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就是力量|华人护工阿姨们的街头劳动节

五一劳动节到了。

这个节日诞生于美国芝加哥，但它在美国并不是法定假日。对美国左翼来说，这未必是坏事——正因为不被官方承认，May Day反而可以成为一个属于街头的节日。

今天要讲的，是一群移民工人的故事。四月，纽约唐人街的华人护工们发动了绝食抗议。这场抗议的背后，是一场绵延十余年的斗争;斗争的背后，是唐人街半个世纪前的工运遗产。

Mori是我的朋友，一位在纽约的留学生，也是这场运动的深度参与者。这个故事值得讲述，不只因为这次的工人与我们讲着同一种语言，更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切入美国地方政治的真实锚点。

我们隔着大洋观察美国政治，得到的往往是两种信息：要么是高度语境化的碎片细节，要么是极度宏大的历史判断。对没有切身感受的人来说，两者都像是遥远的连续剧。这场运动提供了另一种观察尺度——台上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客，到底在干什么?工人阶级又如何对地方政治施加实质影响?

马泰与护理工们之间的关系，或许是最值得细读的部分。工人阶级与其政治代言人之间，往往既相互依存，又暗藏张力。这种关系，不止存在于选举政治之中。

注：文中涉及行动现场的配图来自youth against sweatshop

两年前的劳动节，Mori第一次在市政厅门口听到阿姨们唱《团结就是力量》。

那是一个五月的早晨，数十名华人妇女聚集在市府门口，手持横幅，唱起他从小就熟悉的歌。歌词已经不同："向着法西斯蒂开火"，变成了"向着种族歧视开火";歌曲末尾那句"向着新中国"，变成了"向着新生活"。

Mori当时以纪录片学生的身份出现在现场，还没有完全理解他眼前发生的事情。这首歌在国内的语境里，更多与军训和集体纪律联系在一起。而在这里，这首诞生于抗战烽火当中的歌曲回到了群众运动当中。

在纽约曼哈顿的街头，这群中老年移民妇女用它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终结每天24小时的工作制。歌词改动的背后有一层更深的意思："种族歧视"在阿姨们的话语体系里，指向的不是个体层面的言语冒犯，而是整个种族资本主义结构中的系统性压迫，其中甚至包括那些同为华裔、却充当资本代理人的社区精英。至于"新生活"这个措辞，Mori后来才慢慢体会到它的分量：对于身在异乡的这批移民来说，民族国家的解放想象早已失效，她们争取的，是一种更素朴也更切实的未来。

这首被改写的歌，是一个切口。它通向的，是一场持续了十年的劳工运动，以及唐人街内部深埋已久的权力结构。

从制衣工到护理员

要理解今天纽约唐人街的护理工运动，需要把时间往前推半个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曼哈顿唐人街，是美国华人左翼运动最活跃的地带之一。反对种族歧视的招聘制度、反对越战、反对主流工会对非白人工人的系统性排斥，各种形式的草根组织——社区自办食堂、诊所和巡逻队在这片街区生长。与同时代的“黑豹党”一样，这些运动撑起了一片属于少数族裔的替代性空间。

彼时唐人街最主要的产业是制衣。现在的居民与办公楼，在当初有许多都布满了纺织车间，层高偏高，方便安放缝纫机。大量华裔女工在这里从事手工劳动，以计件方式拿钱，几乎没有任何劳动保护。1982年，一场由约两万名制衣女工发起的大罢工震动了整个纽约，她们走上街头，要求国际女服车衣工会(ILGWU)的合同得到切实执行。这是唐人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劳工行动，也是亚裔移民女性在美国集体亮相于劳工史的关键时刻。

就在这股运动浪潮中，1979年，华人职工会(Chinese Staff and Workers' Association，CSWA)在唐人街成立。作为美国最早的工人中心之一，职工会从一开始就与工会有着本质区别：工会的核心功能是在特定行业代表工人与雇主谈判合同;而工人中心的视野更广，它关注整个移民社区的政治生态，把工人的生活需求整体性地纳入视野。

这一差异决定了华人职工会在此后几十年间，始终保持着一种超越单一工作场所的政治主体性，也是理解"No More 24"运动何以能走到今天的关键。

2001年，世贸中心倒塌。这场灾难对唐人街的冲击是双重的：物理层面上，整个下曼哈顿区域的商业生态长期低迷;结构层面上，全球轻工业加速向东南亚和拉丁美洲转移，唐人街的制衣业就此衰落。许多在车间里工作了几十年的华裔女工，不得不另谋生计。她们中的大多数，流入了一个门槛低、薪资低、管理混乱的行业：家庭护理。

被蛀空的休息时间

按照纽约州现行法律，家庭护理工每完成一个24小时轮班，雇主只需支付13个小时的工资。理论依据是：这24小时里，护理工有8小时的"休息时间"，其中5小时是"不被打断的睡眠"，另外3小时是用餐时间。

但她们照顾的，往往就是那些完全无法自理的重症患者或高龄老人，有人完全无法行动，有人视力严重受损，有人每隔两小时就需要翻身。家庭护理工的日常工作包括为病人翻身、喂食、清洁、陪同就医、清扫房间、准备餐食。在这样的强度下，所谓的"休息"几乎是被悬置的大多数护理员阿姨只能在病人家里的沙发上断续小睡，或者根本无法入睡。

一个24小时班之后，往往是另一个24小时班。有些护理工一上工就要在别人家待上三天。最极端的情况，Mori曾听说有人连续工作一百二十小时，五天，不回家，睡在陌生人家的沙发上。

身体的代价积累得很慢，直到有一天突然变得无法承受。腰椎间盘突出、腕管综合征、面部肌肉痉挛，是最常见的职业病。视力下降、长期失眠、抑郁症，也并不罕见。甚至有人因长期高强度劳作患上心脏病。

不仅是身体。许多护理员阿姨自己也有孩子、有家庭。出门工作三天，家里发生了什么，她们不知道;孩子的功课怎么样，她们顾不上。Mori在运动中听到过这样的故事：一位护理员阿姨出门做了三天的24小时工，回家才发现丈夫把家里的钱赌光了。赌场专门从移民聚居区开通班车，几乎是定向捕猎。整个移民社区的困境，与24小时工作制咬合在一起。

从结构上来说，为什么是这些人、在这座城市、承受这样的制度?护理工中大量华裔、拉丁裔移民妇女，语言不通、证件受限、社会资本匮乏，处于劳动力市场最脆弱的位置。

她们不是偶然落在那里的。

纪录片拍不下的东西

Mori第一次走进唐人街，是为了找拍摄素材。

朋友告诉他，在美华人博物馆(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MOCA)门口每周有几天都有示威，上午11点到下午1点，风雨无阻。他去了，带着摄影机，开始记录。

要理解那场示威，需要一些背景知识。

唐人街Canal Street沿线，有一个叫做诸宝承(Jonathan Chu)的人。他是当地一个三代相传的地产家族的传人，持有银行、多处商铺和大量出租物业，是整个区域最有影响力的私人地产所有者之一。多年来，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把唐人街改造成更高端的消费区，以提升名下物业的租金价值。

2021年疫情期间，金丰大酒楼关闭。这家餐厅是整个唐人街最后一家工会化的餐厅，工人由318餐馆工人工会代理。鼎盛时期，金丰每周接待约一万人次，是名副其实的社区中心，周边小商铺依赖这股人流维持生意，华人移民社区里的红白喜事、年节宴席，许多都在此举办。金丰与诸宝承的租约尚未到期，但合同条款对房东极为有利——餐厅一直承担着地税上涨的部分，诸宝承也从餐馆盈利中持续抽取分红。疫情成为借口，诸宝承最终将金丰逐出。几年后，原址被瑞士高端家居品牌Vitra接手，改造成了一个邀请制的艺术家居空间，工薪阶层根本进不去。

与此同时，诸宝承担任联席主席的在美华人博物馆，在2019年前后接受了纽约市35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购置永久馆址。这笔资金在公开记录上与前市长白思豪推动在唐人街兴建高层新监狱的"社区回馈"方案相捆绑。此外，博物馆馆长同时还担任华策会(Chinese-American Planning Council，CPC)护理部门的执行董事会成员，华策会是纽约最大的护理机构，也是"No More 24"运动的主要抗议对象之一。这些华人精英，虽然平时分属博物馆、护理机构、地产公司等不同机构，但彼此之间在人员、资金和政治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于华人职工会和周边社区组织来说，这几条线汇聚成一个清晰的图景：唐人街的整体政治，并不是一家餐馆和一家博物馆那么简单。答案在整个街区的权力结构里，不止于某一个工作场所。工人中心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拒绝"工人vs老板"这个过于狭窄的框架：你只与自己的直接雇主对抗，就永远触及不了真正的根源。

慢慢理解这些之后，Mori留了下来。十分钟的纪录片讲不清楚这些，他知道自己需要真正参与组织工作。于是他放下摄影机，成为一名组织者。

踏足政治

在许多纽约本地人的第一印象里，中老年亚裔妇女并不是会积极参政的族群。如果她们在街头为某位议员拉票，要么是被收买，要么是被利用;在左翼内部，也有另一种迷思：参与选举政治，意味着被收编进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两种判断，都遮蔽了护理员阿姨们行动逻辑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护理员阿姨们与市议员马泰(Christopher Marte)的关系，建立于一次街头相遇。马泰在竞选期间路过一场护理工示威，自发加入队伍声援。他的母亲和一位长辈都曾在家庭护理行业工作过，他对这件事有直接的个人体会。两边从此建立合作：马泰在市议会内部推动立法，护理员阿姨们在他需要时走出去为他拉票，挨家挨户敲门，在投票站外向选民介绍他的政纲，在初选请愿签名阶段创下了据称是纽约史上该程序收集签名最多的记录。在投票当天，那些站在投票站外的中老年华人工人阶级妇女，比当时人山人海的马卓然(Zohran Mamdani)助选队伍还要更显眼地主导着本选区的票站。

美国主流左翼的选举政治，长期陷在一种“代理人失控”的困境里。DSA是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他们的选举政治逻辑通常是：基层成员为候选人做大量基层工作，将其送进办公室，然后发现自己对其毫无约束力。护理工们的逻辑则不同：她们始终保持独立的街头存在，每周在华策会总部门口有示威线，在联合犹太理事会(United Jewish Council，另一家以西裔护理工为主要雇员的大型护理机构)门口也有示威线，持续施压。对护理工们来说，马泰只是撬动制度的杠杆之一。

当有其他市议员来找马泰，希望他"管管"这些在外面示威的护理员阿姨时，马泰的回答始终是：这些人我管不了，她们支持我是因为我支持她们，如果哪天我不支持她们，她们同样会把我骂进去。

更重要的是，护理工有意识地推着盟友把更多的诉求写进纲领。马泰不只是No More 24法案的发起人，同时也是华埠工作组土改方案(Chinatown Working Group Plan)的坚定支持者。这份规划限制了下东城和唐人街新建筑的层高上限，并规定新开发住房中可负担单元的最低比例。这里的“可负担”参照的是当地工人阶级社区的实际收入水平，而非纽约市通行标准。护理工们联合其他工人组织，共同推动一个三合一的政治纲领：终结24小时工作制、反对逼迁、推动全民医保。这个组合不只是政策清单，它是一种将更多议员绑定的策略，支持者被拉进来，反对者则成为被公开攻击的靶子。

今年三月初的关键时刻，马泰不希望与新任市长马卓然形成正面对抗，对于在市政厅发起静坐，他最初是抵触的。但护理工们不为所动：如果为了维护议会内部的政治和谐而撤回街头压力，整场运动将失去它唯一真实的推力。静坐还是发生了。护理工们的决心，反而给了马泰更充足的底气在议会内部推动法案——街头的压力，是他手中最有力的筹码。

拉锯

"No More 24"运动已经持续了整整十年。法案经历了多次提交与搁置，今年一月以Intro 303的名称由马泰重新提交，内容明确：家庭护理工每次轮班不得超过12小时，每周总工时不超过56小时。

第一重阻力来自更早的历史。前市议长欧德斯(Adrienne Adams)在整个任期内始终阻止这项法案进入投票程序，援引的理由是家庭护理属于州级劳工事务，市级无权立法，尽管24小时工作制实际上只存在于纽约市，其他地区早已普遍实行两班制。SEIU1199当时也反对法案，认为强制分班会限制工人选择加班的权利。多年来护理工们持续攻击欧德斯的立场，致使她的名声在多个社会运动议题上严重受损，以至于在上届市长选举中，她作为现任议长竟毫无竞争力。离任后，她成为州长霍楚尔(Kathy Hochul)的竞选搭档。

第二重阻力来自马卓然。马卓然在竞选市长期间曾明确承诺支持废除24小时工作制，在担任州议员时甚至联署过类似的州级法案。但就任之后，他在幕后展开干预，阻止法案按原定内容付诸表决。根据多名知情人士向媒体披露的信息，马卓然受到法律援助协会(Legal Aid Society)的游说，主张将法案修改为"工人可自愿选择24小时班"，而非直接禁止，一旦如此，法案的核心便被掏空。市政消费者与工人保护局(DCWP)虽无权阻止法案提交，但可以出具意见，市长办公室通过这一审查程序持续拖延。

法律援助协会诉诸法律框架：纽约州医保现行报销规则是按24小时单位授权护理，若城市立法强制推行两班制，而州级报销机制未作相应调整，护理机构将无法为两名工人的12小时班各自向保险公司报销，重度残障患者可能面临护理中断的风险。代表纽约市政府雇员的DC 37工会，其主任亨利·加里多(Henry Garrido)同样公开反对，提出类似的财政与法律协调论点。

对马卓然市长来说，绝食抗议并不陌生。五年前，就在同一个市政厅外，时任州议员的马卓然曾与出租车司机们一同绝食。而这一次，那位曾与工人并肩战斗的年轻政治人物，始终未与绝食的护理员阿姨正面会面。抗议现场屡屡出现的标语写着："马市长，兑现你的承诺。"

第三重阻力来自州长霍楚尔。据运动组织者反馈，霍楚尔与护理机构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利益往来——她曾向华策会提供数千万美元的专项资金，双方关系密切。有知情人士向媒体披露，她一直在幕后向市议长朱曼宁(Julie Menin)施压，要求在法案付诸表决前将其撤回。她的威胁具体而直接：若纽约市通过Intro 303，她将在州预算谈判中削减对纽约市的拨款。这是一张掀翻桌子的牌。

护理工们对这些反对意见并非毫无回应。她们指出，Intro 303已给出一年过渡期，供各方协调资金和排班安排;此外，目前已有许多较小规模的护理机构主动废除24小时制、转用两班制，并未出现行业崩溃或医保危机，说明法案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特定机构利益的话术。

更根本的质疑是：一个连续工作超过二十小时、在陌生人家沙发上断续小睡的护理员阿姨，能够提供多好的护理质量?患者保护的论据，本身就是建立在对护理工剥削的默认之上的。

绝食

三月初，法案看似稳步推进，朱曼宁原本计划在3月26日的市议会表决日将Intro 303付诸投票。但就在3月17日，法案被突然从议程中撤出，来自马卓然、DC37工会和法律援助协会的最后一刻施压。次日，约百名护理工聚集在市政厅外发起静坐，要求朱曼宁兑现承诺。朱曼宁随后表示将把投票推迟至四月，但四月七日的提交截止日期再度落空。

4月16日，十五名年迈的护理工宣布开始绝食抗议，扎营于市政厅铁门外。红色头巾，毯子，以及春寒中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由于许多绝食者本身患有糖尿病、高血压或癌症，志愿医护人员每天为她们提供健康监测，以确保她们的身体状况能够支撑继续下去。

Mori负责在各大学校园里流传联署公开信，向市长和议长办公室施压，“关注校园外的斗争”这一主张反响热烈——NYU、哥伦比亚、CUNY等高校的学生与教师组织相继公开表态，也纷纷来到市府前声援护理工人们的斗争。与此同时，联合国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了请愿信，要求正视这一侵犯基本人权的问题;纽约DSA的皇后区、曼哈顿下城、布鲁克林等多个支部通过决议支持Intro 303，DSA全国政治委员会的成员Sid也来到现场发表演说向议长市长要求立马提交法案。

DSA内部随之产生了裂痕。了解情况的基层成员大多支持法案，道理并不复杂：没有人应该工作24小时。但据DSA内部的一些基层成员称，由于纽约市DSA的领导层与现任政客保持着更直接的政治关系，他们一直在回避就此进行内部表决。当一次内部投票最终通过了支持Intro 303的决议之后，据说领导层随即在决议文本上添加修正案，使决议实质失效。整个绝食期间，DSA的基层成员与领导层之间的张力公开化，部分成员直接谴责马卓然，这位由DSA背书当选的市长，在这场关乎移民女工基本权益的战斗中缺席。

对于这些角力，Mori态度坦然："打派仗是正常的，派系博弈是常态，但还是希望他们最后确实有实质行动出来。"

绝食的政治意涵从来不在于用阿姨们的身体极限制造压力。这场绝食要做的，是逼着原本分散的各方表态，把这个问题从移民社区的内部议题推进整个城市的视野。

4月22日，护理工们与朱曼宁完成谈判，后者承诺于5月14日前将法案提交表决。次日，绝食宣告暂停。5月1日，劳动节，一场更大规模的集会将在市政厅门口举行，继续推进三个纲领支柱。护理工们已经宣布：如果在5月15日之前仍有任何形式的拖延，将发起第二次绝食。而这一次，马泰本人也将加入绝食队伍。

“新生活”

那首歌里的"新生活"，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对于在美国生活的这批离散移民来说，民族国家的解放想象早已失效。"新中国"被悄悄替换——这个词在她们的处境里已经说不通了。她们中许多人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移民而来，那个曾经承诺给她们未来的国家符号，早已与她们在异乡沙发上的碎片化睡眠渐行渐远。"新生活"更模糊，也更诚实：它的内容还没有被填写完毕，每一次走上街头，每一次迫使政客兑现承诺，才慢慢有了一点轮廓。

十年，无数次被拦截，无数次重新来过。那些站在市政厅门口的阿姨们，她们不是第一次这样站着，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而那首歌，仍然在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