977年至2011年间连续执政。此前在1967年和1969年，印共(马)还曾主导组建过两届联合阵线政府。在喀拉拉邦，印共(马)目前通过组建“左翼民主阵线”这一左翼联盟领导邦政府，该邦也是印共(马)当前规模最大的地方组织所在地。在特里普拉邦，印共(马)领导的左翼阵线也曾长期执政，直至2018年。

截至2024年，印共(马)拥有党员101.9万人。印共(马)始终重视建设结构严密的基层组织网络，其最基础的组织单位是党支部，旨在成为联系当地群众的核心纽带。印共(马)的基层影响很大程度上通过各类群众组织实现，这些组织动员社会各群体参与活动，包括农民、工人、妇女、青年、学生、教师及文化活动家等。根据上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目前正致力于整顿组织，同时反思与基层实际脱节等问题，推动党支部等基层组织更加积极地开展工作，以加强党与群众的基层互动，提升群众动员能力。

○从泰伦加纳农民起义到西孟加拉邦土地改革，印共(马)在推动印度社会主义运动中积累了哪些经验?为什么最终转向议会斗争的策略?

●我们党及其前身(印度共产党)在革命武装斗争与执政期间的土地改革中，都积累了重要经验并吸取了关键教训。

泰伦加纳农民起义(1946年—1951年)是一场反对海德拉巴尼扎姆封建政权压迫的大规模农民武装起义。在印度共产党领导下，这场运动成功动员了大量农民，建立了乡村自治政权，并推行一系列激进变革措施，包括废除强制劳役、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人民起义证明了印度农民(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与无地者)拥有巨大的革命潜力，但起义最终被印度军队镇压。这也暴露了中央政府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以及孤立的武装革命因缺乏全国性革命浪潮支持而存在的局限性。此次挫折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夺权路径。

1967年、1969年，我们党在西孟加拉邦相继组建两届联合阵线政府时，就已经着手推进土地改革。在1977年至2011年左翼阵线政府连续执政的34年间，改革进一步全面展开。印共(马)于1978年启动“佃农登记计划”(Operation Barga)。这是一项由政府主导的非暴力土地改革计划，旨在正式登记佃农身份，赋予他们永久世袭的租佃权，并保障其收成份额。同时，政府还没收超出法定限额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者。此次改革的关键经验是，即便在资产阶级—地主国家框架内，通过利用现有国家机器与议会机制，仍可实现重大进步性社会变革(尤其是土地重新分配与农村贫困人口赋权)。这一实践表明，构建强大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体)并运用国家权力，既能为民众带来切实利益，也能推动运动发展。这一模式成为印共(马)践行社会主义目标的重要实践范本。

印共(马)向以议会与选举政治为主要策略的转型，是一个渐进过程，由多个关键因素推动。印度独立后确立的议会民主制与普选制，为共产党提供了新的路径——通过议会政治构建群众基础、参与治理、影响政府政策。这使印共(马)得以成为重要的反对力量，并最终在邦选举中获胜(1957年首次在喀拉拉邦执政，1967年首次在西孟加拉邦执政，1977年后在西孟加拉邦连续执政)。1957年喀拉拉邦首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证明即便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框架下，仍可组建共产党领导的邦政府。这一实践验证了利用议会制度推行扶贫政策(如土地改革、教育医疗改革)的实际价值，有助于印共(马)巩固群众基础与政治合法性。

1964年印共(马)与印度共产党分裂。策略分歧是导致分裂的重要因素。印度共产党主张与执政的国大党合作，而印共(马)最初持更激进立场，将印度国家定性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但即便如此，印共(马)后来也正式采纳“过渡性斗争路线”，将参与邦政府与议会视为为民众争取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提升群众政治意识、揭露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联合统治局限性的工具。因此，我们将议会策略视为通往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而非唯一路径。其核心目的是积聚政治力量，推动斗争向“人民民主革命”这一战略目标迈进。

○如何评价当前印度左翼运动的状况?印度议会左翼与坚持武装斗争的左翼的关系如何?印共(马)如何看待毛主义者的武装斗争策略?

●当前印度左翼分为两大阵营，二者的命运截然不同。一个阵营是议会左翼，包括印共(马)、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列)及其他小型左翼政党，参与议会民主，参加选举。自2019年大选以来，我们确实面临着全国性衰退。印共(马)仅在喀拉拉邦仍保持关键政治力量(目前领导该邦政府)，但已失去在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的长期选举优势。即便如此，我们仍通过群众组织与立法改革继续开展活动。另一个阵营是武装左翼，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为代表。该组织近几年已被显著削弱。印度政府持续的反叛乱行动、“安全—发展”政策及福利计划，已经大幅压缩其在所谓“红色走廊”的地理影响力。其行动与动员能力已严重受损，目前活动范围仅局限于恰蒂斯加尔邦、贾坎德邦等少数邦的偏远地区。

从整体来看，当前印度现有政治体系与国家机器拥有压倒性的优势。除上述小型武装组织外，所有其他左翼政党均在印度民主框架内合法运作，作为合法政党存在并参与议会政治。武装左翼已失去大量的领土控制权，陷入生存困境，其影响力因安全部队打击与政府向偏远地区的治理扩张而严重受限。它们既反对主流体系，也被主流体系与民众排斥。要知道，共产党人是为人民而斗争的;若与人民脱节，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正是这些武装组织的现状。

议会左翼与武装左翼两者在意识形态与组织层面存在根本敌意与对抗。印共(马)强烈反对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武装斗争策略，谴责其暴力与游击战策略是“左翼冒险主义”。我们认为，真正的革命必须通过长期群众政治路线实现——通过合法、民主、持续的动员，构建强大统一的群众运动。武装左翼“立即发动武装起义”的主张是不具备主客观条件的，因而是错误的，它使自己与其声称代表的工人阶级、农民脱节，引发国家严厉镇压，最终损害革命事业本身。

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及实践经验

○印共(马)如何分析印度当前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种姓制度、土地集中、城乡差距等问题如何加剧这些矛盾?

●我们党对印度当前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分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理论为基础，同时结合印度社会的特殊性。我们党将印度社会定性为“由大资产阶级主导、日益与帝国主义勾结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印度最根本的矛盾，是广大印度人民(包括工人、农民、贫困人口)与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印共(马)认为，印度主要的阶级矛盾是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及劳动群众的剥削。核心矛盾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这一矛盾在当前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进一步加剧，导致失业率上升、工资停滞、劳动非正式化，以及公共部门企业被拆解。我们党强调，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联合统治在解决土地问题上完全失败，无地劳工、贫困农民与富裕地主或资本主义农场主之间的矛盾，仍是印度经济与政治领域的核心矛盾之一。同时，印度统治阶级日益依附于全球金融资本(帝国主义)。这导致另一重矛盾：一方是国家主权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另一方是国际金融资本与大企业主导的政策，两者之间存在根本冲突。

种姓、土地、城乡差距等关键问题并非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而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们会直接强化并复杂化阶级剥削。印度统治阶级未能完成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彻底的土地革命，导致这些前资本主义结构得以存续并蔓延。我们党不将种姓与阶级对立看待，而是认为二者深度交织，导致劳动群众遭受双重压迫。种姓制度是印度前资本主义半封建结构的遗留产物，即便在印度独立78年后，农业劳工、贫困农民、非正式工人等最受剥削的阶级，仍主要由达利特(传统称谓为“贱民”)、落后种姓等社会地位最低下的群体构成。种姓制度为统治阶级服务，它以社会身份分裂了劳动群众，阻碍劳动群众形成阶级斗争所需的团结。印共(马)认为，反对种姓压迫的斗争与“人民民主革命”的斗争密不可分，后者旨在摧毁支撑种姓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即封建与半封建残余。我们党积极参与反种姓斗争(包括争取保留政策的斗争)，同时主张必须将这类斗争与经济赋权的斗争相结合。

土地集中是“未解决的土地问题”的直接体现，也是阶级矛盾的核心表现。少数土地所有者掌握绝大多数农业用地，同时无地农民家庭数量激增，这是阶级不平等的鲜明写照。在当前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印度各邦通过修订《土地持有最高限额法》、为少数富豪强制征地、推行企业化农业等手段，推行实质上的“反向土地改革”，导致农民失去土地、无地化加剧，进而强化了富裕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力量。印共(马)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推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是解放农村贫困人口、打破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核心举措。

城乡差距是统治阶级推行畸形资本主义发展路径的结果。在裙带资本主义的掩护下，新自由主义政策优先支持工业与城市资本积累，而非农业与农村发展。这导致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领域投资不足，同时国家对农民的支持(如价格支持、信贷扶持)被大幅削减。严重的农村危机迫使数百万中小农民与无地劳工变卖资产，加入城市及半城市地区的流动人口大军。这不仅进一步压低了工资水平，还导致城市贫困人口大规模增加与贫民窟问题。城乡鸿沟本质上是农村剩余价值被掠夺并转移至城市，最终养肥了城市大资产阶级与大型金融机构。

○印共(马)如何应对印度人民党等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崛起?如何平衡阶级议题与种姓、宗教等身份政治议题?

●我们党从两个层面打击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一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我们党将印度教民族主义视为“印度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它威胁印度的世俗主义、民主架构与政治多元性。事实已证明，印度人民党的“教派政治”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深度绑定。我们党强调，必须通过持续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反击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人民党的教派主义运动与反世俗议程。二是捍卫世俗主义与公民民主权利。印共(马)将自己定位为世俗主义、民主与联邦制的坚定捍卫者，坚决反对针对宗教少数群体(尤其是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政策与行为，反对破坏“政教分离”宪法原则的举措。例如，人民党政府推动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选民名单特别强化修订”等，这些法律实质上是为“清洗宗教少数群体”服务的。

我们党支持所有世俗力量联合起来在选举中击败人民党，认可国大党等主要世俗反对党的作用。但同时强调，必须保持印共(马)的独立政治身份，不与国大党建立永久同盟——我们党认为国大党与人民党本质上都代表着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利益，只是国大党披着“世俗主义外衣”。我们党的核心策略是：动员工人阶级、农民与受社会压迫群体，共同反对“资本主导的经济政策与教派政治的结合”这一共同敌人。印共(马)呼吁通过围绕民众议题的联合行动来反击教派极化。

关于阶级议题与身份政治的平衡问题，印共(马)的根本立场是：阶级斗争是历史变革的主要驱动力，工人阶级与其他劳动群众是人民民主革命的支柱。但我们必须面对印度的复杂现实——社会分层深深植根于种姓与宗教。我们党认为，它是晚期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产物，是分裂劳动人民的一种现象。它分散了劳动群众的注意力，使其不再关注统治阶级与全球资本的阶级剥削问题。我们党主张，若仅聚焦种姓、宗教、性别等身份议题而忽视阶级议题，这些议题可能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为削弱群众运动的工具。但同时，我们党也承认印度的现实：最受剥削的阶级往往是社会地位最低下的群体——达利特、部落民、落后种姓与少数群体。因此，我们党将反对阶级剥削的斗争与反对种姓、性别、宗教压迫的斗争视为互补关系，主张通过同时推进社会经济诉求与反对各类社会歧视，构建劳动群众的团结。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将提高工人工资、保护土地权利等阶级运动与反对种姓暴行、性别暴力、争取社会正义等社会运动相结合。

我们党已注意到，身份政治(种姓与宗教)的复兴是一个重大隐患，它导致我们党在部分邦的传统选民基础流失。因此，我们党的策略核心是：通过将社会议题融入阶级政治与运动，反击分裂性身份政治，将被种姓政党、宗教政党动员的群众重新吸引到共同平台上来。本质上，印共(马)的目标是通过构建世俗民主力量联合阵线来反击人民党的教派主义，同时将种姓、宗教等身份议题纳入反对统治阶级主导的“资本—教派联盟”的阶级斗争核心纲领中，实现身份议题与阶级议题的统一。

○印共(马)作为印度主要的共产主义政党，在西孟加拉邦连续执政30多年，在喀拉拉邦也长期主导左翼联盟执政，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罕见的共产党通过选举长期执政的案例。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印共(马)能在西孟加拉邦连续执政34年(1977年至2011年)，并在喀拉拉邦持续保持主导地位(目前领导左翼民主阵线执政，与对手轮流掌权)，核心原因在于西孟加拉邦长期执政的基础。左翼民主阵线政府的建立源于独立前就已开始的长期群众运动，这些运动伴随着鲜血、泪水与巨大牺牲;同时，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基是广泛的基层动员、纪律严明的党员队伍和成功推行的关键土地改革与民主改革。执政后，我们党的核心工作是通过“佃农登记计划”向无地农业劳工分配土地，并推动村级地方政府——潘查亚特的民主化，从根本上改变西孟加拉邦农村权力结构。这一标志性计划为佃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租佃权保障，将超出限额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与边缘农民，彻底瓦解了大地主的势力，为我们党赢得了庞大的农村支持基础。我们党通过立法建立“三级村级地方政府体系”，定期举行地方选举——这在印度是开创性举措。左翼民主阵线政府赋予社会各群体此前被剥夺的民主权利。广泛的党员网络是组织覆盖的关键，确保政策有效执行与选举的支持和巩固，尤其在农村核心地区。

印共(马)在喀拉拉邦的主导地位，源于我们党推动社会民主改革的历史作用与领导团结的左翼联盟(左翼民主阵线)的能力。1957年喀拉拉邦首届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就推行了开创性的土地改革与教育改革。喀拉拉邦本就拥有高识字率，共产主义运动成功将这些社会民主成就纳入自身政治纲领。此后每届左翼民主阵线政府均聚焦扩大公共教育与医疗体系、强化必需品公共分配系统、保护工人阶级与工会权利，为普通民众提供切实福利。印共(马)是左翼民主阵线的核心与统一力量，能通过联盟政治维持执政地位(通常与国大党领导的团结民主阵线轮流执政)。

○2011年，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选举失利，结束了在该邦的长期执政。导致选举失利的原因是什么?印共(马)从中吸取了哪些教训?

●2011年西孟加拉邦选举的失利，终结了资本主义世界执政时间最长的民选共产党政府，为印共(马)带来了深刻教训。失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与农村群众的脱节。村级地方政府的成功最终在许多地区演变为劣势，党与群众的联系日益依赖僵化的组织架构，而非直接沟通。二是土地征收政策的灾难性失败。20世纪末，政府试图为大型工业项目[最著名的是欣古尔(Singur)与南迪格拉姆(Nandigram)项目]征收农业用地，这一举措彻底疏远了农民(我们通过“佃农登记计划”建立的核心支持基础)，也引发城市中产阶级不满(他们同情征地受害者)。三是未能回应新兴群体诉求。长期执政期间，我们党未能满足城市中产阶级与受过教育的青年的诉求。政策过度聚焦农村赋权，缺乏推动工业、服务业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导致民众产生经济停滞、就业机会不足的印象(尽管我们党的反对者对此有夸大)。事实上，在左翼民主阵线执政末期，西孟加拉邦的工业增长率在印度各邦中处于领先水平，大量投资涌入核心产业、软件业与服务业。这些事实不容否认，但我们党未能有效向民众宣传这些成就。四是反共产主义力量的联合阴谋。国内外所有反共产主义力量共同策划了推翻左翼民主阵线政府的阴谋。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专程到访加尔各答，向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玛玛塔·班纳吉(Mamata Banerjee)表示“感谢”，因为后者推翻了印共(马)领导的政府。此外，大量印共(马)活动家被玛玛塔·班纳吉领导的国大党暴徒迫害(尤其在西孟加拉邦西部)。主流媒体也散布针对左翼民主阵线政府的虚假谣言。金钱、媒体、国家权力(甚至部分外国机构)共同对左翼民主阵线政府发起攻势，而我们党未能有效挫败这一阴谋。

○“人民民主革命”理论是印共(马)的核心指导思想。这一理论中包含哪些具体目标?

●印共(马)将“人民民主革命”定义为“完成印度民主革命未竟任务”。该革命的具体经济目标围绕三大矛盾展开：反封建(反地主)、反垄断、反帝国主义。一是进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的轴心，旨在从根本上改变印度农村的土地关系，彻底废除所有形式的封建与半封建地主制度。没收地主土地，无偿分配给农业劳工与贫困农民。废除强制劳役、高利贷盘剥等压迫性制度，消除半封建经济剥削。通过为农民提供全面国家支持(包括机构信贷、销售渠道)，推动农业发展，构建坚实的农业基础。二是推动反垄断政策。针对国内大资产阶级(垄断资本)的经济主导地位，采取以下措施：通过适当手段(必要时对资产实施国有化)消除印度垄断集团与大型企业在工业、金融、贸易、服务业等关键领域的控制权;建立多元结构的国民经济，确保公共部门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防止私人资本控制经济命脉;扶持中小型工业、手工业与本土产品，通过组建合作社等形式，强化中小经济体的发展。三是实现反帝国主义目标。聚焦结束外国资本对印度经济的奴役，消除外国垄断资本与帝国主义势力对印度国民经济的掠夺性控制：将所有关键自然资源(矿产、石油、天然气)收归国有，确保资源用于国家发展(需说明的是，我们党认可外国投资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但反对外国资本控制关键领域);制定快速、自主、可持续、均衡的发展战略，减少对外部力量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依赖;将没收国内外非法持有的黑钱与非法财富列为优先任务。本质上，人民民主革命是一个过渡阶段，旨在消除前资本主义残余以及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扭曲现象，为未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物质与政治基础。

○印共(马)如何看待印度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角色?对金砖国家机制持何种立场?

●印共(马)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由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主导，本质上具有压迫性与剥削性，并蕴含着危机。我们党认为，1991年以来印度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包括国有资产私有化、市场开放、全球化)，使印度在经济上依附于外国资本，在政治上从属于西方势力(尤其是在人民党政府执政期间)。此前国大党领导的联邦政府也推行了类似政策，只是程度相对缓和。我们党主张，印度统治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主动推动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路径，往往以牺牲国家主权、加剧对工人阶级与贫困人口的剥削为代价。

印共(马)以积极且谨慎的态度看待金砖国家及“金砖+”机制，将其视为挑战西方主导权的潜在平台。我们党也认可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国家集团的价值，它有潜力挑战七国集团与西方帝国主义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机构的主导权，推动世界多极化。因此，我们党支持印度在金砖国家框架内为构建替代性全球秩序、制衡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作用。印共(马)主张，印度应利用金砖平台维护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利益，积极推动新开发银行、跨境支付机制等金融与贸易替代性机制，这对抵制帝国主义主导的经济秩序至关重要。通过强化世界多极化，金砖国家能帮助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保持一定战略自主性，抵制西方势力实施的单边胁迫措施(如制裁)。但我们党对当前印度政府的“平衡策略”(即在与美国保持密切战略经济联系的同时参与金砖合作)持质疑态度。印度应更充分地利用其在金砖国家中的影响力，推动更坚定地挑战帝国主义利益的议程。具体而言，印度必须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激进关税政策采取坚定立场，并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替代平台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三、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与评价

○印共(马)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年来与中国共产党有哪些交流合作?未来将如何推进这一关系?

●印共(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且复杂的尝试。我们党总体认可中国道路的必要性，认为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离不开现代化的经济基础，中国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的路径具有合理性。我们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认可中国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需要利用市场机制、外国投资与现代技术快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党认为，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中走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克服落后状态，为更平等的社会主义未来奠定基础。与此同时，我们党注意到中国道路推进中出现的新问题，如收入差距、区域与城乡差距扩大等，以及中国共产党打击腐败、保持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必要性。近期召开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已针对这些关键问题作出部署。我们党认为，中国当前的全面发展成就，是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印共(马)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正式的党际关系，主要形式包括代表团互访与经验交流。2025年9月，印共(马)派遣由总书记M.A.巴比(Mariam Alexander Baby)率领的、包含其他政治局成员的高级代表团访华，与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举行会谈。印共(马)希望通过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交流推进自身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目标，同时促进印中两国关系改善。一方面，继续通过对话研究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借鉴适用于印度的经验;另一方面，加强战略沟通，利用与中国共产党的沟通渠道强化联系，推动提升印度在多极世界中的地位，并应对地缘政治挑战。

○您担任主编的《人民力量报》2025年报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世界社会主义论坛，您对该论坛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举办的世界社会主义论坛。该论坛是“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讨论与推广平台，这对打破西方对“现代化”与“民主”的话语垄断具有积极意义。论坛吸引了世界马克思主义学者、共产党领导人与左翼活动家参与，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探索符合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交流平台，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