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西译文系列II关于苏联政治领导层哲学—历史责任问题的研究：米·安·苏斯洛夫时期

当代俄罗斯社会—人文学思想中，最具现实意义的哲学—历史问题之一，是如何确定所谓“改革”时期苏联若干政治领导代表人物的个人责任程度。已经可以确认，正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以及苏联最高政治领导层中若干其他代表人物的行动，导致了20世纪下半叶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及其极其沉重的后果;然而，关于其社会—历史责任的最终判定，迄今仍未获得明确而终局性的解决。

研究者承认，确定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之交直接造成苏联和社会主义共同体崩溃的主要责任者之哲学—历史责任程度，具有特殊重要性。正是这种崩溃，生成了该地区大部分当代国内政治与对外政治问题。与此同时，还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那些允许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以及若干未来的祖国背叛者在党和苏维埃国家中占据领导职位的人，其哲学—历史责任程度究竟应如何界定。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苏联党和国家等级结构中，米·安·苏斯洛夫占有“特殊地位”[19，第187页]。他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1952—1953年、1955—1982年)、苏共中央书记(1947—198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届至第十届代表(第一届为1941年补选)、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自1954年起)、两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并获五枚列宁勋章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高勋章。

迄今为止，关于米·安·苏斯洛夫及其活动的学术性与通俗性研究仍然相对有限;然而，他曾在长达十七年以上的时间里，事实上充当“苏联执政党苏共中的第二号人物”[19，第186页]，并创下担任苏共中央书记时间最长的纪录，即约三十五年。论及米·安·苏斯洛夫的作者包括尤·弗·阿克休京、德·阿·叶尔马科夫、帕·米·卡特尔、罗·阿·梅德韦杰夫、谢·彼得罗夫、谢·阿·鲁扎诺夫、叶·尤·斯皮岑、列·尼·苏马罗科夫、弗·福尔图纳托夫以及其他若干研究者。

米·安·苏斯洛夫于1982年1月25日去世。自这一日期至所谓“加速”和“改革”进程开始，仅相隔三年有余;而正是这些进程，最终导致20世纪下半叶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并造成党、国家、“超国家”结构、社会组织及其他机构的混乱化与毁灭，其中包括华沙条约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苏联、苏共以及国外大多数兄弟党、全联盟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等。本文将考察这位党的第二号人物对于那些在其生前即已出现的负面过程之结果所应承担的责任程度。当然，问题并不在于要求米·安·苏斯洛夫对1988—1991年苏联及其盟国所发生的一切承担某种形式责任，包括法律责任;问题在于，能否确定他对于这一时期所发生之事所负有的哲学—历史责任程度。之所以有理由提出米·安·苏斯洛夫哲学—历史责任程度问题，至少是因为他的影响、他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其生命最后十七年中的作用，是极其重大的。正因如此，他被敌对者称作“灰衣主教”“苏联的波别多诺斯采夫”等，并非偶然。

那些带有偏见并对米·安·苏斯洛夫生活与活动持敌意态度的“研究者”(例如罗·阿·梅德韦杰夫、德·阿·叶尔马科夫)，以及他的政治反对者，在其著作中顽固坚持一种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并完全带有主观色彩的断言，即米·安·苏斯洛夫“避免承担过多的个人责任”(这一可疑的修饰语姑且留给作者本人承担)[15，第4页]。在论述这位“灰衣主教”的著作中，例如[15，第100页]，可以读到这样的说法：米·安·苏斯洛夫似乎把“主要责任负担”[15，第108页]转嫁给他人;又似乎把“自身意见和个人责任隐藏在无可争辩的权威背后”[15，第127页]，等等。可以说，下述判断是米·安·苏斯洛夫政治反对者的典型看法：“他似乎最害怕的，正是个人责任。”

能否把伊·阿·伊林关于布尔什维克由于坚持某种教义而具有“责任感缺失”[15，第230页]的说法，作为证明米·安·苏斯洛夫试图逃避责任这一论点的论据之一?我们认为，不能。一个曾经担任若干重要领导职务，随后又在多年中系统地、经常性地在政治局会议上代替苏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工作的人，并没有逃避责任，而是在承担责任。

总体而言，这类研究者几乎完全以灰色和黑色笔触书写米·安·苏斯洛夫的形象。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例如其女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列·尼·苏马罗科夫回忆录中呈现出的米·安·苏斯洛夫形象。在那里，米·安·苏斯洛夫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持续承担着对党、国家和人民命运之沉重责任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工作。他受过极为良好的教育，学识广博，并总是努力把极少的自由时间用于阅读。米·安·苏斯洛夫也是一位优秀的家庭成员，他彬彬有礼、待人友善、生活中毫无奢求，朴素近乎苦行。今天，人们已广泛知道，米·安·苏斯洛夫经常把稿费以及其他额外收入交入党费基金和苏维埃基金;出国旅行或出差后剩余的外汇，他也总是如数交还。米·安·苏斯洛夫居住在国家别墅中，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私人别墅。

研究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晚期历史的史学家，以及许多回忆录作者，常常指出，早在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初，若干因素已经清楚显现;这些因素后来在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夺取权力之后，被用于对社会主义共同体及其核心——苏联——进行后续“拆解”和消灭。这些因素无例外地表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即经济、政治、社会和精神领域。当然，“首席意识形态家”确实拥有一定潜力，能够解决一部分正在产生并日益恶化的问题;但他并无能力对那些波及苏联社会各个生活领域的负面进程产生决定性的积极影响。

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之交展开于社会经济领域的负面进程中，米·安·苏斯洛夫能够施加建设性影响的可能性很可能相对有限。众所周知，在我国，社会经济领域的关键决策通常由苏共中央总书记作出;而在作出这些决策时，一般会考虑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党组织代表、苏共中央行业部门、苏联部长会议、各共和国部长会议以及许多其他相关方面的意见。经济互助委员会其他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作出决策的方式，也几乎与此类似。

苏维埃国家及其盟国的经济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之交已经明显开始恶化。经济不良状态的信号，尤其表现在经互会国家对西方债权人的债务急剧增长、许多消费品短缺等方面。能够推动经济向前跃进的意识形态保障并不存在。然而，采取具体经济整顿措施，原则上并不属于“首席意识形态家”的直接和直接管辖责任范围。不诚实的研究者指责米·安·苏斯洛夫坚持“不能在意识形态上节省资金”[15，第187页]。我们认为，米·安·苏斯洛夫的这句话是正确的。晚期苏联及其盟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实际上处于严重“经费不足”的状态。很可能，除其他原因之外，不合理的节约倾向阻碍了意识形态的发展、更新和广泛传播，促成了其保守化与退化。意识形态停滞，又使苏联和社会主义中欧的社会经济衰退以及随后崩溃进一步逼近。

任何一位党内“职能人员”，即便他意识到某一步骤所必然产生的后果，也几乎不可能阻止中亚地区那场持续九年多悲剧的开始。1980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一致批准了政治局1979年12月12日的决定。即便最高级别的党务工作人员，如果不同意向这个此前友好的中亚国家出兵，其话语也很难在军事政治决策中起决定作用;例如，对于那项最重要但也极为悲剧性的直接武装干预阿富汗事务的决定而言，情况正是如此。如今我们已经知道，是列·伊·勃列日涅夫、尤·弗·安德罗波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安·安·葛罗米柯坚持作出了这一决定;即便那些已经预见其有害后果的权力代表，也没有勇气同他们公开而正式地争论。

文献中有说法称，正是负责1979年12月“行动”在世界范围内信息保障工作的米·安·苏斯洛夫，提出秘密出兵。这只造成了额外的负面效应。苏方关于出兵是应阿富汗政府请求而进行的声明，是在哈·阿明被清除的消息传出之后才发出的;对国外许多人而言，这种说明缺乏说服力。此后，没有任何人因错误评估邻国以及该地区整体社会意识状态、社会政治形势，并因错误预估大部分国际社会反应而承担责任。所谓“反宣传”保障工作几乎完全失败，不仅在国外失败，在国内同样失败。西方对1980年莫斯科第二十二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信息抵制，也未被克服;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官方代表团并未参加这届运动会。

我国掉入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其在莫斯科的秘密代理人以及其他人员准备的“阿富汗陷阱”之后，在一年半以上的时间里，未能有效应对本应首先得到回应的事件，即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反苏危机。

我国最恶毒的敌人之一勃兰特先生，曾受到克里姆林宫轻信接待。他写道：“1981年，我问勃列日涅夫，他如何看待雅鲁泽尔斯基以及波兰局势。他先指了指那个可怜兮兮、令人恐惧的‘党的枢机主教’米·安·苏斯洛夫。后者简直气得发抖，因为他不得不前往即将召开的波兰党代会。在那里，他没有能够施加任何明显影响。不久之后，他去世了。”[6，第476页] 当然，一个憎恨我国的人，即使在顺带提及时，也不可能不诋毁我国领导人之一。事实上，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1981年7月14日至20日)确实没有带来走出危机和稳定局势的结果。但是，米·安·苏斯洛夫属于那些在该次党代会之后继续寻找危机解决路径，并且对危机解决有所促进的人。

苏联意识形态工作者没有及时尝试同在波兰占支配地位的精神—意识形态组织，即罗马天主教会的新任最高代表人物，建立哪怕某种程度的关系;同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基督教社会团体，以及那些尚未完全受西方情报机关控制的非正式工会领导人，也没有建立必要联系。

米·安·苏斯洛夫拥有同罗马天主教会直接互动的丰富经验。即便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立陶宛，米·安·苏斯洛夫也理解教会在信众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因而“并未同教会发生公开对抗”[15，第86页]。很可能，苏联意识形态工作者在1979年6月初约翰·保罗二世(卡·沃伊蒂瓦)访问波兰人民共和国时，已经错失了同罗马天主教会达成至少最低限度相互理解的现实机会。

尽管如此，米·安·苏斯洛夫仍属于那些虽迟到很久、几乎迟到不可允许，但最终仍对波兰人民共和国事件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人。他是促成波兰爱国者、我国友人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四次全会上当选第一书记的苏联领导人之一(1981年10月16日至18日)。这一几乎理想而又极具责任性的决定，是在极其严峻的时间压力条件下找到的。公认的是，波兰在最后一刻得以获救，主要归功于这位爱国将军雅鲁泽尔斯基;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他情报机构准备的武装叛乱即将开始。1981年12月12日至13日夜间，西方的破坏性计划被挫败;然而，未来证明，这种挫败并非永久性的，而只是暂时的。

因此，提出关于米·安·苏斯洛夫对于未能阻止苏联及其盟国社会意识中若干负面进程所负社会—历史责任程度的哲学问题，是合乎规律的。这些进程在其生前已经开始，或者更准确地说，已经由西方及其在社会主义共同体内部的代理人启动，并在其去世后不久急剧强化。在一系列文化—意识形态、信息—心理以及其他因素出现方面，米·安·苏斯洛夫是否应当承担自己的一份社会—历史责任?这些因素对社会意识产生了消极而破坏性的影响。

作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和“首席意识形态家”，米·安·苏斯洛夫无疑本来能够并且应当积极影响，促使那些在党和国家机关相当部分“集体意识”、苏联社会意识以及苏联盟国社会意识中不断加速发展的破坏性进程停止并被根除。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所谓“精英”相当部分的意识中，例如城市知识界上层特别是首都知识界上层的意识中，这些进程已经非常明显。然而，米·安·苏斯洛夫未能阻止社会意识整体以及相当部分精英“集体意识”发展中负面倾向的“旋转加速”;他更未能切实制止这些倾向，并提出某种真正能够与之抗衡的东西。

也许，作为社会责任主体[9;10]，米·安·苏斯洛夫低估了社会和国家所面临威胁的尖锐性，尤其低估了权力“上层梯队”所面临的威胁。这些威胁来自西方情报机构，也来自受其豢养的、公开和秘密参与针对我国及其盟国开展意识形态、信息—心理和经济战争的人员;其中包括在社会主义共同体国家内部工作的公开和秘密西方代理人。

众所周知，在推行所谓“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政策的条件下，西方消费社会、所谓“普遍福利”以及神话化“人权与自由堡垒”的耀眼橱窗，呈现在普通苏联电视观众、电影观众、图文书刊读者眼前。是谁、为何允许这一点发生，我们没有答案。对苏联社会意识的影响是综合性的。许多进入大规模院线放映或电视播出的西方影片，成功作用于苏联社会心理，俘获了观众大众的想象力;苏联电视关于西方生活的节目或个别片段，其画面序列，包括背景，也令人震惊。西方制造的工业品和食品，成为我国许多男女同胞的欲望对象。

臭名昭著的西方“电台声音”，尽管遭到可怜而无力的干扰尝试，仍然成为我国许多公民的信息来源。在这些电波中，各种最尖锐、最现实的问题被“公开”“不偏不倚”“自由”而生动地讨论，其中包括由著名流亡者讨论;而这些问题，国内大众传媒、社会和政治活动家、文化、科学、教育工作者却不得不回避。西方广播电台迅速报道重要新闻和真实消息，其中包括关于苏联国内事件的消息;而我国当局很可能出于惯性，常常试图把这些消息对居民隐瞒，却并不成功。西方“生活方式”的外在表象被不断宣传。在苏联被禁止或不受欢迎的音乐也在这些电台上播放，而这对一部分青年尤其具有吸引力。西方电台还朗读那些在苏联被禁止的文学和政论作品;而它们被禁止的原因，今天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几乎无法理解。

许多受米·安·苏斯洛夫及其机关控制的苏联意识形态、科学、教育和文化机构，以及大众传媒，在新的条件下仿佛手脚被捆绑，迅速失去权威，并常常在我国社会相当大部分人眼中，尤其是在其精英眼中，使自己名誉扫地。来自西方的负面破坏性组织影响和信息—心理影响，并未受到米·安·苏斯洛夫及其下属的应有反击，也未受到其他被授权职务人员及相关部门的应有反击。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对社会和国家构成的极端危险性，也被低估了;其中许多人今天可以被称为祖国叛徒。以米·安·苏斯洛夫为首的苏联意识形态工作者，必须为以下事实承担责任：在已经变化的条件下，他们没有找到有效手段，抵御西方宣传工具、从外部和内部发动的信息—心理战争对我国社会意识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中介化的负面影响，其中包括通过某些“地下出版物”渠道产生的影响。

而正如谢·阿·鲁扎诺夫所指出的，米·安·苏斯洛夫对意识形态发展的贡献“极其有限。除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看相当抽象且颇为可疑的‘发达社会主义’或‘现实社会主义’这一术语之外，米·安·苏斯洛夫始终未能为进一步发展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提出任何原创性思想。更进一步说，在米·安·苏斯洛夫时期，无论对社会科学而言，还是对整个国家而言，都出现了有害的社会政治生活教条化和停滞”[19，第186页]。这位当代研究者指出：“一切在意识形态部门看来具有争议性和‘不方便’的问题，或者被简单沉默处理，或者被抹平处理;这不可避免地促成了国家执政党权威的下降，并滋生了社会犬儒主义和双重道德……正是这类‘失败’和‘历史空白’，在改革年代被那些破坏性力量积极利用;它们通过抹黑国家和党的历史，最终导致苏维埃社会政治制度以及苏联本身的名誉败坏和崩溃。”[19，第186—187页]

对于戈尔巴乔夫及其同谋在1985年即已掌权这一事实，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层的个人责任程度究竟如何[2;3]?今天已经毫无疑问，米·安·苏斯洛夫正是那些在哲学—历史意义上应对我们的祖国承担责任的人之一。米·安·苏斯洛夫没有阻止一个极其危险的内部敌人、未来国家掘墓人的迅速仕途飞升。众所周知，早在米·安·苏斯洛夫生前，1978年11月27日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就已被选为中央书记;1979年11月，戈尔巴乔夫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10月21日，则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华沙条约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和苏维埃国家面对挑战时未能作出准备，米·安·苏斯洛夫对此是否负有一定责任[24]?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他要对所有在相当长时期内不断加速并最终导致灾难的国内政治[14;20]、对外政治、社会经济[1;18;22]、社会文化[12;13;16]、信息传播[8;11;17;18]、宗教和宗教—族群[21]、生态[4;5;7]、道德伦理[21;22;23]、社会人口以及其他挑战缺乏充分应对承担直接责任。然而，我们认为，如果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至70年代初即已“凝固”的官方意识形态模型以及党和国家机关运作模型，能够得到持续的积极发展，那么成功回应这些挑战的可能性本来会更大。也许，如果过时的意识形态模型和党—国家机关运作模型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不断得到创造性和建设性更新，苏联以及若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化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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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京·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汉诺夫俄罗斯经济大学历史与哲学教研室高级讲师。